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当前比较热的非虚构，很多人会将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报道混为一谈，非虚构文学是为了印刷出版、著书立传，如我以前报社老同事袁凌，十几年来深耕非虚构写作，目前已出版多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早先在报社时袁凌就是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2003年新京报创刊号头版头条的那篇SARS后骨坏死患者调查报道就出自袁凌之手，不过该报道硬桥硬马，不属于非虚构。

我在十几年前听到非虚构之名时，国内媒体也没几个人能详细解释清楚这个概念，大体上是将那些文笔技巧好、用较多文字进行情境描写或人物塑造的报道称为“很非虚构”。但不管怎么优美的文字，首先得符合新闻的基本要求。也即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所说的“非虚构即是真实，不可编造”。

最近几年，非虚构报道成为了媒体行业最热的概念之一，一些比较大的公号和媒体以非虚构为抓手，仿佛一夜间新闻业驾崩，非虚构报道作为太子登基，更新了年号，改朝换代。

但我感觉，非虚构报道突然成为主流，正是新闻行业彻底衰落的标志之一，那些严肃的消息和扎实的调查报道日益缺乏，很多重要新闻事件中真相不明，强调写作技巧的非虚构更像入殓师的化妆术，将一些事件打扮得栩栩如生，但化妆术是救不活死人的，甚至不能告诉你死亡原因，只告诉人们这个人死得很惨，好可怜。

所以，非虚构报道的体裁和先天基因决定，不能完全取代严肃新闻报道，尚不是新闻业的太子，只能是新闻业最后依赖的家里人苏麻喇姑，遇到大事了，家里人要出来说话，是有面子和威信的。

非虚构的从业者终究是认真的人在认真做事，这一点足以令人感动和支持。现在认真做事的人少，虚张声势的人多。

非虚构报道的旗帜下是媒体人最后的花果山封地，让很多还想报道敏感事件、热点人物、灾难事故的媒体人，打着这杆旗从封禁的底线趟入事实禁区，委婉告诉受众带着一些马赛克的事实，虽然不能像严肃新闻报道那样竹筒倒豆子、有一说一，但现在那些严肃媒体经常在大新闻中缺席，非虚构报道就像“丁达尔现象”于阴云密布的缝隙中穿透一道阳光，有光就有希望。

非虚构没有主流过

根据搜索来的资料，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之为非虚构文学创作（写作），亦被称之为“第四类写作”。“非虚构”写作其实是指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既包含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也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等文体。

在广义上，非虚构文学是一个相对于“虚构文学”的文学族群；在狭义上，它专指美国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兴起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和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类型。

在传统媒体2000年至2015年之间的黄金时代，非虚构并不是主流，也没有太多记者以非虚构写作者自居，几乎所有传统媒体强调的都是挖掘事实、扎实调查和采访的突破能力，至于写作技巧也并非不要求，只是对于大多数记者来说，文字通顺、简洁流畅、不要啰嗦就已足够。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记者圈子都瞧不上那些以文字技巧出众的报道，媒体也不提倡文字技巧、写作的文学性，越是重大新闻越干巴，事实才是核心，“事实不够，文字凑”。

那时谁要夸一个报社的时政社会调查记者的文笔好，等于说人家没突破能力、不是当记者的料，要是说一个记者写稿快、突破能力强、采访扎实，这才是靠谱的评价。

当然，现在形势与十几年前截然不同，很多当初曾光芒四射的传统媒体死掉了，当年那一批以能突破、抢新闻、以独家消息为职业标准的记者们也大多转行，剩余的少部分调查记者出稿量也直线下降，在各种风险急剧升高的当下，做新闻更是个“大国工匠”标准的活，要精挑细选、多方衡量，不但要满足监督报道、调查报道的要求，还要尽量不太刺激官方，能够让报道多活一些时间。这种重头报道的尺度拿捏，需要有多年媒体经验的老鸟才能驾驭，相比之下文字技巧更要让渡于严肃严谨。

非虚构的权衡利弊

一些从事内容生产的人，是不得已转向非虚构报道。这第一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挂羊头卖狗肉”，非虚构报道篇幅长、内容软、看起来像读者文摘或文学杂志上的小说、散文，长得不像新闻报道，主管部门就不好使出“无采访权”的棍子抽，往往就能得以存活。

第二就是非虚构报道有很大受众群，虽说现在是视频时代阅读文字的人少了，但绝对数量不少，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都1000多万，具备阅读5000字长文能力的人在中国少说也有三个亿，即便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认真看了一篇非虚构报道，那也是相当庞大数量的受众群。

第三非虚构报道的故事性很强，相对严肃的新闻报道尤其是注重事实和证据的调查报道，非虚构读起来就爽快多了，文字更有亲和力，读起来不费力，更关键的一点，非虚构是有价值观判断、选材有取舍的，新闻报道讲究客观、全面，但非虚构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客观，把故事讲圆了、把人物讲透了就可以了，其他影响阅读快感的事实可以舍弃，把容易打动人的情节放大。

让网友满意是非虚构的命脉

当然，现在有些过度美化和夸大非虚构报道的地位，这不是新闻所应追求的方向，即便现在新闻业衰落，但仍然有很多优秀的记者的努力做严肃报道、以调查事实为目的，这是正道。

1月24日新京报传媒研究的《非虚构写作算新闻吗？》一文观点与我一致。该文认为，多年来始终有一种观点，认为非虚构是高端的新闻技法，非虚构写作比新闻格调高。在学术场域也有未来的新闻工作者痴迷软新闻胜过硬新闻，执着于新闻的文学性远胜信息量。长远看来，是值得担心的事情。

无论如何，新闻的特性告诉我们，最生动的莫过于事实。在客观事实面前，一切想象都无法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总体来说，现在各媒体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媒体人，还是基本能遵守新闻操守的，文章质量也远比非媒体行业的网文高很多。然而在一些热点事件的报道中，也有主题先行、掺杂自己价值观的问题，常会选择性地迎合网友的情况，个人价值观不代表职业的价值观，即便是非虚构报道也是公共产品，在客观性及平衡性的基本原则上要保持基本要求。

总之，以前是新闻性不强、料不够猛的时候才琢磨用非虚构报道方式提升新闻的可读性。如果是好新闻，事实足够，其实简单陈述、白描就足够了。

现在非虚构报道是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突围方向，尚不能完全代替新闻报道。新闻报道有独立的价值观，不因讨好读者而改变基本原则，该怎么报道就怎么报道。很多非虚构在原则上是有退让的，通过写作手法、事实选取的角度，迎合受众（主要是网友）而呈现出他们最期待的那个事实，满足了就是十万+，不满足网友的想象，报道就会遇冷甚至被网暴，非虚构报道的生存之道，靠的还是输出情绪大于输出事实。

作者简介：20年媒体经历，曾在新京报、北京青年报、腾讯新闻、丁香医生任记者，现已向律师转型。

2024年的开端不太平。今年一月，河南南阳小学发生火灾，造成13名学生遇难，五天后，江西新余再次发生火灾，致使39人死亡。而在春运期间，冻雨和暴雪不断，“应急”和“突发”频频，几乎变成了一种新常态。

与之相对的是相关调查报道的缺位。新余火灾后，流传甚广的两篇稿件均为受害者群像，而事件调查往往以官方口径为准。越来越多的稿件发自后方，来自前方、现场的声音逐渐微弱、遥远。

作为一名2021年入行的记者，我常常对此感到有心无力，时间久了，无力感好像也成了某种回应现状的膝跳反应，但我又知道，过去不是这样子的。

因此，我找来了四位来自不同世代的媒体人，他们中有70、80和90后，从他们经手过的灾难报道出发，我想问一问：过去的灾难报道是怎样的？以及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为什么记者还是要深入现场？

灾难发生后，为什么需要现场报道？

资讯发达的当下，似乎足不出户也能了解现场情况。如今进入灾难现场，对于记者和受众，还意味着什么呢？

王文（现媒体人，入行近十年）

我刚入行的时候跑文化口，过了两年才开始做社会新闻。我们常说“天灾人祸”，天灾里往往包含着人祸。比如地震不仅和地质情况有关，也和房屋质量脱离不了干系。

2021年郑州暴雨的时候，引起最大关注的是城市的受灾情况，尤其是地铁。当时有很多特稿，比如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采访，这很好。但当时我觉得我们过于关注典型，局限在了大家眼光最聚焦的地方。就像石头投入水面的中心点，它的涟漪扩散范围可能很大，如果所有人都关注中心，周边可能就被忽视了。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不断地派人拓展事件的视野边界。

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城市、地铁的报道，我就想探索一下农村的情况。我当时并没有去到现场，就在家里天天打电话，把不同交通资源的电话全都打了一遍。

其实郑州周边的很多县级市、乡镇，受灾也非常严重，因为它们靠近山区，水的破坏力和杀伤力非常大，整个村子都有可能被削平。后来我拿到一条线索，做了一篇周边村落的稿件，打了几十个电话交叉验证，慢慢统计出来村子里死了23个人。一开始我不了解情况，以为这个数字不大，但采得多了，才发现他们的伤亡很严重，并且村子居然瞒报了这个信息，还不让受灾村民回去。

那是一个非常需要救援的地方，村子的做法让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后来我交叉验证这个消息，把遇难者名单大致列了出来。这是那次水灾里，我觉得自己写的最有影响力的稿子。

稿子发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关注那个村子，不少同行也跟进了。包括视频航拍的，文字的，跟进了将近10篇稿件。后来省委书记也去了，他们发了一个通告回应我的稿子，说这里遇难人数就是8人。大概过了两天之后，他们终于承认是23人。

现场很多变的，死亡人数的统计也存在波动，媒体要不断地跟进。有个女生的妈妈，因为路上的基建太差，掉到了下水道里，被水冲走了，还有很多在城里打工的老年人都是这样没的，这些人也是需要被关注的，数量也很大。

唐建光（前媒体人，在行业近20年，转行近十年）

我是94年进入到媒体行业。除了有一线经验，也担任过社会新闻部主任，机动新闻部主任，应对过很多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比如98年的长江洪水、03年开县井喷、04年印度洋海啸、05年松花江污染、08年的汶川地震等等。08年之后我退居二线，没有在一线参加过灾难报道了。

90、00年代，媒体可以不计成本地跑一个现场。以前资源充足的时候，可能为了核实一个现场，专门跑一趟、飞一趟，或者开几百公里的路去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否则记者没办法写。有时在现场，可能一呆就是一个月。

当时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电话采访的，哪怕我们为了核实一件事都可能把记者派过去，花半天时间看一下。也许你没有采访到什么信息，但你要看现场是什么样子。当然现在后方的指挥者需要考虑很多成本因素，比如到了现场可能会被赶回来、或者会扑空，或者稿件发不了。记者白跑一趟，报社承担成本。

电话采访成为常态，其实非常致命。因为电话采访的往往是单一信源，现场可能会有由各种相关人源来构成信息调查：当事人、对立观点、旁观者、政府视角等等。构成多纬度信息，才能反映事情的原貌。

现场非常重要，一件发生在甘肃和在泉州的事情截然不同，因为当地的生活形态、地理、民俗、社会关系都不一样，两地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可能就不同。

陈光（现媒体人、入行近三年）

2020年，我成了一名跑社会新闻的实习记者，5个月后正式加入了现在供职的媒体。

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这是我第一次跑地震现场。到了那边才发现，其实这次地震，通讯和交通都没有问题，吃、喝的问题也都能解决。当地最大的问题还是太穷了，房屋质量也很差；另一个就是冷，当时甘肃室外应该有零下十几度，人根本受不了。

当地最缺的是保暖帐篷，村子分散，运输也很费力。当地很多少数民族，留守的孩子老人也多，习惯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多的一户有十五六个人。以户计算的话，捐献的帐篷完全不够。

我们那时候去到一个村子，那个没人的村子距离受灾严重的地区有点距离，整体上不太严重，村里没有房屋倒塌，有个别房屋墙壁有裂缝。这次地震范围很大，震区的村子分散，初期救援力量分配上有一些盲区，后续信息流通起来就很快补齐了。

我们刚去的时候，村子还没有人管，找不到干部，也没有救援队或者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的人去找其他亲戚投奔，村子里有一些人还是住在自己的危房里，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

地震的范围非常大，涉及到两个省，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封锁，甘肃管不着青海，青海也管不着甘肃，又不能说完全把路封了，因为救援队的物资还要运输，所以没有办法把现场给围起来。但是到了晚上就让记者走了，后面几天听同行说就不让靠近现场。

其实我们第二天就收到指令，说现场除了央媒外其他媒体记者都要撤掉。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大家还是都在现场采访，我猜他们可能觉得拦不住了，然后也没有再管了。当时好像没有听说哪家媒体会被撤走。记者但凡到了现场肯定想采东西，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采了就有可能发出来。甘肃地震那次还挺顺利的，我们收到的指令是外派记者撤回，发稿倒是没说不能发，国内媒体都在发。所以基本上稿子、素材都发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另一个现场呆了十几个小时，核实了死者名单，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现成的名单，我们是一点点从不同村民那里找到遇难者的直系亲属，拼凑出了遇难者的名字和年龄。

当时收到了禁令，但出来之后我们还是争取了一下，给领导写了特别长的说明，说我们采到了什么，进去有多辛苦，写出来大概会是一个什么稿子，当时领导没回复，就说先回来休整。两三天以后才突然说可以发，本来是通知我可以开始写稿了，但我怕离开现场久了会忘记一些细节，一回来就开始写，领导说可以发的时候我刚写完，最后很顺利地发在了客户端，就是没有向三方平台去推。现在想想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电影《聚焦》

重重阻碍的现场

现场瞬息万变，记者不仅要打开受访者的话匣，也要和“封锁条”斗智斗勇。

唐建光

03年我们报道井喷（注：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中石油川东北气田罗家寨16号井发生井喷事故，剧毒硫化氢夺走了243条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医，10万人连夜疏散，直接经济损失达6432.31万元），事故之后我立刻带着一个记者去了现场。

中石油是中央企业，所以当时立刻就不让去现场了。井喷的地方在山上，离城市有几十公里，但井喷发生后，周围几公里都没有人烟了，因为事故导致周围的人和牲畜都死了。所以现场封锁的理由是：危险区域，禁止通行。

那个时候虽然有警戒线，但不可能把现场全都围起来，周围几公里还是可以步行走小路进去的。到了离现场几公里的地方，我跟另一位记者分工，让他先下车步行到核心区，采访抢险工人。我就在开县县内，通过朋友约了本地的官员和老百姓吃饭喝酒。当时说不聊这个事，但实际喝起来就聊开了。他们虽然不能正式接受你的采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把一些信息透露出来。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空隙可以钻。比如很多信息传递是通过打印传真，所以我就去打听中石油的调查组在哪个酒店，他们肯定要打印东西，会利用酒店的打印设备。我就去了那个酒店，用他们前台的电脑搜索到没有删除的文件，里面有汇报的材料底稿，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处置和死亡人数。

我在后方所获得的这些信息和文件，和前方记者所获得的现场，最后构成了报道的主脉（《新闻周刊：重庆开县井喷》）。

潘俊文（现媒体人，入行近八年）

我入行近八年，前前后后参与过很多灾难报道：武汉疫情、江西洪灾、郑州暴雨、东航坠机等等。

在灾难报道中，主要有两个突破方向，一个是核心人员，直接和灾难相关的受害者、救灾者、相关责任方，或者是比较边缘的，比如周边的目击者、受害者的工友，受害者家属等。

刚入行那几年，也就是16年-18年的时候，现场封锁的没有那么快，只要去到现场，基本上就能找到核心采访对象、突破核心现场。边缘受访对象也没有这么大的防备心，只要承诺匿名，对方基本上还是会跟你说，你能采到很多东西。

有一次我们去东莞采访，那里有一个厂子爆炸，死了很多人。我们进不了现场，找不到核心受访，于是就去了殡仪馆。在那里等了一天，后来混进遇难家属的中巴车到了宾馆。找到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感觉可以沟通的家属，告诉Ta，我是记者，希望Ta不要暴露我，我们来报道这个事情是想帮助你们的。这样比较容易沟通，也能找到突破口。

现在记者去到现场，基本上已经拉起封锁线了，无法接近最核心的现场，甚至一些最核心的人会先被相关部门“保护”起来。愿意说的边缘受访对象也变少了，可能之前找10个人有5个人跟你说，但现在找20个人，只有1个人愿意说，或者让你直接去找宣传部。大家都觉得采访的风险很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他们实在有诉求，才会找记者。

电影《不止不休》

和禁令赛跑

“禁令”有很多种，不仅来自官方的文件，有时也来自长久以来的性别成见。

唐建光

媒体的报道禁令一直存在，一般来说，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地方到中央对本地媒体的报道口径要求，比如不要深挖什么东西，另外像受灾人数、灾情，这种需要以官方数据为准；另一种是对于灾难的原因，会有报道要求以官方通报为准。

以前，地方宣传部门相对还比较开明，很多情况下，不会直接下令媒体不能参与某些报道。这个时候，地方媒体可以抢时间，比如当晚的事情，当晚就报道出来，宣传部门可能会措手不及。另一个方法是找异地的媒体补上，比如河南矿难了，四川、广州的媒体可能会来报道，之后本地的媒体再去说服宣传部门：你看其他媒体的报道了，我们不报道不行，形成一种互相撬动的状态。如果一开始地方媒体受到的压力太大，可能就会把信息透给外地媒体，“里应外合”打破新闻管制。

后来宣传部门也会有它的应对措施，比如24小时值班，发生事情第一时间下发报道禁令或者方向通知。此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执行新闻发言制度，或者说是新闻归口制度，要求所有的采访信息必须出自于宣传部门，比如之前可以直接采访消防部门，但后来必须通过消防部门的宣传口，得到许可后才能深入采访。

2005年，松花江污染的事情，我们当时也派了记者。所有相关部门都不接受采访、不让报道，但是当时有个央媒记者告诉我了一个信息：他们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一个会，可能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记者就以参会人员的名义混进去了，在现场录了音。

当时很多管控经验还没有吸取到位。另外如果信息泄漏出来，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处罚严重。也有官员会向记者透露信息，无论（一部分）官方还是媒体都还相信，信息公开、透明是正常和正确的。

潘俊文

刚当记者那会感觉禁令没这么多，空间还比较大。后来就越来越严了，哪些事件能报道，要按哪个方向去报道，能不能派记者去现场……要求非常详细，非常多。

现在我们的记者，有的刚刚把包拿出来打车，还没到机场就不能做了。有的到机场被叫回来，有的刚下飞机被叫回来，有的刚刚采访完被叫回来。

不同的媒体在现场的待遇也不一样。2020年初的时候，百步亭社区有一个万人宴事件，感染了很多人。当时我人在武汉，去和百步亭社区现场沟通了好久，工作人员拒绝地很坚定，有各种理由。后来我正准备走，刚出门就看着一个车带着央媒过来了，领导带着他们采访，态度特别恭敬，对比特别鲜明。

陈光

虽然我们经常出差，但是像地震和水灾这种灾难，机构很少给女记者去现场的机会。土耳其地震的时候，我主动办了签证，申请要去，河南洪灾的时候，我也是申请要去，他们都说女孩子不要去了，不安全。他们之前也有派过女记者，但都是非常经验老道的，年轻的女记者普遍得不到太多这样的机会。

我去年有机会跑几个突发现场，都是因为我驻站了，离事发地点近，从总部派人过去反而不方便。但如果同站有另外一个男记者，就不太可能再派我。

他们自己应该也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习惯性认为：跑突发，男记者肯定比较靠谱。如果你非要说女生有什么麻烦，比方说河南水灾的现场，可能很长时间人得泡在水里，如果女生来月经的话，真的可能会有点不方便，容易生病。但是我觉得男领导可能也想不到这一层。

另外像土耳其。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有穆斯林，地方文化整体上对女性不太友好，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太信任女记者，仿佛你在现场各方面都不如男记者。

记者不是去救援的，也不是去搬东西，正常情况下女性的体力应该够用。另外一方面，女记者其实会比男性更有优势，因为灾难现场，受灾者其实心理非常脆弱，他们对女生会防备心更低一点，大部分女生应该也会更有亲和力，跟采访对象接触的时候，肯定也会比男生做得更好。

就算不是灾难现场，报道现场也有很多阻拦。我们这样的年轻女性走到农村里面，大家一看你就是外地人，就会有人盯着我们。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采访。敲门去别人家，他们可能就会被村干部威胁，采访完全没有办法进行。

有一次去到村里，我们采访完开车要走，有两辆车一直跟着我们，甚至等我们的车停在村里的停车场，他们就在车后面停几辆车，把我们围起来不让我们走，然后问你们是来干嘛的，有没有记者证？像黑社会一样。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他们还问你们有没有核酸证明？那个时候我拿着手机去拍他，那个人把我手机直接打掉了，非常凶。

还有一次我们去灾后现场，徒步了很久才走到那个村子里，一直采访到晚上。当时我们带着一堆装备也很显眼，镇上的干部就知道我们是记者了，找人盯着我们。我们怕被他拦下来，第二天早上凌晨4点就去山上损伤最严重的一个村子，可能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去上面呆了10个小时左右，把所有的家属都给采访到，才拿到死者的名单。

其实到了现场之后，会发现地方部门对于应对这类事件已经非常熟练了。尤其是某几个省。出现这种突发灾难之后，对于数量有限的受害者，他们会把所有的家属控制起来，管这个叫专班，帮他们办一些对接抚恤这类的手续，提供心理援助。但同时家属也无法接受媒体采访，官方也有可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不听安排，拿到的抚恤金可能就会变少。

电影《嘉年华》

报道不够，非虚构来凑？

近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事件源起的追问和深挖渐渐缺位，非虚构写作反而相对火热。另外像这次新余火灾，流传最广的是两篇逝者报道。几位记者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唐建光

之前有一篇稿子批判了目前非虚构写作的兴盛，说目前的非虚构相对比较粗糙，我基本认同这篇稿子的判断。

理想状态下的非虚构，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生态中，建立在海量的新闻信息和深度报道上，它无法取代即时新闻和全局新闻。但现在很多人直接去写了，用非虚构做替代报道。

但媒体需要协作，比如系列报道不是个人和单一媒体能完成的。现在的动态化信息和情绪化表达会多一些。

其实这个情况和纪录片比较相似，在国外的纪录片，尤其是欧美纪录片的生态中，纪录片分为两类，媒体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媒体纪录片，是关于社会事件、社会议题的记录，类似媒体中的社会报道、重大新闻报道。但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几乎绝迹了。

中国更多独立纪录片，独立纪录片也有一些关注社会议题的，比如关于尘肺病和疫情的，但都是以个体视角而非机构视角。

这其实就是一种内化，大家更关注个体的感受。纪录片如此，广义的媒体也如此。对于社会趋势、重大事件、全局性的变化的关注是缺失的。

潘俊文

我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特稿、非虚构，对文本细节特别在意。刚入门的时候写一个案子，会把细节写得很丰满，但统统被编辑删掉，要求我把所有的信源标出来，可这就打破了文本的美感，让我非常头疼。

后来新闻越做越多，尤其在疫情的时候，新闻观被彻底改变了。因为在这种大型的公共事件里，再多的人物特写、再丰沛的故事和情感，在那种试图趋向核心的调查报道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那时候我就慢慢地在改观，觉得自己要写这样的稿子，要去调查、去质疑。

但是对于特稿来说，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网络媒体没有采访资质，只能做一些软性的，比如人物、中产阶级、社会现象的稿子，越来越软，这是没办法的选择。

早些年的特稿其实不一样，比如李海鹏写的都是些很硬的新闻。现在一大批特稿记者，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做一个作品，采访和写作是围绕着自己的作品来的，不会想着这是一个新闻，怎么去推动解决问题。

其实不单只是新闻了，比如说纪录片。这几年其实社会议题的纪录片越来越少，私影像——拍拍家人、拍朋友，拍拍亲密关系的——越来越多了。其实是同样的原因：社会面的这些东西我没法关注时候，我就转向内，向内书写、记录。

王文

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正常的媒体生态有点像打仗，就是不同的兵种互相配合。现在没有这种配合，但不是说剩下能做的报道（比如逝者报道）就是无用的。

在灾难的报道里，后续思考性的、深度的报道，其实都是建立些前面的快速报道基础上。因为后面加入的记者会引用这些报道，并建构起自己对这次灾难的认知。包括一些可能极端的、碎片化的报道，只要它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就能帮助构建起全局。

2022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长沙自建楼倒塌的时候，有一个女记者用自己的自媒体梳理了遇难人员的信息，也留下了一点东西。

这次新余的火灾，也是有禁令的，流传的稿子也比较有局限性。但是它创造了一个出口，调动起大家的情绪，通过这些信息和出口，读者结合别的信息，拼凑出遇难者的形象。其实当人们对真实的认知加深、越来越悲观和绝望的时候，这些情绪也能推着人们找到突破的方式，激发人的力量。

*陈光、王文为化名

2005年记者节，《时代信报》推出系列报道，追踪寻访了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和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记录他们的个人变迁，以及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试图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

这篇报道推出至今已有19年，这期间中国的新闻生态已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改变，但媒体人心中那对于新闻黄金时代的追忆却并没有停止。

带你重读此文，一起重温那些年的新闻记忆。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以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1995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曾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１９９５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延申阅读：改变中国 | 笼中自由——对《南方周末》前新闻主管长平的访谈（全）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1998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 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末》“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 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

南方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

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

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

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8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

才女陈菊红,去哈佛留学,去年回到广州,接手国内著名政经杂志《南方窗》，任总编。

坚守新闻一线

2002年7月22日，李玉霄从《南方周末》辞职，在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半年，2002年底，与余刘文、杨海鹏等合作创办《外滩画报》，半年后，李玉霄再次离开，到《东方早报》，又辗转到《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4月，在原南周上级徐列的邀请下，参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现任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上海办报的一些折腾，一度让人觉得李玉宵雄心不再。不过在南方人物周刊，李玉宵的文字再次焕发出光彩。

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师妹”刘天时，她擅长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写她的人物。

著名法制记者郭国松离开“南周”之后，曾经北上参与创办《法制早报》，然而，没过多久，便劳燕分飞。参与过该报创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从他做出来的那个试刊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位确实很有品位，他也很内行，一幅雄心勃勃的样子，同样，大家的情绪也被他点燃起来了，没有想到，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就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也不愿意妥协，于是决定离开。”

而在折腾了一番之后，郭国松又回到了南方报业集团，不过不是《南方周末》，而是《21世纪经济报道》，做高级记者。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本报的评论专栏，一周一篇稿子，主题大多是公法领域的问题。感兴趣的时候，我也会做一点涉及法律制度变革的报道，基本不做常规性的报道。除此外，就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个讲座，谈谈法律或者新闻。这也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追求：做一个学者型记者。

赵世龙，离开《南方周末后》到《广州日报》，继续“揭黑”，因为广州戒毒所的事情受到生命威胁，甚至不得不在网络上留下“绝笔”。不管怎样，此事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年度风云记者。2004年10月，湖北知音集团请他到武汉，组阁《新周报》。赵世龙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班老‘南周’人重建那样一份媒体的尝试”。《新周报》创刊初期猛料迭出。但是，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后赵便黯然去职。

目前赋闲在广州的赵世龙接受信报采访时介绍他的现状：“我前段时间在昆明，帮助做一份报纸，对方聘我做为主编，月薪2万五，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假如仅仅为了钱，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前两天刚刚从北京回来。也是有一家媒体刚刚诞生，请我过去。这件事情正在谈。”

著名摄影记者方迎忠,离开周末后先后在广州日报和成都商报主持摄影部,在伊战和泰国海啸等重大事件中,深入险境发回现场图片,再显南周时代的风采.目前还在成都的他透露说,他可能还会回到广州.大概他想念沿江路上的酒吧了。

坚持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痛，对于杨海鹏来说，有真切体会。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杨海鹏旋即辞职。

再次辞职后，杨海鹏与李玉霄等人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任副主编；2004年又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回顾多年的记者生涯，杨海鹏感慨：“现在的记者，不要再像黄继光一样拿着炸药包冲刺，而应该像狙击手一样，既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

目前，杨还未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但是，对于继续做记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转型媒体经理人的道路

孙保罗离开南周后，便迅速向媒体经理人方向转型。他出任发行人的《华夏WATCH》前后出版了十期，看过的人都对其酷似南周的新闻品格和装帧风格印象深刻。但后来因为投资商“诚成文化”涉嫌经济诈骗，失去资金支持而夭折。此后孙保罗还在〈家庭〉杂志集团做过出品人，现在也已经离职。目前在寻找新的项目，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深度报道。

因为《华夏》的定位是“职业新闻人的视野”，因此网上评论将华夏停刊事件称为“职业新闻人的溃败”。孙保罗自己认为，《华夏WATCH》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职业新闻人努力的一个项目的失败”可能更加贴切。一次尝试，一单合作，一个项目，一次冒险的失败，不能代表职业新闻人溃败了，因为溃败更多是指理想幻灭，对现实投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感觉是精神层面的倒塌。

“而我自己虽然对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付之东流而痛心不已，但我的精神并没有溃败。反而这些坎坷中的熬炼，使我和合作伙伴们走向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源，特别是经济的资源，而依附别人的资本来发展，受到“母体”的连带影响在所难免。”

不过，这件事情让孙保罗明白了，“绝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信心十足的表示，要办好的媒体，优质的资本是重要的基础。而媒体产业化的必然到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新闻人”的春天。

2002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编辑方三文正式离开。他先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挂单，然后北上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又回到《南方都市报》任编委。期间的波折，是理念的冲突还是客观因素的不可抗？方三文说：“主要是合作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使我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感下降了。”

在《南方都市报》的方三文，主抓深度调查，“孙志刚案”等巨作问世与他有直接关联。

几个月前，方已经正式加盟网易，担任网站副总编辑。至于为什么离开纸媒去网络，方表示自己对网络的传播效果和市场前景，都非常看好。“在网易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加强了我的信心。”

被其好友余刘文形容为对传统媒体“过度焦虑”的方三文，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到纸媒体了：“在网络媒体干过的人，都不会再回去了。”

余刘文现在在南方都市报任行政总监助理。主要工作方向是报社增值的服务和产业。比如网站、图书出版和报社品牌推广活动。

余刘文告诉信报记者，他在离开《南方周末》之后也曾有一番独立创业的打算。他曾经到过重庆，与朋友合作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可是完全没法适应，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人，老是在一些事情上较真。觉得自己还是只能做媒体。

后来余刘文与几个原《南方周末》的同事一起去上海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但这一批以做硬新闻见长的人，在上海滩的风情中总觉得格格不入，气质上难以融合。后来程益中力邀余回《南方都市报》，于是回到广州。

但是这个已经在开始转向媒体经理人的记者仍然没有忘情于自己的记者角色。他对中青报的卢跃刚、李大同这样终生不搁笔的新闻人抱以敬意。他说，中国的国情，现在很难产生象西方国家那种职业新闻人，四五十岁还在做最牛的记者。不过这种状况一定会有突破。“至少我个人，随时有可能再拿起笔来做个记者。”

谭军波于1996年10月从《南方周末》编委调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辑。他痛感发行对产品的负面影响，毛遂自荐抓发行。此后他又先后北上西进，在《京华时》和《重庆商报》做发行人。他自认为做产品的人干发行，比许多不懂采编的发行人有优势。“我可以站在比较高的视点看待发行问题，并实现采编与发行的整合。当然，我觉得我骨子里依然是文人，当总编也不会差。”

谭认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一般会走秧歌步：进两步、退一步。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尝试着作职业报人或传媒经理人在传媒江湖上行走，会遇到许多挫折，吃过不少亏。所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但能走出这一步，足以说明中国传媒的进步。

在谭看来，国内报业不缺理念，缺执行，缺具有职业理想的操盘手。

南方周末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导致一些梦想功败垂成的例子比比皆是。谭军波认为，作为职业新闻人首先要学会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团队，陌生的文化，然后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实现理想。

在重庆一年多，谭最大的感受是重庆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弊端在于不认真理，只认“兄弟伙”；不认外来人，只认自己人。当然，重庆人直爽，斗争表面化，还是挺痛快的。

重庆去年底至今年，是中国报业的亮点，因为这里竞争最惨烈，遗憾的是年尾步入“深圳现象”。作为个人来说，谭最大的遗憾是自己服务的纸媒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强大。

现在谭已经从重庆商报离职赴《上海证券报》任副总编，主管发行、广告和专刊，“乐在其中”。

（来源：2005年11月记者节，作者《时代信报》 记者 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近日，贵州一女企业家因向地方政府讨要工程款而身陷囹圄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据中国经营报此前报道，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艺珈伊，为贵州六盘水承建数个政府项目后，持续讨要工程款8年未果。2023年年末，其被地方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中国经营报记者还核实到，在马艺珈伊被抓之前，为她代理债务执行的律师、律师助理等10余人已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均为寻衅滋事罪。

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马艺珈伊等人被抓前，区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被她和代理律师拒绝，随即案发。”

2月27日凌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称，“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欠企业约2.2亿元”，以及“区里要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2亿余元的债务”的报道均不属实。

水城区政府上述情况通报发出后，随即引发舆论热议。有律师公开质疑称，“被曝光‘以刑化债’的，正是水城区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的，也是水城区政府。如此自查自纠，运动员亲自做裁判，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为什么不由更高级别的人民政府、司法机关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详细调查后再发布情况通报？水城区政府的通报内容，是经上级政府认可授权，还是仅代表其一己之见？”

央媒中国新闻社旗下融媒体亦发表评论称：“事情详细原委如何？究竟有没有“以刑化债’？内中是否存在隐情？显然这份通报还不够，还需官方给出更详细的说明。毕竟，无论是提高公信力，还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都需落脚在一系列细节。”

对于舆论热议的问题，笔者先后致电六盘水市及水城区多部门，均未获有效答复。

六盘水市政府一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相关事项需咨询新闻办公室，“我只能给您提供这个号码，详细的您需要咨询他们。”水城区政府办亦是要求笔者拨打新闻办咨询。

随后，笔者多次致电六盘水市政府新闻办、水城区政府新闻办，前者电话尚未接通，后者则回复笔者咨询称：“我这边会反馈到相应部门，问清楚再回复您。”截至发稿，笔者仍未获得回复。

此外，六盘水市政府下属相关部门一工作人员称：“我们现在水城区已经专门针对这个事情做了官方、正式的通报了，以这个通报为准。”其还表示，目前其部门尚未介入此事调查工作，“还没有接到任何（介入调查）的通知。”

据上述情况通报，该案目前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此，六盘水市检察院一工作人员回复笔者询问时称：“你最好还是别乱发，这个案件水城区已经发了通报了。你不是案件当事人，你不要问了。”随后，其迅速挂断了电话。水城区检察院一工作人员则拒绝透露有关案件详情：“你想咨询来单位现场咨询，会有专门工作人员给您解答，电话里无法核实身份。”

笔者注意到，27日下午，自媒体“磨稿子”与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郝成进行了对话。

磨稿子：六盘水市水城区今天（2月27日）公开回应了债务问题，债务数据究竟是多少？

郝成：发稿前，我联系了六盘水市水城区区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地方平台公司董事长等人，要求他们讲一下情况，尤其希望他们回应一下为何过亿的债务，只给1200万（前面一次是说给1500万元），这个问题，也给他们逐一短信了。

我的手机号，是报社公开过的，所以不存在没法核实我身份这一说法，但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回应过。

关于债务究竟是多少，稿件写的很清楚，也写明哪个数字是企业统计的，哪个是诉讼确认的，哪个是他们地方政府向上汇报文件中出现的数字。他们确认债务的文件有很多，希望地方政府不要避重就轻，更不要歪曲事实，地方政府是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些文件的。

现在我也贴出了一些文件，大家很容易辨别。

磨稿子：对于地方政府以涉嫌寻衅滋事抓人，你还了解到哪些细节？

郝成: 地方政府说了涉嫌寻衅滋事的细节，这个也是我找他们采访想要了解到的。

地方政府列出涉嫌寻衅滋事的事项，是不是女企业家马女士实施的？和马女士是什么关系？我们相信未来庭审会公开出来。

马女士被抓前也留下了手写书信，代理债务执行案的律师唐某、法律人侯某某也发过微博、视频。

磨稿子: 除了债务，律师还反映了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郝成: 律师反映的最大问题，唐林律师通过法院调查令，获得了银行流水和贷款材料，发现森林公司通过伪造材料，涉嫌骗取贷款5.8亿元。

这是涉嫌骗取贷款罪的刑事犯罪问题。政府通报未作任何回应。当然，更多政府通报和我们报道的细节，大家可以进一步比对。

磨稿子: 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过此事，你怎么看这两次报道？

郝成: 其实早在2021年9月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就以《贵州六盘水水城区计划投资3亿元的旅游项目烂尾 盲目上项目留下烂摊子如何收拾？》报道过这件事，只是上次报道的时候，地方政府回应会积极解决问题，这次我们报道后，地方政府回应的是“不实”。我注意到，就在今天中午，央广网跟踪报道了此事，标题就是《六盘水三年前曾承诺偿还女企业家欠款》。

希望地方能够坦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玩文字游戏、混淆视听。给当地一个建议——不要自己调查自己，也不要自说自话。没事的时候，多翻翻自己的文件！里面都写着呢！

磨稿子: 官方回应后，有没有受到压力？

郝成: 目前还没有。

证据已全部交给了报社，领导也都看到了。

其实欠下那么多钱，也不一定全是现在区政府领导的责任，因为之前通报李再勇的时候讲的很清楚，李再勇是要为1500亿的债务担责的。

这次媒体报道后，当地是不是趁机跟上面要点钱顺势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他们会说报道“不实”。

那些年的围追堵截：拉胳膊、抢话筒、堵厕所

昨天，在微信里看到成都商报赵倩老师转发记者们在两会上的提问视频。赵老师的同事王辰元老师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妆容精致，大方得体，表达清晰，从容不迫。

这种在两会现场的状态，与我们当年真的是区别很大。当年，鞋子被踩掉、摄像机被撞倒都是常有的事情。

那个时代，记者们遇到省部级官员就围追堵截，电梯里、房间里、会场上，只要遇到了热点的省部级官员，都会掏出录音笔冲上去问几句。有时候，一些热点的官员上厕所，也会有一大群记者尾随甚至堵截。

2008年左右，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会议中途上了个厕所，出来就被众多记者堵在厕所门口要采访，高强感叹：“好几年了，我都在这里被记者围堵。”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曾任科技部部长的万钢。媒体曾有记录：万钢在记者的前呼后拥下奔到了厕所，万钢一摆手，门一关，几名女记者知难而退，男记者们也默契地在门口恭候。一两分钟后，有记者不再犹豫，推门而进，万钢正好在洗手池洗手，一声‘万部长’，采访开始。外面的记者们也迅速冲了进来，霎时厕所里人声鼎沸啊……

很多老记者还记得，赵倩老师江湖人称“拦部姐”，就是因为当年跑两会时以过人的体力、超常的耐心拦截下多名部长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相比王辰元老师们如今采访的现象，当年“拦部姐”两会采访的现场更像新闻现象。

2017年3月，我曾专门采访过赵老师，让她描述多年的采访经历。她回忆，当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会的部长们都是从北大门的北大厅入场，媒体记者们私下将这条部长们进入会场的必经之路称为“部长通道”， “那时，一个记者拦到部长，所有记者团团围住，部长在人群中难以脱身，有时衣服、头发都挤乱了。”

有一年，原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被记者们堵在了“部长通道”，寸步难行，他不得不请求记者们：“能让我边走边说吗？”有一年两会，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被围堵在厕所门口接受采访。

2013年开始，官方正式设置了“部长通道”，全国人大在北大厅设立了临时“部长发布台”，安放了音响，设置了方便摄影记者拍照的阶梯台。

但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的部长心甘情愿接受采访。因此，记者们只好派代表下场现场拉人。常用的招式是，看中一个热点的部长，记者上前挽住他的胳膊并劝说其接受采访。

右为赵倩

有一年，赵倩曾拦下原文化部部长蔡武，蔡开始有点不愿意，后来赵倩挽着蔡武的胳膊说：“大家委托我说服您接受采访，您要让我完成任务啊。”急着去参会的蔡武只好笑着答应散会后一定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散会后，蔡武没有食言，在“部长通道”接受了记者们的提问。

除了上面这些采访的方式，抢话筒有时候也是无奈之举。

2012年3月9日，是重庆团的开放日，但居然不让记者进。我赶到现场一问，说是记者太多，重庆团开放日的会场太小，怕发生安全事故，所以没有事先报名的不让进。开放日事先报名才能进，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先例。

彼时，王立军治疗式休假全球震惊，必须想办法进去。

给重庆两名新闻官先后打电话，都不让进。给另一位相识的人大新闻官打电话，他在电话里问我：你在哪里？我一喜：就在一楼。他说：你举一下手，让我看看。

以为有戏，赶紧举了一下手。结果他说：“哦，我看到你了，这样，你带个头，先回去吧。”听到这句话时，差点吐血。

没办法，又给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的秘书打电话。那年的3月7日晚，曾和两位同事在黄奇帆的房间里专访他近3个小时，采访不算太理想，但气氛还算融洽。秘书答应协调，一会回话说，还是不行，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会，重庆做不了主。

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进去了，进去时，开放日代表团会议已开完了，已经到了提问环节。央视一个记者正在提问，模糊记得好像是鲁健还是谁，反正是一个挺有名的男主持人。

反复举手，都没有用。我注意到，三个新闻官把持着话筒，他们站到谁边上，谁就被重庆人大主任陈存根点到。我，大概明白了。

话筒递向身边一个同行时，我一把接了过来。后来想想，其实自己是抢的。身边这个同行此前看我不停举手，问我想问什么问题，可以帮问，言语间十分自信他有机会提问。可是，当我说了我的问题后，他又说不能帮我问这样的问题。

尽管递话筒的人小声说，“不是你，是旁边这位记者”，我还是紧握着话筒提出了问题。

只报自己工作的报馆名字，没有说自己的名字。随后，我说： 薄书记，您刚才承认在王立军的使用上用人失察，那么我想问的是，你们用了王立军几年，你的同事比如奇帆市长、光磊书记（时任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也是王立军的前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等班子成员中，有没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王立军这个人不该用。

问题很简单，很多人未必懂这么问的用意。几天前，曾陆续拜访了3名重庆的省部级官员，得到一些让人震惊的消息。这个问题，就是要验证得到的消息并探究薄的态度，也是为了刺激某些重庆的信息源继续发声，方便后期的采访。

薄熙来回答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要开成干部考察会啊。现场一片笑声，薄也笑了。

然后，他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以来，做了很多工作，考核优秀，人民满意度很高，组织集体决定任用他。确实曾经有人向我反映过王立军的一些问题，我提醒过王立军，也当面批评过王立军。

可惜，找不到视频了，好象都删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公开向薄熙来问王立军的事，手里有视频的望提供一份。会后，网上有人骂，说内地无一媒体问王立军的事情。在现场的闾丘露薇后来在微博上解释了一下，说其实内地媒体有记者问。只不过，我当时问的这个问题不让公开报道和发布，所以外界几乎不知道。

次日出版的的《重庆日报》报道说：3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不少没“抢”到话筒的记者，还纷纷举手要求提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2024年3月9日

3月13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小张各庄村学院大街与迎宾路交叉口附近，一临街商铺（炸鸡店）发生爆炸，附近多栋楼房受到震波影响有所毁坏。据官方最早的通报，该事故疑由燃气泄露所引发。

推特用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发布了多则惨烈的现场视频：

pic.twitter.com/UOyXvvZJu1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March 13, 2024

爆炸发生时画面
视频中一女子在逃生过程中被瓦砾击中倒地
现场经过数人但无人将其扶起。 https://t.co/YJFtTKQWkd pic.twitter.com/nZXM1FAeOH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March 13, 2024

截至目前，这起爆燃事故已造成2人死亡，26人受伤。中国青年报指河北燕郊3年内已发生3起爆燃事故，质疑此类安全风险未能得到有效排查。

@央视新闻：总台记者航拍画面显示，明火已被扑灭。由于大楼还有倒塌危险，救援人员正在清理现场，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排查周围安全隐患。

13日下午，至少有两段央视记者在燕郊爆炸现场采访受阻的视频开始在网上传播，显示出河北当地警察及政府人员“一视同仁”地制止“媒体”的采访活动。

视频1由央视财经频道在节目《河北三河燕郊发生爆燃事故》中播出，央视记者杨海玲（音）在现场讲述事故情况时，现场多名警察突然闯入镜头并大呼“太危险”打断了直播，其中一名疑似政府人员正脸入镜。之后，新闻画面切回了演播室，女主持人面露了惊恐、担忧的神色。

此外，推特用户 @悉尼奶爸 指出，在这段“采访被维稳”的内容播出后，央视很快又播出了《美国匹兹堡市郊一栋房屋发生爆炸，2人死亡》的新闻：

视频2由央视记者许梦哲发布于微信朋友圈，许梦哲也是一位在事故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她参与了央视长达3个多小时的网络直播。这段微信短视频显示许梦哲及同事遭到十几名警察的推搡，并将她们直接架离了现场。视频的描述写道“燕郊救援现场，见识了一回蛮横无理。大家放心，人没事，工作已顺利完成。”据网友的查证，“许梦哲1987”的账号已无法搜索到。

3月13日晚，中国记协官微发文《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对于央视记者在河北三河燕郊采访爆燃事故遇阻表达不满，并提出三个问题：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吗？记者是添乱吗？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而在墙内外社交平台上，有网民调侃此次央视现场采访被维稳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党的喉舌被党掐脖子”。

相关阅读：【图说天朝】央视姓党 绝对忠诚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pifuzhinu113541：自己人都不放过，真狠！

Batman_RHood：河北不归中国管？

mascoshdij：党的喉舌被党掐脖子。

申小姐的王小艺：天天笑人家老美。

李昸：反噬——大自然的规律。

yiwenbaby2：这样看来，内有隐情，人员估计虚报了。

满损谦益1234：别洗了，真河北人都知道河北当官的善于捂盖子，邯郸去年三月底，前年三月中两起驾车撞人报复社会至今无下文，捂得严严实实。

奔跑在绿洲的蜗牛：知道为啥张雪峰不让学新闻了吧？

胡江波在北京：且看央视记者如何维权。

多少事付笑谈中123：责任完全在美方。

Seki-UltimateLover-：现在连央视记者的嘴也要堵了，央媒也有今天。

antzheng：笑死，防止二次事故的警察不戴护具。

woyongdehuawei：真有危险，黑皮跑的比谁都快。

金牛童鞋：幸好你是CCTV要是别人就不是这样了。

把拔坝霸：中国特色，捂。

DeepDarkVanFan：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hanslight3：最牛逼党媒也尝到了社会主义铁拳。

seeseapee：论匹兹堡市郊和河北燕郊的量子纠缠效应。

fromshanghaic：央视记者也享受了外媒待遇了。

理记：媒体的影响力整体大幅度下降，总台也不例外，实际上媒体对地方政府有威慑力的唯一手段是舆论监督（负面报道），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而正面宣传因为受新媒体冲击收视率严重下降，正面宣传早已是求人帮忙，而不是帮人忙了。

读书反馈：央视始终还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政府的宣传喉舌，应该自觉多宣传功绩、成就，摒弃掉负面事件的新闻报道传播，自行降噪，替地方干部解忧，将社会舆论扼杀在摇篮中，而不是制造出直播事故，增加难堪话柄，给宣传管理部门增加负担（封杀、删除、控评），让正能量、小粉红又要无薪工作，阵营里的短板。

​看了那两段视频，记者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被架走那个女记者，一边说：“我们三个记者，被他们……”

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当地工作人员还是很客气的。他们可能不认识CMG，但是记者的话筒上仍然有CCTV的字样，他们应该能够辨识。视频中，当地人员反复解释，“这里不安全……”也算是小心翼翼，颇有礼貌。

记者表现中规中矩，主持人中断了连线，还嘱咐一句“注意安全”，好像记者是在加沙似的，实际上，那只是河北的一个小地方。

很难说这就是真正的采访。中国记协发了声明力挺，但是声明其实只是说了记者可以记录现场，报道救援情况——根本没提可能存在的“监督”和追问。

人们对这次事件感到震惊，其实并不是因为“记者采访被阻挠”，而是“就连央视”也有了这样的遭遇。

这是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央视这种有权力色彩的机构，也被阻挠了；另一方面，记者的初衷，也不是去做调查后监督，只是“连线”和直播，仍然被限制了。

在这样的突发新闻中，一般媒体很难靠近现场了。过去几年，有过好几次记者被抓小黑屋、搜身甚至被打的事情，没有引起太大波澜。地方媒体如果要把委屈讲出来，在网上还会引来网暴，而不是同情——你们南方系……活该。

这次央视记者被阻挠，仍然有不少人叫好，称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新的“受众”已经崛起，他们数量庞大，思维模式，l和权力完全一致。

对媒体来说，这是最悲哀的局面，你以为去报道真相是为了公众，但是公众却把你看成是敌对势力。

大部分媒体都是非常自觉的，放弃了对这种现场的接近，因为指令比记者跑得更快。在这种局面下，央视等“权威媒体”接管现场。

这是“新的现场”，通常是“权威的”“主流的”，没有多少杂音，也没有太多揭发。

这就是当下突发事件的信息呈现常态。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那些山体滑坡、火灾、体育场坍塌，都没能留下“立体”和有深度的记忆，而只是一个个容易忘记的瞬间。有时候，人们连一场火灾到底死多少人都不清楚，而在十几年前，媒体可能会到太平间去数遗体。

和这一过程相适应的，是各地“发布会”的变化。通常，这样的发布会会选择在夜间进行，因为这样既完成了公开的任务（有相关规定必须公开），又最大程度地避免被看到；发布会不会安排提问，只是主持人和相关部门上来念一下通稿；通常会进行直播，但是不会开放评论。

这些被念出来的通稿，大部分内容都是表彰，如果不认真辨别，甚至看不出是对事故的描述。大部分句子，既没有主语（应该承担起责任的人），也没有宾语（需要改进和反思的对象），而是各种形容词和动词，显示出一种抽象的忙碌。

一个正面的新世界已经诞生。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个裂缝，央视记者被阻挠，就是一个小小的裂痕。

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天气还是乍暖乍寒，但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已在鲁镇的天空中荡漾了。

我仍然在酒店里做着温酒的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可以靠着柜台，仰头看着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在灰黄的天空中摇摆，就像强颜欢笑的舞者。

这一天，东边突然发出巨大的声响，一阵火光冲上天，是未庄发生了爆燃。大家好奇地往东面看，但显然即使脖子伸得再长也不会多看到什么。

第二天上午时候，几个未庄的人来到酒店。一会儿阿Q也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进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

去年底，阿Q去了丁举人府上工作，喝酒于是开始大方起来。我给他温了酒，上了一碟茴香豆。

“你们可见过赶京城记者吗？”阿Q面带自豪地环顾四周。自从他开始鸣笛之后，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记者来了就是爆鲁镇的负面新闻，爆鲁镇的负面新闻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

酒店里的人停下喝酒，都等着阿Q讲鲁镇又强大了、鲁外势力吓尿了的事迹。

阿Q喝了一口酒后说，“咳，好看，十几个黑衣人排成一排，雄赳赳气昂昂地撵过去，就把记者赶走了，好看！好看！”

人们脸上出现庄严肃穆的神色，仿佛是被这一威武正义的行为所感染。

我知道赶记者的事经常有，赶京城记者却是头一次。因为以前，各地对京城记者还是有敬畏的。丁举人就曾给鲁镇的人说，看到文字记者就赶走，让他从哪来回哪去，但京城记者有镜头，有推搡拉扯这些事被记录下来，面子会不好看。

但现在，鲁镇已在安全、优雅地赶记者这个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做得好！”发出这个声音的是华老栓，“我儿子小栓在爆炸中受伤了，昨天有记者到医院要采访，我就说我们家属有隐私，现在大家都在救灾，你不要来添乱！”

酒店里传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为华老栓顾大局的精神所感动。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华老栓一眼，似乎对他还不放心，“把火包好。”康大叔在未庄是有头有脸的人，曾经赶走过好几拨记者。“有个记者是个乖角儿，见到我不但不跑，还想劝我接受采访，让我爆点料呢！”

“阿呀，那还了得！”酒店中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他还和我说，采访是要满足大家的知情权，你作为未庄工作人员，有说出事实的义务。你想，这是人话么？”康大叔说，这是让他当“鲁奸”，便给了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此时阿Q已经把一碗酒喝完，看大家不理他了，就大声说：“你们知道吗，还有外国记者来拍我们未庄的爆炸！”

酒店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微张着嘴巴，大家都不敢自作主张，不知道在抗议、驳斥、愤怒等诸多选项中启用哪一个选项。一般情况下这需要丁举人来决定，鉴于阿Q在丁举人府上工作，大家都等待他做通知。

“外国人来拍，一定不安好心！”阿Q采用的愤怒的语气，“当时我就叫他出示工作证，他还叫嚣我不是警察，没有权力这么做！”

“外国势力太猖狂了！”“鲁镇的事情轮不到其他人说三道四！”“不要让外媒得逞！”

酒店里发出愤怒的声音。

其中包括祥林嫂。几年前，她把在鲁四爷家做工存下的一千七百五十文钱存在鲁镇银行，但去年取不出来了，没有人给她一个说法，于是她到处说：“我真傻，真的……”

当时，她把找外国记者当成最后一个希望，但她找不到。也幸亏没有，否则阿Q就要手执钢鞭打将过来：你不爱鲁镇！

我听了半天，没听出个所以然。我不明白赶走记者为什么如此重要，以致让未庄、鲁镇的人认为他们是取得了一场胜利。

我忍不住问：爆炸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呢？

阿Q、华老栓、康大叔、祥林嫂等人惊奇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过了良久，阿Q才说：等通稿。

我不明白，鲁镇人何以于虚妄的概念如此迷恋，却于具体的痛如此麻木；于近处沉默，却于远处愤怒？

我想，所以才只配得到一纸通稿罢。

央媒记者在连线河北燕郊爆炸事件的现场记者的时候，发现了让人惊愕的一幕。记者刚刚开始介绍，就有一群人围了过来。记者接着说道：“当地消防、公安也组织了力量……“她就被阻止了，连线不得不中断。主持人说：“也请现场记者注意安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视频随之在网上开始传播。

同时扩散的还有另一段视频，记者被好几个人“架走”，理由是“这里不安全”。而那位女记者离开之前还在努力地介绍情况。

这两段视频被广泛传播，反映出公众的惊愕：央媒记者，在现场采访也遭遇这样的待遇了？中国记协罕见地在第一时间发声，强调“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文章苦口婆心，向地方政府讲解了新闻采访的必要性。

很多人感到震惊，除了因为“记者采访权得不到保障”，更在于“中央媒体”也被如此粗暴对待。

检索过去几年的新闻会发现，一些地方新闻机构记者被阻挠、被呵斥甚至被殴打的事情都有发生，让新闻机构感到无力。

正如同中国记协的声明中所说，记者的现场采访是非常重要的。人人都有一部手机的时代，想彻底遮蔽掉一个爆炸、火灾这样的公共事件，完全不可能。

诚然，地方政府会进行通报，但是先不说因为自己利益会不会出现瞒报可能，即使“权威发布”也不一定及时全面。

来自专业媒体机构的“第三方视角”，是公众获得事实与真相的最好途径，因为它具备最大的客观性。

这一次记者在直播中被阻拦让很多人惊愕，事实上，曾几何时，调查报道中记者被阻挠的画面并不少，观众还是记者，都不会因此感到无力无奈，因为这样的“阻挠”画面，恰恰证明“有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而揭示真相，用事实说话，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是极有价值的。

一方面，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依靠“权威发布”来公布信息，阻挠记者，也不见得真有什么“怕见光的东西”，更可能是过于依赖自己“单向度”的通报，不太习惯以一种原生态的面貌来面对媒体和公众。央媒记者的“突然出现”，可能就会被视为“失控”。

另一方面，媒体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越来越难：和社交媒体赛跑，对传统媒体提出了新的考验；媒体经营困难，差旅费也是一个问题，此外如果遇到“阻挠”、有的采访不得不半路就赶回，事发地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

现场报道的缺失，是公众利益的重要损失。对地方政府来说，表面上看似乎“掌握局面”，减少了工作量，但实际上却可能造成公信力的流失，增加政府治理的成本。

有时候，在一次突发新闻出现后，因为仍无法取信于民，一些地方不得不发布好几次“权威通报”，发布“通报”的政府级别，也逐渐提升。一些县城发生的新闻，最后不得不由省政府出面来“说明”，这造成行政资源的成本巨大。如果媒体有更多来自现场的真实披露，就会起到增强信息公信的作用。

央视直播画面。来源：北京日报视频号

实际上，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帮政府、相关机构和个人，来承担“发布的责任”，媒体的生命在于其公信力，自然会万分珍惜，这是这个行业本身的属性决定的。

公众可以监督媒体，通过市场手段来淘汰那些不够客观的媒体。但阻挠媒体，却不是聪明的做法——因为谁阻挠媒体，谁就反过来承担了向社会说出真相的责任。

自媒体时代，更多人可以通过手机“观看现场”，可惜的是，不少专业媒体远离了现场。这次爆炸事件的报道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媒体本来该有的画面，也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反映出公众的渴望：人们需要不被打断的直播，不被阻挠的报道。人们对“真正的报道”的渴求在增加，这是一个社会有信心的表现。

“中国记协”发声捍卫记者的采访权值得尊重和提倡，“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很多媒体同行都转发“中国记协”的声明，说明记协这次发声非常必要。

但是，人们也渴望，不仅是央媒，更多媒体的采访权都能得到保障。或者借由此次事件，让更多地方政府认识到，“现场采访”中，面对突然出现的记者，有更好的选项。

有意思的是，这次记者被阻挠，视频或者谈论此事的文章后，出现这样的评论，“张雪峰说得没错，就是不该报考新闻”，因为记者连基本采访权都被阻挠。

这种认识让人啼笑皆非，它对记者的工作认识有相当的偏差。那种电视剧中的记者工作场景，西装革履，背着相机和电脑，所到之处都受到尊敬，采访也都配合——这样的画面在现实中并不都是真实的。真正有价值的采访，往往都是困难重重的。全过程都很配合的采访，也许价值不大。

公众和记协对这种阻挠不满，其实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需要记者，需要更多的记者奔赴现场。真正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年轻人，应该感受到热血和责任感，而不是沮丧。

燕郊永顺炸鸡店的老板，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睡上一个好觉？

3月13日早上，廊坊三河市燕郊镇发生一起爆燃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震动全国。

楼炸得仅剩框架，还波及了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到底是什么爆炸，能产生如此威力？

事故发生仅仅3个小时后，三河市应急管理局就通报，爆燃事故，是“燕郊一炸鸡店”发生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的。

虽然加了“疑似”二字，但丝毫没有减弱指认的意思。

因为有官方权威通报做背书，无论是媒体还是自媒体，报道这次爆燃事件时，铺天盖地的用词都是——

炸鸡店爆燃

爆炸的那栋楼，就一家叫“永顺炸鸡”的炸鸡店。

我就想问一句，如果你是炸鸡店老板，被如此推到风口浪尖，你慌不慌？

还好，有“极目新闻”去采访了炸鸡店老板，才让大家知道，炸鸡店内并未发生爆炸。

老板的理由有四：

1、炸鸡店并未使用燃气，而是用电。

2、事发时，他们还没开始营业。

3、门店上的招牌都还存在，若是炸鸡店引发事故，店面都炸没了。

4、发生爆燃的位置，位于大楼的另一侧。

炸鸡店老板说得有理有据，合情合理。

而从视频上看，就更清晰了，爆炸点离炸鸡店简直不要太远。

也就是说，爆燃，跟炸鸡店八竿子打不着。

既然如此，为啥官方通报，非得说和炸鸡店有关呢？

三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说：

因为炸鸡店招牌还在，当时就以炸鸡店为坐标，才这么公布的。

……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这个解释，反正我不信，这完全没有说服力。

离爆炸点更近的，明明还有“谈小娱24小时自助台球”的招牌没被炸掉，完全可以以这个店为坐标来描述，但他们没有。

如果只是因为难以描述，无奈只能以炸鸡店为坐标，要说的也应该是“一炸鸡店附近商铺发生爆燃”才对。

如今说，“燕郊一炸鸡店发生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燃事故”，明明就是把事故责任按在了炸鸡店身上，哪里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以炸鸡店为坐标”这么简单？

8点左右发生爆炸，11点左右官方就发布事故原因，仅仅过去3个小时，他们就让炸鸡店背了锅。

我认为，他们根本就没调查，看到炸鸡店需要炸东西，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肯定使用天然气，那就是他们了。

却不知道，炸鸡店一般都是用电锅。

炸鸡店要是真用燃气，那是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昨天都在讨论，央视记者在燕郊爆炸现场采访被阻拦的事，中国记协问，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

当然不能，这家炸鸡店的遭遇，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正是媒体的采访，还原了事实，最后三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才明确无误地表示，爆炸与炸鸡店无关。

要不是有媒体的采访，就凭官方一纸通报，那个炸鸡店是不是就被冤死了，还真不好说呢。

都不需要再等待，没有记者采访，只有官方通报的后果，在这次爆炸灾难中，就已经体现了出来。

有网友说：采访只会无端放大后果，引起民众恐慌，相信政府就得了，根本没必要采访。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媒体采访，没有舆论压力，官方已经发出了权威通报，已经放出去一个说法，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动力去更改？

如果没有媒体采访，那就只剩下官方说什么就是什么，其他人再说什么，估计也不会再有人信了。

如果你是那个炸鸡店老板，官方说爆燃就是你的店发生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的，而你说什么都没有人信，你是不是会汗流浃背？

我们这些隔着屏幕的围观群众，当然可以轻飘飘地说一句相信官方无须采访，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落到一个人身上，对那个人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由媒体和自媒体报道带来的舆论，可能是我们普通人能抓到的唯一的稻草。

你可以不在乎，但有的人，真的很需要这一点希望。

就像之前听到的一个小故事：

退潮之后，一个小男孩把困在岸边水洼里的小鱼捡起来，扔回大海。

有人问：“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哦？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

—The End—

在大学里学了四年新闻，毕业后在新闻单位干了十六年新闻，可以说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相当的实战经验和教训，对于新闻伦理的问题向来也很重视。

最近几年，每逢有灾难发生，社会上都会有对相关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的争议，有些争议是专业范畴内的，涉及的议题也相对职业和接近现实的新闻环境，有些则纯粹是一些不懂新闻到底是什么的胡说八道。

我虽然被一些读者标签化为时政记者，事实上也参加过很多灾难的报道。

2004年，黄河小浪底沉船，报社派我从武汉赶到河南济源现场采访；同年河南大平煤矿矿难，报社派了三个记者到现场采访，我是其中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在云南丽江出差，立即写了丽江1996年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启示录，较早让经历过大地震的丽江人讲述地震后如何自救、如何正确掩埋尸体而不污染水源、如何灾后重建等。写完这个稿子，又从云南赶赴四川成为报社报道汶川地震的后梯队记者。到达灾区后专访了四川省地震局局长、该局的地震预报员等专业人士，写了四川地震人的自责、委屈与职业困惑。2010年玉树地震后，我守在玉树州公安局局长潘志刚的帐篷里，写了地震发生后当地通讯中断导致110瘫痪3日的玉树城，还原了一个三天没有110的城市的慌乱与自救。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我去日本待了半个月，先后去了福岛、仙台等多个城市，也写了一系列的报道。2011年7月，山东枣庄矿难，是我在新京报写的最后一篇报道，随后辞职去了南方周末。

经历了这么多，对灾难新闻的伦理问题应该是有足够的专业资格发言的。

谈新闻伦理前，自然要先谈谈新闻业务，先有新闻，才有新闻伦理。

首先，灾难之所以是灾难，是因为死了人，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如果不死人或者死人的数量有限，那更多会被称为事故。因此，死人是灾难新闻最重要的元素，绝对不能跳过去忽略掉。

如果灾难发生后，媒体不报道死人，那就是最大新闻伦理问题。

从新闻专业角度说，报道灾难是必须报道“死人”这个环节的。如何报道呢，常规的报道模式是：谁死了、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

所以，新闻记者到了灾难现场或者第二现场必然要采访遇难者家属和逝者的亲朋好友。这是记者的本职工作，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他们不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失职。

有些不懂新闻只懂宣传的人说，记者在灾难现场采访会影响救援。灾难发生后，记者影响救援的极端案例当然存在。灾难发生后黄金救援时间很紧，这个时候救援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搜寻幸存者、救援幸存者，如果记者纠缠救援人员影响救援，当然应该受到违背新闻伦理的谴责。但大家都知道，空难这类灾难发生后，遗属到现场后一般不会参与搜救，新闻记者采访家属根本不存在影响救援的问题。

这个时间段的家属，内心是最煎熬的。当然，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同，有的人此时沉浸在悲痛中，不希望被外界包括记者打扰，但有些人迫切需要有人能交谈倾诉，能宣泄抑郁的情绪，记者就是一个很好的倾述对象。这个时候，记者完全可以选择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属，了解遇难者的相关情况。

这是弄清楚“死了谁”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如果缺失，那这个新闻就是一个不及格的新闻。

这些，就是新闻专业。

至于所谓的知情权和隐私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于梧州上空失联后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大家可以去该航班乘客刘志宏曾经的微信公号看看，他在自己的公号文章里毫无遮挡地公布了自己的结婚照、结婚证书、证书号等等细节。

结婚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隐私，不希望被人关注，有些人会在朋友圈发个结婚证照，但不会在更开放的社交平台公布，觉得那是自己有限的隐私。但是，刘志宏和他的妻子就不在乎，愿意对整个社会公布自己的婚讯和结婚证的一切细节。所以，不要轻易拿隐私权来质问记者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权利需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关系人来主张，而不是毫无法律关系的旁观者来代替主张。

常态下，“死了谁”如果弄清楚了，而且如果媒体把“谁”的故事写得很打动人，让人共情了，有助于引导舆论关注灾难发生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正常的读者看了报道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人，或者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为什么会死、怎么死掉的呢？

如果说报道灾难的终极目的是要追问灾难发生的原因和反思灾难，那么报道“死了谁”可能是引导大家追问灾难为何发生极为重要的前期准备和动员。逝者的个体形象越具体越人性化，越能激起社会反思灾难的冲动和欲望。这，是新闻完全正常合情合理合法的动机。

现在一些不希望有真新闻真记者的特殊群体，动辄指责媒体追求流量，呵呵，你们知道什么叫新闻吗，新闻本身就是大家普遍想知道而不曾知道的新鲜事，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本身就是有流量的，新闻的流量不是今天才有的，自有新闻自有新闻纸开始就是天然有流量的。没有流量的，那就不是新闻。

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最近几十年没有人看的报纸上刊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它们没有流量，那就是因为它们刊登的不是真的新闻。真正的新闻，从来都自带流量。

灾难发生后，希望记者躺平的人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心思有问题。有些人，一辈子没有正经做过新闻，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世道还有人真的是想认真做新闻的。他们，一辈子也没有意识到真正做新闻的意义，也没有享受过做真正的新闻的成就感。

报道逝者是完全有必要的，是职业范围内正常的新闻生产行为，也是完全符合新闻伦理的。只有虚构、捏造逝者的消息，或者把几个逝者的信息剪辑拼凑到某一个人身上，人为编造出特别反常的人物故事欺骗读者，那才是违背新闻伦理的。

采访逝者的家属，有的人会拒绝，有的人会接受，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场大灾难发生后媒体只报道救灾而完全没有逝者及家属的声音，那一定是出了某种严重的新闻事故，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会意识到那是极不正常的。

灾难发生后，势必要涉及赔偿善后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社会矛盾发生后，当公民个体与国企和成规模的行政力量对抗时，个体如果发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人为忽视，那他们一定会不安甚至恐慌，就算媒体不去找他们采访，他们也一定会主动寻求媒体的关注。所以，灾难发生后不仅仅是媒体需要采访报道逝者的故事，遗属也有寻找媒体发声的主观动机。

此时媒体如果不关注他们、不去采访他们，那么一旦他们被高额的赔偿封口，那么追问灾难为何发生、反思灾难的后续也就很难有情感和事实的依托，灾难最后就沦为有钱可以买命的交易，也就难以追问和反思。而如果不追问灾难为何发生、不反思灾难，那灾难就会不断发生，今天被刘志宏遇上，明天就是你我。毕竟，动车会追尾，飞机会失事，而我们都要出门谋生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灾难发生后报道逝者，这也不是什么吃人血馒头。如果这叫吃人血馒头，那以后凡死人伤人的事情媒体一律不报道了。公安城管暴力执法打人会见血、重大的凶杀案会见血，打仗会死人当然也会见血，这些事如果将来媒体都不报道了，世道是会越来越好呢还是会越来越糟呢？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加入专题社群留言参与讨论！

一

2008年，我南下香港学习新闻。

那一年是多事之秋，许多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当年还是学生的我看到许多前辈记者们纷纷赶往一个又一个新闻现场，发回了大量令人难忘的报道。然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新闻记者最后的“黄金时代”。

我的老师钱钢先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曾多次亲赴现场采访，写下了著名的《唐山大地震》一书，入选香港中学教材。他曾是《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和央视《新闻调查》创始人之一。后来因为一些监督报道，被迫离开新闻一线，成为我最早认识的“被消失在新闻现场”的新闻人之一。

然而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那一年的夏天在香港遇到他。他的传奇经历就是我们新闻人最好的见证和榜样。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过抱怨，他用自己的言行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做记者的初心，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总要试着去找到可以努力的空间，去做一些事情。

更让我难忘的是我们的老院长Ying Chan，引用一段2016年她退休的时候澎湃新闻的报道：

在SOPA获奖致辞中，陈婉莹说，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好新闻，而好新闻始终是她的初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但好新闻无法被叫停。没人能阻止想法和文字穿越物理的界限。”

毕业那一年，全球金融危机，香港几乎找不到新闻业的工作机会。我还记得钱老师和陈老师和我们一群焦虑的学生们谈心，鼓励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那个时候我曾经一度想要先去找一个其他行业的工作，但最终我还是成为了一名记者。

我一直记着他们的话：“我是一名记者，其实我一无所有，我有的就是我的公信力。”而我们的公信力只有通过我们每一篇专业的报道来塑造。

二

2010年，我回到上海成为了一名记者。

那一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一场大火成为了我的启蒙报道。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听到了消息后，本来准备下班的小伙伴们兵分几路一起前往各个新闻现场进行报道的场景。

最让我难忘的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来自广东电白的摄影记者。他一个人前往了大楼核心现场，混进了对面一幢大楼的高处，从楼对面拍下了几位站在脚手架上往下看，求救的民众——后来成为了我们第二天报纸的封面照片。那个画面我至今无法忘记。那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在现场待到很晚很晚。

我们一直都很惦记照片中那几个人的命运，所幸我们后来在医院中找到了她们，都获救了。此后数个月里，我们持续跟进报道，我写下了第一篇调查报道。几年后，那些并肩作战的小伙伴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今天，还在做记者的，还有多少呢？

2012年，某地发生P-X事件，我当时前往现场报道，为了方便采访我提前入住在旁边的一家小旅馆里。那天晚上，所有人被迫离开，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我，一边拿着手中的相机和笔尽可能记录下现场发生的一切，一边不停地发消息给后方的编辑和领导。

我记得那天深夜在小旅馆里，我用有点颤抖的手敲打着键盘，发回新闻稿。这么多年来，许多细节都模糊了，但当时的领导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始终未忘：不要怕，他们无法掩盖所有的真相。

亚伯拉罕·林肯说过：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我知道，是这些一点一点的细节支撑着我走到今天，依然在做一名记者。

三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记者消失在新闻现场。因为他们早已在去之前就已经进行了自我审查。太多同行同事们千辛万苦去到了现场写出了报道却因为“无形的手”阻碍而无法刊发。这对于记者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事情，便很容易心灰意冷，萌生退意。所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记者们离开了这个行业。

许多人都说现在的大环境变了。媒体已经成为了夕阳行业。我从来不这么认为。尽管技术在变，行业在变，但人们心底永远盼望追寻真相和公义得到彰显。而记者的天职就是去追问这些问题。

那些被消失在新闻现场的不只是记者，还有人们对于公义的渴望以及良心的呐喊。于是真相只能沉默，在一个没有真相，没有公义的社会里，所有人的权利都无法保障。

我不知道那些消失的记者们如果今天都还在的话，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但我相信没有这些记者们去追问真相的话，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坏。一个让人不能再正常的履行自己职业职责的社会，怎么会变得更好呢？怎么会变得更正常呢？

（剧情纯属虚构，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危机纪元2404年

记者某某，发现他写出来的稿子，突然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甚至在有记忆的互联网上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某某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决定将一篇新闻换一百种写法，但奇怪的是，不论是用快讯、特稿、调查、甚至是一句话新闻的写法来发布之后，稿子发布都不存在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可我的稿子却消失了”，某某望着电脑本地硬盘上的word文档喃喃自语，最后他疯掉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每天都抱着小霸王电脑机疯狂打字，一边喃喃自语“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就在4.5光年外的三体世界里，每个人都看到了通过404号智子量子纠缠传回的实时画面。

是时候了。

三体世界的舰队正在整装待发，舰队指挥官告诉所有的三体士兵，“404号智子已经在地球的网线中进行了一维展开，他们的新闻信息已经被我们控制，通过对电子信号的篡改，我们终于可以抛弃地球三体组织的那群蠢货了，我们甚至可以操纵每个地球人的思想，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工具！”

三体舰队光速飞船的曲率引擎在宇宙中留下了一串串的扭曲的空间轨迹，向着遥远但不遥远的地球出发了。

五十年后，威慑纪元。

地球抵抗组织的人们，面壁者某某某，也就是某某的孙子，已经弄清了三体人的阴谋，并已经有了应对的办法，他向全世界宣布，“每年花费上万亿美元新建海底光缆，向全地球播放新闻连播以后，该条光缆随之弃用，每年的成本，也无非是365条光缆。”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欺骗三体人的阳谋。

又过了50年，三体人抛弃了三体组织后的100年后，他们登陆了地球。本以为迎接他们的是鲜花与掌声以及山呼海啸般的“救世主”，没想到刚下飞船一颗臭鸡蛋就直飞面门。

某某的孙子的孙子，也就是执剑人冷笑道，“你们真的相信了我们会依赖网络传递信息。我们还有报纸，这50年，我们又回到了报纸的黄金时代，新闻行业非但没有凋敝，反而回到了危机纪元前的曾出现过的一个新闻黄金时代！”

地球人凭借报纸珍贵的版面所提供的真相，团结在一起，最终让三体人意识到奴役地球人并不可能，于是灰溜溜的回三体星了。

人们为了纪念那个疯了的记者某某，把他已经敲爆了的小霸王电脑的键盘，挂在了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台背景墙的最高处。

1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在市政府门口等一辆公务车开始的。

下午两点开始视察活动，时间刚到，政府大厅的玻璃旋转门打开，几个人迎面出来，打头的那位很显眼，是市长，已经提前在报纸上见过。

公务车像辆小型面包车，但有自己的规格和制式，上车后市长坐在最前排的位置，那个带了桌子的椅子。桌上有水、纸笔，每个座椅背后的网篮里也放了瓶装的矿泉水。等领导们全部上车，我跟着电视台的摄像大哥迅速溜到最后排，没人跟我们打招呼，甚至没有一个眼神，仿佛我们是空气。

这是次例行的市长检查，第一站，到市里一处水产市场视察安全卫生。到地下车，市场的几位负责人已经站在门口迎接，边走边跟市长介绍情况。市长在一些海鲜摊位前驻足，或者走进店里跟店主交谈。一排排海鲜池里冒起不断升腾的气泡，把店面衬得更窄。一群人跟着鱼贯进入，我拿着笔和笔记本紧跟市长左右，试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从第一家店出来，摄像大哥叫住我，指了指市长：“别靠他太近，你俩都要同框了”。一回想我刚才的举动，大概耳朵都要贴到了市长脸上。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不用仔细听，事后市长秘书会提供通稿，哪怕没有文字材料，也会有详细的视察流程、地址、每个点的视察内容，如果是走访个人或企业也会有相关信息。写这样的程式化通讯稿有固定套路，只要记清楚地点名字，按照先后顺序一罗列，加上一些连接词、套话就能完成。等审核通过，登上第二天日报头版头条。

我忘了那天还视察过什么地方，只记得跟着人流上车、下车，兜一圈回到市政府门口。不过我工作的地点不是政府部门，而是距此五分钟路程的报社。

政府大楼搬迁到新城后修得很气派，作为市级媒体自然挨在旁边。25层高的报社坐落在新街区，和旁边十几幢银行和公司大楼比肩。到了夜晚，刻有报社名字的红色灯箱在楼顶闪光，像茫茫黑夜的一个坐标。

那是2020年。在做这份工作以前，在我出生的家乡生活了十几年也不知道本地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名字。而在报社，四大班子领导人的名字排序被贴在每个人的办公桌上，新闻稿里的头衔和名字先后顺序、不同人的版面位置有讲究，比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新闻都要放头版，但市委书记的要在更上面，弄错一点都是重大事故。

第一次采访以跟市长贴太近而尴尬告终。其实我本没有资格去跟市长活动，只是刚入报社还在见习期，没被分配条线，部门主任暂时让专跑市长活动的记者带我。

我被分到了日报的时政要闻部，除了主任和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记者，部门9个人里，只有跑市长活动的A记者是男性。三十出头的年纪，能跑市长活动，意味着他已经是潜在接班人。其他记者没什么异议，都说：“毕竟他是男的”，潜台词是这么重要的活儿当然要给他。

可接班人的位置并没有留住他。我来后不久，他就跳槽去了当地资金雄厚的旅游开发公司做宣传。大家又很理解地说：“毕竟他结婚了，还要养家”，似乎报社这样的工资水平开给女员工可以，但对男员工来说却不够。

部门里只有我一个90后，其他记者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从上大学开始就留在这里。而经历考研失败和疫情时期的艰难求职，我误打误撞来到这里，像是经历一场放逐，堕入一张陌生的社会关系网，而对于媒体的祛魅从此刻才刚刚开始。

2

后来我又跟了很多次市领导会议。

会议总是很多，流程相似。进门领材料，听领导念材料，领导念完了就讲几句鼓励大家工作加油干之类的话，大家鼓掌，会议结束。

有一次举行专题学习会，会议厅里黑压压坐满了人，黑衣黑裤、公文包，在一众平头里偶尔能看到几个长发，女士也穿着黑白灰。

几个领导坐在台前，对着话筒和讲稿轮番滔滔不绝。戴着白手套的后勤人员在中途端着保温壶进来续茶，一次、两次、三次，会议结束。一开会就是坐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不得不说领导的膀胱真的很优秀。

电视台的摄像大哥在会议开始前就来架好了机器，拍到几个领导讲话的大头像和会议现场的画面就准备走。

“明天出吧？”他走之前拍拍坐在最后排不起眼位置的我。日报的稿子会比电视新闻出得早，他想用我写的文字配画外音。我点点头，装作已经听懂这个会在讲什么的样子。

其实我在走神。那些空洞而宏大的发言像水汽，经过话筒传出来，刚飘到空气里就蒸发了。我看到现场不少人和我一样，不是在悄悄低头看手机，就是昏昏欲睡。

落到纸面，会议的内容就成了：“xxx指出要找准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聚焦大事、关注实事、紧盯难事，深入调查研究，拿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有见地的履职成果。”好像写了很多，又感觉啥也没写。

主任说，日报的稿件“要站在全市的高度”。刚开始我写不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资历深的记者教我，从以前类似的稿子里“借鉴”，有的甚至直接抄过来也不违和。久而久之，大脑也像经过自我学习和进化的AI，储备了大量词汇——凡要说明事情很重要必是“大考”、凡是检查什么设施就是“大体检”、凡加大力度就是“重拳出击”、联合整治行动就是“联合作战”。“提升”“促进”“推动”“齐发力”“高标准”“严要求”，这些词放到哪里都是“万金油”般的存在。

好像写八股文，我开始怀疑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现在还有谁会从报刊亭买一份报纸来读呢？就算有，这个四百字的豆腐块也没什么好看的。学生时代被那些特稿作品和精彩的采访故事感染，没想到等自己当记者时只能被框定在既有的叙事逻辑里，动弹不得。

我以为等我有了条线之后就能写更多有现场、有采访的稿子，而在被分配了条线后，才发现面临更大的难题——找选题。

日报出版像车轮一样滚滚循环。每天下午三点交稿，五点报第二天的选题，第二天继续采访，周而复始。稿件数量和工分、工资直接挂钩，报社还会根据工分高低给每个记者排名。贴在公告栏里的排名表像学生时代贴在教室黑板旁的月考成绩单，多看一眼都会心悸。

3

我被分配到的条线是交通。从前只听说过跑社会新闻、医疗、突发的记者，交通？我一脸茫然。

主任给了我一些条线上对接人的联系方式，都是交通局下属部门里宣传科室的负责人。公交集团、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运管处、港航处……好多部门，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厘清交通局的组织架构和这些人之间的亲疏关系。

从前我以为记者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际上我只是负责宣传政府事务的乙方。就算日报的调性和市场化媒体不同，按理说我们和政府的关系至少是合作，负责宣传的人需要日报去推广他们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他们提供线索写稿。但最终定性定调的是他们，给通稿、审稿的也是他们。

有段时间交管部门开展非法营运整治行动，整整一个月都在抓违法网约车和无证货运车，行动代号响当当：春雷行动。我跟着执法人员到景区门口抓黑车，正好碰到辆私家车车主接私活。在稿子里，我写在执法人员的教育下，被抓司机后悔不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实际上他当时骂骂咧咧，后悔的可能只是自己运气不好被发现了。等到全市开展船舶码头专项整改，在码头，那些排污量超标的船舶被起重机吊起，送到专门的工厂拆除，它们最终变成了一串彰显整改成果的数字。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搞不清什么才是真实，这些宣传的内容总是夸大其词。而每天一篇稿子的kpi像鞭子一样在身后抽，催得人来不及细想，只能模仿和复制那些陈词滥调。就算我想写得稍微有点新意，也会在提交审核后被全部删掉。上学时我们还在讨论记者是否应该拒绝让采访对象审稿，工作后才发现事前审稿已经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报道这些事情也有节点，要么是刚开始，报道活动“打响第一枪”；要么是中途，写出现的典型案例；要么是行动结束，歌颂成果。除了这些时间节点外，很多时候我都找不到选题。

小城市的新鲜事太少了，要获得信息，只能依赖政府部门。为了和条线上的人搞好关系，每周一早，我先在微信上跟好几个宣传负责人打招呼，开头卑微地叫声“姐”，然后小心翼翼地问：“这周你们有啥要重点宣传的吗？有没有可以报道一下的？之前说的xxx有没有新的案例/进展呀？”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到处乞讨：给点吧给点选题吧。

有一次和晚报、电视台跑交通的记者一起吃饭，说起交通部门里的G姓对接人总是很磨叽，审稿慢、对记者爱答不理，他们叫他：G娘娘。“真不好伺候”，大家感慨。

不好伺候的不只是部门里的人，还有报社领导。G娘娘们总是希望我尽可能用较长的篇幅来写他们的工作成效，但主任有自己的判断，他觉得不重要的就会让我把交上去的稿子砍掉大半，还指责我写超了字数，一般一篇稿子只能写四五百字。而G只会觉得我不配合，下次就不给我好脸色。对于那时初入社会的我来说，比写稿更难的是处理这种关系，感觉被夹在了中间，不知所措。

4

其他记者手里一般都有两三个条线，主任只给了我交通这一条，是之前离职的男记者A遗留的。他觉得我资历浅，美其名曰锻炼我发掘新闻的能力，说：“你单跑这一条都不一定有A之前跑得好”。

有记者私下对我表示同情：“这样你怎么吃得饱呢？”但当时我唯唯诺诺，觉得这事儿不合理但也不敢反驳，甚至觉得找不到选题或许真的是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还不够努力？是不是太内向，还不够主动去问？还为主任操起心来，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其他条线都有人跑了，让谁拿出来都不好。

那时的我也还以教科书上的新闻价值为标杆，没有参透日报的选题要在标杆之下找。

有次专跑房管和住建条线的S记者报了一个“去工地参加市住建局组织的智慧工地VR虚拟观摩活动”的选题，主任让我和她一起。

我想智慧工地应该非常高大上吧，可到了一处住宅工地现场，看到VR体验装置被放在临时的活动板房里，房间只有三十平左右，门打开，霉味扑面而来。负责人调试了很久的设备，打不开。草草参观一圈，只花了不到10分钟。看来只有在活动时的工地才是智慧工地。而且负责人透露，活动早在一个周前就已经举办了，可S记者在第二天即将发的稿子上写了“昨日”。

我好像窥见了她的稿件数量总是遥遥领先的秘密，活动举办时她来不及采，后面为了多报题又找这件事来凑。当时我们还不熟，采访结束的返程路上她才告诉我，这样的新闻她一般不会去现场，拿相关方给的通稿改一改就能交差，这样她一天能写两篇。“一篇豆腐块文章五百多字才赚几十块钱，去现场油费都不够的”，S说。

不止S一个人，但凡能拿到通稿，记者们能不去现场就不去现场，只有主任被蒙在鼓里。

而小事经过“包装”，也能成为选题，登上报纸。像冬天公交司机自掏腰包给乘客座椅装上棉垫、清明假期汽车票开启预售方便祭扫这样的小小“正能量”，原本我不觉得是值得报的选题，没想到写出来后主任很满意。

原来但凡是夸有关部门做得好的，哪怕再小，都可以见报。后来看到机场入口处新增了些绿植假山，我学会了联系机场负责人了解情况，写了一篇《机场园林式景观扮靓“城市窗口”》。因为机场是“城市的名片/窗口”，绿化升级改造就成了“大事”。

至于负面消息，则完全没有刊登的余地。刚来报社时本地发生过一起学校老师贪污学生伙食费的事情，纪委已经定性，我去问A记者，这件事我们会不会写，哪怕只是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再摘点通报上的话。他对我的问题感到惊讶，说：“以宣传部门工作和正能量为主”。

我好像没眼力见儿，参不透这些不言自明的规则，后来才学会无视，仿佛这样的事从没发生过。

在评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市肯定能评上，结果遭遇滑铁卢，名单公布了，全省只有本市不文明。

消息出来当天夜班编辑惊呼：“明天头版还做啥啊，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闻！”办公室里一时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当晚网易新闻发了篇稿子，标题特别损：xx省除xx外的xx个设区市均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链接在记者群里广为流传。

各个单位纷纷进行文明城市建设整改提升工作部署。之后是各部门领导连夜走访巡查，记者们都被要求去报道积极整改的成效。有天一位记者发了条朋友圈调侃：XX花园的狗，你可知道今晚有多少人为你加班。

此前已有流言传开：这次没评上文明城市是因为一条狗。有个居民晚上遛狗没牵绳，狗窜出来和前来视察的检查组领导迎面撞上。结果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通知：朋友圈禁止发布、评论、转发跟狗有关的内容。

那两个星期跑市政条线的记者忙疯了，连我条线上也开展了一个“评选10辆文明样板出租车”的活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整件事的荒谬，日报像个过滤器，负面新闻要么被自动过滤，要么在里面滚一圈，再以非常正面，甚至是骄傲的语气被报道出来。

5

既然稿子的内容、风格我都无法决定，也没法像S记者那样坦然地改通稿，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仅仅是，至少要去现场。

五一劳动节前，照例要写一批劳模候选人。在众多人的事迹材料里，我看到一个90后的女生——全国少有的地铁挖掘盾构机的女司机。

这是我想写的人。我打电话到她所在的建筑局，负责人告诉我她正在邻市建地铁的项目工地上，最近回不来。一位记者建议我拿她的事迹材料改改交差，内容已经够多了。我不死心，没过几天又问了一遍，正好赶上她那天下午回本市。

建筑局里摆着一台还没投入使用的盾构机，她个头小小的，坐在只够刚刚转身的3平方驾驶室里，向我展示怎么操作这个五百吨的大块头，把一条地铁隧道挖通。每天有12个小时她都要待在不通风的地下，夏天里面的温度到了39度。冬天又冷，隧道越挖越深，午餐从地面上送下来，吃上时已经凉了。

她说最大的困难是无法上厕所，男生可以就地解决，她只能选择少喝水，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工作很少有女孩做。因为喜欢数学，她学了土木工程，不服气别人说她干这个“坚持不了一个月”，结果现在成了老师傅口中的“大侠”。

主任大概觉得这个选题比较独特，当晚就叫我写出来，第二天作为劳动节专栏的第一篇发表。等到夜班编辑打电话找我确认最后的标题，已经是晚上11点半。

即使是劳动者的故事，主题也必须是宏大的：她有“工匠精神”，希望成为一流的城市轨道建设者。这些被加上的话，把她拔高到了伟光正的地步。

其实我更想写的是她遭遇的无奈与选择，如何在一群男性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惜立体复杂的人在日报从来都不存在，我在日记里写：“我不喜欢新闻里的她，我喜欢真实的她”。

去了现场，结果呢？反正最后的成稿也跟事迹材料如出一辙。那些不去现场的记者，我原本以为她们只是懒，只图省事多赚钱，可是不是最开始她们也是去现场的？只是比我提早发现了这个真相。日报真是个让人不自觉就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的地方。

不过跟八股文一样的会议稿和四百字的豆腐块比起来，这已经是我在这份工作里写得比较满意的稿子。总编第一次夸我写得好。那时我还有很深的好学生心态，哪怕讨厌这套评价体系，也希望得到认可，这朵“小红花”让我开心了很久。

而这样的故事顶多也只能写1200字。因为她们只是“小人物”，能被头版头条报道的，从来都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和那些上头的指示。

在报社面试时，我就被问到“你如何看待长三角一体化”，接手了交通条线，但凡和“长三角一体化”挂钩的消息就可以大书特书，如果写少了还会被主任骂。聪明的记者可以做到“听风就是雨”，把还没谱的事儿写成大稿。更靠前的版面、更高的稿件评级、更多的稿费似乎都在诱惑我们：快夸大事实吧。

有段时间上面发了一个珍惜粮食的倡导，过几天本市报纸上就全都是关于光盘行动的报道了。正好部门聚餐，图片记者马上想到摆拍一张我们吃饭光盘的餐桌。我惊讶这也能行，标题就是“‘光盘行动’正成为x城就餐新风尚”，真的成风尚了吗？看图片是成了。

6

后来我已经能大概判断哪些事情是报社青睐的选题，忍着恶心写那些不想写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焦虑，有时候做梦会梦到自己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点头哈腰。每次能到点报题，都有一种感觉——又能活过一天。虽然不知道后天的选题在哪里，但至少现在不用愁了。

我会期盼小长假的到来，不是因为放假，而是每到假期我就能去高铁站、机场走一圈，拿到一个交通枢纽客流量又创历史新高的数据，写写现场人流的场面，填上第二天的版面。在节假日开始前，还可以先把计划增开车次、预计客流情况写一遍，这样又报出了一个选题。

2020年的春节前夕，我写了8篇春运“故事”，那些典型的、像小品一样的故事：火车站送给旅客对联福字、90后高铁检票员手绘防疫提示卡、高铁客运员提供暖心服务受助者记挂两年专程来道谢、过年来当地旅游的游客对本地景点称赞有加……

那段时间一旦报不出选题，主任就说：“去火车站看看”。我委婉地表达已经写得够多了，内心其实在呐喊：这种新闻到底有谁爱看啊。他只是说：“你不要预设，去了才知道”。

记者们大概都苦选题久矣。S记者跟我说过一个比喻，我们记者其实跟外卖小哥一样，只是看起来高级一点，基本工资都很低，靠计件工资为生，“甚至还不如送外卖的，至少人家有单可派，我们连单都要自己找”。

直到有一周，即将退休的那位男记者有事请假，我暂时接手了他跑的条线。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条线的选题都那么难找，资历最深的人已经牢牢地把最轻松的活握在了自己手里。

他的条线上有好多会，那一周我过得有多舒坦，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选题，每天都被会议通知安排得明明白白。上午不用去报社，听完会找个咖啡店看书或干自己的事，中午回报社食堂混一顿免费的午饭。有时候会议在市政府下属的酒店开，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自助餐。下午写稿用不了一个小时，写完上传采编系统、排版好发布到App，然后坐等下班，五点钟一到走人。

我再也不觉得跑会议是件痛苦的事了。以前我怀疑为什么有那么多无聊的会，媒体为什么要报这些无聊的会，但那周我理解了什么是“存在即合理”。要是没有会，有多少公务员要失业，有多少记者半夜为选题想秃了头。比起编空话的新闻稿，还是会议稿的空话更直白、更好编。

7

报社的环境像温水煮蛙，痛苦忍受得多了，要么人会变得迟钝、麻木，直到最后没有知觉；要么只能因为无法忍受而出走。

从毕业时拖着行李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经历一整个春夏秋冬，在第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我辞职了。分离总是在夏天，在报社经历的种种都像一场梦，除了报纸上的一个个署名，在这座城市我什么都没有留下。

房租提早到期，离开的前几天，我到一位同事家暂住。我们同期入职，经历相似的心路历程。在我离开的最后一晚，我们做饭，在客厅看完了整场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好像回到了大学宿舍。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从前我认为成为一名调查记者才是这份职业的最高荣誉，而在日报，更多的是作为打工人的记者日常：改通稿、报小新闻、写宣传稿、等待随时可能的毙稿。我试图理解这套规则，学习一些说话的艺术，听懂官腔背后的真实意图，但无论如何都像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只是在拙劣地扮演成年人。也开始明白“找选题—采访—写稿—发布”不是一个清晰的闭环，其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新闻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如果我对这份职业没有那么期待，或许就不会那么失望。而这份失望更多地转向向内的攻击，先是自我怀疑，然后是不甘心。我以为只是党政机关报如此，如果能去更一流的市场化媒体就会不同。当时我能想到的途径只有考研，去媒体云集的大城市，实习，然后留下来。辞职后脱产二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得不继续投简历找工作，意外收到来自一家知名市场化媒体的橄榄枝。短暂的开心过后，更多的是冒名顶替者综合症作祟：为什么是我？带着这种强烈的不配得感战战兢兢工作五个月，发现环境已经逼仄到让行业内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程度，而内部的人也不过是系统里维持机械运转的一颗螺丝钉。

在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很拧巴，既讨厌报社的这套运转规则，却又想做好。一直以来在应试教育的逻辑下成长起来，即使面对不喜欢的科目，也想要拿个好成绩。我努力完成派给我的工作，没想过去质疑这是否合理，就像在课堂上点头如捣蒜的好学生。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公园，边踱步边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写这种报道？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等到后来能完全适应，也写出了被认为是“好”的稿子，但这样的疑问还是没有停止。

后来我离开媒体，再也没有干过像报社那样轻松的、能在五点前下班的工作，再没见过工作日傍晚的夕阳，租住在破旧的城中村，附近也没有公园，却没有那么痛苦了。或许我已经不会像从学校刚踏入社会时那样，一看到黑白不明的事情就反应过激，也终于摆脱了优绩主义的思维，自由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家知名媒体，后来在年末评“十佳员工”，有位入选记者的颁奖词是：“入职三年半，他连续三年刷新x报社文字记者工作量纪录，先是前辈的，后是自己的…又好又多不是梦”。

以前我该有多羡慕，现在心里居然松了口气：“对牛马的最高评价也不过如此了”。我不会再跟着这套规则玩了，也不想再接受这种认可。

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职业，采访和写作本来应该是不被束缚的。跳脱出工作本身，我想抓住和珍藏那些人与人联结时心灵相通的时刻、因为未知而激起的好奇心和还想说点什么的表达欲。

曾经因百日誓师热血演讲被网暴的女孩符文迪，去年高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3月29日，“青年人大”微信公众号刊文《百日誓师后，她如何走出舆论场的风暴眼》介绍了符文迪走出网暴阴影，并投入全新大学生活的历程。

符文迪在誓师大会上进行演讲。（图片来源：微博@北京青年报）

文章介绍，2024年1月5日，符文迪结束了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的第一个学期。此时，距她因百日誓师演讲视频所遭遇的网络暴力事件，已经过去了十个月。浏览微信时，她注意到公众号推送中一篇关于抖音反网暴项目组的报道。

“如果当时有反网暴的工作人员找到我、开导我、教我怎么去屏蔽这些消息，会不会……”这是符文迪读完文章后的第一反应。随即她否定了这个想法。符文迪心里明白，在陷入那场长达三个月的风暴时，任何外力都无法带她走出风暴，也无法在风暴中心为她筑起所谓“反网暴的墙”。她能够依靠的，只有风暴眼中的自己。

百日誓师大会即将开始，同学们走过成功门。（图片来源：符文迪）

2023年2月，桑植县第一中学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高三学生代表符文迪激情澎湃的发言燃爆全场。演讲视频在网上流传后，部分网友恶言相向，将符文迪推向网暴的漩涡。她在采访中轻松笑道：“视频其实把我拍丑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长得不丑，所以他们攻击对我无效；我的价值观没问题，他们的攻击对我也无效。”

高考结束后，符文迪走出考场 （图片来源：符文迪）

符文迪说自己是一个要强的人，不会因别人的评价而哭。第一次看到恶评时，她没有哭。情绪积压后的痛声哭泣，发生在符文迪得知被网暴后的第三天——在朋友的安慰下，她在走廊哭泣了整整十多分钟。班主任温柔耐心地开解她，平常没怎么聊过天的女生也从旁握住了她的手……然而，虽有父母朋友师长并肩，但真正摆脱风暴影响的战役取胜与否，取决于她一个人的运筹。

符文迪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让网络消声的那一刻起，她便想，让这些声音消失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在高考时考得很好，才能够跨过这个坎。

高考成绩出来后，符文迪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进一步的专业学习中，符文迪也对网络舆论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在意识到网络舆论的不定向性和突然的舆论转向都是常态后，她更加理性地看待网民们对她的误解。

她说：“他们可能不够理解我的处境和价值观，我们完全是不同生命阶段的两个人，悲喜并不相通。”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之后，符文迪在（去年）11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主持人大赛。百日誓师时的场景又出现在了她的脑海。带有一丝迟疑和不确定，她走上台用洪亮、充满感召力的嗓音和亲和的目光完成了比赛。

她发现，她在上台之前反复纠结的、曾经被网友反复嘲讽的表情和语气，事实上根本没有引起评委老师和同学的注意。通过这次经历，她逐渐意识到，随着自己离开家乡奔赴新的舞台，那场风暴已经慢慢脱离了自己如今的生活。鲜少有同学会认出她是几个月前那场网暴的主角，也没有人会注意她情绪激动时略显夸张的神态和表情，更不会有人对她那残留着所谓“小镇痕迹”的人生观指手画脚。

在这里，大家包容地接受不同的选择——不管是选择相对求稳的考研考公道路还是开创新的人生赛道，没有人会批判或质疑。这也让符文迪更勇敢地认识并接受现在的自己，找寻更适合自己的道路。

现在的符文迪，在人大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同学，成长了很多。这让她“很庆幸自己没有被当时的一些非议困扰，并且自己一直坚信并践行着学习改变命运的信念”。尽管她在学习过程中也有面对自己不擅长的科目（例如英语口语）压力很大的时候，她对待学习的坚定和热情也依旧没有褪去——“我不着急，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努力，自己在做出改变。”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发现，如今的符文迪不仅走出了网暴阴影，还参加了人民大学在家乡的招生工作。

“人大阳光招生”微信公众号今年3月刊文介绍，作为桑植县第一中学小分队成员符文迪同学为使得宣讲能够覆盖全学段学生，她前后组织了3场累计覆盖200+人次的大宣讲、小分享以及面对面宣讲活动。

在大宣讲中，她以生动而详尽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学校的红色校史、鲜明的学科特色以及报考的具体条件。针对学弟学妹们现阶段的高中学习，她特别分享了一些高效的学习技巧和建议。此外，她感受到了校方和学生们对于排名焦虑的关切，因此在宣讲中特别加入了应对方法，并对培优课程和学业规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小分享过程中，她采取入班宣讲的形式，深入到班主任所任教的班级中，针对高一学生普遍面临的文理分科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她特别强调了人大的校园文化特色，通过生动的描述和分享，激发了学生们对于人民大学的向往和憧憬。

最后，受学校邀请，符文迪同学还与高三培优班的20余名同学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她针对这些同学现阶段面临的个性化问题，进行了逐一解答，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本期节目，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请以通报为准｜三体——重回新闻黄金时代

近期，Netflix版《三体》持续成为海内外热烈讨论的话题。该剧集因在开头用了好几分钟重现文化大革命时的场景备受中国网民批评。

但十分讽刺的是，由于中国政策法规的限制，Netflix自始至终未能获准进入中国。因此，无论是官媒、自媒体还是网民，大家都在讨论着一个无法在国内通过正常渠道观看的剧集。

此外，《三体》中来自外星“三体”文明通过“智子”对地球文明开展信息监控与技术屏蔽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共的防火墙与新闻审查制度等等。微信公众号“请以通报为准”便以《三体》为背景，编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新闻审查进行嘲讽，但很快，该文便遭到删除。

文章中作者写道：

记者某某，发现他写出来的稿子，突然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甚至在有记忆的互联网上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某某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决定将一篇新闻换一百种写法，但奇怪的是，不论是用快讯、特稿、调查、甚至是一句话新闻的写法来发布之后，稿子发布都不存在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可我的稿子却消失了”，某某望着电脑本地硬盘上的word文档喃喃自语，最后他疯掉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每天都抱着小霸王电脑机疯狂打字，一边喃喃自语“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就在4.5光年外的三体世界里，每个人都看到了通过404号智子量子纠缠传回的实时画面。

是时候了。

三体世界的舰队正在整装待发，舰队指挥官告诉所有的三体士兵，“404号智子已经在地球的网线中进行了一维展开，他们的新闻信息已经被我们控制，通过对电子信号的篡改，我们终于可以抛弃地球三体组织的那群蠢货了，我们甚至可以操纵每个地球人的思想，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工具！”

三体舰队光速飞船的曲率引擎在宇宙中留下了一串串的扭曲的空间轨迹，向着遥远但不遥远的地球出发了。

五十年后，威慑纪元。

地球抵抗组织的人们，面壁者某某某，也就是某某的孙子，已经弄清了三体人的阴谋，并已经有了应对的办法，他向全世界宣布，“每年花费上万亿美元新建海底光缆，向全地球播放新闻连播以后，该条光缆随之弃用，每年的成本，也无非是365条光缆。”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欺骗三体人的阳谋。

又过了50年，三体人抛弃了三体组织后的100年后，他们登陆了地球。本以为迎接他们的是鲜花与掌声以及山呼海啸般的“救世主”，没想到刚下飞船一颗臭鸡蛋就直飞面门。

某某的孙子的孙子，也就是执剑人冷笑道，“你们真的相信了我们会依赖网络传递信息。我们还有报纸，这50年，我们又回到了报纸的黄金时代，新闻行业非但没有凋敝，反而回到了危机纪元前的曾出现过的一个新闻黄金时代！”

地球人凭借报纸珍贵的版面所提供的真相，团结在一起，最终让三体人意识到奴役地球人并不可能，于是灰溜溜的回三体星了。

人们为了纪念那个疯了的记者某某，把他已经敲爆了的小霸王电脑的键盘，挂在了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台背景墙的最高处。

二、古老板的老巢｜站出来，阻击网络文革！

近日，河南汤阴一初中校长发表的小小说《杜鹃花落》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争议，不少网民认为该文美化了日本侵略者，侮辱了八路军。

原文：

3月26日，中国新闻网发布消息称该校长已被免职，相关人员将被严肃处理。

然而，对于该文主旨是否真的存在以上争议说法，也有不少网民表示怀疑，在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发布的一篇遭到当局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直截了当地表示应当“狙击网络文革”。

文章写道：

今天中国的网络舆论，让我感觉到背后发凉，甚至开始恐惧。

汤阴一所中学的校长李佳前写了一篇小小说。这篇小小说，成为了一场考试的题目，也因此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兹事体大，事关是否美化日本侵略者。事发地政府马上采取了行动。

然后各个官媒集体报道，但这一切就荒谬得象是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先不说我的看法，先看看AI的看法。

我问AI，你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请你评价一下这部小说：

AI回答：

这是一篇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日本军队战斗的小说片段。作者通过日本军官岗田的视角,描绘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场面。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控诉侵略战争罪行的优秀小说。它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歌颂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的崇高品质,同时也令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可贵。

稍稍有点文学素养，都不至于将这篇小说曲解为美化侵略者。

这明明是在说一个侵略者恶人有恶报的故事。

但是，网络的舆论批评成什么样子了？

悲哀啊，偌大一个中国，这么多所谓阅读几十年、天天阅读各种作品的媒体人士，居然这么一个小说都不敢下结论？

居然直接把几个人给免职了。都这么害怕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吗？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吗？你们连回句嘴都不敢了吗？

我想起了，前两天网上大火的美国版《三体》中的镜头，叶文洁的父亲因为相信相对论，认为宇宙由大爆炸产生，就被认为是为上帝的存在找理论，最后殴打致死。

这样的片断，之所以在网上传播 ，就是因为人们担心这样的历史重演。

但是，现在，这样的历史正在上演。

三、冰川思想库｜摔死孩子的母亲，可以同情绝不能共情

4月1日，重庆一小区内一名女子将其3岁幼子扔下高楼坠亡。该事件迅速在中文互联网引发关注。之后，当地派出所发布通报称该女子近期存在精神异常的状况。

4月2日，微信公众号“冰川思想库”发布文章对该事件进行点评，但原文遭到审查删除。

文章写道：

看过母亲高楼抛下孩子的视频，直到现在我心里还堵得慌。

孩子死亡本身就是悲剧，被自己的妈妈亲手杀死，则为这样的悲剧抹上了更凝重的令人窒息的色彩，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伦之痛。

官方通报称，何某已被警方控制，亲属邻居反映其近期精神行为异常。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一句“精神行为异常”，引发了网友关于该女子会否被免除刑事处罚的关注与讨论。

针对亲手杀死孩子的妈妈何某，网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对女子表示同情，认为她可能是长期与婆婆吵架，被“逼疯了”“这个家庭给了她多大的压迫啊”；有人说，这个摔死孩子的母亲，一定比所有网友更爱自己的孩子。

当然，分贝更高的声音，是对该女子的行为表达了谴责与愤怒。一个相对温和的网友热评是：无论有多大的苦衷，也不该让孩子来承担。

如果后续的证据证明，这位妈妈患有某种严重的心理疾病，无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她当然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之一，而既然是受害者，就值得同情。

但是，同情是一回事，共情又是另一回事。

那些在社交媒体上的”共情者”，未必有多关心这个可能为病痛所折磨、终究要面对丧子之痛的妈妈。他们“抛开事实不谈”，更关心的是莫须有的家庭矛盾，出于个人境遇或某种思想观念给这位妈妈强加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虚拟形象，进而共情这样一个可能并不真实存在的妈妈。

无论如何，我们对高空抛下、摔死孩子的母亲，可以同情但绝不能共情，这是一条人伦和文明的底线。

一个人无权让他人去死，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更不应成为家庭不幸的牺牲品，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当事人再多的不幸，人们施以再深的同情，都不能淹没这样的共识。

当然，他们不能被原谅，但需要被拯救。生活中，有很多在绝望悬崖边徘徊的人，往前一步万劫不复，往后一步即使难说海阔天空，也有无数重生的可能。

避免类似悲剧，离不开公共救济力量的托举，使更多人免于被绝望吞噬。比如，有人提出要加强社工建设，但是，在制度覆盖不到的地方，更需要我们自我激发抵抗沦陷的能力。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张丰是资深媒体人，也是一位长期活跃在一线的时事评论员，他是知名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张3丰的世界”、"成都客"的主理人。在网络上持续进行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成都经营一家书店。从公共表达到公共空间，张丰始终活跃在第一线。过去一年张丰从成都搬到了纽约短住，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了聊他在出走这一年的公共表达写作，以及张丰如何在公共写作中克服政治抑郁。

一、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必须是胜利而不是管理

近日，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 访问中国，美中关系似乎有回暖的迹象。然而，无论回暖与否，两国高层近日互动频繁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针对这一现象，外交事物 (Foreign Affair) 期刊在10号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指出对于两国的竞争关系，美国要明确目标：美国要做的是想办法赢得这场竞争，而不是拜登政府所提的“管理”竞争。此文作者是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中国通”博明和刚刚卸任的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将需要更大的摩擦，华盛顿将需要采取可能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对抗性言论和政策。”

“这意味着要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其制造全球混乱的政策付出代价。这意味着坦率地谈论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这意味着迅速提高美国的国防能力，以取得对北京明确无误的军力优势。这意味着切断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渠道，挫败习近平将国家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努力。这意味着只有在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美国实力强大的情况下，才能与北京展开密集外交。”

作者首先赞扬了拜登早期的对华政策，比如半导体出口控制、拉近盟友关系和AUKUS协议等等。然而，在俄乌战争之后这一切就变了。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向俄国出口武器，在实际上提供了资金到物质的支持。此外，中国还支持朝鲜和伊朗。作者表示，谴责并制裁中国已经时机成熟，然而拜登却做出了相反的做法，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还缓和美中关系。作者认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同时抵制俄国、安抚伊朗、遏制朝鲜，以及对中国即竞争又接触，是彻底支离破碎的 (manifestly incoherent)”。原因就在于中国支持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哈马斯，利用这些地区热点问题给美国和世界制造麻烦，因此拜登的政策完全是相互冲突的。

人民日报“拜习会”截图

不过作者、拜登政府甚至中国当局都承认当今的国际社会是混乱的 (chaos)。作者认为当下的时刻和上个世纪70年代有着相似之处。“苏联在世界各地破坏美国的利益，默许其盟友埃及 1973 年对以色列突然袭击；援助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的共产党人；迅速扩充核武库，并在常规军事领域投入巨资。”作者认为这都是因为当时的前总统尼克松、福特以及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造成。他们是对苏政策“缓和关系”(détente) 的始作俑者。最终，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苏联入侵阿富汗，在前总统卡特任上寿终正寝。之后，在里根总统任上，美国才决定要打赢冷战而不仅仅是管理。

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些列解决方案，比如推倒中国的防火墙，重新武装美国军队和进一步制裁中国等等。

然而，作者指出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房间里的大象’——华盛顿希望在与北京的竞争中实现的最终目标——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以至于历届政府来来去去，却从未就如何结束竞争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拜登政府将管理竞争作为目标，但这不是目标而是方法，而且是适得其反的方法。华盛顿允许其对华政策的目标成为过程：接触，本应成为美国推进其利益的工具本身却成为了核心目标。”

最后作者表示，“最好的策略在里根时代得到了最终的结果，那就是让苏联人相信他们正在走向失败。” 作者指出要想结束当今世界的混乱，“华盛顿应设法削弱中共帝国主义的力量，并努力寻找一位行为不那么像无情敌人的中国领导人。这并不意味着强行更换政权、颠覆或战争。但正如中国领导人常说的那样，这确实意味着实事求是，以及理解对于倡导自由价值观并因此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无意与之无限期共存。”

二、中俄问题专家陈寒士：中俄邪恶联盟已经形成而且并不存在”基辛格“策略

俄国和中国问题专家陈寒士 (ALEXANDER GABUEV) 9号在外交事物期刊撰文，指中俄的邪恶联盟已经形成，并不存在俄国版本的“基辛格”，即类似1970年代中美建交来“离间中国和苏联”。他明确指出西方任何想要拉拢俄国制衡中国的想法都行不通。

编者注：作者陈寒士，俄罗斯人，俄语名为加布耶夫，现任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曾是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周刊之一《生意人报》的副主编，并担任过中国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能说流利中文，英文和德文，是研究俄国外交政策的权威，在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离开了莫斯科旅居德国柏林。

文章封面截图

陈寒士指出，西方国家想当然的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新兴伙伴关系不会持久。然而，他指出客观现实是俄乌战争之后中俄两国则显著拉近了关系，“中国和俄罗斯比20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的站在一起”。然而，他表示可悲的是西方世界并没有改变看法。

他表示，“习近平和普京有意识的努力推动了这一方向的调整，但这也是西方与这两个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分裂的副产品。西方官员不能希望这一轴心消失，不能徒劳地希望克里姆林宫屈服于中南海，也不能徒劳地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打入楔子。相反，西方应做好长期同时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抗的准备。”

在俄乌战争中，“尽管北京最初采取谨慎态度，但大多数现有数据表明，自入侵以来的两年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正在发展得更加牢固。 2022年，双边贸易增长36%，达到1900亿美元。 2023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2400 亿美元，超过了 11 月的 2000 亿美元大关，这是习近平和普京最初计划在 2025 年实现的目标。”

这种亲密关系还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上。“即使在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增加了与俄罗斯军队进行联合活动的次数”，并且两国外交互访关系也在增加，原来往往只有两国最高领导人普京和习近平接触频繁，现在“两国总统特别鼓励两国高级官员共同努力并相互了解”。甚至，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精英及其子女开始学习普通话，这在俄罗斯历史上尚属首次。”而民意调查也显示， “截至2023年底，85%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持积极态度，而只有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习近平授予普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虽然莫斯科一直存在警惕的声音，“全球秩序的分裂可能导致中国成为其邻国的霸主和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俄罗斯则在未来许多年里扮演着顺从附庸的角色。”然而，“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彻底破坏了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只有将俄罗斯的经济、人才和军事技术融入中国主导的以欧亚大陆为地理中心的秩序，才是俄罗斯能维持与西方对抗的唯一途径。”

作者表示，“俄罗斯现在正将自己锁定在中国的附庸之中”，然而“只要普京需要中国的支持来打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克里姆林宫就没有太多选择。”因此，作者认为无论俄罗斯多么担心自己成为中国的附庸，俄罗斯都无法选择。而且，俄国和朝鲜相比，朝鲜虽然完全依赖中国但是仍然有自己政策回旋的余地，而俄国则比朝鲜强大的多。因此，“无论它多么需要中国的支持，它都不会简单地成为中国的安静听话的仆人。”

另一方面，长期来看，美国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会选择和中国对抗，因此中国也需要俄罗斯的战略支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俄罗斯那样为中国带来如此多的利益，尤其是现在。”

“莫斯科和北京可能永远不会签署正式联盟，但未来几年两国关系的演变将日益影响世界并挑战西方。”因此，作者表示基于两国彼此需要，所以西方想要离间中俄，搞一个俄国版本的“基辛格”策略是完全不可能的。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这一想法，“与较弱的伙伴俄罗斯接触”制衡中国。然而，作者认为这无济于事。“尽管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冷战期间通过向北京提出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来讨好共产主义中国，但美国官员目前无法向莫斯科或北京提供此类协议。任何将他们分开的希望都只是一厢情愿。”

因此，作者呼吁西方世界正视中俄结盟的现实。“如果中俄之间的竞争将持续下去，西方领导人就必须制定一项长期战略，考虑到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从而帮助维护和平。”

三、“摘下面具，障碍依然存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2023年媒体自由报告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8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在华国际媒体年度自由报告，指出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尽管中国结束了严厉的“清零”政策并且报道环境有所改善，但困难依然存在。

报告封面

该机构调查发现，81%的会员表示，“与疫情时期相比，2023年的报道环境有所改善。然而，开放也意味着更多的记者要面对对实地独立报道的强硬阻挠，这种情况在疫情发生前就已经长期存在。”

报告主要发现：

没有任何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好过疫情前的水平

几乎所有受访者（99%）都表示，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过国际报道的标准。

五分之四（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遇到过干扰、骚扰或暴力。

54% 的受访者至少有一次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2022 年：56%），45% 的受访者至少有一次受到不明身份者的阻挠（2022 年：36%）。

大多数受访者有理由相信当局可能或肯定泄露了他们的微信（81%）、手机（72%），和/或在他们的办公室或家中放置了录音窃听器（55%）。

近三分之一（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分社人手不足，因为无法引进所需的新记者。

82% 的受访者称，他们的采访遭到了消息来源的拒绝，这些消息来源称他们不允许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或需要事先获得许可。

超过三分之一（37%）的受访者表示，由于官方压力，已经确认的报道行程或采访在最后一刻被取消（2022 年：31%）。

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至少有一次受到压力、骚扰或恐吓（2022 年：45%；2021 年：40%）。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媒体支持——香港自由新聞：香港自由新聞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是香港首家线上英文媒体。该媒体以客观、独立和勇敢而著称，曾获得亚洲出版业协会 (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SOPA) 颁发的卓越解释性报道奖项 (Excellence in Explanatory Reporting) 在内的多个奖项。

2024年世界新闻日当天，HKFP发起媒体支持活动，希望可以继续为读者报道独立、客观的新闻。

一、世界新闻自由水平下降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该节日由联合国创立，目的在于“宣扬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状况；保护媒体的独立性不受侵袭；向失去生命的记者致敬”。今年的主题则是环境危机背景下的新闻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表示，经过调查后发现70%环保记者曾遭受迫害。此外，联合国还将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奖颁给了所有报导加沙战争的巴勒斯坦记者。

同样在这一天，新闻自由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发布了最新的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报告显示，全球新闻自由在政治压力和执政当局的威胁之下，平均新闻自由指数下降了7.6个点。其中，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72名，即倒数第8，比去年的倒数第2名略有上升。世界前五名分别为挪威、丹麦、瑞典、荷兰和芬兰，而美国则位列第55名，相比去年下降了10名。

无国界记者组织编辑部主任ANNE BOCANDE表示：

2024 年，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将参加投票，无国界记者组织对 2024 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所揭示的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发出警告：作为评估新闻自由指数的五项指标之一，政治方面的指标数正在下降。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在保护新闻自由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这种权能的丧失有时与削弱记者作用的敌对行动同时发生，甚至通过骚扰或造谣运动将媒体工具化。与此相反，新闻业名副其实（并非如抹黑的一样） 。

此外，在关押记者人数方面，中国则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根据中国数字时代今年1月的统计，中国至少从2019年开始就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然而，如果仅仅根据无国界记者一家机构的数据，从2016年开始，中国就超过了叙利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和中国当局逐年升级的新闻管控有关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维吾尔记者的大肆逮捕。根据无国界记者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中国新闻业大跃退》，中国当局从2016年开始以“反恐”之名打压维吾尔人，报告发布的2021年，就有“71名维吾尔记者身陷囹圄，占中国在押记者一半以上。”

报告还特别点名中国批评道，“在中国（第 172 位），除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拘留更多的记者外，政府还继续严格控制信息渠道，实施审查和监视政策，以规范网络内容，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违背党的路线的信息的传播”。

最后，报告指出亚太地区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从事新闻工作第二难的地区。世界上媒体人员最危险的国家的十个国家有五个来自亚太地区，分别是缅甸（第 171 位）、中国（第 172 位）、朝鲜（第 177 位）、越南（第 174 位）和阿富汗（第 178 位）。

二、维吾尔人权项目：每17至26个维吾尔人就有1个身陷囹圄

研究机构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称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非汉族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1%，然而却占到了全国监狱人口的33.7%。

报告指出，这一数据的统计全部来自中国官方。并且，报告中提到的监狱人口特指中国司法部管辖下的正式监狱人口，并不包括新疆集中营以及随意拘留的人员（报告注明，有部分集中营人员之后遭到了判刑，两者人数有部分重叠）。报告称如果考虑后者，人数恐怕会更高。

报告引用人权观察整理的新疆高级人民检察院数据后发现，2017 年至 2022 年期间有578,645 人遭到起诉。然而，中国的定罪率极高，为99.975%，因此一旦被起诉几乎会被百分百定罪。报告根据中国内地的汉族入狱率计算，估计这其中汉族应该为8766人左右。由此推算，以维吾尔为主的非汉族入狱人数大概在569,734左右。

据该机构统计，新疆当地每10万人中就有2234人在押服刑，堪称世界最高。而全球入狱率最高的国家萨尔瓦多也只是每10万人有1086人被监禁。然而，如果只计算当地的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族，在新疆，这两类人的入狱率高达每10万人3814人入监，是萨尔瓦多的3.5倍。相比之下，报告估计，中国各地的汉族入狱率仅仅约为每10万人中入狱80人。

进一步，该报告根据维吾尔人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比例推算约有449,080维吾尔人入狱。由此，在新疆（原文称：维吾尔地区），因此几乎每17个维吾尔人就有一个被监禁。

而现实情况也符合他们的估计。报告引用相关报道发现，在一个维吾尔人为主的县，至少每25人就有1人因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相关罪名被判入狱。

三、中国被囚作家人数世界第一

美国笔会 (PEN America) 在5月1号发布了2023年写作自由指数 (Freedom to Write Index)，指出自出版该指数以来，全球范围内作家入狱人数逐年升高，其中中国成为世界上关押作家最多的国家。

报告统计，全球在2023 年至少有 339 名作家身陷囹圄，比 2022 年增加了 9%。此外，他们评估至少在88个国家还有923名作家面临各种威胁。中国则关押了107名作家，而入狱原因多数都是因言获罪——在网上发表批评官方政策或表达支持民主的观点。中国之后则是伊朗 (49)、沙特阿拉伯 (19)、越南( 19) 和以色列 (17)。

美国笔会在介绍中写道：

言论自由的削弱必然导致其他自由的恶化，为专制国家肆无忌惮地强加自己的规则扫清道路。只有在尊重言论自由的社会中，公民才能充分实现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这就是为什么监禁一个作家–他的声音可以提供独立的视角或希望的叙述–不仅仅是压制个人的声音，而是对一个国家所有公民自由的更广泛的攻击。

在中国的 107 起案件中，有 50 起是因为网络评论而获罪，而罪名往往是口袋罪“寻衅滋事罪”，比如孙清、季孝龙和余钱等。

此外，该报告还特别提到了维吾尔作家遭到迫害的情况。

新疆的维吾尔族作家继续因为为丰富的文学和诗歌传统做出贡献而面临惩罚。他们经常以含糊其辞的罪名被捕入狱，罪名是与中国政府的普遍 "分裂主义"。维吾尔族文学教师和诗人古丽尼沙·依敏 (Gulnisa Imin) 因在其诗歌项目 "一千零一夜 "中，每晚写一首诗，连续写了1001个夜晚，而被以分裂主义的罪名拘留。

最后，由于“港版国安法”的推行，香港作家也开始面临被监禁的风险。

四、皮尤民调：八成美国人对华看法负面

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 (Pew Research Center)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已经连续五年对中国看法负面，而现在负面看法更高达八成，其中43%的更持有非常负面的态度。类似的比例，约八成受访者表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没有信心。

然而，尽管受访者对中国看法负面，但是7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61%的人担心中国和邻国的领土争端。

在涉及美中关系时，只有6%的人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50%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competitor)，这和美国民主党政府对华的定位一致。另有42%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敌人 (enemy)。其中，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敌人，其可能性是民主党人的两倍。

最后，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及相互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然而，尽管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影响巨大，但是也认为这种影响负面居多。因此，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限制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另有42%的人则认为这一政策至少应该是最重要的外交事项之一。

编案：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的排名为倒数第8（172位）；而香港则是第135位。无国界记者表示，中国目前还有109位新闻工作者遭到囚禁，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而香港在实施《基本法》二十三条后，新闻自由情况也令人担忧。我们在这一天发布此文，以身陷囹圄的张展的故事，呼吁公众关注当下日益收紧的新闻自由状况。

2020年初春，她独自进入已经封城的武汉，用影像和文字展示真相，记录下这所城市所罹遭的苦难。她是张展，1983年生，陕西咸阳人，本硕均毕业于西南财经政法大学，曾经作为金融人才引入上海，还从事过律师工作。她曾在一家证券公司做投资人，收入不菲。在成为一名抗争者之前，她过着极其优渥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中产阶级和既得利益者”。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这一年，她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这也是中国的司法独立与人权活动遭遇严重打击的一年。“709大抓捕”后，许多维权律师锒铛入狱。次年9月，中国司法部推出新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与《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严令禁止律师以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网上聚集和声援等方式，制造舆论压力，攻击司法机关，违者将受行政处罚。

《办法》一经推出，便遭到许多法律人士与社会活动人士的反对。律师界立即公开征署联名信，反对《办法》，呼吁撤换司法部长吴爱英。不日，便有几百名律师与公民签署。而张展，便是其中之一。

公开信显而易见地没有取得众人期待的成效，当局针对中国律师群体的打击也愈演愈烈。张展在压力下也被迫自己注销了律师资格证。而在此之前，她已经因为拒绝做假账而被证券公司解雇。失去经济来源的她，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是像被激起了斗志一般，将全部的精力投入人权抗争事业中。

2019年，她两度因为示威被捕。在上海街头，她举起一把深蓝色的大伞，伞面用白字写着“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几个大字。雨伞，是香港社运中常见的标志物。蓝底白字，是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的标识配色。

她独自走了二十多分钟。繁华的南京东路上人流如梭，却鲜有人回首，更没有一个人理会她。孤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她抗争的主旋律。这次行动让她被官方羁押了65天。

封城中的武汉：从传福音到记录真实

张展的Youtube短视频。 (张展Youtube频道)

进入封城中的武汉，于旁人来说，或许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张展，似乎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决定。年前她错过了最后一趟到武汉的火车，于是在得知可以搭过路车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就买了车票。

2020年2月1日，武汉封城的第十天，她从汉口车站下车。给她测过体温后，列车员问她为什么去那儿，她担心被阻拦，便用看朋友的理由搪塞过去。下车后，她被眼前的景象骇了一跳。在《报道者》披露的采访音频里，她这样形容：

“整个火车站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汉口火车站那个仿旧的建筑。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拍电影的片场，没有一个人，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使用的地方。我感觉这是一个大型的灾难现场，有种到了切尔诺贝利，刚刚发生过一场核事故的感觉。内心特别受冲击。”

几经辗转后，张展找到了落脚的地方。给担心她的家里人报过平安，她开始寻找自己可以做的事。最初，作为基督徒的她尝试过传福音。在老火车站小区附近，她分发过一次福音单张，单张上写着一段从圣经中摘引的话，“除祂之外，别无拯救。”

被传福音的人有的感谢她，她便开心地发在朋友圈。问号小猫的头像，配上三个开心的笑脸。但更多人对她视若无睹，抑或是投以冷冷的目光。

她发觉，发单张、传福音，并不能给这所危在旦夕的城市带来最急需的帮助。虽然已经封城，但那时的官方口径里，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很多普通人都以为这不过是又一场SARS，苦捱个把月，也就过去了。但依张展所见，事实远非那样。武汉的情况极度危急，她想把真相散播出去，呼吁人们一起来挽救这座城市。

用镜头记录，是她找到的最好方式。

头几天，她拍了两三张照片，发在朋友圈。但封号的速度快过所有人的想象。她申请了新的微信号，却很快又被封，政府不允许任何人突破墙内的信息封锁。于是她索性开通了YouTube账号。在李文亮逝世后的第二天，她发布了第一条视频:《张展:关于言论自由权利的声张》。视频里，她声调平和，吐字轻柔，一字一句地倾露着对中共打压言论自由权的控诉。

这种柔和，在随后的一百多个视频里被不断地呈现。

那些视频记录下了她在武汉的经历。她时而来到在群聚着逃难回乡者的武昌火车站，时而去往声称建完但仍在赶工的雷神山医院，又时而出现在正在燃烧货物的华南海鲜市场。无人搀扶而倒在道旁的路人、四十天只收到两回物资的八十岁老人、饿死家中而被消毒车上门清理的小狗……她的镜头对准这些在宏大叙事里渺不可见的生命，却很少用激烈的语言去描述。

在一个深夜，她前往武汉的殡仪馆。晚风呼啸中，彻夜运作的焚化炉轰隆作响。道旁的车不多，她沿途一路骑行，街面上空空荡荡，鲜见行人。先前都还在正常营业的提供殡葬服务的小店，如今也都被围进了铁栏里。

视频里，她一边骑行，一边叙述。呼吸声浅浅深深，所有的情绪，都好像被克制在镜头的抖动里。 直到视频的末尾，她才缓慢叹出一口气。

她在2020年5月14日被捕。直到被捕前的最后一天，她都还在坚持视频的拍摄。张展其后被法院裁定“寻衅滋事”罪成判囚4年，整个庭审仅有三个小时。

她要有权力者“悔改”

张展陆续上传上百个政府防疫的纪录视频。 （张展的Youtube频道）

作家慕容雪村进入武汉时，封城已经临近结束。他听说过张展试图潜入P4实验室的经历，对她的故事很感兴趣。经由朋友介绍，他与张展取得联系。在酒店里，他们做了五六个小时的采访，从中午持续到天黑。

第一次见张展时，慕容雪村有些讶异。他说，眼前的女人身量颇高，眉眼宁静，穿一身朴素的蓝外套，说起来话来慢声细语，十分温柔，让人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在武汉做了那么多勇敢的事。

张展在描述自己所做的事时，语气总显得轻描淡写，从不觉得自己有多勇敢。就算是要将自己之前在看守所羁押时被酷刑的遭遇，她也只采用陈述性语句，而且略去感受与细节。只有当慕容雪村详细询问的时候，她才会愿意稍微吐露一点，但也不会过多诉诸情感，最多只是浅浅提一句：“哎呀，情况真的是太糟糕了。”

慕容雪村说：“在采访中，我会问她特别多的细节，比如‘你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你的情感经历’。但是她好像很羞于谈论自己的生活，更喜欢谈论中国的金融系统黑暗腐败到何种程度，更想谈论把人当囚犯的防疫政策有多不人道，多不合理。”和谈论自己相比，张展更希望能将大众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武汉解封后，张展并未离开，而是留下来继续做些己所能及的事。解封之前，她的活动主要围绕老火车站社区展开，偶尔才能溜出去，到别的地方看一看。而解封后，她能做的事就更多了。她开始在网络上寻找那些急需帮助的人，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对方维权。

但维权的过程并不顺利，很多人刚联系上她就被公权力警告，进而噤声。而那些没有噤声的，则会面临更严重的打压。

有一位因政府瞒报信息而在疫情中失去了女儿的母亲，在母亲节当天带着女儿的遗照，和写有”还我女儿”、“政府隐瞒真相“的纸牌，去武汉市委申诉，并在机构门前静坐。她说，这份“申诉”是给自己的“母亲节”礼物。

但她真正收到的礼物却是：来自警方的殴打。

张展说自己试图联系这位母亲，她找遍了信访办、市政府和市委，却寻不到对方的踪影，而后才得知对方已经回到家中。等她再次试图陪同那位母亲去市委维权时，对方却被网格员软禁在家里，连小区也被封锁。在她们约好见面的市委门口，则停了许多警车。

张展特别无奈，她只能在微信记录下这件事，试图传播出去。她给对方传了福音，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背负了众人的罪，普天之下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但“这个福音”，用她视频里的话来说，“更想传给那些警察、那些关闭她的社区的人。”

她想号召那些有权者悔改，不要浪费手中的权力，不要这样轻忽地对待市民，更不要这样对待他们的邻居和母亲。

她确实也这样做了。老车站社区曾经派出四名小伙子监视她，只要她一出门，就立刻如影随形地跟上，阻止她离开。有一次，她终于突破了重围，却立刻被四人按倒。大庭广众之下，他们抓紧张展的四肢，将她抬了回去。张展试图和这四个人讲理，却被他们无视。

而于此之前，她屡次强冲社区关卡，推倒栅栏，和“红袖章”们对峙：“你们确实是为了人们肉体的健康，但是人活着绝不能单单为了肉体的健康而失去公义和真理。不能因为你是为了肉体的健康，就代表你是合法的，正当的。”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件我认为代表中国公义和真理的事情，就是要推倒这个栅栏，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在她慷慨演讲时，社区里的人不围观、不过问，连路过的外卖员都不曾放慢脚步。只有当她上手推栅栏时，才有“红袖章”来稍微拦一拦。

“自由”、“公义”、“真理”，她在演讲时强调的这些字语，像肥皂泡一样，甫一吹出，就立刻消散在风中。

她也会失望：“明明我是在为他们的权益在抗争，为什么这些人都不站在我一边？”

“不是维生，是维死”

张展接受ABC采访。（视频截图）

“我不介意成为一名烈士。如果反抗暴政的代价就是死，那我便欣然赴死。”最后一次和朋友聚餐时，张展如是说。

慕容雪村在《我的灵魂在歌唱》中记录了这次聚会：那是难得的快乐日子，她吃了鱼、鸡肉和米饭，甚至还喝了一点酒。

在说完上述那句话后，她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有点尴尬。“但无论如何 ，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 ，我还是爱这个世界 ，爱这些人 。”

这并非张展第一次主动提及死亡。一年前的平安夜，她因上街游行而被捕后，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在电台记者问及她“没有工作，要如何维生”时，她给出的答案便是“不是维生，是维死”。在记者追问后，她这样解读：“当个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国家，呼吁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的时候，还是不能停止呼吁，就是等着和底层一起饿死的状态。我实在改变不了，我就和他们一起饿死。”

慕容雪村如此形容张展对于死亡的坦然：“你知道，她是个基督徒，会想到种种圣经里不同的死法。比如圣史蒂芬就是被人生生打死的。那么张展呢，也常常会想死自己的死法，被车撞死，被人暗杀。但她即使想到了这些死法，她还是决定，‘我要继续往前冲，死就死了，死了之后大家也会知道，我是为正确的事情而死。’”

张展并非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徒，而行事高调的她显然不会为一般的教会所喜。在上海期间，她先后辗转了三个地下教会，但都被驱逐。那些教会的牧师对她说：“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和上帝、和耶稣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你这样虽然是抗争中国政府，但假如这样死了，会被视为中国政府而死，主是不会喜欢的。”

张展和持此言论的一位牧师大吵一架：“你们这样，算什么基督徒？你们只想着自己，完全不去反抗，这怎么能行呢？”她和这些人格格不入。

但如若想要理解张展，仍然要从基督教义出发。同样是基督徒的王剑虹认为，张展的所作所为是基于一种悲悯和爱，而这种爱，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如果你没有看过圣经的话，最简单的总结起来就两条：一条是爱上帝，一条是爱人。那个‘人’是普通人，不一定要和你一样观点的人。”

这也是张展虽屡遭白眼，却并未放弃的原因。尽管她对人群的冷漠与盲目感到痛心，有时甚至也感到绝望。

“她并非没有过犹豫”，慕容雪村说：“在武汉时，张展时常自省，怀疑自己在干什么。她常常问自己，‘我做的这件事有意义吗？我做的是对的吗？我为什么要跑去这些地方，做这么危险的事？我到底在做什么？”

但自省之后，她又回过神来，意识到这一切痛苦都源于“这个政权在剥夺人民的自由”，“我不能坐以待毙。”她还是在为这些人争取权益，为这些人呼喊奔走，直至遭遇刑罚。

张展对于自己的入狱早有预料，她告诉慕容雪村，“我估计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来抓我，这次肯定不会轻松。”事情果然不出她所料。在他离开武汉后不久，张展就被上海警方跨省抓捕。

在跟采期间，慕容雪村与张展多次见面，还共享过不少新冠死难者家属的信息。他一度担心自己也被传讯，所幸并没有发生。他猜想，很有可能是张展保护了他。

林昭与张展

“多想斋斋你，
给你一蓬青莲
润你被灼伤的肺
给你糯米糕、豌豆黄，
熘肝尖 给你一只羊
可，你就是一只羊啊！
你把自己放到祭台上
……”

这是自由撰稿人王荔蕻给张展写下的诗篇，诗名就叫作《展》。

诗中所提到的“斋斋”，在苏南吴语区的方言里，是向死者献祭的意思。五十多年前，有一位名为林昭的政治异议人士，在狱中写过一封以此词开篇的家书：“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林昭写下此篇时，已经在狱中几度绝食，料见自己时日无多。随后不久，她便死于共产党的枪决。和张展一样，她也曾是一名记录者，一名基督教徒。

2021年12月7日，被判刑后的第345天，张展获得“林昭自由奖”。

China Change的创办人曹雅学在代其领奖时提到，张展在狱中绝食多日，被绑在床上强制灌食。她失去了一半多的体重，需要靠两个人的搀扶才能行走。和林昭一样，她被关押在上海的一所监狱。

而先前就有张展绝食的消息传出，很多人因此为她担忧，其中就包括王剑虹：“2020年9月她生日那天，自由亚洲出了一篇报道，说她身体状况很糟糕，这是推断出来的，因为被送到医院去打吊针了。在此之前，我只当她是又个因言获罪的被捕人士。”

她察觉到张展情况的危急，“她获得的关注远远没有陈秋实、李泽华、方斌他们的多，但她的绝食情况很严重”，依照她所见，她的绝食抗议从基督教属灵意义上来看，属于长期禁食祷告。

这是一种在禁食时祷告寻求神的方式。禁食的常见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忏悔认罪；谦卑祈恩；刻苦己心；悲悼死者。而张展的禁食，并非是为了自己争取自由，而是为那些恶人罪人祷告赎罪。她想要以这种决绝的方式，表达对政治迫害的不配合。

“如果没有人干预，她一定会绝食致死。当局的做法一定是让你更痛苦。而强制灌食可能会导致并发症或者其他危险。这不是没有先例的，更不用说长期绝食后可能有的器官衰竭。”

因此，她决定成立张展关注组，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见张展。而在此之前，她和张展只有寥寥片语之交，从未见过面。她搭建了网站，发起“自由张展”联署活动，并呼吁海内外的基督徒为张展代祷、抄圣经。很快，有许多回应传来。光是联署信上的签名，就有3500个之多。国内举牌撰文者、海外活动声援者更是不胜数。

这封联署名单上，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唐吉田、李翘楚、季孝龙、黎智英、邹幸彤…….他们如今或是被严密监控，或是同样身陷囹圄。

2024年5月13日，是张展即将出狱的日子。为了迎接张展，王剑虹特意将这四年多以来人们对张展的声援诗文，与张展本人的文章合并成集，并取名为《自由张展》，预计在张展出狱当日出版。

她说：“张展，你终于要出来了，我们都祝福你。愿你平安，好好休息，早日康复。祝福你和家人团聚。这本《自由张展》是送给你的礼物，凝聚了很多朋友对你的支持, 希望你会喜欢。”

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东京湾海岸一个咖啡厅里，窗外蓝色海面上几艘白色货轮缓缓驶过。几个小孩在海边溜滑板，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但此时手机新闻却在提醒我，重庆温度已经43度，市民在山火的烟雾中排队做核酸检测。

我心里略微有一点庆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已经做过300多次核酸检测。深圳——这个紧邻香港的中国南方城市——被戏谑地称为“核酸之都”。而我，在10个月之前，刚刚离开那个城市。离开深圳时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到东京落地时又做过一次，仅仅两次。想到那些每24小时就需要被别人拿棉签伸进嘴里的朋友，我确实会觉得庆幸。

那时东京的情况当然也不容乐观，当时每天感染人数都在两万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开始发烧，过了10天已经毫无任何症状。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么不仅我会被强行拉去商旅酒店隔离，我的几百位邻居也会，我所在的社区及周边会被标记为“高风险地区”，我所居住的南山区——被称为全球GDP最高的市级行政区——全体市民均因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检测。这一区域住着135万人。

2021年11月15日，我从深圳来到东京。从深圳宝安机场启程的飞机升空后，会在深圳湾上空飞一个巨大的弧形转向，从右侧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湿地公园，在南方的冬天里郁郁葱葱。天气极好，可以隐隐约约望见香港岛的摩天大楼。我靠在窗户上，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看着，直到飞机冲入云层。虽然我心里已经无数次跟香港道别，但这次却是最伤心的一次。

我在31岁那年到香港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因为香港这座神奇的城市，我觉得自己才真正长大了，变得有勇气、有自信、有爱。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标原点，时不时提醒我，自由是一种什么状态。然而经过2019年，我心中的那个香港也不复存在。

我的随身背包里，有几块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轻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铁站发生剧烈肢体冲突时，地铁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过旺角，随手捡了几块，有的上面还有血，作为对那个晚上的纪念。

飞机一路向东北，掠过高山大河，从杭州和温州之间的海岸线飞出中国大陆。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从中国到日本，我已经飞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一样。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肃的日子里，我已经考虑过无数次，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中国。

在这几年里，昨日构筑的世界不断崩塌，我在少年时代确立的那些价值和观念，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和诘难。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如今，我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后的那个中国，完全变了。正是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龄人，变成了祖国的敌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乐的80年代

我出生在华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华山是被中国人称为“五岳”的“西岳”，距离古都西安仅120公里。因为所谓的“汉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个足令中国人骄傲的城市。相对于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城市，很多人把汉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样挂在嘴上炫耀，沉溺于对辉煌历史的迷恋，在心态上普遍缺乏一种现代的开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记录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拥有电视的家庭不多，每个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动画片，虽然是黑白电视，米老鼠和唐老鸭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但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钟。这是学习六天之后，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时候，中国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国大陆播出，主演为女演员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称为“幸子衫”，当时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山口百惠是我父亲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说，“长大以后娶个日本太太”之类的。

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这部剧，知道有血型这回事。该剧播出时，还曾经有人因为剧情过于悲痛而自杀。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战败国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马桶、燃气灶、电视机这些很高级的东西，城市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

当时邻居谁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东芝的电视，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美国和日本，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适、发达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产品。“进口的”即意味着高级、耐用、有品质等等，进而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乐。这种常见饮料在我小时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的。我考试拿到好成绩，父亲会买一瓶可乐给我，喝完的玻璃瓶子还要给商店送回去。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几天，以至于我刚刚毕业自己赚钱的头几年，天天把可乐像水一样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位叫薛枭的男孩，在废墟中被困了80个小时。当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探讨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认为中国有太多传统文化包袱，黄土文明应该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拥抱“蓝色文明”。我那时候年龄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欢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见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先生，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说，我这一代也是“河殇的一代”。

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为此，父亲为家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仍记得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那时候几乎人人会唱，其中有一句“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北京还专门在亚运村兴建了“五洲宾馆”。可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借此国门打开的机会，兰州大学的学生李阳，发明了一套快速学习英语口语的方法，他称之为“疯狂英语”，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为流行。李阳1993年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议员担任口译，成为国民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全民学英语”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我的中学英语老师经历过六四，天天都在劝我们，一定学好英语，以后出国。

在我的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一种“否定中国、肯定西方”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当时惘然而已。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中国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我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几乎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向西方学习的全部言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需要对外开放，这是朝野的共识。

没有共识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这一部分。由于官方长期的讳莫如深，关于六四的过程及评价，我是在南京上大学之时，第一次听亲历者讲述过。我1997年开始上网，98年即发现了很多海外新闻及学术网站，其中有一个叫做“64memo”的网站，上面有大量关于六四的图片资料。当时那种震惊，真是难以言表。

那时候中国的大防火墙尚未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访问海外网站。除了六四之外，还有台湾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过去从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寻，我所成长的八十年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的。我很感谢当年那些在课堂上回忆往昔的老师们。有些老学者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有些老师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有的老师经历过六四。那时候，大学的课堂上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学生里也没有党团安排的信息员，老师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历史故事。

我去大学的前两个月即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代表中国的西安官员郑重地递给克林顿一把钥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门缓缓打开。那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镜头，这个古老的中国，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我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坚持总路线100年不动摇。让我们这代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伴随我们终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虽然有各种跌宕起伏，但整体在路径上，中国还是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的大体认知。这些都让我们彼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二、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2年大学毕业之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公务员进国家体制，我也未能免俗，但当时进入体制内工作大概率是会被同学鄙视的。那时候互联网经济刚刚崛起，到处流传着做网站创业的传奇故事。丁磊（网易创始人）、张朝阳（搜狐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神话。很多人放弃了进入体制的机会，去大型企业工作。

我当时考上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公务员，我父亲是广电系统的，怂恿我考这个部门。我当时已经决意从事新闻，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公务员。2002年的7月13日，我从南京飞到了北京，住在南城半步桥的一个小公寓里。为了拿到北京户口，我去了一家隶属于中共的日报工作。

随后就遇到很多大事。首先是那年夏天，中国的大防火墙建成并开始试验运作，从此，很多港台及美国、欧洲的新闻网站就不能继续访问。我认为GFW的效果，终于在二十年后初见成效。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访问过外面世界的网站，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简单而可怜。如今中国大陆网络上“小粉红”现象与此密切相关。

自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旦曾经获得，就无法失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上网需要借助很多软件，才能不受阻碍地去看中国以外的网站，这个动作后来被称为“翻墙”。当时我们没有人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如今，很多地方都传出因为翻墙访问X（Twitter）或者YouTube被拘捕的案例。

那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召开，北京城戒备森严。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中外瞩目的大事。这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邓小平在1992年确立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并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且每一代领导人仅能连任一次，执政时间为十年。这就给外界呈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假象，人们对制度稳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江胡交接之后，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政治焦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与此同时，广州的一种怪病在蔓延，但早期的新闻被压制，直至春节后才开始大范围非正式的流传，这就是非典型肺炎（SARS）。

虽然被压制，但还是有媒体冲破禁令，报道了SARS。一位名叫蒋彦永的军队医生，在4月向外媒公开透露了中国非典型肺炎的真实情况，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20年1月，一位叫李文亮的医生在私下的信息渠道非公开地提及了新冠肺炎，被武汉政府严重警告，后来他被誉为“吹哨人”和“英雄”。

中国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开始公布真实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病例及数字，并允许WHO专家到北京调查。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这些开放的姿态还是让外界认为胡温的上任，为中国带来了颇不一样的改变。人们对3月刚刚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寄予厚望。

公民社会中的媒体人

新闻人当时都很乐观，觉得依靠自己手中的笔可以改变中国。2003年3月，一位叫孙志刚的企业职员在收容所中以不明原因死亡，以滕彪为首的三位法学博士给官方上书，要求废除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6月20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3月的人大会议后，在新闻界开始流传一个新的词汇：胡温新政。但当时我是失业状态。我在3月初刚刚和一家新近崛起的时政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谈妥，去做该报驻北京记者。这家报纸隶属于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在业内被认为是具备改革气质的自由派媒体大本营。可是当我在3月17日入职那一天，被告知报纸被停刊了。那一天，温家宝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报纸被停的原因很简单，一位记者采访了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请他对邓小平时代做简单评价。李锐说，“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是不对的。”本来这句话在终审时已经被主编删去，但印刷时（未知是否有意）使用了先前的版本。3月17日出版的这期报纸被收回，报纸被停刊。

刘晓波后来评价这份报纸被封的原因，他说，“他们过于关心国内外政治。”对我来说就很讽刺，因为我在胡温新政的第一天就失业了。那时候，我对所谓的“胡温新政”发生了一丝怀疑。毕竟关闭一家报纸，显得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非常小气，而且那句话并没有讲错，何况还是党内高级干部讲的。

但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新闻管制似乎有所松动。当年秋天，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创立《新京报》、新华社在上海创立《瞭望东方周刊》，均被认为是具备自由派倾向的媒体。次年，《时代人物周刊》于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于广州成立。

记者因为薪水的多寡在各个媒体间频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觉得迎来了一个媒体的黄金时代。后来成为腾讯公司副总裁的陈菊红，当时是《南方周末》的头版编辑，她在回忆南方报业的时候，有一句话被别人频繁引用：“那是一个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组封面故事：《2003，新民权运动》，并为此组稿件配发了一篇题为《2003年，公民权利年》的社论。这篇文章执笔者为成都大学青年教师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写道：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厅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消息传回中国国内，引起媒体相当热烈的讨论。中国官方在六四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杂志推出一组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王怡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入选。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可以视作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光谱，有茅于轼、徐友渔、贺卫方等人，甚至还向台湾的殷海光致敬。

从那个时候开始，乐观的情绪开始逐年蔓延。当时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几年后的境况居然每况愈下。这个名单中的高耀洁，2009年8月流亡美国，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则在2019年12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

这种乐观情绪之下，一种对政治改良的期待应运而生。首先是媒体人这个群体，积极报道各类维权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在新闻审查上比较容易规避，通常在报道之后，涉及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在意，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善或纠正，于是记者们就有一种盲目的对报道效果的确认。

比如前文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以及三博士上书之后，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让当时的媒体人士气大振。不过，一年之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即因为所谓的经济问题被立案侦查。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对南方都市报的报复。

以南方系为主的一些媒体人群体，把不断扩大中国的新闻自由视作是自身的使命——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知灼见，就无法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会知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这是我在2008年时反思“为什么我要做新闻”这一问题时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体人凭借互联网的便利，互相交换本地的信息，比如广东省内的新闻，广东本地媒体如果被控制的话，就请上海的媒体朋友来报道。这就形成了那几年在媒体生态中一个很流行的现象：异地监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异地监督，这之后，对异地负面新闻，只能采用“异地评论”的方式。

由于我当时所供职的新闻杂志隶属于官方的新华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跑新闻。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发生矿难，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着大雪赶到600公里之外的事发地。一位遇难者的遗孀在接受采访时问我：为什么有户口的赔21万，没有户口的只赔7万？都是一样的人命啊。

我当时写了一篇揭示生产事故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稿子，谁料被主管机关毙稿，不止是我，赶去辽宁的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没能发出来稿子。我们被告知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里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尸体，居然连稿费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对“媒体推动变革”这个命题发生了怀疑。

也有乐观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并辅之以“公民社会”、“官民良性互动”、“中产阶级”、“新兴阶层”等一系列的周边概念，试图以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改变中国的现状。当时许多报纸都特设了评论版面，《南方都市报》甚至成立了一个《评论周刊》。

当时大家的共识就是，必须在媒体上促成对新闻事件更自由和广泛的言说。我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此时也开始撰写时事评论专栏。

记者、律师、教会和程序员

律师和法学家则在另一条道路上。北京大学宪法研究中心的教授贺卫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自己撰稿，主张中共应该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应该将宪法司法化，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言论权利、集会权利等，即可以得到保证，其核心是要求细化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尤其是记者和律师两个群体密切接触之后，互相帮助和配合，形成一种看似非常有力的变革力量。当时律师界的领袖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律师，他曾经代理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夫妇被起诉的案子，涉及言论自由。2014年他则因六四研讨会而入狱。

而互联网公司的一些程序员则抱有“技术改变中国”的理想。一位毕业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知名网友，曾经建立过一个互联网数据模型，根据他采样的中国互联网管制的数据和自己的算法，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在2017年10月的某一个时间点，中国官方将失去对互联网信息的管制能力，中国的言论自由可望实现。许多程序员认为，互联网的崛起，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

可是很多年后，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即便在早期曾经有过言论范围的扩大以及令个体更容易发出声音，但整体来看，极大地增强了官方的宣传力量以及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效果。流量是党产，影响力亦是党产。技术的成长不过是增加了统治手段的高效与便捷。

2005年前后，北京和上海崛起一批为数众多的地下教会，甚至进行半公开的查经或者祈祷活动。根据香港作家陈冠中在河南的调查，他估计，截止2010年，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众有1.5亿人之多。当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比如范亚锋及李柏光，均为基督徒。

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开启了此后数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这是继1945年之后，国共领导人首次会谈，虽说国民党已是在野党，但连战仍在南京获得30万民众的自发欢迎。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被允许直播，这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中共在此后，也有限度地开放讨论台湾问题，以及民国历史的研究。胡锦涛为此特意在一些场合，肯定了当年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贡献，所谓“正视历史”。这亦成为一些改良派对胡温政府抱持期待的理由之一。我从2005年开始，陆续给《南方都市报》及《南方周末》撰写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此后的几年，我个人的兴趣基本是研究港台问题。

2008年3月16日，我从北京经香港到达台北，采访当年的台湾大选，但郁闷的是，我刚刚从北京起飞，拉萨就发生了314事件，我懊悔为什么要来台湾。没多久，汶川发生地震，许多媒体人冲破新闻封锁，纷纷前往四川，打破了一次“禁止异地监督”的禁令，且事后也没有被追究，在稿件上也最大程度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

那时候，各地网友频繁举行线下聚会，称为“饭醉”（“犯罪”的谐音），也发明很多暗语和“黑话”，最著名的莫过于“草泥马”这个词，并延伸为一系列反对政治的符号。“草泥马”打败“河蟹”，即意味着反对胡锦涛的“和谐”。2010年1月13日，因无法忍受中国繁琐的内容审查，Google搜索引擎决定退出中国，一批北京网友来到Google中国总部楼下献花。那天晚上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了“非法献花”这个词的诞生。

烟花散去，留下的是改革者的“单相思”

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看到漫天的烟花在空中飞舞，心里不禁在担心中国未来的可能。我有点不太确信当时这些进步主义人士的乐观情绪能够持续多久。万邦来朝举国同庆的那个夜晚，我竟然有点怅然若失。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的乐观是大概是没有根底的。因为这些年来，不论什么事情，最后都会遇到一堵冰冷而坚实的墙。

奥运会之后，温家宝即将进行政治改革的传言甚嚣尘上，但与此同时，“普世价值”这个词汇在媒体上封杀及围剿。2008年当年出版的《公民社会评论》，是模仿当年匈牙利转型期的《公民评论》杂志，出版一期即被封禁。三年之后，连“公民社会”四个字都不能提了。

奥运会后的三鹿奶粉事件，把奥运会带来的辉煌与荣耀在短短几天之内撕得粉碎。但对我来说，真正令我死心塌地的则是发生于2008年年底的零八宪章事件。当时，我认为那份文件上的主张已经足够温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被当局容忍，那么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永远不会到来。

易言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各自拥有不同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逻辑。以渐进主义改良为目标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在表面上看卓有成效，但并未获得官方的任何回应，也没有在立法领域取得任何进展。与此相反，反倒是官方利用立法权，不断在禁锢律师、记者以及宗教人士的活动空间。所以改良主张更显得像是一种自虐以及自我怜悯的单相思。

比较有说服力的案例是2010年7月，波兰《选举报》的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学者崔卫平的邀请下，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公开做了演讲，讨论波兰以及中国的转型问题。米奇尼克说：“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民主的演进。那么所有逆转或者违背这个过程的行为都是违背自然的。”

与其说是自由派学者和行动者们对这个结论深信不疑，毋宁说是米奇尼克的这一说法验证了长久以来自由派学者对这个庞大国家的路径期待。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国一定能和平实现民主转型，这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那天在晚宴上，我向米奇尼克讲述了我的担忧，我已经忘记了他是如何回应的。

三、香港，香港

2009年春天，因为对新闻的倦怠以及对所谓新闻理想的怀疑，几乎是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新闻杂志，去GQ杂志中文版做编辑，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当时的媒体政策大体是严管新闻，但是对娱乐、时尚、体育等领域放开，所以像《Vogue》、《GQ》、《Sports Illustrated》这些杂志均有中文版本。当然，这也被视作是中国“开放”的一个特征。

离开新闻领域当然是因为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就是对任何改变都不再抱有期待，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很多同行当时还认为此时是中国媒体的上升期，尤其是当时许多网络媒体在崛起，开出相当于传统媒体3-5倍的薪水在招兵买马，网络媒体当时的尺度比传统媒体略微大一些。

2010年3月30日，因为三鹿奶粉引发的结石宝宝案件，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在北京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当时用新浪微博评论此事，微博账户立刻被永久封禁。而当时，新浪微博这个产品才刚刚在中国上线。此后，我就很少有动力在中国国内发表时事评论了。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许多自由派人士争相庆祝。官方则完全禁止这类消息的传播，最后实在无法掩盖，由代表民族主义立场的《环球时报》发出评论，指出这是西方的一个阴谋。无论如何，六四那一批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上的努力，至少在此是告一段落了。

正是因为这种失落，我在2011年春天，去了香港工作，也是在一家新闻杂志。在那里，我试着用不被审查的中文撰写文章。过去在中国大陆，因为审查的缘故，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中宣部。如今可以自由的写作，于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

谁料没过多久，就被广州的相关部门找我谈话了，而且就在香港。我们坐在香港北角的一家颇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咖啡厅里，他们质问我为何要报道陈光诚和艾未未的新闻，质问我为何不热爱这个国家。虽然在北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但是他们在香港依然如此毫无顾忌，却让我有点震惊。

当时的香港其实已经在巨变的前夜。北京一再否决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方案，并在中学辅助教材中推行“国民教育”，敏锐的香港年轻人有一种对未来深深的隐忧：即在“温水里青蛙”，香港会一再丧失拥有过的自由。这种担心在七年后的2019年成为现实。这是后话了。

我从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验证了过去我隐隐约约的看法。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大陆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网络媒体把大陆人骂作“蝗虫”，而当时在大陆网络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公开在节目中骂香港人是狗，即当年所谓的“蝗狗之争”。

此后，香港年轻人的言论和主张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是这个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与大陆的那些在制度上的不同之处，正是香港得以成为亚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小岛成为东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注定会成为渐趋保守的北京政权打压的理由。

2014年2月，时任《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被不明人士在街头砍了六刀，情况危殆，再次引发港人对新闻自由的担忧。2015年2月，总编辑钟天祥撤换《明报》头版头条关于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让港人怀疑，一直以来的新闻自由已经在北京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守护。

此后的雨伞运动等大型冲突，都在既定的逻辑之内。当年10月，又发生了著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是一家被认为专门售卖中国大陆政治书籍的书店，五位书店人士相继在香港失踪，后来被证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将他们挟持到中国大陆，并“配合有关调查”。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被戕害之后，人身自由也面临重大威胁。

“不！你还有理想！”

三个月后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当天下午我按计划乘飞机离开北京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在首都机场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带上一台轿车，关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房间，一共19天。被塞进车里的那一刹那，我只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在中国就好了。

一位负责审讯的相关人士问我：你为什么要给《苹果日报》写稿？我只好实话实说：因为房价很贵，而这家报纸给的稿费很高。他又问：你仅仅只是为了钱吗？我回答说：“我就是为了钱。”他突然间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断我，严厉地说：“不！你还有理想！”我当场愕然，无以为对。

此后的半年内，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当年8月底，才被允许去澳门旅行。我还被警告不能撰写时事及政治评论，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国媒体采访。与此同时，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签证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并未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也经常去香港买书会友。

有一点很重要。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为红色中国保存着那些不能遗忘的记忆。比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的研究书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发行，香港就是中国的“真相博物馆”。但，真相就是谎言的敌人，就会被谎言的制造者无情打压，这也是当时我们判断香港处境会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况，在北京眼里，香港其实是一个反对派言论聚集的基地。这也是北京一再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们对“自由”这种东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刘晓波在狱中去世。作为六四符号的溘然陨灭，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从六四之后开始的中国政治转型运动，在民间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以体制内开明的退休官员、体制内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主张的渐进改良路线，一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主张的政治反对路线。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领导。

而刘晓波的去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政治反对派的驱逐和打压，使得政治反对路线趋于消失。而主张改良路线的人们，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现实无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宪法被修改，删除了国家主席的连任规定，使得国家主席的第三届任期成为可能。这引起国内外的激烈讨论，并引发了一波移民热潮。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词汇。官方不断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后遭遇重挫，然后被无限期搁置。不仅如此，党务系统对政府侧的限制以“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为由层层加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有资金、有技术、有高超的能力继续维持高压管制，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以民族主义及狭隘的爱国主义为圭臬。

持自由派倾向的人群，以进步主义的思维去看待中国过去这四十年，以一个虚假的期待作为奋斗的目标，认为中国的发展进路是线性的、不断往上的，中国会不断保持开放姿态。如今看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在人生的前半部分积极投入去实现这样一种期待，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历史不会一直是进步的。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反反复复的事情太多。当年义和团领袖朱红灯也是带着农民在山东推倒圣诞树及火烧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苏州，穿和服竟然会被警方问话并且被强制脱掉，安倍晋三去世的时候，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一片欢腾之词，这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四十不惑。也就是说，人到四十岁的时候，才能够明辨是非，才有了自己的价值尺度与判断标准。我的前半生，基本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相重合。我这些人生颠簸，几乎也都受到中国政治演进的影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一滴水，如何知道大江大海的方向？

看着昨天的世界不断崩塌，也离我渐渐远去，我并没有觉得更迷茫更彷徨，只不过对中国更悲观而已，然后将自己限缩于个体建构的小世界之中，对当下的中国，想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什么都不会说，这大概就是佛家讲的“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