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鹏生得膀大腰圆，人高马大，方脸大口，声若洪钟，笑如鸣雷。活脱脱是一副我们想象中东北人的形象。但是他偏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每每听见他讲吴侬软语，有丈八大汉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滑稽感。

摄影：雍和

认识海鹏，自然是在他进入南方周末的欢迎宴上。哪一年我不记得，但正是周末的黄金期。是时老左如同太上皇一般虎踞周末，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均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常常恐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成为老左暴政的牺牲品。

因此，我们迷信地开了一个风俗，凡是进入周末的人，都要喝九江双蒸三瓶，每瓶二两。喝一瓶，只能待一年，喝两瓶，可待两年，喝得三瓶，方能保得长长久久。

那夜在哪里喝的，我也忘了，只记得在一个室外，一条长桌，咋咋乎乎十多个人。海鹏人来疯的形态，自然特别容易融入周末的氛围。你可想象，他当然大言不惭，自称酒量惊人，这三瓶小小九江双蒸，如同开胃小菜，算得什么东西！

海鹏彪悍的外相很是能够吓住不明就里的人，那天我们的重点攻击对象，自然不在他的身上。他于是自告奋勇成为第一个完成者，我们根本不期待能够看见他的笑话。饭局开席他就风卷残云，三杯九江双蒸次第打开，一饮而尽。

等到我们再次想起他的时候，已经完全找不到他。原来他已经远赴沙发，酣然大睡，人事不省。

我们哈哈大笑，各自尽兴。那个时候南方周末全是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上面有鹰隼一般的老左，与沉稳慈和的江老师，中间有才气横溢的沈颢，和少年老成的徐列。我们只管拼命工作，拼命喝酒。

所以那晚喝挂掉的当然不止海鹏一个。我最后记得的事情，是把周浩堵在了厕所里，逼问他对我究竟是什么印象，像一个急切的情郎。

海鹏后来果然熬过了不止三年，一直到一次南周记者的集体暴动，方才拂袖而去。

海鹏性好戏谑，声音又大，别人都抢不过他的话头。他特别喜欢编派故事，张冠李戴，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说的活色生香。宝胜、朱强和我总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周末又透亮，所有人的事情都一览无余，于是成为海鹏最喜爱编派的对象，每回都有新段子。屡有几次，我都被他捉弄不过，开始勃然作色。但是他不管这些，依然在那里大呼小叫，桌上的人哄堂大笑，哪管故事主角是否脸色难看。

不过，如果你能够抓住他的痛脚，也可以尽管编派。我后来学乖，遇见海鹏编故事，就反治其身。这招果然管用，他就会在那里嘿嘿讪笑，任由大家嘲弄，但是扭捏作态，完全没了东北人般的豪爽。

他原本就是一个思无邪的人，见不得寂寞。如果一张桌上有杨海鹏在，不但不会寂寞，而且喧嚣到你觉得厌倦。

我在做环球的时候，他也正在和陈涛、长平和余刘文他们一起在做《外滩画报》，想要在上海创立一份沪版《南方周末》，我心里就觉得大约这是痴心妄想，土壤完全不合。但他们却不以为然，一心想要制造奇迹。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铩羽而归，并且许多兄弟之间闹得十分不愉快。这就是后来海鹏在江湖中颇为左支右绌的原因。

我以为海鹏是一位极优秀的记者，却做不了什么管理的事情。他的心思太直，定见很深，一旦认定事情，便一意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很少再能听得见别人的话。他自己的见识广博，又酷好读书，经典文句，往往信手掂来，不假思索。他曾在沪上当过法官，和当过狱警的金仲伟相映成趣。但是老金沉稳，不像海鹏那样憨直。

海鹏离开周末之后，在新闻界中动荡漂流，除了《外滩画报》，还有《新周报》，也曾在《东方早报》任职，先后顺序，我已经连接不上。

但是有一年碰见，他说自己去跟随了胡舒立老师，在《财经》杂志。他的眼光中重新有了光芒，说话间条理清晰，激情四射，讲起调查与案情，头头是道。我就知道，他又找回了自己的正确的轨道。他在胡老师的手下，果然又是精彩迭出，佳作不断。

摄影：雍和

我与海鹏之间，算是君子之交，从来也不曾刻意去寻找过对方，但是似乎隔一两年，总有一个契机见面。因为比我大几岁，所以他总叫我小连，后来哪怕岁数大了，也还是如此习惯。

他的嘴巴大，又爱说笑，又爱热闹，又爱洗脚，江湖人都叫他海公公。至于这个外号是如何出来的，如今也完全不可考证了。只是我们每次见面，习惯性地互相伤害，互相编派，大笑一场，各自归去。

南方周末鼎盛时期，光芒灿烂。但确实也如同流星，昙花一现。后来大家星流云散，创业的创业，当高管的当高管，出国的出国，仍然停留在一线并且发光发热的，也惟有海鹏等寥寥几个。

海鹏想来那时还是幸福的，先是有了蟹妈，后来又有了蟹妹。他且酷好向我们炫耀蟹妈，我有段时间觉得，蟹妈大约是他编出来的人物，如此有才有钱有地位的女士，如何能看得上海鹏这种无德无行的江湖浪子？我和朱强说起，他颇有同感。

但蟹妈的事情，总归改变了海鹏的一生。

微博救妻的事，是新闻界中的传奇，但同样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海鹏这个人，过刚易折。在我所了解他的经历中，无一次不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以至于毫无回旋余地，江湖聚讼。

我以为他这次也是一样的。在审判不久前的一次饭局中，他告诉我们，一切尽在掌握，他断定此事板上钉钉，证据确然，毫无其它可能性。即便颠倒黑白，也绝无第二种可能性。

以朋友的身份，我向来不怕生气。诤友无价，即便当时他怪我，时间一长，也会知道我的真心。因此我毫不留情劝告他，还是应当妥协，可免牢狱之灾。但是海鹏依旧坚持己见，抗争到底。

我心里十分难过，其后稀稀拉拉，又与海鹏争执多次。直到有一次朱强跟我说，你还是要尊重他们夫妻的意见。这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要他们夫妻之间形成共识，你就应当尊重。我才当时心中一凛，或许其实不过我心中也有定见罢了。

其实仔细想一想，有谁肯一辈子背负恶名生存下去？社会如此险恶，妥协真的能够给你想要的结局？

海鹏这一生嫉恶如仇，向来不平则鸣，不假辞色。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多次挑战，在事实之中似乎还有第二种可能性。但海鹏从来不肯妥协。他每次下的功夫极大，又有着当过法官的经验，常常一个案子，他手上拿到的材料，数以十万百万计，都是生涩的法律文件，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他的判断，几乎从未失手。

而现在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与大是大非的时刻，你反而要他虚与委蛇，违心交易吗？

我第一次见到海鹏的时候，心里不自觉就冒出了东海虬髯客的形象，总觉得此人内心坚定，是非分明，恩怨清晰。后来的确也是如此。他一生之中，向来是以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为自诩，只要符合他内心中的追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是不肯让步的。

我们那样的苦口婆心，甚或委曲求全，无非是因为我们内心中深埋着世故与怯懦，总归觉得只要肯低头，一切便有转圜的余地，尽管这转圜与妥协，是多么地屈辱与卑污。

但是海鹏显然低估了邪恶的力量，他最终还是一败涂地。他震铄整个社会与网络的发言与抗争，终究也没有换来什么正义的回报。这个世界毕竟不是按照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预期去发生的，因为它就是那么屈辱和卑污。

海鹏还是太天真了，竟然相信正义会在此地存在。吉迪恩的号角从来只会在美利坚吹响，而沙利文局长的溃败，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绝无可能重演。

摄影：雍和

在那之后我也见过海鹏几次，总觉得他不再有当年的那种豪气与痞气，固然他生命中许多的习惯依旧保留，但已经没有了少年时代那种睥睨与杀气。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彻底摧毁了他内心中的信念。即便没有，那也足够使一个人对于身边的世界，产生出犹疑与绝望。

之后的海鹏，就没有在新闻界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我猜想他把所有的力量和热爱，都奉献给了蟹妈和蟹妹。当一个纯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收获到的只有恶意与伤害的时候，把生命的余晖全部送给挚爱的人，或许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我常常给我的学生讲一位美国的新闻人，叫做Seymour Hersh，西摩·赫什。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1960年代，曾经因为报道肯尼迪刺杀案，拿到过普利策新闻奖，那个时候他效力于《纽约时报》。2016年，他又因为报道虐囚丑闻，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这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还在新闻的第一线，服务于《纽约客》。

我没有和海鹏讨论过这个人，但是我猜他会想成为西摩·赫什那样的记者。一生只奔波在新闻的第一线，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哪怕到了80岁。

但是海鹏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南方周末》是愤而出走的，因为自己对于新闻和理想的执著，已经被那个地方接踵而来的官僚主义与卑躬屈膝，打破得粉身碎骨。他其后在整个新闻圈中狼奔豕突，几次努力，都不过想重新寻找，甚至自己创造一个能够纯粹地去追求新闻的地方。

但他真的只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和富有魅力的朋友，他的性格缺陷和个体性情，并不支持他这样的痴心妄想。

他的个体悲剧，使他所有的梦想都成为泡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在江湖中呼风唤雨的新闻人。当我们重新相聚的时候，他的段子依旧，他的愤怒依旧，他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依旧，只是他身上多了几分颓唐的颜色。

他犹如失去了战场的巴顿，或者已经远遁海外的虬髯客。江湖风云际会，只是他成了一个过时人物。

摄影：雍和

但谁不是过时人物呢？这个时代中我们曾经见证过许多叱咤风云的新闻人物，他们以一己之力，锻造了流水宴席一般风光的新闻产业，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两三年。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纷纷陨落，并且不乏其人身陷囹圄。而更加令人长歌当哭的事情是，他们连英雄的虚名都不曾得到，最后赋予他们的，是污浊的贪污犯，或者经济犯罪。只有身在圈中之人，才会惺惺相惜，知道那背后的阴谋与污名。

海鹏的个人悲剧，其实无非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集体悲剧而已。我们或许所遭逢的际遇不同，但终究我们都成为了丧家之犬，在世界中狼奔豕突，少年时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泡影，而在日常生活的庸常和污秽之中，日日颓唐下去。

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脱逃这个世界卑鄙的刺杀，悲剧总会以某种形式找到你：你个人的，你家庭的，你身边的，你热爱的。我们被迫在这一切中挣扎沉浮，于是人们最终记住的，是与你的生命光芒无关的故事与段子。

这一代新闻人的宿命大体如此罢了。一大群人怀揣着伟大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想要以真相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但是悲剧与失望一直追逐我们，让我们成为时代的沙尘，光荣的灰烬，和闲坐说玄宗的白发宫女。

因为这样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与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格格不入。

海鹏终究还是保存了他铮铮汉子的名声。他孤注一掷的决战一败涂地，他所有关于英雄和理想的梦想化为乌有。他成了蟹妹最好的爸爸，成了蟹妈听话的上海男人，成了一个撸猫的汉子，成了一个种花的居家男子。

这一切没什么不好，一个顾家的男人，身上也是熠熠闪光的。只是在遥望当年那个浪荡恶人，流窜江湖的海公公的时候，他会不会内心中偶有波澜？

当年蟹妈还是一位伪造故事的时候，我猜想他内心中实在满足。家中一切美好，江湖上大杀四方，酒桌上唾沫横飞，而在新闻界中，他已然是一个传奇。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呢？

摄影：雍和

海鹏是爱热闹的。听说他离去的时候，是独自一人。那一瞬间他会不会有些寂寞？但是我想不要紧，他知道他这一生曾经十分闹腾，有一大群人爱他，喜欢听他讲笑话，纵然他的声音太大，盖过了整个桌子的喧闹。

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如此相聚。

文/老左 （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2003年，我第一次做调查报道，题目是温州前副市长杨秀珠外逃。此案官员级别不算很高，但涉及金额过亿，性质极为恶劣。为此中国发出了“红色通缉令”，杨秀珠自此一直位列“红通”之首。

2015年，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正式谈及逃犯遣返之事，杨秀珠仍然被领导人第一个点名。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标杆意义的反腐事件。

然而，当我和另一位同事连夜赶到温州时，却如无头苍蝇闯入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三天过去了，两个人每天都在约访有可能开口的人。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被拒绝。偶尔有人愿意见面，但却是比较边缘的人士。其内容要么无法交叉验证，要么属于边角八卦，都无法写入审核严谨的稿件。

可以想象，公检法的天网之下，亿级贪官仍能够溜之大吉，我们两个20来岁的年轻人，又如何撬开关键人之口？更何况，杨秀珠只是外逃，其在国内的保护伞毫发未损。即便有人有心掀开个中曲折，又如何会相信两个小记者能够扳倒对方？

当时我们是周报，每周出一期。留给两位记者后生的采写时间只有七天。随着时间的流逝，焦虑感与日俱增。

一筹莫展之际，编辑建议问问杨海鹏。

此时我和杨海鹏从未谋面，只是偶尔听人说起。编辑的意思是，老杨做过“温州地下组织部长案”，在当地官场生态比较熟悉，而且应该认识温州官员。“你可以找他问问”，然后留了杨海鹏一个电话。

我马上拨了这个号码。

电话那头，老杨声如洪钟，侃侃而谈。他给我分析了温州和浙江官场的人事脉络，讲解了温州基层官员的做事风格，然后说他可以介绍一些朋友给我。电话那头的他似乎是掏出了一个小本本，给我报了一连串的手机号码。

全部是温州市一级的现役干部和退二线的老干部。

后来我和同事算了下，我们在温州拜访了将近50位市级官员。在打电话约访的时候，开场白一致，全部都是“我是杨海鹏介绍的”。

事实证明，“杨海鹏”三个字在当时温州市一级官场里，隐隐成了一张潜在的“通行证”。一些领导电话里还是婉拒了，但大多会指点一下方向，算是给杨海鹏一个面子。也有很多官员愿意出来聊聊。时间不等人，我和同事分头见了若干官员。

仅仅两天，我们获取的材料就已够得上出版标准。然后我们马不停蹄，移师杭州，在那里见最后一个关键采访者——一位已经退休的浙江前副省长。

那是200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我和同事赶到西湖边的一个别墅小区。门口武警站岗，领导夫人亲自来门口接我们。进门后领导很热情，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海鹏的朋友哈”。

深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候，领导夫人将我们送出大门。两个记者匆忙赶回酒店，因为第二天晚上就要截稿了。我们很多录音资料还没整理，而且材料多的超出预期，需要花很多时间整理。

调查记者杨海鹏

我们约定，同事先睡一觉，我通宵来写前半部分。次日早晨，我再睡觉，同事继续下半部分。然后下午四五点，我再起来，双方核对稿件，上交编辑部。

最后，我们的稿件如期完成，虽然写作水平比较稚嫩，但编辑部认可了我们的采访内容。由于事件重大，文章被安排在了最重要的头版。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固然热忱有余，但能力并不足以担当这种重量级的调查报道。其时，我也不过在报纸刚刚转正而已，是一个标准的毛头小伙，初出茅庐。南方报业有敢于让年轻人担纲的魄力和传统，编辑部也悉心指点和改稿，但如果没有杨海鹏的无私帮助，这篇稿件根本不可能完成。

稿件发表出来之后，浙江官场震动，海内外媒体广为传播。

此后，杨秀珠并未因其出逃而脱离媒体视线。她在海外的生活时常会被国内外挖出，国内的红通令和官方媒体也始终没有忘记她。直至文章开头所说，2015年，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时，第一个点名的贪官还是她。次年，杨秀珠终于回国自首，红通榜头号要犯结案。

自始至终，除了我们两个记者，世间无人知晓杨海鹏在其间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因老杨本人虽十分健谈，在社交媒体上也曾经活跃，但他从未跟任何人提及此事，公众更无从知晓。

我猜测，他可能早已经忘记这件事情。原因也很简单，2002年从南方离职之后，他帮助过好几代记者。无数篇耳熟能详的重大报道背后，都有他或多或少的“义助”。

无论是身在媒体，还是后来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他这一辈子可能都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捍卫公众利益，狙击贪腐权力。可谓急公好义。

在媒体时代，他的采访资源之广，对官场生态的熟稔，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辈吃惊的，所以他后来又被胡舒立延揽至《财经》杂志。他的新闻业务，行业内是没有人质疑的。

此后传统媒体式微，老杨继续活跃于社交媒体。所做的事情和报纸时代并无二致，揭黑，以及拓展言论空间。

所以杨海鹏于我之所见，当然是一个内力雄厚的卓越记者，一代大家。也是一个有着侠义道德的传统士人，一个致力于拓展公共空间的现代知识分子。

只不过，时代给这类知识分子打上了封印。对其中有影响力者，这无异于精神上的极刑。精神上的老杨，在微博“转世”几百次之后，早已先于肉身而离世了。

但他毕生的追逐和抱负，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在文字、观念和精神力量面前，现实力量不过是水中之刀，肉身也不过是具皮囊。万古江河之下，一时的波折改变不了潮水的流向。

海鹏公千古！

2022年7月2日凌晨

2019年3月，河南省通许县，时年78岁的老人毛开敬，因当地政府开挖清淤渠道，在他所买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毛开敬多次反映情况，希望获得赔偿，但始终无果。

2019年5月16日，毛开敬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羁押。

根据通许县检察院指控，2019年3月4日、4月4日，毛开敬在通许县政府门口，采取电动三轮车停放门口、躺在门口等方式，进行维权，并“随意辱骂办事群众”，造成社会恶劣影响。

2019年3月29日、3月31日，毛开敬两次在通许县城关镇水利局施工现场，辱骂工作人员。

2019年10月16日，通许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毛开敬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随后，毛开敬被释放，回到家中接受社区矫正，并签订了保证书，表示“在缓刑期间遵守相关规定”。

但在2021年3月，老人突然被社区矫正机构两次警告，随后，通许县司法局提请法院，对老人撤销缓刑。

2021年4月8日，毛开敬被重新收监。被重新收监时，老人已经整整80岁，正因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在通许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通许县法院相关裁定书内容显示，毛开敬之所以被重新收监，是因为“接受记者采访”等。

被判缓刑后，毛开敬对判决并不服气，一直在喊冤。相关裁定书中称：

在社区矫正期间，毛开敬未经社区矫正机构批准，私自会客（接受记者采访，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给予其警告处理一次；

毛开敬私自接受采访后，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经通许县纪委核查，实属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给予警告处理一次。

裁定书中称，毛开敬被警告两次后，经社区矫正机构教育，仍不改正，不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规定，因此，通许县司法局建议撤销毛开敬缓刑。

被两次警告处理后，毛开敬缓刑被撤销，他被重新收监。

毛开敬家属表示，因为接受记者采访、发表喊冤文章，老人被重新收监，这件事情令家人们始料未及，“老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我们很担心他的身体，在监狱里能不能承受得住，希望能够为他办理保外就医。”

毛开敬家属说，3年的刑期，老人目前已经服刑一年半了；期间，家属多次申请取保候审，均石沉大海，“老人并非犯了严重罪行，希望能够让老人早日回家。”

海南突发疫情之后，登上热搜榜的是多个与媒体报道相关的话题。

在“澎湃新闻”报道了《三亚暴发疫情，酒店趁机涨价？回应来了》等数篇与三亚滞留旅客相关的新闻之后，《海南日报》客户端等媒体相继转发一篇“怒怼”澎湃新闻的文章，批评澎湃新闻“竭力地带负面节奏”，指责其不顾疫情防控“大局”，报道狭隘且不专业。

随后，#海南日报#、#海南日报怒怼澎湃新闻#等话题相继引发热议，微博相关词条的阅读量加起来已经破亿。

很多人可能一直都有这样的困惑，即媒体为什么总是喜欢报道负面新闻？

这个问题，在新闻传播学界恐怕早已讨论得耳朵起茧，但从这次媒体怒怼事件引发的争议来看，值得我们从传播功能、媒介规范理论的角度，再认真探讨一下这个议题。

今天的分享，来自知名传播学者刘海龙在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中录制的一期番外。在刘海龙看来，现在一些媒体的确存在规范失范的问题，但我们更需要在意的是，新闻传媒业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不断去更好、更全面地反映事实。而如果一个社会对媒体存在普遍的敌意，最终损害的可能是我们自身的利益。

01. 报刊的有机运动：真相是一个过程

前不久三亚突发疫情，滞留旅客众多，“澎湃新闻”连续多天报道了三亚当地的情况，其中一则报道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就是“成都一家13口滞留三亚酒店，住一晚上万，吃一餐7000块”。（目前该文已删除）

很快便有自媒体发布文章对“澎湃”的报道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有意挑起对立，居心叵测”“博眼球赚流量”等等，《海南日报》客户端随后也转载了相关文章，引发更广泛的讨论。

根据后续其他媒体的采访跟进，新闻当事人回应表示，实际上当时的报道的确有点夸大了，“每顿饭700元一个人是误解”，因为酒店有不同的餐厅，住客其实可以自主选择，不是每天必须每个人都要吃700元一顿的餐。

也有一些网友去调查了，酒店700元一顿的餐到底包含什么，这里面有龙虾，各种海鲜自助，可以自由畅吃，所以700元价格还算公道。而滞留7天将花费“18万”也是一个总体粗略的计算，包含食宿费用加总在一起算出的。

所以这则新闻很快被证实，在采写过程中确实存在问题，采访者并没有做到很好的核实。记者只是听了被采访对象的一面之词，没有对他所说的房费、餐费问题做进一步的调查。从媒介规范的角度，新闻采访者没有做到三角互证法。

也就是说，采访者没有去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来评估受访者阐述的真实性。媒介规范里通常都会强调，做新闻不能仅听一面之词，必须具备一定的质疑精神，不能听什么就信什么，要从几方不同的信源去核实、做交叉验证。

因为有的时候，受访者可能也是在利用媒体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夸大某些事实。记者要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你不能够完全相信，或者假设其中的任何一方就是绝对正确的，必须要进行事实的核查。

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真相的问题，媒体是不是只能够报道百分之百的真相？在新闻传播里面，其实大家也有共识，因为真相本身不是一个结果，真相是一个过程。今天看到的真相，明天也许就会被推翻。

《华盛顿邮报》

真相的背后永远还有更多的真相。马克思也提出过一个观点，在新闻学里非常有名，叫做“报刊的有机运动”。他的意思是说，只要新闻媒体不断地在运动，今天的报道，明天还会继续报道，而且除了一家媒体报道以外，其他的媒体也都在不断地参与报道，这个时候真相总会有机会被一点一点地揭示出来，我们总归会慢慢接近真相。

此次事件中，“澎湃”的报道最开始的确是有问题的，是不规范的。但后来很快有其他媒体跟进，纠正了“澎湃”报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新闻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可以试着用更善意的态度，而不是但凡出现任何一点点差错，就去大加指责新闻媒体。

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整个新闻媒体业的表现，不是一家媒体，而是很多家媒体，不是在一个时间点，而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去更好地反映事实。

对媒体报道的回应，往往也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比如现在公众说起媒体，就很容易带有一种潜在的敌意。

在这次事件里，就流传有一张来自“三亚武汉滞留同胞群”的截图，有网友就在群里表示，别拉记者进来，记者都是为了流量。类似这样的说法，不仅很伤记者的心，也有失偏颇。这类回应对于整个新闻界能否更好地报道，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样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当然必须承认，今天由于新媒体技术以及一些政策原因，很多资深的、优秀的记者，可能纷纷跳槽到其他行业，一定程度导致了今天新闻行业缺乏经验的记者比较多，所以可能容易出现类似在报道中间核实做得不够的问题，致使整体新闻质量的下降，也让受众对新闻内容和质量产生了种种异议。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果一个不加任何考虑就对媒体存在普遍敌意的社会，可能也是不健康的。因为对于媒体的普遍敌意，最后损害的还是公众自己的利益。

02. 媒介的监测环境功能：为什么媒体经常传播“负能量”？

对于媒体，我们还是应当抱持一个积极、理解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报道，但这同时也对媒体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需要在报道中做到更加专业，提供更精确、更全面的报道。

反过来，面对其他媒体一些负面的或失实的报道，官方媒体最好的回应方式其实是提供事实，做出恰当的回应即可。如果用比较情绪化、缺乏专业性的信息和文字作为回应，那么起到的只会是副作用。

这种做法也很可能会让普通民众对新闻功能产生一些误解。这里就涉及到，媒体为什么喜欢报道“负面新闻”，或者说媒体是不是就只能报道“正面新闻”？

在传播理论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大众传播的“功能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他认为，媒介有三个主要的功能，一是环境监测，二是协调社会（沟通联络）的功能，三是文化传承的功能。

在这三个功能里，第一个功能就说到了，媒介是要去监控环境的变化，就像雷达一样不断地扫描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普利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如果国家是一条船，记者就是站在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随时注意发生在海平面上一切最新的事情”。

《局内人》

这其实就说明，媒介的作用在于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新出现的一些事情。什么是最新出现的事情，或者说哪些最新出现的事情，是最值得被报道的？

媒介就像是一个哨兵，我们看到在动物界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一群动物在吃草，这时候就会有几头动物在旁边，警觉地看着周围的环境有没有捕食者进入，如果有，它们就发出信号，其他动物就开始逃跑。

所以哨兵的功能是什么？就是监控周遭环境有没有危险。人类最早也是这样，当大家住在山洞里的时候，洞口就会有人站岗放哨。我们现在能看到在一些机构单位门口也有哨兵，他们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周围环境的变化。

环境变化之中，哪一些是更值得关注的？显然，如果很正常、一片祥和，这是不值得被哨兵额外关注的，要关注的是那些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危险、对我们的安全带来威胁的最新变化。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安全的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人的基本需求。所以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他们在进行环境监测、环境扫描的时候，第一个要关心的就是那些可能对大家造成不利影响的负面的信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众媒体喜欢报道“负面新闻”，其实这就是它的功能。如果媒体仅仅报道正面的信息，那么媒体就没有完成它的功能。

媒体环境监测的基本功能看上去是负面的，但实际上是正面的。

另外媒体报道负面新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现实进行监督。报道负面的事件，实际上是要让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媒体其实是在帮助树立一种社会的价值规范。

如果大家还记得，若干年前，广东佛山小悦悦被车撞倒后遭受反复碾压，最开始从她身边路过的十几个人都没有去救她。但这起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大众也积极参与这类社会问题的讨论，在路上看见倒地的受伤的人，是不是可以“见死不救”。

形成大规模讨论之后，对社会整体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很多人在看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很难再漠然。所以说，媒体报道负面新闻，去监督这样一些不道德的事件，实际上是在强制形成一种规范，可能会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华盛顿邮报》

所以媒介本身有自己的逻辑和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是说，媒介只有报道正面的新闻，才是最好地执行了自己的功能。

03. 媒体报道，只“反映现实”吗？

我们经常能听到一种批评的声音，“媒体为什么要关心这个事？还有那么多正面的事情，你关心这样的负面事情会不会产生不良导向？媒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良意图？这会让年轻人觉得我们国家不好，觉得老百姓素质低。所以媒体要多报道好人好事，让人民看到希望”。

这种言论的核心意思是说，媒体不应该去报道负面新闻，它们报道的负面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坏事比好事多的印象，所以这种话的后面还会跟着质疑，媒体是不是“故意侮辱国家，记者良心何在、居心叵测”等等。

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就把媒体报道内容上升成一种记者的主观意图。

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把大众传播的功能和人际传播的功能混淆在一起了。大众传播要关注公众关心的问题，不是去实现个人利益，所以媒体是有公共性的，不能将其看作单纯的“私企”，而许多批评声音，实际上就把媒体理解为是某几个人控制的私企。

《真相》

这种看法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把媒体看成一面镜子，认为媒体就是应该反映现实，如果没有很好地反映现实，媒体就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

这里值得怀疑的是，第一，有没有一个关于现实的图像？如果有这样一个图像，才能有一面镜子去反映这个图像。

但是我们能看到，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人的眼里，大家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就像历史学家去研究一个历史过程，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立场去看待同一个议题，不同人看到的也都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知识本身是有视角的，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客观的、关于现实的图像。

媒体能不能够反映一个客观的图像，在现在的新闻学或者传播学里，大家已经产生了共识，媒体实际上是在建构现实，这种建构本身，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挑选性再现，都是有视角的。

而这种视角体现了媒体的价值观和判断。在这个具体的事件里，媒体是去关注普通人的困境，可能的风险还是正面歌颂，安抚滞留游客，这就代表着不同的视角，我们不能说哪个更对，哪个更错，但是用一个完全替代另一个肯定是有问题的。要允许不同的视角存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澎湃”作为一家上海的媒体，有没有权利去关心三亚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权利去报道滞留游客的状况？

大众媒体的目的是什么？按照《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这本书里面所说，新闻的目的就是提供公民自我管理所使用的知识。

今天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已经是我们所说的媒体融合的时代，其实已经没有所谓“地方新闻”了，因为所有新闻，理论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能通过互联网看到。

《黑镜》

过去的报纸时代，一个城市的新闻，可能由当地的报社报道，主要发行一般都限制在那个城市里。但在今天，任何一家地方媒体实际上都可以报道全国新闻，这个界限已经消失了。所以不管哪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其实都要接受全国媒体的报道和监督。

而且即便部分机构媒体像一些质疑里说的那样，是被“某几个人”控制，但在今天的融媒体时代，还存在着很多的自媒体，媒体的概念早已扩大化了，很难完全控制所有的媒介传播。

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其他省市的游客到了三亚，也可以通过自己熟悉的媒体或自媒体来了解或回应当地出现的问题。

所以今天要再去指责说是某个地方媒体别有用心，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相反如果全国的媒体都不再关心三亚，对于当地游客的境况、对于三亚的疫情或者对于三亚的旅游业都再不置一词的话，反而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台译“裴洛西”）2022年8月2日访台前后，在大陆某知名市场化媒体任编辑的高嘉瑜让记者密切关注美中台三方的发言动向，并琢磨如何拿捏报导的尺度。直到8月1日，新浪微博热搜出现“窜访”一词。

“直觉告诉我已经定性了，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报导基调，”她说，“果不其然”。

她手下的年轻记者对此表示不理解。这名记者认为，如果将这次访问置于国际秩序下的台海关系视角，中国处于有理的一方。“依据多方事实进行客观报导对国家是有利的，为什么非要用‘窜访’这个情绪色彩浓厚并且会限制报导空间的词汇？”

这名记者毕业于一所985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对专业表达有坚持。“非要写‘窜访’的话，整个事情的基调就不一样了，传递出去的信息也会不一样，对读者会形成误导。”他抗议道。

高嘉瑜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时向他出示了领导下发的报导指令——“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表述必须精确，不得使用‘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以外的任何表达方式”。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对俄乌战争的报导中。在与禁令赛跑的途中，高嘉瑜安排记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采写了一篇分析俄罗斯行动背后的原因。她随后收到的报导指令显示，媒体一律不得使用“入侵”“侵略”等彰显“立场”的词汇，不得渲染乌克兰人的悲情、不得对俄罗斯此次的军事行动发表评论。之后，高嘉瑜只能依据外交部发言，安排记者笼统地概述美国和欧洲在这次区域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

她坦承无法给予记者报导自由，“这真的是千钧重担，我自己都没有的东西，怎么给他们？”

长期关注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2022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的排名为175，全球倒数第六。与这一数据相伴生的是，中国大陆新闻审查力度的持续加大和异化，言论边界的不断收缩，以及新闻从业者被谈话、被训诫、被去职甚至被拘捕。

“久而久之，每个人的头脑中都会自我设置一条红线，甚至能分辨出哪些话题会被宣传部门定性为‘妨碍社会稳定’、‘引发官民对立’、‘激化社会矛盾’等等”，高嘉瑜说，“头脑中的审查开关一打开，我们都是国家需要的宣传机器”。

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审查之下，中国媒体人掌握了一种“炼金术”，为将信息顺利发布，他们将“战争”表述为“冲突”，将“封城”表述为“静态管理”；在面对八孩母亲、上海封城等社会热点话题时，因预知审查的到来，不少资深记者、编辑选择无动于衷；而在“讲好中国故事”、“做党的耳目喉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记者，留给他们的空间，究竟还剩下什么？

你们想要的自由我给不了，要么接受，要么离开

2021年7月21日郑州暴雨，多条地铁线路、隧道被淹，在某市场化媒体任职的记者张念奔赴一线，两天内几乎跑遍了所有受灾严重的区域，他发现在各个事发地和医院拿到的郑州市实际因灾死亡的人数总和远超官方通报数据。但他的领导表示，这些内容无法发布，并且更高层级的部门已经下发了指令，要求报导以救援为主，“写写救援，然后回来吧”，领导说。

2021年5月的白银山地马拉松事故中，在大陆一家颇为知名的媒体做记者的周小帅被要求报导要以地方政府尽全力开展的积极营救为主，不得突出地方政府在该事件中的责任、不得渲染死难者家属的情绪。一位同在现场的记者也收到了相似的要求，这位记者跟朋友吐苦水：“我明明听到一个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官员对手下说，‘不就是几条人命，赔两千万够不够？’”。

2022年年初，丰县八孩母亲事件持续发酵后，张念于春节假期奔赴事件发生地董集村，彼时，这个小村庄已经以防疫之名被团团围住，外人不得入内。张念本想再周旋一下，但所在媒体迅速将他召回，并表示该事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单位已收到需以官方通报为准、不得自行采访的通知。

面对年轻记者的不解，某家媒体的领导甚至直言：“这就是现状，你们想要的自由我给不了，你们要么接受，要么离开”。

2022年4月上海封城，周小帅所在的媒体为约束编辑记者的行为，专门下发了疫情报导指南，要求所有涉及疫情的报导，均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主；媒体及从业人员不得质疑国家的清零政策、不得评论地方的防疫手段、不得渲染民间情绪、不得自行采访专家学者、不得引用西方媒体报导、不得对比国外与我国的防疫政策、不得质疑国产疫苗效力。

取而代之的，该媒体报导了医护人员的艰辛、警察和社区为保障弱势群体的需求尽心尽力、上海市政府采取的多种措施保障市民日常用品供应、企业有序复工以及欧美国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口数量等等。

近几年，周小帅任职的媒体有多位知名记者相继离开，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以优质报导重拾该媒体的昔日荣光。但在这一系列事件后，周小帅开始质疑记者这一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感觉特别压抑”。

没有母语的人民

成为记者的第一课是什么？

“安全培训”，前媒体人贾葭说。

十几年前他在大陆某媒体供职时，针对新记者的入职培训便是告诉他们哪些话题比较敏感或者干脆不能报导，比如台湾问题、宗教、新疆及计划生育。

这类培训在很多媒体被延续至今。而随着禁忌话题的增多和言论尺度的不断收窄，表述“非敏感”问题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将“战争”表述为“冲突”，将“封城”表述为“静态管理”，将“家暴”表述为“家庭纠纷”，将“降薪”表述为“差异调整”等。

“为规避审查或者迎合审查方而不得以做出的文字上的妥协，会导致整个语句的意思变味了。然后根本无法点明事件的本质，也无法让读者看清事情的本貌。”贾葭说。

随着官方主导的针对表达的限制手段升级，写作者为保障稿件的存续，只能不停地换词汇、换表达方式、字斟句酌，让审查人员轻易看不出稿件真正的意图。但这同时导致，大多数时候，稿件的目标受众也很难分辨出其中的真意。

因此，被问及当国内外大事件发生时，中国大陆网民表现出的情绪高涨、失控和言语冲撞是否与媒体表达的失意有关时，贾葭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理性声音被压制以及被国家垄断的社会议题叙事，必然会导致群氓的产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表示。

这位教授同时指出，中国媒体已掌握了某种神奇的“炼金术”，“媒体总是能将‘危机’形容成‘机遇’，将‘灾难’演化为凝聚人心的‘盛事’，将‘经济下行’表述为‘增长潜力待释放’”。

已在媒体行业工作近十年的高菲菲认为这种“炼金术”只是一种手段，不是记者的目的。比如，腾讯、阿里巴巴、美团等多家互联网巨头从年初持续至现在的大规模裁员在社交媒体引发恐慌，于是媒体内部自动将“裁员”上升至敏感词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已在稿件中将“裁员”表述为各大互联网公司不同事业版块的“人才架构优化”。“如何表达是一门学问，发声总比什么都不说好，稿件发出后，懂的人自然会懂。”她说。

但“炼金术”并不总是有机会发挥作用。对于网约车平台滴滴的大规模裁员，多家主流媒体接到了同样的报导指令——“不得炒作滴滴的裁员举措，不得将国家相关部门对滴滴采取的监管、处罚措施与滴滴裁员相关联”。

“很多事件发生后，网民都会指责媒体无良、对事情视而不见，可是像滴滴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报导？”高菲菲说。

而在程峰看来，所谓“根本原因”则是国家基底的不复存在。

2012年末，程峰收到领导下发的一份“敏感词”汇总列表，要求所有稿件不得出现列表中的任何词汇，其中包含诸如“民主”“平权”“宪政”“公民社会”等词语。

当时他供职的媒体的领导对所有编辑记者几乎采取了耳提面命的方式重复这些禁忌，以确保从新闻生产的源头杜绝这些词汇出现。

而仅仅在一个月之前，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法治等词汇一直在被国家机器大力宣导。

“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基底已经亲自被他们自己打碎了。后果则是，房间内的大象在不断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迫使我们不断扭曲、异化自己的表达，以换取一线生机，这种情况也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体现。”程峰说。

一个重要的背景知识是，中国的国家体制决定了媒体从来都是归国家所有的。在中国大陆，直接由国家财政供养和党政机关管理的媒体被称为党媒，通过商业化运作自负盈亏的媒体被称为市场化媒体。但市场化媒体仅有经营自由，为得到与采编权相捆绑的发行刊号，需依附党政机关的下属机构，以方便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

基于媒体的这一属性，稿件内容服从国家意志成了中国特有的新闻表达方式。

在黄章晋看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观念的产物。语言被污染后，传递的信息价值大打折扣。

在一篇名为《没有母语的人民》的文章末尾，他写到，“对整整一代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进行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

不能把世界让给坏人

如何对抗这种语言污染？如何在可能随时出现的报导指令与新闻自由表达之间进行平衡，老媒体人周琦一直在试图探索出一条规律。

比如，相关部门对媒体下发的报导指令要求，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进行正面报导、不聚焦不好的数据、对就业问题淡化处理。对于这种官方要求，周琦采取的措施是，引用官方数据的同时，将相关数据并列处理，但不会直接比较差额，也不会直接输出观点，所有的潜在信息交由读者去感知。

再比如新出台的报导指令强调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式、失业率等信息不得暗示官方数据有水分、不得对数据进行猜测、不得暗示中国经济和就业环境不好。

“这种笼统的说辞相当于给所有媒体工作者扣了一顶大帽子，稍有不慎便是违反了禁令，会受到罚款、写检查甚至被辞退等惩罚。因此每说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最好的方法是长篇大论、云山雾绕，一定要在委婉暗示国家政策有瑕疵之前，先猛夸一顿国家和政府在拉动经济增长、增强人民福祉方面的不懈努力，最后结尾一定要突出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周琦说。

程峰所在的媒体按照国家规定一直挂靠在某机关下属的出版社。中共中央宣传部一再收紧对媒体的管控后，上述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命令他提交待出版发行的所有稿件，以供其审核。

为了捍卫全体同仁的智力成果，编辑部决定在稿件出版前两天的晚上将样刊送交给上述出版社负责人，这意味着对方仅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对全部稿件进行审核、修改。编辑部曾多次尝试挑战那条越收越紧的红线，甚至策划了一期某政治人物的专题。

“我们每次都会故意把广告也发给他，要求他审。”程峰他们有自己的算计，希望时间的紧迫能迫使对方对内容网开一面。

但这种小聪明很快被识破，换来的是审查方的强势反击。于是，几乎每次刊物出版后，编辑部的负责人都会被要求写检查，检讨自己在这期刊物中的“失误”。

如此反复，整个编辑部都倍感疲惫，于是把报导方向转向软一些的故事。但即便如此，审查仍如影随形。一名记者曾采访一位男星，稿件中提到这位明星在未成名时曾与朋友喝酒至天亮，这种描述意在突出其成名前的困顿时光。但在审查方眼中，媒体此举意在宣扬明星的奢靡生活，并直指这会对年轻人带来不良影响，不利于社会发展。

与很多编辑、记者在表达上的字斟句酌、委婉含蓄不一样，自成立以来，运用写作技巧削弱文章主题的敏感性便是“大象公会”的风格，也是创始人黄章晋规避审查的一种妥协。以撰写党和政府的“说明书”的口吻，他相继在“大象公会”发表了《齐步走，以国家的名义》《“主席头”的起源、发展与定型》《你家小区为什么像监狱和集中营》《为什么红后代喜欢叫ABB》等文章。

但更进一步的妥协，他不接受。保持语言的本真和信息的准确是他的底线，他不想被剥夺用自己母语进行表达的权利。于是在被禁言四次后，在成立的第八年，“大象公会”倒在了被指责是“美国走狗”的舆论风暴中，被腾讯永久封号。被封原因与众多被封的自媒体和被删除的文章一样，笼统但不容辩驳——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封禁的原因，黄章晋说是源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指责他拿了美国人的钱、与东突分子交好。

沈逸与张维为、李毅、金灿荣等学者近几年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异常活跃，日常言论多以夸赞中国大国崛起、贬低欧美等国家为主，语言风格夸张，但一直被官方媒体奉为座上宾。因此外界一致认为他们的言行是被有关政府部门默许的。

这种默许带来的结果则是，这些人的言论引发了一众网民的追捧和效仿。

于是，沈逸的指控自然而然引发了大量“爱国”网民对大象公会和黄章晋进行攻击，黄章晋一度打算起诉沈逸造谣诽谤。但多家律所拒绝代理这个案子，“他们评估后认为这件事太敏感，没人敢接”。

从业二十余年，黄章晋历经报纸、杂志、门户网站等多个内容生产平台，不给平台带来麻烦是他对内容尺度进行把控的底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官方和网民都开始乐此不疲的翻旧账，于是曾经的所谓‘自由’表达在审查的红线逐渐收紧后，在现在就变成了不可原谅的越界行为。”

而对于曾经种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他说：“其实我是个拖延症很严重的人，但我发现傻逼和坏人都非常勤奋，很多时候我的表达冲动是被这些人激发的。尤其当面对下一代时，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会更强”，他补充到，“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对国家的喜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基于一种真正的自豪感、可以质疑国家的一种爱。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不能放弃任何努力。”

从业多年，周琦亲历了审查逐渐收紧，直至将一整套审查体系嵌入到新闻生产的整个过程的历程。而近几年，他明显感觉到，审查自上而下的推进以及自我审查自下而上的演化，对整个新闻生产体系和身处其中的人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最显性的体现是，新闻线索的减少。之前发现有价值的新闻选题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是现在，除疫情话题外能发掘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在大量减少，很多问题在外界还没看到时就被层层审查掉了”。

而相比于有形的世界和看得见的问题，看不见的问题才更加可怖。

这种可怖通常以禁令的形式出现，比如北京大兴机场占用农用地但因补偿不到位导致的农民上访不得报导、外卖骑手联盟盟主失联以及东航空难中遇难者家属上访的问题等等均不得报导。

“在禁令中，发现真正的新闻。”他说。

在贾葭看来，做为中国人，审查在每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便与其社会身份深深捆绑在一起。“审查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思维交织在一起了。它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言论自由之外的单独体系，而是变成和水、空气一样与个体的生命同构的一个东西”。

高菲菲有同样的感受。虽然还在坚守内容生产一线，但她坦言自己已经将自我审查内化为了一种能力。“有些事件可以通过转换词汇的书面技巧进行‘曲线表达’，但是更多的话题，当我们下意识的判断出连虚与委蛇的空间都没有时，我根本连做采访的冲动都没有”。

这种态度体现在了很多从业时间较长的媒体人身上，比如面对丰县被铁链拴住的八孩母亲、上海封城、各地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高菲菲所在媒体的资深采编岗位的记者们几乎都和她一样，无动于衷。

但更让周琦感慨的是，只有经历过自由或者说“相对自由”的人才有能力分辨出压制、羞辱和管控，而没有过这些经历的人很容易将现在的环境视作正常，并习以为常。

“成长中的年轻人比我们更可悲。”他说。

经济观察报报道截图

为深入清理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按照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3个月的“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清理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着力解决旧谣言反复传播、新谣言层出不穷的问题。健全完善监测、发现、辟谣、处置全流程工作规范，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打通谣言治理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加大造谣传谣行为惩治力度，查处曝光典型案例，形成强大震慑，最大限度挤压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生存空间，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二、工作任务

　　坚持管内容、管行为、管主体相结合，聚焦问题多发高发的重点平台、重点环节、重点版块，切实加大清理整治力度，建立完善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一）坚持分类研判处置。一是对涉重大会议、重要活动、重要政策发布以及侮辱诽谤英雄烈士、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精神等谣言和虚假信息，要从严从快从重清理处置。二是对涉安全生产、交通运输、自然灾害等公共突发事件，特别是涉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谣言和虚假信息，要积极督促有关部门加强正面回应，澄清事实，回应关切。三是对社会、经济、民生领域的谣言和虚假信息，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推动及时发声辟谣，防止扩散蔓延，误导民众。

　　（二）加大溯源追责力度。一是督促网站平台加强技术手段建设，提升溯源能力，对首发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平台账号，视问题性质进行处置处罚，强化源头遏制。二是制定完善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处置处罚细则，根据严重程度、是否首发、转发次数等维度，视情采取警告、禁言、永久封禁等措施。三是对首发恶劣谣言、多次传播谣言、利用谣言进行恶意营销炒作的账号主体，纳入黑名单管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全网禁止注册新账号。四是定期集中通报曝光处置处罚情况，公布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

　　（三）健全完善辟谣机制。一是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组织网站平台对存量谣言和虚假信息进行摸底，打上标签，对新增谣言和虚假信息组织有关部门准确辨识，认定后及时打上标签。二是要求重点网站平台开设辟谣专栏，及时转发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和相关部门权威信息，全面推送呈现。三是在评论置顶位及时展示重要辟谣信息，搜索涉谣言关键词时，在搜索结果中突出显示辟谣信息，社交群组加强提醒警示，扩大权威信息的覆盖面和触达率。四是研究完善算法推荐规则，对接触过谣言和虚假信息的用户，精准推送相关辟谣信息，提升辟谣效果。五是要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协同联动，完善信息通报、线索移交、联合处置等工作机制，发生重大网络谣言事件时，联合发布权威信息，及时澄清事实，回应群众关切。

　　（四）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一是做好存量处置，督导网站平台落实管理要求，对已认定的谣言和虚假信息，第一时间排查处置，防止反复传播。指导平台建立样本库，及时更新完善，运用技术手段进行比对匹配，做好拦截处置。二是做好增量遏制，加强日常监测分析，对影响大、传播广的无权威来源信息，主动向有关部门进行查证，及时识别处置，努力把新发谣言和虚假信息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强化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线索监测报送，网站平台常态化开展日常监测和线索收集，按要求及时上报。四是重点网站平台要设立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门举报入口，细化分类标准，发动广大网民积极举报，广泛提供证据线索。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地网信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认真部署、精心组织、扎实推进。要认真梳理属地问题多发高发的平台环节，制定细化工作方案，抓好专项整治任务落实，确保工作实效。

　　（二）全面排查整治。要督促属地重点网站平台成立工作专班，紧盯重点呈现区域，全面排查问题漏洞，提升技术水平，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内容审核管理，确保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落细。

　　（三）强化督导问责。各地要组织对专项行动效果进行评估考核，建立工作台账，根据问题严重程度、整改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导。对于专项行动要求落实不力、问题突出的网站平台，严格进行处罚问责。

文｜西坡

休了几天假之后，攒下了不少写作冲动，但一直苦于没有话题可写。那天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山东爸爸剥虾被女儿扔掉”。女儿多大呢？一岁半。为什么把虾丢掉呢？因为吃得太饱。我想，吃太饱的一定不止这个小姑娘。

昨天终于找到一个题目写，今天早上一看，文章消失了。我回想了一下，我也没写什么过头的话。我又一想，在这种事情上，启动反思程序就错了。于是我下楼跑了一圈，还是锻炼身体比较重要。

今天还是想写东西。是写前几天看的电影，还是最近看的书？琢磨了一下，都觉得跟读者不会产生什么共鸣。自媒体写作的乐趣就在于，每篇文章发出来之后，都像在河边拿石子打水漂，激起一圈圈的涟漪。所以我希望每篇文章都能活着，有时候文章消失之后，读者还会在后台要，但我知道，即使发给你，它也已经是尸体了。为此，我宁愿把文章写得含蓄一些，宁愿主动避开火线，也希望石子能在水面上漂得久一些。每次有读者在久远之前的文章下边留言，都会令我很兴奋，我知道那个小生命还在前进。

突然意识到，我还是太依赖媒体制造的话题了。其实这几年，媒体已经失去了引领大众注意力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这种意愿，就像鸵鸟忘记了如何飞行一样。但我养成了看新闻说话的习惯，三年两载怕还改不掉。我时常望着空空荡荡的媒体网站发呆，像在干枯的河床上等待水流的傻子一样。

顺着“媒体已死”这个线索继续思考，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或者说是猜想。从1990年代后期到2010年前后，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期。那时候有个词叫新闻理想主义，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感到很陌生了，但当时却能让许多人激动地睡不着觉。我今天想到的是，媒体的黄金时代，或许是许多事情发生的结果，而非原因。但是沉浸在媒体叙事中的人们，却很容易把媒体当成一种重要的推动历史的力量。骑在大象身上的人，不一定在驾驭大象。

对于过去的从业者来说，媒体的衰落是一曲悲伤的挽歌。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讲，其意义或许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毕竟，一个东西那么容易死，说明它的根扎得不够深。想到这一点，既增加了一分伤感，又不失为一种解脱。

新闻理想主义与这个社会的缘分很浅，它更多是力量的装饰品，而不是力量的源泉。

接受现实，不是要认输离场，而是要让双脚回到大地上。哭丧解决不了问题。

新闻死了，不一定是件坏事。这句话说出来，不是故作镇定，也不是硬灌鸡汤。而是我越来越体会到，我们有一项传统可以依靠，一项深深融入到民族骨髓里的传统，一项谁也杀不死的传统，那就是文章的传统。

中国人可以不看新闻，但中国人永远要看文章的。新闻专业主义，流水落花春去也。但好文章永远有读者，这是中国写作者的底气所在。中国人对文章的态度是严肃的，乃至虔诚的。

实不相瞒，我正在重新练习写文章。我在努力忘掉曾经习惯的格式与修辞，回到古老的传统中去。说实话，我很兴奋，仿佛一个渔民离开枯竭的江河，奔向大海。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The Pod Luck Club优质播客推荐计划：每天推荐一集播客节目，同时运营有名为“穿堂风”的豆瓣和小红书账号。
法庭線：一群香港前法庭记者创立的新媒体，盼继续在法庭现场记录及报道，让大众及时和更容易了解法庭审讯和裁决，以及其对自身权利的影响，从而拉近公众与法庭的距离。

一、香港独立记者无惧打压，坚持出版《香港言论自由报告》

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记者协会因为政治压力，打破惯例，不再出版第30期《香港言论自由报告》。但是，一群香港独立记者决定自行撰写，透过国际记者联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 的平台发表，题目名为：《無法封嘴的故事：香港言论自由报告》。

引言中他们说道：

无论是在流亡抑或网上，新闻工作者仍奋力地在中共控制之外报道他们挖掘的真相。即或在这个动荡不安而且危险的时期，他们团结一致，为黑暗带来一点光明。

在香港的土地上，已无言论自由可言，但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永不噤声。这就是他们的故事——继续为新闻自由奋斗。

报告分成5个章节，分别是恐惧成真、《港区国安法》淘空香港新闻自由、异议新闻媒体冒起惟前景未明、法庭裁定国安法打败言论自由和公共广播的消亡。

在一开始的概论中，报告就点明结论：“自2020年开始，只见政治和公民自由几乎被完全摧毁，而中共则是毫不掩饰、公然违背了它对香港及其人民的承诺”。

香港言论自由报告概述，图片来自报告网站截图

在“恐惧成真”中，记者们逐一列举了香港政府滥用的法律，以及这些法律打压言论自由的案例。其中，记者提到殖民地时代修订的《煽动条例》，在1967年暴动中使用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然而，2020年3月以后，“警方广泛使用煽动罪来打击和平行使言论自由的人”，“被捕人士中，既有在街站高呼口号的社运人士、撰写新闻报道的记者、在校园示威的学生及出版具政治意涵的儿童绘本的专业人士；亦有管理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分享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提醒人们在2019年抗争运动中的特殊日期、向公众派发宣传单张或海报，以至在法庭上拍手叫好的普通市民”。

其后，报告分两章来讲述《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迫害。第2章中，报告以“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为例，指港府彻底铲除“苹果日报”母公司壹传媒，并逼迫大量媒体自行结业，或者离港避难。此外，该法律配合《煽动条例》，也在威胁着普通记者的安全。另一方面，国安法也严重偏离国际标准，打压言论自由，甚至“喊口号”也会犯法。特别是，在此法之下，大量“和理非”（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争者被判定为“具有煽动性”，导致触犯法律。

香港言论自由报告截图

报告第3章和第5章分别提到了，异议新闻媒体的冒起和公共广播的消亡。香港媒体被打压之后，互联网上的新媒体异军突起，同时包括亲北京媒体和亲民主派媒体。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媒体填补了那些被迫关停的媒体的市场。但是，报告也很悲观地认为这些新媒体前景不明，“这些新兴媒体亦难以复制前《苹果日报》或《立场新闻》等大型异议媒体的议显设定能力，因为它们各自为政，未能就新闻议题发挥协同效应，难以为受众或其他异议媒体设定议题”。 此外，一向广受赞誉的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机构香港电台（港台），从管理、预算、内容制作和人事，遭到全面攻击，逐渐沦为“政府喉舌”，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相关阅读：【CDT报告汇】全球一半摄像头在中国，香港人权指数暴跌及其言论自由被彻底摧毁

二、自由之家：中国网络自由度连续八年全球垫底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于10月18日发布了2022年网络自由报告，涵盖了70个国家和地区，并得出结论：全球互联网自由度从2010年后连续下降，世界面临着专制主义的威胁，其中中国连续八年倒数第一。

2022年网络自由报告封面

根据报告的排名，爱尔兰排在第1名，台湾第5名，美国第12名，中国则排在越南、古巴、伊朗和缅甸的后面，倒数第1名。报告显示，在70个国家中至少有53个国家，用户会因为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面临法律制裁并常常导致严厉的监禁。此外，47个国家的当局会限制用户访问境外信息。其中，俄罗斯、缅甸、苏丹和利比亚的降幅最大。在俄罗斯军队侵略乌克兰之后，俄当局迅速强化了其打压国内异议的做法，并且逼迫该国剩余的独立媒体要么闭嘴，要么流亡海外。

2022年网络自由度地图，绿色到灰色依次为：自由，部分自由，不自由和无资料

此外，报告还指出，各国政府为了控制网络空间，正在将全球互联网分割开来：

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专制主义者正在开展一场运动，将开放的互联网分割成一个个压抑的飞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政府通过封锁外国网站、囤积个人数据和集中管理本国的技术基础设施，对人们可以在网上访问和分享的内容进行控制。由于这些趋势，全球互联网自由度已经连续12年下降了。

对于中国，报告指出北京冬奥会之后，中共当局现在仍然对新冠疫情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甚至，上海封城期间，居民在网上分享他们的经历也遭到审查。在中国网球选手彭帅指控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女权议题的相关在线内容，加大了审查力度，并且努力压制反对性侵和性骚扰的社交媒体运动。此外，大量记者、人权活动家、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以及普通用户，仅仅因为分享在线内容就被逮捕，一些人甚至面临严重的刑罚。最后，要做到这一切也离不开中共当局对科技公司控制的新政策。互联网监管机构也会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平台将其内容审核和算法推荐系统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六年来互联网自由度首次略有改善，排名第9。但是，美国仍然缺乏全面的联邦隐私法，并且有关互联网自由的立法进展缓慢。报告也批评美国2022中期选举前，“网上环境充斥着政治虚假信息、阴谋论以及针对选举工作人员和官员的网上骚扰”。

最后，报告呼吁当专制国家努力发展数字极权的同时，民主国家也应该重视“网络人权”：

民主国家领导人应该重新承诺维护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需要有新的法规来体现对数字时代人权的保护，在网络犯罪和企业问责方面加强多边协调，并加深对民间社会的投资，因为民间社会经常推动集体行动来捍卫互联网自由和抵制数字独裁主义”。

相关阅读：【CDT报告汇】中共统战新疆侨社做“大外宣”，全球言论自由排名中国倒数第六和六月新增七起宗教迫害事件

三、ASPI：中共打造YouTube大外宣，粉饰其在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侵犯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共正在利用来自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网红，在全球范围内宣传虚假信息，以粉饰当地侵犯人权的行为。报告将这些通常是少数民族女性的“边疆网红”，描绘成北京当局“大外宣武器库”中的一部分。

报告封面

该报告锁定了视频网站YouTube上18个来自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视频播主，且每一个都有超过2000名粉丝，然后抓取了总计1741个视频进行分析。报告发现这些视频往往是先发布在国内平台，然后再登陆海外平台发布。值得一提的是，YouTube等平台在中国大陆均处于被防火墙屏蔽的状态，特别是在新疆地区，哪怕是使用翻墙软件VPN都有可能被捕入狱。但是，报告以网红博主“安妮古丽”为例，指这些博主却可以堂而皇之的“翻墙”发布视频内容。

报告中举的例子之一，网红博主“安妮古丽”在2021年10月17日发布了一条视频，名为《新疆古丽捍卫家乡的美好！被外国记者提问质疑，别被偏见蒙住眼睛》。她在视频中，告诉外媒记者说，她将捍卫新疆，以免受外国记者的不实报道。

“安妮古丽”视频截图

作者分析这些视频的内容后发现，其所呈现的信息与中共的叙事高度相似。然而，相比于中国传统的国家媒体对类似主题的宣传，这些视频因为提供个人视角的观察，对该主题的表述更加柔和以及“招人喜欢”。作者认为这些视频“不太精致的表述给人一种更真实的感觉，传达了一种关于中国边境地区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的虚假感觉”。报告中，将这一类视频称为“准生活类”视频，意思是看上去像是普通的生活类视频，但是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宣传。这种隐形宣传，往往隐含着“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身份”的认同，并且大肆宣扬爱国主义。

然而，虽然作为中共的大外宣，并且是在严格控制的网络空间中，一些网红还是会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受到歧视和攻击。比如上述提到的“安妮古丽”，就曾经在视频中抱怨：“我是维吾尔人，我来自新疆，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中国人。我也是你们的同胞。不要仅仅因为我来自某个民族就给我贴上恶意的标签，因为我来自新疆”。

此外，报告也通过调查，发现这些视频内容看上去是个人网红创作的，但其实有一部分是在网红管理公司即多频道网络 (multi-channel networks, MCNs) 组织的帮助下制作的。特别是，这些内容在发布到YouTube之前，要先接受公司和国内视频平台的内容审查。

最后，报告总结道：“中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以建立一个由新闻机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组成的全球网络，为了在中国境外推广其世界观”。

相关阅读：【CDT报告汇】中国政府打击人口拐卖严重失责，中共利用互联网做新疆“大外宣”和七月上旬中国新增五起宗教迫害事件

我们与时代，互为因果。

——波米

2018年10月4日，我收到时任评论部主任的消息，通知我正式通过清新时报的招新，成为评论部的部员。2022年6月18日，清新时报第十九届换届大会召开，我作为副总编的任期结束，正式离开清新时报。一位和我同时加入又同时离开评论部的同学说：“我想起大一还要熬夜在109排版的日子，觉得恍如隔世。好像见证了一个报社的黄金时代，又亲眼看见它坍塌了。”我想，清新时报可以坍塌，但不可以湮灭。黄金时代可以被终结，但不可以被遗忘。因此，我决定从我个人的视角出发，讲述我在清新时报度过的四年。

2019.4.15 GPA

和大多数高中刚毕业就加入评论部的同学一样，我的评论写作最初只是停留在高考作文的水平上。因此，我在清新时报的第一年也主要以学习为主。我的大多数仍显稚嫩的稿件都发布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纸质版报纸上，唯一一篇发表在公众号上的文章是“学风大讨论”的应景之作。

2019年4月15日23点，讲述GPA改革和五字班申请情况的深度报道《谁动了我的GPA？》发布在清新时报公众号上。

23点59分，有同学在清新时报大群里发问：“没顶住压力吗？”大家才发现文章已经被删，本来沉寂的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讨论。

第二天凌晨0点29分，一位不在报社的学姐进群说：“我没想到这个话题会触及学校管理层如此之深。仔细看过文章，我不觉得有太过偏激或者敏感之处，措辞也很中肯。总之，你们真的很好很优秀！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你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与新闻理想的守护者。加油！”

0点56分，时任总编对我们说：“稿件因为不可控因素被删，我负主要责任，但无论从记者和编辑的操作而言，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去确保操作的规范性，这稿子也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认可。删稿不代表本报对GPA之事缄口不言，我们会针对此事做进一步采访和报道，让同学得到更多的信息，也让这个话题能够被更广泛和理性的（地）沟通讨论。”

4月19日，小五爷园发表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副教务长彭刚老师对GPA改革争议的回应。当被问及GPA改革是否影响同学们出国申请时，文章用加粗字体回答：“清华有最优秀的生源、人才培养质量高、学术声誉好，整体绩点的高低不会影响到国外很多高校对清华学生的评判。”当被问及学校对GPA改革的态度时，文章用加粗字体回答：“我们都知道，清华是一所校友对母校感情特别深，参与母校建设特别多，对母校帮助特别大的一所学校。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在读期间，充分感受到了学校、老师和员工对每一个学生的关切。”文章发布后不久，赞赏区就被辱骂清华大学的头像攻陷。

后来屡屡有传言说清新时报高层因为GPA事件被“重组”了。这段时间我只是一个普通部员，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内幕消息。我只能说，从结果上来看，所谓的“重组”并没有发生。首先，报社由在校学生组成这一性质就天然决定了所有职位的任期只有一年，因此领导层换届本来就会在每个学年结束的时候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谈论“重组”没有意义。而如果说“重组”指的是GPA稿件的相关人员遭到撤职或者降级，这件事情也并没有发生。事实上，GPA稿件的责编成了报社下一任的总编辑，稿件的作者成了下下任总编辑。

2020.3.16 疫情

2020年初，几乎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同时，我正式成为了评论部的两名主任之一。2020年上半年，是我这一届的评论部同僚输出的高峰期。因为疫情居家，学校的许多活动都停摆了，所以我当时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吃饭睡觉上课写稿改稿。再加上疫情初起，舆论场上交锋激烈，部员们也都有说不完的话。围绕疫情，我们先后发表了《疫情谣言只能止于真相》《我们无权让医护人员裸奔逆行》《别让“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不共戴天》《边防控、边复工：还需社会治理精细化》《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幸福》等一系列评论文章。

3月15日，一位部员交给我一篇评论，文中提出“不要让骄傲掩盖了对全球疫情的担忧和悲痛，不要让‘赢家’的沾沾自喜取代了对世界人民应有的关怀。”这篇评论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按照通常的流程在部门例会上讨论过，但我读完以后热泪盈眶，用最快的速度返还了修改意见。经过几轮修改，这篇题目为《“他国越失败，我国越成功”的思维模式应当摒弃》于3月16日定稿。由于当天已经安排了其他稿件，报社原计划在第二天把这篇评论发出。结果就在当天下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以外87182例，反超了！》的文章。报社于是决定把这篇评论提前发出。果不其然，文章发出后引发极大的反响，精选留言数甚至达到了系统上限。清新时报的指导老师也亲自转发了这篇推送，配文说：“其实这次我是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当然，这段时间也并非没有遗憾。我们曾经写过两篇声援武汉作家的文章《致“高中生”：鲁迅不仅应该写下来，还应该喊出来》《直视“屋中的大象”》，结果被总编以“同类观点已经大量出现”“昨天开始关注度开始下降”等理由毙掉。还有一篇声援钟美美的文章《正能量教育不是掩耳盗铃》，被总编评价“质量有点点可发可不发”，拿去问报社指导老师也一直没有等到回复。由于疫情期间纸质版报纸停发，为了不让同学们的辛苦白费，评论部开了一个小号来发因为各种原因被毙掉的稿件，这个小号也一直沿用到现在。

2021.3.4 封校

我卸任之后，《他国越失败》一文的作者成为了新一届评论部主任之一。2021年2月，在其他北京高校大多延期开学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坚持按期开学，并推行仅允许教学、就医事由的极严格的封校政策。我在部门例会上提出写一篇题为《精准防控应坚持“非必要不封校”》的评论，部员们几乎全都表示赞同。成稿后，部门主任也对文章质量很满意。正当我以为这篇文章将顺理成章地发出时，却意想不到地在报社高层的审稿中遇到了阻力。

首先是报社分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在不少内部经验分享的场合上，他都讲述过自己的一件光辉事迹，那就是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北大某位争议人物的评论，那篇稿件也在发出不久后被删除。针对我的文章，他先是在内容上给出了一些大的修改建议，在我返回修改稿后，他说：“你用词用句可以再斟酌一下。”

我：“那你上手改改呗。”

“主要是我现在没手。你先自己品品，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对这个话题不怎么了解的读者，怎么写才对人家比较负责任。”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我不太明白。”

“比如，懒政那个，你想想，让各院系负责出入校审批和疫情防控的老师怎么看？”

“那我知道你说的是啥了，我再品品。”我说，“真是的，自己不干人事，还不许别人骂。”

“换位思考一下吧。人家跟你又没有深仇大恨，吃饱了撑的天天恶心你。尤其是校园内部的议题，少骂人，不然以后别想采访了。”

之后是时任报社总编。她说：“我的观感是很像在替学生陈情上谏。你个人可以有观点啊，但清新时报需要这么旗帜鲜明地表达自由吗？”

我：“就是这样呀。gpa（的稿件）不是在给学生陈情上谏吗？”

“gpa是有问题啊。”

“你的意思是说学校的gpa政策确实有问题，还是gpa那篇稿件确实有问题？”

“稿子。”

她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总编：“唉行吧就这样吧。给老师看了再说吧。”

我：“行吧。希望清新时报不要让我失望。”

“这篇不能发是正常好吧。”

第二天，总编发给我一张截图，截图内容如下：

指导老师：“北京开会。”

指导老师撤回了一条消息。

前任总编：“题材是否合适还是请老师把关。这个话题确实有点……单论内容吧，我感觉作者其实并没有给出很亮眼的观点，比起新闻评论，更像单纯从学生角度出发致校方的一封建议书，带有比较强的超出评论文体本身的主观性，可能以个人身份发会更好。”

指导老师：“我也觉得他个人身份发就行。”

后来，总编又给我发了一长段文字，没有署名，不过从口吻上来看我推测是报社指导老师写的：“这篇的内容写得挺诚恳的，也看得出来很用心，但确实还是有些受限于学生身份了，自身的直接利益诉求体现得太过明显，很多政策制定方面的考量和不可为，是没有看到的（可能作为学生也确实难以切实了解），这样就会导致虽然通篇都情真意切，但难免显得稚嫩，很多我们看来认为‘这样这样做不就好了吗’的东西，在事件相关背景了解相对更多的人看来，就会变得短浅而天真。”

在这篇文章之后，我又陆续写了两篇关于学校疫情防控的文章《“完善沟通渠道”不能救清华》《疫情防控规定应有据可依》，发表在我们的小号上。主任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要给总编看吗？”

我说：“不用了，肯定发不了。”

这段时间适逢清新时报的纸质版由报纸形式改成杂志形式。由于对纸质版刊物的审核较松，我的几篇封校评论后来都发表在了清新时报校庆特刊上，为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献礼。

2021年4月2日，清新时报公众号发表了一篇评论《“因噎废食”不是管理之策》，借西安地铁禁用充电宝的新闻事件影射清华大学的电动车管理政策。总编向我们转达了报社指导老师的意见：“隐喻不是新闻工作的好方法，只支持大家就事论事。注意写评论不要话里有话。”

我回复：“知道为什么要隐喻吗？因为直说的不让发。”

2022.3.3 火灾

在清新时报的最后一年，我担任分管评论的副总编。按照报社的惯例，副总编只进行指导和建议，一般不负责具体稿件的工作。

2022年3月2日，紫荆九号楼发生火灾。

3月3日8点，清新时报公众号发布深度报道《清晨一小时：紫荆公寓火情纪实》。

9点10分，时任总编在群里说：“要删稿了。大家做一下心理准备。”群里再一次沸腾。

前前任总编在群里说：“没事，删稿很正常，大家放平心态。”

我回复：“删稿从来都不正常，不能因为不正常的事情多了，就以为是正常的，还以此自慰。”

前前总编：“哦我是说这篇从学校的逻辑来看他们让删很正常。就是‘他们肯定会让删’这个意思。没有说‘删稿’本身正常的意思哈。”

当天正好是百团大战。一位报社高层：“想到一件事儿，今天招新的时候可能摊位会直接有人来问被删理由，感觉大家还是说不清楚比较好。毕竟咱们的目标应该都是希望报社能在，以后还能写稿。”

总编：“确实。就说：信源不够全面，没有采学校，之后有机会出完整调查，欢迎持续关注。”

我：“还是说不清楚吧，这样说好像我们错了一样。”

总编：“不清楚有人信吗！”

之后报社就进入了漫长的整改期。这期间的内幕，我就又不清楚了。我只知道，清新时报公众号一会能发稿，一会又不能发稿。一会维持原状，只需要指导老师审核，一会又要加上学校层面的审核，一会又说学校可能先管一段时间就不管了。报社的稿件一会在大号上发，一会在小号上发，一会在印象笔记上发。后来有一篇《清华版MBTI，今日正式发布》也发到了小号上。我感到奇怪，这篇有什么敏感的呢？总编解释说：“我感觉是因为宣扬某些刻板印象戳到他们的点了，比如卷和躺。”

我：“我认为清新时报编社会应该全体辞职，以示对愈演愈烈的说话管控的抗议。”

总编：“呃，我感觉他们求之不得。”

总结

四年的时间很长，清新时报很大，我所能经历和讲述的，不过是其中一些微小的碎片。我一直认为，那些发表后被删除的文章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更多的文章连为人知晓的机会都没有。

我2018年下半年加入清新时报时，报社里的高层们都是五字班。我从他们入学的2015年下半年开始，以半年为单位数了一下清新时报公众号发表所有文章和评论文章的次数。从总数上来看，在新一届领导层上任励精图治并且新生大量涌入的下半年，报社的发表一般更为活跃，但是整体的下滑趋势仍然不可避免。单看评论部，早期发表数经历过较大的上下波动，而我则有幸赶上了2020-2021这两年发表数持续稳定在较高水平的“黄金时代”。

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在公众号上发文从“抢档期”变成了“填档期”。在过去，各个部门的稿件都需要按日程排队发表，像《他国越失败》这样的时效性强的文章还需要“插队”。而如今，问题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公众号已经好久没有发文了，哪个部门能尽快贡献稿件？

当然，审查并不是清新时报衰落的唯一原因。以评论部为例。清华停招新闻本科生，使我们的新生血液严重匮乏。再加上招新时几乎不设门槛，随着清新时报声名鹊起，很多涌入评论部的新人不再是一张有理想有热情、愿意虚心学习的“白纸”，而变成了有很强既定思维模式和观点的“键政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带偏了选题讨论的方向。文章质量不行导致无法发表，文章发不出来导致没有热情去学习和改进，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文章写到这里，我差不多把清新时报从新人到老人得罪了个遍。但就像题记里那句话说的，时代在改变我们，我们也在塑造时代。在黑暗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每个人都不是无辜的。有些人会问：“那你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很惭愧，我也迷茫过、畏惧过、退缩过，我也没有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但是我可以不惭愧地说，我没有变节过。如果清新时报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都至少能做到不变节，那么她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最后，我有三点对所有仍然奋战在清新时报和其他校园媒体，以及关心清新时报和其他校园媒体发展的同学的希望：

不要表演。所谓表演，就是说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大的表演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问题装点成成绩。小的表演是在删稿之后安慰大家“删稿很正常”，明知道不可能还对大家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出更详细的报道。”如果我们不能说遵循自己内心的真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不说违背自己内心的假话。

不要做梦。有些人爱做小梦，他们以为删稿是因为文章信源不全面、事实有错误，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技术问题就不会被删稿。实际上，这些技术问题不过是托辞罢了。小五爷园的GPA推送里面说“清华有几门公认的难度高的课程，比如随机过程、量子力学等，最高分可能只有80分，那80分就可以拿A，拿4.0，因为你是最优秀的学生。”这种说法在推送留言区、知乎等多个地方被否认。有这么明显的事实错误，怎么没见这篇文章被删呢？还有些人爱做大梦，他们觉得学校的管控是时松时紧的，甚至觉得学校也许管上一段时间就不管了，希望通过忍气吞声来换取报社存在和发表的权利。事实上，就算有松的一天，那也不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而是靠斗争争取来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事情都说明了这一点。

不要忘记。正是脑海中那挥之不去的记忆，支撑着我长久构思并最终完成这篇文章。媒体本来应该是公共记忆的载体，如果清新时报不能继续承载同学们的记忆，我希望大家至少把记忆留在自己的心里。记忆可以带来愤怒，愤怒可以带来力量。

陈洪淼、李嘉文和程雨祺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郁风

晚上突然收到张进老师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最后一次和他分别的场景：几年前的一个雨夜，我送他打车回去，这场新闻课慕名来了很多人，但只有我一个学生去送他。

他叫了辆滴滴，正好聊起财新要做一个滴滴的选题，那时他已经不是财新的主编，但仍旧心系财新的每一次选题。雨下的很大，我们凑得很近，他一边亲和的说话，一边赞叹我对新闻的热情。车来了，他微笑着对我说了再见。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远。

张进老师如今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渡过”创始人，一位倔强和抑郁症抗争并将抗抑经验分享给大众的斗士，一位畅销心理作家。今天“渡过”公号的讣告写到，“今天万分悲痛，渡过创始人张进老师离开了我们。渡过失去了奠定我们使命和事业的创始者、一位探索抑郁生态疗愈体系的引领者”。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抗抑斗士，一位心理知识普及者，我们还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调查记者，一位优秀的主编，我们失去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那批人之一。

他的前半生属于财经和财新，属于那个时代最好的深度媒体，那些足以在新闻史上留下名字的报道大都有他的身影，银广夏事件、鲁能事件、SARS报道、邵阳婴儿报道……在汶川地震中，财经是最先做出反应派记者去震区的媒体之一，张进让他的记者骑自行车前往已被隔绝的震中区，在滚石和瓦砾中传出重灾区的信息。

而他有限的后半生属于渡过，也属于病魔，抑郁症先击倒了他，但他顽强站了起来，并选择直面自己的伤口，将个中经验教训汇集成《渡过》，这是很多人的心理学、抑郁症启蒙读物。我不敢断言它拯救了多少人，但读完这本书，一定比你花500块钱请心理医生讲一通人生大道理好的多。可在渡过社群越办越好之际，病魔却又找上了他，这一次是癌症，这一次奇迹却没有再现。

在讲台上的张进完全看不出是刚经历过重度抑郁的人，在谈起新闻、谈起调查报道、谈起他操作的过往选题时，他瘦弱的身躯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透过他鼻梁的玻璃镜片，也能看到他眼里闪耀的星火，他不无骄傲的提起2003年，那件差点让杂志所有人失业，但他却从未后悔过的故事：

那时他听说北京出现了一种新型肺炎，但接到的指令是一律不得报道。他和胡舒立商议后一致决定，不管最后能不能刊登，都要去调查，去采访，去写稿，他和舒立也加入了采访队伍。最后信息汇总，得到的结论是很清晰明确的，但问题来了，要不要刊登？登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整个杂志被解散。

那天《财经》杂志的封面，醒目印上了SARS报道的标题，那一天张进和所有同事都处在惴惴不安中，他告诉其他人，做好被解散的准备。可他没有被视为造谣，也没有被训诫，因为北京突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市长和卫生部长免职。杂志保住了。

可不是每一次张进都能赌对，对他来说，挨骂，写检查已是家常便饭。说起这些时张进表现的并不以为意，他还略带欣慰的说，“但我从来不会让我的记者挨骂，写检查，稿子他们写，责任我来扛”。

他甚至千方百计的保护手下的记者。“有位很有才华的记者叫庞皎明，因为一篇稿子得罪人，勒令我们开除他。但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改个名字，继续在杂志上班。结果他改个名字叫上官缴名”，说到这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

“可惜没多久，他另一篇报道又得罪人，结果一查，发现上官缴名就是庞皎明，这下我们也实在保不住他了”，说到这，他无奈的摇了摇头，眼光黯淡了下来，但接着，他说起了和庞皎明合作的邵阳婴儿报道，瞬间眼睛又恢复了神采。

那天走在雨幕中，我感觉张进老师身体仍然健锐，思维仍然敏捷，几乎看不出病魔会缠上他的迹象。可那个时候，谁能想到之后的事呢？

之后张进逐渐淡出了新闻行业，投身于抗抑心理行业中，我也出现了心理问题，读《渡过》不啻为一剂心理良药。可当我们能阻止自身的下坠时，却发现根本阻止不了时代的下坠。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命运夺走了最好的那批人，现在又夺走了张进。

我只能想到茨威格写在《昨日世界》最后的话：“这是第一天。随后的日子接踵而至，明亮的、昏暗的，单调的、空虚的，战争年代滚过来了，我不愿意去说它。在我写下这行字时，它的手正在用梆硬而血淋淋的字，书写着它那残忍的编年史。”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莽莽：白纸革命后，柏林参与者发起的中文刊物。“在几次集会游行后，柏林的一些手足决定筹办一个不受审查的中文刊物，第一刊设置了‘圆桌讨论’的环节，希望能收集从四通桥以来的各种运动声音，既作为经验的分享，也希望能留存下运动的证明” 。

一、白纸革命的余波：被捕的手足和被起诉的海外小粉红

随着中国取消清零政策，白纸革命也逐渐走向平静。然而，白纸革命的余波依然继续。

首先，白纸革命启蒙了一大批年轻的抗争者们。在白纸革命之后，他们活动中组织的社群、平台和连结并没有消失，相反，在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上，青年抗争者的人数在继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以Instagram账户公民日报平台上的电报群为例，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16个国家的35个城市的华人，发起了自组织社群，并继续运营。 白纸革命中，中国国内有至少12个城市发起了自组织社群，也仍然在继续运转。

伦敦留学生抗议

其次，中国当局开始了一贯的秋后算账。 白纸革命后，中共逮捕了大量的抗争者，大多数人已经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中，然而仍然有人被继续关押，没有释放。据美国之音报道，网传“南京传媒学院率先举白纸无声表达抗议的女学生李康梦”已经被捕。名单上还包括之前的四通桥勇士彭载舟（真名彭立发）、金嘉伟、林怼怼、川川、王晨皓、李牧、王黛玥、王昊、陈佳林、黃玉峰、魏海和杨紫荆。

网传南京传媒学院被捕学生李康梦

据自由亚洲报道，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吴亚楠，“因支持白纸运动和要求保护参加抗议的学生，而被校方以检查核酸为名诓骗进精神病院”。

此外，中国各地的30多位律师在表示愿意为被捕抗议者做免费法律援助后，遭到有关当局和身份不明人员警告、恐吓或骚扰。

最后，西方国家开始拘捕那些违法的海外“小粉红们”。美国检察官逮捕了一名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留学的中国学生，原因是威胁和恐吓“海报运动”中支持民主的中国留学生。另一方面，在中共二十大期间，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外交官打人事件一直备受舆论谴责。本周，中国方面做出了调离“打人”外交官的决定。

相关阅读：【CDT报告汇·专题】白纸革命：勇气的回声在墙内墙外的上空响起

二、无国界记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一份2022年度报告，称目前全球共有 533 名记者被拘留，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有57名记者遇难，65 人被扣为人质，49 人失踪。

报告封面

其中，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共有110名记者被关押。紧随其后的是缅甸、伊朗、越南和俄罗斯。

在中国被捕的记者中，有19名女性记者，其中报告特别提到了张展和黄雪琴。值得一提的是，张展是无国界记者2021年新闻自由奖得主，黄雪琴则获得了2022年新闻自由奖中勇气奖的提名。此外，报告还提及了在狱中的其他几位媒体人，包括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香港晨钟出版社创始人姚文田。

女权记者黄雪琴、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昵称煎饼）两人于9月19日同时失联。王建兵原计划20日送别黄雪琴从深圳经香港赴英国留学。

相关阅读：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了第30届年度新闻自由奖的候选名单，黄雪琴获得勇气奖提名

三、中国劳工观察：一带一路项目中的海外华工处境艰难

非盈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 (China Labor Watch, CLW) 发布了一份报告《漫长回家路： “一带一路”中国工人的困境》。他们调查了八个“一带一路”国家中的2000多名华工，发现了一带一路项目之下中国工人的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系统性的损害。其中，中国劳工观察重点关注了阿尔及利亚、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四个国家，并分别撰写了报告。

报告封面

该报告引用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指在2021年，有59.2万名中国工人在海外工作。然而，中国劳工观察调查了333名在印尼的中国工人，发现只有27.6%的人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因此他们推测可能有多达上百万的中国工人在海外工作。这些工人虽然大多数属于外包和中介等雇佣形式，但最终的雇主往往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报告指出，一些系统化的控制手段削弱了工人的力量，使他们无法离开、不愿反抗。“造成的因素是中国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公司的非法雇佣行为和所在国的冷漠”。

在报告提及“高强度下的‘一带一路’工人生存状况”时，提到了用工方几种控制和剥削工人的手段。首先，“压制工人逃跑或反抗的第一个因素是外包和欺骗性的雇佣”。报告显示，几乎所有的“一带一路”项目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包，并且在招聘过程中存在大量欺诈。中国劳工观察采访了一位在阿尔及利亚从事建设工作的工人唐先生，当问及“当初谈好的工资是多少”时， 唐先生回答：“ 他说八千到一万（月薪），最多的时候还可以到一万二。现在在工地上给他们 干活，两年多了快三年，只给了六万块钱。还有好几万剩余工资，他们就不给我，护照也不给我”。

第二，签约非法合同甚至没有用工合同的情况非常普遍。此外，如上文所述，大量海外工人是以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的形式，到达目的地国家，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当地合法工作的许可。

第三，“对工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而且十分普遍”。据中国劳工观察报道，受访的工人中，高达80%的人曾遭遇过护照被扣押的情况。另一方面，扣留工资和苛刻的考核制度也成了控制工人人身自由的手段。然而，最恶劣的情况是对工人的监视和直接控制。比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间工人宿舍，宵禁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每到晚上，工人宿舍就会被铁链子锁起来。此外，中国劳工观察还指出，从2021年6月到报告撰写期间，他们收到了11名工人死亡的报告。然而，在这些死亡事件中，没有一个相关公司做出任何解释，也没有进行尸检，就最终进行了火化。

对于上述情况，中国劳工观察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访问，列举了翔实的数据，来证明这些情况在“一带一路”项目中非常普遍。

最后，中国劳工观察表示，疫情期间，工人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上百万人的工人因为中国严苛的边境政策无法回国。中国劳工观察更指责“一带一路”项目，“输出了以超出底线的方式剥削底层劳工的经济发展模式”，并表示在宏大叙述的背后，“普通工人的声音很少被听到“，工人的权益“受到忽视和侵蚀”。

相关阅读：美国之音 |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现状调查

四、中国的党国体制和私营企业的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发布了一份报告，以华为和阿里巴巴两家公司在马来西亚的扩张为例，分析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企业的支持和制约，也将这种政商关系称为“马来西亚”模式。这是该系列报告的第三份，稍早该机构还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希腊电力市场和西非采矿市场的扩张。

报告封面

报告指出，这两家公司从中国当局获益。首先，中国官方为这两家提供了金融和政治的安全网 。报告指出，特别是华为，在国内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并列举了从贷款优惠到政府项目等一些列有利华为的政策。然后，这两家公司利用在中国积攒的技术和能力优势，开拓马来西亚的市场。此外，中国也利用自身的外交资源帮助这两家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就参与了杭州市政府与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公司的协议。中国的外交官们也经常为两家公司做宣传，作者评价这两家公司得到了国有企业般的待遇。

然而，作者特别强调，虽然这些公司和中国政府有政治联系，但是中国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大多数科技投资本质上还是一种商业行为。两家公司为了赚钱来到马来西亚，而如果他们提供的服务品质不好，也不会得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认可。该机构也特别强调，最终的商业成功还是要凭借自身的实力。

另一方面，两家公司也受限于和中国当局的关系。受到当局政策的影响，这种“政商关系”会使得公司战略业务范围变得更加有限。此外，中国的外交环境正在急剧恶化，这使得原来两家公司的外交资源变成了负资产。比如华为公司的5G业务就因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而饱受质疑。

相关阅读：政见｜刘冬舒：“大树底下好乘凉”：中国的政商关系

昨晚，德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回应著名的正能量教授沈逸的信。

回复的全文如下：

根据德国媒体的请求，德国情报机构提供了有关对北溪管道袭击调查的最新情况。此前，德国和美国媒体根据自己的调查也曾做过相关报道。

德国媒体奉行独立报道的原则，即政府不参与报道工作，很多情况下，政府甚至对报道毫不知情。记者在报道政府事务时，常持批评态度，并视监督政府，揭露其不当行为为己任。

因此，新闻媒体在民主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调查记者还经常设法获取未经公开的信息。而执法机构通常会在调查完成后才公布信息，以免因过早地公开信息而危及调查的进展，或者误导公众得出错误结论。

在此之前，复旦大学著名的正能量教授沈逸在德驻华大使微博一文中留言：

为什么德国没有早点发布消息？是不是德国政府本身不掌握德国的情报机构，因此只能根据美国政府的节奏发布消息？德国是不是美国的仆从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可能德国大使馆认识到沈逸教授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随后专门进行了回复。

德国大使馆发布信息后网民的留言？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部分微博网友的评论：

就是小蛮：沈逸凭一己之力拉低了复旦的逼格，厉害。

野鹤庭梅666：堂堂一个大使馆，竟然不会禁言，真是的。多和蓝v学学吧。

中華第一国男：会不会入乡随俗精选评论啊？

翻电GPT：我们谁都可以网暴的，详见评论。

自言自语的小人物：一个问得认真，一个答得认真，这是一个认真的世界。

Misha114514：德国大使馆掉价掉到这地步了吗，跟沈大佐还咬上了。

風林火山非傳說：看的出德国驻华大使馆这个致函还是很耐心的，但我个人认为对某些充满敌意与攻击性的人来说，这种耐心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

赋深：某些国家的媒体不被允许批评政府和领导，他们想象不到。

安持道人1：不知道的以为北溪管道是沈逸炸的。

中医中药才能拯救地球v2：沈逸新节目应该叫“狗眼看世界”（看谁都是狗）

关于《不止不休》，网上有条评论，认为这部电影原本没有准备上院线，所以一直搁了两年，直到张颂文《狂飙》后爆红，才借势推出。

导演王晶听我转述了这个说法后，微信上回复说，阴谋论的一大便利，就是让任何人都掌握了对某事件的解释权，即便他们对真相一无所知。他既然拍这部片子，肯定一开始就是冲着院线。

之所以延宕两年，是有一些无法抗拒的原因。“我难道几年前就找个算卦的，能算出来张老师今年会大红？”

《不止不休》是王晶第一次当导演，题材又偏文艺和理想主义。对他来说，坊间的一些猜测与其说是轻浮，不如说是残忍。

而这，本就是理想主义者——比如《不止不休》中白客和张颂文饰演的那群人的宿命。形格势禁，被道德绑架，被群众猜疑。蜗居在舆论的地下室里，像白客和女朋友一样，小心翼翼地伺候头顶的脏水。

因此评判这部电影，就不得不超越票房，从斑驳的光影里，辨析出更多的身形与人心。毕竟，这很可能是对纸媒黄金年代最后一次描摹。

最高仿的编辑部

在服装、道具和美术方面，《不止不休》中的纸媒编辑部，绝对称得上国产影视剧的极致。与其相比，前不久《狂飙》中对媒体和记者的描述，近乎儿戏。

《不止不休》召集了一大群媒体人——或许应该叫前媒体人参与创作，他们能提供的帮助，任何专业编剧和美工都无法企及。

最触动我的，是男一韩东（白客）与男二黄江（张颂文）在编辑部首次见面时，黄江的面目和装束跟我一位老朋友完全一样：胡子拉碴，大冬天的，套着一件春秋装的军绿风衬衫。

2015年夏天，这位朋友因为抑郁症去世。——去世前大概十天，他去外地采访，吃光了抗抑郁药物。

送走他4个月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篇名就叫《岂曰无衣》，讲的是，2010年夏天，他坐动车怕被空调冻着，我就送了他一件厚衬衫避寒，他非常喜欢这件衣服，以至于冬天也经常穿着充当外套。

影片中，黄江和韩东调查矿难时，特意爬伏到地上，蹭了一身灰。这很接地气。记者为了隐藏身份，借工服甚至顺走医生的白大褂穿，在矿难和其他事故现场都不鲜见。

导演告诉我，这个创意来自一位老记者的讲述：在他完成调查返回北京后，一个人走在长安街上，阳光照着他的旧衣裳，旧衣裳又一直散扬着从现场带回的尘土。

老记者感觉，“能有这一刻，做什么都值得”。

事实上，《不止不休》也是这群老记者的作品。电影院里，我看到字幕上闪过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多年前，这些名字都被打印在报刊的版权页和标题下方。时空重置，离散的人又重逢，只是变了角色。

他们之中还在做记者的，已十不存一。男主角韩东的原型，跟我在南方某报社曾同事五年。至今，他离开媒体也已经有七八年了。

为一亿人表达反歧视主张的记者，多年后还是要复归世俗，在十四亿人中谋一个安身立命的位置。

《不止不休》中，先后有一支笔和一份报纸在北京的大气层中漂浮。电影没有交代它们的归宿，但谁都知道，它们飘到最后，一定会被地心引力收编。

捉襟见肘的真相

与高仿的内景相比，《不止不休》的外景就有些捉襟见肘。影片在2019年底开拍，距离韩东与黄江邂逅，已有16年之久。北京大部分的街景，早已不是旧日面目。

《不止不休》用大量特写镜头，竭力贴近那个时代那群人。走出编辑部，就用更多的远景和虚焦，躲闪这个时代的人和景。在不合时宜中，难免无奈和拧巴。

我没有看过内部观摩版以院线版来看，《不止不休》最大的BUG，是对都市报权力架构，以及由该架构决定的编发流程，处理得过于简单，甚至随意。

最扎眼的，是黄江的角色。如果照影片所说，他是一个记者，要下一线采访。这样的职务，并没有权力参与报纸的后期编辑，更没有权力撤稿，还是头版头题——这在任何一家都市报，都必须副总编辑以上。

《不休不止》对此的处理，过于粗糙。不过平心而论，如果不回避报社的科层级管理，不绕开都市报的风控体系，不将黄江升级为整个报社的人格化载体，故事便无法推动。

而在此之前，黄江和韩东供职的京城时报，已经凌空蹈虚。与现实能匹配给它的权力和职责比，它更接近新闻教科书对“媒体”的定位。

在现实与剧情的夹缝之中，不难看出《不止不休》一直在努力留存一些东西。比如韩东被派出所拷在暖气管上留置的细节，就是一次小小的控诉。

我们不要忘了，那可是2003年冬天。这一年春天，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打死在强制收容机构里。这一年夏天，国务院出台新规定，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所以问题来了，按理说，韩东和黄江在讨论此事时必然会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电影中销声匿迹。

更让人沮丧的是，韩东的原型记者在报道反乙肝歧视之后，转到南方某报社。在入职体检时，应该还是要检查乙肝。

我确信，因为我在他之后入职。已经是2010年11月初，我的入职体检定点在广州天河区一家医院，当时还有乙肝三项的检测。因为这不符合国家规定，所以在抽血前，我还必须在一张承诺书上签名，表示是我自愿主动。

《不止不休》中韩东从实习生转记者入职，甚至连体检都没做。整部片子停留在一个光明的尾巴上，韩东永远年轻，永远热血澎湃，这如何不让人羡慕。

现实比想象更远

《不休不止》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我一并点一下：

京城时报的报头，用的是宋体字，而报社门口的招牌上，报名用的是行楷，两者不一样，在现实中很少见；

对矿难的报道，标题起得过于随意。更符合业务标准的，应该是“山西某某市矿难死多少人被瞒报”，即便电影中《被掩埋的真相》的主标题可以用，那么副标题“兆家沟煤矿”前，至少也应该加上“山西”以点出省别；

彪哥家门口贴的封条，印的是“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少了一个“市”；

影片结尾，北京西站站前广场，出现了一块被虚化成马赛克的彩色大屏幕，那应该不是2003年的物件……

除了这些无伤大雅之处，《不止不休》中矿难家属领封口费的桥段，其实更欠缺推敲。

一条矿工的人命20万元，在当年确实是那个价格，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矿难，在2008年左右，一条人命已经涨到了60万元到100万元。

像电影中那么轻松地突破封锁，进入家属群居的宾馆，在现实中太需要运气了。

首先，矿难发生后，处置方不仅仅包括矿老板，也必然有当地矿业管理部门、警方以及宣传部门，他们远不像片中的“贾科长”那样好糊弄。

这些地方势力联手，需要应付的也不仅是家属，更包括各路真假记者。这些“记者”中，真正和韩东一样挖掘真相的，估计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冲着封口费而来。

在中部某省，就曾发生过几百名“记者”在矿难后排队领钱的盛况。一个“记者”能领多少钱，取决于其背后招牌的大小，以及掌握信息的多寡。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中，韩东想见到家属，会容易吗？

即使他突破门禁，接触到死者家属，家属在拿到钱后，也基本不会像电影中那么配合。这时候，他们已经和矿老板达成共识。

矿难有个惯例，在亲人被困井下后，家属首先想到的是救人。得知死讯后，就是谈钱。拿到钱后，媒体就会成为矿老板和死者家属共同提防的对象。

我知道这些，因为我曾辗转数地，被好几家矿难死者家属驱赶，其中有个家属还抽下挑水的扁担，作势要挥到我头上。

现实的吊诡离奇，任何编剧穷尽想象力也无法企及。

在韩东进入《京城时报》实习一个月前，我进入河南一家都市报实习。第二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进入另一家都市报，没过几天就遇到一件惨剧。

一位矿工被困井下，人们在井口处还能听到他用工具敲击管道的声音。但因为救援他的难度和开支都太大，矿方最终说服家属接受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价码，放弃了救援。

19年后，《不止不休》让我想起了这位矿工在地下数百米的敲击声。这部以理想之名逆流的诚意之作，恐是一场最后的祭奠。

散场后，被作为原型并客串出场的媒体人，以龙套或其他身份登上字幕的媒体人，都不得不继续从事“转型”后的工作，投身俗常的生活。

更多故事，将永不得流传。

想起几年前还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报道北京暴雨，还能够把遇难者到姓名印在报纸上。

这次发生在丰台区的火灾，最让人痛心的是，有一段巨大的空白。中午12点多发生的火灾，晚上8点多相关部门发布通告，有21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一个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最终却成为一个噩梦。

相信消防部门进行了全力扑救，或许也有可歌可泣的救援——只不过因为这段空白，我们也无法得知。

人们需要更多细节，不仅是消防如何救援，也包括医院发生了什么。医院的消防设施是否完备，求救是否得到紧急响应——到底存不存在楼层过高难以救援。

一个二级、民营医院，在北京应该位于某种边缘地带，它是否也存在于某种真空之中？

媒体采访到长峰医院住院病人的家属，他们也是晚上看到通报才知道医院出事。他们联系医院，被告知只能等待消息。

现在我们已经有全世界最厉害的直播，这是一个全民直播时代，大城市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上热搜。

看一下我们的“同城热搜”吧，在成都，一个月熊猫可以上10次热搜，剩下的包括高温和春天打雷。

一种巨大的静默。这并不是说，拍下视频对救援有什么帮助。救援是专业的事，人们可以信赖消防。

但是，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事，仍然是重要的，人们需要知道更多。

这是一个等待官方通报的时代。但是，这样的事情官方通报显然是不够的。

晚上看了几段视频，非常难过。我听到各种声音，但是听不清楚任何一句。据说有无人机发出声音，呼吁大家不要惊慌，等待救援。

这些绝望的混杂的声音，就是在向全社会求救，你无法对此无动于衷。这种等待，是我们命运的某种写照。晚安，北京，晚安，等待消息的人们。

4月19日中午，北京市召开长峰医院火灾事故情况通报会，介绍了这场4月18日中午发生，却在4月18日晚上才被公众和遇难者家属知道的火灾。

通报会现场为遇难者默哀

据通报，目前该起火灾事故已致29人死亡，绝大部分是长峰医院的住院患者。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医院内部改造施工时产生的火花引燃，包括院长在内的12人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然而，还有更多公众和死难者家属关心的核心问题在发布会上没有得到回答。

火灾事故追问之一

医院火灾了，为什么患者家属是看新闻才知道的？

火灾是最难被掩盖的事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呼救凄厉，更何况是发生在医院这样人来人往的敏感场所，任何一位路人拍下照片和视频都足以引爆舆论。

火灾后的北京长峰医院住院楼

然而在神秘力量的干预之下，一场发生在北京市区，造成29人死亡的重大火灾，却可以被隐藏长达8个小时。12点多发生火灾，直到晚上8点官方发布火灾通报前，没有任何一张现场照片或视频进入公共视野，堪称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观。

更令人难以理解，情感上也绝难接受的是，长峰医院这些住院患者的家属居然是看到新闻弹窗才知道火灾发生的……

设身处地想一想：

假如你的家属在住院，医院发生火灾死了很多人，在火灾扑灭后长达8小时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联系你告知情况。你心急如焚赶到医院，到处都找不到亲人，也没有任何人告知你患者被转运到了哪里，不知道亲人是生是死。你会是什么心情？

某些单位和某些人在决定把事故消息压下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丧失了身为人类最基本的同理心。

火灾事故追问之二

消防队救援及时，为什么一场普通火灾死了这么多人？

一场发生在正午时分的火灾，一场发生在医院这样消防要求极高场所的火灾，一场得到消防及时扑救的火灾，竟造成29人死亡的惨痛后果。

火灾事故不可能零发生，这点大家理解，发生火灾了会有伤亡，这大家也能理解，但一场普通火灾出现这么重大的伤亡，背后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从过程来看，消防救援人员接报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火灾现场，调了30辆消防车，36分钟扑灭明火，可以说是处置很及时。

可从结果来看，一场没有爆炸、没有封锁、救援及时的火灾，造成29人死亡，还有3人处于危重状态，这显然不合常理。

是被困人员自身没法逃出去，还是逃生通道不畅通？是救援方案有问题，还是这栋20年前由宾馆改造而成的楼房有问题？

遇难者需要告慰，家属需要公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乎安全的真相。

火灾事故追问之三

为什么医院会边运营边装修？监管责任是谁的？

发布会上，北京市消防总队副队长赵洋介绍了火灾原因调查情况，初步判断是医院内部改造施工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引燃现场可燃涂料的挥发物所致。事故具体原因和损失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消防部门通报火灾事故原因

冷静的文字背后是对安全常识的疯狂挑战。

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医院住院部是病人休息康复的地方，最需要保持安静，为什么长峰医院的住院部可以一边正常运营一边搞装修？难道就没有患者家属投诉过吗？如果有投诉，为什么没有整改？

任何人都明白的安全常识，电焊等带火花的施工作业具有极高的火灾风险，实施之前一定要清理现场，疏散人群。

在医院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一边营业一边搞装修施工电焊作业，是谁批准的？有没有哪个单位在监管？

火灾事故追问之四

既然是责任事故，为什么没有抓长峰医院的老板？

长峰医院火灾已初步被定性为责任事故，公安机关已经刑拘了北京长峰医院院长王某玲、施工公司负责人王某峰、现场施工人员程某君等12人。看起来力度很大，但仔细一看名单，抓的全是干活儿执行的人，真正有权拍板和最终受益的人一个都没看到。

公安部门通报事故责任人抓捕情况

长峰医院是上市公司，在全国有多家连锁医院，每家医院的院长说白了就是个高级打工人。北京丰台的这家长峰医院要搞装修，可能院长在选择施工单位的事情上会有点发言权，但要不要为了保障安全在装修施工时间把一栋住院楼腾空出来，显然不是她能拍板的。

如果整个集团公司在管理层面把利润和效率置于患者安全之上，那么留给一家分院院长的就不存在真正的选择。装修施工要搞，住院营业又不能停，谁能保障安全？

真要追究事故责任，应该去问问长峰医院的实控人汪文杰，以及汪文杰背后支撑他全国扩张的神秘人。

火灾事故追问之五

湖南患者为什么去北京一家二级医院住院？

发布会通报的遇难者信息中有一个细节，遇难患者除了北京人之外，还有来自河北与湖南的患者，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合常理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现状，其中有一条公立大医院往民营专科医院利益输送的隐秘链条。

长峰医院是一家民营二级医院，在北京这样一座拥有全国最多三甲医院的城市里，它永远不会是患者就医的第一选择。而一位从湖南千里进京求医的患者，更不可能选择去长峰医院看病住院。

长峰医院在全国多省市有分院

然而实际上，长峰医院不仅有数百名住院病人，而且大多数还是血管瘤等重病患者，新闻报道里还看到有因糖尿病足而做切足手术的患者在长峰医院住院。

换位思考一下，你的家属需要做切足手术，你会主动选择一家民营二级医院吗？不可能的。除非是去三甲医院就医时经医生指点甚至指定去的。

常见的理由可以有很多，比如三甲医院病床紧张，帮你打招呼去一家专业的医院马上安排住院，到时由三甲医院医生会诊；再比如三甲医院手术排不开，推荐你去一家二级医院做，到时还是我给你主刀；又或者你这个病需要用某种进口药，我们公立医院开不出来，推荐你去某家民营医院可以解决……

类似这样的患者转介，原因真真假假，医生半哄半吓，切切实实养肥了一批如长峰医院这样的民营专科医院。

这个盖子，希望能被这场惨痛的火灾事故揭开。

今天（2023年4月19日），北京市召开长峰医院火灾事故情况通报会，截至今早9时，经转院救治无效，29人不幸死亡。

焦急等待的家属

本刊记者是在4月19日凌晨1点左右在301医院遇到张平平的。她头发凌乱，眼圈发红，和她在一起的，是一群同样焦虑的家属。他们都是来这里寻找自己的亲人的。2023年4月18日12时57分，北京长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情。截至发稿前，29人不幸死亡。今天中午，北京市举行的长峰医院火灾事故通报会上，北京市消防总队副总队长赵洋通报了此次火灾的事故原因：经初步调查，事故系医院住院部内部改造施工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引燃现场可燃涂料的挥发物所致。包括北京长峰医院院长在内的12名人员被刑拘。

张平平的父亲住在住院部7楼，今年76岁，是一位长期住院的失能老人，没有辨别和运动能力，已经在长峰医院住院两年时间。张平平是在4月18日下午7点左右，收到护工的通知，说“医院出事”了。她赶到医院，家属招待室有人告诉她，“患者已被转运到以上医院”，张平平听说，这些医院包括右安门医院、301医院、玉泉医院等多家医院。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她的情绪看起来挺低落。但当跟本刊提到她听说的住院老人和下午的火情时，她难掩激动，“据说起火时楼里只有护工在抢救”。张平平焦虑地寻找和等待着，一直到4月19日凌晨1点半，她和其他家属才接到12345的电话，让他们赶往301医院。我见到他们时，他们仍在等待下一步辨认，才能够知道亲人是否还幸存。

一位在301医院控制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火情发生后，有些住院患者被送到他们所在院区，但由于事发突然，转运入院的患者均未办理正规入院手续，需要上报指挥部后再进行逐个查询。这位工作人员安慰患者家属，“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比你们还着急。耐心点再等等吧。”

长峰医院背面墙体有大量剥落痕迹（魏倩 摄）

虽然工作人员再三劝他们回家等待，张平平等人依然没有离开医院。他们担心，自己的家人在昨天晚上提到的21人死亡名单内，他们跑到医院维持秩序的警车前急切询问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确切消息，对方安抚他们，“政府正在以最快速度排查，耐心点”。但警察的一句话让她心里有些隐隐地不安，“我十几年都没见过这样的事，这应该是（我经历的）最大的医院火灾了吧”。

在距离长峰医院12公里的右安门医院，本刊记者看到被送来的患者名单至少有十多位。急诊科医生告诉本刊记者，有两名患者被登记为“无名氏”，分别是一位约70岁的女性和一位约80岁的男性，均无生命迹象。在门诊大楼里，三位从房山赶来的家属告诉本刊记者，他们通过12345得知母亲被转运到了右安门医院，老人已经80岁了，平时由护工照看，现在护工也住在这家医院，但母亲还没有找到。

被占据的消防通道

火是在下午一点左右起来的。长峰医院对面有个加油站，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从加油站方向看，长峰医院东面住院部楼体已经浓烟弥漫，虽然并没有看见明火，但空气里已经出现浓重的烧焦衣物和塑料的味道。他们即刻按照规程立刻关闭油站。

居住在医院后侧靛厂锦园小区6层的住户李峰告诉本刊，他当天下午2点在家里闻到一股烟气。他跑到阳台，见长峰医院东楼后侧各个窗口都在透出浓烟，有人正借助空调外机平台逃生，因两楼之间相隔不到200米，他从高层能清晰听到对面的“救命”声和叫声。另一位住在旁边的居民王静告诉本刊，当天有风，浓烟一直飘到她的家里，空气里有刺鼻的烧焦味和劈里啪啦的声音。但在浓烟之下，明火并不明显。

消防车很快就到了，但消防救援没能即刻开始。王静说，因为医院正门过道较窄，大型消防车辆无法进入，所以只能先拐到她所在的小区，从小区的楼栋里引水灭火。王静在家里听到了消防队破窗的声音，她看到，在起火楼栋，消防队搭了云梯，将人一点点往外运。不少年轻人也在自救，试图跳窗。有人将床单卷成绳状，顺着跳到了旁边的高台上。有个男士应该在下跳时摔断了腿，不能动，最后在高台上被救时，“是被消防队拖着下去的。”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靠近王静所在小区的被烧大楼的墙上，窗框已经变得一片焦黑，部分窗玻璃被砸出了大洞。

王阿姨是2005年搬到靛厂锦园的，这是一个回迁小区，就在长峰医院的后面。因为只是一个民营医院，再加上附近有302医院等三甲医院，所以王阿姨平时只是去长峰医院拿个药。在她的记忆里，长峰医院最早只有一两栋楼，规模很小，后来经历过多次扩张。她指着医院内一个灰色的小楼告诉本刊记者，那栋楼的上面两三层就是后来加盖的。发生火灾的大楼也是后来才被改建成医院住院部的，那里最早是一个酒店，叫西部大酒店，后来又改名叫温莎堡酒店（音），再后来酒店大楼被推倒重建，变成了医院的一部分。医院“天天装修，天天盖（房子）。”

魏倩 摄

随着医院的扩张，周围也显得拥挤起来。在王阿姨的印象里，原本靠近小区的位置，有一个医院的大门，居民平时可以穿行过去，到对面买早点，后来也被长峰医院封上，改造成了一个快递柜。

被困的失能老人

从外面看，医院主要有东西两栋楼，此次火灾发生在东楼，有8层，顶层的9楼（医院内部没有设置4楼名称）建筑是白色，不同于下面几层的浅灰色。在医院门口值班的保安告诉本刊，这是因为顶层是后续加盖，主要供医护人员居住、活动。

这位保安住在医院内部的另一栋职工小楼，他在长峰医院工作了四年，他听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了东楼住院部，住院楼前身是宾馆。后来，才有了西楼。两栋楼中间有一个连廊，火灾后西楼仍正常使用。

昨天两点左右，站在阳台上，李峰看到，起火的楼从五层开始，蓝黑色的烟气从电梯井和窗户位置透出，最靠近的窗口有人借助白色窗帘或床单样绳索逃向两层楼高处的彩钢棚顶，“后来都顺着床单往下滑”。本刊在右安门医院见到一位遇难者的遗体，她看起来七十多岁，全身衣物整洁，面部完整，没有明显烧伤痕迹。

这也是孙午觉得颇为痛心的地方。他曾在消防队工作27年，他告诉本刊，从传出的现场视频来看，烟气显然已经从起火位置蔓延到楼上的几层，烟气的弥漫是很快的，“3到5分钟就能贯穿全楼”，“一般来说，医院都有排烟控烟措施，一旦起火有烟雾，就应该启动。”孙午说，这些措施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常闭式防火门，这个防火门的作用就是控制烟不继续蔓延到其他楼层。孙午说，烟气的温度很高，有的甚至能达到六七百度，有可能引发新的火灾。

孙午说，一般建筑里的常闭式防火门都是有闭门器，门推开之后会自动关上。但从目前既有的信息看来，这个门可能一直敞开，才造成起火处的烟雾继续向上蔓延。很多人对烟气的危害并不清楚。孙午举了个例子，假如一间18平米的房子，里面有两个沙发燃烧起来，发烟量足够贯穿整个楼层。“如果烟灌满了整个建筑，会导致里面的人窒息死掉。你看许多人从窗户往外出，说明他们是从通道里出不来的。”

一位在火灾前一天出院的病人告诉本刊，六楼主要收治血管瘤病人，一个房间两个人，住几天就能出院，所以楼层病人很少，“出院前，包括我在内，六楼只有几个病人，多数是大人领着孩子来看病。”但五楼和七楼则是人数较多的，“我在七楼做手术时，看到病人基本是岁数大的，看起来活动不便。七楼房间也要多一些，可能有二十多个，有的房间可能有三张床。”一位参与救援的护工对媒体介绍，东楼起火后，楼内一些房间由于空间狭小，有一定救援难度。此外，行动不便的老人，也是救援困难的重要因素。

4月19日中午12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长峰医院火灾事故情况通报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截至4月19日6时，71名转运伤员中，在院治疗39人，出院3人，死亡29人。在死亡人员中，男性13人、女性16人；长峰医院住院患者26人、患者家属1人、护工1人、护士1人。这些人里，有26人来自北京，河北、湖南、山东各1人。

据通报，26名长峰医院住院患者平均年龄71.2岁，最小40岁，最大88岁，其中40-49岁2人，50-59岁3人，60-69岁3人，70-79岁13人，80岁以上5人。在院治疗39名伤病员，危重3人、重症18人，病情平稳的则有18人。

孙午说，这次的严重情况，暴露的是许多机构对消防管理的重视不足。任职期间，孙午经常被邀请去各单位进行消防讲课，他发现很多地方消防基础设施都是完善的，喷水，报警，消火栓等系统。但对于火灾之后如何反应的培训是不够的，“火灾是个小概率事件，有的地方20年都可能不发生，很多参与培训的机构都知道理论，但实操起来不行。火灾考验的其实是发生时前三到五分钟的迅速处理能力。”孙午告诉本刊，一般火灾处理需要在场人员迅速作出应变，但“遇到的一般是后勤或者行政人员参加培训，那些在火灾现场的医疗人员很少会来培训。”

4月19日凌晨，事发的东楼一层入口处，三四个工作人员架起了蓝色的铁皮，封住了一层入口，他们用电焊在一侧焊住铁条，每焊一次，出现短暂的火花，火花在这栋被烧过的楼下一闪一闪。今天早上九点，张平平告诉本刊，她打听到，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居然等到晚上发通报才知道，这简直就是『奇迹』。彻底秀了一把管控能力。」

2023年4月19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后，调查人员在场检查。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所有媒体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北京的负面新闻不要做，所有领导都有政治自觉。」入行超过5年、主要做社会新闻的记者吴黎说。

4月18日晚近9点，一则北京长峰医院失火的通报新闻在社交媒体中流传，同时伴随着一条附近居民拍摄的火灾视频，除此之外，网络中几乎再难找到其他信息。从同一条通报里获知消息的记者们一面匆忙赶往现场、转救的医院，一面与普通人有着同样的困惑和震惊：火灾是当日下午近1点发生，为何会出现整整8小时的信息真空？在人人都可以做公民记者的时代，甚至连社交媒体中都不见一丝水花？

追窗口期似乎比困惑更紧迫。很快，财新等机构媒体记者便到达现场，并传出第一份由记者拍摄的现场影像资料。紧接着，经过一夜的实地探访和突破，4月19日，中青报、三联、财经等数家媒体从受害者家属、医疗机构火灾防范、长峰医院背景等不同角度的报道，便呈井喷式出现。4月19日下午，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还对端传媒表示暂时没有太多限制。

然而，距离北京日报的通稿披露24小时后，4月19日深夜，有受访的记者透露：似乎开始有禁令了。

消失的「目击者」

在端传媒采访的10位记者与社交平台从业者中，似乎没有人能回答为何出现8小时真空这个问题，但大家在各自获知到的信息里有着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是偶发事件，有人怀疑是禁令，也有人推测，社交平台迭代了控制和审查信息的方式，令信息在萌芽端就被扼杀。

和其他报导这场突发的记者一样，张晴在18日晚也抵达了现场。

带着疑问，她向几位附近小区的居民求证是否了解火灾情况，都得到「上班去了，不知道」的回复。张晴说，事发地距离最近的六里桥地铁站有两三公里路程，居民区与医院间隔很大，事发时间又是午后，人们大多在上班或午休。同时由于明火在半小时内便被扑灭，浓烟滚滚的场景并没持续太久，可能也未能引起周边人群的注意。

「另外北京人的政治意识可能也比较强，一到两会就严格的安保、路边不时出现查身份证的警察等，都会让大家内化这种审查，拍摄和发布视频的人也因此可能就没那么多。」张晴补充。

不过，同样到达现场附近的吴黎却得到不同的信息。吴黎也是在北京日报的通稿中获知了火灾的消息，一位同行发帖表示「震惊且羞愧」，他感同身受。因此虽报题未得到编辑部首肯，吴黎仍然抵达了现场。

18日晚，随通稿一起流传的还有一段医院大楼着火的视频，人们从病房逃生，蹲在墙体外侧的冷气机上，Twitter上流传的视频里还有无人机一边盘旋一边喊话：「保持冷静，等待救援。」这段视频在被删除前的观看量达到10万余次。

在Twitter上还可以找到更多视频，有刚刚逃生出来的长峰医院工作人员表示自己逃过一劫，有行车记录仪拍到赶往现场的救护车，并描述：「120，120，这事儿不小」，有人在外围拍到被浓烟包裹的长峰医院大楼，但这些视频都在北京日报通报发出后才流传到Twitter中。

事发附近的居民对吴黎说，18日中午楼里很多人拍视频，但发到群里就被删了。

吴黎提到，几年前在鲜少人关注的村落，于国庆期间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地方政府直接开着信号车屏蔽内容，将村民拍摄的视频、照片统统清理掉。但这一次，一场发生在首都北京的火灾，却没有一丝消息，或许意味着控制信息的方式更为先进，「以前至少能看到碎片化的信息。」

2023年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图：网上图片

不见缝隙的社交平台

有评论作者用“安静得可怕”形容社交媒体的沉寂，不少人怀疑平台审查系统是否已在悄无声息中升级迭代。在中国某短视频平台工作的Andy告诉端传媒，平台上所有内容发布之前，都会先经过一轮机器审查。

“会预先设置一些敏感的关键词，也有图像识别，像一些血腥的画面、火灾，机器识别到了会不给过，或推给人工进行审查。”Andy说，他们把这一步称为“底线审查”，会审查是否“下流低级”、“涉军涉政”。审查非常严格和细致，他举例，一个短视频中的某一帧画面，放大几十倍后能看到书架上一本书有敏感名字，也会被审查出来。

Andy解释，以新闻现场为例，如果人工审查看到有人发了一个火灾的视频，会打标记，看看后台有没有类似的视频，若同一个时间段集中出现，就会上报给更高一级的审查人员。这类由用户发出的新闻现场视频，平台方会趋于“保守、非常保守”。

“原则就是少碰新闻，”Andy说，一个视频即便过了审查，随着流量变大，也会不断进入新一轮的审查，“越火的视频审查的标准越严格。”

他进一步解释，平台因为一些新闻事件曾被监管部门判罚过，造成了很大的商业损失，因此并不乐意成为突发新闻的线索发源地，平台内部的审查部门也会和网信部门有沟通。

如果事情已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平台的审查就变得相对简单。Andy说，只需要设置关键词和关键画面，让用户搜索的时候，只能看见政府、官方媒体账号发的内容，看不到普通用户发的现场视频。“当时火灾的视频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拍下来，但就是没有人会刷到。”Andy补充，在一些重大社会新闻发生时，平台也会把流量更多给一些营销号发的娱乐信息，用来分散流量和冲淡对社会新闻的关注。

社交媒体对长峰医院火灾的反应，也印证了Andy的讲述。

端传媒以“长峰医院”为关键词搜索，微博中可找到的最早信息停留在4月18日下午17:54，网民@SKY天空93258 发了一条“长峰医院着火了”，并配有消防车、警车、救护车排满路面的照片，这条微博迄今只有1人转发，0人评论。

18时30分左右，社交媒体上终于流出火灾视频，但很快被删除。一些本地媒体如@北京时间，及北京本地自媒体如@北京大峰峰 发布和转载新闻，但视频很快被删除，@北京大峰峰 目前也处于被禁言状态。“北京长峰医院起火众人躲空调外机逃生”这条最早的相关话题词条，目前已无法查看。

4月19日中午12:33，北京举行火灾事故发布会，之后，“北京长峰医院火灾事故已致29人死亡”话题终于出现在微博热搜榜。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上关于此事的信息也多了起来，但充斥着重复的官方信息，更难以觅得事发之初的视频。

2023年4月19日，中国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后的情况。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与禁令纠缠的媒体

“以前基本所有突发事件，官方是被动的，是事件泄露出来后，被媒体或自媒体不断挖掘，被动应对，才做通报。”吴黎回忆，他刚入行时听老前辈说，大概10年前，报道发布后官方才做事后审查，而这一次，吴黎甚至在看到通报后才报题，都被编辑部领导直接否决。

吴黎回忆，2017年北京大兴“11.18”火灾事故发生时，“低端人口”已写入官方文件，禁令更紧接着抵达，但即使如此媒体与自媒体仍能发出很多声音。“官方审查技术在进步，禁令也来得更早了，于是便累积成一个扭曲而奇特的现象——官方能堵住所有信息源，最后由官方发布权威通报。”吴黎说。

事实上，在一般的新闻生产流程中，社交媒体只是记者获知突发事件的来源之一，医院等事件相关机构的线人往往是才一手消息最先流出的地方。但受制于媒体从业者流失、被规训的体制内人士担心“舆情影响”等，线人逐渐被剪断，有留言板或爆料热线的官媒也紧紧守着“只转官方消息”的原则，更有消防、公安等机关单位也开始经营自己的社交帐号，以“统一声音”“权威发布”。

于是，等待灾情层层上报、再由机关单位分发给媒体通稿，有责任心的媒体抓紧通稿出现后的短暂窗口期生产内容，便成了突发事件默认的时间流程。

…

此外，禁令的阴霾可能也阻碍了记者们突破的时间。

「这两年大家对这类事件有模糊的禁令感，」在南方省份一地方报纸工作的记者张岩说，禁令潜移默化影响了媒体从业者对突发事件的反应，「8小时的真空或许未必和禁令有关，但大家心里有禁令，北京（的事）能做吗？可以去吗？」

事实上，张岩是在看到通报一小时后、发现舆论发酵，才立刻发信息给编辑部询问是否要追踪报道的。

电话那头先是不获回应，直到翌日（19日）清晨，上司才鬆口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禁令。仅仅几小时后，张岩又收到「注意尺度」和报道方向的通知，即可以去找核心目击者、家属、成功逃生的人、自救的人，但报道不能猜测火灾发生原因，不能将重点放在为何火灾发生后8小时官方才通报。此外，张岩希望能亲赴现场，但上司担心会被有关部门特别关注，他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张岩说，一位北京的记者朋友也有类似的困扰，对方因担心禁令，以为现场被封锁线拦住可能无法进入，而错失了第一时间到现场的机会。第二天醒来觉得有些懊悔。

与此同时，禁令与审查也停留在每一个突破采访的时刻。比如，有受访者告诉张岩，自己被救出医院后手机就被收走了，也有人慌忙逃生落下了手机。张岩猜测，这可能也是8小时信息空白的原因之一。而在成稿中，手机被收走划入不被允许见光的细节，这些细节还包括如浓烟、跳窗逃生等具体情节。此外，媒体内部通常还有几种审查方式，如建立敏感词库，通过检查关键词和禁令关联，某些人物和事件便不去碰。而禁令也有时效性，有时一个月，有时长达数年。

「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居然大家都要等到晚上发通报才知道，这简直就是『奇迹』。彻底秀了一把管控能力，」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学者闾丘露薇向端传媒评论道，「而这种手段，应该是疫情中形成和成熟的。」

…

因端传媒为付费网站，故不提供全文转载。本文为“限额畅读”，点击此处可在端传媒网站免费阅读完整内容。

火灾发生于中午12点57分，但直到晚上8点49分，我们才看到报道。

中间硬生生拉出了将近8个小时的空白。

这8个小时的空白，让报道下那张“最新消息”显得很可笑。

要知道，这不是发生在偏远山区，而是在首善之区。

也不是无人员伤亡，而是死了21个人，属于“重大火灾”。

但在官方通报前的这8个小时里，网上几乎没见到此事的只言片语。

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人均社交达人的时代，首都医院的火灾却在网络上悄然无声，这太奇怪了。

不要说公众了，据媒体报道，出事后，就连家属，也都是看到新闻后才赶过来的。

别忘了，北京头条发布的时间是20：49分。

而在“北京头条”评论区下，有人问：12：57发生的，20：49发出来还能叫新闻吗？

马上有人反驳：遇难者人数统计需要时间，像这样的事故，可能一个房间里面的人都烧的粘连了，再加上转移的，抢救的，统计核对需要时间。

反驳者是在强调新闻的准确性，核实死伤人数确实需要时间。

但问题在于，准确性不是全面性，准确性是甲医院着火了你就写甲医院着火了而不是乙医院着火了，不必非得等方方面面都弄清楚之后才叫准确性。

在保证这个意义上的准确性之后，要追求的是时效性，可以先来个突发新闻，注明“死伤正在统计中”。

至于伤亡人数和事故原因，完全可以在后续报道中体现。新闻媒体又不是避孕套，只能使用一次。

而且，我记得以前看电视，遇到大灾大难，都是一众电视台第一时间派记者现场连线直播的。说不定还会做一系列实时播报，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应该不难明白这种操作。

就是去年，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我们的官媒可都是实时报道的，还义愤填膺“十问首尔”，要严厉追责呢。

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操作的问题，第一时间让公众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操作上没有任何难度。

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等官方通报？

有人担忧：从此灾祸或许将只存在于通告之中，仅有一种叙事口径被允许存在。

有人会问，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又有什么用？又能帮什么忙？

救火确实是专业人员的事，旁人很难帮上忙。

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帮忙，而在于存在8个小时的空白，这件事本身不正常。

了解真相可能救不了火灾，但能抵消这种不正常，能避免整个社会陷入无知的恐慌。

一场21条人命逝去的灾难，已经足以让人悲伤；但这场灾难，不应该再带来额外的恐慌，那是另一种伤害人数更多的灾难。

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在灾难发生后，在无知中玩一种叫“猜猜猜”的游戏。

疫情中，人们经常引用加缪在《鼠疫》中的一句话：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但其实，诚实适用的领域，不止是鼠疫，而是任何灾难。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成立于 2016年 ，致力于在亚洲一些最恶劣的人权环境国家从事并支持当地实地活动，以促进保障基本人权和法治，并提高当地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的能力。

一、维吾尔人手机上有《古兰经》就有可能被当作“极端分子”

“中国政府在新疆滥用监控技术，维吾尔人只要在手机中储存古兰经文就可能招来公安审问”，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这样说道。

人权观察于5月4日发布一份调查，表示新疆警方检查民众手机，并根据认定的5万多个多媒体档案，来鉴定被检查的人是否涉及“极端主义”。他们分析了这些档案的元数据发现，“从2017年到2018年的9个月期间，警方对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全市350万居民的120万部手机进行了将近1,100万次检查”。

网页截图

在这些多媒体档案中，部分人的手机储存内容确实涉及暴力和恐怖活动，然而许多人仅仅因为手机里存有古兰经，就招来了警察的盘问和调查 。他们研究发现，“在大约1400名乌鲁木齐居民的手机中共有1000多种与警方列表相符的档案”，但是分析这些档案就可以发现，其中57%的内容是常见的伊斯兰教宗教资料，例如伊斯兰教主要经典古兰经的章节（苏拉）等。

人权观察表示，“对中国政府打击所谓‘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行为的方式表示担忧。中国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定义过于宽泛模糊，便于对无意造成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行为加以起诉、剥夺自由和其他限制”。

人权观察还声明“中国政府的反恐怖主义法并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而且经常被滥用”。

王松莲还表示，“中国政府蛮横且危险地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极端主义划上等号，为其施加于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可耻暴行自圆其说”。

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新闻自由度位列全球倒数第二

每年的5月3日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 (World Press Freedom Day)。根据联合国官方的介绍，这一节日设立的宗旨是：“宣扬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状况；保护媒体的独立性不受侵袭；向失去生命的记者致敬”。

网页截图

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每年也都会在这天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及其报告，来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状况。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 在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香港位列第140名，而在2002年，香港则排名第18位。中国排名倒数第二，仅仅好过于朝鲜，并低于越南的倒数第三。据悉，虽然中国排名长期处于低位，但这仍然是历史上最差的成绩。

图片中文汉化来自美国之音

报告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关押着至少114名记者，甚至包含被控间谍罪的外国记者。无国界记者曾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被捕的中国独立调查记者黄雪琴。据悉，黄雪琴曾获得了2022年新闻自由奖中勇气奖的提名。目前，她已经被关超过了500天但仍未受审，还不得与家人见面。

相关阅读：【CDT报告汇】资深记者新书告诉你中国如何打造监控国家，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之路和无国界记者呼吁释放黄雪琴与王建兵

报告还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宣传内容 (propaganda content) 输出国之一。而本次报告的主题就是新闻受到虚假内容产业的威胁 (journalism threatened by fake content industry)。此外，报告还表示，“人工智能的显着发展正在对已经被 Web 2.0 破坏的媒体世界造成进一步的破坏……虚假信息行业大规模传播操纵性内容”。文中还以AI合成的超逼真“川普被警察逮捕”的照片举例子证明其危害。

三、保护卫士：中国滥用出境禁令，限制人数成倍增加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是一家关注中国法治和基本人权的人权观察组织。它成立于2016年，前身是成立于2009 年的非政府组织China Action，曾出版过多份涉及中国当局滥用酷刑、跨国镇压和强制隔离等揭露司法黑幕的报告。

报告封面

5月1日，它发布一份报告《困于笼中：中国日益泛滥的限制出境问题》，估计中国有数万人被限制出境，如果算上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估计有数百万人被限制出境。

报告追踪到的案例显示，数十名中国人和外国人因出境禁令而陷入困境。中国限制出境主要面对的人群是人权捍卫者、外国人士、记者、“罪犯家属”、涉及民事纠纷者和少数民族。

报告表示，“在自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扩大了限制出境的法律范围，并益加频繁的世间，甚至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使用。” 报告指，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至少通过了五部新的或修订的法律，来扩大限制出境的适用范围，使得限制出境的法律总数达到了15部。

然而，报告还表示限制出境常被滥用。中国当局经常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用限制出境来“惩罚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让活动人士禁声”、“挟持家庭成员，借此胁迫其家属返回中国”、“控制民族和宗教群体”和“作为人质外交的工具，以及恐吓外国记者”等。

报告还引用数据表示，“ 2016年至2020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数据库中提及限制出境的法律文书数目增加为8倍”。报告表示，“限制出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众多工具之一”。

最后，报告呼吁各国政府，“考虑检视对中国的旅游警示”，同中国交涉以及“建立一个常设协调机制，充分调查并打击‘劝返’的非法作为”。

四、维权网：四月中国新增68名良心犯

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4月30日发布了四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根据该报告，维权网上期名录中的25人已被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另有2名在押良心犯被迫害致死 。此外，本期新增14人被刑事拘留和54人被判刑，共计68人，其中包括台湾知名出版人李延贺（笔名富察）。被捕的主要原因是涉嫌间谍罪，发布“白纸运动”视频，从事宗教活动和维权上访等。

1、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被判刑的7人的名单：

14年：许志永

12年：丁家喜

6年6个月：林在务、刘卫国

5年：覃永沛

4年：聂丽娜

3年：方斌

2、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及取保获释的25人的名单：

阿旺觉尼（藏）、高恒、贡嘎（藏）、韩仕民、华丽琴、

贾蕊菱、姜淑娥、李大尧、李桂华、廖小平、

宋淑花、孙永勤、庹万学、王敬琳、王淑敏、

夏月仙、严精华、尹君、 赵淑芝、郑大海、

曹芷馨、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侯金艺

3、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狱中遭迫害致死的2人的名单：

滕淑丽、王建

4、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强迫失踪及判刑的68人名单：

1）刑事拘留/强迫失踪：14人，名单如下：

董郁玉、卡米莱•瓦依提（维）、上官云开、常昊、李延贺（笔名富察）、

万长春、高国杰、余文生、许艳、童梦兰、向明新、顾聪、 陶红、秦燕

2）判刑54人，名单及刑期如下：

8年：赵婕

7年6个月：田树君

6年9个月：阳春容

6年：赵庆平

5年：吴海波、潘惠玲、韩立萍、韩淑云、孙丽娟

4年6个月：余红、余素芳、钟蓉

4年：丛兰英、朱宗兰、刘爱华、李德标、林丽红、杨志鹏、孙秀丽、焦桂春

3年6个月：郑文质、徐建鑫、闫丽娟、张连庆

3年：于淑清、马玉珍、姬瑞岭、蔡华兴、杨秀美、张永梅、王策、何国熬、白亚娟

2年3个月：郭淑芬

2年：刘俊华、刘学刚、陈庆兰、刘玉红、郑宝英、臧鸿燕

1年9个月：刘星、程玉兰

1年6个月：王秀国、孙晶、尤洪艳、张保忠、刘仁秀、刘桂英、张凤明

1年4个月：董秀荣

1年2个月：柏淑琴、刘艳

1年：靳书英、周海兰

截止发稿为止，中国目前共有1540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8人，有期徒刑1293人，羁押未判218人，另有大量人员 “被精神病” 和强迫失踪并未完全记录在内。

本周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有，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于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四月份中国发生了安全事故42起，工人集体行动88起，工人求助143起。其中，安全事故和工人求助均高于三月份的数据。

近日，有一名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名为“新闻学不存在了”的帖子，引发网友们讨论。

原帖内容如下图：

该博主这一说法主要是吐槽目前在新媒体平台上，“一惊一乍、毫无营养、猜不透就不告诉你型”标题。

小牛简单盘点了几类这种标题，大家看看是不是“耳熟能详”。

破亿型

单单把数字列上去也能成个标题？这些推送做到了。

单看标题小牛实在是不知道这个新闻是什么，是阅读量数据还是经济数据？是人口数据还是资金使用数据？

点进去小牛才知道，原来讲的是“五一档”票房。

其实，数字在标题中的使用本来是为了使新闻更具体、更有信息量，有时能起到深化主题的效果。

2000年3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关于“南方二号行动”的新闻，主要内容是：国家林业局当天在北京公布了“南方二号行动”的战果，在短短的15天时间里，森林公安干警收缴受保护的野生动物达4万多只，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16000只。

某日报为此新闻所作的标题是《南方二号行动战果触目惊心 野生动物保护形势仍然严峻》，而另一报纸的标题则是《南方二号行动公布战果 15天收缴野生动物4万只》。

显然，后者由于在标题中引用了数字，从而更突出反映了当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的情形。数字的引用，比泛泛讲“形势严峻”更有说服力。

再反观前述新媒体新闻标题，对于信息量并无增益，反而玩起了“字越少、事儿越大”的梗。

这里是哪型

“这国”是哪国？这里是哪里？指示代词不清，让人一头雾水。

“地点”是消息的重要构成要素，与时间、人物以及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并称消息“六要素”。所谓要素，是指构成事物必不可少的因素。“地点”能够成为消息“六要素”之一，说明其在消息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

在新闻标题写作中，并不是一定要集齐六要素，而是着重突出某一个或几个最具有新闻价值的要素。所以地点不见得必须写入标题。

什么时候地点可以省略或者隐藏？

1、对一些众所周知的新闻事件，根据约定俗成的习惯，人们能够判断出发生地，因而不必写明。

2、消息并无发生地点，或发生地点呈现多元化多样化，因而无需写出。

3、一些“地点”，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不能直接点明。这就要求作者认真甄别，仔细对待。

而像前述案例，地点是六要素中的要素之一，写清楚新闻事件的发生地，能够增强消息的真实性，让读者觉得消息实实在在，可感可信。不适合模棱两可，故意卖关子。

重磅发布型

在这些“悬念拉满”的标题里，发布没有不重磅的，宣布没有不刚刚的。

开会不是新闻，会议内容与读者的关系是新闻；政策出台不是新闻，政策内容对读者的影响是新闻……

对于政策类报道，如何剔除空话套话、提炼出核心新闻点是对记者基本功的考验。

而前述案例，不仅没有告知读者核心信息，而且自成一派、乐此不疲，源源不断地生产一惊一乍式标题。为了制造悬念而制造悬念，甚至为了制造悬念而牺牲标题和新闻本身的质量，让读者点进去有种故弄玄虚、猜盲盒的感觉。

设悬有道

正确使用悬念技巧，小牛总结了几招。

1、反差设悬

在标题所要反映的新闻事实中寻找鲜明的反差，在标题中予以概括和表现，使之在相互比照中造成标题的悬念，以收到诱发受众强烈好奇心的功效。

例如：

（1）二十三个将军看望一个兵（反映解放军某团养猪场饲养员在平凡的岗位建奇功，竟引来多名将军考察学习，2012 年 12 月 4 日《解放军报》）

（2）腰缠万贯的穷支书 （反映一个村办企业固定资产数千万元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勤俭节约，2012 年 10 月 18 日《江西日报》）

2、跳跃设悬

所谓跳跃，是指造成标题词语意象的自然断裂，从时间与空间上形成大小不等的跨度，构成词语意象的跳跃空间。这种打破词语意象直线流动的造语方法，是使标题产生悬念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调动起受众的关注心理和阅读热情的一条重要途径。

例如：

（1）星期日夫妻 （2013 年 3 月 21 日《人民日报》）

（2）古墓新尸（2012 年 2 月 4 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将上述两题落笔摆龙门阵似地写成：“因忙于工作星期日才住在一起的夫妻”，“盗墓者葬身古墓中”，无疑若白开水一杯，平淡无味而难切人意。也正是由于两题词语意象的跳跃，才赋予标题以强烈的悬念，才能深深吸引受众。

3、跳脱设悬

跳脱，是指标题语言不是一气呵成地写下去，而是只写半句话提起线索或引出思路后，便突然中止，余下的用省略号来代替，以造成标题的悬念，激发受众一种期待心理，从而达到诱导其阅读正文的目的。

如：一位加籍华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前来求医，4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引）

越秀区杂病院“杂”出名堂 （主）

（2013 年 2 月 15 日《羊城晚报》）

4、双关设悬

双关，是指一个词语或句子兼有两种意思，一是次要的字面意义，二是主要的言外之意，标题的双关用语，旨在引起受众由表入里联想到标题所暗示的言外之意。由于此种双关造语的外壳与内质间往往有一个曲折的跳跃空间，所以它也能赋予标题以悬念。

例如：

着了魔的教授 （2012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上题的“着了魔”除却人们通常理解的字面意义，其暗示意义为“迷恋魔芋 种植技术”。

标题语言简炼含蓄，极尽双关之妙，而悬念便产生于受众最初的一瞥之中，使之好奇心油然而生。

5、别解设悬

新闻标题词语的别解，即“换义别解”，是指在特定语境中，有意撇开一个词语的固定意义，临时赋予它以新的意义，以求标题表达新颖奇突。

例如：

干部要“五官端正” （2013 年 3 月 4 日《江西日报》）

“五官端正”一反长相的本义，而是指干部要有手不长、腿不懒、心不邪、嘴不馋、耳不偏的工作作风。

这种利用别解手法设置悬念，不仅能以词语的新奇变化吸引受众，而且巧妙地表现了事物的本质特点。

6、用歧设悬

在新闻标题制作中用歧设悬，是指有意把影响题意理解的关键内容隐去，利用造成歧义来设置悬念，以吊起受众胃口，使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终读全文。

例如：

“小朋友”今年六十岁 （2011年1月10日《新民晚报》）

实指“《小朋友》杂志今年 创刊六十周年”。

利用悬念手法制作新闻标题，乍看给人以悬疑，最终却能引人深思，给人回味，既能增强标题吸引力，又能增强标题表现力、感染力。

期待更多高级的“悬念式标题”，而不仅仅是一惊一乍、故弄玄虚。

参考文献：

1、新闻标题制作中设置悬念的艺术，赵刚健，《阅读与写作》,1999年.01期
2、消息写作中“地点”的处理技巧（新闻通讯稿、消息、简报写作方法），李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