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综合讯）广州《南方周刊》副主编长平将被免职的消息出后，《南都周刊》有员工发起集体签名活动，希望挽留长平。
消息人士说，为了应对上级压力，南方报业集团免除长平副主编职务的决定已经作出，长平仍保留总主笔头衔。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南都周刊》的记者、编辑们认为，长平是一个优秀的领导。撤换这个领导，他们感觉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工作人员说，长平的名字仍然印在最新一期《南都周刊》上。
据广州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士透露，长平被免职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的那篇评论。最近，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媒体刊登了有关四川童工被卖到广东东莞的报道，另外他们还报道了成都市民集体散步抗议建化工厂的消息。有关方面对南方报业这些负面报道以及长平的评论感到不满。为了应对上级的压力，南方报业不得不找一个替罪羊。不过这名媒体人士强调，南方报业集团对处理这种事件已经颇有经验，他们会想方设法对受处理的人员进行保护。
（责编：[实习]林伟伟）
看到苏州日报的这个报道，还是感觉很惊讶。
这是这两天全国最大的新闻，发生在苏州。按说，正常的情况是，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感到苏州，而苏州媒体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更会发出及时、详细的报道。
也就是说，记者早就应该联系到家属了。
当然，我不是什么外宾，对媒体的流程也大致了解。我不会天真地以为苏州日报是“新闻媒体”，他们主要负责宣传。而且，我也知道，实际情况一定是，记者或者有关部门早就联系到家属了。
在这种情况下，“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就不是简单事实，而是一种相当特别的表达。它表明了两层意思：第一，下面所说的完全是转述家属意见，没有一点媒体自己的态度，如果大家有意见，那也是家属的事儿；第二，作为机构的媒体，并没有主动做什么。
这可能是新闻史上特别的一笔：媒体主动声明自己和新闻保持距离，不沾染一点新闻的尘埃。
实际上，这不是苏州日报才有的风格。但凡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后，“外地媒体”还有可能报道一些（比如这次澎湃新闻就作了一点报道），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本地媒体”，一定是缺席的。
这造成一种局面：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成熟的机构媒体，正在失去和自己所在城市的联系。他们可能报道遥远的事，而对身边的现实视而不见。
不光机构媒体如此，媒体工作的员工也是如此，他们高度保密，严守纪律。我们无法获得苏州的现场信息，昨天有市民在微博上发声，自己前去送花被工作人员阻拦——普通市民不得不代理媒体的职责。
媒体和所在城市失去联系，实际上造成一种真空：大城市短时间内积聚大量人群，像成都在过去15年多了1000万人，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但是，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没有“可信的机构”把它呈现出来。
填补这个空白的，应该是各种动态的事件，有趣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以及城市人关注的公共议题——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真正的媒体。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大城市都拥有了自己的都市报和电视台，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它。
这些公共性的缺失，会导致让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对那个行凶者几乎一无所知，这真有象征意义。
胡女士的去世，引发全国人民关注，很多人都在“发出声音”，在天津，一个电视塔上出现了纪念她的灯光秀。这些“声音”都是外部的，与其说是对苏州沉默的注视和反弹，不如说是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和表达。
在某个版本的通报中，胡女士被称为“中国籍伤者”，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中国籍伤者”呢。你必须发出声音，才从“中国籍伤者”转变到拥有姓名和人格，你才是一个“人”。
“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意味着记者的退场和消失。这是城市中的“新语法”，这是等待，也是真正的沉默。那些喊打喊杀的人，声音洪亮到可怕的程度，这就是因为太多的人习惯于这种沉默。
我这两天都在朋友圈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面对这样的局面，要么选择移民，要么你就得做点什么，这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发声的勇气，就不是在纪念，而是在消费胡女士的勇敢。
作者 | 暴雨 黄狮虎
智谷趋势出品 | ID：zgtrend
2021年9月13日，一条名为《活动洗几百个锅、切五百斤土豆、掉进粪坑，卧底记者有多惨？》的视频在B站火了，获得368.2万次播放量，26.7万次点赞。
视频的UP主“丧心病狂的周公子”讲述了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的从业经历：
“他是我从业十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既能吃苦，长得又像民工，又能忍受低工资，还热爱卧底暗访的人。他是天生的调查记者……”
2024年7月2日，一篇报道《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发布，一开始是小涟漪式的影响，经过几天发酵成了惊天骇浪，这篇报道正出自韩福涛以及2个实习生。
有人说，他是真正能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5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
为什么AI替代不了记者，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
今天全网的热搜，是新京报一篇调查报道，曝光了罐车化工油食用油混装。
谁也想不到，街边加油站的油罐车的另一个功能，居然是装我们炒菜的食用油。
运完煤油的车，车里还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的煤油（一级致癌物）呢，但中间无需清洗！无缝衔接！
更让人震惊的是，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成为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而中间无人管，无人问，“卖油的厂家不怎么管，买油的公司不知情，让运输公司钻了空子。”
这样的行业乱象，如果不是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的长期追踪调查，或许我们永远蒙在鼓里。
这绝对是一篇值得点赞的调查报道，从报道中就可以看到新京报记者为此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
5月16日，一辆车牌号为冀E**65Z的罐车从宁东煤制油厂区出发……新京报记者假借咨询行情与司机攀谈……之后，新京报记者一直在附近观察这辆罐车的动向。
5月20日下午，这辆罐车重新发动，在傍晚时分行驶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
第二天上午十点，这辆罐车顺利驶入了汇福粮油集团的生产厂区
5月24日，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停车场内，一辆车牌号为冀E76W的罐车，也在等待运输食用油。……这辆罐车刚从宁夏运送煤制油到河北，前一天在石家庄将煤制油卸货后，_连夜从石家庄赶到天津。司机透露，自从卸完煤制油后，这辆罐车未洗罐。**
5月24日，一名等待进厂装油的罐车司机告诉记者，这家公司验罐也是走过场
6月7日，一辆等待进厂运输食用油的罐车，罐体外侧喷涂的介质信息被一张白纸遮盖住，司机重新张贴了一张写有“食用油”字样的纸条
……
这篇调查报道是7月2日发在新京报上，意味着记者从开始调查事件到发表报道，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背后遇到过什么样的阻挠、与采访对象怎么斗智斗勇，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要感谢韩福涛，是他坚持不懈的跟踪、潜伏、调查，才揭开了食品安全运输如此丑陋、人神共愤的一幕。
此次调查“罐车运油”乱象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是一位调查老兵。对他来说，暗访调查就是他过去10几年的人生，他曾应聘过十几种工作，拥有各种卧底打工的丰富经历，比如应聘星巴克的咖啡师，暗访星巴克的工作间；也扮演过赌徒，深入地下赌场调查。
他的代表作品有很多，比如《实拍常熟童工产业：被榨尽的青春》《苏南地下赌场调查》《安徽太和多家医院欺诈骗保调查》和《卧底网红餐厅胖哥俩肉蟹煲》等。
作为媒体人，我非常清楚，做“罐车运油”乱象这个选题需要莫大的勇气，可能全国90%的媒体在选题环节就将其毙掉了。
因为他触碰的不仅仅是食品安全这个公众敏感神经，还有涉事的公司并不是普通企业。全文实名曝光，不带一点马赛克。
就像自媒体友调侃的，“新京报这次把5位大佬得罪了”，包括：
中储粮和汇福粮油、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其相关企业、
一些食用油生产企业、
一些罐车运输行业的人、
一些监管部门。
涉事的企业汇福粮油、中储粮下属天津分公司，都大有来头。
中储粮集团，央企，成立于2000年，是国内最大、国际影响举足轻重的农产品储备集团，肩负着守护大国粮仓的重任，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棉油的经营管理及执行国家调控任务。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则是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汇福粮油集团，同样是一家大公司，始建于1999年10月，是以大豆加工为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自2004年以来，连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企业500强”，“中国食品工业十强企业”。
相信很多人都吃过它们品牌的油，这完全是所有普通人都避不开的事。
有意思的是，这篇调查报道发出后，一些人怀疑这是“假记者”“假报道”，期待着事件会反转，甚至算着这篇报道不能“存活”多长时间。
不过，仍然有许多人力挺新京报的调查记者，网上出现了一大奇观——排队给新京报“打赏”，希望以此表达对坚持调查报道记者的敬意。
一位博主说：“向跟踪调查的记者致敬。敢于说真话的人太少了，这个报道能发出来也属于珍惜资料了”。
到目前为止，涉事的汇福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均已做了回应。
中储粮集团称，从7月5日开始在全系统开展专项大排查，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运输单位和承运车辆依法终止运输合作。
全文没有一句道歉！没有召回！整整6天了，也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调查结果。
汇福粮油集团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对此事进行调查，公司正在等官方通报。“这个油罐车不是我们单位的油罐车，涉及我们公司‘汇福’品牌的油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该工作人员称。
难道是临时车？
这样的回应，显然未能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而且靠企业自查能查出什么？
今天，央视网终于看不下去了，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评论——《这样的草台班子是要消费者的命》，直接发出14亿人的灵魂一问：与投毒何异？
在这篇评论中，极其罕见地对“中字头”企业的板子重重落下：
_对于食用液体出入库的管理方，尤其是中字头这样的接收方，坚称“不验罐是因为没办法分辨”，则完全令人咋舌。_相信这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无德、无责任心导致助纣为虐。
甚至，对监管部门也相当不客气：
_要感谢曝光此事的媒体，让我们看到了食品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但让人痛心的是，这么多年，没有行业内的人站出来，而是靠记者得到线索追查出来，_媒体干了监管的活。食品安全，要不得的是形式主义。哪有那么多草台班子，凡事只怕“认真”二字。
正因为真相揭露得不容易，我们更要珍惜。
后续的监管动作要跟上，才是对调查记者和调查报道最好的尊重。
事实上，在中国推动食品安全的路上，新闻媒体一直是关键的力量。
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冲在最前面的总有调查记者的身影。尤其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更是中国食品安全的标志性事件，可载入中国新闻史。
当年 9 月 11 日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表了《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报道顶着巨大压力，第一次明确点了三鹿的名字。当天晚上，三鹿集团宣布召回约700吨奶粉产品，但已有近30万儿童患病，6名婴孩因毒奶死亡。三鹿轰然倒下，负责销售三聚氰胺、制作带毒原奶的三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后来，曾有人问起简光洲，当时你怎么敢将“点名”三鹿？他说：
“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
我看到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
我看到5毫米的的管子从痛苦的婴儿的尿道里插进去，
护士们在婴儿的头多次地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
此后每一年的记者节，人们都会想起简光洲，致敬媒体的良知和勇气。“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年中国传媒的良心”。
回顾这些年的食品安全事件，有人总结说：“中国人是在食品安全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鸭蛋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
此外，还有“皮革奶”、“瘦肉精”、“塑化剂”、“工业明胶”、“甜蜜素”、“神农丹”、“亚硝酸钠”……五花八门，令人震惊。就在这两年，央视还曝光了老坛酸菜包“脚踩土坑酸菜”、禹州红薯粉条造假等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的食品安全，也在一次次的舆论监督中逐渐提升。根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中国在107个国家中的总得分排名，已经从最低45名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25名。
不过，“质量与安全”这一项的得分，依然只能排在第46名，比起十年前，甚至还有所下降。
食品安全，任重而道远。
不过，令人忧心的是，当食品安全问题还远远没能放心，我们可能已经面临调查记者凋零的现状了。
去年，有一部张颂文主演的电影《不止不休》上映，这是一部致敬调查记者的作品，却收获了极为惨淡的票房。凭借张颂文在《狂飙》后的超强号召力，其内地票房也仅仅是突破了：
5000万。
电影的原型之一，是2003年报道《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的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韩福东。这篇文章，改变了1亿乙肝患者在就业和上学等方面遭遇的歧视。然而，韩福东也早已离开了记者的岗位。
简光洲也在2012年离开了东方早报，走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好吧，新闻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意犹未尽，心有不甘。
2018年，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在微博上写到，“支持一个人去做调查记者的，不是钱，是被尊重感、荣誉感，是真相至上的信念，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可以感觉自己很酷”。
学者张志安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透露，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研究中核定的全国调查记者数量，仅有175名，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
不过，他们的平均从业年限，从8年上升到10年。
这可能就调查记者这个行业的缩影：人数越来越少，但老兵不死，他们依然顽强。
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正是这样一位留守的老兵。
在暗访“胖哥俩”后厨的时候，他一家家联系门店面试、应聘进入后厨，在切菜、配菜的岗位上干了四五天。
夏季的北京，室外超过30度，后厨间里十个灶台，没有独立空调。韩福涛穿一层自己的衣服，再套上员工服，最外面围上一条不透气的皮围裙，没一会儿就全身都是汗。“有时候实在热得不行了，会去冷菜间和杀蟹间凉快会儿。”
就这样，他扎扎实实地掌握了“胖哥俩”食材变质的证据。
在视频下的评论中，有人说调查记者是最接近超级英雄的职业。韩福涛却表示自己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只是现在的调查记者太少了才显得稀缺。如果时间再往回十几年，在纸媒的黄金年代，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他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干调查记者，脚踏实地，吃得了苦，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锻炼”。
今天，韩福涛笔下的调查报道，再次一鸣惊人，震动了食品安全的警钟。但他许下的这个愿望，不知道还有多大机会实现？
中产必须要调整预期了。楼市救市、地缘关系、整个社会的变化，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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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观察者网：突然被关注的调查记者，在离场吗？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我还在做调查记者 | 卧底多年，我很快乐
传媒评论：中国知名调查记者今何在
“这样的草台班子是要消费者的命。”
在中储粮首次承认食用油、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油罐车混装后，央视网如此怒斥。然而骂归骂，中储粮的表态只是“引以为戒”，没有道歉，没有召回，没有赔偿，也没有处理责任人。
直到这次曝光后，公众才赫然发现，原来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混合运输这些油料的司机当然都清楚得很，但他们的自我辩解是：“大货车拉一趟不容易”、“我们开运输的不挣钱”、“清洗一次车厢太贵了”。
半年多前，《新京报》就曾报道“山西一危化车司机清洗槽罐时中毒身亡”，当时微博底下一条留言读来令人悚然：“危险品洗完，再装食用油，不然洗它干嘛？”
随着更多细节披露，油罐车轨迹全网曝光了：这一涉及14亿人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间跨度之久，至少可追溯到二十年前。
早在2005年，《南国早报》就报道过“罐车清洗难防交叉污染，拉完危险化学品后又拉食品”；湖南省衡阳市在2013年也曾发布过“关于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运输食用油的通知”。
2017年，有德国实验室检测出老干妈、海天等国产品牌的矿物油超标，违反欧盟和美国的相关标准，然而当时却被《环球时报》视为对中国品牌的敌意打压。
事实上，即便这次《新京报》重磅调查曝光之后，不少人还是将信将疑，揶揄：“新京报又不是第一次胡编乱造，真真假假，等子弹飞吧。”“新京报？？？哦，有真话？”
7月6日此事终于实锤，有人很不是滋味说：“一想到俺们因为核废水抵制了一年的日本海鲜，结果实际上自己吃了半辈子的煤油，俺就陷入一阵深深的晕眩。”
然而，这一切身关乎大众健康的严重问题，引起的关注仍远不及去年日本核废水的话题。从微信搜索指数来看，“核废水”在峰值时的指数高达40亿，而食用油的话题今天才突破1亿。
我一位朋友因此感叹：“和自己无关的东西关注那么高，和自己有关的反倒这么低，真是活该不被当人看。”也有人反讽：“我们喝点儿矿物油没事，但是可不能吃日本海鲜啊！”
微博用户“握爪三宝”日前说：“这么讲吧，中储粮食用油、工业油油罐混装是最近曝出来的仅次于天灾的人祸，不过我看很多人完全茫然无所谓，也是蛮百感交集的。”
底下不少人冷嘲：
“不然呢？能有什么情绪？情绪能解决问题吗？麻木罢了，还活着就行。”
“增加致癌率来解决老龄化。”
“什么事？哦大家一起减寿啊，那没事了。”
“益生菌都不怕，谁还管什么液体黄金啊。”
这并不只是阴阳怪气，还真有人是这么看的。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博士曹丰泽看来，对这事小题大做，只是中产阶级反应过度，跟普通百姓没关系。
另一位庄志明律师，看来相信“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而不是“吃了没命”），认定这是一个摧毁中国品牌的阴谋，仿佛问题不是油罐车混装，倒是揭露这件事。在他的微博底下，有一条最高赞也不知是真信还是反讽：“没错，都是境外势力想害中国人。”
别说这种蠢话了，中国人的命也是命，凭什么就只能吃有毒的地沟油？逼得国人买进口奶的，难道不正是毁掉中国孩子健康和中国品牌声誉的三鹿吗？以为只要掩盖问题，问题就不存在，那是可笑的掩耳盗铃，揭露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实际上，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别看现在吹嘘无线支付等领域超越发达国家，但至少在食品安全这种问题上，中国跟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处于同一个阶段。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历了一个狂飙突进的“镀金时代”，然而在一片繁荣之中也有大量不规范的行业乱象，利润显然比公众健康重要得多了，而食品安全监管无论是法规还是执法力量都远未到位。
1906年，现实主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发表震惊全美的《屠场》，揭露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厂内部极其糟糕的工作条件和令人恶心的生产过程。他的本意是想唤起人们对劳工的同情，没想到却引发了消费者对健康风险的恐惧，他后来不无感慨地说：“我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击中了他们的胃。”
这本书激发公众强烈反应，促使《联邦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火速通过，并最终推动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第一反应觉得这些揭露问题的报道不过是为了“流量”，那时的美国人也觉得这些揭露令人不快真相的“扒粪者”只是哗众取宠。起初，《纽约时报》的书评还讥讽此书只是有意耸人听闻，毫无可取之处，根本没料到它在半年内就将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
在美国新闻业，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前些年的畅销书《吃动物》(Eating Animals, 2009）披露，工厂化养殖出来的是“饱受折磨的肉体”：它们是从过度催肥的转基因鸡、牛和猪身上切下来的，这些可怜的动物被塞进肮脏、疫病肆虐的畜棚，从生到死不见天日，遭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而这些都是为了使少数大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当然，在后现代的美国，这本书的主题已经不止是食品安全，还有生态主义和动物伦理。
尽管专业的新闻人并不满足于现在的曝光，但公平地说，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之下，能形成爆点，促使公众关注，就已经很难得了。在网络时代，已经不是调查记者查明所有真相，然后递到公众手里，只要公众真心关注，他们会自发地挖掘、追查真相，更具主动性地提前介入进来。
这两天，有一篇文章到处都在转：“5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因为往往正是这些调查记者才能深度揭露相关行业的内幕，了解公众关切的问题，并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讲述出来。虽然很多人对公众关注能推动多大改变十分悲观，但什么也不做，就指望问题自动解决，那更不现实。
一位朋友说，她打电话和母亲说了油罐车的新闻，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一直吃的是老家油厂的食用油，很干净的。”女儿听完不免感慨，这真是典型的中国式反应：否认和自己有关；沾沾自喜于自己有独特的渠道能幸免于难。
但事实上，食用油面前人人平等，它关乎我们每个人。像这样的行业整体现象，也只有整体改变，才能避免问题，否则谁守法谁吃亏：那些严格按食品安全执行的企业会增加成本，失去市场竞争力，我们不能高估一些国内企业在钻空子上的底线。如果没有公众关注施加的压力，那还有什么能带来改变？
我们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关注也是力量。这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关注，那谁会帮我们做？不要遗忘，不要原谅，我们要一个说法。
梦中的新闻业的工作会包括：
第一步，爆点：媒体做了油罐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第二步，广度：媒体扩大采访面，揭示出问题波及的惊人范围；同时，有科学报道来解释问题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有医疗报道，解释近年来相关医疗案例的增长；有经济报道，谁多赚了多少钱，公众为此付出了多少经济代价。等等。
第三步，黑幕：媒体找到了特定公司内部的消息源，挖掘其不负责任的全链条事实，包括工作程序、利益链条、责任体系等等，事实揭示出，根源不是个人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 即，其不对公众负责，只对缺乏监管的监管负责；
第四步，深度：监管疑云，是什么导致特定公司如此肆无忌惮？
第五步，责任：对丑闻负责的人出来承担责任，哪怕是替罪羊。
第六步，改变。法律法规的改变，监管体系的改变，特定公司的改变，行业的改变。媒体推动社会变革。
第七步，社会进步：不仅是具体事项的进步， 还有社会纠错能力的进步，社会自身力量的进步。
真实的新闻业的工作包括：第一步，爆点。
以下是部分微博网友的评论：
风汀灏：第二步：讨论媒体是不是反贼。
MaH来看风景-：真实的新闻业：全网直播合龙。
悠长假期1981：第三步，开除调查记者……
星际信使与风语者：另一个平行宇宙中，应该是这样。
小可叫我小肉肉：新闻是什么时候在这片土地里消失的？
今天道老掌柜：第二步：否认 第三步：辟谣 第四步：脏水 第五步：封号
焉识天问：第四步国外水深火热。
圆尾斗鱼游骆洮：到明星出黄赌毒事件的时间点了。
陳三嘆：喝毒奶粉的长大了，肯定还能喝化工用油，这届学生真好带。
pyh99325：现在都没有往监管上挖了，这个责任也是很大的。
这两天看特朗普遇刺的新闻，时不时感到不舒服，没别的原因，是因为想起上个月24日被刺遇害的胡友平。
刺杀特朗普的枪手，很快就被挖出了诸多信息：名字、年龄、学历、家庭情况、政治倾向、学习工作经历等等，媒体采访到了他的同学、同事，虽然犯罪动机尚不明确，但已经初步勾勒出了一个嫌疑人形象——大家可以看这篇案发第二天发布的文章：枪手身份浮现 大量阴谋论汹涌而来。
一个刺杀美国前总统现总统候选人的枪手，事发第二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信息。但越是如此，联想到胡友平，心里越是不舒服，所以忍不住要说几句。
24号到现在，22天过去了，我们凶手的名字都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说敏感，这个世界上恐怕很难有比刺杀特朗普更敏感的事情了，人家都能公布，我们有什么不能公布的？
如果说调查需要时间，人家当天就能公布基础信息，第二天就能公布这么多信息，22天还有什么事情调查不清楚的？
如果说是因为无能，行，我们也接受，你告诉名字年龄籍贯等基础信息，其它交给媒体，还有广大网民，我们自己来行不行？
没有任何理由不告诉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十多亿人的知情权，连个屁都不是。
我刚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这个事，有个朋友说，“都快要忘记胡友平了”。是啊，无论是为胡友平，还是为我们自己，我们都不能忘。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告诉我们，杀害胡友平的人是谁？要知道，这是最基础的要求。
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在中国成都举行，俄罗斯电影《潘菲洛夫28勇士》获得了6个奖项中的最佳导演奖，许多中国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欷歔不已。
影片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德军攻打到沃洛科拉姆斯克，继续向莫斯科发动攻击，步兵316师第4连仅剩的28名战士凭借勇气和智慧不断反击敌人，成功地阻击了德军坦克部队的屡屡进攻，最后全都壮烈牺牲。片名中的“潘菲洛夫”是28勇士所在步兵师英雄师长的名字。
影片并非虚构，而是根据当年的新闻报道将历史重现。然而，当年引起巨大轰动、使得28勇士的事迹得以广泛传播并使之获得最高荣誉的新闻报道是真实的吗？
报道这一新闻的有多家官媒，首先是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之后是《共青团真理报》的长篇通讯《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们的光荣》，再后是《红星报》的报告文学《莫斯科战斗中的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并配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另外还有长篇叙述诗《28名近卫军战士》等。将新闻焦点如此聚集到一个小的作战单元上，其照耀社会的光芒可想而知。
细节是新闻的血肉，看这一新闻报道的几个细节：
1、战士们已弹尽粮绝，“德国人从驾驶舱里爬出来，企图活捉幸存的勇士并杀害他们”。
2、“邦达连科在敌人坦克的履带下牺牲了，临死还用手抓住敌人坦克的装甲。”
3、指导员季耶夫对战士们说：“俄罗斯虽然地域辽阔，我们却毫无退却的地方。莫斯科就在我们身后。”
4、战士纳塔罗夫“他躺在暴风雪中……一会儿是政治指导员在对他讲话，一会儿又听见朋友丹尼尔的声音。”
诸如此类细节很多。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细节，1，要杀死红军战士，直接用坦克机枪扫射或用履带碾压就可以，干吗要“从驾驶舱里爬出来，企图活捉”再杀害呢？德国人的脑子进水了吗？2，一个人已被碾压在坦克的履带下面，手还能抓住坦克的装甲吗？如果抓的是坦克的底甲板，那就是想早点被拖死。3，28个勇士全都牺牲了，指导员季耶夫的响彻全苏的名言是从哪儿得知的呢？4，报道说纳塔罗夫是活到最后的一个战士，牺牲在战地医院。可实际情况是，纳塔罗夫早在这场战斗打响前两天就牺牲了，他是怎么参加这场战斗的呢？
报道中指导员季耶夫是英雄中的主角。可查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只有一个名叫克洛奇科夫的上尉指导员。媒体说“季耶夫”是战士给指导员取的绰号。可是，一个人的绰号可以从头至尾用于新闻报道而不现其真实姓名吗？
报道越往后，勇士的战绩越大，初始的报道是消灭敌人5辆坦克、80多个敌人，后来是8辆坦克、100多个敌人，最后定调的是18辆坦克、800多个敌人。而这场战斗也并没能阻止敌人的进攻。
那么这28勇士事迹是否存在呢？权威调查者作了这样的结论：“这场神话的真实部分只有：德国人在那里确实发动过两次坦克进攻，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和他的大部分同志确实在战斗中牺牲。但是，究竟谁在那场战斗中牺牲，至今仍不得而知。”而28勇士所在316师活着的所有人都说“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没有谁见过记者前来采访。
最有意思的是，1947年，基辅军区来了一位名叫多布罗巴宾的人，声称他是“潘菲洛夫28勇士”之一，特来向军区索取自己的“苏联英雄”勋章和相关待遇。相关部门于是对其身份进行调查，发现这个人的名字确实在28勇士名单上，但却是这个连的叛逃者之一，在德国警察局当了多年警察。
这几近成为塞缪尔·贝克特的一出荒诞剧了。
每一个在战场上为国献身的战士无疑都是值得颂扬的，无论他们死于战斗，还是死于饥饿，抑或死于流弹，不需要任何夸大他们的行为，都是英雄主义的表现，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可是，媒体为何还要造假呢？参与报道这一新闻的记者奥滕贝格曾这样开诚布公地说：“当时，对苏军战士的坚定性问题具有极其特别的意义，‘誓死也要夺取胜利’的口号，尤其在与敌人坦克部队进行作战时，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口号。潘菲洛夫英雄战士创建的丰功伟绩正是体现这种坚定性的一个楷模。”
他的理念和逻辑再清楚不过了，造假不造假，关键看需要；只要形势有需要，何妨将牛吹上天。
正是从这一理念和逻辑出发，28勇士的这种新闻造假在当时也只是冰山一角。如一篇报道海军战士反击敌人坦克的新闻：“战士们把手榴弹捆到身上，扑到渐渐逼近的敌人的坦克下面……英勇的水兵们消灭了大约10辆敌人坦克。”蒙圈了吧，这是勇敢还是犯傻？既然敌人坦克已经逼近，将打成捆的手榴弹扔进坦克下面不是很好吗？还有，英雄马特洛索夫用身体去堵敌人的机枪眼。知道这样的英雄在卫国战争中有多少吗？三个？五个？不不，有400多个！不禁要问，打仗不是靠枪炮，而是用胸膛吗？
上世纪40年代苏联曾在新闻界发起反“客里空”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闻造假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各种媒体充斥大量的谎言已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翻一翻苏联新闻报刊合订本不难发现，这种已打破常识的新闻造假可谓早已有之。1931年，13岁少年帕夫利克状告自己父亲涉嫌通敌，因为检举揭发有功，这个被乡亲一致认为好吃懒做、品行很差的孩子被《消息报》等媒体美化成一个爱党爱国、心向集体、生活俭朴、讲究卫生、追求崇高的完美少年。1935年，《真理报》以《社会主义大力神：顿巴斯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和迪卡诺夫》为题报道了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报道称，斯达汉诺夫6小时采煤321吨，相当于该矿区的23个采煤工人的定额。他干一班活所采的煤，不仅完成全矿区一昼夜的工作量，而且还超额83吨。由此在苏联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大干快上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谎言以致让正在苏联访问的法国著名作家纪德都看不下去，当他听人介绍说斯达汉诺夫5小时干了之前8天的活时，反讽道：他之前8天是不是干了5小时的活？
谎言已让人“耳不忍闻”，突破了人们认知底线，成为对人们智商的侮辱，也成为对人们精神环境的重度污染。
由此也就不能不引一个问题，在苏联为什么存在大量的普遍的荒诞不经的新闻造假？
请不要怪我动辄就说体制，但新闻造假与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媒体不能独立、新闻失去自由、舆论受到钳制而只能从属于专制的权力乃至成为其工具和喉舌的时候，其一切新闻、评论直至副刊文学作品等都必然围绕权力来进行，他们所做的一定都是权力需要的，权力不喜的一定是他们回避的。一旦媒体无法满足权力要求时，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只能弄虚作假、胡编乱造，用谎言来迎合和谄媚权力。战争来临，权力者需要的是军民高昂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当平淡无奇甚至一时遭遇溃败的战斗无法满足权力需要时，编造事实、杜撰锦句、拔高英雄、谎称胜利便成为媒体的必然选择。
专制的权力在必要的时候也会鼓励媒体造假，因为只有虚假的宏大叙事，只有吹捧权力英明正确并创造宏伟业绩，才能让人们更加迷信和拥戴权力。有人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凡人跪在地上。但无论是伟人“伟”起来，还是凡人“跪”下去，离开媒体造假和蛊惑都一事无成。权力还要努力使自己的意志得以贯彻，当贯彻不畅时，就需要制造和重复谎言。戈培尔可谓深得其法：“谎言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理。”谎言之所能够百遍地重复，就因为权力绝对掌控媒体，媒体沦为权力的附庸。而将谎言变成真理，既可以是评论的单刀直入，也可以是新闻的潜移默化。从帕夫利克到斯达汉诺夫，再到28勇士，都不过是“借尔人头一用”而已。
媒体明目张胆地造假，也因专制的权力能够为媒体提供庇护。这一权力掌控的媒体是不能受到任何质疑的，质疑媒体就是质疑权威，质疑正能量。任何质疑行为都必然遭到封杀和打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媒体造假而不敢揭穿或捅破。在某国曾有这样的新闻故事：某伟人童年一次去河边，发现一个排的侵略者在河里嬉戏，于是他用石头将这一个排侵略者消灭在河滩。这个伟人一次去某国访问，乘飞机安检时机器发出金属般的声音，这时发现伟人的身躯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这种新闻故事大行其道，无人质疑，是因为人们都是傻子吗？不。质疑被权力垄断的媒体只能“腹非”，否则就是引火上身。因此，这种媒体便成了高大保护伞下一条卧在权力门前“叫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的忠实看家犬。
当所有的嘴巴被禁声，能听到的一定是谎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权力也会导致绝对的新闻造假。极权垄断的媒体新闻是万万不可信的，它甚至是一把杀人刀。遗憾的是，“潘菲洛夫28勇士”式新闻并未断子绝孙，这种侮辱人们智商的谎言借助现代媒介仍在不同程度地演绎着。
（部分资料来源：[俄]索科洛夫《二战秘密档案》）
这届奥运会，挺难。
运动员们场上争金夺银，场下应付记者疲于奔命。
他们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出其不意，一个比一个猝不及防。
所以，听着记者们的离谱提问，一个人的音容愈发变得直观起来。
手举话筒的，分明是一个个孔乙己们。
你看，他们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比如郑钦文夺冠后的发布会上，便有一位语出惊人：“走过百年沧桑，迈入繁荣富强……”
期间，一旁的同行几度侧目，极力憋笑。
张口便是时代沧桑，说了半天没一句人话，感觉记者不是在采访郑钦文，而是在背申论写作文。
再比如，全红婵赶场时，路边记者兀得蹦出一句：“你飞得累吗？”
全红婵驻足一脸疑惑：“什么？”
记者终于等到了机会：“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实际上你累吗？”
这位记者平日想必熟读《意林》《知音》，估摸着自己这番“引经据典”，定能赢来满堂喝彩，弄不好还能让观众们涕泗横流。
结果没想到全红婵没接住这句“名言”，只是回答：“这话问的，谁不累啊。”
那一刻，我分明感受到记者心里的摇头：孺子不可教也。
还有的人，总是一逮住机会，便想考考你。
百米飞鱼潘展乐，就没能逃过。采访他的主持人，不关心游泳，反而是考起了方言：
“请用你的家乡话说一下潘展乐三个字，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温州的方言和这个谐音（破纪录）。”
更典型的，又让全红婵给碰上了。
这位记者不问跳水，摇头晃脑地考起了英语：“现在考一考你，‘拿捏’你知道用英语怎么讲吗？”
全：不知道。
他仿佛等来满意的回答，语调也变得欢快起来，终于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
“我教教你好不好。”
从那声音里，我竟听出了孔乙己式的恳切，仿佛下一秒就能受教茴字的四样写法。
还有一些时候，他们也会像孔乙己那样，不是涨红脸，就是叹口气。
全红婵用一句“我不想知道”，利索地拒绝了记者的英语课。记者硬生生吃了瘪，只好目送全红婵远去，尴尬地陪笑。
潘展乐拒绝了方言测试后，主持人也是涨红了脸，接着为自己不断挽尊，问了一个自觉很有意思的事——
“有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你看过‘乐乐家谱’这张图吗？（炒CP梗）”
潘：没看过，不上网。
这时候，主持人只能叹口气，带着三分劝诫，三分无奈，还有一分自嘲的语气说道：
“那你抓紧时间看一下，会有惊喜的。”
失落的窘态，好似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对方毫不热心，又叹一气，显出极为惋惜的样子。
所以，每每看到这些采访。
我都生怕运动员们，在巴黎的土地上尴尬得抠出三室一厅来。
问来问去，就是问一些八卦，说一些鸡汤，制造一些尴尬，让空气中充满了尬笑的气息。
这两千多名记者，真的都问不出干货吗？
我看未必。
翻遍他们所提的问题，满屏写着两个字：话题。
他们没想着真问出什么问题，反而就是想造一些话题。
问问八卦、炒炒CP、闹闹笑话，就是最好制造话题的途径。
你说，相比深挖运动员的艰辛不易、深挖体育竞技的精神，让俊男靓女们搞个CP，引导运动员说段鸡汤，是不是更容易有火，是不是更容易有流量？
所以嘛，这届记者们非常知道观众想看什么，非常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有话题，非常知道什么样的采访能出圈。
但他们可能都忘了一件事：
娱乐记者是负责搞笑的。
但当所有记者都只会搞笑，这事就不搞笑了。
CDT编者按：微信公众号“贞观”2024年8月16日发表的《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一文已被404，CDT已将该文章存档并收录进404文库。
一个简单的权责对应的道理：
不能要求自媒体写出所有细节完全准确的故事，因为自媒体采访社会新闻是违法的。
但是！这话还得打一个补丁：
受到新闻资质的限制没法做采访，不代表可以不做基本的事实核查，不代表可以添油加醋胡编乱造。
用上面两条原则来讨论“贞观”公众号关于独居女生在出租屋离世的文章，是非对错就有了清晰的界线。
8月21日下午，在微信平台搜索“贞观”公众号已经无法找到，账号的菜单栏也消失不见，表明该账号已经被禁言。（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这方面经验太丰富了）
可以肯定，禁言和“贞观”公众号近期发布的“女孩在出租屋去世”文章有关，但是不是因文章内容失实而受到的处罚还不能确定，也有可能单纯是为了降低话题热度。
回到那篇备受关注也饱受质疑的文章来，这两天随着机构媒体的调查和官方的信息披露，有一些客观信息已经得到了更新。
关于女孩自身：
她高考先是考到了北京一所专科学校，后通过自身努力考取专升本，毕业于一所普通本科高校。毕业后，她多次参加公务员、事业编招考，但成绩不太理想，3次都未进入面试环节。
关于女孩不幸离世的原因：
她的家庭是低保户，经济困难是真实存在的，但有一定的收入，家中有一位弟弟在西安科技企业做白领，可以排除因经济困难被动饿死的可能性。
总结下来，这是一位出身贫寒，努力打拼，但学业和求职都经历了较多波折的女孩。她在异乡的出租屋孤独离世，是一桩令人遗憾心痛的悲剧，但因为信息有限，并不好判断她离世的具体原因（主观猜测是不负责且不尊重的），相应地，也不能由此得出一些有社会共性的警醒道理。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
“贞观”公众号基于“有独居女性在出租屋去世”这一真实事件写了一个有诸多细节的，令人动容、扼腕叹息的故事，但其中一些信息因各种原因并不准确。
至于这些不准确的信息是『细节』还是『关键』，是否影响整件事情的定性，是否影响公众对女孩的共情程度，大家有不同的判断都合乎情理。
至于这些不准确的信息是怎么产生的，存在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女孩自己或者家人出于某些原因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人之常情，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
第二种可能是文章作者，也就是那位房东在写作过程中出于某种动机对信息进行了加工处理，导致文章中女孩的背景信息与实际不符。考虑到作者的警察身份，贞观团队在核查一些基础信息之后选择相信作者也是很容易想象。如果是这种情况，主要的文责应由作者承担。
第三种可能是文章作者写的是真实情况，但贞观的编辑团队出于某些考虑对信息进行了修改。如果是这种情况，那贞观团队的做法性质就非常恶劣，应该被谴责，也应该被处罚。
基于经验，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是第一种可能，也呼吁读者们在真相调查清楚之前用善意去推定原文作者和贞观团队。
在第一种可能，也就是逝者家属提供了不实信息这种情形下，无论原文作者还是贞观团队都是不可能鉴别“谎言”的。挡在他们面前的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采访权
根据我国法律和政策，只有具备一级新闻资质的机构里的持证记者才可以合法采访社会新闻，才可以去实地调查、交叉验证，才可以去采访政府机构要求回应。
“贞观”公众号，或者“基本常识”、“建设性意见”公众号，都只能基于公开信息和他人主动提供的信息来写故事、写评论，我们写不了新闻报道。
故事写得有失实，评论写得领导不高兴，最多文章没了，账号没了。一旦我们越过边界开展社会新闻采访业务，那可能会把自己送进去了……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去苛求自媒体发布的“真实故事写作”里每个信息都客观准确。自媒体没有采访权，真的做不到这个程度。
但是要再次强调，没有采访权并不能作为自媒体完全免责的借口：
在撰写类似“女孩在出租屋去世”的真实故事时，作者和编辑有义务在能力范围内尽量核查信息的准确性。方便提供书面证据、影像证据的应该尽量让当事人提供，不方便获得的时候，也应该尝试通过公开信息去核查，基于常理和逻辑去做判断，排除明显不合理的内容，而不是当事人说什么就写什么。
最重要的是，在撰写和编辑的过程中，绝对不可以基于主观想象去添油加醋，绝对不可以为了传播效果而故意篡改事实，这是基本操守问题。
补充说明：上述分析是为了帮读者了解中国新闻管理政策和自媒体工作流程，并不是推断贞观团队存在故意歪曲事实的情况。
一点建设性意见：
新闻在当下社会已经是稀缺产品，并由此导致了很严峻的问题。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请给新闻多一点空间。（我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权当中元节烧纸许愿吧）
因为对公号“贞观”之死的担忧越来越大，一部分前新闻业者正积蓄满腔怒气。随着更多机构媒体记者赶赴已逝新闻当事人陈女士的家乡，并从村子、镇里、县里带出有关她身份的真实信息，这些怒气愈发高涨，撕裂了在职记者与退役业者的关系。
迄今为止，在33岁逝者陈女士的身份信息中，得到村支书、她叔叔、县镇工作人员重新指认的包括：她不是毕业于北京211名校，她在县里考事业编的最高成绩是第25名，她父母没有借钱替她交房租，她骨灰被撒河里是当地习俗。
这些信息的总成基本上动摇了“贞观”那边爆火文章的基调，这一基调由这些构成：一名失业无着的大龄女性，一名在考公潮流中的失败者、一名被原生家庭压榨的可怜女孩，一名在逼仄的社会中屡战屡败的弃儿，一名孤独死去的零余者。
社会反响暂且不论，当红星新闻、奔流新闻等派出的突发记者，像侦探一样定位并揭露贞观精心隐藏的陈女士背景信息，并且实地走访给出完全相反的核验结果，“贞观”建构的悲情故事面临瓦解。而这些记者却因求实的职业活动遭到前同行的诟病。
一些聚集了在职与退役记者的群里，逝者被揭示的信息越多，与贞观一文差异越大，不可调和的争吵越激烈。仔细看去，前新闻人对事实核查活动的不满，一大理由是未能独立甄别，向外传递的信息都来自官方半官方信源，充当的角色可疑。
而在这一指责之外，一个更尖锐的驳斥是：你们都到了人家村口，就不该只满足于信息核查，还应该另外讲述逝者陈女士的人生故事。因此，前方记者对核查必要性的主张与辩护，与对前方记者的不满、抵触及谴责，需要一篇人物特稿来调和。
既然新闻记者粉碎了贞观一文的悲惨故事，那这篇人物特稿就该是新闻界理应交出的工作成果——不是琐碎的信息真假甄别，而是重新做一个逝者的侧写，给出令人信服的另一幅画像。做核查的媒体不仅有职责这么做，在新闻伦理上也该有这等自觉。
现在，能不能产出这篇人物特稿，成了“贞观”的辩护者呛声在职新闻人是否有诚意，检验媒体动机是否纯良的唯一硬指标。假如拿不出逝者的新版故事，那现有的核查活动都会被归咎为捣乱，会被认为与当地政府有不光彩的合谋。
至此，一场“对赌”已成。这场肇始于80后、90后新闻人之间的怄气之举，一如既往地演化成“用作品说话”/“无法用作品说话”自证的行业诅咒。显而易见，这次赌局重复了既往许多重大舆论事件下“新闻何为”的分歧，同时加入了随机出现的恼怒。
这场“对赌”还说明，针对机构媒体公信力与记者操守的挑衅，早已从外部哄闹式的长期恶评，渗透到媒体圈内部。这一现实令人沮丧地佐证，新闻操作规范凌乱以致于无法共享，无力建立业内对话；且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新闻人共同体，它脆弱到随时一拍两散。
当“贞观”文章中除死因之外的次级事实被职业记者逐一翻转，塑造一个建立在真实信息上的逝者形象成为急务，哪怕不考虑新闻圈内部楚河汉界般的对峙，这也是真相剧变后自然而然的阅读期待。而这个时候，真正考验新闻记者的时候刚刚开始。
为“贞观”辩护的人给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自媒体没有采访权，因此它的事实核查能力受限，所以不该苛求它的核验结果，哪怕有事实差错也该被谅解。那么，当机构媒体闯进来，理论上它具备采访权，可并非没有能掣肘它的东西。
截至目前，记者突破的采访前沿，止步于陈女士的叔叔，其父母弟弟都未受访。显而易见，要获取陈女士的生前故事，这几位至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种微妙的局面，这就为人物特稿能否顺利采写制造了极大的悬念。
对固原、咸阳、西安三地的有关部门来说，如果它们认为存在一个不利的舆情压力，那么，在这个人物特稿问世之前，这个压力不会消散。哪怕是最直接的淡化处理，都会让数个敏感词组成的社会风评萦绕不去，可见淡化处理并不明智。
此外，单纯地针对“贞观”的失实文章进行惩罚，同样起不到对冲舆论的效果，尽管谁也挡不住这块的行权。那么，将舆情处置推进到何种地步就值得思量：是满足于现有的多条信息证伪上有利，还是默认新闻媒进一步提供逝者的故事新编有利？
一个尴尬的可能性在于，如果新闻媒体根据翻新了的事实，提供逝者李女士的人生故事，未能超脱“贞观”那篇布满所有流量密码的文章，哪怕是共享一个悲情人生的框架，只怕还是无法弥合前述的业内分歧。而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
舆论情势至此，新闻被推着走，事实核查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媒体职责，悬而未决的人物特稿不可避免成为完成职责的重头戏。当说出“新闻界欠陈女士一篇人物特稿”时，其真实的涵义不仅仅指一篇稿件能否问世出街，还指向业内技艺对垒大义的心意难平。
本周最受关注的新闻无疑是“贞观”那篇《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事情发展至今，真相仍不清晰，但舆情变幻，看得我眼花缭乱，昨天“贞观”被封禁，一时之间，之前质疑的，以及跟踪报道的，都有“帮凶”之嫌……如是种种，混乱不堪。
但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复杂吗？我真没看出来，以我这个简单的头脑，用最简单的常识，就能得出判断。事情一码归一码，一件一件谈即可，我尽量简短。
1、质疑文章事实有问题吗？没问题。
事实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事实，什么都没有。何况，很多人都质疑都是有道理，不是吹毛求疵。而且，后续报道证明，文中最有传播度的细节，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认为只要确实有人死了，其他不必较真。这当然是错的，魔鬼就在细节之中，没有细节，这篇文章根本没有传播度。而且，唯有细节真实，才有真正的启发意义。那种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的态度，不可能对这个社会对改进真有裨益，往往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一无所获（比如“随手拍拯救被拐儿童”）。
还有人说，“贞观”只是自媒体，没有采访资质，所以不能对它太高要求。这当然也是错的，不要说对自媒体，就算对个人，都不能免于事实的质疑。一个人随口开黄腔，难道我们不应该批评他？
2、对于“贞观”被封禁要负责吗？没责任。
很多人真正想说的是：不是不该批评，而是批评会带来后果，比如被封号。而后续正如其所料，果然发生了（虽然还没有封号，但已搜索不到），那么，之前批评贞观文章真实性的人，是否应该对此负责？我的看法是：没责任。
很简单，冤有头债有主，谁干的找谁去。且不说这些批评者没有要求封号，就算有，也是有限责任。我之前就说过，举报固然可恶，但如果他举报了没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包括司马南也好，李毅也好，如果他们说的话没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把司马南处理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搞笑不搞笑？
所以，对之前的批评者来说，即便要负责，恐怕连千分之一的责任都没有，略等于无。假如他们有责任，那些点击的人也有责任——你们要不看，就没那么大影响力，事情何至于此？
请问，如果因为担心权力之手的介入就连正常的批评都不要做了，有没有想过，我们还能说什么？
3、“贞观”该不该被封禁？不应该。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主动造谣，写错了，更正就行了，就算死不认错，最后信誉破产，大家取关就好了。信息市场良莠不齐是为常态，不必有洁癖。即便受到伤害，要提起诉讼，那也是当事人的事情，旁人没这个资格。
而且，即便要处罚，也要讲法律程序，且要有救济手段。目前这方面简直随意至极，我现在写10篇有5篇被删，而我这就是一个个人账号，投入有限，像“贞观”这样的公司账号，投入巨大，很多时候也是说封就封了，真不把网络账户当财富啊。且以我有限的视野，没有看到哪家公司敢于就此提起诉讼的？请问何以如此？
所以，我当然反对封“贞观”，包括更多账号，以及我自己。就这个领域而言，无论是从条款到执行，都是最随意最宽泛最不受制约的。
4、主要问题出在哪里？是权力。
正常情况下，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有媒体报道的，之前我已经写过多篇，媒体没落的主因乃权力使然，此处不再赘述。
这次媒体的后续报道也遭到诟病，认为报道不够全面深入，成了官方的传声筒，这样的批评当然是对的，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都不能免于被批评。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尤其是如果只批评记者（以及记者的领导），这是不够的，浮于表层，欺软怕硬。就我的印象，这次参与跟踪报道的媒体，恐怕都不是不想做更深入全面报道的。
包括“贞观”没有采访权，这当然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希望自媒体更准确，自然应该给他们应有的权利。不仅自媒体应该有采访权，普通人也应该有，这方面不应有任何限制。
从媒体报道的重重受限，到对“贞观”账号的处罚，再到更大范围内社会透明度的问题，背后都是权力这个房间里的大象随意践踏的结果。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一码归一码，是因为权力已经横扫一切。
这种情况下，言论者何为？
一种选择是回避，于是各种迂回曲折，各种言不及义，各种迁怒于人，一言以蔽之，回避必然使人变态。一种选择是直面，即便只是点到为此，也比东拉西扯要好很多，如此才能避免群众斗群众，看似热闹非凡，最终一地鸡毛。
大致如此，草草一说。
过去两个月发生的一些受关注度非常高的事件， 广大网民都想要个后续和结果，经过我对新闻报道、头条热搜的汇总和分析，总算找到了对应的结果，现在汇报给大家：
关于苏州校车事件的凶手的信息，经过新闻媒体的追踪，最后发现刺杀特朗普的是20岁宾州人克鲁克斯；
关于某教练强奸14岁女孩致其自杀一事，经过新闻追踪，发现一伙印度人强奸了一个印度女医生。
关于油罐车混拉油的事件，经媒体追踪调查，发现日本一学校、美国一科技公司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
关于尸骨贩卖的丑闻，经媒体追踪调查，发现美国一公司偷偷贩卖100多具冷藏尸体。
关于陕西某高速路段雨后坍塌致多车事故一事，经媒体追踪调查，发现美国东海岸遭受了强烈的飓风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whyyoutouzhele：有网友总结了过去两个月一些社会关注度极高的事件，以及它们的后续处理结果。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华语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我们致力于构建自由、有尊严的华语精神生活。由资深新闻工作者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凝集数百个跨越地域的创作者，通过新闻策展、采访编辑和深度访谈，以及一站式无审查的图书、影视和资讯共享社群，维护体面与美的华语文化圈层。要联结，也要大声。”
自2013年以来，香港记者协会（记协）每年都会发布一份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报告。8月20日，最新的2023年度报告出炉，调查显示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自由的评分创下新低，只有25分，较去年下降0.7分。
而公众评分则上升了0.8分至42.2分，但仍然处于2019年以来的低位。记协表示，尽管公众评分有所回升，但公众对新闻立场的多元化取态仍存在悲观看法，只有13%的人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有所改善，较去年减少6个百分点，53%的人认为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倒退，新闻从业人员持有此看法的则高达92%。
调查显示，92%的新闻从业者认为23条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即《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对新闻自由造成重大损害。相比之下，只有39%的公众认为23条立法对新闻自由有重大损害。与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时相比，公众对此次立法讨论的关注度较低。记协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新闻自由已在国安法实施时受到限制。
而新闻业者评分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批评特区政府愈趋顾忌（-0.4分）、法例未确保可获取所需资讯（-0.3分）及监察功效评分下降（-0.2分）。据悉，此次调查中有251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回应，回应比率约25.6%。
记协统计，在过去11年中，新闻从业员和公众的新闻自由评分均明显下跌。新闻从业员评分从42分下降至25分，而公众评分则从49.4分下降至42.2分，均未达到50分的中位线。
报告还发现新闻工作者认为一些事件对新闻自由造成了重大影响，如黎智英违反国安法案件的审理、外国记者入境被拒、以及《南华早报》记者失踪等事件。
据悉，本次报告由香港记协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 (PORI) 进行调查。该所在2024年3月至5月期间，以随机电话访问的形式向1,007名公众和251名新闻业者进行了调查。
中国数字时代曾多次报道过中国经济的问题。政府汲取了大量财富用于基建和产业政策但却忽视社会福利，最终导致中国人均收入和福利占GDP比例偏低（根据不同机构的统计口径，大约在40%至60%，美国约为80%左右），以及政府自己债台高筑。
然而，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产业政策导致部分产业产能过剩。8月22日，华尔街日报就发文指出中国补贴带来的产能过剩影响外溢到其他国家，造成全球市场受到中国冲击，堪称“中国发动了新贸易战”。
文中作者探讨了中国政府在面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时，如何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来应对这一挑战，然而这种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并造成了贸易冲突。
文章以相关案例开头，指出美国初创公司CubicPV曾在2022年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造一座硅晶片工厂，但由于中国硅片产量激增导致全球价格暴跌，该项目被迫搁置，造成了失业和投资损失。同样地，智利的钢铁制造商CAP由于无法与廉价的中国金属竞争，不得不关闭一家大型钢厂，导致数千工人失业。这些例子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政策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轮贸易战。
华尔街日报表示，为了振兴国内经济，习近平政府决定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特别是那些具有出口潜力的行业。这一策略背后的逻辑是，通过支持制造业，中国不仅可以维持经济增长，还能增强工业韧性，即使在面对外部制裁时也能保持经济稳定。文章提到，中国的工业生产从2021年底的房地产危机中反弹，制造业贷款增加，政府补贴也显著增长。通过这样的政策支持，中国制造业不仅维持了国内生产，还在全球市场上攻城略地。
然而，这一策略并非没有风险。文章指出，习近平的“先立新，后破旧”战略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工业生产，但也可能导致长期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中国的政策顾问和经济专家也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种过度投资最终会威胁到中国产业本身，使得补贴过后这些行业无利可图。
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也导致了全球其他国家开始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比如提高关税和发起反倾销调查，以应对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欧盟、美国、印度等国就纷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化学品等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此外，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习近平政府选择这一策略的背景。面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领导层曾面临一个关键的选择：是继续依赖传统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还是转向更多的国内消费。然而，习近平最终决定继续推进制造业的发展，以保障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并避免在中美紧张关系加剧时受到制约。作者表示，这种选择背后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即习近平反对美国式的消费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在浪费资源。
最后作者总结道，中国当前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稳住了国内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世界无法容纳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制造业扩张，因此一定会引起他国的强烈反弹，最终酿成更严重的贸易冲突。
中国数字时代曾做过多篇报道，指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不足，其中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近日，知名咨询公司荣鼎发布一份报告，特别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中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型增长已达到顶峰，因为金融系统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信贷。因此，随着这一传统增长模式逐渐失效，家庭消费的增长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当前的家庭消费增长面临多重挑战，需要一系列深刻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来扭转局面。
荣鼎分析称，近几年中国的家庭消费增长显著放缓，并且质疑了官方数据，称真实情况还要更加严重。2022年，家庭支出下降，而2023年和2024年初的复苏也仅仅是温和的。消费者信心处于低谷，储蓄率高企，家庭借贷受到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压力。
例如，2022年，由于严格的疫情封锁措施和经济不确定性，许多家庭选择减少支出并增加储蓄。阿里巴巴的在线销售数据显示，2023年产品的平均价格下降了12%，这表明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折扣商品。此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2019年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日常开支，情况在过去四年可能进一步恶化。
报告中列出了四项制约中国家庭消费增长的因素：低收入、低福利，分配不均和高负债。其中，荣鼎认为收入低是主要原因。他们统计，即使算上广义的社会转移（其实涵盖了许多政府消费），中国家庭收入也仅占 GDP 的 6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荣鼎还指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大，贫富悬殊，甚至福利系统也偏向富人，比如城市富裕阶层反而享受到了更多的诸如医疗等社会福利。此外，他们还表示，中国缺乏社会安全网，居民预防性储蓄和巨额家庭债务也是造成经济家庭消费不足的原因。
荣鼎分析，中国家庭消费增长的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大多数分析认为，在没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家庭消费增长率可能会维持在每年3%至4%之间。这种增速将仅对GDP增长贡献约1.2至1.6个百分点，远低于2010年代的水平。
因此，报告认为要改变中国家庭消费疲软的现状，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和财政改革，包括收入再分配、税收调整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北京当局需要将资源从政府和富人手中转移到低收入家庭，以促进更平衡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家庭消费水平。
具体来讲，荣鼎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案例：
收入再分配：通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财政转移支付，可以直接增加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例如，在韩国和巴西，政府通过实施更加渐进的收入分配政策，成功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
税收调整：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主要面向生产者而非消费者。调整税收政策，尤其是提高对富裕家庭的资本所得税和实施房地产税，将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并为社会转移支付提供资金。以巴西为例，该国通过增加税收来支持社会支出，提高了贫困家庭的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改革：加强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在医疗和养老保险方面，可以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需求，促进消费。例如，挪威通过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地降低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率，促进了国内消费。
户籍和土地改革：放宽户籍限制和进行土地改革，允许农村居民更自由地参与城市经济活动，有助于释放大量的消费潜力。中国政府已在一些较小的城市试行户籍改革，允许更多的农村人口享受城市社会服务，这将有助于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最后，荣鼎表示，尽管这些改革面临重重挑战，但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政府政策的转向将是关键因素，而家庭收入增长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内能否实现良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学期开学，上了一次课就被叫暂停。
被叫暂停的原因是高温天气。
星期一上午，给新一届两个班的学生上了“第一课”。按照惯例，第一次课都先不讲课程内容，而是讲课程学习的相关须知，包括五个部分：权利与权力、课程要求及标准、课堂行为规范、课程成绩的获得、师生共勉。
最后一部分，师生共勉，只有一张PPT，几句话。
共勉4条，其实也就是审辨式思维（以前叫批判性思维）的基本要求。正常的教育应该是从小学阶段就训练学生区分事实和观点；训练学生保持质疑，不盲从，不轻信；训练学生保持智力诚实，等等。
之所以会在每个班第一次课与学生分享这4点共勉，因为台下那些18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此前的整个学涯基本上就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告知和训练。别说审辨思维，他们的小学、初中、高中，恐怕连逻辑思维也没有被有意识地训练过。
在分享到第2条时，我举了一个例子：
前不久网络上热传西安某211大学毕业的33岁女生死在出租屋里，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关于这名女生是如何以及因何死亡的可核实事实披露，那么所有热传的观点和结论都不靠谱，保持质疑，不要轻信。
引发热议的某公众号文章，细节鲜活，讲得有鼻子有眼，带来上百万的流量，许多人都在转，都在议，但是没有任何可核实的基本事实支撑它的观点：女生究竟是怎么死的？这需要进行尸检，开展缜密的调查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
如果真是饿死的，当然可以据此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并且形成观点和得出结论。但是，在不能排除是因为心脏骤停而猝死，或者其他疾病原因、身体原因、甚至社会情境原因而导致的亡故前，一口咬定是饿死那就是罔顾事实。
一旦罔顾事实，那么据此做的任何分析、推演，形成的观点，得出的结论统统都不靠谱。
这时，台下有学生提问：老唐，如果他的观点和结论碰巧与真相吻合呢？
我的回答：那么，如何检验它与真相是否吻合？通过什么方式核实？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不知道。
这就好比，一个班40名同学，其中有一名同学是一对同卵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在不提供也无法查询双胞胎的任何事实信息之前，你如何辨别出谁是那一个双胞胎？你随便指定一名同学，都有可能与真相吻合，但是你始终不知道如何核实这名同学到底是不是。所以，无论你指定哪一位同学，都是不靠谱的。
一个女生死在出租房里，在没有搞清楚她是如何以及因何而死的基本事实前提下，对这件事无法形成有效观点，也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效结论。在事实不清不明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议这件事？当然可以，但是只能怀疑她可能是饿死，并且通过调查、分析来看看这个怀疑假设到底有没有事实支持。如果始终找不到可以支持的充分事实材料，那么不要轻易传播你的怀疑假设。再退一步，即使传播，也要坦言你的怀疑假设就是猜测，并且讲清楚在没有充分事实支持的情况下怀疑假设的逻辑链条。
既没有可核实的事实支持，也没有自洽的逻辑链条，言之凿凿地把猜测的怀疑假设有鼻子有眼地传播，甚至炮制不实的细节，无论从哪个立场、视角、层面都是不严谨、不负责任，乃至败坏的。
有意思的是，发布这件事热传文章的公众号“贞观”在昨天曝出被封号了，有学生给我私传了这条消息。
我的看法是，它未必是因为传播了罔顾事实的信息而被封，而是造成了不良影响而被封。这与大V胡锡进近一个月的噤声性质类似。越是正能量的自媒体，越不能造成不良影响，这是底线。
不过，我没有这么给学生说。我说，嗯，传播罔顾事实的信息受到了惩罚。
因刊发潦倒失意女子身死出租屋一文，公众号“贞观”被认为触犯了互联网规定云云，已被封号处理。尽管很多人不认同该篇稿件的编辑处理，但也对如此死亡方式感到心寒。在贞观之死的阴影中，自觉某些东西的漫长，想必是人之常情。
在围绕该篇网文的争论中，贞观博主曾有过数次简短的说明，中心意思都是它是个真实的故事，它也尽到了审核的义务，读者的反响或有过度阐释，但板子不能对打在贞观身上。坚持他的“真实”观，不认错，是贞观博主给人的印象。
在公号被封后的，贞观博主有写了长篇的说明文，拒绝咪蒙式虚构创作的标签，重申之前的观点：“事件经历真实存在”。在这篇说明文中，博主还提供了一些资料证据，佐证尽到了事实核查的义务。解释与自辩之间，颇多怨愤。
在看完8月至今的这些公号主的申辩文，尤其涉及到对事实核查的认知、信源的采用方式等关键问题，不揣冒昧地讲，贞观博主在在这一方面到底是外行。现在看来，对那篇网文的真实性争论，并非是事实核查的程度问题，实在是它的有无问题。
从所谓的贞观之死，现在导出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机构媒体对该篇网文事实部分的求证，导致了公号被封。贞观博主同样抱着这个意见，认为机构媒体以“局部细节虚假”否定了网文，从而招致了主管部门的雷霆打击。这些看法的出发点其实都是错的。
从贞观博主最新的编辑复盘过程看，我们一直认为存在争议的“事实核查”，实际上并未能有效展开。贞观博主所理解的事实核查，说白了是只要是警察（作者、派出所民警）说的他都信，只要是家人（父亲）讲的他都信，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事实核查。
贞观博主强调他只稍微动了一下原稿，就凭借对作者的警察身份的无条件信任，以为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事实核查”，此处显示他对事实核查在文本上的留痕也是陌生的。简单来说，它对故事中涉及到的人物引语，竟然丝毫没有考虑其呈现方式。
当然，用诸如“派出所警察对我说”“她父亲告诉我”之类的引用方式，有可能会让这篇网文变得不那么流畅——但文本的流畅与否，与是否纠结引语出处的明置，最能说明编辑有没有事实核查意识及能力，但从贞观博主的长短篇申辩中看不到这点。
给人的感觉就是，贞观博主似乎并不理解事实核查的含义及专业做法，好像这个词是他在争议起来后才学到的新词，而他也只是将对信源的盲目信任移植到这个专业词汇下，以为这就是“事实核查”。哪怕支持他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贞观被封号后，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那就是把事实核查视作机构媒体的专有权力，自媒体不需要有，或者说可以潦草应付。可事实上，也有在事实核查上做得相当厉害的自媒体，比如刘虎的公号；同样也有事实核查做得很烂的机构媒体。
如果贞观博主真像他自辩的那样，敏于事实和真实，且该公号真像他说的那样每周有几十万的阅读量，恐怕会对该篇叠满BUFF的网文有所警惕，对它有更谨慎的编辑处理，而不是全然将事实核查的稳固建立在（文本无痕展示的）身份之上。
贞观博主强调公号为普通人的故事提供出口，好像只要够普通就万事大吉了，但它的遭遇再一次说明言论环境的不确定性。这里并不是说，只要做到了事实核查，就能确保公号的安全。表达的各种风险一直存在，事实核查不是也不可能是避险的唯一盾牌。
之前，希望机构媒体供应一篇人物特稿，并且也讲到供应的难度。现在看来，人物特稿的难产与贞观之死共享某些必然的背景。但凡理解这一点，都不会把机构媒体视作贞观的敌人，要它们因事实求证的举动而为贞观封号负责。
无论机构媒体还是自媒体，对求证的疏忽，并不总是带来风险。事实核查的门槛其实并非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非得某些授权才能去做或才能做到。实际上，事实核查不尽人意是常态，但事实核查的技术操作可以容纳这份不完美。
或许机构媒体和自媒体无法比肩事实核查的权限，但事实核查的教训是一致的。31年前，由通讯员供稿的一篇名为《袭警案》的虚假报道，让南方周末的事实核查程序尽数失守，虚假文章得以见报，引发严重后果，足见事实核查是公私媒体通用的自保工具。
在一个共享的广义上的表达局限下，真正具备事实核查意识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个构建世界的信息碎片，清楚知道质疑的必要与求真的限度，也了解舆论场中不无凶险的作者读者互动，定然不会扭曲真实性的概念，将力所不逮的挫败甩锅给临时定义的敌人。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今天是我在职的最后一天，位于伦敦的主编Gordon Fairlough，来到了香港亲自对我传达这份裁员的消息。他说，这项决定是基于组织重组。”
今年7月，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简称记协、HKJA）主席郑嘉如（Selina Cheng）遭雇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解雇，在本地媒体界引起大量讨论，也引发许多对于外媒在中国与香港政府压力下，自我审查的担忧。
事件起因于6月22日，香港记协改选执委会，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嘉如当选主席，同席间还有多名包括BBC等外媒记者当选执行委员。
然事隔不到一个月，7月17日郑嘉如却遭雇主《华尔街日报》解雇。同日稍晚，她在记者会表示，公司称“内部组织重组”而解雇她。不过她表示，事实上今年稍早，公司高层已多次“建议”她不要参与选举。
在X上，她写下声明，说明详细的事件缘由：
“今天，我被《华尔街日报》解雇了。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在记者协会新主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宣布自己被裁员，原因是我接下了担任主席的工作。
大约三周前，资深编辑发现我准备竞选HKJA主席，在英国的主管就指示我不要参选。她也同时也要求我辞去执行委员会职位——这是我从2021年就开始担任的职务——即使华尔街日报在我入职时，就已知悉并同意了我的这个身分。（中略）我拒绝了她的要求，随即立刻被公司告知，这与我的工作‘并不相容’（incompatible）。”
《华尔街日报》并未对这些信息做出直接回覆。在执委会参选前后，也有多名执委候选人或当选人陆续退出，让外媒评论更担忧香港的新闻自由。
然而，这并不是香港发生的唯一一起类似事件。根据郑嘉如在记者会说法，另外辞职的几名记协执行委员，部分决定也和他们所属媒体的施压有关，“我充分理解他们的理由，他们担忧面临到跟我同样被解雇的遭遇。”
“所以，我希望我站出来说这件事情，可以让未来记者的群体有比较多贡献，让他们不要害怕。我也觉得自己在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是给其他记者起一个激励的作用。我也希望其他传媒的雇主，可以看到这样做，真的是违反人权，也违反法律的。”郑嘉如说。
在过去，香港一直是外国媒体在东亚设立媒体总部、或重要据点的首选。然而，2019年反送中运动、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2024年《基本法》23条立法通过，期间陆续发生多名新闻工作者遭到检控和逮捕的事件。过去五年来，包括中国、香港、台湾、乃至东亚地区的外媒部署，也产生诸多变化。
香港记协作为香港的记者工会组织，其前任主席陈朗昇，曾在《美国之音》受访时指“从2021年《苹果日报》、《立场新闻》、2022年众新闻结业；至2024年《香港基本法》正式生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华尔街日报陆续关闭或迁移香港办公室员工，可以看见不仅是本地媒体受到政治环境改变逐渐萎缩，外国媒体也考虑撤资离开。”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任23条“应变反驳队队长”后，多次谴责包括《彭博》、《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自由亚洲电台等多家外国媒体，指其“引述‘错误’评论。”并认为：“如果作为外部势力，有心抹黑的话，不论是否犯法，这个我们慢慢研究。用这些来误导香港市民，恐吓香港市民，这并不是事实！所以我必须作出反驳。”
2020年以后，许多外国媒体陆续撤离，或缩减香港办公室。而许多西方编辑台对于处理香港议题亦趋于保守。郑嘉如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谈及自己之所以被解雇的原因。她指出：
“可能因为是（记协）主席的位置，让高层觉得性质和之前是有分别的。这两年多以来，管理层也换了，做事风格可能有不同。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加入的时候还没有Evan那种事件，在那之后，编辑台的态度可能也转向保守。”（编按：《华尔街日报》记者Evan Gershkovich于2023年3月遭俄国逮捕，2024年8月被释放）
郑嘉如事件大概是外媒前线记者和总部编辑最剧烈的一次对于“未知底线”的摊牌，也令外国媒体及记者在中港两地的生存状况一览无余。对于记者的威胁如今已经渗透进入私人领域，在港的媒体机构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当下郑嘉如因为解雇事件，可能面对因六个月内无法回到传媒工作而对她记协会员乃至主席资格产生影响的问题。但是记协作为工会的工作仍在继续，9月12日，记协便召开记者会，郑嘉如在会上公布香港传媒集体被滋扰的调查。调查发现今年 6 月至 8 月期间，数十名记者、其家人或其家人雇主，被人以不同方式滋扰恐吓；有匿名“爱国人士”发电邮或寄信到记者及家人住址、工作地点或合作机构等，试图恐吓削弱家庭收入来源等，透过施压及孤立记者令他们放弃从事新闻工作或工会岗位。郑嘉如指记协大部分执委受滋扰，她本人和两名家人所属机构也收到投诉。
记协指有关滋扰非针对个别记者，而是有系统针对传媒行业，受影响的记者或机构包括13间国际和本地的大、中、小型媒体，包括记协执委、独立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志传媒，以及两间新闻教育机构。
郑嘉如在对歪脑记者的访问中说，“有一些本地媒体、主流媒体，编辑部高层会有跟政府沟通的渠道。他们可能透过这个，去知道现在的红线有哪些。收到信息，叫下属改、下架文章。所以在本地媒体，很多时候，有些敏感信息已经不会怎么样写，或者即使写，但会用更隐密的方式发布。比如虽然发在网路上，但没有放在纸本头版，或是藏在内页、或是用标题少引起目光的方式，去进行报导。”
“比如说，（我的）记者会当天，碰到很大的本地媒体没派人来。后来我发现，记者本来是要来的，但上司说这个题目不用报导。”她说。
她坦言，过去几年尽管政治收紧，但许多新闻工作者对于西方媒体仍抱期待。“大家对外媒，相对还是有很大的期望的。他们通常比较有资源、有时间做深度报导，也有很强的媒体操守要求，是世界各地的员工都需要遵从的规定，相对自我审查比较少，这部分确实是真的。”
然而，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香港办公室的气氛也慢慢改变。关于媒体编辑台内部审查的事情在业界时有所闻。
“我不能直接聊直接的做法，但可能每一个媒体，到了本地环境，都不是存在于（真空的）bubble当中，都会受到实际当地的环境影响。也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可能也会相应做出一些编辑决定上的改变。”
“不论对于华尔街日报或其他外媒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传媒，在香港可以100%免于自我审查的。只要你一天有记者驻地，他们的采访自由与限制都会受到影响。”郑嘉如说。
相似的状况实际上在中国也持续发生着。
2020年4月，时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中国总局长的竹内诚一郎，发布了一篇标题为《“不能道歉的党”的作茧自缚”》（“谢れない党”の自縄自缚”）的文章，批评中国疫情政策，遭中国驻日使馆大力攻击。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称该文“罔顾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的半年后，竹内被调回东京总社。
竹内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驻地的外派记者，以及海外编辑台对于驻地现场的政治判断，时常出现不同解读。
“身为记者在驻地的氛围，跟编辑台位于总社肯定会有不同。我们是第一线记者，都希望完成工作使命。所以冒着红线做采访的风险，这个都是任务。但是，在东京的总社工作方法却是不一样的。（编辑台的考量是）要是我被抓了，坐牢了，报社是要负责任的，那肯定，东京会比北京的记者做决定更谨慎。”
不少外国媒体公司在处理海外议题时，为查核消息来源，本就多与当地政府维持联系。然而面对像是中国政府、二十三条通过后的港府，政治的红线该画在哪里？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如何侧面描述议题？对媒体经营者来说，这些决策顾虑，都成了困难考量。
竹内提到，《读卖》在中国境内仍有多名记者，亦有记者负责广州与香港报导。
“现在香港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比以前恶劣很多。如果当地记者加入记协的话，当局可能会采取措施。我个人的意见是，首先保障记者的安全，再保留采访的力量。”
今年稍早，有传闻《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撰写一篇将彭丽媛比为江青的报导，再次引起中国高层不满。他指出：
这几年报导空间也是越来越小，我完全同意。最后在北京的一段时间，我也感受到无奈。以前经常吃饭喝酒的朋友，体制内的、社科院学者、或大学教授，跟他们约吃饭，以前都愿意接受，慢慢地，感觉都不太能约到，采访空间小了、不接受邀请了，听不到当事者的真实声音，怎么写文章。
这也牵涉到外国编辑台如何保护驻地记者，以及与政府当局斡旋的矛盾点。“在（中港）里面，依然有记者观察情况，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很多撤退的记者都回国了，作为媒体机关，现在要怎么知道在大陆发生什么？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但我们还是很需要有人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对采访活动谨慎些。以前的话，很多题目都是可以写的，现在的话，要考虑自己之外，还有采访对象的安全。这也是除了日本外，每个外国媒体，都会面临的问题。”
曾替包括彭博社、《大西洋》、《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撰稿的美国自由撰稿人何贵森（Chris Horton），目前长驻台湾。2000年到2012年，他在中国念书与工作。13年到15年间，他赴港担任驻地记者，记录了有关香港占中运动、天安门纪念事件等报导。
“2012年以前，写什么几乎都可以，只要不逾越清楚的红线。像是，在写天安门大屠杀时，我并没有称其为‘屠杀’，而是称为‘1989年6月4日之后的事件’。”
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内部出现了剧烈改变。习近平就任后，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献词事件，其后中国不仅限制发放外媒采访签证，更陆续出现人权律师、国内外记者、社会运动者的大逮捕或大驱逐。尽管大部分西方媒体中心留守，也有部分媒体工作者开始转移重心，迁往社会运动逐渐升腾的香港。
何贵森回忆：“2013年春天以后，我到香港当记者，那是与在中国写作相比，更自由的时光。当时香港的政治空气还十分清新，我采访了许多亲民主派和亲北京派的政治人物。然而不幸的是，我的一些受访者，现在却也因为支持民主而入狱，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长毛。”
他补充，自己长年身为自由记者，并不清楚、也无法评论媒体编辑台内部的具体决策过程。但他提到彭博社记者范若伊（Haze Fan）的例子，她在2020年于北京遭羁押三年，于去年获释，却在今年8月被港府拒发工作签证，其后被公司安排前往伦敦分社工作。
“这几年，北京与香港当局，对记者日益增加的敌意，替这些尝试做好自己工作的记者与编辑们增加了更多不必要的困难。”他说。
只是，尽管来到台湾，如何报导呈现中港台议题，仍有许多难以言说的“红线”存在。“不点名具体的媒体或编辑，但自从2015年我搬到台湾后，我被编辑台清楚告知，我不能称台湾为国家。”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岛屿”（self-ruled island）、或是“那个岛屿”（the island）。
“但我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清楚地是削弱主权的内容。因此我在报导中，尽量称其为‘台湾’。在写作的过程中，同样需提到，中国共产党声称台湾是它的一部份领土。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补充事实，即中共从未真正拥有过台湾控制权。这两个事实，都对于外国读者理解脉络相当重要。”何贵森说。
Thompson Chau 过去曾驻仰光，2年多前来到台北。他先后于《缅甸时报》、《日经亚洲》等媒体任职，目前担任台湾外国记者会（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会长。他观察到，随着香港、北京、乃至亚洲部分地区情势恶化，台湾也成为部分记者撤退的方向。他将其称为“新闻记者难民们的避难所。”
“比如我，也是2年半前，从仰光撤退过来的。”他提到，今年5⽉，台湾也取代香港过去的历史性⾓⾊，举办2024年⼈权新闻奖，并由时任总统蔡英⽂担任颁奖人。“这并非巧合”。
不过，矛盾的也是身为新闻记者，在公司替员工的安全考量、或政治判断的决策下，一旦远离了事件现场，无论下一步是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对原驻地的了解，也都将出现难以弥补的采访断层。
由于报导涉及中港政府的政治红线，加上许多媒体公司目前仍在当地有部分派驻人员、特约记者、研究员等，顾及到员工与公司安全，在记者撰稿期间，找到愿意具名接受采访的记者、主管、新闻助理均相对困难。
另一名无法透漏身分的资深记者，有多年派驻中国经验。目前，她正为一家美国媒体工作，并已离开中国，派驻在第三地。她和许多同业一样，离开的原因，跟北京政府拒发记者证有关。
“中国当局公然无视他们自己（经常变化的）外国记者规则，使得我无法续签中国记者证。”在做政治报导的期间，除记者证派发外，她也遭受许多由上而下的干扰与施压：
“频繁的网友攻击、官方媒体的骚扰、先前明明知情同意采访的受访者改口说要提告、加上地方当局的干扰──这指的是，至少派一、两辆车跟踪你的采访行程，并让安全或政治宣传部门官员在你出门时拦截，或者通过向消息来源施加压力，强行取消采访。过往采访结束后，受访者接到要求撤回采访的电话，转过来告知我的情况并不少见。”她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公司往往需要谨慎精准的判断，以维护记者的人身安全。她认为：“如果媒体有所谓的‘自我审查’，那肯定是为了保护员工。（与我合作的）编辑们几乎都是真诚地希望记者能得到最好的采访结果，他们也认为，任何报导都不值得冒着让外国与本地雇员出现被捕的风险。”
有些记者即使没有编辑的劝说，自己也会自我审查。因为过往看到太多中国的此类报导，因此他们害怕‘踩线’发言。目前我认为，在‘维护新闻自由’与‘保护记者安全’之间，很难掌握平衡。因为大多数新闻机构都难以在这个把媒体政策设计得充满报复性和限制性的国家提供充分报导。
“理想情况下，一个大型媒体机构应该有至少十多名派驻中国的记者，其中包括国内与海外的雇员。但我们放眼望去，没有任何媒体组织能拥有这些资源。”她说。——这也是为何，她指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道琼斯（即《华尔街日报》总公司）解雇这名员工的原因，“毕竟参与记者协会，无法为公司带来直接且即时的利益。”
她强调：“但尽管如此──尤其是像中国大陆和香港这样的地方 ──那些有能力的大型媒体公司也应该站出来，肩负起提倡新闻自由的责任，以更努力保护那些较小的媒体和更脆弱的记者，进一步的，像道琼斯这样的大公司，同样也会随之受益。毕竟太多时候，我们看到大公司依靠独立记者和小媒体来推动新闻自由，自己收获好处，而不承担任何风险。”
“记者免于恐惧的工作权益，不仅应受法律所保障，而是更应该被我们自己所保护：记者、编辑、媒体公司。”郑嘉如说。
今年9月，香港《立场新闻》案、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持续开庭。面对打压，身处不同位置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仍持续追踪报导。
“我临走的时候，有个同事给我拥抱，但大家都知道事情敏感，在办公室就没有那些送别仪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公司的关系不是太好，但私底下很多同事给我信息，包括海外，新加坡、美国，都有很多支持，我非常感动。”郑嘉如说。
代表《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位于美国的总工会“印刷商雇员独立协会”（The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Employees, IAPE）亦发起联署，要求公司将郑嘉如复职，已累积超过335份签名。根据《香港自由新闻》（HKFP）引述，该工会指出：
“《华尔街日报》应该争取新闻自由、并与记者站在一起，就像它在俄罗斯反对所属记者Evan Gershkovich遭不公正监禁一样。”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贞观、风慢慢、Just Law。
2024年8月16日，扎根在陕西西安的自媒体工作室“贞观”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的文章。
该篇非虚构报道以房东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来自西北偏远农村地区的女子，靠考学离开家乡，却在经历了原生家庭重男轻女、考公考编不公、工作难找等问题后三十多岁客死他乡的悲惨故事。
文中写道：
整理这些记忆，依然觉得内心烦乱，过程中有太多颠覆认知的地方，太多中国社会、中国农村难以触及、根深蒂固的痛点。
我该如何叙述，一个西部贫困山村女孩，经过怎样的努力，考入北京某211名校，毕业后的几年，一心考公，多次取得家乡省份事业单位笔试第一的成绩，却连连因面试环节落榜，最终又怀着怎样的失望远走他乡，依然没有找到与内心孤傲、与名校出身、与家人期望相匹配的工作，最后又是在怎样的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33岁的生命？
我也曾气愤过，气愤人要寻死，方法千千万，却为何死在租住的房子里，让我蒙受巨大损失；气愤她莫名奇妙、不留只言片语的离开，让我也背负过嫌疑。但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我却又恨不起来，我为死者年轻生命的消逝而惋惜，也心疼死者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却依然一贫如洗的双亲，也因西北贫困落后地区的风俗习惯而落泪，但很多时候谈起来，只有一声叹息……
起初，读者们为这位女子的悲惨遭遇感到难过，并以此对当前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追问。
然而，在该文走红网络后，有另一些网民、自媒体以及官媒则对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导致微信公众号“贞观”在短短一天后便将原文删除。
不久，“贞观”账号便被官方封禁。
之后，很多反对封禁“贞观”的声音在中文互联网流传，一些自媒体账号作者同时提出争议的真正原因是权力对新闻的垄断，即自媒体没有采访权，官媒则压根不会对此类话题进行跟踪报道。
在微信公众号“洞见报告”发布的文章《“贞观”公众号被封禁了，我担心的事发生了》中，作者就如此评论：
现在的现实就是，国内的自媒体都挺难的，没有新闻采编权，只能做做新闻评论。
说白了，自媒体都只能评论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自己挖新闻出来。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新闻得真实可靠，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传统媒体在报道速度上确实有点慢，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有些尖锐、 敏感的问题他们也不敢轻易碰。
像“油罐车事件”能被报道出来，背后肯定克服了不少阻力。
像“贞观”这样的号，写的文章介于新闻和生活之间，但这也是个风险点，万一哪篇文章火了，就容易招来麻烦。
就譬如这次写的“33岁考公女孩死在出租屋”的文章一样。
要是所有的媒体都能够追寻并披露真实的真相，又何需自媒体来写“故事” 呢？
微信公众号“风慢慢”，作者丰鸿平，昵称“丰不丰” ，其公众号自2023年12月开始更新，发表了多篇时事、文化、历史类评论。在2024年2月初《人民日报》“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事件中，连续发布文章《整个鲁镇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以及《股民朱由检启示录：认清形势，放弃幻想》，讽刺官方宣传。
中国数字时代收录并选读了多篇来自该号的文章，其中大多都遭到审查删除。
此外，在“风慢慢”被禁之后，其备用号“候补的风慢慢”也遭到封禁。
在一篇于2024年3月发布的文章《“爱国者”们遵循着流氓三定律》中，作者以分析鲁迅《流氓变迁史》为契机，嘲讽当前充斥在中国社会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
文章中写道：
鲁迅在《流氓变迁史》一文，把流氓的起源追溯到墨子门徒，也就是“侠”。作为侠，要求高，死亡率高，回报还低，就演变为强盗，但继续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子。
所以流氓有3个特征，一是有一个虚拟的借口，比如替天行道、维持风化；二是所作所为却是伤害人的事情；三是只挑弱的下手，强横的非但不敢犯禁，一般是要下跪的。
这可称为“流氓三定律”。总结起来，所谓流氓，就是幻想着自己是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情而安全地去伤害他人。流氓可以表示一个人、一个群体，也可表示一种行为一种思潮。
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并不需要在强国论坛上达到多少分才算爱国。谁会不爱自己生活的地方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朴素地爱国，比如多交税、多买房、多生孩子等是爱国，但你不能说别人交税少、不买房、不多生孩子就是不爱国，也不能因为别人对一些问题有意见就是不爱国。
爱国也是一种道德自律，是对自己的要求。有人立下宏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无疑是爱国，有人抱怨搬砖烫手，也不是不爱国。赞美是爱，批评也是爱，都是让我们生活的国家变得更好。
这些道理应该很简单吧？
但他们爱国的方式是指责别人不爱国。并且他们指责别人不爱国的依据也极不靠谱，等同于构陷。比如莫言“侮辱先烈”、商家装饰有日系元素、农夫山泉的包装是日本文化等。
买华为还是苹果，喝娃哈哈还是农夫山泉，喜欢国漫还是日漫，和爱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说别人不爱国也绝不代表自己爱国。这是对爱国的“矮化”。
其次，他们的行为目的和结果都是伤害他人，小一点伤害个人利益，大一点伤害一个企业，再大一点伤害营商环境，更大的伤害我们国家。整天对自己的作家、商家、企业下手，这不就是“亲者痛仇者快”吗？
最后，他们只会对自己安全的、能欺负的下手。比如说继承人国籍这事，某遥遥领先公司老板的长女也是外籍，某地事业单位要招聘外籍人员，你敢站出来说一句抵制、反对吗？当然我并不赞成有人这样做，因为毫无必要。
“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鲁迅的这一句来描述现在的所谓爱国者，非常的生动而贴切。
微信公众号“Just Law”是一个关注中国司法进程和法律公平的自媒体账号。正如其简介写道的“面对公共事件，要么说真心话，要么玩大冒险”，“Just Law”长期坚持着发布文章批评一些法律不公事件。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了部分该号发布的文章，其中很多遭到404。目前，微信公众号“Just Law”也已被当局封禁。
在一篇“Just Law”于2023年10月发布的对裁判文书不公开进行抨击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如果裁判文书不公开，公众可能就不会知道江苏连云港90后女辅警性敲诈多名公职人员案。随着舆论关注和网络热传，法院将已经公开的一审判决书，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予以撤回。
如果裁判文书不公开，公众可能就不会知道深圳律协原会长林某炽的荒唐事儿。他为了“充分发表辩护意见、不被打断发言”，竟然向法官行贿了20万元。
如果裁判文书不公开，公众可能就不会知道那起引发检法强烈对抗的中铁公司总部纪检干部余某平案。这位纪检干部酒驾撞死人并逃逸，躲在足疗店，案发8小时后才投案，一审检察院、法院竟认定余金平构成自首？！
哪些人害怕裁判文书公开？
一些贪腐官员怕公开，毕竟是自己的丑闻。此前，还有落马官员的家属投诉媒体报道其涉案情况，认为侵犯贪腐官员的隐私和名誉，影响了家人的正常生活。
一些涉案者怕公开，他们有的牵涉案件但未被查办。这些人是最慌的！因为要接受社会公共的灼热目光。既得利益和社会谴责，让他们很煎熬，但又不愿引咎辞职。比如，某市律协会长持续被人实名举报“向官员行贿”。
一些办案者怕公开，某些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其所办案件可能受某些因素干预而经不起公众关注和历史检验。那些办过冤假错案的人，随着判决文书公开，其职业污点全网留痕，这会让他们如鲠在喉、如坐针毡。
一些办案机关乱作为者害怕公开，因为优秀的裁判认定和证据评判，需要进行列举和详述，那些污糟之事将无法被掩盖。
一些主政的地方领导害怕公开，他们觉得丑闻会影响当地政府形象和自己的颜面，更愿意“家丑不外露”！
然而，反观另一面，哪些人希望公开？
期待通过公正审判来主张自身权益者希望公开，如此可以推动维权，排除非法律因素的干扰。
媒体记者等关注社会公益人士希望公开，透过一例例个案标本，观察司法运行中的共性问题，完善和推动司法工作乃至立法工作。
以上，是本期节目所选取的被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所选读的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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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发生在 17 小时内。
从承载数以万计的新闻报道、评论文章的新闻机构，到一键清空、无法打开的一个网页。
2021年12月29日，我的同事们被警察带走，两位总编辑被捕，我们的公司被迫停运。
那一天，清晨6点01分，我收到同事的短信。 我的心脏从胸膛跳出。
这一天来了。
我放下电话，冲到床边，套上毛衣，套上袜子，房间很小，横冲直撞。 拎起背囊转身冲出门外。 拔足，狂奔，快点，再快点，我像被火烧起来的稻草，奋力冲下楼梯，撞进夜里。
在刺眼的路灯里，我祈求有车，然后一架的士如神迹般出现。
冬日清晨。 浑身轻微颤抖，才6时许，天仍好黑。 心如拉满的弹弓，脑袋像滚水沸腾，设想到达后该做什么。
——那就是一定要影到。
那半年，风声鹤唳，苹果日报被迫结业后，人们都说，下一个就到我们。 因此，我在脑海多次想象，如果那一刻到来，作为记者，我要睁开双眼看清楚，张开双耳听清楚。 我模糊地觉得自己要坚持报道到最后一刻，甚至设想要报道自己的总编被捕，或者干脆开直播记录警方的行动。 这种想象演绎了太多遍，我想将它变成一种应急机制，好让自己在命运降临时能够完成职责。
这个时刻到了。 我要到现场，要做记录；要影到同事，要亲眼看着他们如何被带走。
我内心翻滚着这种我所理解的，记者的使命和交托。 I will be there.
但我从未试过要看着他们拘捕我的同事。 我可以做到吗？ 我一定会做到。 我告诉自己。
我在同事家楼下守了两小时。
浑身绷紧，血液沸腾。 我知道同事就在里面，也知道国安就在里面。 我不断将电话屏幕扫向左边，保持可以随时按下录像键的状态；不久，电话又自动锁屏，我再又扫开。 我不断查看电话，又不断默诵待会要问的问题：正式拘捕还是协助调查？ 因咩罪名？ 边间警署？ 有什么说话想讲？
我好怕，怕得浑身开始打震。 那几年，不止一次见证认识的受访者，她们或是走进警署、预约拘捕，或被围困在办公室、然后被捕; 也在示威现场见过更多的流血拘捕。 我想，这个年代的记者，我们都共同经历过。 但我从未试过要看着他们拘捕我的同事。 我可以做到吗？
我一定会做到。 我告诉自己。
时间扭曲、纠缠、胶着。 明晃晃的窗。 空气安静得震耳欲聋。 身体没有一刻不绷紧，仿佛置身悬崖边缘。 有一刻我觉得这无间的恐惧和焦虑，快将我扼到窒息。
当国安终于打开门，带同事出来，在弦的箭“嘣”一声，我跳起来按下录影。 我看见同事的眼睛，看起来很平静。
就在一天前，公司圣诞派对结束后，奋力的《黎根之歌》和全场大笑犹在耳边，我和同事顺路一齐搭车。 车上，鬼使神差谈起这半年人人都预感到的结局，他突然说：“好残忍啊。”
我不断想起这句说话。 和其他人一样，我追着被警察押送的同事。 一名警察喝止我，训斥我。 我与他目光对峙良久。 我想，他觉得他是对的。
我时常温习记忆，因为我害怕自己忘记了。 我时常走进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地方，触碰，又迅速离开。
当我从同事家拍摄完，回到我们的办公室时⋯⋯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 林绍桐已经被押走。
明亮，宽敞，一如既往，一棵棵绿色的金钱叶在阳光下，一排排蔗渣制的木板长台刻画这个空间的坐标。 温暖的空气却重得使我难以承受。 我漫无目的地游魂，游到自己的台前——我的台面是一片狼藉，书本、名片、笔、纸张，散乱地互相挨着。
目之所及，所有办公台要不凌乱，要不空白得显眼——电脑全数被收走。 新闻说，一共有 33 箱证物被搬上货车。 一个又一个，天蓝色的胶箱。
有同事开始述说他通宵在公司剪片、国安上门都没有听到的经历，当时，他告诉警察：“那些是新闻材料。”
有同事双眼肿得像核桃。
有同事拿着电话继续拍摄、记录。
更多人走走停停，散落在不同地方，默默收拾不知还可以收拾什么的台，互相讲讲话。
有的人不能碰，一碰会崩塌。
我拥抱了一个同事。 他沉重地靠在我身上，然后痛哭起来：“又系咁样⋯⋯上次又系咁样⋯⋯”
写报道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 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办公室墙上有电视屏幕，里面反复滚动着这天最大的新闻，镜头对着我们大楼下的马路，警察重重包围，资料图片翻牌似地掀开一个个头像，逐个介绍被捕的人。 我们就在那栋大楼里面。 被困在新闻镜头里面。
过了一两小时，我们开始围坐在那个电视屏幕下。 同事讲解了决定，决定就是我们即时停运，并会在深夜删除所有网站内容。
听到那个句子时，我回头看，恰好见到一个平时寡言的同事，原来他已流泪满面。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像洪水一样滚下来。 我慢慢走到窗边，挨着一棵植物坐下，不知道哭了多久，哭到不能呼吸，我才明白，巨石砸下，我坍塌了。
写报道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 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办公室好像一艘沉船，一点点没入香港的夜。 里面的人在做最后的事。
我们一齐观看了没来得及出街的影像报道。 很多人走来走去，商量后续处理。 各个新闻机构不断向电话里推送最新消息，预告我们的结局。 一些同事在截图、保存自己的报道。 人们不断找不同人说话，互相拥抱，像留下最后的遗言。 有人弹吉他，有人点起了香烟。 很多记者守在门外。 很多读者、作者的留言涌了入来。 他们说：沙滚滚但彼此珍重过。
深夜 11 时，负责网站的同事红肿着双眼，笑着，周围围满同样挂着泪痕却在微笑的同事，随着一键按下，网站所有内容清空。 大家欢呼一声，鼓起掌来。
第17小时，立场新闻不复存在。
原来，无论脑海排演多少次，从高处狠狠撞入地面的冲击，那种恐惧和痛楚，只有到了那一刻，才真正从身体里长出来。
印象中，总编辑阿权是一个极社恐的人。
为了不和同事搭同一架电梯，他会选择顾左右而言它，再搭乘另一架电梯。 同事买了生日蛋糕为他庆生，他僵硬地捧起蛋糕并保持距离，仿佛那是一个炸弹。 有一次，我们刚好一齐在外访问，回程时，大概是想到要与我在公共交通相处半小时，他说：XX，其实你今日可以不用回公司呀。 我笑道：但我有事要返去喎。我仿佛听见他脑袋里的小小人在尖叫拒绝。 不过，回到公司附近，他忽然说：这里有一条捷径，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他变得骄傲起来：咁我带你行啦！
他对新闻充满激情。 某年，一单全城的大新闻，他见到我们没有报道别人报了的内容，忍不住凌晨在工作群组发出千字文，向一众同事说：我真的很失望，如此重要的新闻内容，对社会这般有影响，我们竟然没有报道。 （这段深夜来函至今仍是一些同事的心理阴影⋯⋯）被捕之后，他在庭上说，2021年的时空，山雨欲来，自己的太太陈沛敏亦已经入狱。 然而，挣扎良久，仍是不想关掉公司，不甘心、不舍得。
他全心全意欣赏别人的美德。 有一次说起一位作者读书时爱捧着哲学书籍，我打趣说：“咁作状？ （装模作样）”他激到气结：“咁点叫作状？！ 你怎可以说他作状⋯⋯”他总说起不同的人如何如何观点犀利、文笔好、人品好、美学好。 他说那些人更能够感知这个世界、比他更值得拥有自由和更好的生活。 至于他自己，他说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
他对一些原则、想法很有坚持。 从我刚入来，到公司快出事，仍听见他向同事推销他一直想做的一条题目：香港的贫穷问题。 印象中不记得什么场合，他也得知外界对立场刊登不同立场、甚至不同水准的文章有些意见，但他认为，这里要有百分百的言论自由（对此我也有不同意见）。
在往后的审讯里，我才第一次认真了解他的工作背景。 在香港左翼思潮冒起的年代，他读过政政系，做过工会，会想做贫穷议题，毫不奇怪。 （讽刺的是，当本土派不满立场新闻，法官却定性立场新闻是右翼的本土主义。 ）
他在被捕时说：我是立场新闻的总编辑，不关其他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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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记者节，我在广西都安出差，在天窗地下河爬上爬下，也观察当地瑶族人的生活，虽然稿子流产，但我在采访上竭尽全力，享受着纯粹的痛苦和快乐。
今年记者节，我在为大厂写软文，想想觉得讽刺和挫败，从2018年入行实习至今，我写过4篇软文，两篇是待业期间，最近这是第5篇，都是迫于生计。
2022年，我在上一家特稿媒体工作，见证了它在审查压力下的衰落，变化是从上海疫情开始的，然后是我和同事的几篇长报道未能发出，采访对象时不时来问什么时候发稿，我们只能如实相告，暗自愧疚。后来，社会类选题再无空间。
疫情三年，所有人都被时代浪潮裹挟，很多特稿团队解散，调查类媒体步步后撤，从某个时刻开始，常规报道变成了敏感新闻，404报道被视为行业勋章，做敏感新闻变成了一小部分媒体的“特权”，它们被视作“勇敢者”，有尺度的稿子每次一发出，就会引起行业注目。
另一面，同行在两家大媒体遭受的不公和pua经常传入耳朵，渐渐地，我对这种“勇敢”叙事从羡慕到产生怀疑，这样畸形的行业环境，如何能长久。
2023年初，离开上家媒体后，政治性抑郁困扰了我很久，我把不能发的稿子捡起来继续做，因为不想只做电话新闻，我自费出差，坐绿皮火车去了武汉、杭州和上海，见到了律师和受害者，绿皮火车上很难入睡，但我觉得很踏实。
去年，媒体仍能介入一些公共事件，至少能得知消息并出现在现场，比如4月份北京长峰医院大火，7月份京津冀暴雨，每次发生大事件，我都因不能参与而坐立不安，即使手里有在写的稿子也无法下笔。
涿州暴雨时，我又自费去了一趟现场，回来后决定不想再缺席公共大事件，不想只坐在家里自怨自艾，恰好在去年9月，我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幸运，因为很多有能力有热情的记者遇不到一个好时机。
这一年来，我写了九篇报道，一类是突发热点和案件，一类是静态长报道，这是我入行以来受到的两种职业训练，调查报道和特稿，在业务讨论时，我时常听到关于两种类型报道的对立，但我的经验是两种思路相辅相成。我常常站在中间地带，用做调查的方式做特稿，寻找逻辑和证据链，也用做特稿的方式调查案子，在里面看到人性和背后的议题。
长报道要依靠大量采访，1月份哈尔滨的题，我每天在外面跑，跟实习同事一起在两周内采访了50多个人，后来大理的诈骗案，我采访了30多个人，跑了大理、永平县的村子、广州台山、浙江宁波，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奢侈的出差，虽然两篇报道最终流量不高，但我今天重读后，仍觉得当时做得不错，不考虑投入精力和回报的采访，让报道内容非常扎实，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3月，我跟实习同事一起做了规培生自杀的报道，期间经历了我妈妈的肺结节手术，在医院陪护之余，我跟被家暴的凉山女性线上取得联系。手术结束后，是燕郊爆炸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现场，路上收到了禁令。后来家暴事件因为警方通报影响而流产，好在后来有媒体发出了报道。
4月份，我开始操作大理诈骗案的选题，中间临时去湖南长沙，做了农村女性被性侵的报道，那是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事件，但报道背后，我体会更深的是弱势的受害家庭的困扰，他们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与官方抗衡，代价是要把自己的隐私和痛苦展示给大众，也因此遭受当地警方的压力和诸多舆论压力，每次受害者的女儿找来要求删稿，我都不能答应，只能说一句，我理解你们有多难。
5月，大理诈骗案的受害者们很迫切，这几年我很少再感受到采访对象那么需要记者，需要被倾听，这是我在此案中投入很多精力的原因，30多名采访对象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受害者，我还去大理跟调查经济犯罪的警察聊了聊，那次偶然的对话，是我第一次把警察作为个体，而不是一个符号去看待。
我自认为这一年对所有选题都尽力，没有懈怠任何一个现场和任何一场采访。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多了，空间和尺度不等人，我和所有同行都在与那头巨象赛跑，在它沉重的四蹄间不断穿梭闪避。我们也都明白，终有一天象蹄会毫不留情地落下，无人能够幸免。
但自认为的努力能抵达的东西还是太少。我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选题，像是苏州校车事件和冷藏货车女工死亡事件，后来，胡友平成为了最安全的公约数，但我一直对罪犯视角的报道念念不忘。我也很想参与灾难报道——京津冀暴雨一周年重建，积石山地震重建，汛期暴雨，结果一个现场都没能去成。
下半年，媒体能介入的公共性事件越来越少，灾难报道无法做，女性议题也很难碰，深圳杀日本人学校孩子事件、上海松江无差别杀人事件、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学生被伤事件，更是想都不用想。
一边是公共性议题被无限度地压制讨论，一边是舆论场对个体无限度的审判。比如胖猫、姜萍和沙白的事件。始终认为媒体介入个人事件要审慎，为什么要做、以什么样的方式非常重要，需要一再站在外部视角去审视和校正，不然只是被裹挟在这场狂欢里，成为其传播的工具，而忘掉媒
体应该有的判断和准则。
与此同时，机构内部因为流量焦虑，评价标准一变再变，记者到底该负责什么越来越模糊——是专业主义，稿子质量，是对采访对象和大众传播的责任，还是kpi流量，抑或是钱和名，媒体领导通常既要又要。前两天听一位调查记者在播客中说，“新闻就不应该考虑流量”，这听上去是一句非常奢侈和理想主义的话，但也是作为记者真正的心声。
今年我参与和围观很多交流，发现一个家庭、一个编辑部和一个行业，大家都很难在一个讨论轨道上，大多数是自说自话，在各自的话语体系、困境和价值观里越走越远，无法交汇，如果说以前分裂常常存在于代际和阶层之间，疫情之后，分裂无处不在，政治立场的，性别议题的，医学
观点的……只是相差几岁处境就大不相同。
积极的层面当然觉得多元的观点很好，消极的层面是如果行业自身的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识都难以达成，媒体如何再有促进不同群体对话的可能。尤其对于特稿来说，最后呈现的其实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受到审查和保守化舆论的影响，原来引导行业的那套标准越来越被抛弃掉，如何做记者，真的变成了我越来越困惑的问题，除了坚持自己的选题判断，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两周前，为了抵消这种无力感，我自费跑了一个无人关注的新闻现场——湖南衡阳9岁孩子坠井，当时站在一堆废墟和枯井旁，我想，我在这里，我见证这一切，这太重要了。孩子头七前，家属告诉我，跟政府的赔偿谈判还未协商好，施工单位哭穷，派出所无法强制执行，孩子的遗体仍躺在冷冰冰的殡仪馆里，没有下葬。
在选题推进很艰难时，我是依靠跟合作者的互相扶持，才坚持下来。今年我跟两位非常优秀的实习记者合作过，也非常希望ta们能继续留在这行，但又不敢把这种期待宣之于口，因为这个行业无法提供稳定的职位、足够的薪酬和实现理想的机会。
在经济下行和就业艰难的环境，生存似乎成了首要任务，我如何堂而皇之地谈理想。
疫情之后，我持续跟政治性抑郁和创伤做斗争，除了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抉择，我更多时间是在生存和毁灭之间做选择，最近安慰自己的借口是，特朗普都连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面对的?
同时我也提醒自己，作为疫情幸存者，我要活下来，活到几位老男人死去，活到他们这一代人死去，即使这世界不会变，我也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活得比他们久，是我这代人为数不多的筹码。昨天中午吃饭时，我听到J老师在播客里说谈到表妹的困境——想做一些自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在所处的环境里像个异类，J老师鼓励她，“你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别人怎么登山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登就行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听到她用熟悉的温和的声音，说出这番话，我突然哭得停不下来。今天凌晨，我在播客评论区留言，“最近很迷茫很困惑，不知道身处这行还能做点什么，在种种外部压力下，想再写和表达那些有价值的议题非常艰难，但还是要试试，还是要坚持，不能下牌桌。”
没想到，她今天回复了我一长段文字——
“这种困惑会一直伴随着这个行业，即便现在，我依然每天都在想要不要继续做，还能做些什么。如果我能给一些建议，那就是这个行业与经验高度相关，你做得久，虽然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但你应对困难的能力也会增强，在辗转腾挪之中找到一
点做事的空隙。
但我还想再说一句，这个工作与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应自由进出，不要赋予它过多的光环。你做这份工作时，不负于工作，离开的时候，工作也不负于你。你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论是你自己的处境、身心健康，还是想法的改变，都是重要的。新闻以人为本，新闻人也应以人为本。”
我会继续写，为了我自己、向我伸出手的人和我所相信的东西而写，我不能辜负我的职业训练，不能辜负文字，这是我对当下的自己唯一的要求。
10月23日凌晨12点左右，去衡阳县殡仪馆寻找坠井孩子家属时，一抬头，满天都是星星，我从来没看过那么亮的星星，共享给所有还在路上的朋友们，面对更大的权力，我们始终同行，殊途同归。
现时的记者节，重点不在于是以宣传的名义过一个祥和安乐的节，还是以新闻的愁绪过一个今不如昔的节，独独在于思考以下问题：“张雪峰配享太庙”这个梗中之恨当如何破之？至少六七十万新闻业者当有愧疚与不甘，不该假装无视这个问题。
20多年来，要说新闻界别有什么弥散无解的心结，或许就是从“新闻无学”过渡到“张氏配享太庙”。前者，业者或能靠管制红利略微纾解；后者，则绝无可能一笑而过。心结郁结在内，同怀视之尚能一笑而过，唯独心结源于外界蔑视，卧薪尝胆只算起步。
本世纪前十年，新闻界赖以自夸的成就是由一批先进的市场化报纸创造，广电、网络都沐浴在最后的好时光中。微博以降，新闻界一切坚固的东西消失。再五年，传统新闻界的瓦解加速，目前只靠新闻牌照赚取在舆论场的喘息之机。
从庇护新闻的媒体生产机制而言，原本党媒-市场化媒体的业态模式已经崩解，融媒体作为一种替代的方式，至今还在艰难的探索中。融媒体的最大漏洞，是将广电、报纸、网络的三个业务边界拆除，可危机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融汇成一体。
从新闻生产角度来说，融媒体作为组织方式，以及媒体生产关系的新结构，并没有迸发出比从前更高的生产力。从许多方面来看，融媒体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它不能将新闻生产置于核心位置，那它因此失去的东西会远比它建造的多得多。
90后、00后一代的记者，实际上处在与前几个世代很不一样的新闻生产环境。或许新闻专业主义的技术可以靠个别的、偶然的机会传承研习，但价值断层所带来的人才断层已经无法避免。新闻的新旧之别，实质上是新闻人的新旧之别。
融媒体被过度谈论及不恰当依赖的情形，很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无奈之感。这当然包含复杂的局面变迁，要改变新闻时代曾经的集团化组织方式，却要承担比集团化阶段更尖锐、内在冲突更强的角色担当，新闻就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部分。
迄今为止，新闻业务所寄身的大众媒体，仍未找到融媒体的最佳状态：对内，它成为消融新闻生产资料的黑洞；对外，它又因为新闻力不足而无法融入翻天覆地的内容天地。如果真融假融是试金石，似融非融就是常态，不融无融亦是现实。
当前新闻界的最大矛盾，是数以万计的持牌记者队伍薄弱的新闻生产力，无法匹敌混乱无序品质低劣的舆论设置。舆论场中的二八定律明显，极少数新闻媒体生产了八成以上的新闻产品，大量的省市级新闻机构在新闻现场的“附近”奄奄一息，坐以待毙。
有人说，融媒体的组织方式之变，是应媒体性质重新定向之变。这或许是最早期的情况，但时至今日，情况很不一样了，深刻的原因是“人人都是媒体”的传播格局下，机构媒体的管制红利消失，不生产新闻的媒体跟自媒体毫无二致，甚至更差。
如果要想第26个记者节过得不那么糟心，从现在开始，但凡有新闻业务或新闻追求的媒体，都应该把新闻作为业务链条的起点与核心，在新闻生产、传播、舆论制造各个环节增加新闻的影响力。一切不生产真正新闻的融媒体都是耍流氓，起码有这个觉悟。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此“山”何处？舆论场是也，新闻必须在舆论场中发挥设置议程、霸占议程的决定性作用。舆论不一定因新闻而起，但新闻一定要成为舆论场硬通货。此“贼”何谓？就是新闻的取消主义，新闻专业的虚无主义，以及新闻生产的机会主义。
张雪峰配享太庙，是社会大众对新闻最极致的嘲笑。老实讲，这种嘲笑在许多时候是新闻业界应得的。新闻生产跟不上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一旦后者迷失在垃圾信息农场种不可自拔，就愈发恶评新闻的价值。可即使这样，社会大众也不是新闻的敌人。
即使在新闻生产较好的久远年份，社会大众也不是新闻的同路人，他们今天沉浸在“人人都是传播”的乐观情绪中，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新闻无力参与构建信息格局的结果。张雪峰配享太庙，但只有张雪峰的太庙，是群魔乱舞的太庙，新闻人就是驱魔人。
记者节的浮夸气氛年复一年，以宣传的成就来号召新闻凝聚力，是为别扭至极。宣传与新闻或有贯通之处，可新闻生产若不能清晰地被界定出来，节日就会走上煽情或悲情的歧路。记者节早已不配庆祝之意，新闻界破碎的全貌令它只剩警醒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