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巴黎1月11日电（记者应强）新年伊始，巴黎连续三天遭受多起恐袭事件，17人倒在恐怖分子的枪口之下。特别是7日针对巴黎一家漫画杂志社的血腥恐怖袭击，给法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不管袭击者出于什么原因，这种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都要给予坚决谴责。但悲剧过后，背后的原因让人深思。特别是《沙尔利周刊》编辑部遭袭后，西方社会除了谴责，更多地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支持”。

此前，《沙尔利周刊》曾多次因为刊发争议性漫画引发抗议甚至报复。有媒体评价其手法“既粗俗又无情，且往往带有恶意攻击性”，但这一刊物坚持其做法。

殊不知，世界是多元的，新闻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世界上的很多宗教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精神禁区，为了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必须的。无限制、无原则的讽刺、侮辱与言论自由是不可取的。《沙尔利周刊》的漫画曾给人带来笑声，但笑需要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

人们注意到，西方主流媒体对于《沙尔利周刊》的做法也看法不一。英国《金融时报》批评该杂志刊登争议漫画鲁莽愚蠢。“应该向不同信仰和宗教的人们表现尊重，用聆听来引导对话，而不是用侮辱。”《纽约时报》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如是说。

几千年来，由不同人群组成的世界一直冲突不断，一个重要原因是少了宽容、理解和相互尊重。如果冲突双方能放下身段，去除“非我同类其心必异”的思维，换位思考，给自己宣泄“自由”之时设一个限度，给他人以尊重，世界就能少一些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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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我是查理”明显是个饱含感情的声援口号。在中国一开始主要是驻华外国新闻界第一时间有此表达，中国媒体人参加的主要是体制边缘的自由派。后来这一口号在法国声势浩大，显然成了社会心声，中国人一面报道一面开始犹豫自己是否要有所表达了。然而，查理周刊对激进派别猖獗，明显存在现实危险的宗教也不放过讽刺，虽然精神可嘉，但显然不符合中国人早已不将精神置于眼前利益之上的处世之道。而且，在中国普遍人群现有的政治常识中，言论自由是否应当如此充分，其实是根本理解不了的。大多仍是太监之身的中国媒体人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中国多数人显然是在极不自在中眼见“我是查理”的口号铺天盖地，渐感孤单。加之国内氛围的桎梏，也不敢对此事的伦理展开评价。直到1月12日《新京报》仍只是提出“当代社会该以什么样的言论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同日，极左新秀，海外网评论“侠客岛”也试探着提问“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辱骂是幽默吗”，同时又注意到《查理周刊》连本国政治也大加讽刺的现象，似乎不便下结论。内地官媒也于13日只是引用了西方有人的讽刺：“说‘我是查理’太容易，之前又有谁支持《查理周刊》？而且有些参加巴黎游行的政要在本国国内压制言论，这是伪善行为。”

此时，《纽约时报》1月8日的专栏文章“我不是查理”有如救命稻草就不奇怪了。《环球时报》立刻调动7名驻全球各地记者，写成数百字爆料“美媒刊文‘我不是查理’”，并有如久旱甘露般抛出结论“西方言论自由遭质疑”，证据却只引用该文一句“如果他们尝试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发行他们的讽刺报刊的话，他们连30秒都撑不下去。”

诡异的是，名中暗左的《观察者网》将纽时文章全文翻译，虽在被更左的《四月网》转发时冠名为“专栏作家泼冷水”，这个全文却活生生地暴露了作者与标题回异的中心思想：美国对冒犯自己的争议人物、挑衅分子和讽刺作家宽容度太差，这些人自有其社会作用，应当为他们留出空间。打破法律、话语禁忌和冒犯言论之间微妙的平衡，最终结果将是野蛮的言论审查。

直到去年横空出世的媒介新贵，澎湃新闻网发表社科院美国所某人的宏文“我不是查理，可以吗”，中国最可怕的思想才咆哮出笼。此人以一番西式社科术语为包装，却由“笔在多数时候依附于权力和金钱。所谓历史的书写，往往将受侮辱、受损害的隐于晦暗的幕后”等理论控诉吹响了极左派的战斗号角，转向“所谓言论自由，在国家立法和暴力机器面前，在资本的豢养和赎买之下，无非只是帮凶或遮羞布”的批判，矛头直指美国借金钱、意识形态霸权和信息垄断塑造文化霸权，还顺带扯出“美国引诱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为石油欺压中东人民”等“美国国安委前官员”亲口证实的猛料，甚至美国的“生而平等”指的是“个人的平等”根本就是林肯这厮乱解构的恶果等惊世骇俗的无稽之谈。

最终，他成功地将恐怖主义的根源归于全球化和伟大苏联解体带来的世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并将俄国革命、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和左翼政权、伊朗革命，乃至所谓“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都视为西方作恶的报应，赞许为“追求独立自主”。最可怕的是，他认为只要是反抗意识形态霸权，马克思那样“粗暴地讲道理”之外，中东宗教极端主义的各种先知们“动粗拼命”更是情有可原。

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陈腐、没落的极左“世界革命论”，看到了波尔布特、赤军、红色旅的影子。这样的人能盘踞社科院美国所，并在中共新宠的上海名媒发声，即使他口口声声“无意为恐怖主义洗白”，恐怕也让人凭添一股寒气。当然，新疆那些不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何物的圣战者何时再动动粗，此公和他的主子是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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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占中运动而被拘捕的张淼，因为给德国《时代周报》工作面临更严重指控。时评人长平认为，这是对世界新闻自由的威胁。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朋友兼助手张淼被捕三个月之后，德国《时报周报》驻北京记者科克里茨（Angela Köckritz）发表长篇文章，公布了她在这一事件中的经历。首先我对Köckritz女士公开陈述事实表示赞赏。在类似事件中，中国政府总是以各种方法迫使知情人保持沉默。正如张淼的家人也曾请求尽量少发报道一样，他们明示或暗示说，公开报道会对被拘押的当事人不利。这就等于承认，中国的司法是可以根据舆论状况而随时改变的。家属和知情人往往被迫配合当局。事实上，在没有外界关注的情况下，当局更会胡作非为。

Köckritz女士的文章透露了大量的信息，其中不乏黑色幽默。例如，”从一开始，国家就说占中是’颜色革命’，由外国敌对势力支持。如果能找到一个所谓间谍，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有说服力了。难道这个人就是我？”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阅读的大部分时间是笑不出来的。尤其是警官张先生得知张淼没有德国护照，是中国公民之后，得意洋洋地对Köckritz女士说：”不管怎样，张淼是个很普通的中国公民。我们会把她当作一个中国公民对待。”在去年10月的一次中国外交部例会上，发言人洪磊在回答张淼被拘的提问时也强调说：”你提到的这个人是中国公民。”

如果你明白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有钱或者有权之后，想方设法让自己及家人持有外国护照，就会懂得”当作一个中国公民对待”的含义。Köckritz女士应该庆幸，她在被指控支持分裂中国、组织占中抗议活动之后，还能从警局走出来，因为她不能”享受”中国公民的待遇。如果是一个中国公民，连一个像样的罪名都不需要，就可以让你失踪。前述外交部例会上，发言人称张淼被拘是因为”涉嫌从事寻衅滋事活动”。Köckritz女士在文章中说，她先被告知张淼”卷入了村民纠纷”，随后又说”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恐怖阴谋”，”事关煽动骚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司法程序，本来应该约束警方更严肃地对待加诸一个人的罪名。但是警方对她说，”刑事审判程序才管不了这么多。”

不妨回顾一下：十年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被捕，理由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七个月之后，罪名换成了完全不相干的涉嫌诈骗。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检察院撤销对赵岩的所有指控。两个月之后，同一个检察院再次以诈骗罪起诉，赵岩被判三年徒刑。目前被拘押的律师浦志强、学者郭玉闪等，都是先以一个罪名拘押，再以另外的罪名逮捕及起诉。由此可见，真正涉嫌诈骗的，是中国政府。

在二十余年的媒体工作中，我认识了很多外国媒体的中国助理–他们大多事实上是记者，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媒体驻华机构聘用中国公民做记者，他们只能以助理或者研究员的身份工作–几乎所有人都被中国安全警察约谈过。约谈的名义是”聊天”，事实上是以强权为背景的审讯。有些人还被迫为安全部门工作，搜集情报定期汇报。但是，大多数人对此感到厌恶和恐惧。这种情况不仅对这些中国媒体工作者不公平，也是对世界新闻自由的威胁。

中国有两百多人因为表达支持香港雨伞运动而被拘捕，张淼是其中之一。这本身是极其荒谬的言论罪。警方对Köckritz女士的审问显示，为《时代周报》工作，又可能增加张淼的罪名，让她面临勾结外国势力分裂国家、出卖国家机密等调查和指控。德国的媒体和政府有责任为她的自由而呼吁，这也是为自己的新闻自由而抗争。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政府之间的谈判仍然是制约中国政府胡作非为的力量，甚至是惟一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越来越不在乎这些力量，甚至反过来制约它们。让外国人”享受”中国公民待遇的情况越来越多，比如美籍华人薛蛮子先生因为在微博发表批评中国政府言论，2013年被以”嫖娼”名义抓捕并让媒体肆意羞辱。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人王炳章先生，更早前被中国当局从越南绑架后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遭受身心虐待。

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学会了中国记者对中国政治报道的自我审查。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像Köckritz女士一样，被威胁离开中国。从她的报道中可以看出，Köckritz女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深入的了解。把这样的外国记者赶走，中国安全警察又立了一个大功。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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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叶芝·《基督重临》

1997年8月30日午夜，倍受公众和传媒（或者应改为传媒和公众？这是一个问题）关注的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一个星期之后，英国举行了据称是继邱吉尔之后本世纪最隆重的葬礼。在备享哀荣之后，戴安娜的灵魂将得到安息。然而留在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仍在为她和她的死而不安，以致于远在东方的《天涯》杂志要为此发表一个专论，以致于我这个只能算是知道戴安娜名字的法律教授也居然要开“机”而不是提笔为她之死写下这篇与法律似乎关系并不大的短文。

一

许多人将戴安娜之死归罪于传媒，戴安娜之兄查尔斯·斯潘塞更明确指责报界手上染有戴安娜的血。但是，这种情绪化的语言不应影响我们对这一不幸事件本身的考察，以致于迷失在语言构建的迷宫之中。只要仔细看一看有关报道，就会发现，即使是那几位追逐戴安娜的摄影记者，也并没有造成戴安娜的死亡，最多只是引起戴安娜死亡的一个因素。司机体内的过度酒精（超过“正常”范围两倍多），超高速的行车（每小时160公里），以及死者未系安全带（唯一系了安全带的保镖活了下来），我想，如果不为感情所迷惑，任何人都可以判断，这些才是造成车毁人亡的真正的和最根本的原因。酒后驾车和不系安全带与记者的追踪毫无关系，也是为法律甚或是现代公共道德所不容的；高速行车也许与试图摆脱记者有关，但这也不足以构成在市区违章超高速行车的一个充分理由或借口，毕竟，可厌的帕帕拉齐式记者的亮闪闪的镜头并不是匪徒的黑洞洞的枪口。因此，就戴安娜之死而言，我认为责任应当由酗酒的司机和要求或至少是默许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许已永远无法知晓）高速驾驶的多迪和戴安娜来承担。说记者杀死了戴安娜，如果不是非常不公平，至少也是一种修辞。事实上，法国警方也仅仅宣布对这些记者是否构成“非故意杀人”或“见死不救”进行调查，至于能否真正提出指控，乃至即使提出指控后能否最后成立，都还是个问题。如果事实真的大致如新闻报道所言（我们的判断还是将不幸地取决于传媒），那么，我敢预言，对这些记者将不了了之，他们最多只会受到一些象征性的处罚。

我并不试图为这几位摄影记者开脱责任。就这一事件而言，他们有“责任”。他们的令戴安娜讨厌但无法逃避和躲藏的镜头；车祸发生后他们没有首先救人（尽管这仍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法律责任，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道德责任，因此不是强制性的），却抢着摄下可以赚钱的照片；他们甚至可能妨碍了救援人员的及时救助活动；这些也许都是他们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应当受到某种行政和/或职业的惩处。但这毕竟不是对戴安娜之死负责。

二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人们会谴责这些记者，甚至称传媒杀死了戴安娜，称他们或它们对戴安娜之死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人称这些记者要对司机和多迪之死承担责任。公众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显的厚此薄彼？又为什么会对上一节所述的这些明显于他/她们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呢？

显然，我只能结论说，公众谴责传媒并不是因为它造成了戴安娜之死——尽管是因为戴安娜之死。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可以看到公众对传媒的谴责何以可能。

在过去的不到二十年间，人们几乎是看着戴安娜如何从一个美丽、青春和清纯（这两个词居然同音，也许这意味这两者在现实世界的联系和语词上的同源？）的平民少女如何成为高贵的英国王室公主，成为两个可爱的孩子的母亲，成为一位在全世界的慈善事业都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她身上拥有一切可能被人们视为与幸福相联系的“东西”，几乎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从她身上发现自己的某些憧憬和梦想。然而，人们又几乎是看着这位有一切理由得到幸福的女子的幸福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夫妻反目，丈夫“不忠”，本人承认与他人“有染”，婚姻破裂；当命运似乎开始转机，爱情重新降临之际，在一个青春已逝、美貌尤存的中年，却突然死亡。这一切已不仅是她的不幸，而且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关于人类个体命运无常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通过媒体展示在人们眼前的。当传媒创造了可爱和令人怜爱的她的时候，实际上是创造了大众与他/她们所钟爱的形象之间的一种难分难解的情感关系。因为所谓“可爱”和“令人怜爱”并不是一种由某人占有或天然具有的“物”或“品质”，而是意味着一种关系，一种诉诸于情感的关系。因此，在传媒中，当人们看到戴安娜的青春和爱情均在逝去，婚姻在破裂，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承认“有染”，为记者所纠缠和困扰，并且是“即使你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1以及当她最后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香消玉陨——这一切都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美与善的逐步毁灭，人们愤怒了。他/她们不仅需要保持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戴安娜对自己的死可能具有的责任势必成为这些人的盲点），而且需要某种情感的排解。人是无法苛责死者的（司机和多迪），因此，与戴安娜之死有某些、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关系，同时也确实有某些道德缺失的记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传媒就很“自然地”成为受谴责的对象。

因此，在这一层面上看，我感到，在戴安娜之死引出的对传媒指责似乎更多是因为社会失去了一个他/她们喜爱的人物，而必须寻找几只替罪羊。这只羊，一方面掩盖了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死者本人的过错，使其死显得更为无辜；另一方面，更保持了一个由传媒和大众合谋创造出来的完整的美丽、善良、甚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来满足社会的失落。在这一点上，我甚至要说，人们并不是在为戴安娜伤悲，而是为他/她们失去的这一个偶像而伤悲，为他/她们自己并不意识到的残酷的善良或善良的残酷而伤悲。当然，我并不是说有公众有意这般行为（但也不排除有人利用这一事件），而是说社会本身会作出这样一种集体的下意识的反应。这就是戴安娜死亡之地的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指出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通过寻找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2只要看一看，人们的所有悲伤都倾给了戴安娜，而不是倾给同样无辜甚或是更为无辜的多迪，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

三

由于这种围绕戴安娜之死的社会心理，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公众对传媒的指责容易过分（而不是说传媒无辜）。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传媒机构和所有的传媒人员都以刺探戴安娜或其他名人的隐私为工作中心，骚扰戴安娜的主要是一帮自由摄影师和小报记者。大的传媒机构即使有时也关心和报道了戴安娜的隐私问题，并在特定意义上参与了制造戴安娜的痛苦，但他们一般并不是用令人反感的方式获得有关信息，也并不渲染，而是有自我约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戴安娜死后，有记者试图向某大报高价出售戴安娜奄奄一息的照片，就被该报拒绝；还有，传媒界对这几位摄影记者的行为的谴责和对新闻自由的自我反思；这也许都可以表明，就整体和就平均水平来说，传媒界的人并不一定就比社会上的普通人更缺乏道德感和道义感。当然，这也并不意味或隐含着另一个判断：就整体和平均水平来说，传媒界的道德感比普通人更高。这里的问题是，并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传媒，那样的传媒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是“传媒”这个词实体化之后给予人们的一个错觉。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报纸和小报是有比较严格的区分的，那些爱不择手段地刺探和公布名人隐私的往往只是小报。一般说来，大报和电视台比较严肃，尽管有时可能也有一些越界的或打擦边球的行为。将这些不同的传媒机构或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范畴来加以谴责是不公正的；这正如不能因为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所有的德国人就都得对希特勒的罪行负责一样。

我还想指出，尽管在戴安娜身上，无孔不入、毫不留情的传媒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她的痛苦，因此也加剧了热爱她的公众的痛苦，但不也正是这个传媒，曾给她带来幸福和光彩，给热爱她的公众带来满足和快乐？！而且，也恰恰是传媒的这种无孔不入的能力和毫不留情的曝光也曾在另外一些场合迫使另外一些人，即使是非常有权势的人，不得不行为有所收敛，甚至揭露出了不少违法、犯罪和不公的现象，公众由此而获益。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当戴安娜春风得意之际，我们甚至欢迎那喜好刨根挖底的传媒；而当戴安娜陷入困境之刻，我们就要谴责那同样是穷追不舍的传媒？凭什么传媒对“坏人坏事”应当一追到底，而对戴安娜这样的美人或好人就应当“镜”下或笔下留情？而在刺探到个人隐秘并予以曝光之前，传媒又怎样能事先区分好人和坏人呢？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公众的判断？只要我们保持一种严格的逻辑，其结论必然是严酷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之所以容忍这种哪怕有时过份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的选择。而一旦社会作出了这种选择，传媒拥有了作为一种权利和形成了作为制度的新闻自由，就不可能事先完全排除传这种自由带来的某些压迫人的结果（又一个悖论），也不可能事先完全排除传媒界的某些人滥用这种权利。如果要想彻底消除，除非是废除传媒的这种自由。但是，我们愿意走那么远吗？

四

即使对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滥用了自由的小报或记者，我们也不应仅仅停留于“道德化”的谴责。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令人讨厌的记者和小报？为什么在一个创造了“隐私”概念和“隐私权”概念的现代社会，会出现诸如戴安娜所遭遇的那样的侵犯隐私的境况。仅仅用某些人的道德或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无法解释的。甚至我们也无法仅仅笼统地说这是市场竞争和新闻自由的产物。新闻自由仅仅是一个概念，它并没有规定这种自由必定是戴安娜所遭遇的那种自由；而市场的需求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需求构成的。因此，我们要问，是什么构成了这样一种状态的新闻自由，是什么支撑了这一市场？我并不认为那些小报是某些人的“低下”“卑俗”的欲望的产物。那种高尚和卑下的读者群之区分也许是我们简单的、习惯了的“善”、“恶”观念的产物。在我看来，这种令人讨厌的小报的存在和繁荣是与“人性”的某些未必是弱点的弱点有关。

试反身自问一下，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甚或是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种希望了解他人隐秘的欲望。记得上研究生时，我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来访，顷刻间，几乎所有同学，包括平日最为老实的同学也都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以倒点开水、找点饼干之类的借口到我的宿舍来看一眼即走，弄得不谙人情世故的我莫名其妙。一般说来，这种好奇心既无恶意，也无恶果，相反倒更可能是出于一种关切，一种友爱（因此，只有“追星族”才会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的所有鸡零狗碎都牢记心中）。但这已是一种“人性的证明”。这种好奇心或欲望是如此强烈，其力量有时会变得非常强大。即使是其“原始”形式，例如乡村、单位或隔壁邻居的风言风语，也造就了古已有之的“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和“人言可畏”的名言。而在现代社会，市场更是将这种分散的欲望集中起来了，规模化地生产，规模化的消费，并且以这种生产不断创造着新的和扩大的消费，因此，这种本来也许并不必然“恶”的欲望具有了一种非常压迫人的力量。在这里，市场只是一个放大器。

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推理。我敢保证，就在沉痛哀悼戴安娜的人群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从或者爱从各种小报上了解戴安娜的“个人情况”（私生活的另一种比较中性的表述），而其中最为哀伤的人也一定是平常对戴安娜的“个人情况”最为关切的人。的确，如果没有一种深刻的关切，没有一种相当程度的了解，一个人既不会爱、也不会恨，更不会为之哀伤流泪（请试想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民听到戴安娜之死的心境）。应当说，他/她们这种欲望并不低下，也不必然具有伤害力。而就是这种无害的欲望促成了那种有害的小报和令人讨厌的记者。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表面看来悖谬、实际统一的现象。正是这种公众的关切、爱戴引发了或至少是加剧了戴安娜生活的悲剧和痛苦，引出了那好莱坞警匪片也未必能如此狂野的公路追逐。葬礼上的泪水和街头的小报都出自那种窥探隐私的欲望，是同一种心理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人心险恶”的另一种解释。

五

正是由于这种“人心险恶”，我们也许应当对传媒加以某种必要的限制。然而，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曾比较详细地分析过，这种限制有可能损害另一种同样值得保护的价值，在此不再赘述；3而且，就限制追踪名人隐私的问题而言，在我看来，除非这种限制是铭刻在记者自己的灵魂中，否则将很难实现，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原因除了上一节指出的人性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

首先，名人和名人周围的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利用传媒，甚至包括不幸的戴安娜本人。在这个意义上，戴安娜以及其他抱怨传媒侵犯隐私的名人往往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我这并不是指戴安娜承认婚姻期间与其骑师“有染”之类的事，而是指她在许多时候并不拒绝传媒，她不仅利用过传媒，而且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大力玩过传媒这把“火”。在一定意义上，她在公众面前的那个“人民的王妃”（英国首相布莱尔语）的形象就是她与传媒的合谋。例如，为了捐款，她拍卖了个人的晚装，创造了时装拍卖的最高价。而这并不是因为她个人的晚装本身特别昂贵，而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她利用了自己对于传媒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也利用了某些传媒塑造出来的她的公众形象。

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福柯指出的那种权力的逻辑：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会发生流变的关系。4当你利用了传媒，那么就意味着你不可能不被传媒所利用；当你通过传媒说话，传媒也在通过你增加了自己的影响。你不可能玩弄传媒于股掌，让它仅仅听命于自己，只获得传媒的好处，而拒绝曝光的不利。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从来都只能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尽管玩火者并不必定都自焚，然而灼伤却难以避免。对于那些准备利用传媒的人，那些急于出名，急于“包装”自己、出售自己形象的人，这一点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警示。

这也就意味着，传媒本身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尽管集团内部也有利益的冲突。多年以来，传媒不仅给自己戴上了“无冕之王”、“第四权力”、“舆论监督”之类的政治的和道义的桂冠，而且创造了一个利润巨大的市场。传媒不断顺应乃至创造消费者的口味，它在不断替消费者选择和创造着他/她们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明星形象，思考着如何将之“包装”，如何将之“推出”。在这一背景下，我甚至怀疑，前面第三节文中提到的那家声称自己拒绝刊登戴安娜之死的照片的报纸，以及目前传媒对戴安娜之死的自我“反思”，不是另一种有意的甚至是下意识的自我炒作，不是另一种传媒的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强化，不是另一种权力的行使和对这种行使的正当化。哦，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分析也许太刻薄、太残酷了；但是，如果社会本身比这还“刻薄”、“残酷”呢？

六

现代社会创造了隐私，创造了隐私权，隐私才得到了保护；许多善良和天真的人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为什么要创造出隐私？而且，只要我们睁眼看一看，正是那创造了隐私和隐私权概念的社会条件也创造了隐私的另一面，黑暗和残忍的一面，对隐私的残酷剥夺和剥削。

是的，在初民社会、乡土社会中是没有“隐私”概念的。5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不存在作为事实的“隐私”。由于没有现代传媒，信息和知识基本是口耳相传，许多事都保持在各自不同的“圈子”里面，事实上的“隐私”随着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而存在着。而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一个隐私概念，也许并不是因为传统社会中没有没有隐私，而恰恰是可能由于传媒的出现、市场的出现，以及市场和传媒的结合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压迫人的力量；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将隐私作为一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将一部分个人生活置于他人和公众的干预之外，也许恰恰是反映了隐私的稀缺。然而，当法律划定了这条不能触动的界限之际，不也同时就划定了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和剥削的界限吗？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悖论：一方面，我们不能当面问一位女性的“芳龄几何”（这在中国的城市地区，恐怕也只是不到十年的事），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电视、电影中看到那些很难和孩子、父母或朋友一块观赏的“镜头”，在街头巷尾，你也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那将以最现代的方式展示人最为原始的隐秘的“毛片”；一方面，在美国，女性人工流产已经成为受宪法保护个人的隐私权，而另一方面，这种权利是在最高法庭的公开辩论后由大法官来确定的，并不时还需要大法官或国会或政府的干预；一方面，同性恋被认为是个人的隐私，而另一方面，同性恋者又为他们法定权利和婚姻而招摇过市地走上街头和议会。请注意，我并不是在指责什么，也不意图指责什么，这就是社会，也许是一个并不很糟糕的社会。我仅仅想指出的是，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分裂。而传媒，如果一定要说它的功过，那只是强化了、加剧了这种分裂，并将这种分裂的艰涩和痛苦以更强烈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又毫不悔改地“继续操练”。

因此，在我看来，这一事件触动公众的又不仅仅是他/她们与戴安娜形象之间那种难以分解的情感关系（因此不存在这种情感关系的多迪和司机被遗忘了）；在对传媒的一片谴责中，确实，本文第一节所辨析的戴安娜是否真的为传媒所杀，这个问题对于公众实际上已不重要（而仅仅对那几位倒霉的记者重要）。并且，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由于传媒曾展塑了一个幸福的和一个痛苦的戴安娜，我们也的确可以说是传媒杀死了那个作为符号的戴安娜。因此，在这一片对传媒的谴责中，我听到了生活在传媒时代的人们对戴安娜的悲剧——因传媒和隐私而引发的生命的，而不是死亡的，悲剧——引发的对人类自己荒谬、悖论式的难堪境地的质疑。也许，戴安娜的生和死正是这样一种现代人类生存境地的象征。

七

戴安娜已死了，但她曾面临的问题还活着；她的灵魂安息了，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还在焦躁不安。的确，“死并非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这些问题并不会因她之死而消失，也不会因对她之死的反思而消失，我们还必须活着、思考和选择。当写到这结尾之际，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些文字不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剥夺着戴安娜之死这样一个隐私，参与塑造着这一作为公众事件的个体死亡？我的文字将通过传媒展现出来，读者你也将通过传媒阅读这些文字。而当我领取稿酬之际，我又是否在以另一种方式“剥削”着已经死去的不幸的戴安娜的隐私？

我和你都已深深嵌在这个曾使戴安娜不幸的现代世界之中，尽管我们似乎是在“反思”！

1997年9月10日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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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美国之音丛书之《国家秘密》。

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他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虽然在中共最高职位上只待了两年就因六四学运而下台，但他却给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留下了极为重要的遗产。

赵紫阳下台了，但亲手把他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的邓小平（注1）却坚定地表示，赵紫阳主持撰写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变；赵紫阳下台了，但他的继任者却在实行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赵紫阳已经去世八年了，但中外的专家、学者还对赵紫阳的思想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关于赵紫阳的研究和出版的书籍在不断增加。

由于赵紫阳在1989年下台后一直处于软禁状态，他的言行受到当局非常严格的控制，因此，他流传到外界的声音更显得弥足珍贵。

美国之音记者未可采访了在赵紫阳去世前不到一年内同赵有过两次长谈的中国学者姚监复（注2）先生。姚先生不仅向我们描述了赵紫阳最后时刻的音容笑貌，所思所念，生活状况，而且更宝贵的是，还向我们详细转述了这位杰出政治家对中国许多重大问题所做的深刻思考。

《解密时刻》与大家分享赵紫阳在去世前对中国做出的最后思考，从而为大家全面燎解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提供帮助。

*北京有个总书记监狱*

北京富强胡同6号大门（网络图片）

在北京东城区繁华的商业区王府井附近，有一个僻静的小胡同，叫富强胡同。在周围现代化建筑的衬托下，它更显得古老、苍凉。

不错，这条胡同正因其古老而有名。胡同西侧有一大片房产据说是前清大太监李莲英（注3）的家产。清朝有几位亲王都曾经是三号院的主人。这里有几处宅子都被列为“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

然而，富强胡同在今人中间的知名度并不只是因为那些太监和亲王，更因为在这里长期居住的两位特殊居民，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注4），另一位是他的继任者赵紫阳。

胡耀邦从1952年担任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984年成为中共首脑后才搬走，去了中南海。他在富强胡同6号一共居住了29年。中南海没有给胡耀邦多少好日子。到1987年，他就被中共的一批老革命家们给罢黜了。

赵紫阳的命运跟胡耀邦有所不同。中南海见证了他登上政治生涯顶峰的辉煌，陪伴他度过了一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刻。他可能从未想过，这个破旧的胡同会成为他命运的归宿。赵紫阳跟胡耀邦相似的地方是：他也是被一群中共元老们密谋赶下台的。下台后，他就被无意或是刻意地安置在胡耀邦居住过近30年的那个四合院里。

自从赵紫阳一家在1989年搬到富强胡同以后，6号四合院就成为京城里人们关注的一个新景点。平时总会有一些人，或者出于好奇，或者带有某种目的，到这里来转一转，看一看。每逢有重大事件，如六四纪念日等，聚集在这里的人会更多一些，其中也不乏媒体记者。富强胡同因此更加有名。

人们发现，赵紫阳一家的到来，让胡同有了很大的变化。四合院门口的红漆大门前总有两名解放军战士站岗。破旧的灰色院墙上架起了一圈铁丝网，身着便衣的安全人员不停地在胡同里来回巡逻。原来祥和、朴实的小胡同无端增添了些许肃杀的气氛。

后来人们都知道，曾经在六四事件中因反对镇压、反对戒严而被撤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在这里，这里已经变成了总书记的监狱。

赵紫阳时期的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鲍彤（注5）说，当局把赵紫阳的家变成了监狱，对赵紫阳实行日夜的严密监视，剥夺了他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起码的自由。甚至在晚上，赵家的前大门还要“被人用自行车锁从外面锁上，以此来限制他和家人”。

曾在赵紫阳生命的最后一年和赵有过两次长谈的学者姚监复回忆说，他去赵家的时候发现，6号院里外有两套人马负责监视。外面的人员都着便衣，里面的人都穿着解放军的军装。

姚监复估计，这些解放军大约有一个排，住在一进门的四合院里。院子的右边有一扇门，通向赵紫阳一家居住的地方。他第一次去见赵紫阳的时候先要经过便衣的检查，然后要通过军人的检查，最后才能走入赵紫阳家人居住的区域。

赵紫阳的书房，这里是他会客的地方。（网络图片）

6号院是一个三进式的老宅，前院被军人占用，中院是赵紫阳一家居住。赵紫阳的书房兼客厅坐南朝北，有一大排窗户面对院子。后院有几颗树，据说是赵的前任胡耀邦亲手种下的。当赵紫阳每天在院子里踱步的时候，这些树就成为两任被罢黜的总书记相互交流的媒介。

赵紫阳被监禁在这里长达16年，直到2005年去世。按照赵紫阳自己的说法，他是在没有任何合法的程序下遭到了“终身软禁”。秦城监狱关押的是中国的高级干部，而富强胡同6号监禁的是中共的总书记，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监狱”。

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北京也是一个独特的景观。

*他为何要纵情大笑？*

2004年3月的一个上午，身体已经大大衰老的赵紫阳躺在书房的躺椅上跟朋友谈话。当朋友说，中共历任总书记中只有赵紫阳和陈独秀（注6）在下台前坚持不做违心的检查的时候，赵的情绪一下子变得非常激动。

他突然拔掉鼻子上插着的氧气管，站起来，走两步，然后又回到这位朋友面前，手指着朋友的鼻子说，“是你说的陈独秀？”朋友答：“不是，是李锐（注7）同志给我说的。”

赵紫阳闻后，背过身去，在沙发后面的一块空地上举起双手，放声地、爽朗地大笑：“哈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

这极富夸张的动作和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让这位朋友着实感到吃惊。赵紫阳的反应在习惯了循规蹈矩、喜怒不形于色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位朋友就是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姚监复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赵紫阳生命的最后阶段和赵进行了两次谈话，并记录下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留下的最后的思考。

软禁中，赵紫阳极少会客。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到当局批准进入赵家。赵紫阳的老乡和战友宗凤鸣（注8）是其中之一。宗凤鸣前后去过赵紫阳家100次。后来，在追记的基础上，宗凤鸣把这100次谈话编成了《赵紫阳软禁中的一百次谈话》一书。

不过，已经85岁的宗凤鸣对继续记录赵紫阳讲话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推荐稍微年轻的姚监复来帮忙。除了年纪因素以外，姚监复还符合赵紫阳提出的两个要求，一是，赵紫阳不希望使用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而姚监复于1984年在玉泉山参加过赵紫阳主持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报告的起草工作，跟赵紫阳有过直接接触。

二是，赵紫阳希望此人对美国比较了解，能够给赵提供一些有关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以及其他各方面人士对中国的看法。姚监复也符合这个要求。他多次来过美国，接触面比较广。

赵紫阳为甚么对朋友把自己和陈独秀并列一起的评价反应如此强烈呢？

姚监复的解读是：在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之后的15年中，赵紫阳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家，承受了失落、孤独、病痛的折磨。在此期间，他有机会对自己一生，特别是自己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进行回顾，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姚监复说，赵紫阳心中想得最多的可能还是六四事件，是他在六四事件中做出的最后选择究竟会得到历史怎样的评价？就在自己的生命之光逐渐暗淡之际，赵紫阳得知李锐和其他一些党史工作者对他做出的评价，显得非常激动。他为自己能够在历史上与陈独秀并列，成为为坚持真理不向权势低头的两位总书记之一而感到欣慰。

姚监复：“我觉得，他（赵紫阳）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

姚监复总共与赵紫阳有过两次长谈，一次在2004年3月，一次在同年5月。

跟姚监复谈话不到一年以后，也就是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了，终年86岁。如果从他13岁加入中国共青团算起，赵紫阳86年的生命中有73年奉献给了中共的革命事业。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安阳滑县桑村赵家庄。原名赵修业，后来在武汉上中学的时候，自己改名为赵紫阳。他在桑村完成了小学教育，并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还加入了共青团。在17岁的时候，赵紫阳去武汉读中学，但没有毕业就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中共建政前，赵紫阳分别担任过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南阳地委书记。建政后，赵紫阳先后在广东、内蒙、四川等地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赵紫阳由于在四川推行的经济改革尝试成效突出而得到邓小平的青睐，被提拔到中共最高决策层，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

1980年9月，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治家职业生涯突然中断*

正当赵紫阳的政治生涯处于巅峰的时候，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89六四学生运动”。在如何对待学运的问题上，赵紫阳和邓小平发生了严重分歧。邓主张武力镇压，而赵坚持在法制和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最后，邓小平一言九鼎，调集大军，进入北京，在首都实行戒严，对广场进行清理。解放军的坦克隆隆碾过长安街，冲向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的身体和他们对民主的梦想被坦克的履带压得粉碎。

赵紫阳也因在关键时刻拒绝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而被扣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他的所有职务被一撸到底。他的政治生涯至此戛然而止。

从6月20日之后，中共就开始对赵紫阳实行隔离审查，取消了赵紫阳的行动自由。审查持续了3年零4个月。到1992年10月，审查结束，但当局并没有解除对赵的软禁。中共中央办公厅反而对赵紫阳的行动限制做出了四条明确的规定：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摘自《改革历程》）
从1992年之后，赵紫阳每年除了可以不公开地去一些外地短暂居住之外，所有的公开活动都被禁止，甚至想参加陈云（注9）、邓小平、彭真（注10）的悼念活动也不行。姚监复说，上面明确规定，广东是不能去的，但赵可以去广西、山东。后来，这类外出的权利也被取消了。

中办做出的这四条限制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更加严格。到外面去打高尔夫球、去公园散步等都被取消。会客则几乎被完全禁止。

能够经常进出赵家的宗凤鸣是以气功师的身份而不是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书记的身份获得许可的。姚监复本人也是冒充小气功师才得以进入。其他人几乎概莫能入。

姚监复说，原国务院秘书长杜星恒（注11）要看望一下赵，上面都不允许。鲍彤多次要求前往富强胡同看望一下老首长，也屡遭拒绝。直到赵紫阳去世，他们两人始终未能见上一面。

*孤独是摧毁赵紫阳健康的杀手*

据姚监复描述，2004年的时候，赵紫阳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了。他肺部出现纤维化，氧气瓶不离身。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赵不断吸氧。他脑子反应还是很快，但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外貌上已经完全是一位老人、一个病人了。

姚监复说，他在赵紫阳的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当年身穿国产西服接见外国记者时谈笑风生、潇洒自如的政治家了。十几年的软禁生活是残酷的，孤独和悲凉改变了赵的生活状况，摧垮了他的健康，甚至改变了他的容貌。

当姚监复把自己跟赵紫阳一起拍的照片拿给杜润生（中共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注12）、朱厚泽（前中宣部部长）（注13）等老友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来里面有赵紫阳。

为了消除寂寞和孤独，姚监复说，赵紫阳养了一只小狗，是小哈巴狗，经常汪汪叫，伴随在赵的身旁。客人到赵家的时候，警卫都要先通报一声，并把小狗安排好，避免咬到客人。

被剥夺了外出打球的权利后赵紫阳在家里打起了小高尔夫球（网络图片）

赵紫阳下台后，生活的乐趣越来越少。姚监复还讲了赵紫阳在家里搭起高尔夫球小棚子的故事。

姚：第二次我见他 （赵紫阳），最后临走的时候，我开了一个玩笑，说“紫阳同志，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职务？”
赵：甚么职务啊？
姚：中国高尔夫协会名誉主席啊。
赵：唉，让人家给刷掉了。
姚：怎么会刷掉了？
赵：我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那个球场是合资的，香港的一个高尔夫协会的人，还有日本的人发现了，用那种大镜头的观景窗拍到了。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负责人见了我说，“赵紫阳先生，我能不能请你当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说，“不用了，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意思是中国就包括了香港，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呢。
赵：那个香港人和日本人都注意到这个消息了。后来，中南海就问高尔夫球协会，“怎么赵紫阳还有这个职务啊？”那个协会的人赶紧说，“没有了，没有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了。

姚监复对美国之音说，赵紫阳后来就不能够出去打高尔夫球了。于是他只好在家里搭起了一个塑胶棚，拿一个小杆子打。

姚监复感叹地说，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只能在自己院子里面搭一个塑胶棚子打高尔夫球。

姚监复说，赵紫阳虽然是笑着给他讲这段故事的，但看得出来，他的笑声包含着苦涩。

*死后受到的种种限制*

中共对赵紫阳的恐惧并没有随着赵的去世而消失。官方极力降低公众对赵紫阳去世的关注。新华社只发布了一则54个字的消息，报导了这位中共前任总书记和中国的前任总理的去世，而其它媒体对此则只字未提。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自发前往富强胡同献花圈、花篮，悼念这位敢于在中共和民众发生对抗的时候站到民众一边的中共领导人。当局对控制悼念活动采取了许多措施。

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他去世13天后在八宝山举行的。当天，大约有两千人前往八宝山，但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获得当局批准进入灵堂，向赵紫阳做最后的告别。

姚监复回忆说，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的人都要先领票。发票过程很复杂。领票者要先到赵紫阳家里签名，表明要去参加悼念的意愿，然后去平安里的一个宾馆或者人民大学的一个宾馆领号。领号要凭身份证。有了号，才能得到进入灵堂告别的通行证。

姚监复说，他是陪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一块儿去赵紫阳家的。朱厚泽开始在外面排队。姚监复告诉他，领导人可以从一边进去，于是拉着朱厚泽从侧门专供领导人的入口进去签字。

姚监复说，他在签名簿上看到了乔石（注14）夫人的名字和田纪云（注15）全家的名字。稍后，姚又陪着李锐进去。在进去鞠躬的时候，姚监复被一个便衣员警认出，说他已经进来了两次。姚说，“我陪着老人进来”。

*告别仪式上的一个小意外*

当局对悼念活动采取的限制随处可见。比如，赵紫阳子女为悼念父亲制作了一对挽联。挽联说：

“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幸。”

赵紫阳的家人与当局交涉多次，希望准许把对联悬挂在灵堂，但遭到当局的拒绝。直到仪式结束后，当局才同意。亲朋好友这才得以在挽联前拍照留念。

尽管当局悼念活动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悼念活动上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赵紫阳的老乡宗凤鸣在向赵紫阳遗体告别之后准备跟赵紫阳家人握手的时候突然退了回去，对着赵紫阳的遗体高声喊到：“紫阳同志，你冤枉啊！”

姚监复说，其实，宗凤鸣事前就跟李锐和姚监复以及赵的家人透露过他的这个想法。大家都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最后，宗凤鸣还是这样做了。姚监复说，宗凤鸣当时已经85岁了，他老人家是非常有感情地高声喊出了那句话。

赵紫阳去世后受到的待遇让很多人为之不平。姚监复说，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注16）去世的时候是光着身子，被裹在一个脏床单里扔到火葬场去的。跟刘少奇相比，中共对待赵紫阳的去世是有进步的。赵紫阳的遗体能够穿着中山装，覆盖着党旗，这比毛泽东对待刘少奇显得更有人道，更注意尊严。

但是，中国社科院的政治学者王鹏令（注17）指出，这一点点进步实在是太可怜了，因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那是在文革结束13年，改革开放也已经十几年之后了。王鹏令说，如此对待一位“跌了一跤”的政治家所反映的政治文明程度大体还处于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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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大”：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

“习大大”这个词汇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的最初来源是新浪草根微博@学习粉丝团 ，从2012年11月21日起，其发布了大量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照片，且多有在近距离才能拍到的照片，发布速度比官方媒体甚至新华社的各个微博都要快，它用俏皮的话语报道主席出行，比如“习大大”“平平”，而其夫人彭丽媛则被称为“彭妈妈”。

学习粉丝团的微博经过再转发、扩散，“习大大”在领导人的粉丝之间趋向于主流话语。但这个话语还没有被官方认可——直到在2014年的9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来自遵义的刘轶说:“总书记，我可以叫您习大大吗?”“YES”。查看许多媒体报道，对这个“YES”的形容皆是“爽快的回应”。

自此，“习大大”作为一个草根微博的话语，被成功的进行了合法性收编，并成为官方媒体的主流用语。检索新闻，“习大大劝年轻人别熬夜”“习大大喝哪些好酒”等主流信息，都将其名字置换成“习大大”三个字；吐媒槽此前推送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习大大的新闻观与宣传观》，也在无意中参与了这个概念的生产和建构。

问题是，按照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路子，“习大大”的概念有不妥之处。大是“爹”的俗字，各地方言中一般指长辈，称某人为“大大”，本质上具有亲昵的指向。追本溯源的看，当一个中介性的名字，变为有亲昵指向的代称，会挤压一个词汇的解释空间，也会在根本上形成人们在认知上的偏差。当“习大大”成为主流文本时，就已经限定了框架——无论是语境、背景还是表达，都让批评的空间大为减少。

比如说，当我们说起“小平”的时候，我们想起的是什么呢？只能是力主改革开放的那个具体的“他”。这个话语，首先带来的就是亲和、魄力的形象构建。

类似的话语被进行合法性收编的例子不胜枚举。“APEC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2014年的网络新词汇，“APEC蓝”多指治理的超常规手段，在网络舆论场上，它被解释成为“Air pollution eventually controlled”、“Air pollution escaped from China”等各种延伸义，这些意义在亚太经合组合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得到了极为有力的彰显，它们与“禁止焚烧垃圾”“限牌停工”等各种伴随文本勾连，委婉的表达批评。

这一词汇在具有负面、消极的指向之后，迅速被进行合法性收编。2014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文《让APEC蓝永驻蓝天》，让“APEC蓝”的解释空间变得规范化、指称化，它暗示党和政府的决心、努力，将APEC蓝与国家形象、民族尊严挂钩，使其意义变得更加积极、盎然，而原有的讽刺、批评之意得到有效消解。

对民间生产的话语进行合法性的收编，是中国特色语境下，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趋向成熟的一大特点。此外，使用公共话语、创造特色概念、重新生产意义等路径，和对话语进行合法性收编一致，都是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所看重的手段。在以后的吐媒槽系列文章中，我会就这个基本脉络为大家介绍一系列政治传播案例。

在这里，我将政治传播这个题目，称呼为“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是因为，政治传播作为一个重要题目，在传播学中，与“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被作为平行的内容。所以，不免要用老套的句式问一下，“当我们在谈论政治传播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随着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外延逐渐拓展，概念界定反而越来越模糊。政治和传播谁是主体，决定研究视角不同、研究层次不同、研究主题不同，如图所示，61%的研究倾向于将其纳入传播学范畴，49%的研究视角切入传播学，剩余的政治学研究比例，相对来说寡淡一些。

▲本图表基于2002-2016年相关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项目）的分析

若要在概念上达成对“政治传播”的理解，适宜从“政治”“传播”两个概念上去探赜根源，但这两个词汇所隐含的意义又极其复杂。宽泛来看，理清基本的逻辑关系是有必要的：以政治为优先视角的“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它通过政治话语、政治修辞，达成劝服、改造、认同之效果；而以传播为主要视角的“政治传播”，我们可以称呼其为“传播政治”，其着力点在于传播本身的技术化、工具化，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功能，与前者相比，它更加宏观、显见。

61%的传播学研究比例，会研究什么样的政治传播呢？以学习粉丝团的“习大大”为例，大都是围绕传播规律、传播实务来进行的，怎样进行微博管理，怎样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是“作为传播的政治传播”关心的内容。

“人本质上语言的动物”，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如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则称，“人是政治的动物”；美国政治传播学者尼谋有一句名言：“政治就是谈论”。1970 年 12 月，福柯提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福柯第一个将话语和权力结合起来，他认为，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

官方媒体的寥寥几个字的改动，何以会引发巨大的争议性？为何会释放出巨大的信息含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如何通过内容的排序和组合，生产出巨大的政治意义？在世界对于话语的定义权、解释权的斗争中，我们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随手可见的问题，正是“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所应当去关注的。在以后的吐媒槽系列文章中，我将会试图通过案例介绍，来还原政治传播的另一面。

参考资料

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2月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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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发表了一份他们认为能够“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50人榜单，其中既有1998年以来首位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陈嘉韵（Melissa Chan）和本站创始人萧强，也有“党国红人”周小平和宣扬“网络主权”的中国网信办主任鲁炜。正如《世界日报》所评论的：相映成趣。

澎湃新闻｜从马云到农民工，从科比到俞敏洪，这50人塑造中美关系未来

《外交政策》网站近日刊发了“太平洋力量指数”报告（The Pacific Power Index），报告评选了在中美关系上发挥最重要作用的50人，他们来自两国的媒体和互联网、企业、文化和娱乐、教育、金融、军事和政府等6个领域。《外交政策》称，两个大国的碰撞和交流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可以塑造和推动中美关系的未来。

在这50人名单中，有32人来自中国或所属企业在中国运营，18人来自美国。在这份名单中，澎湃读者会发现不少熟悉的名字。

以下为部分《澎湃新闻》没有（也不会）刊登的上榜名单及（或）理由，由数字时代编辑翻译整理（图片均来自网络）：

黄之锋

启发了香港街头的政治觉醒以及当局的反西方妄想症

2012年，香港政府试图在这座半自治的城市中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之时是这名香港少年第一次面对中国大陆，当时他赢了。北京作出让步，原方案延期。但这次，现年18岁的黄之锋和成千上万受他动员的学生，在示威反对北京操纵香港选举的计划时，遭遇了态度强硬的中国。这些示威虽然没有达到目标中真普选的诉求，但他们震动了西方媒体，使得香港和中央政府公开指责有西方势力介入此事。

Kenny G

为无数的中国购物者创制了背景音乐

流畅的萨克斯似乎可以胜过任何语言。西雅图乐器演奏家Kenny G在1989年制作的洗脑流行金曲“回家”在中国各地神奇般地无处不在；不论是在购物商场或图书馆，在接近营业结束时，到处都能听到这首代表终结的哀愁神曲不断循环播放。

Kenny G 持续的人气使得他仍旧能常常出现在中国的音乐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北京对他出现在香港示威现场表示不满后，他会立即与这场示威划清界线。

周小平

网上反美情绪的代言人

周小平从没访问过美国，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为中国读者们记录下美国诸多的内部问题，其中有真实的也有假想的。他那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但常常缺乏事实依据的反西方文章－－比如“梦碎美利坚”和“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迎合了一部分活跃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草根爱国者。33岁的他是在10月15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中一举成名的。习近平对曾一度脱离掌控的中国互联网展开了大面积重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运动，年轻的周似乎被选为这项运动的代表人物。12月12日，周被提拔进了政府机构：他已当选共青团中央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常务理事。

鲁炜

向世界出口中国的互联网模式

许多人都曾想知道，随着全球化、不受限制的互联网的来临是否会改变中国。现在看来或许相反的情况更可能发生。作为中国互联网沙皇，鲁炜一直宣扬审查制度和中国的新“互联网主权”模式，该模式认为政府有权决定什么样的网上内容能够进入虚拟国界。这或许听起来是一种倒退，但信心十足的鲁对中国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有着敏锐的把握，因此他能准确地知道如何制止这种传播。

这是一个其他专制政权，甚至名义上为民主制的土耳其，在设立他们自己的互联网政策时或许都已经在考虑的模式。作为中国6亿多互联网用户的守门人，鲁甚至可能有足够的议价能力让西方互联网公司乖乖就范。

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的创始人Mark Zuckerberg最近对鲁在访美期间参观Facebook办公室表示欢迎。虽然Facebook在中国是被屏蔽的，但Zuckerberg并没有批评鲁，反而在说普通话之余还给鲁展示了其办公桌上一本习近平的新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萧强

与中国审查制度的防火长城较量

当中国互联网沙皇鲁炜在北京的办公室扩大防火长城影响的同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萧强在墙下挖掘了打通两地的隧道。萧原本在美国学习天体物理，但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遭镇压后成为了一位人权活动家。他创建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从大洋的另一头发表了机密的中国宣传部指令、被禁关键词列表、和基本上任何能让中国审查者日子不好过的内容。作为2001年麦克阿瑟奖学金的获得者（也被称为天才奖），萧继续在最高层面塑造着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他在2014年底向白宫和国务院资深官员就互联网自由进行了情况通报。

《外交政策》榜单全文：The Pacific Power Index－－From moguls to migrants, Harvard to Huawei: 50 people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下图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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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原在中新社工作，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高瑜于今年4月24日，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法新社资料图片）

国际记者联合会1月26日公布“2014中国新闻年报”，报告提到，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新闻自由现在“更为严峻”，尤其是香港媒体遭到“幕后干预”，使人更担心香港的新闻自由及北京的干预。

据法新社报导，这已经是本月第二个忧心香港的媒体遭到审查及操纵，还有记者遭到人身攻击，新闻自由受限的报告。相对于北京对中国媒体的严格管制，香港过去自豪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但现在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受到严重的侵蚀。

去年底香港历经2个多月争取真普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香港的紧张情势仍居高不下。这份报告由3名记者（皆用笔名）以第一人称叙述。

笔名林海（Lam Hei）的记者形容，2014年是香港媒体的“分水岭”， 它已“放弃编辑的独立性”；并且广告商的敏感性，以及香港政府官员与媒体管理者之间的“异常频繁”接触是出版社面对的问题。

这位记者还说，在抗议期间，来自北京的干预完全是“不公正而且赤裸裸”的，他们透过驻香港的官员施压记者。但“多数的媒体没有抵抗… 香港的媒体已经半跪下来了”。

国际记者联合会在声明中说：“除了强调政治势力的压力，IFM提醒大陆及香港的商业机构，自由及独立的媒体在商业环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闻自由是一种人权，媒体必须能够不受威胁的履行专业职责。”

2周前，美国的文学及人权组织国际笔会美国中心才说，在人身攻击及网路攻击的威胁下，香港媒体“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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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瓶中喵（微信号：pzmiao）

连续这么多天来，南都暗访深圳警界官员吃娃娃鱼却遭打的事件不仅没有平息，相反越闹越大，从一开始的打人和是否涉及公款吃喝等问题，变成了现在的警察与媒体的全面为敌。更奇怪的是，深圳警方突然一刀切，做出了极其愚蠢（也很可能是故意）的决定，禁止全市警察聚餐。

基层民警的辛苦，谁都知道。这个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1、以基层民警的辛苦和获得的道义支持，收获同情，反转剧情。2、把基层民警拉下水。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开始把仇恨转移到了南都甚至是全部媒体身上。认为，是南都无事生非，故意找茬，才使得他们被处罚了。这个政策当然是不合理的，唯一有利的，就是领导。他们，成功的把矛盾和注意力都转移了。

再也没有人会去问，官员领导聚餐，究竟跟基层民警有什么关系？处罚的本来就该是领导官员，为什么要处罚所有民警？为什么领导官员吃个饭要把当地公安局的安保也带过去？这是不是公权私用？为什么当得知对方是记者时，要殴打他们，并且抢走相机和手机？这是不是心虚？为什么记者被打报警后，执勤民警会护着打人者离开？这是不是包庇？为什么会有专职司机载着这些领导官员就餐，其中还有路虎。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公车？如果有公车，是不是涉嫌公车私用？……一大堆的问题。再也没有人去关心，没有人去在意。而只有辱骂和攻击。

有些人是故意使坏，他们说，这是私人聚餐，记者无权去拍摄。完全忽视了，是因为有人举报，有官员领导违反了中央的八项规定，记者才去的。如果真的是普通人吃个饭，没有人会傻到去侵犯别人的隐私。但既然是官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公款吃喝现状之严重，你又不是不知道，根本不用装外宾。况且，你见过一个正常的饭局需要动用当地公安局人员做现场安保的吗？脑子真是秀逗了。

基层民警为领导官员辩护，就好比大清的县令因为违反大清律法被处罚，县令把脾气发泄到乞丐身上，而大清的乞丐还为之叫好一样，他们以为，县令大人日子过得舒服了，他们也会跟着舒服，可惜，这不过是做梦罢了。深圳警方出来不合理的一刀切的禁止聚餐的可恶政策，那是警方的问题，跟媒体何干？可大清的乞丐不会这么想，他们会认为，要不是舆论监督到我们的县令大人，我们怎么会被处罚？

唉，说了也白搭，接下来又要被喷了。这事本来就跟我无关，就算我多嘴吧。过来骂街的笨蛋见一个拉黑一个。（关注公众号：瓶中喵；微信号：pzmiao；每天推送海外好文章，了解更多历史真相。转载请注明来源。不要把这些裁掉。谢谢。虽然我知道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但还是愿意相信，你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下面分享南都记者陈乐伟讲述的事情经过，供各位参考。今天已经有很多人在微信发过这个文章，最后却被屏蔽，如果你等会看不到这篇文章，那就是河~蟹已经杀到了……

图文无关

暗访娃娃鱼事件经过

文｜陈乐伟

我是事件的当事人，那么该出来说几句了，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报社。报社一般是不允许这样的事的，但我看见有些人攻击南都，说的话很难听，甚至煽动普通民警来憎恨南都。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会受到辱骂？为什么一张爱这座城市的报纸，会被人污蔑给这座城市抹黑？

我的一位亲属说：要追查到底，轻描淡写一句自掏腰包敷衍过去，是为虎作伥，助长腐败。那是在事后他看到报道后说的。普通人都知道这样的道理，为什么我们把目光聚集于那些官员，他们让安保守门，自己在公共场所吃喝，反而要被称为与深圳格格不入？

是不是对举报视若无睹，就是与深圳同呼吸共命运？南方都市报努力地为普通民众表达声音，追求公平和正义，追求多元和包容，什么时候成了最大的失败了？是不是像有些媒体那些，唱赞歌，做一些粉饰性的工作，就是与时代共进步？哪怕暗地里有那么多悲惨遭遇者在哀嚎，在那里投诉无门，在那里碰壁，在那里无助流泪？

公款吃喝向来是媒体监督的重点，为什么一些人要骂前往监督的媒体？公款中有一部分是你纳的税啊？难道你会任由你自己的钱被别人滥用？

目前我们收到的报料中，有提及这些领导吃饭时用的车是公车，吃了的不止娃娃鱼，有一些菜因为涉及到其他保护动物，没有列入菜单。

那么，媒体是否应该介入呢？我们前往了解，被人用暴力阻止，纪委是否应该介入呢？

有人想了解那天晚上我们采访的经过，以下的经过是事发后第二天早上我写给单位领导的，同时也提交给了警方，应是在能公开的范围。

图文无关

1月21日暗访东湖水库

明珠海鲜酒楼经过

当事人：南都记者陈乐伟

有人报料

当天本人值班派料，傍晚6点多接到报料，报料人所说原文为：“深圳党员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今晚在罗湖区东湖水库明珠海鲜酒楼888和999房间，用公款消费野生保护动物娃娃鱼，希望记者调查。”

报料人留了一个联系方式，我打回去，对方表示不敢说出出席者的身份，我说你担心什么，对方说：怕说出来，你们不敢去。我说南都做过很多类似的舆论监督报道，怎么会不敢？对方说出席者是身穿制服。我想既然身穿制服，那对于我们暗访肯定是有利的。

我随后请示突发组领导，他安排易海军前往，我表示可以支援前往，另摄搭档陈文才随同，报社司机开车送我们过去。

暗访经过

到了明珠海鲜酒楼，我们问清楚房间位置后，我跟海军商定，我先进去探听情况，他则先在外围观察，作为后应。

V888和V999是两间的相连的包房，位于水库边，独立于其他包厢，其了包厢位于十米外的一幢二层楼中，与大堂相连。V888和V999门口有几个便衣男子在抽烟聊天走动，我直接走入v999和v999共用的门厅，听了一会，V888传来喧哗声，我看到V999内已经没有客人，只有一个服务员在收拾餐桌。

我直接推开V888包厢的门，环视一周，看到包厢内粗略估计有十多个人，正在热闹哄哄地吃饭、敬酒，墙上挂着一个寿字。我先确认对方没有人穿制服，之后我出来，到几米外的包房的洗手间洗手，有人从外面进来，我洗完手后，进了了v999，里面有服务员在收拾餐桌，我坐下来，开始玩手机，并录音，两间包房相邻，不隔音，所以我能清晰听到v888传来的说话声。我一直待在V999，大概有20分钟，期间一直录音。

期间V888出来一名男子，问门口一直站在那里的男子，问我是谁。站那里的男子看了我一眼，说我是“我们的司机。”并且请那人放心。问话男子让门口男子注意观察，不要让无关的人员靠近，要注意安全，然后走回V888。

我得以留在999内，我继续用手机录音，我听到V888有人在说话：“我请吃饭，没事。为什么在这里请吃饭？因为这里安全，在掌控范围内。”

期间我跟海军、文才保持微信联系，海军前往餐厅大堂，询问888包厢所吃的饭菜价格，确认对方吃饭的人一共有28人，消费了5400元，这个价格是打了八五折之后的，老板娘说，这是一家叫“东升”公司的黎总（音）买单。

被打被抢经过

20分钟后，宴席接近尾声，有人表示，饭后一人一袋鱼，拿回去，并称“我们水库捞的鱼，都是大鱼。”

之后他们走出V888，我们决定表明身份采访，文才作为摄影记者，占据旁边那幢包房的二楼制高点拍摄，海军则在路面上用手机取证，我负责拦截他们。

我出门的时候，混入他们的人群，他们此时从一辆面包车上卸一袋一袋的海鲜，我问身边一个人，“是不是分局？”他说不要着急，每人都有一袋鱼。

之后我见他们开始互相告别，于是继续打听情况，一个人问我是谁，我没有回答，边上有人替我回答，说我应该是“分局的人”。

此时几米外海军被人围住，文才相机被抢，我看到文才几乎是从二楼的楼梯上摔下来，我看他竭力稳住身体，然后跟他们争辩，我看到有人抢了他的相机走过来，一截镜头掉落地上，那人捡起来，拿着机身往门口狂奔，文才在喊“抢相机！”我追上去，一路喊抢劫，一直追到酒楼大门外，没有追赶上。

我返回到现场。现场文才、海军被他们围住，推搡，有人质问他们为什么拍摄。

我看没有办法，只有表露身份，我拿出自己的一张名片给围住文才和海军的其中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南都的记者，对方看了一眼，问是南方都市报记者？我说是，并继续追问他们的身份，问他们是不是市局的，是不是分局的，对方都说不是。对方问我有没有拍照？有没有录音？我说没有。对方不信，几个人把我围起来，夺我手里的收纳袋，袋子里是我的钱包，我坚决不放，他们三个人把我往停在边上的一辆面包车后拖，我竭力试图稳住自己的身体，但仍然被拽到车后，他们继继夺我的袋子，有人往我右侧太阳穴打了几拳，扇了我一把掌，我的眼镜被打飞，之后我被推倒在地，有人踩我的肩膀，同时我手里的袋子被他们抢走，我看到他们伸手进袋子摸索了一阵，我喊这是我的钱包，搜袋子的人没有发现什么，把袋子扔回地上，往袋子上踩了一脚，这时候文才冲过来，他把打我的那人撞开，那几人离去。

我捡回袋子，因为眼镜被打飞，看不清，我在那里叫喊，文才帮我找到眼镜，然后我们一起从车后走出来。之后我得知海军的手机也被抢，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手被人抓破。

报警之后

之后文才报警，期间我试图拦下那些拿了鱼之后要离开的车，但没有成功，我只记下了一些车牌。

之后警察来到，我请求对方记录下将要离场的几名V888客人的身份证信息，表示我们被打，相机手机被抢，抢相机和手机的人是与V888的这几名客人一道，警察没动，反而拉我们，从这些客人的车前拉开，我跟警察交涉了半个多小时，最后V888客人基本走光。

期间我跟着一辆汽车，希望对方留下为我们作证，一名V888客人跟在我旁边，劝阻我的行为，并语出威胁： “你还要不要前途了？”“我可以让你前途尽毁！”

在我跟这人沟通过程中，那辆车离开。我要求查看监控，警察表示调取监控需要手续，我们表示只是查看，因为我们是当事人，是受害者，警察表示只带我们去作笔录，无法带我们去看监控，我继续跟民警沟通，大约半小时，对方几次请示领导，最后表示一会儿有领导会过来，警察最后带着海军离开，去派出所作笔录。我留在现场，另有一位民警留在现场，我联系领导，表示希望后方跟警方高层沟通，派民警前来调取查看酒楼监控，记录证据。

北大法学教授王锡梓说，警方这么做违反了程序的操作，因为这使很多证据难以固定下来，可能会导致这些人员串供。

晚上10点，报社领导陆续赶到现场。他们问了我事情经过。之后两名男子来到现场，我认出他们是V888包房内就餐的客人，其中一人是宝安公安分局副局长，姓鲁。这位副局长承认当晚是在包房内吃饭，并且有人从外地带回来娃娃鱼，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吃鱼。

之后领导让同事带我去医院看被打伤的耳朵，我于是离开现场，前往罗湖医院。目前我的耳朵、右侧头部仍然感到疼痛，耳鸣，医生表示耳朵受到震荡，如同脚崴了一下，没有骨折，但是会痛几天。

一些人可能会问，你闯入一个“私人饭局”，偷偷录音，是不是侵犯了官员的隐私权？

首先，那个酒楼是一个公共场所，不是私人地方。官员在公共场所吃饭，应受到监督，更何况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吃国家保护动物，动用公车，动用派出所安保力量为他们守门。

而且如我们到了现场后，确实发现了那么多问题：

安保巡逻阻止无关人员进入窥探，有司机送他们来这里吃饭，那么里面是不是有公车私用？

他们有人在饭后送他们鱼，那就是收受别人的礼物，官员收受礼物本来是很严重的事情，更何况这些礼物还是从禁渔的水库中捞的，作为普通市民，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搞笑？

他们是不是把深圳人喝水的水库当成自家的池塘了？

他们吃的菜中有娃娃鱼，那是不是国家保护动物？

是不是要调查一下？

更何况，第二举报人还说，他们吃的菜中不止娃娃鱼，还有其他保护动物，有些菜因为太敏感，没有列入菜单。

打我们、抢我们相机的人，如果你觉得我们拍照不合理，你可以报警，你让警方来处理，为什么你要抢夺，要破坏我们的财物？

如果你觉得我们侵犯了你的隐私权，你报警之后，如果证实你们吃喝没问题，你保存证据，向法院起诉，起诉我们侵犯了你的权益，这才是正当程序。

你是官员，你理应知道这些，理应遵纪守法，并且应该带头这样做，给民众一个示范，但是，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动用暴力，只为了毁坏你们在公共场所吃饭的证据。请问，你们真的那么害怕别人知道你们在那里吃饭吗？为什么？

本来我不想说什么，但是我那么多同事在那里与***争辩，为报纸的荣誉而战，那么我必须与他们共进退。

最后，喵喵再附上两张截图，供有心人思考。
（图｜褚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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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不要关注负能量” by 梦晨伤）

在冉云飞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作品发布讲座中，有一位女士提问，对“每个人”、“沦陷”云云表示质疑，她说她的故乡非但没有沦陷，反而日渐崛起。冉云飞微笑如弥勒，表示愿去她的故乡一探究竟，倘如其所言，他可以收回这个书名并公开道歉。讲座结束，那位女士和我闲聊了两句，我说观察视角不同，结论自然有异，所谓沦陷，当指政治和文化，而非经济，即便论经济，其实崛起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如传统的败坏、环境的恶化等。女士对此似乎不置可否，最后批评道：你们应该多传播正能量，少传播负能量！

对于女士的批评，我唯有苦笑。不过，这里面还是有两个问题值得一议：批判故乡的沦陷，就是负能量么，为什么不能传播负能量呢？

还得从正能量说起。这本是一个物理学名词，不知何时被道德化，自前两年流行开来，风靡一时，以至泛滥成灾。我们常常为其字面之义所蛊惑，实际上，正面的新闻与消息，未必就是正能量，正如负面的新闻与消息，未必就是负能量。打个比方，一个人罹患重症，他的病情，当属负面，然而这是负能量么；假如告诉他安然无恙，体壮如牛，这便一定是正能量么？也许答案恰恰相反。

可见正负之别，并不分明。同一能量，你视之为正，我则视之为负，甚至你今天视之为正，明天便视之为负，这再也寻常不过。有时，问题不在能量，而在人心。有人敢于正视真相，有人惯于掩蔽真相，那么对真相的曝光，于前者便是正能量，于后者便是负能量。再如公民的批评，落在一个虚怀若谷的政府手里，当被视作正能量；落在一个独断专行的政府手里，则被视作负能量，哪怕这一批评完全切中时弊，它非但弃若敝屣，还要打击、迫害批评者呢。

这是正能量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其定义并不明确，时而反复无常，视人心而动，逐权力而居。谁掌握了一个社会的话语权，谁便可以支配对正能量的定义。基于此，我们讨论正能量之前，必须追问：谁之正能量，何种正能量？

正能量的第二重困境，在于被狭隘化，与负能量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二元结构：你不传播正能量，那就站在了负能量一方;“多传播正能量，少传播负能量”的说法亦属此列。然而，世间能量之大，岂止正负，正能量与负能量之外的天地，甚至比正能量和负能量加起来还要辽阔。一个人，完全可以既不传播正能量，同时与负能量绝缘，他在这个社会，还有许多能量可以发挥，依然大有可为。

二元论的荼毒，实在罄竹难书。它不仅在强化思维的惰性，还在强化批判的暴力。如你所知，一旦世间万物，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左即右，批判起来，何其简单，简单的另一面，则是粗暴。譬如在二元论的主宰之下，你自觉代表了正能量，批评者与反对者，自然属于负能量，那么旁观者怎么归类呢，阵营只有二元，无论将他们归入哪一方，都会造成误伤。

二元论的本质是一元论，二元思维的本质是专制思维。由二元论打造的正能量话语，无法避免胡适晚年所警惕的“正义的火气”。现实当中，有多少人，自恃正能量在手，俨然正义化身，唯我独尊，予智予雄，但凡不入眼、不顺心的种种，一律打成负能量，然后抡起刻满了正能量的道德和政治棒子，当头便砸。火气与霸气之下，几多异己，无奈失语，几多看客，化作冤魂。

由此，正能量浮现了第三重困境：压迫甚至剥夺了负能量——哪怕是名副其实的负能量——的传播自由。

这个道理想来并不难懂：考察一个社会的自由度，不是看正能量有无传播的自由，而是看负能量有无传播的自由，以及有多少自由。所谓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我们姑且视批评为负能量，赞美为正能量(事实并不尽然)，那么这句名言便可换一种说法：若负能量的传播不得自由，则正能量的传播毫无意义。

限制负能量的传播，不仅使正能量的传播丧失意义与生命力，还可能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僵化、封闭。正能量的完善，需要负能量的冲击和转化；社会的进步，需要各种能量的博弈和整合。

说到底，假如一个社会只许正能量传播，只有正能量传播，这样的社会，并不适合正常人生存;假如一个人浑身上下只闪耀正能量，我不敢亲近，反而心生恐惧。

必须声明，我不反感正能量，我反感的是，正能量流于“正义的火气”，沦为道德与政治专制的批判工具，用来打压反对者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样的正能量，实质上则是一种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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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分享在cctv的那段日子，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機構的情況，雖然我只是在綜藝頻道工作，但多少折射到這個機器下的某些人事，太多細碎的事和話，未能盡錄，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特別的經歷。

抵埗

剛抵埗北京，中央電視台的職員便告知我被安排到綜藝頻道實習，確實的欄目則未定。坦白說，當時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我原本申請的是新聞頻道，亦一心抱著觀察內地新聞運作的目標來到北京，對於被分派到綜藝頻道這個安排，實在是始料不及。後來，我被分派到一個綜藝欄目擔任導演助理，主要跟隨節目導演組工作。

由於我與另一位來自樹仁新傳的同學，對於分配頻道的安排都非常失望，因此我們多番與人力資源部溝通，希望可以調換頻道。起初中央電視台方並不允許調換申請，理由是我們不熟悉內地事務，以及新聞頻道位處「新台」，怕我們長途跋涉會有危險等。後來，港澳辦人員介入周旋，中央電視台終於答應將我們調派到〈中文國際頻道〉。然而，人事部解釋進入「新台」的手續嚴謹，必須要經領導審批才可取得入台證，需時甚久，著我們耐心等待。最後，我們等到實習完結的那天，都未獲批該入台證，換言之我便在綜藝頻道完成了兩個月的實習期。

這趟申請調配頻道的風波，雖看似與實習經驗無關，卻側面折射出內地媒體運作的作風：

第一，安全監察極其嚴密。任何人要進入電視台範圍必須持有入台證，而入台證的申請手續非常繁複，需經多重審批，包括申報詳細個人資料、撰寫入台報告、領導逐一批核等。加以，電視台入口有個武警把守，逐一查證進出人士，沒有入台證的人是絕對不可能進內的。

第二，不信任外地新聞實習生。申請過程中，人事部人員一直推搪說不能調動，理由是怕我地長途跋涉會有危險，故不希望將我們安排到位於新台的新聞頻道。但事實上，新台與我所住的宿舍之間，只是半小時的地鐵車程，而且中途無需轉車即可直達，可見其「擔心」是不合理的。我們推測，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來自香港，故不便進入新聞部工作。後來我跟一位同事談到這個問題，他亦爽快地說：「算了吧，以你的身份是不可能進入新聞部的，中央電視台有太多秘密了。」

第三，行政系統僵化。我們多次向人事部職員提出調配部門的意願，但對方卻一直以各種理由推塘和拖延，並沒誠意進行溝通。直至後來港澳辦介入，事情才有轉機。

這次可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內地媒體的嚴密與封閉，內地政府的確是極其小心地保護國內媒體，行外人是不可能接觸到內部的資訊，甚至連踏足電視台範圍亦不可能。至於對頻道的安排，我雖然失望，但是後來慢慢想清楚，又覺得即使處於綜藝頻道，我仍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這個媒體的生態和運作，於是我便慢慢開始投入和嘗試享受我的工作。

工作和觀察

兩個月的實習期裡，我都是在同一個欄目組中渡過的。這個節目的主要性質是「向藝術家致敬」，其實即是邀請一些有名的歌手、演員上台到場表演，再搭配一些新晉藝人、表演者或「具啟發性的普通人」（即是某勵志故事的主人公），從而達到新人向舊人致敬，以及娛樂觀眾的目的。欄目組共有八位導演，包括一位總編輯，另外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共十多名；節目每月錄影一次，每次錄製六至七集，每位導演負責一至兩集，每月錄影期為三至四日。

因此，除左那幾天的錄影期之外，其餘時間我都是留在辦公室，主要工作是跟隨導演開會，商討嘉賓選角和節目安排。總編輯安排一位年輕導演作為我的實習導師，由她為我安排工作。然而，由於我不太熟悉內地藝人和內地節目模式，因此起初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是處於一個被動的觀察角色，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節目的要求和團隊運作。

我發現，導演們每星期只有兩至三天會待在辦公室，其餘時間便會留在家中構思節目內容和聯絡嘉賓，只有開會的日子才會回辦公室，向總編輯報告他們的構思和進度。當導演們回來開會時，我便會坐在一邊仔細觀察，慢慢我發現他們請來節目的嘉賓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而且都有一些共通點：所有嘉賓必須「政治正確」、超過一半以上的所謂藝術家都是共產黨員、節目中唱的歌都是我們口中所說的「紅歌」……因此，可以選擇的人真的非常有限，難怪節目收視持續下降，因為根本沒有新鮮感，節目模式又那麼單一，又如何能吸引觀眾呢？一位導演曾經抱怨道做節目真的很難，他說：「為什麼一個國家電視台，那麼多人都不能用呢？」其實他和其他人一樣，心底裡都知道答案，但還是忍不住抱怨。

後來，當我漸熟悉情況後，導演開始安排我上網找一些藝人的資料和構思訪問內容，過程其實是頗吃力的，因為我要在極短時間內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起底」，然後再構思他／她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呈現角度。在我上網搜索那些藝人的過程中，我更加深深感受到內容審查對於節目創作的影響有多大，因為任我在百度上反覆翻查，「合規格」的藝人實在少之又少，尤其內地那些「德高望重」的藝術家絕大部分都是有共產黨背景的，作品中亦滲透了極多歌頌政權的內容。那時侯，其實我的心掙扎得很厲害，因為我不願成為宣傳政權的工具，但偏偏我的工作崗位又要求我這樣做，那些我最不情願看到的內容，正正是電視台最渴求的。後來，我仍是堅持了那條不可跨越的原則，同時做了一些折衷：一、我盡量推薦那些有名氣、內地官方可接受，但與政權關係不那麼密切的藝人。二、我推薦一些與政權關係密切的藝人，但是發掘他們非政治化的一面作為節目呈現角度，例如他們與家人的關係。

除了節目選材外，另外一個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觀察，便是同事的工作氣氛和態度。來中央電視台之前，我本以為那裡的工作環境是極之嚴格和高壓的，但是我觀察到的情況恰好相反。我發現他們的工作態度頗為懶散隨意，而且心態輕鬆，並不如想像中蹦緊，可體現於以下幾點：

一、錄影完後的一個星期，導演們都不會回辦公室。

二、導演組不在辦公室的時侯，其他人幾乎沒什麼工作可以做，因此他們會找活動來消磨時間，例如上網看娛樂新聞、看小說、玩「鬥地主」等。

三、他們每個星期四下午，都會去附近的室內運動場打羽毛球，費用由單位支付。做完運動後會提早解散，各自回家。

四、節目的收視一直下滑，頻道主管提出若情況持續，便會停播節目。但是，他們對此好像不甚在意，只是開了一次會商討對策，但是仍然沿用舊有節目模式。

五、電視台對實習生沒有一套完整的訓練計劃，只是很隨心地安排工作內容。而且實習生人數似乎沒有上限，在我實習的兩個月內，便先後來了五個實習生，但都是投閒置散、沒有工作。

我思索了好一陣子，認為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有三：第一，因為這是綜藝頻道，而且《》不是重點節目，因此工作壓力較小。第二，由於一個月只錄一次影，所以工作編排不算緊密，較為輕鬆。第三，工作地點的因素。這裡要補充一下，其實《》的辦公室並不在中央電視台的範圍內，而是位於台址旁邊的「梅地亞中心」，進出無需出示入台證，保安相對寬鬆得多。

由此可見，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的組織工作並不如想像中嚴謹，甚至可以說散漫和不思進取，但是大多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只要完成自己崗位的工作就可以了，不求改善節目質素。對於實習生，正如上面提及，電視台根本沒有一套訓練機制，只是隨心安排一些很瑣碎的工作，例如上網找嘉賓照片、幫忙下載電影片段、沖咖啡等，說真的，能從中學習的空間很小。加上，實習生人數不設限，而且沒有一套官方的收生機制，我與另外三個實習生聊天時，才發現他們都是依靠人際關係而得以進台工作的，而且沒有簽下任何合約之類的文件，人事部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我對這種「潛規則」感到十分吃驚，雖早有聽聞內地工作極倚重人際關係，但親身見證時又是另一種滋味，兩個月的暑期內，一個總共只有二十多人的欄目，竟然先後請了五個實習生，由他們對實習生投閒置散的作風可以看出，其實欄目根本不需要這些實習生。

當我意識到這個現實後，灰心了好一陣子，因為我預視到自己將被投閒置散的事實。然而，我不甘心這樣浪費兩個月的時間，於是我意識到自己必須極之主動地學習，甚至要厚面皮地爭取工作機會。雖然總編輯安排了一位導演作為我的導師，但其實那位導演為我安排的工作少之又少，尤其是開頭的幾個星期裡，她都只是叫我觀察導演們開會的情況，即使去到後來她叫我搜集嘉賓資料，但工作安排都不多。於是，後來我主動要求為導演構思專場的嘉賓人選，向她解釋每個人物的可看點，並構想整集節目的流程。我又提出幫她剪輯現場錄影的片子，她開始也很驚訝，因為實習生極少會接觸到這些後期製作，但是最後也願意給予我這個機會，耐心地向我解釋影片的要求。最後，我也終於有屬於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作紀念，我很感激這位導演。

在剪輯節目片子的過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內地嚴謹的節目審查。一位專責於影片剪輯的年輕同事告訴我：「這（剪片）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尤其你是從香港來的，判斷不到哪些東西要、哪些不能要。」聽了他的話後，我懷著戰競的心情開始投入剪片，幸好我剪的那期節目的內容比較輕鬆，嘉賓的背景也比較簡單，因此剪輯過程尚算順利。唯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導演看了我的初稿後，要求我將一段嘉賓提及辛亥革命的說辭剪掉，可能任何有推翻政權意識的東西對內地而言都太過敏感，連國父帶領的「革命」亦不例外。

我與同事的對話數則

我與北京同事的交流，絕大部分停留於閒聊的層次，例如他們經常問我香港有什麼必去的景點、必吃的地道小食等。然而，有幾次的對話令我記憶深刻，雖然都十分簡短，但足以反映他們的一些價值觀。

第一次，是我與欄目總編輯的極簡短談話，那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對話如下：

總編輯：「你是讀什麼的？」
我：「我是讀新聞的。」
總編輯：「那你為什麼會來綜藝頻道呢？」
我：「這是中央電視台安排的，我原來申請的是新聞頻道。」
總編輯：「在內地做新聞跟香港很不一樣啊，內地太多東西不能說了。」

他說最後一句話時，語氣很理所當然，但臉上帶有幾分無奈。後來我從另外一名實習生口中得知，原來他也是大學讀新聞出身的，後來輾轉來到綜藝頻道，但並不喜歡中央電視台的工作方式，最近萌生去意。實習朋友說：「我感覺到老師（總編）也曾經是個有理想的人，但是在內地做新聞太難了，他也沒辦法，只好一直待在綜藝頻道。」

第二次，是我與一位女同事的對話。由於她的丈夫是台灣人，因此她的思想比較開明，政治觸覺亦比較靈敏。有一天，她突然問我有關佔領中環的事：

女同事：「香港人是要搞佔領中環嗎？為什麼呢？」
我：「對啊，因為我們要爭取普選，而且中央政府在回歸時就答應了香港人要『民主回歸』嘛。」
女同事：「但你覺得有可能成功嗎？」
我：「成功的機會很渺小，但也要試試。現在回想，『一國兩制』根本就是個圈套。」
女同事：「本來就是圈套嘛，怎麼你們現在才知道呢？香港很快就會變成內地那樣的。」

她說最後一句話事的語氣是帶點可惜的，彷彿在感嘆港人的天真，竟然中了中國政府的騙局。我不知如何回應，原來內地人對一國兩制的「陽謀」，看得比大部分港人還要通透。

第三次，是與一位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實習生的對話。對話發生在節目錄影現場，那天剛巧請了兩位新彊的小朋友演出，一位土生土長的北京同事突然說：「我最討厭新彊人！」在場的人大概都猜想到是由於新彊的連串騷動所致，沒有人作聲回應。

然後，我跟那位實習同學開始聊起新彊，然後再談到台灣和香港。因為她在美國留學了六年，所以思想比較開明，亦頗清楚港台發生的事。當我提到香港近年的情況時，她的回應與那位女同事一樣：「一國兩制根本就是個騙局。」然後她提到佔中：「那是沒有可能成功的，對共產黨來說香港只是個小地方，不管你怎麼搞、怎麼鬧，它都不會理你的。你看，新彊和西藏鬧成這樣，不也是老樣子嗎？」她說內地人普遍的態度都是：「香港人要鬧就鬧吧，反正也鬧不出什麼來！」我不知道這是事實，抑或是一種民眾的錯覺，彷彿香港是一個不值得關心的課題。最後她反問：「你真的覺得佔中會成功嗎？」我一時語塞，只能回答：「就算不會成功，也至少有努力爭取過，總會有一點點效果的。」

最後，是與一位內地新聞實習生的對話。她說，原本她的志願是當記者，所以當初才會選擇新聞系，但後來發現在內地做「新聞」有太多制肘，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問她：「難道你當初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業是這樣的嗎？」她說：「我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啊！人就是犯賤，總要見識過才會死心。」我問她畢業後有什麼打算，她說她想做休閒雜誌的記者。雖然很可惜，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為新聞系學生，我又能怪她什麼呢？

反思

一直以來，對於中央電視台的立場和報導手法早有聽聞，當初我亦是抱著「觀察者」的心態來到北京的，希望可以深入這個作為國家最大喉舌的機構，觀察它的內部運作。雖然最後我未能如願進入新聞部門，但是從綜藝頻道的經驗裡，多少也折射到這個系統下的媒體的限制，因此這個經驗仍然相當難忘。

我清楚記得，在實習第一天，剛好碰上綜藝頻道主管與該節目組開會的日子，開會的目的是要檢討日漸下滑的收視。會議中，劇組的導演和工作人員提出很多內容上的限制對節目收視的影響，例如很多當紅的嘉賓都因為各種理由而不能採用，又或者節目的風格太過拘謹和形式化等。然而，領導並沒有正面地回應劇組人員的意見，只是一直強調電視台對於節目製作有嚴格的規定，不能隨意改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會議尾聲中說的一席話，他說：「既然今天有香港的同胞（指我）在，那我就說直白點。你們要記住，我們是宣傳共產黨的，不是搞藝術的，所有對共產黨不利的東西都不可能播出。」雖然一直都知道中央電視台的「守則」如何，但親耳聽到時，那種赤裸仍令我感得異常震撼。事實上，後來的工作和觀察中也印證了這個「使命」，所有節目內容安排都非常「政治正確」。

回到香港後，很多人問我在是次北京實習中學到什麼，我的回答都是：要視乎你怎樣定義「學習」，說真的，其實在實際工作經驗上，學到的真的不多；然而，在工作的觀察中，我的確感受到很多。最重要的得著，是這次的經歷令我更加珍惜香港的媒體自由（相對地），因為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資訊被封鎖的國度是多麼恐怖，而當傳媒成為政權的宣傳工具，又是多麼令人心寒。

後話：北京的上訪者

雖然我不在中央電視台內工作，但是每天上班都會經過電視台東門的入口。實習的兩個月裡，每天我都看見一些來自內地不同城市的上訪者，在門外求見央視領導，希望中央能正視他們的冤情。其中一位婦人用花布蒙面，手拿著申訴的紙板，每天早上都站在東門入口，直至我離開那天，她仍舊在那。又有一個身穿小丑服的男人，同樣寫著寫滿冤情的紙板，任由路過的途人圍觀，但只出現了數天就沒有再見到他了。甚至有位帶著女兒的父親，在央視門外搭起帳蓬，顯示非要與央視領導人見面的決心，同樣地，這對父女只出現了數天。還有很多不同的上訪者，趁央視員工上班和下班的時侯，靜坐在門外的行人路上，希望能得到傳媒的注視、為他們申冤。

我曾經主動與一位來自天津上訪者交談，他告訴我他的父親在天津被一輛車撞死，報案時發現原來涉事司機是公安局幹部的兒子，非但入罪失敗，而且還恐嚇他和家人噤聲。他的母親不服，來到中央電視台門外申冤，但是待了兩個星期都沒有人理會，後來更被天津政府捉去強制拘留，下落不明。於是，他決定接替母親到央視報案、求見記者，將事件曝光，還雙親公道。我問他打算留守多久，他說：「等到中央電視台的人來見我。」我聽後很難過，因為我知道央視不會理會他，可能他的下場亦與母親一樣，被公安抓回天津，面對不敢想像的刑罰。

這時，兩位同事剛好經過，二話不說將我拉走，其中一位女孩說：「你不要跟那些人聊天！他們都是瘋子，從各地來到北京討便宜，要是讓他知道你在中央電視台工作，一定會纒著你不放，你的麻煩就大了！」我突然被拉走，還未來得及反應，她的這番話的確讓我猶豫了，我追問：「那如果是真的呢？中央電視台都不會管嗎？」她回答道：「不會理他們的，每天都那麼多人（上訪），中央電視台管得了多少？管了一個，就會有更多人跑過來。」我沒有回應，因為我明白我說什麼都不能改變她的想法，「正義」、「人權」、「法治」等詞語在我們之間都只是空洞的溝通符號，她不會理解我對這些價值的堅持，因為她一直以來都被禁止擁有這些意識。我繼續發問：「那中央電視台就一直讓他們待在那兒？」她說：「如果他們不鬧事的話，就不會管他們，就讓他們待著。」我有點意外，一直以為央視會驅趕上訪者，但原來對上訪者視而不見，才是它一直以來的策略。

我們走著走著，發現那位上訪者追了過來，他把幾張寫滿冤情的單張塞到我手中，囑咐我要把他的情況告訴更多人。我接過他的單張，除了說幾聲「好的好的」之外，也不知還能安慰他什麼，只是感到很心酸。電視台大樓永遠守衛森嚴，大門前的民警沒有表情，進出的人們也沒有表情，沒有人敢為這群上訪者駐足半步。至於我，作為這個機器下的一個小小的實習生，除了將那位上訪者的故事帶回香港、告訴更多人，也不知能為他做些什麼，但願他與他的母親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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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被评为亚洲媒体自由最佳地区

以巴黎为基地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了2014年度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75位。

根据这份报告，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仅高于索马里、叙利亚、土库曼、朝鲜及厄立特里亚。

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在2014年继续新闻审查，并囚禁持不同政见的博客写手及记者。

此外，中国新领导层还利用其经济力量影响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媒体，削弱这些地区媒体的新闻独立性。其中特別提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向香港媒体施压，以及“亲北京”的台湾旺旺集团收购《中国时报》事件。

至于台湾则名列第51位，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高，而香港则排在第70位。

美英排名下跌

根据这份报告，美英两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在2014年也有所下降。其中美国的排名大幅度下跌了13位，名列第46位。报告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以民主及尊重法治为傲的国家并没有作出好的榜样，信息自由往往受到国家安全需要的牺牲，因此出现民主倒退，而且调查新闻也经常受到影响。

报告特别提到，美国审讯和判处美军下士曼宁刑期以及追捕前中情局分析员斯诺登，对那些想协助披露符合公众利益的敏感资料的人发出了警告。

至于英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在2014年也下跌了3位，位居第33位。报告特别批评了英国政府对《卫报》施加压力以及囚禁卫报记者的伴侣和助理米兰达的做法。

报告表示，美英两国政府看来只是想追查告密者，而不是考虑如何利用法律限制滥用监视手段侵犯个人隐私以及民主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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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日电讯报前政治评论主任Peter Oborne在网站披露，他离开电讯报是因为他不满报方的立场，包括为了广告利益好处而讨好以及迁就北京政府和汇丰银行，他同时又对报纸去年处理香港占领运动的避重就轻立场感到沮丧。

Oborne在openDemocracy网站以《我为什么离开电讯报》为题的文章指出，去年12月初，英国的金融时报、泰晤士报以及卫报，都详细报道中国政府拒绝英国国会代表团访问香港一事，但每日电讯报却一言不发。Oborne说：“我看不出还有其他甚么事情比此事更能引起电讯报读者的愤怒。”

他又形容电讯报去年对香港占领运动的评论是“异乎寻常”的，一般人都会期望电讯报对这场运动采取一个鲜明的立场，但电讯报在此新闻上，却明显输给泰晤士等其他的报纸。

他说，去年9月15日，电讯报刊登了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一篇评论，内容基本上就是“不要让香港妨碍我俩（中国和英国）”这篇文章刊登之后不久，电讯报就接到一宗油水甚丰的生意，报纸夹入一份“中国观察”特刊。

他说，刘晓明在12月6日又在电讯报发表评论，是第二篇针对香港占领行动的评论，题为《中英双方应互相尊重为重》。他说，电讯报自从2011年以来，一共刊登了刘晓明11篇文章，内容触及中国发展、西藏、钓鱼台和互联网安全、2012年伦敦奥运以及中英的贸易和其他关系。其中一篇刘晓明形容日本首相安倍是哈利波特书中的邪魔“伏地魔”最惹人瞩目。

但他最生气的，似乎就是汇丰银行被揭发为客户瞒税和洗黑钱的新闻，遭到每日电讯报的冷处理。他说，一个电讯报的前高层曾经告诉他，“（汇丰银行）这个广告客户，是不可触犯的”。

他说，电讯报对这宗涉及汇丰的丑闻，只有寥寥可数的报道。事实上，他说电讯报迁就汇丰，已经有好几年了，例如去年汇丰银行在毫无理由之下，取消了有些英国穆斯林客户的户口，但他的这篇报道却有如泥牛入海，有人私下告诉他，报馆跟汇丰银行之间“有点小问题”。Oborne一气之下，将报道交给openDemocracy网站刊登。

Oborne又说，他发现电讯报专门报道银行业的记者Harry Wilson，去年接获来自香港一名分析员的密告，指汇丰银行内部有一个神秘的“黑洞”，但Wilson这篇报道很快在网上遭到删除。Wilson后来离开了电讯报。

到了去年11月4日，英国好几份报纸都报道了汇丰银行需要拨备10亿英镑，以备一旦操控外汇市场罪名成立作为赔偿之用，消息足可影响汇丰股价大幅下跌。Oborne说，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和邮报都大幅报道这宗新闻，但电讯报只在经济版的第五页刊登了5行字的新闻。

Oborne又提到汇丰银行经常以抽广告的手法来向传媒施压，他说，卫报由于在2013年首次披露汇丰银行在瑞士的私人银行的丑闻之后，汇丰一度“暂停”广告。他又说，2013年年底，汇丰银行又停止在香港壹传媒的杂志和报章刊登广告，他说原因据称是来自中共方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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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两名法国记者被扣押在派出所。 （哈达提供/记者乔龙）

两名法国记者上周六前往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家，在其居住地小区门口被监视哈达的保安带到派出所扣留数小时后，送到机场逐出呼和浩特市。哈达星期天晚间告诉记者，当局除了不准其友人探望，更禁止境外人士登门，人身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哈达通过本台，呼吁国际社会帮他出国治病。当地国保曾经暗示他可以出国。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及妻子新娜在大年三十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央政府关注他们全家人的生活困境，让哈达获得真正的自由。上周六（2月21日）中午，两名法国报纸记者前往呼和浩特市哈达家，希望采访哈达，但在其居住的加州华府小区门口，被在场监视的保安拦截。其后记者被带到成吉思汗派出所盘查数小时后，被多名公安送到机场，驱离呼和浩特。哈达的妻子新娜星期天对本台说：“外国朋友来我们家被拦截，所谓的保安不让进，说这个小区不让外国人进，他们被带到派出所去了，就这么荒唐。我听说之后就追过去（到派出所）。哈达和我儿子在派出所打听等消息。我还给内蒙古国保的林科长发了短信”。

当天下午五点多，两名法国记者被多名公安带到机场，直到目睹进入登机口。哈达对公安驱逐记者感到不满。他星期天晚间对本台说：“法国记者想采访我们，没有成功。蒙古方面为什么这样做，据我估计，可能是见面后，怕他们给我们钱，如果给钱，我们就有生活费。这样我们就不会向他们投降。我想了半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理由不让我们见面”。

被内蒙当局羁押近20年的哈达，于去年12月9日获释至今，已经超过两个月。在其住所外，24小时都有保安驻守，除了不准境外记者登门采访哈达，也不准友人探访。哈达说：‘通过这件事可以证明我们一家，特别是我的处境现在是被释放两个多月，除了亲戚以外，一个朋友也不来看我，就是因为官方不让他们来，不是他们不想来看我”。

本台上周曾报道，哈达透露，内蒙官员曾试探问他，如果让他出国，他会做些什么。哈达表示，会像达赖喇嘛一样。

哈达再次表示，希望出国治病：“我现在还是在被软禁中，这里的保安对我们家人说，只要我住在这个小区，想见谁都是他们说了算，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希望到一个自由的地方能治病，也给儿子学习的机会，这是我的想法。我通过你们向国际社会呼吁，关注我和我们一家的处境，尽量帮助我们，谢谢”。

自哈达获释以来，全家一直处于失去经济来源的困境。海内外蒙古族人曾寄钱给他家，但被公安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责令银行冻结其账户。不久前，哈达因声援牧民维权，再被公安警告。

今年60岁的哈达曾在1989年成立蒙古文化救助会，任会长；90年与妻子新娜一起开办并经营蒙古学书店；92年把组织更名为南蒙古民主联盟并担任主席。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后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等罪判刑15年，刑满出狱后又被以“剥夺政治权利”为由，法外羁押4年。

哈达刚入狱时曾受到虐待，包括被关小号、被用对人体长期使用会有副作用的毒性药物。目前，哈达患有全身动脉硬化、肝病等近十种疾病，很多牙齿脱落。

（特约记者: 乔龙；责编：胡汉强/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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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软实力”，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强外宣战略，包括招聘洋记者、收买海内外媒体等。有评论认为，中共为输出意识形态花费不计其数的金钱、资源，但实际收效甚微。

近日，驻华记者 Alex Hill 在美国《 Vice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其在中国媒体工作时所遇到的种种限制——例如不能提及“六四运动”；在西藏、新疆、台湾等问题上要保持“政治正确”；所进行的采访都是已经提前安排好等等内幕。

文章说，他所工作的杂志在中共的领导下，主要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现实以及社会主义民主。而中共控制的报纸、杂志、出版社、网站、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一共聘请了数百名外国人作为作家、编辑、主播，共同传播新中国真理。

广州独立作家野渡周四告诉本台，招聘洋记者是中共为了提升“软实力”的大外宣战略方法之一。

“前几年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候就大力提所谓的中国的崛起。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有了那么庞大的经济基础和财富，但在国外对中国的印象相当糟糕，特别是人 权这方面的状况，这么多年一直被全世界的媒体指责。所以在前几年开始有了一个所谓大外宣战略，要有相应的媒体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2009 年，中国官方《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这也是继《中国日报》之后的第二份官办英文报纸。据了解，《环时》英文版创刊前就在海外驻华记者中招聘了 60 名英语新闻记者、编辑， 10 名外籍专家以及 5 名管理人员。

野渡又补充，除了招聘洋记者，中共同时还收买了大量海外或驻华的媒体，用以输出其意识形态。

“不惜代价地收购、或者收买了大量的国外媒体来从事大外宣战略。应该说，这几年所花的资源和钱财不计其数。驻华媒体来说，他们往往有相应的渠道 向外 反映中国目前真实的状况，这是 中国 对外宣战略 不能容忍的，所以要在各方面加以限制，包括对媒体报道内容的限制，对他们要采访的对象限制，甚至包括了收买，‘洋五毛’也蛮多的。”

去年，德国之声的评论员泽林（ Frank Sieren ）刊发了一篇题为《从天安门到莱比锡》的文章，称“ 1989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时失足，如果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无助于任何人，和中国政府对 1989 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样可耻。”引发极大争议。

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共透过外文媒体输出意识形态，有必要提高警惕。

“在 中国的这些外国媒体都是这样，官方尽量地控制他们，引导他们采访报道官方所允许、所希望看到的那些报道，而不希望看到境外记者完全所按照他们所看到的真实 的报道。中共对海外记者也是这样，软硬两手，软的一方就是平时要拉拢他们，给予些特殊的好处，为他们所服务，硬的一手就是如果不听他们，他们就给这个记者 找些麻烦。等于说变相地影响国内，同时也影响国外，来欺骗世界和公众。 需要大家不断提高警惕，这样会扭曲很多海外人士对中国、尤其是中共的认识。”

野渡则认为，中共的外宣战略并不高明，实际也收效甚微，因为“说真话”的媒体仍然是大多数。

（特约记者：扬帆；责编：胡汉强/吴晶）

My Life as a Communist Stooge: Working in China’s Ministry of Truth

The Death Star is just a small patch in a constellation of foreign-language propaganda outlets. Th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s newspapers, magazines, book publishers, websites, wire services, and television and radio stations. Some are explicitly state-owned; others are nominally independent but rely on government funding. Together they employ hundreds of foreigners as writers, editors, performers, and news anchors. All of them share the patriotic duty of broadcasting the truth about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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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无线电视新闻部近日传出多人辞职的消息。记协主席岑倚兰认为，这次集体辞职事件，疑与“7警涉殴打示威者”后，无线电视秋后算帐有关。

辞职人数相当于无线港闻组编制的五分之一。

《明报》引述记协主席岑倚兰的话分析，新闻部采访队五分之一人“不寻常”离职的现象，相信与雨伞运动后，无线新闻部编辑主任周洁仪、助理采访主任何永康等人遭到秋后算帐有关，记者心中感到不公道，萌生离心和不满情绪。

雨伞运动期间，无线新闻部12名主播和57名记者，至少80多名员工曾联署公开信，抗议高层删减7名警察对占领者“拳打脚踢”的旁白。11月，何永康即被调任“首席资料搜集员”。在无线新闻工作长达20年的周洁仪也与今年1月初被调离《香港早晨》，转而处理向英国华人电视台提供的外国新闻。

（采编：申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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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无论作为明星，还是政协委员，都必须接受舆论的监督。这一点，应是常识，成龙不该不懂。倘真不懂，那么以其心智，大概只配做明星，不能当委员。”回头想想，最后一句反过来讲，似乎更能成立。

成龙为什么“不敢讲话”？

两会即将闭幕，成龙终于开口。憋了这么多天，不免牢骚满腹。他本来准备了讲稿，见现场记者云集，镜头聚焦，于是抛开讲稿，向记者和媒体开炮：

“你看，这么多记者，我是讲什么话好呢，我都不敢讲话。真的，我们打拼了几十年，由一个穷小子打拼到今天，有这个地位，真的想为国家或者为人民、为香港做点事情。讲一句真心话，完了，不只是我，我一家人都受累，都不敢讲话。”

“真的有时候不放记者进来，我们可以讲一些真的是真心话，如果现在这样子讲，我会面对他们讲很多假话。现在我讲来讲去我就不敢讲，你看我一讲话八百多个机器对着我，讲完了。”

成龙这番话，论水准，与他以前的大多言论一样，如兑了毒素的鸡汤，完全不上台面。譬如他主张政协开会不该放记者进来，可见他对政协的误解之深，堪比申纪兰对人大的误解之深——也许谈不上误解，问题更多出在人大和政协身上，所谓有什么样的人大，就有什么样的代表，有什么样的政协，就有什么样的委员，这本是针对那些奇葩提案而言，却也适用于成龙此刻的发言。

无论作为明星，还是政协委员，都必须接受舆论的监督。这一点，应是常识，成龙不该不懂。倘真不懂，那么以其心智，大概只配做明星，不能当委员。

把自己不敢说话，尤其是不敢说真心话的责任，推诿到记者和媒体头上，成龙这一招，名曰“倒打一耙”。这些年来，他因一些言行而沦为众矢之的，甚至连累家人，饱受舆论煎熬。究其缘由，记者断章取义，媒体夸大其词，诚然是一面，却非决定性的一面。成龙为什么不去想想，那么多明星，为什么唯有他的一言一行抑或沉默不语，都会举世瞩目，为什么唯有他沦为万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何况他早已遍身裂缝。就拿最近流行的“Duang”来说，出自2004年成龙代言的洗发水广告，这款洗发水，曾被工商部打假。数数看，出道至今，成龙代言了多少假货或劣质产品？

除了“讲一句Duang就写了这么久”，成龙还感慨，“抱了一下宋祖英就上头条”。这也能怪媒体么？《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话说许褚杀得兴起，索性卸了盔甲，赤膊上阵，乱军之中，臂中两箭，鲜血直流。金圣叹批曰：“谁叫你赤膊？”对成龙而言，谁叫你抱宋祖英呢？这年头，除了那寥寥几人，谁抱宋祖英，都得上头条。成龙算是幸运了，记得他的一位同道，不仅因此丢官，还遭拘留。如果连这一点政治意识都没有，恐怕还是心智问题。

成龙此番炮轰记者和媒体，其实对记者和媒体毫无伤害，反而便宜了他们：成就一则新闻，也许还是头条。这便是名人效应，赞成是新闻，反对也是新闻，不去表态，更是新闻。

最大的输家，当属成龙本人。他亲手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旧账被翻出，心理被解剖。“真心话”云云，正折射了他的困境：讲真心话，观点被质疑；讲假话，品行被质疑。一个人沦落至此，不去反省自身言行，依然诿过于舆论，这暴露的不是内心的强横，而是虚弱。

话说回来，作为明星，成龙有权保持沉默，有“不言论的自由”；作为政协委员，倘若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毋宁是失职的表现。这自然不是成龙一人的症状，而是中国两会政治的一大通病。有多少代表、委员，继承了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佬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据朱克敬《瞑庵二识》记载：“曹文正公（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今人与时俱进，则遵行“多举手，少发言”的潜规则，任满一届，从无提案。

曹振镛曾教诲入职御史的门生后辈：“毋多言，毋豪意兴！”殊不知“多言”正是御史的天职。而今亦然。代表、委员的职分，恰恰在于发言，畅所欲言，直言不讳，失语或沉默，便是渎职。

相比那些三缄其口的举手机器，我对奇葩提案的主人，有时则生出一丝谅解。他们至少在履行职责，哪怕说错话，却胜于说假话、“不敢说话”。

对于“不敢说话”、只知举手的代表、委员，真希望成龙飞身上前，当头棒喝：Duang！Duang！Duang！

当然这样的情节，只可能出现在成龙的电影当中。与现实周旋的成龙，何其老于世故，炮轰过后，还不忘安慰一句：“记者们你们辛苦了。”

2015年3月12日

供“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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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这个动作及其程序，在大陆的媒体语境中一度带有进步意味。它承接了启蒙话语的行动想象，将话语的行动引向政治参与的行动。美国大选、台湾大选，都在这种交谈的气氛中被格外重视。甚至新加坡、乃至于马来西亚的大选都被以曲笔指向正途。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平有一年写了“关注我们自己的大选”，呼吁重视代表选举，将想象力从“他者”那里转移到自身。结果可想而知，一种怀疑论的眼光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一种阴谋论的思维则对独立选举人加以严格防范。青山外，几度夕阳红。

在这个漫长的想象中，也不是毫无现实的梦。过往的时候，每年两会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这种想往。恰逢话语的强势，媒体也在一纸风行，两会被纳入了总体的话语诉求中。于是，代表委员论政锋芒越是尖锐，越是乐见。潜在的意思是，问政带来改变。

即使是忧郁的政见以情绪化的表达展露在两会上，也会被自动导向“悲壮”的改革顿挫、必须进步的认知频道上。温总在位时，单凭古诗词与望星空，就将两会弄得风生水起。两会成为一个政治郁结所在，一个即使原地踏步也壮怀改变、维系希望的蓝图。

可最近几年来，不是这样了。两会的社会观感越来越差，代表委员们浸泡在这种社会气氛当中，没理由不明白这一变化。不发言、少发言，全不说真话、假话不全说，然后就指望着共襄盛举的两会赶忙结束。两会的盛大召开与当事人盼其早早闭幕，形成反差。

这种萎靡的两会气氛，缘于多个方面的持续走低。媒体转型艰难，体制化收编完成，市场化报纸那种靠词锋夺取占有率的办报方法式微，这让报纸对两会的刚需骤降，自选动作做不了，规定动作不好看。这种不死不活的舆论引导，蔓延到今年的新媒体，虽新亦旧。

而在更大的范围里，两会是政治会议，或者说是政治的仪式部分。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政治气候合并经济走势、意识形态局面发生了更加迫身的变动。两会的传统议题，也就是维持两会形象门面的诸多辩题被规定了上限，两会的姿势等于是被冻结了。

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矢志不渝地与“虚假希望”做斗争，像打小人一样，只要被他们认定是“虚假希望”，露头即打，毫不留情。两会当然不是这些人打下去的，但是在原理上差不多，因为两会给人们创造希望的可能性趋于无，两会的空，是一种无希望的“空”。

CL装疯拌傻，上演了教训记者的一个滑稽场景。他闹不明白的是，为何抱了宋祖英上头条，不抱她还是上头条。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过去一年的政治气候中，一种寓言般的的政治叫魂术弥漫民间，长者风范演绎为似无还有的象征，既然不能正面谈论，相关的一切却成了默契的潜台词。

很多年前，有人好生教训了香港记者一顿，留下了流传至今的美谈。当年的视频和语句被艺文分解，创作成可供各种谈资的隐语。CL以诚恳的颟顸斜刺里杀入两会的现在时态中，延续了他被嗤笑的原由。但TA并非两会的不幸所在，不过是在它斑驳时劲爆的些许里子。

总的来说，两会之所以悉数褪去虚假繁荣，实因它被掷下“不许联想”的紧箍咒。而因为人家确实也不再“联想”了，由它去消沉，通常所见的愈禁止愈诱惑的情况也都没有出现。两会作为任何意义上的仪式或中介，一旦不再能遮掩或混淆，也就无所谓有无了。

2015年3月13日星期五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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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下文提到的储百亮（现为《纽约时报》记者）因中国当局没有批准其记者签证的延续申请，被迫在2012年12月31日离开中国大陆。该报曾发表了关于温家宝家族巨额财富的长篇调查报道。

另外，要说“牛逼闪闪”的提问，不得不提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一名香港记者涉及“六四”镇压问题的提问：

资料：1998年朱镕基首次总理记者会问答实录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当年“六四”事件对新政府有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您曾说过，不管香港成为什么基地您都会去香港，请问您再去香港时如果有人请愿要求平反“六四”，您怎么看？

朱镕基：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至于香港，过去我就想去，而且去过了；现在我还特别想去。但现在我当了总理，失去了部分“自由”，不能想去就去，但是我一定会再去。至于香港人民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但是我想，香港任何组织的活动，都必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图片来自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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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周至美（作者微信号：villadechow）
本文原发于2014年3月南都周刊微信公众平台

回顾以往，还是有不少记者在全国“两会”这个大舞台上表现出色，他们面对正襟危坐的新闻发言人或者国家政务上的最高负责人，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提了一些可能会载入史册的“牛逼闪闪的问题”。

2014年3月13日上午，全国“两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理答记者问。李克强将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该记者提问了关于民生保障问题。 回答完毕后，李克强提醒大家要吃饭了，还有记者继续“提问”。李克强将要离开现场时，站起来回答了一位记者的问题：“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发展的事，我们都会去做，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谢谢。”

整个记者招待会就这么波澜不惊地结束了。但如果回顾以往，还是有不少记者在全国“两会”这个大舞台上表现出色，他们面对正襟危坐的新闻发言人或者国家政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用专业积极的态度，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提出了一些可能会载入史册的“牛逼闪闪的提问”。

最后一问“最有料”

“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吕新华说完这句后，面带微笑，双手向前一摊。

这是2014年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吕新华面对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翟琦提问时，做出的回答。

从央视直播发布会的画面来看，当《南华早报》记者提问后，两端的摄像机开始对准了提问记者的方向。显然，记者们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但如同过去一样，这个问题同样是外媒记者提出的。

这个最后一问问后，吕新华的回答立刻成为网站新闻头条，也成为本届“两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回答。

近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一问发生在2012年3月14日的总理答记者问上。那是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的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3个小时)的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次发布会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温家宝回答完法新社关于西藏的问题，随后建议说：“如果不累的话，我们再提两个问题。”

最后一个提问机会，主持人李肇星将话筒送给了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储百亮抛出了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温家宝“认真没有敷衍”地回答了，语气缓慢而坚定。

当时《南都周刊》记者正在辽宁铁岭收看那次新闻发布会。铁岭是王立军的发家之地，一位警官兴奋地说：“听到总理说什么了没有？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

总理发布会后第二天，薄熙来被宣布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从而拉开了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审判序幕。

储百亮的这个提问是路透社记者关于此问题的第二次公开提问。在此十二天前，2012年3月2日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路透社记者向发言人赵启正提问“王立军事件”。赵启正建议记者“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并建议他“你如果有兴趣，在全国人大开幕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薄熙来，你采访他就是了。”

显然，路透社记者没有甘心，储百亮完成了近十年来可谓最重要、最著名的一次提问。

最后一问经常会带来一些惊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志安认为，这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如果从必然角度而言，这说明政府在回应社会议题时，越来越懂得如何将政府议题和民间议题吻合起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从偶然性而言，在于事情发生时的偶然性以及领导的开明程度。”

温家宝爱“加码”

和储百亮2012年的提问一样，此次《南华早报》记者的对吕新华的提问也是“加码”获得。原本，主持人宣布“最后一个问题”后，《人民政协报》“幸运获得”。随后，会场出现了记者的嘘声，吕新华笑着说：“我建议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再给一个记者一个机会，好像是最后一个问题给《政协报》的记者，大家有点议论。”

纵览1998年朱镕基总理答记者问以来，十六年中，在“两会”期间的政协、人大和总理答记者问上，《南都周刊》记者发现，温家宝给的“加码”机会最多，面临的挑战也最多。

2003年，温家宝当选总理后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回答完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后，他说：“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意见，因此，破例再给一个提问的机会。” “加码”提问由CNN记者获得。CNN记者问总理，其“文革”经历对于他对国际国内问题看法的影响，并问对“一触即发的伊拉克战争”的看法。温家宝回答后，又感到“实在抱歉”，说“如果大家不吃饭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谈下去”。

第二年，温家宝再次“加码”，并且要求机会给外国记者。他回答完后，对全场说：“言犹未尽，后会有期。”

2007年，温家宝从容回答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关于达赖的问题后，再度给外媒一个机会。美联社记者两年后再次摘得幸运星，态度强硬地质疑了中国的空间试验：“这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行为吗？”

在2011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延长十来分钟”，说：“在座的有日本记者吗？我想说几句话，我不是让你提问。”随后，他对日本三天前的特大地震灾情表示了哀悼和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

原日本《朝日新闻》中国总局特派记者、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峰村健司先生曾参加那次记者会。2014年3月12日，他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因为中日渔船撞击事件(2010年9月)的影响，中日关系全面恶化，在‘两会’的记者会上也没有给日本记者提问的机会，觉得非常遗憾。但是温家宝总理回答新华社的提问后，特意对东日本大地震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慰问，对此我感到很震惊。不管中国网络上那些严苛的对日言论如何，中国政府依然愿意积极地提供具体的帮助，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李克强在2013年出席总理答记者问时，也“加了码”。当时，主持人傅莹提议说：“时间关系，是不是再提一个问题？”李克强说：“尊重主持人，也是尊重女性，尊重记者。”随后，俄新社记者获得最后机会，提问中俄关系问题。在回答完问题后，李克强似乎意犹未尽，又“再讲几句”，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和平义务问题。

相比总理答记者问上的“加码”，政协、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加码”次数显得很少。此次，吕新华“加码”，从数据来看，较为罕见。

对于“加码”，张志安分析说：“一方面是有问题没有回答完，同时也体现了发言人对于记者的耐心，也充分表达了与媒体沟通的意愿。也可能是准备好一个半或者两个小时的发布会，通常预告的时间是一小时，之后‘多出来’的半个小时对媒体而言就是惊喜了。另一方面，有时候是翻译沟通的时间过长，有些问题没有交流完毕，需要再进一步回应。”

CNN问朱镕基：哪些问题令总理难以入睡？

“两会”期间，国内媒体在政协和人大的发布会上被点名的机会比较大；在总理发布会上，外媒记者则一直保持绝对优势。朱镕基总理任期内的五次答记者问中，外媒和大陆媒体的比例一般维持在3:1以上，乃至更高。如，1998年的总理答记者问上，11个问题，外媒占9个；1999年的8个问题中，比例为7:1，为比例悬殊之最高，大陆媒体仅央视获得机会。当然，十七年来，央视每次都“打满全场”，从未缺勤。

当然，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在发布会上，尖锐的问题一般是外媒记者的“专利”。对于外媒获得的机会，一位研究新闻发言制度的专家分析说：“对于境外媒体方面的点名，视乎当年的整个环境所言。如果当年的台海局势紧张，领导希望就台湾问题发表看法的话，点台湾媒体名的几率就会高。”

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论调，台海关系一时紧张。在来年的总理答记者问上，凤凰卫视、新加坡《联合早报》和CNN记者先后提问台湾问题后，台湾《联合报》亦得到提问机会，问大陆是否会举行军事演习，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请你等着瞧，不要着急，只有两天了。”此发布会对两岸关系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2014年，CNN记者获得此次李克强答记者问的首个问题，也是他们第一次提问李克强。他们是“两会”上的熟面孔，在朱镕基任期内的五次招待会上曾获得三次机会(2000年、2001年、2002年)，在温家宝的十年任期内曾获得四次机会(2003年、2004年、2008年、2011年)。他们以问题尖锐著称，也不缺少“情怀”。在朱镕基出席的最后一次总理答记者问(2002年)上，CNN记者首先表示“您虽然同样的帅，但略显疲劳”，随后提问哪些问题令总理“难以入睡”？朱总理有感而发，侃侃而谈，是回答CNN记者最长的一次。

这种关于总理的有些“私人化”的问题后来也曾出现过，如上述提及的CNN记者提问温家宝的“文革”经历的影响(2003年)，以及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李克强“从政生涯一路走来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您个人的情怀”(2013年)。

此次发布会，外媒记者更接“地气”，不少记者使用流利的中文提问，李克强亦感慨“确实很佩服你们这些驻华记者”。

来自欧美的记者提问多关于三个“T”：贸易(Trade)、西藏(Tibet)、台湾(Taiwan)。2008年，CNN记者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两个都是涉及到英文字母‘T’打头的问题”。那一年，CNN也因其在西藏问题上的报道，引发巨大争议。

提问多了，CNN记者也成为高层新闻发言人的“老朋友”。2013年的人大发布会上，发言人傅莹回答完港媒记者后，说：“举手的人很多，我想请一位老朋友提问，因为我们好久没见了，希望你的问题客气一点。”随后CNN记者提问了政改问题，傅莹耐心回答，并亲切地称呼他“吉米”。

2013年“客气一点”后，在2014年人大发布会上，CNN记者还是面对傅莹，提问了信访制度的问题。傅莹坦率地承认了，并透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行政诉讼法》进行比较全面的修订。

外界有质疑，发布会上会不会存在“托儿”？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曾承认，“据我了解，中外发布会都有托儿。我有引导(舆论)的自由，你有反引导的自由。”上述研究新闻发言制度的专家也表示，据他了解，有关部门可能会和外媒记者沟通，在圈定的几个问题之内提问，“这种情况不能称之为‘全托’，因为我是相当于征求了你的意见，而且这些问题确实是媒体想要问的，只是提前做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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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展开了“打虎拍蝇”为目标的反腐败斗争。党中央以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不封顶、不设限、无例外的原则，持续的高压 反腐，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利剑高悬、压力常在的态势。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等高级干部纷纷落马。在感慨党中央反腐败的巨大成绩时，很多人也困惑为 何海外媒体在打老虎的新闻战中总是能遥遥领先，以至于出现了“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言论”等说法。

官方色彩浓厚的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在两会期间承认，大陆有关部门会向海外媒体“喂料”。全球眼观察员注意到，这是中国官方首次证实向海外媒体“喂料”的存在。

在参加“两会”期间，施芝鸿向媒体朗读一份材料。

1间接证实猜测

据财新网报道，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3月5日在参加“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有关反腐打老虎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 态。当日下午，施芝鸿出席政协社科组分组讨论后被大批记者包围。施芝鸿明显有备而来，他询问了在场记者的主要问题，获知均与反腐相关后说：“好，那我准备 得没错。”随后，施芝鸿转身取出一份几页纸的打印文件，开始大声朗读。

在近15分钟的朗读时间里，施芝鸿最引人瞩目的观点是谈及海外媒体在打虎报道中的爆料问题。施芝鸿的原话如下：

“爆料要有根据，没有根据就不要硬爆，也不要编造。海外的媒体关心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我们从来都是持欢迎的态度。在中国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司法部门正式公布的基 础上，海外媒体进行的有根有据的各种解读，哪怕是非常尖锐的解读，所进行的评论，哪怕是非常尖刻的评论，我们是欢迎的，还欢迎你们继续。但是任何可能搞乱 人心的八卦式、竞猜式的评论，或者瞎编的爆料，都是要不得的。特别是有的海外媒体在没有根据，又未获得大陆有关部门喂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只能继续瞎掰编造。最 新出现的情况是，抓住中纪委网站一篇文章点名某一个清朝亲王的名字大做文章，竞相猜谜，明天我两篇，后天他三篇，明明是无中生有，又非要说得好像煞有介 事。什么中纪委剑指某亲王，真是可笑之至。有的文章对老虎持实用主义态度，昨天还歌颂他足智多谋，现在又说他毫无才能，自相矛盾，自打耳光。所有这些都背 离了新闻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当记者质疑，海外媒体报道的传闻最后总是成为事实。施芝鸿进一步回应说：“这是我们党早就已经立案还没有公布的程序过程中，被一些人泄露出去，比如’新四人 帮’的问题，这不是尽人皆知、大家都懂的问题。你以为证实以后就说明传说有那么大威力吗，恐怕不是这样。如果把住这样一个案例来证明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 言，就你们肯定会犯我刚刚提醒不要犯的错误。”

大家仔细推敲不难明白，施芝鸿提到的“有的海外媒体在没有根据，又未获得大陆有关部门喂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只能继续瞎掰编造。”其本意是抨击部分海外媒体的爆料并不准确，但他也间接证实了此前不少人的猜测——大陆有关部门有选择得向海外媒体提前爆料大虎的最新进展。

2谁是施芝鸿

如果你了解了施芝鸿的身份，你恐怕必须要重视他的这番最新表态了。施芝鸿的现任职务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曾担任过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是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的副手。

据百度百科显示，施芝鸿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因鼓吹改革而名震一时的“皇甫平”三人组之一，时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后奉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曾担任国家副主 席曾庆红秘书。2007年1月，施芝鸿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十七大之后，施芝鸿成为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助手，习的出访、会见、调研考察，施芝鸿 几乎都陪同参加。早在十七大时，作为大“笔杆子”的施芝鸿就是报告起草组成员。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习总书记担任报告起草组组长，施芝鸿更是重要参与者。 十八大报告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评价。

施芝鸿这次在两会期间忽然谈及海外媒体的打虎报道是有所指的。按照他的说法，某些海外媒体抓住中纪委网站一篇文章点名某一个清朝亲王的名字大做文章，竞相猜 谜。全球眼观察员注意到，清朝的这位亲王其实就是上周朋友圈热议的“庆亲王”。上月下旬，中纪委网站发文，指清朝的庆亲王不务正业，有大量海外存款，并参 与卖官。文尾指出，“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

文章一出，海外媒体即不断质问，庆亲王指代的是下一个被查的高官。全球眼观察员发现，确实如施芝鸿所言，海外媒体在本轮传闻中的报道均以猜测为主，某退休高官仅仅因为名字中有一个字与“庆亲王”相同而“躺枪”。这样的报道确实是不够严谨的。

3海外媒体如何接受喂料

很多读者会感兴趣，海外媒体是如何接受喂料的。在王立军事件中多次提前做出报道的海外媒体明镜新闻网的总编辑何频，曾详细描述过自己是如何得到喂料的：

2012年2月2日，我正在台北出差。一大早，我约好朋友在台北君悦大饭店的前台大厅会面。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你是明镜新闻网的老板吗？”一个低沉、略显紧张的声音问。明镜新闻网是我在美国所办的中文网站。我回答是的，那声音悄声说道：“给我另外一个私人号码，我有很重要的事告诉你。”

这 个情况我以前也遇到很多。那人声音像是个中年人，我把正巧在我身边的一个同事手机号码给了对方，他马上拨了过来。我们的通话很短，他没有自报姓名。他披露，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刚刚被解职，并因腐败问题接受内部调查。我感觉难以置信。来电人觉察到了，激动中提高了声音：“相信我，这是百分之一万的准确 了。”

……

根据无名氏电话中提供的线索，加上我自己的判断，我向我的网站编辑口述了王立军的消息。这位编辑在北京时间2日上午11点把这一消息放上了明镜新闻网。报道 中，我提到了王立军有可能已经因腐败问题呗调查。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条一百字左右的新闻稿，拉开了一部政治连续剧的序幕。

4早知道晚知道不影响打老虎

正如施芝鸿在回答记者追问时所言，“你以为证实以后就说明传说有那么大威力吗，恐怕不是。”全球眼观察员认为，确实如施芝鸿所言，早知道晚知道都不影响打虎 的结果。“在反腐斗争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绝不封顶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3月2日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政协发言人吕新 华的一番话，成本次全国两会首记反腐“强音”，“铁帽子王”成为中国政治语言中的新热词。

人民日报的官方微信号“学习小组”也关注到官方多次提“铁帽子王”的背后深意，这其实不是传递哪一个大老虎将会落网的讯息，而是释放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层誓与寻租护租等利益集团做斗争，坚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信号。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中纪委官方网站、人民网、新华网、财新网等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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