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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纽约时报该用为什么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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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美记者签证被拒 习近平称要自身找原因

纽约时报 | 回应习近平

《纽约时报》、彭博新闻社等西方新闻机构在为它们驻华记者的签证问题焦虑。这些机构自知它们做了一些中国无法接受的报道,它们把记者续签在华签证遇到的困难主动与那些报道联系起来。《纽约时报》13日发表社评,宣称它“从不打算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变更自己的报道”。

《纽约时报》在全球新闻界的传统影响力不言而喻,它的社评传递出其确信自己是西方顶级舆论平台之一的那份骄傲。它有两个意思很明确:一是它连对美国政府都不客气,中国政府应接受它对中国的做法。二是《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和关注严肃而诚实,有益于中国,是中国理应得到的。

西方媒体与非西方国家的冲突时有发生,就在最近,CNN主动宣布将中止在俄罗斯播送新闻,原因是俄罗斯针对外国媒体的法律发生变化。在这类摩擦中,西方新闻机构通常宣扬自己“普世”价值观和职业精神的高尚,它们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忠诚以及它们对各自机构利益的特殊追求被藏了起来。

美国的国家体制与中国不同,《纽约时报》可以不在乎美国政府的感受,但它不会不在乎美国大多数人的感受。即使对美国政府,《纽约时报》与它的合作也大于两者的冲突。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是《纽约时报》必须恪守的边界。

但《纽约时报》不会有在重大问题上配合中国政府开展工作的愿望,它的报道时常与中国国家利益对立。它不该为它的有些报道和评论让大多数中国人都挺反感而觉得惊讶。

此外,《纽约时报》还会高度在意其报社的利益,这个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的贴近度,也一定会高于同中国国家利益的贴近度。对所有这一切,我们大体认为是“正常的”,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它们,是想提醒《纽约时报》,它不要真把自己看得那么普世、高尚,它应当知道自己的先天局限和弱点,只有这样它才会在与中国政府发生分歧时,有反思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的兴趣。

世界在变化,一个机构敢于在这个时代遇任何冲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需要做任何调整,这样的态度越来越不值得夸耀。《纽约时报》实际在把自己“决不改变”的口号当成要求中国为它而变的指令,这样的口号本身总是令人激动,但以这种方式在现代的世界上行事,不碰壁才是奇怪的。

中国在加快改革,如今一些西方媒体试图直接干预中国政治进程,为中国设置议题,影响中国注意力和做事的方向,至少它们一些举动在客观上是这样的。这超出了外国媒体在中国所应扮演的角色。

作为媒体同行,我们还是希望《纽约时报》记者能在中国继续工作的,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多比少好,这是中国社会、大概也是中国政府的认识。当有哪些西方记者发现自己跑到了这个认识的圈子之外时,他们除了问中国政府,也需从自己的角度问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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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时报回应习近平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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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以前为彭博新闻社(BloombergNews)记者,现在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新闻,今天上午,他在短短的 Twitter 文中表达了很多东西:

“我爱我的新东家! http://t.co/74ISe2huJl 《纽约时报》不会因为中国的压力改变报道。回应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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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的是本周四上午,《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政府控制外国媒体的做法,发表的一篇态度强硬的社论 。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公开声明,似在警告外国新闻机构,如果还想继续在中国运作,就应该减少对负面新闻的报道。

这篇社评写道,“时报从不打算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变更自己的报道——不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有信誉的新闻机构都会这样做。”

我向评论版编辑安德鲁·罗森塔尔(Andrew Rosenthal)打听,这篇社评是怎么出台的,尤其是考虑到它可能对时报产生的影响。该报已经在记者签证续签上遇到了麻烦,其利润前景上佳的中文网站也遭到了屏蔽。

他周四说,其实“很简单”,与时报出版人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的一席谈话导致了这篇文章的诞生。

“昨天阿瑟和我谈到此事,认为写篇社评似乎是正确的做法,”罗森塔尔说。“习近平的言辞是如此不屑一顾,有力地体现了像中国这样的政府是怎样处理事务的,我们应该有所回应。改变我们的报道,来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不是我们会考虑的做法。”

读者肯·达格森(Ken Dargenson)本周四致信给我,说他在这篇社论中,看到了一些迹象,似乎新闻和评论两个部门的利益不恰当地搅合在了一起。“时报是不是有些地方已经变了,比如现在的董事会真的会指示要报道哪些新闻,不报道哪些吗?”他写道。

罗森塔尔告诉我,这方面没有变化;董事会没有管控新闻采集的方针。这篇社论“不是指示,只是阐述我们所认为真实的观点,”他说。“在发布这篇关于中国的评论之前,我知会过迪恩·巴奎(Dean Baquet),因为它评论的是新闻报道。这样做并无不妥。他没有参与这篇社评的写作。”(此外,应该指出,时报的新闻、评论和商业工作全部直接向苏兹贝格汇报。)

另外,国际新闻主编周看(Joseph Kahn)本周四告诉《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埃里克·威尔伯(Erik Wemple),从某种意义上说,时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有“一点点像人质”,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的岗位,因为担心接替自己的同事无法在中国境内工作。很多时报记者,包括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一直无法获得签证。此外,中国已经屏蔽了时报的中文网站,那本来可能是一个重大营收来源。

威尔伯说,时报在中国的报道很犀利,对“超级富豪”以及“该政权针对彭博社的有效审查”的报道就是如此。2012年,时报的大卫·巴博萨(David Barboza)对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庭财富进行了详细报道,并为此赢得了普利策奖。时报还报道了彭博新闻社为了继续其商业运营,似乎努力让中国政府息怒的情况;彭博社2012年对中国进行揭底式报道之后,其网站也遭到了屏蔽。

在Twitter上,有人提出另一种反对意见——时报并不总是强硬地挑战其本国政府。纳森·富勒(Nathan Fuller)写道:

《纽约时报》的社评忘记了,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窃听事件的新闻迟迟不发表。我的回应: http://t.co/yqdcGbkENe

时报在这方面并非完美无瑕,的确如此;我已经写在 这里 了。但是,这篇社论再次展现出它报道五角大楼文件案时的勇气,以及近期发表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泄露信息的勇气,值得欢迎。

时报社论撰稿人布伦特·斯台普斯(Brent Staples)本周三上午提到了这一点,他在 Twitter 上贴出了那篇社评的链接,并援引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鼓舞人心的字句,来说明他想要时报以怎样的方式报道新闻:

不畏惧,无偏私:我们《纽约时报》评论部对习近平的回应。 http://t.co/lC151Iggvq

时报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坎坷,这篇评论也不会使其变得平缓。但传达这些信息仍然是正确的。
翻译:土土

纽约时报中文网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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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高瑜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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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高瑜

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笔会将11月15日定为“狱中作家日”。今年,该组织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仍身陷囹圄的德国之声记者高瑜身上。

“她的身体状况还好吧。当然她本身年级大了嘛。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美尼尔这些病”,高瑜的律师尚宝军向德国之声介绍了她的最新近况。律师上一次见到高瑜,是10月31日。

虽然看守所让高瑜服用了一些药品,但她的身体仍在逐渐虚弱。尚律师说:“和她之前的照片比起来,她确实是瘦了很多。看上去瘦了至少有20斤左右。”

尚律师的当事人高瑜是中国最敢于发言的记者之一。她在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会毫不留情面。网上流传的一个高瑜在纽约接受采访的视频中,她说:“现在的中国就是当代的纳粹再加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两者相加的这样一个敌人。”对中国政体的严厉批评已经让高瑜两度入狱,第三次则是从2014年4月24日开始。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高瑜非法将“中央机密文件”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某境外网站”,该网站将文件进行了全文刊登,引发多家网站转载。

到目前为止,还不明确清楚中国官方所指的是哪份机密文件。有消息人士推测称,这份文件很有可能就是有“9号文件”之称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份俗称是“7不讲”的文件列举了当今共产党所面临的威胁,并要求党员在意识形态上应该立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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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和林彪之女林豆豆

高瑜在中新社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由于该社是中国宣传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瑜和最高领导层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她的友人,民主活动人士王军涛在一次声援高瑜的研讨会上透露,高瑜和中共高官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以及邓小平的女儿邓毛毛都有密切的联系。王军涛表示,邓毛毛甚至曾考虑让高瑜撰写评论邓小平的文章。

正因为高瑜和共产党高层的“红二代”有着很好的联系,所以她才能够致力于为党内改革派人士在海外发声。高瑜也是德国之声的记者,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时政的评论和报道性文章。她今年4月底被捕前在德国之声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份名为“党性vs人性”评论的上篇。其中揭露了当今中国最高领导层政治斗争的历史背景,并表示:“被邓打倒的胡耀邦和被他镇压的89民运,虽然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却昭示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被逼认罪

现年70岁的高瑜被拘捕后,在没有经过法庭审理的情况下,中国中央电视台5月8日在新闻中播出了她忏悔认罪的录像。高瑜在录像中表示:“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的事,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

但高瑜的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向德国之声表示,高瑜随后向律师强调在央视视频中的“认罪”并不是发自内心。当时“认罪”是因为要保护儿子。警方以儿子对其进行威胁,所以她被迫认罪。德国之声在之前的报道中曾获悉,高瑜之子赵萌与高瑜同于4月24日被警方带走,大约一个月后,赵萌获准回家。

国际支持

德国之声台长林堡(Peter Limbourg):“高瑜有权利要求获得公正和符合法治国家原则的审理程序。”

德国之声台长林堡(Peter Limbourg)也就中国当局对待高瑜的方式提出批评。他表示:“让她以一个认罪伏法的犯罪分子形象出现在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是在侮辱人格。”林堡强调,他对这位多年来为德国之声工作的女记者的命运深表忧虑,并声称会利用一切可能,与中国政治层交涉促使释放高瑜。

在国际的层面上,对高瑜支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国际笔会成员,土耳其知名女作家沙法克(Elif Shafak)在“狱中作家日”当天公开了一封写给高瑜的信。其中写道:“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你言语中的诚实、正直和力量以及你超凡的勇气已经越过了中国国境,触及我心……我想让你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人都知道你遭受了怎样的不公正待遇和磨难。”

但这样的表态和支持对于高瑜来说,也最多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她现在正在等待随时有可能开始的法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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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少华:喜欢讨论,厌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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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理论网昨日刊文《围攻〈辽宁日报〉为哪般?》,再次触动了我对于《辽宁日报》公开信风波的表达欲望。

《辽宁日报》公开信,尽管其结论有轻率归纳的逻辑错误,其文中用语,对于其所诉求的对象群体——教师,还是尽量保持尊重的态度。这是我当时没有直接针对《辽报》直接发表观点的一个原因。此外,虽然有学者对其新闻操作的规范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提出批评,但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对新闻媒体报道、批评的议题、范围与对象则倾向于更开放、自由的态度:教师怎么不能被批评?——如果你也允许教师回应批评的话。

这样,无论《辽宁日报》背后有什么,批评与对批评的回应,至少形式上构成平等的讨论——尤其在传播渠道已不再被官方媒体垄断的新媒体时代。

然而,求是理论网昨日刊文《围攻〈辽宁日报〉为哪般?》就不一样了。它恰恰是不允许对批评予以回应。它把分别在中国一南一北的两位高校老师(贺卫方、郭建斌)对《辽宁日报》公开信的回应,称作是“轮番炮轰、联手围攻”。文中还使用了同类较多的斗争性语汇,如“恼怒成羞的挣扎”“各怀鬼胎”等形象贬损用语,充满了久违了的斗争气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自会辨明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语言。中国人在几十年政治生活中培养了从语言中体察风气和风向的直觉,不能不有所忧心。

这是这篇文章使我感到厌恶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真的毒化和恶化了在社会公共讨论领域的空气。让人有今夕不知何夕之感。实际上,这篇力撑《辽报》文章也一扫《辽报》文章在措词用语上的“约束”,把对老师的那点尊重也完全放弃了。在一定程度上“坐实”了人们对《辽报》公开信的警惕和不寒而栗之感。

如果说,《辽宁日报》的针对高校老师的公开信并不应当看作“褫夺大学教师的批判权”的话;那么,求是理论网的这篇文章则可以看作是试图剥夺大学教师对批评的“回应权”。一个不允许“回应”的批评是什么呢?那就是“批判”——不是《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那样哲学意义上的批判,而只是文/革中的“大批判”。

“媒体监督高校何错之有?”这是求是理论网这篇文章的质问。我也认为没错。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如果媒体没有应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去监督腐败,就不能监督高校老师言论了——尽管在什么更值得媒体监督这一点上,我们的价值排序不同。但是,媒体拥有监督的权利并不意味着监督对象没有回应权和反批评权。否则,这样的监督权就是一种比任何权力都更加专横的霸权。

这篇文章还有一些危言耸听的语言,如:“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事是失去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而高校的今天就是社会的明天。”

那么,我们当今的社会真有这么危险吗?这涉及到对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评价。

在我看来,尽管当代中国由于高速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协调,社会矛盾突出。但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国家更富裕了,人民更富裕。不仅如此,在精神领域,这个国家的人民更自由、更开放,也更放松了。在这个意义上,“高校的今天”,正是“社会的今天”的反映而已。人们更放松、更多元,自然也就会有一些杂音。社会中存在问题在,存在批评,高校中就会同样存在问题也存在批评。你不能完全消除社会的问题,也就不能完全消除高校教师中对社会问题的批评。至于个别教师因自己的个人不顺利而在课堂上发社会和国家的牢骚,这样的事,社会中也不能免,而高校学生恰恰是有辨别和辩驳的能力的群体。

所以回头说到,把一个本来可能是个别的、至少是分散存在的现象,给予普遍化、集中化的处理,这正是《辽宁日报》“新闻策划”(也可能是在新闻学界颇有争议的“策划新闻”)的做法。这种做法,具有更多的主观判断的因素,它既需要有更为扎实可靠的方法,也需要更对批评的效果承担更为公正、公平的伦理责任。《京华时报》指责“农夫山泉”的水有问题,“农夫山泉”还有权利开发布会回应呢。《辽宁日报》向整个中国高校教师喊话,个别教师怎么就不能回应了?高校教师对《辽宁日报》的回应,主要还是技术性的,即着眼于“方法”的专业标准。以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郭建斌教授的那篇博客文章最为典型。像这样的回应,也被求是理论网文章《围攻〈辽宁日报〉为哪般?》归为“极力污蔑并炮轰《辽宁日报》”,是非常没有道理的。这只能说明,在那位作者的心中,只有斗争,而没有平等讨论。

那篇文章最后说,“面对贺卫方、郭建斌们毫无道理、各怀鬼胎的围攻,为《辽宁日报》助威,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其中“助威”一词低于这个时代的水平。这也可见,在这位作者看来,公共议题的争议不可能是有理有据的平和探讨,而只能是“打群架”。

无论是《辽宁日报》的公开信也好,还是这篇为《辽宁日报》站脚助威的文章也好,之所以使我厌恶,是因为,对不起,我厌恶斗争了。中国人民在自身经历过几十年前那种从精神到肉体的斗争之后,厌恶斗争了。人心厌斗。这正是这篇和这类文章在当代中国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很不明白那些文章的作者们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

在当代中国,在这样一个更为开放、多元,人民的精神生活更为放松的时代,真的需要“斗争”吗?你回去问问你的家人——他们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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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各种迹象显示——党国喉舌正逐渐失去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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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erSmall前几天,出了一个“《辽宁日报》事件”——该报发了篇重磅社论,严厉批评全国各大高校的教师在课堂上抹黑咱们党国。

  结合此事以及最近一两年来发生的系列事件,俺给大伙儿分析一下——“伟光正”已经逐渐失去了天朝的舆论阵地。这是朝廷统治基础被严重削弱的征兆之一。

★喉舌们反复强调“三个自信”——充分说明“朝廷极度不自信”

  首先来聊一下大名鼎鼎的“三个自信”。自从习二逼(“习 big big”,简称“习二逼”)上台之后,官方喉舌屡次提及“三个自信”。何谓“三个自信”捏?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任何一个头脑稍微灵光的网友,都应该明白一点——【真正自信】的人,往往不屑于强调自己的自信。如果某个家伙总是把“我很自信”挂在嘴边,恰恰说明此人其实很不自信。

  类似的道理,还可以举出很多——

  真正的好人,往往不会反复强调“自己是好人”。如果某人反复唠叨说自己是好人,其动机反而显得可疑。对吧?

  真正的慈善家,往往不会大张旗鼓地标榜自己搞慈善。而那些大肆宣扬自己搞慈善的人(比如陈光标),多半是以慈善作为手段,来达到其它目的。

  因此,朝廷越是强调“三个自信”,就越是说明——朝廷在道路方面,理论方面,制度方面,其实都极度不自信。就拿“道路”来说吧,当今世上,还有多少国家在坚持“马列主义道路”?仅仅剩下5个(真的是“屈指可数”),分别是:天朝、北朝鲜、古巴、越南、老挝。这其中的“北朝鲜、古巴、老挝”都是经济状况糟糕、人权状况恶劣的奇葩。就这样一种局面,你说朝廷在“道路”方面很自信?或许只有傻逼才信。

★《辽宁日报》事件和“七不讲”——折射出“党国失去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

  接下来说说《辽宁日报》事件。

◇《辽宁日报》事件

  上星期,《辽宁日报》发了那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此文的截图在“这里”)。文中指出:

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这是个别,还是普遍?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 80% 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此文一出,引发网上热议。尤其是很多自由派/民主派的网民,对《辽宁日报》进行猛烈批评。不过捏,俺要稍微唱一下反调。个人觉得:这篇报道透露了一个大好消息 :)

  要知道,《辽宁日报》是辽宁省的“党报”。也就是说,“官方喉舌”自己承认——【全国范围的高校】,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普遍的抨击党国的现象。(五毛们请注意,这可是党国喉舌自己承认滴,不是俺凭空抹黑造谣哦)

◇七不讲

  光凭“《辽宁日报》事件”,或许你还看不出问题有多严重。俺再来聊聊“七不讲”。

  朝廷关于“七不讲”的禁令,是在去年(2013)曝光滴。所谓的“七不讲”包括如下七条:

1. 不能讲普世价值
2. 不能讲新闻自由
3. 不能讲公民社会
4. 不能讲公民权利
5. 不能讲党的历史错误
6. 不能讲权贵资产阶级
7. 不能讲司法独立

  这七条刚曝光的时候,还有不少网民怀疑这个“七不讲”可能是恶搞(因为实在太荒诞了)。结果没过多久,又出笼了“中办9号文”和“教育部16条”。“中办9号文”的全称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教育部16条”的全称是《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这两份文件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去年的博文《每周转载:关于朝廷近期舆论和习近平的嘴脸》。

  上述这俩玩意儿跟“七不讲”遥相呼应,你不得不相信“七不讲”是真事儿。也就是说,至少在2013年,朝廷就意识到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失控了。

  如果把“2013年的禁令”和今年(2014)《辽宁日报》的社论结合起来看,咱们可以发现:即便有了如此严厉的禁令,但是高校教师还是热衷于在课堂上拿党国来开涮。这说明失控的程度之严重——连朝廷的禁令也不管用啦。

◇高校的政治课程,还有人信吗?

  俺也读过大学,虽然学的是理工类专业,但也上了不少政治思想课(比如“邓选”之类)。上这些政治课的时候,即使老师照本宣科,依然能从他/她的神态表情中看出,老师自己就不信这一套。如果碰到那种喜欢“离题开讲”的老师,那就更不用说啦——讲的全是不和谐的内容。而且越不和谐,下面的同学们听得越 high :)
  列位看官,不妨想想你曾经上过的政治课(包括中学和大学)。你觉得你们的政治老师【真心相信】马列理论吗?如果连政治老师自己都不信,他/她还能尽心尽力地去说服自己的学生相信吗?

★周小平事件——或许“真理部已经放弃对自由派施加影响”

  上个月,“周带鱼”迅速串红,引来大量网友的围观嘲笑。俺还专门整理了一篇很长的博文《每周转载:党国红人周小平惨遭围观——网友称:请不要辜负这个傻逼》。
  即使是水平很一般的网友,估计也意识到周小平的文章非常烂。那么,朝廷为啥要花大力气去捧红这样一个烂人?网上有三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观点1——真理部给习包子下套

  此观点认为:捧红周带鱼是真理部(中宣部)的策划,而不是习近平的主意。真理部跟习近平有矛盾,通过此举来恶心他。

  (持这种观点的网民,很多曾经是习包子的粉丝)

◇观点2——朝中无人

  此观点认为:朝廷找不到像样的自干五。只好拿周带鱼这种货色来充数。

◇观点3——朝廷调整了施加影响的对象(受众)

  此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之后,朝廷已经【无法】对自由派/民主派的网民进行洗脑。因此,朝廷退而求其次,把忽悠的对象局限于底层民众。而周小平那种“简单粗暴型”的忽悠,比较适合用来对付底层民众。

◇俺对“观点1”的看法

  虽然俺同意“真理部跟习包子不合”这一说法(参见俺之前的博文《党国喉舌反遭多次封杀,朝廷高层权斗日渐激烈》)。但是,有很多迹象和细节都表面,周小平是习包子要力捧的。

  比如今年的这次“文艺座谈会”,是习包子策划已久,精心准备的。而周小平和花千芳又是此次座谈会的亮点。

  比如朝廷各大喉舌连篇累牍地发表周小平的吹捧文章,长达一个月。如果真的是中宣部在下套,习包子怎么可能连续一个月都没察觉,没采取反制措施?

◇俺对“观点2”的看法

  朝廷里面再怎么缺人,也不至于缺到要周小平这种低级货来充数。网上有不少自干五,文章写得比周小平更严谨,更有欺骗性。朝廷为啥不去包装那些人,非要去包装周小平?

◇俺对“观点3”的看法

  上述三个观点都仅仅是猜测,无法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吹捧周小平,导致很多习近平的粉丝极度失望(尤其是知识分子)。而原先就讨厌习包子的网民,则更加嘲笑党国高层的愚蠢(《每周转载:党国红人周小平惨遭围观——网友称:请不要辜负这个傻逼》一文,列举了大量网民的嘲讽)

  习近平不可能太傻(否则也爬不到这么高),他“力捧周小平”必定有所企图。因此,俺比较倾向于观点3——朝廷已经放弃对“自由派/民主派”的忽悠,把精力集中用来忽悠底层的民众。

  何谓“底层的民众”?这里“底层”不是指经济层面,而是指“思维层面”——那些轻易被周小平忽悠的人,其思维能力显然是不咋地。

★广电总局重拳频出——体现出“党国在广电媒体的舆论阵地被架空”

◇广电总局为啥要打压网络视频?

  今年以来,广电总局出台了 N 多的行政命令,企图打压互联网电视(尤其是“网络机顶盒”)。这里面既有政治层面的因素,也有商业层面的因素。本文只谈“政治因素”。

◇“电视”和“网络视频”的本质差异

  在咱们天朝,电视机是在80年代开始普及的,而网络是在2000年之后才广泛普及的。大部分的70后、80后、90后,都是看着 CCTV 和新闻联播长大的。俺也是。

  一直到大约十年前,电视机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传媒(没有之一)。由于缺乏替代的媒介(主要是缺乏替代的“视频源”),民众只能看电视。而“电视”是一种被动的信息传播方式——你唯一能选择的只有“电视频道”。比方说,你家的电视机只能收30个频道,那么你能做的选择只有“30选1”。可以这么说,“电视”是一种【可选择性很少】的媒介。

  但是电视的这个特点,反而非常有利于真理部的洗脑。因为电视的“可选择性少”,真理部可以通过对电视节目的精心安排,来对你进行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灌输”(“灌输”是洗脑的常用手段之一)。最典型的一种强制灌输,就是每晚7点统一放“新闻联播”,强迫你看。

  但是最近10年,电视机的主导地位被颠覆了。为啥捏?最根本性的变化是——网络宽带的普及。宽带普及之后,网络成了另一个视频来源,也就成了电视机的替代品。

  很多同学有一个巨大的误解——把“视频网站”等同于“电视频道”。其实两者有本质差异。对于某个电视频道,同一个瞬间只能放一个节目;而对于某个视频网站,同一个瞬间,可以同时输出成千上万的视频流媒体。因此,面对“网络视频”,民众具有几乎是无穷大的选择机会。民众的选择机会越多,朝廷就越难进行“灌输式洗脑”。

  另外还要考虑到一点:有越来越多的网民学会翻墙。他们不光看国内视频网站,还会翻墙去看国外的视频网站(YouTube 之类)。对国外的视频网站,朝廷根本就无法进行政治审查。对这类网民,朝廷就没办法再利用视频媒介来进行“灌输式洗脑”。

◇广电总局能得逞吗?

  估计有同学会问:广电总局靠行政命令来打压互联网电视,能得手吗?

  答案很显然——不能!

  相比传统的电视,网络视频具有如此多的优点和便捷性。当某个网民已经爱上了“网络视频”这种模式,就再也无法回到“电视”的怀抱。哪怕广电总局再怎么折腾,也没办法改变这个趋势。套用咱们天朝政治课本上的说法——网络视频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如果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生产力将颠覆生产关系。

  顺便说一下:GFW 也是一种“反生产力”的玩意儿,迟早也会被颠覆掉。大伙儿拭目以待。

◇小结

  今后还是会有不少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继续选择“电视”这个媒介。就如同现在还是有人在听电台(比如出租车司机)。但是“电视”这个信息媒介,已经把“老大”的宝座让位给互联网了(而且是永久性的让位)。

  今后,真理部依然可以操纵国内电视台,用电视节目进行“灌输式洗脑”。可惜,电视的受众越来越少了,这个舆论阵地逐渐被互联网架空了。

★习二逼的“819讲话”——印证了“朝廷对互联网舆论的失控”

  在上个月的博文《谈革命[8]:对“非暴力革命”的种种【误解】》中,已经提到过二逼在去年(2013)的819讲话(讲话的全文可参见“这里”)。今天俺再重提一次。

  在那次讲话中,习二逼特别强调了互联网的重要性。以下是二逼原话的摘录(粗体是俺标注滴):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同志讲,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
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我国网民有近6亿人,手机网民有4.6亿多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3亿多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做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再难也要做。

  请注意,这是习二逼在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的讲话。如果互联网舆论没有足够的危险性,二逼有必要这样吓唬与会官员吗?

  很显然,对伟光正而言,互联网舆论已经逐渐失控。

★对“悲观的自由派网友”的补充说明

  (本来捏,写到这里,本文就该收尾了。不过俺想起了最近几年和某些读者在网上的交流,于是补了这一节)

  有些自由派/民主派的网民,会觉得俺太乐观。因为在他们看来,周围还有大量被洗脑的民众。他们不相信朝廷会这么快就丧失舆论阵地。

  针对这类网友,下面是俺的分析。

  首先,俺承认确实有很多人被洗脑。关于“反洗脑”的文章,俺在博客上也写了很多。但是在这里,俺要谈另外一个概念——【舆论宣传的有效受众】。

  在之前的多篇博文中(《谈革命》系列,《如何用互联网进行“反洗脑”和“政治启蒙”》),专门分析过何谓【沉默的大多数】。

  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成熟民主国家),都有这样一个群体,俺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此处借用了王小波的标题)。这个群体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是麻木不仁的。在咱们天朝,这个群体的比例尤其高。如果天朝发生政治变革,这个群体既不是变革的动力,也不是阻力——他们只是麻木的旁观者。如果有一天,共产党面临倒台的危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首先想的是“如何自保”,不会有人站出来捍卫中共滴。不妨想想当年苏共崩盘的时候,有哪个屁民站出来捍卫苏共吗?

  所以,政治变革是否成功,无需考虑“沉默的大多数”。需要重点争取的,是另外一些人,俺称之为“喧嚣的一小撮”。这些人和“沉默的大多数”是相反的。他们更关心公共事务(不仅是政治事务,也包括其它事务)、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是政治观点,也包括其它观点)、更敢于挑战权威(不仅是政治权威,也包括其它权威)、也更愿意折腾(比如折腾翻墙)。

  当政治变革发生时,那些愿意挺身而出的,愿意冒风险去抗争的,往往都是“喧嚣的一小撮”。而恰恰是对这样一个群体,朝廷逐渐失去了舆论方面的影响力。道理很简单——就靠周小平之流那么拙劣忽悠术,能蒙得了这个群体的人吗?朝廷越是力捧周小平之流,就越让这个群体的人反感。

  另一方面,虽然朝廷仍然对很多脑残具有影响力,但是这些影响力【不足以】让这些脑残冒风险去捍卫中共政权。(关于这点,俺有空再专门写一篇分析)

  在如今这个局面下,当“喧嚣的一小撮”比例变得越来越大,政治诉求变得越来越强;那么,朝廷的统治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所以俺在本文开头说了——(近期的一系列事件)是党的统治基础被严重削弱的迹象之一。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如何用互联网进行“反洗脑”和“政治启蒙”——分享若干个人经验
谈革命(系列)
聊聊洗脑和脑残——分析“脑残的起源”和“脑残的觉醒”
朝廷为何落入“塔西佗陷阱”?
每周转载:关于朝廷近期舆论和习近平的嘴脸
每周转载:党国红人周小平惨遭围观——网友称:请不要辜负这个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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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图辑:今夜旺角不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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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博谈网

旺角占领区的日间 清理障碍物 ,演变成 彻夜冲突。 警方昨声称协助执达吏清理旺角障碍物,却“偷步”派出4,000警力清场。警方更首次使用 新式武器 施放催泪剂,致使旺角多处地方陷入混乱,多人受伤。 截至昨晚八时警方共拘捕80人 。

01
入夜,警方开始拘捕封锁线内示威者, 再有两名示威者被捕 ,在场的梁国雄议员亦被带上警车。 警方继续粗暴将示威者推往弥敦道及朗豪坊方向。警方警告现场人士正进行非法集会,要求散去。(学联脸书)

02
22:09,旺角砵兰山东街十字路口

03
警察指在朗豪坊对出行人路上集结的人士是参与非法集会,警察组成人链将示威者向雅兰中心方向推,不少人跌倒。( 《苹果日报》摄影记者何家达)

04
旺角。警方于约晚间七时半出动催泪喷射器,驱赶反包围市民。

05
警方出动胡椒喷雾驱赶示威者(苹果日报图片)

06
警方出动了警犬压场。警员带着警犬在登打士街附近巡逻戒备,其间警犬不停向示威者方向猛吠。(学民思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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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山东街一带,示威者和警方对峙。深夜近三时,警方出动红旗警棍等驱赶。

08
旺角现场警方装备:具有进攻性的“战术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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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法者对一位老者(民选代议士)凶神恶煞。2014年香港的写照。( 学民思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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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伯戴上头盔,站在旺角。“我家人不支持我来,怕我有事。但我想说,我这副老骨头无所谓啦。我今天来就是给他们抓的!我的诉求好简单,就是香港要有民主同公义。” (图片来自摄影师Martin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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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方驱离人群以后,“女长毛”雷玉莲手持黄伞以及“我要真普选”标语,侍立于砵兰街警方防线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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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救护被催泪剂射中者。 当催泪剂接触到皮肤时,可立即使人感到辛辣、刺痛、灼痛、发痒,并出现红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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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血染的眼罩。学民女义工表示,警方于前线扯开眼罩及口罩,近距离喷射胡椒喷雾,并且遭实心警棍狂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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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华尔街日报记者Isabella Steger被警察推撞。 香港记协:自从占领运动发生以来,前线警员对已表明身份的新闻工作者使用武力,之前已造成至少25名记者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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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人士头破血流,右为便衣。

16
旺角街上留下市民急救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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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现场:山东街与弥敦道交界的对峙现场,有示威者持自制木盾牌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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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butter cookies盒 盾牌也可以抵挡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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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专访:新西兰记者采访香港“清旺”遭三警殴至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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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亚洲电视台记者王宁星期三早上在香港旺角弥敦道占领区警方清理障碍物现场进行拍摄时,突遭三名警察从后袭击,被按倒在地殴打丶脚踢,导致腿部流血,背部及胳膊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救治。王宁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警察涉嫌滥用暴力,将追究法律责任。

新西兰亚洲电视台记者王宁周三在旺角占领区拍摄弥敦道清场行动时,被警察要求从一高台障碍物上越过离开,王宁表示太高及负重无法逾越,突遭三名警察袭击,将他按到在地殴打丶脚踢,导致他膝盖流血,后背及胳膊受伤。王宁在广华医院就医时告诉本台记者,他在全世界各地采访,从未被警方滥用暴力殴打,对香港警方的行为表示愤怒,会循法律途径追究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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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伤结果表明王宁被殴打致伤(忻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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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务处的身体检查表格上清楚写明原因是“被assault by police”(被警方殴打)。(忻霖拍摄)

王宁:“我在弥敦道拍摄他们清场,遇到一个木头做的路障,比半个人还要高,他们要我从那上边跳过去,那时候我拿着一个比较大的摄像机,我说我过不去,这个是狗才能过去呢。等我说完这个话警察就对我又推又打,我就要倒,我就喊不要打我,我说他们也不管,却用更大的力量把我推倒,我就仰面朝天倒了,这期间我用摄像机一直在拍他们。我倒了之后旁边的警察过来把我按倒,不让我动,还用大皮鞋来踢我的脚,后来他们来了一个警官把我扶起来,就发现我的膝盖在流血,我后背丶胳膊很痛。我就跟在场的警官说我要报警,警察对我这么粗暴我不知道为什么,抗议者这么和平为什么你们连喊带叫,到处推打别人?警察还说我打他了,我就说你这是公开撒谎,我右手拿着摄像机,而且我背对着你,我怎么打你?我打你干嘛?后来有警官对我道歉,他姓李,是旺角警署的副署长。警察给了我一张单子,上面写着‘被警方殴打’,我要把这个单子传到新西兰记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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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殴打事件向王宁道歉的旺角警署一名李姓副署长。(忻霖拍摄)

记者按照王宁提供的李警官的号码致电多次,但无人接听。而旺角警署的值班人员要记者找当值警官查询:“我给你我们当值警官的电话,你打去问他。”但她提供的号码却一直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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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驱赶的留守者举起写有诉求的牌子抗议(忻霖拍摄)

王宁还表示,占领事件大大改变他对香港警察的观感:“我在全世界采访,在美国丶澳洲丶新西兰丶新加坡丶日本我都有采访,没有见过警察对记者这样暴力的。没有预料到,在香港做新闻采访,这个地方的警察不管你是记者还是什么他们好像是发疯一样,他们是破坏性的清场,拿着剪刀把雨伞帐篷很粗暴地剪断。我很不理解学生只是用话筒讲话,防暴警察带着头盔丶面具,很猛烈地往前冲,他们(学生)很和平地往后走,也没有和你们接近,你们为什么要往前冲?香港现在的混乱和警察有关系,因为是警察在制造混乱,今天我也问了几个警察,我问你们在做什么,有的警察就笑笑,有的警察就说我在执行命令,我不管。这到底是一种用文明的力量对付这种落后腐败的东西,还是在把文明捣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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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清除禁制令范围以外的障碍物,被外界质疑行动的法理依据。(忻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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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一连两日出动数千警力在旺角占领区协助执达主任全力清场。(忻霖拍摄)

王宁还告诉本台,他上月17日在《苹果日报》大厦外采访反占领人士围堵出入口,企图阻止报纸出版,遭遇反占领人士袭击,但警察视而不见,没有及时阻止,其后他前往警署报案,一周后查询案件进度时却被告知案件号无效,要求他重新报警:“上次我在《苹果日报》大厦前拍摄反占中人士,他们从后面围攻我丶推我丶打我,摄像机被打掉了。警察就在旁边两丶三米远,当时他们都没有赶紧制止。他们打我摄像机我就大声喊“别动丶别动”,意图让警察制止他们,结果他们不管。可笑的是我当时就报警了,给我做了记录,但过了一丶两个星期,警方说找不到任何记录,警员也找不到,要我重新报案。”

香港记者协会会长岑倚兰周三在向本台了解事件后表示会派人跟进,她还表示,目前已经接获20多宗记者因采访占领行动被袭击的个案。

特约记者:忻霖;责编:胡汉强/申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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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大观察|柳斌杰:我国正在研究传播立法 新闻法或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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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继我国互联网主管部门提出“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后,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在出席首届报业集团高层座谈会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齐鲁晚报》对柳斌杰进行了专访,观察君为你特别梳理要点。

网络法治化进行时 新闻法治化提上日程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

中央网信办10月24日随即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加强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透露,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呆板。一样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叹“带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柳斌杰结合他最近在人大的工作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将终结这一局面。

柳斌杰同时认为,依法治国,新闻传播也要有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否则,底线不清、边界不明,媒体不好把握。哪些东西能传播,哪些不能传播。法制、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要明确。用各种条条框框把体制内的管得很死,眼看着它们的影响力减弱,阻碍它们发挥作用;新媒体发展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形成另外一个舆论圈——这种发展不平衡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传播立法能使媒体获得自主权,媒体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可以依法判断自己的行为。

国家支持建立版权总平台 网络媒体或没有免费午餐

在谈到传统媒体版权问题时,柳斌杰说:过去,传统媒体的新闻作品网站拿来免费用,是不正常的。花这么多钱,你还没用呢,互联网就给你用了,增加了它的点击率、提高它的广告收入,这不符合新闻生产的规律。互联网,光吃免费午餐,奶牛谁来养?

柳斌杰透露,国家正准备支持建立一个总的平台,加强对新闻作品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所有的原创新闻放到这个平台上,任何互联网,任何电商只能在这个平台上使用采访信息,付费使用。

我国业内探讨新闻立法已数十年 梦想即将照亮现实?

著名新闻学界教授展江一直在推动我国新闻立法工作。2012年,展江撰文认为,新闻立法是整个中国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做得好,能对未来的转型起很大促进作用。展江对现在进行新闻立法也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毕竟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现在要给新闻立法,肯定要参照国际惯例,把人家立法中规定的新闻媒体基本权利肯定下来,然后再适当地考虑中国国情加进一些义务作为限制。

观察君:网络法治化、新闻法治化应并驾齐驱

在前不久发生的某APP策划假新闻色情炒作事件中,部分传统媒体担当的不光彩角色引发批评。国家互联网管理部门在通报事件处理结果时,曾宣布提请新闻出版部门对媒体的不当行为进行处理。而当网络正在积极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新闻法治化应与网络并驾齐驱。这也正是媒体大融合时代,最最基础的行为准则。

传媒大观察自媒体\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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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非韩:无产阶级的政治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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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之下并非迎合就有好下场。

相关阅读:

最近中国的这一波抓捕,让一些原本被认为是安全的人也入了狱,也让人感受到了新极权的寒意。在此背景之下,许多人开始重新解读游戏规则,核心就是缺乏安全感,最近看到的两篇文章《作家徐晓被捕知识界陷不确定季节》和《做个正常人》都提到不确定性和界限的模糊,即极权之下安全感的缺乏。

其实极权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从多个角度都能看到,不但持民间立场的不会有安全感,体制内的也难有安全感。体制内没有安全感不是因为坚持什么,仅仅是因为规则的不确定,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黄永胜晚年与人聊天说,他当年猜到一点毛泽东要搞林彪,人问你既然猜到为什么不跟,黄答曰:这是能靠猜的吗。高岗殷鉴在前,不敢瞎猜才是正常的。极权规则的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历史上经典的政治笑话,即前苏联三个囚犯自我介绍,一个因支持州委书记入狱,一个因反对州委书记入狱,还有一个就是州委书记本人。极权之下并非迎合就有好下场,只有李敖这样的人才敢妄称碰到文革他能当姚文元,相比之下,黄永胜的不敢瞎猜才算是有感而发的老成、经验之谈,其实即使姚文元本人又何尝不是瘐毙收场。极权的这种特性造成了从体制内倒下的人的不平衡心态,这些人会质问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但是也造成了幸存者谨慎与上级保持一致,对维护权力的统一显然是得大于失的。

对于已经是组织内的人,清除异己也是有必要的,而且是不是异己也不由你自己说了算。而对于持民间立场不与体制保持一致者,游戏规则其实要确定的多,那就是这些人都是异己。《做个正常人》一文把和体制保持一致的行为与站在民间立场的行为相比较,并提出温和与激进的分别没有意义,如果它说的温和与激进都是指站在民间立场的行为,显然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与体制保持一致固然未必安全,但是持民间立场一定是异己,只不过打击的范围有所选择而已。所谓温和的行为前几年能够上电视、上封面,而今则要坐牢,并非性质有什么变化,仅仅是极权根据内外形势所做的调整而已。中国加入WTO和申奥期间都有一段宽松期,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是打压。毛主席有云: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的一时调整实在不值得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从是否的坐牢的标准看,持民间立场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持民间立场者一定不会影响到体制,认为民间能通过自我建设形成良好的氛围促进体制自我改革,是彻头彻尾的幻觉。

温和与激进的分别,过去几年都是大陆民间各种思潮争论的焦点。而今体制的政策调整已经帮助民间得出了答案。其实所谓激进被强加的标签,极权之下本没有激进的空间,所谓的激进都是指有一定政治立场而已,有政治立场者既不容于体制,又被去政治化者视为激进,而今去政治化者也感到不安全了,这样的戏码49年后上演的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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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度度|环球时报是不是真的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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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飞盘
(数字时代配图;漫画 “叼飞盘” by 下岗老农民)

《环球时报》是不是真的疯了?最近,环球连续刊文,既不准人们向前看——赞美美国与西方,又不准人们向后看——怀念毛时代与民国时期。难道全国人民都只能像你一样赞美这个伟大的时代?难道一个伟大的时代真的从来都是人民赞美出来的?

搜遍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家比《环球时报》更酷爱主子面子的媒体了!环球主子的面子,就像高炉草鸡撅起的屁股,摸不得拍不得批不得骂不得,只能夸得赞得唱得歌得。这只鸡的屁被夸赞了五千年,最后都翘上天了,末了还不忘拉一泡屎,劈头盖脑地浇灌在人民的头上——个中滋味不是中国人你根本无法了解。

一、中国人活在世上究竟有多艰难?我想环球的胡主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但是在胡主编看来,这其中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雾霾、地沟油、瘦肉精、镉稻米、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过啊?若干年前,美国有过;再若干年前,英国有过;再再若干年前,日本有过……既然他们都有过,所以我们也必须有。中国人,你们就慢慢熬吧,再过二十年,再过二十年,再过二十年……两千年以后,一定会好起来。

二、环球认为: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家畜栏里的猪都在半夜里笑醒了。哈哈哈,侮辱历史?哈哈哈,究竟谁在侮辱历史?我们的历史中,李云龙、王二小、刘胡兰、雨来……成了正面的抗日英雄,而蒋介石、张灵甫、薛岳、张自忠……却成了卖国贼。1937年至1945年间,国军发动大会战22次、战役1117次、普通战斗28931次。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432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他们再次用鲜血向世人证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征服中华民族!硝烟远去,历史尘封,千古英雄,魂归何处……环球,既然你自认尊重历史,那为什么这段真实的历史你却从来不提?

三、环球,请不要拿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和现在的教育相比好吗?怎么比?比得了吗?民国时期,先是北伐中原,紧接着是八年抗战——用小米加步枪去对抗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飞机和大炮……然而,就算是在这种炮火纷飞的战乱日子里,国民政府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教育,总是尽其所有支持教育事业。别的咱不说,只说四点:1.民国时期的教育全免费,当代的教育却只免了中小学的书本费,环球,你怎么看?2.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刘文辉规定,如果县政府建筑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枪毙。当时四川很多县的学校非常坚固,战争时期可以作为固守的防御工事,县政.府办公地则往往形如牲口棚;再反观当代的县政府大楼和贫困山区的校舍,环球,你怎么看?3.民国时期北大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再反观当代学校里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环球,你怎么看?4.抗战时期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学习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有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故院士总数为90人。联大学生后来取得特别突出成就的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这只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部分突出人才,在文、史、哲和社会科学方面也出现一大批突出人才,还有一大批政治家、革命家,人才济济,洵非虚语。再反观当代辉煌教育培养出来的那些辉煌的附庸人才,环球,你怎么看?

四、我至今仍然搞不明白的是,一家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媒体,为什么就那么害怕人民的批评?甚至不惜通过断网、屏蔽、删帖、禁言等等非常规手段来灌输真理。我至今最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批评的国家会是最好的国家,譬如北朝鲜;而全世界都在赞美的国家却是最坏的国家,譬如美国。我最最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得好好的会整日诅咒自己的国家?难道他们全都疯了吗?环球,究竟是你在发疯还是国民在发疯?请你流淌哪怕是最后残存的一丁点道德的血液来回答我的提问!如果一个不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是白痴,那么强迫他人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则是流氓!

五、环球,我们可以先假设美国不好,可是假如没有美国,北朝鲜的核武早已飞上了天,伊拉克早已吞并了科威特,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还在屠宰自己的国民,塔利班、ISIS还在恐吓全世界,大清朝至今没有双休日……环球,难道你以为以美国为领袖的西方国家真的和你一样疯了吗?难道他们真的很愿意拿自己国民的性命开国际玩笑吗?谁来维护世界秩序的公平和正义?不靠美帝,难道依靠普大帝和北朝鲜能完成吗?

六、非常感谢胡主编,今夜总算躲在破毡帽底下发着高烧学着阿Q的口吻说了半句胡话,批评了那些怀念毛时代的左粉。然而胡主编毕竟是高人,他批评毛时代的上半句其实是为了引出他的下半句: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当然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土地被强征了,房子被强拆了,摆个地摊养家糊口还要被强砸了,有冤无处申上京城找包青天被强制收容了,看不惯贪官污吏肆意横行上网喊两嗓子立即被强行扎口了……以前是身,现在是心,身与心不还是我身吗?

七、中国人究竟有多勤劳?环球,我相信高高在上的你是永远看不到的,或者看到了也假装视而不见。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带薪休假、环游世界的时候,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却在加班加点、劳死累死地创造最低限度的保障工资——勉强能维持生存而已,就连养家糊口都难。再看看环球的论调:你为什么不奋斗呢?印度还有许多人吃不上饭呢,你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你为什么不换一种生存方式来生活呢?国家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觉得自己不幸福不自由呢?谁叫你当初不好好读书呢?谁叫你大学毕业了找个工作还挑三拣四呢?工资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就不能从最基层的做起呢?博士、海归又怎么啦,谁叫你学那种冷僻的专业呢?你还在抱怨啥,你还在发神马牢骚?国家对你们够厚道啦,不然早把你们关起来啦!

八、也许我们真的不曾想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可是未曾想这个伟大的时代却把我们这群屁民当作了渔民。姜太公稳坐钓鱼台,撒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做诱饵,惹得十三亿鱼儿在房地产泡沫里不停游……可怜十三亿国人,工资达到三千五百元以上的居然不足五千万。物价飞涨,房价高悬,老虎苍蝇们肆意掠夺……这个好伟大好伟大的时代哟——让我们在环球的引领下,与时俱进,引吭高歌把!未来,咱巍巍中华,一定会超越西欧美帝小日本进入世界五百强!我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环球时报》描绘的那样,缓缓缓缓缓缓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滴一滴一滴地变好起来!

九、胡主编不遗余力地教导我们,多看看社会光明的一面,忍忍就过去了。我看呀看呀看呀,父亲看了儿子看,儿子看了孙子看,却愣是没看出光明的一面在哪里?但是既然胡主编大胆放言了,我们就只能相信社会光明的一面一直摆在那里,只是我们眼拙暂时看不出来而已,所以我们必须忍。父亲死了儿子忍,儿子死了孙子忍——忍忍就过去了!这句才是真真正正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十、《环球时报》教导我们:要多看抗日神剧——不要侮辱了历史;要多看古装剧——皇帝是怎样炼成的;要多看新闻联播——一辈子喜感多多神清气爽;要多看《环球时报》之类的正规、正面、正义的媒体——这样,你才配做一个中国人!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要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像雷锋一样无私奉献,时刻警醒着保卫钓鱼岛,不惧怕与美帝和小日本决一死战……没有我们的保护,你们不但吃不饱穿不暖,恐怕还早已变成了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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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驻华外国记者称中国舆论收紧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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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既至,在中国首都的外国记者跟往年一样开始参加各种聚会。他们在聚会上谈论去比较温暖的东南亚逃避刺骨的严寒,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你拿到新签证了吗?

好消息是,与去年不同——当时中国政府推迟了部分记者签证的发放,促使12月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插手干预——今年,官方似乎毫不犹豫地为数百名常驻记者签发了有效期一年的签证。《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的记者也包括在其中。去年,它们因为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家庭财富进行调查报道,而成了官方的目标。

但是,换发签证方面的进展让许多记者感到疑惑不解,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运营的西方媒体正在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意。政府仍然屏蔽着《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彭博和《纽约时报》的网站,由于政府拒绝处理一些时报记者的签证申请,他们已被迫离开中国大陆。

许多外国记者都表示,现在越来越难在这里开展工作。西藏仍属于禁止谈论的话题,动荡的新疆西部地区其实已经成了一个禁区——由于警察骚扰,记者几乎不可能前去调查维吾尔族人和中国安全部队的血腥冲突。这些冲突在2014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数百。

本周早些时候,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发布了一份令人担忧的目录,上面罗列着近期发生的事件,显示在那些正式对外国记者开放的地区,官方对摄影师、记者和摄制组的不容忍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最近几个月,十多名记者在试图在边远省份以及中国首都的中心地带展开工作时,遭到了粗暴对待、拘留或者被便衣警察跟踪。10月,一名通讯社工作人员称,他被人强行带走,之后被锁在了一把金属椅上,并被关了超过14小时。此前,他试图在北京的主要信访机构外进行报道。这名记者拒绝脱衣服接受体检,但仍然被迫接受了药检。后来,他遭到污蔑,说他导致一名审讯人员受伤。作为惩罚,外交部给他发放了有效期六个月的记者证,而不是通常的一年。

许多向外国记者协会报告骚扰事件的记者,都因为担心惹恼官方而要求匿名,有时还要求协会不要透露他们雇主名称。

采访过程中,几名曾受到骚扰的人表示,对方的反应根本与报道对象的敏感程度不相配。今年8月,在北京对一个先锋电影节开闭幕式进行报道的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摄制组遭到暴徒袭击,他们毁坏了设备,向摄制组人员泼水,还抢走了记者的一部手机。其中一名记者表示,“我们非常震惊,因为没有预想到报道小型电影节会引发这样的反应。”他还表示,暴力事件发生时,警察就在附近袖手旁观。

中国越来越难以容忍外国记者,从很多方面看,这和公民社会组织、自由主义学者及维权人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的两年时间里所遭遇的敌视是相符的。在官方新闻媒体发布的内部讲话及社论中,共产党将西方记者描述为试图颠覆一党执政制度的“敌对外国势力”。

江苏省的一名宣传官员去年在一份党内期刊上写道,“美国领导的西方反华势力一个接一个地参与进来,并和国内的异见分子相勾结,以所谓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之名对我们进行诽谤攻击。”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会长付毕德(Peter Ford)表示,很多记者日益感觉到自己遭到地方官员的阻碍,其中一些官员承认他们接到通知,不能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身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北京分社社长的付毕德表示,“这似乎反映了官员对外人的一种总体的不信任感。”

周三,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复以传真形式发去的置评请求。

在中国工作了40多年后,CNN北京分社社长吉米·福罗库玆(Jaime FlorCruz)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外国驻华记者工作上的起起伏伏。福罗库玆在过去几年中曾为《时代周刊》(Time)和《新闻周刊》(Newsweek)进行报道,他记得以前外国记者团需要获得政府的许可才能离开首都,政府陪同人员使得他们难以与普通中国民众互动。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何摆脱陪同人员,找时间做想做的事情,成了一门技艺。”

作为申请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举措的一部分,北京放松了旅游限制,使得媒体纷纷从中国内地发出报道——其中包括有关污染、腐败及日常不公平现象的报道,这些无疑都是政府希望向外国观众隐瞒的情况。

但像其他在中国工作的资深记者一样,福罗库玆看到了政府公开度的明显降低。他表示,这反映出中国领导层内部的不安感,以及外界看不到的动荡。

63岁的福罗库玆考虑明年退休,他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掌控新确立的经济及外交大国的地位,他对此进行了仔细思考。“政府应该意识到,成为大国也意味着会成为关注焦点,要学会接受建设性的批评,”他说。“中国应该脸皮厚一点。”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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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中国是2014年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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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原在中新社工作,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高瑜于今年4月24日,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法新社资料图片)

图片: 原在中新社工作,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高瑜于今年4月24日,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法新社资料图片)

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发布年度全球新闻自由状况的报告,报告认为,今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糟糕,而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今年发表的报告认为,2014年对全球新闻工作者来说是历史上非常糟糕的一年,全球共有220名记者遭监禁,中国大陆目前遭监禁的记者人数为44人,其中有一半是藏族或维吾尔族人。中国官方对外国记者的限制也越来越多。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部主任迪亚兹对本台记者会说,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形势令人担忧,在一些专制国家,新闻工作遭遇了审查,记者遭到镇压甚至杀害,而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尤其糟糕:

“今年中国政府监禁记者的人数是我们在1990年开始统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过去常常是维族或者藏族人因为办网站或者写博客文章而被投进监狱,而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主流媒体的记者也因为触犯敏感问题而遭到监禁。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新闻业的管制更加严格,而不是过去那种仅仅严格控制异议人士言论的做法。”

迪亚兹说,这是2014年的一个新的动向,比如,原在中新社工作,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高瑜,今年4月24日,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高瑜在几个月前被捕后,被迫在电视上作公开认罪,承认对外公布内部文件,她是长期在中国主流媒体工作的新闻记者,对她的迫害和对维族学者伊力哈木不一样。中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也面临困境。”

迪亚兹说,中国政府也在进一步限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新闻采访。中国外交部拒绝多家外国媒体的新闻记者签证。

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对本台记者表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对中国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其统计数据还不太全面:

“报告统计的44人可能并没有包括博讯网的项南夫及该网其他几位记者,他们今年在北京被拘捕和监禁,另外黄琦的六四天网也有三名公民记者在北京被捕。”

胡佳说,中国有些公民记者被监禁,外界可能还不知道,

“象铁流因为是著名作家,他的被监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铁流的博客文章批评刘云山,也是在做公民记者的工作。”

胡佳说,尽管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网络媒体,但是公民记者仍然是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的方式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

“公民记者用微信等新的网络媒体,发送被政府封锁的信息。”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还批评了土耳其、越南、埃及和俄罗斯等国的新闻自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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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网 |网络新闻管制下的“临时”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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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报道) “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在一家知名网站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的小朱(化名)说。“其实我只是一个发帖员,上面有选帖员、审帖员,下面还有删帖员。”早在200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就联合发布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在每一个持有“新闻牌照”的网站,都有大量的员工像小朱一样,从事选、审、发、删的工作,以免违反该规定划出的细致而全面的禁区。他们和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评论员一样,都被称为“媒体人”。

网络媒体监管严格

互联网的发展,迅速催生了网络新媒体的繁荣,很快引起了当局的重视。胡锦涛2007年就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2004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在500项“确需保留”的行政认可中,“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许可”位列第372项。在《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划定了9项禁区;而在此后(2005年)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又把禁区增加到11项。后者明确规定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不得含有的内容项目。

违反规定的网站,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2013年5-6月期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依法查处一批非法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业务网站。截止6月27日,有31家非法从事新闻业务网站被关闭。即使一些知名网站也不例外。2014年7月29日,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传播情色信息被曝光;2014年10月19日,腾讯大秦网曾因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被关停7天。

传统媒体监管更甚

在中国,媒体一向被称为“党的喉舌”,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归口管理单位”,维持着或明或暗的体制联系。在“文革”和“1989年六四”中,都有媒体因此而上位,或者因此而遭殃。1989年以后,当局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日趋收紧。

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整合成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BBC中文网在一则题为《中国传统媒体监管走向一体化》的评论中指出:

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虽然在行政职能上隶属国务院,但在实际运作上更听从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而且一直被广泛认为是中共控制媒体的重要工具。此外,除了不断向中国国内各级新闻媒体机构发出行政指令,掌控中国国内舆论动向和进行言论审查外,这两个机构也担负着严控外来媒体进入中国的渠道。例如,所有外来广电媒体要进入中国落地或与中国媒体进行内容合作,事先都要经过广电总局的审批通过,而境外杂志在中国境内的出版发行,也需要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首肯才能成事。

中宣部或者地方党宣部门,以及各级政府所属的监查部门,或者具有指导性地位的媒体,则经常会发布一些涉及禁止报道、删除、禁止评论等方面的指令。小到不允许使用“蒙古大夫”指代庸医等禁忌(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汇),大到具体对某事件、某人物、某用户,甚至某词语的全网屏蔽,可以说应有尽有。

2014年5月26日,腾讯公司员工张贾龙被通知解除合同,理由就是他有“泄露商业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行为”。而这些“商业秘密”,指的就是这些指令。随后的6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的《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称,“应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的规范管理”,“其中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公开披露信息等,都属于职务行为信息,应加强管理”。

媒体人各寻出路

这些禁令,以及各种各样的审查,不管是针对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营造了同样媒体环境。对这样的环境,身处一线的“媒体人”最为敏感,而他们也只是把媒体人当作一个临时的身份,各寻出路或者正在各寻出路。

媒体人“九段”(网名)说,他1995年开始记者生涯,之后做过编辑、评论员、评论编辑,2000年在财经时报做评论编辑。期间,他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之后,活跃在网络,提出了“新闻的公平原则”和“新闻监督的主体应是强制的”,以及“话语权不对等条件下的新闻监督方式”等观点。

2003年后,他又在《新京报》、《领导者》杂志、《凤凰周刊》等媒体任职。作为一个曾经的资深媒体人,九段认为,他当初选择留在国内从事新闻,是有着所谓新闻理想的,尤其是作为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工作者,那种有别于喉舌的操作方式以及当时引发的效果,很类似后来的网络,“这种效果是一种支撑”。但是中国媒体环境的现实,从高度管制到媒体人的普遍堕落,很容易让人变得愤世嫉俗直至绝望无奈。“在我20年的新闻生涯中,坚持是一种‘罪’。”九段这样总结自己的媒体人经历。

2009年,已经觉得所谓的新闻毫无意义的九段,终于转行金融业。这与中国新闻环境的越来越恶化有关,他认为,“年轻一代的新闻人多数缺少激情,只以饭碗为务,其中拔尖者基本都是各种小圈子敲诈,已经彻底堕落”。

在2014年7月底离职的广州纸媒记者何光伟认为,他离职的主要原因是报社不景气,工资太少。“这个行业就是一烂摊子。领导全是官员,他们是不会做新闻的。”“以前有点小理想,现在想想很好笑。在一个新闻不自由的国度,谈新闻理想是个不现实的问题。”谈及以后的打算,何光伟说,“我也会加入到你们的队伍(自由撰稿人)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环境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只是养家糊口吧。”2010年来到北京时的小朱,月薪只有400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8000元,但是要应付越来越昂贵的房租和生活费用。“每天发帖子时,我都怀着给自己发讣告的心情。”另一名“发帖员”,小朱的同事说。

陆媒在职媒体人老孙(化名)说的很实在:讨论新闻理想,都绕不开一个现实,传统媒体是靠新闻管制来庇护和包养的,其内部的权力体系与政治体制同构。因此,媒体的价值观不可能脱离党手中的那条绳。市场化媒体近二十年来对政治文明和市场规则的鼓吹,不过搭了体制演进的便车。对基本是非问题,绝大多数媒体人是口齿不清东摇西晃的。这样的后果很严重:媒体内部高管鼓吹新闻理想,伪,底层鼓吹新闻理想,悲。说得再漂亮,也粉饰不了上下相疑、同版异梦的真相,底层如有可赚快钱的好去处,早滚蛋了。高层如有更多优质求职者,早撵了手下这帮老刺头。连这个前提都忽视,你在记者节写感想写得猝死黑网吧,又有何益?

“所谓新闻理想,不过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可疑的大框。缺少体制慰安的屌丝们抱团取暖,歌哭在此。理想,首先得有目标,得有可行性评估,新闻理想的目标是什么,可行性在哪里?说到底,记者不过一份工,勉力做好即可,动辄理想时代啥的,不过是无耻的僭越,无冕之王本就滑稽,再想黄袍加身就只能押上底裤换了。都别给我装悲壮,你悲悲不过聂树斌唐慧,壮你壮不过杨佳钱明奇。记者本就是一个蘸人血码字换口粮的行当,别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我不出奈苍生何了,累不累呀哥们儿?”老孙就职的媒体福利挺高,但他表示,如果能尽快寻到好的出路,也绝不留恋媒体行业,“得先考虑养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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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金正恩真的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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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微博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江西巡府V:终于体会前主席的痛苦了: 管政法的是坏人,带兵的是坏人,还有部长,司长 ,局长以及地方诸侯许多也都是坏人。就连给自己写文件出主意的大内总管也是坏人! 胡主席啊,你这10年也太不容易啦,整個就是战斗在敌人心脏啊。一群坏人带领中国人民走所谓自信的道路,不把人民带到沟儿里去才叫怪。(网摘)
2014年12月28日

*不折騰我不叫姜戈M:外國軍迷:解放軍的95式是電光玩具槍,槍柄下部有條電纜連接的,一扣動扳機,標靶就會提示中靶!// 灰鸽子银水:首先,为什么旁边是林志颖?其次,金正恩真的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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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3日

*迈舒迷09:忽然一周,卢布搞臭了,普京犯愁了,计划败露了,官员跳楼了,警察踩头了,油价跌透了,女硕士飙上大学教授了,万达公子把姜文骂臭了,工体的上访男子也活够了,连大夫护士都拍照做秀了,好不容易混到了周末,突然又多出了一个妹妹坐船头了……
111
2014年12月28日

*俞心樵:大喜哦 // 中岛:【真的假的?我咋没见因地铁涨价而高兴的人】今天京都地铁涨价、从昌平到德胜门要12元,以往的6倍。谁能高兴起来?如果跑业务的,多跑几圈,一天没有一百多元下不来。
111
2014年12月29日

*俗人海洋:喜迎油价上涨,喜迎汽价上涨,喜迎地铁票价上涨,这真是考验智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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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南山薰风:为什么对自己祖国这样诚恳的鞭策也要屏蔽?| 相关阅读:《多维 | 传周永康罪状内部通报,染性病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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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2日

*元士65:狱中度过59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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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这是广州:一个女干部深情地对儿子说:不要怪妈妈不告诉你爸爸是谁,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领导太多了。再有人问你这事,你就说,我是党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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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4日

*胶东县令:喜看自己被美帝刺杀![笑cry]
111
2014年12月27日

*雪人Ricky: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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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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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先锋|朱大可:2014年度十大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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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20名媒体人自杀病亡,形成90年代以来第二次死亡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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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文艺座谈会胜利召开平芳受宠本山失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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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大麻麻呼声震耳欲聋,颂圣浪潮席卷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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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孔夫子入党,官方高调推崇儒家思想及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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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谷歌搜索引擎及gmail邮箱黯然“退出”中国,当局完成超级局域网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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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移动互联网风起云涌,自媒体悄然启动第三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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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人骂战粗口漫天,屌丝逼格之类秽语成网络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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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孔庆东告诽谤法庭败诉,方是民煎带鱼惨遭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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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朝廷摆出新棋局:东方系澎湃而出,南方系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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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专政与阶级斗争被奉为圭臬,文革话语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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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为宋永红画作
本文图片皆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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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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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文化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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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上海对踩踏事件实施舆论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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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采取措施阻止公众批评其在跨年夜导致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中的角色,包括禁止媒体采访遇难者家属,并只允许该市报纸发表已通过审查的照片。

在上海黄浦江畔历史悠久的“外滩”发生的这起踩踏事件的遇难者多数是年轻人,包括一个12岁的男孩。事件的起因尚不明朗。

但是,针对这起事件的网上讨论(包括批评当地警方未部署足够警力维持秩序)已被关闭,批评的帖子被删。据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数十名在网上张贴批评的人已受到警方盘问。

踩踏事故发生在夜间11时35分,地点是外滩一个游人喜欢光顾的观景平台,这里是观赏黄浦江对岸东方明珠塔灯光表演的合适位置。

数十万迎接新年者(其中很多是外地游客)聚集到外滩,也许没有意识到一些传统上在外滩举行的迎新年活动已被取消。至少36人死亡,49人受伤,其中13人伤势严重。

上海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中国管理最佳和最先进的城市。对于正试图为上海打造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形象的政府官员而言,这一惨剧的消息令人震惊。

审查人员精心管理着当地媒体的报道规模,多数媒体被允许事实性地报道事件经过。不过,它们不能推测踩踏事件的原因,也不能发表家属抱怨的报道;这些抱怨的对象包括:官方未能防止踩踏事件,急救服务反应迟缓,以及家属到医院探访遇难者受阻。

警方昨日允许人们三三两两地在上海第一任共产党市长陈毅的雕像脚下献花。踩踏事件发生地点正是雕像所在的陈毅广场。

大量人群聚集在民众自发放置的凭吊死者的花丛周围,目光避开平素吸引游客的江滨景色。在上海市的另一个地方,警方封锁了一个政府机关大院的入口,死者家属被带到那里与市政府谈判赔偿事宜。

当地媒体奉命不要采访伤者和死者家属,也不要采访那些参加追思会的人,并且被告知删除它们转载的上周《新京报》一篇题为“十问外滩踩踏”的报道。

当地新闻网站不被允许将踩踏事件列为网上的头条新闻。它们接到的一份紧急通知称,要“坚决删除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我社会制度的信息”。

中国因审查有关惨剧的报道(目的是正面诠释政府的角色,限制批判性的公众讨论)而长期受到批评。政府官员表示,需要这些控制手段来防止谣言,维护社会秩序。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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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查理周报》主编:为挑衅而生,为挑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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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查理
(《查理周报》官网首页已换成了白底黑字的“我是查理”)

法国政治讽刺报纸《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的编辑部主任斯特凡纳·沙博尼耶(Stéphane Charbonnier),在照片中时常做出挥舞拳头的样子。

47岁的沙博尼耶是一名漫画家,笔名叫沙博(Charb)。当枪手周三袭击他的报社在巴黎的办公室时,包括他在内的12人遇害。一系列的挑衅性活动都有他的参与。公众对这些活动的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它们是捍卫言论自由的强大平台,也有一些人则认为它们是不必要的挑衅。

2011年,他领导出版了一期讽刺性的专刊,宣称该刊由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担任客座编辑。此事导致该报的办公地点遭遇燃烧弹攻击

2012年,沙博尼耶不顾法国政府的建议,刊登了一系列粗俗的漫画。在漫画中,穆罕默德赤身裸体,摆着有性含义的姿势。而对先知的描绘,哪怕是以虔诚的方式,在伊斯兰教法中都是被禁止的。周三的遇害者中包括一名警察。这名警察是在在发生了这些事件后,被派去保护该报的办公场所的。

2012年,讽刺刊物《查理周报》的编辑部主任斯特凡纳·沙博尼耶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讽刺刊物《查理周报》的编辑部主任斯特凡纳·沙博尼耶接受记者采访。

“火上浇油真的理智吗,明智吗?”时任外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在关闭法国位于大约20个国家的使领馆、文化机构和学校时说。

沙博尼耶自己也受到了警方的保护,不过他告诉法国《世界报》(Le Monde)说,作为一名单身汉,他不怕报复,并且不管听上去可能有多么浮夸,他说自己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

时任总理让-马克·埃罗(Jean-Marc Ayrault)称政府打算阻止穆斯林发起的一系列抗议时,沙博尼耶也表示了反对。“为什么要禁止这些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沙博尼耶当时说。“我们有权表达我们的观点,他们也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

沙博尼耶身材瘦小,戴着一副厚眼镜。2012年接受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英语频道的采访时,他说自己在《查理周报》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他表示,在这期间,《查理周报》“在很多问题上都颇为挑衅”。

“事情就是这样,每次处理有关激进的伊斯兰教问题时,我们都会遇到问题,都会引起愤愤不平或是暴力的反应,”他说。

周三,沙博尼耶不久前创作的一幅漫画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幅漫画的内容似乎在这次袭击事件中得到了应验。他画了一名沮丧的男子,装扮与许多伊斯兰极端分子相同,漫画上方写着,“法国尚未遭到袭击”。这名极端分子在漫画里的对话泡泡中说,他1月底之前都可以许下他的新年愿望。

周三遇难的12人中,有两人是创办这本杂志的漫画家:让·卡比(Jean Cabut)——笔名是卡比——和乔治·沃林斯基(Georges Wolinski)。遇难者还包括贝尔纳德·韦里亚克(Bernard Verlhac),他的笔名为蒂格努斯(Tignous)。

“漫画家因为发表漫画而遭到杀害,这是我们18世纪以来都不曾见过的,”《纽约客》杂志的美术编辑弗朗索瓦兹·穆利(Françoise Mouly)。穆利生于法国,是阅读着《查理周报》长大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很喜欢制造麻烦。”

这家有45年历史的报纸,是法国用讽刺和无礼来针对政客、警察、银行家、宗教以及宗教人物的长期传统的一部分。这些宗教人物既包括教皇,也包括先知。本周的报纸就包括关于耶稣是否存在的讽刺性讨论。

《查理周报》于1970年在争议中诞生,当时,一份名叫《切腹》(Hara-Kiri)的出版物因讽刺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遭受强烈批评,后来倒闭。于是,这家出版机构的员工创立了一份新的周刊,也就是《查理周报》,名字取自它转载美国漫画“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这份报纸的创办意味着“漫画家在法国文化中变得重要起来”,穆利说。

尽管发行量只有大约3万,《查理周报》的挑衅性漫画还是引发了争议,并激怒了穆斯林。2006年,这家报纸转载了丹麦报纸《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率先刊登的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法国穆斯林群体的起诉。

2011年的袭击事件后,沙博尼耶开始担心这家报纸的未来,但《查理周报》还是存活了下来,也继续制造着争议。

这次事件让其他地方的漫画家震惊地发现,自己再次成为极端主义暴力活动的目标。“与他们的实际影响力相比,这种报复过于严重了,”穆利说。“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与原教旨主义者杀害儿童的思维方式无异。”


Doreen Carvajal自巴黎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王湛、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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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丢草:U CON’T KILL U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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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丢草:【U CON’T KILL US All】#我是查理 #JeSuisCharlie 巴黎查理周刊血案对自由表达来说是黑暗的一天,但他不能摧毁执笔人对光明的向往,杀戮和恐怖永不敌幽默与正直。我是漫画者巴丢草,我是查理!

201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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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半刻|為什麼我覺得罵广电局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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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為什麼我覺得罵广电局沒用,就算給三級片你看作用也不大?

這是一時半刻繼「城中專欄」和「同場加映」后推出的新欄目:立刻新知。我的想法是,你們日理萬機啊,只有間隙時間來點碎片閱讀,那麼如果像蹲馬桶那種一時半刻讀到這些文章,唔,立刻有新知。張三說

为什么我觉得骂广电总局没用?

我和張三聊天时经常批判中国的影视审查。不过,大部分情况下,我們都不提「广电总局」这个具体的机构。其原因,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广电总局,现在合并了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及它下面的电影局、电视剧司,都只是负责执行的机构,它们所贯彻的审查制度,是整个党国的思想文化宣传体制下延伸出来的一个小小触角,和大的体制是高度一致的。针对这么一个具体的执行机构去批评,就像你斩掉了一个庞然怪物身上的一根小触角,确实不会带来本质改变,怪物不会死。

除非是要批评它们的行政执行能力,但这个,说实话太细枝末节了。现在我们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也不是因为它们的行政能力差造成的。所以,心里还是多装着那个大怪物吧。

那么,大陆是时候要划分三级片吗?

影视审查是社会热点话题,三天两头都会冒出来。一谈到审查,下一个话题就是分级。这两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同一个问题。

首先,我对现阶段的中国能够实行任何意义上的分级制都不乐观。其次,我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退一万步,即使实行了所谓分级制,意义根本不大,或者说,绝对没有社会大众普遍期望的那么大。

要解释我的观点,需要说清楚两件事。一是分级制分的是什么内容,它对应的审查标准是什么。二是在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一元化体制下,电影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决定了是否可能实行分级制,及实行后是否真的有意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电影审查的标准五花八门,但基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暴力、道德、政治

当然,在广义上,色情和暴力也都是道德问题,诲淫诲盗嘛。但这两者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它们和影像快感的生理机制息息相关,也就和电影的商业价值息息相关,所以在一切审查制度下,色情和暴力都是重中之重,需要提出来单独强调。

色情和暴力,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曾经是宗教和伦理问题,后来渐渐变成单纯的年龄问题。因为随着时代发展,风气开明,这些国家陆续都开始承认,成年人拥有享受色情和暴力内容的权利。而道德和政治,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主要是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

因此,随着社会风气日渐宽松,色情和暴力不再构成审查的问题;随着宪法开始承认电影是言论自由的主体(主要指美国),道德和政治也不再构成审查的问题,那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全方位的严厉审查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剩下的唯一问题(「唯一」是简化的说法,当然没那么绝对),就只有色情和暴力的年龄问题了,这可以用分级来管束,于是,成年人获得了解放。

这就是西方国家能够用分级制代替审查制的原因。在这里,分级制发挥了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扩大电影的表达空间;二是引导未成年观众。

但是在中国,这个过程行不通,这就关系到最开始我提到的第二件事。

不管中国普通民众的思想已经多么开化,多么多元,但这个国家仍然贯彻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和思想一元化体制。这种体制决定了在中国实行分级制几乎不可能。中国的电影审查,筛选的对象不外乎也是那几种:色情、暴力、道德、政治。

先看色情和暴力。这种一元化体制从来没有承认过,成年人可以将色情和暴力作为一种娱乐来享受。至于为什么,这涉及到极权/后极权社会对待色情的普遍立场,超出了我们这个话题的范畴,我想不用仔细展开了,但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合法消费色情内容的场所,电影没理由成为例外。

然后是道德和政治。共产主义政党普遍提倡一种清教徒式的道德,这种名义上的道德洁癖和天主教会殊途同归,而和政教分离的西方国家不同,它的清教徒式道德观已经以行政手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摆脱它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政治……我想都不需要分析了。而且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通过主张电影的言论自由权,来摆脱审查对道德和政治内容的限制。这,同样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说,电影审查在中国将长期存在,而在这个基础上,叠加一个分级制度,我看不出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

如果能够分级,胸多就不会吉少了吗?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这种可能。

在当下的中国,即使出现分级制度,「政治题材」那个维度完全不用去想了,所以这个中国特色的分级制处理的顶多也就是色情和暴力这两个方向的问题。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我还是敢大胆断言,我们在当前电影中能够看到的色情和暴力尺度(偶尔露点,少许血腥),基本上就是体制所能允许的最大尺度,或许可以再将这个尺度放宽一点,回到八十年代某些国产片的水平。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电影从此可以正大光明地处理色情和暴力内容,达到某些西方情色片,或九十年代香港三级片的尺度,那是做梦。理由我已陈述,在一元化的共产主义清教徒道德观下,不存在成年人和儿童的区别。色情和暴力,从来不是得到承认的合理消费需求。

这就是我对推动中国电影实行分级制不热衷的原因。另外,就像为什么一直骂广电总局都没效果一样,中国不存在单独的电影体制,它只是整个思想文化宣传体制的一个触角,单纯设想改进这个触角,几乎没有意义。或许有人会说,一点一点争取,有总比没有好。那么我会说,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我不相信存在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良这种可能,不论是电影体制,还是其他。

關於作者
magasa,電影雜誌《虹膜》主編。

這是「一時半刻」第124篇文
我地寫專欄,每週推送城中素人的原創隨筆,一刻接通彼此精巧的經驗和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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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丢草:漫画的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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