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青，公益人，设计师。“故事交换”和“自在学园”项目主理人，曾参与发起抗疫残障义工网络、益动中原救灾团队等。

今天有些兴奋，丰县事件真相就要浮出水面了。

昨晚转发“偶尔治愈”的那篇报道时，我说到：

这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报道。既有对她老家福贡县亚谷村的探访，也有对她日后生活方式的探索，还介绍了2005年实施的“解锁”工程。

第二篇报道来自“路的另一边”，是铁木老师等人以公民记者身份采写的《寻找小花梅》。

他们找到了小花梅的近亲属，分别采访了她的舅舅、妹妹、表弟、邻居等人，还用手记形式记录了采访过程。

一气读完，跟侦探小说一样，能看到怎么得出的结论。读完满满的苦涩，这家人都不容易啊。

这两篇报道也被媒体同行转发，很多人也忍不住赞誉，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报道”一说。

这种兴奋，一是因为逐步看到小花梅事件的真相，二是被老记者身上的新闻热情所触动。

前几天得知小花梅老家可能在福贡亚谷时，我特意查了下地图，发现福贡位于怒江大峡谷中，东边丽江，西边缅甸，从丽江过去的话要绕个大弯从大理、保山过去，开车都要六个小时。

最后走的路线是219国道，这是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有一万多公里，从广西东兴到新疆阿勒泰，很多旅游博主自驾走过，从亚谷村穿村而过，一旁就是常上中国国家地理的高黎贡山。

真想走走，探访一下，不过考虑到成本和风险，还有别的责任，很快否定了，期待其他人吧。

和朋友讨论过，丰县那边封得跟铁桶似的，很难有所突破，只能“曲线救国”了。而今，这种“新闻报国”的理想终于被老记者完成，可能，很多内心火焰未灭的记者都觉得与有荣光吧。

这两篇报道出来，因为求证的过程清晰可见，也可以反复查证，小花梅的身份、年龄及身世就不会有那么多质疑了，徐州调查组也可以暂时松口气了，不会再被无数的“不相信”淹没了。

什么是新闻的价值？追寻可查证的真相，就是新闻的价值，而非发布不可验的定论。

记者可以抵达第一现场带回信息，把人们从口水混战中暂时拽出来，除了事件真相，还能呈现社会现象的真相、时代变迁的真相，让讨论的议题更加聚焦，让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似乎遗忘了新闻报道的价值，以为靠情况通报就能替代新闻报道，靠“XX发布”就能取代新闻媒体，所以才会被这么多的“不相信”打脸。

人们是否相信，一是看发布者的可信性，如果存在劣迹、还未道歉当然不会轻信。

二是看发布者的态度，如果其说法和处置能满足民众需求，可信度就会更高。

三是看发布过程的可信性，只有结论、没有论据也没有论证很难取信。

四是看调查结论是否和预想真相有冲突，冲突越大，证据就要越具体，逻辑就要越严密。

这次丰县小花梅事件的四次情况通报，只有第四次通报部分实现了第一点和第二点，所以才会收到一些肯定和赞誉，但依然毁誉参半，就是因为弯不下腰，做不到第三点和第四点。

而在地方性公共事件当中，外地媒体很容易就能做到这四点，可信度天然也会更高。

但这次丰县事件中，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当地情况的调查报道。对一个地方来说，现在有疫情防控的杀手锏，不让真相飞出来很容易做到，但却管不住暗流涌动的流言。

这次丰县小花梅事件之所以流言那么多，比如，是会说英语的大学生，牙齿是被一颗颗敲掉的，舌头被割了半截，被多人强奸虐待，在医院要被进行脑手术，等等，不就是因为外界关注者进不去村、也见不到人嘛！

越是看不到，就越容易怀疑背后有阴谋、有勾当。

新闻没有跑到前边，流言就会跑到前边。要怪的，不是流言为啥这么凶，而是新闻为啥这么怂。之所以用的是流言，不是谣言，就是因为真相没有出来并被认可之前，就没有谣言一说。

新闻的第二个价值，就是引导议程。

媒体报道的真相可以起到议程引导作用。

比如，“偶尔治愈”提到的686解锁工程。2006年的河北精神疾病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全省被关到笼中和被铁链锁住的精神病人有十多万人。

以此为线索，可以发现一些省份在重症精神疾病解锁方面的年投入只有区区数百万，而第一年全国投入的686万，均匀到每个重症精神病人身上，每个人一块多，还不够配把钥匙。

这样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小花梅被镣铐锁住的背后，有全国上百万重症精神病人被关锁。就是因为中央财政投入不足，社会各界重视不够，才会有这么多的镣铐和牢笼。

媒体刊载的评论也可以起到议程引导作用。

在相互对立、相互怀疑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多方共输的局面，“你不信我不说谁也不管”，如果这时有相对中立客观、经得起推敲又赢得住信任的评论，就可以把各方力量往善意方向引导，往解决问题的方向引导，争取多方共赢。

遗憾的是，这次丰县小花梅事件中，很少看到哪家传统媒体刊发相关评论，而绝大多数自媒体却在真相未清、问题未明的情况下以毋庸置疑的语气发表观点，还赢得一众网友叫好转发。

把良币都驱逐走了，劣币自然会占领占地。这样下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输。

真正的媒体不是单向传声筒，而是双向转换器，不是万花筒和哈哈镜，而是望远镜和显微镜。

这次丰县事件中，我们见证了传统媒体的萎靡和流言浮论的蓬勃。让人唏嘘，更让人无奈。

幸而，几位记者的报道为新闻理想挽回了一分荣光，也让悲观的事件结局走向另一个方向。

这也说明，真正的新闻，依然能够影响今天。只要火苗不灭，一夜便可燎原。

作者：肖一 / 肖一凉介（Weixin ID：xiaoyiliangjie）

0度左右的天气，一蓬头垢面的女子身着单衣，畏缩在破旧的小屋角落，脖子上拴着长长的铁链。

该视频拍摄于江苏省徐州丰县董集村。据网友称，视频中的女子精神失常，还育有8个孩子。

1月28日，这段视频经网络传播，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口拐卖、非法拘禁、生育工具等刺眼的标签开始不断充斥在舆论场上。

当日18点47分，江苏徐州丰县县委宣传部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已核实女子身份，确认其患有精神疾病，且拐卖行为并不存在。

1月30日23点46分，丰县县委宣传部于两日后再度发布调查通报，该女子为其丈夫已故父亲捡回家中，因精神失常才被其丈夫用铁链拴住，并再次强调未发现有拐卖行为存在。

简单粗暴的两起通报未能平复争议，民声依旧沸腾。

面对网民及自媒体提出的诸多疑云，2月7日23点08分，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表示女子真名为“小花梅”，被同村桑某某带至江苏治病，后在江苏走失。

这份通报并未直接提及拐卖，但从表述来看，依旧没有肯定拐卖行为的存在。

3日后，也即2月10日19点50分，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又发布通报，再次肯定女子身份为“小花梅”。

但其丈夫董某民与同乡桑某妞、时某忠分别因涉嫌非法拘禁罪与拐卖妇女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次通报的末尾均出现了“将进一步展开调查”的相关表述，但第四次通报并未出现，这是否表明案件已尘埃落定，尚不得而知。

纵观整个过程，政务机关的“挤牙膏”式通报让民众悬而未决的猜想持续发酵，对于事件核心事实的选择性通报与回避至今仍难以服众。

而在政务通报与网民声讨所撕裂的舆论场上，媒体的声音却难以寻觅。

面对这样一起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媒体好似集体患上了“失语症”。我们盘点了部分主流媒体及江苏当地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情况，整理如下：

可以看到，从1月28日至2月7日期间，仅有少数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2月7日过后，媒体开始大量集中报道，尤以2月10日最甚。

整体观之，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四次官方通报日期左右，此间的空白日期未有媒体展开报道。

而从报道内容来看，媒体几乎全停留在对官方通报的转载及读解上，没有对事件的深度报道甚至是详细报道。

在主流媒体集体失语之下，却有自媒体选择了“有所作为”。

2月12日6点44分，自媒体“丁香医生”旗下矩阵号“偶尔治愈”发表文章。

如题，撰稿人前往了云南福贡县亚谷村，走访了小花梅的多位同村好友，提供了更多事件未被报道的事实。

我们去了丰县八孩母亲的老家，了解到了这些事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涉及诸多疑点与社会痛点，极易裹挟争议，但类似事件报道其实屡见不鲜：

2008年，内蒙古晨报、华西都市报等媒体报道并帮助了被拐至内蒙古17年的四川女子曹小青；

2014年，人民网、东北网等媒体报道了被拐至江苏21年的黑龙江女子杨咏；

2017年，齐鲁网报道了被拐卖到山东26年的四川女子曾庆容；

2019年中新网报道了被拐至山西26年的湖北十堰女子邓乾香；

2020年，新京报报道了被拐卖到河南三十五年的贵州布依族妇女德良……

纵观整起事件的情节严重性与主流媒体表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被报道情况显然与其新闻价值不呈正相关，这指向了一个典型的新闻业问题——

“报道不足(UnderReported)”。

当拥有采编权的新闻媒体不做报道，只一味地转发与读解官方通报，在事件发酵过程中“集体失语”，待定罪通报出来时才“集体发作”。

这样作为扩散器、助听器的新闻媒体模糊了与政务机关发声平台之间的界限，让“报道不足”成为当前新闻业的突出症候。

事实上，报道不足这一症候由来已久，是国内外新闻业共同的沉疴。

“虽然记者每天都在努力揭露不公正，但他们都受到特定限制。”记者Paul Rosenberg指出，“一些不公正是如此根深蒂固，揭露它们的故事很少被讲述，更别说给予它们应有的关注了。”

为了应对新闻业的这一巨大挑战，记者Soma Basu建立了一个专门发布被主流媒体遗漏的新闻的平台——“Reporter At Large ”。

Basu认为，当前新闻业变得过于依赖商业机构与政党组织，她建立Reporter At Large的首要任务就是挑战这一现状。

“如果出于政治原因、职场争斗或个人麻烦，你的文章没有发表，请挺身而出。” Basu在网站上写道，“这不是一个公民新闻网站，这是一个由经验丰富的记者组成的社区，他们与新闻业同呼吸，但不幸的是，他们的报道没有得到发表的空间。”

在Reporter At Large上，Basu发表了她独自跋涉900公里到达南苏丹边境所采写的深度报道《没有人想让你知道埃塞俄比亚正在发生什么》和 《埃塞俄比亚繁荣的背后：一个遭受蓄意种族清洗的古老部落》。

但值得注意的是，Reporter At Large最新的文章发布于2019年5月10日，至今没有更新。

无论Basu的雄心壮志是否被迫搁浅，但从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组织到社交媒体，都在坚持为对抗报道不足付出努力。

美国索诺马州立大学副教授Carl Jensen早在1976年就设立了审查项目“Project Censored”，其任务是让学者、学生和媒体专家研究报道不足和值得审查的新闻故事。审查项目的工作会被汇编成年度清单，出版成册，至今已延续40多年。

汤姆森路透基金会的新闻网站专门设立了“under reported stories”板块， 通过突发新闻、专题报道、采访和深入分析来报道世界上报道不足的新闻，揭示主流媒体经常忽视的故事。

“我们致力于为您带来主流媒体忽视或错过的故事，我们问政客不愿回答的辛辣问题，我们拒绝以重复宣传稿为新闻报道的媒体。”商业媒体MacIver Institute每年都会发布“十大报道不足的新闻（Top Ten Underreported Stories）”。

社交新闻网站Reddit上建有名为“UnderReportedNews”的讨论社区，网民以及公民记者会在上面发布自己观察到的报道不足的新闻故事。

显然，报道不足是新闻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沉疴，它并非靠简单努力就能解决。

但「做了收效甚微」和「什么都不做」两者之间差异不言而喻。

当有口难言成为不治症候，当报道不足愈加司空见惯，所谓新闻与新闻业，似乎咫尺天涯。

END

参考资料 <<

作者：蒋伟

有人说，江苏丰县“锁链女”事件，是在主流媒体完全缺席的情况下，由网络推动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事件。真相如拼图，需要努力开掘，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才能让公众信服。

值得欣慰的是，几位前媒体人探访了小花梅的老家，通过自媒体将探访过程呈现出来，为公众提供了宝贵的多元信息。

《寻找小花梅》是“锁链女”事件中屈指可数的现场调查，而在十年、二十年前，它可能只是记者潜入深海前的试水。

该文章的作者之一“铁木”，系原云南信息报记者。他坦言，虽然已经离开媒体行业，但去探访小花梅的老家，还是媒体人的那种求真的冲动驱使。

他告诉《传媒特训营》，从文章发表后的反馈看，如果他们晚去几个小时，可能大众就很难知道小花梅的这些信息了。

传媒特训营：为什么要去寻找小花梅？

铁木：我们平时会关注很多热点事件，但都觉得里自己距离事件的核心太远了。而小花梅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关注很久了，那次的通报中说，这个女的名叫小花梅，是个傈僳族，就在怒江这边。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很魔幻，这么大一个热点，怎么突然就扯到了这么偏远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山村里。而我对云南太熟悉了，对怒江这边太熟悉了，我突然感觉到自己距离真相很近。

于是就跟怒江那边的朋友打听了一下这个事情。

后来，跟我一起同行的马萨说，这个事情值得去实地探访一下，我们就商量着一起去。我觉得这里最关键的还是作为曾经的媒体人，心中还有些冲动。这么受关注的事情，大家各种讨论，但却没有人能实地去看看，我觉得这是一种缺失，应该去一下。

传媒特训营：当时去探访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铁木：没有什么。虽然我的身份是前媒体人，这次也是民间的走访，但我们的手法其实跟记者差不多。都是到当地找熟人，然后通过熟人再尝试联系采访对象。但这里面确实遇到一些困难，有些人不愿意说什么，我们只能先从外围了解。本来找到了当年媒体曾经报道过的一个女人贩子，结果没聊两句，提到当年她犯罪的事情，她就不说了。

最后我们只能在村子里随机打听，把那一条街都从头到尾打听一遍，仍然没有线索，我们都快要放弃了。结果运气特别好，问到了那个洗姜大姐，她看了“锁链女”的视频，说不认识，但一提小花梅就很熟悉，她给我们指了道路，才打开了局面。可以说，这是运气，采访不就是这样吗，运气有时候能占很大比重。

后来在村里我们也碰到了警察，有徐州来这边办案的，也有当地的民警。不过他们并没有为难我们，只是登记了一下，拍了照，留了档案，就让我们走了。应该说，没有什么困难，而且运气还特好。

传媒特训营：在稿件的处理上，为何一上来先是对话体，然后才是探访内容，最后还有很长的采访手记，这么安排文本是如何考虑的？

铁木：先写跟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的对话，是因为这部分是核心内容，是最关键的部分。这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应该是小花梅在世上最亲的人，警方认定的事实依据，也有很多是从她妹妹这里取得的证据。除了她妹妹以外，其他的走访其实都是佐证，并不是核心问题，而且她又是亲历者，说出了所有人都没听说过的话，那个对话里面信息量也很大，能够读出很多内容。

至于后面的探访和手记内容，当时在写稿前，我也想了很多，我们当然可以从人类学的视角、社会学的视角、残障人士的权益和公益性上来呈现内容，也可以写成一个很高大上的、文本很细腻的、层次感和可读性都很强的文章。但是我想来想去，这些角度其实都有人做过了，我没有必要重复这些。

我们这次去的最大不同就是现场探访，而核心问题就是两个：第一，到底有没有小花梅；第二，小花梅是什么样的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探访，就是跟流水账一样，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真实的还原经过。在这个过程中，受访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写。事实上，小花梅的直系亲属都已经不在了。他的父亲母亲和继父都不在了，剩下的舅舅很多年没有来往，邻居也是很多年没有再见过她，时间跨度都太长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只能够有闻必录的呈现出来，至于读者能够读出什么，那是读者的事情。

比如，她妹妹说，那个姓桑的把小花梅带走了，她妈妈是知道的，是同意的。但舅舅又说，她妈妈为这件事情还报过警。而邻居又说，她妈妈不知情，爸爸不知情，提起这个女儿还老哭。这些细节其实是有矛盾之处的。出于我们能力所限，有些事情无法交叉印证，那只能是把所有说法全部呈现出来。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说有关媒体报道边界的问题。新闻判断的边界是什么，信息采访的边界是什么，信息呈现的边界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决定了我们的判断，呈现给读者的信息是什么样的情况，读出来的又是什么东西。哪些事情是我们能够认定的，哪些事情又是我们不能下妄言的。基于此，作为一个前媒体人，我还是决定以流水账式的方式来记录，这也符合自己的定位。

传媒特训营：您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解决了吗？

铁木：我觉得解决了。第一，我们证实了小花梅确实存在。第二，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了解到，她的出生地在哪里，年龄是1977年至79年之间，生父溺水而亡，母亲是食道癌去世，她是在很小的时候，跟随母亲改嫁，然后跟着继父生活。1994年嫁到保山，有村民认为这个时间内她的精神可能开始出现问题，后来又去了江苏。小花梅的人生经历有了个大概。

我们还知道她小时候白白胖胖，智力正常。但很多细节确实没办法完全核实，比如她跟父母的关系等等没办法呈现。

传媒特训营：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小花梅是不是锁链女”却没有能够解答，这算不算一种遗憾？

铁木：如果说从生物学特征的角度看，我们采访的内容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信息的。我们调查过的采访对象，她的亲属，还有村民、邻居，都表示警方并没有向他们出示过网上传播的视频，我们把“锁链女”的视频拿给亲戚和邻居看了，大家也都说无法辨认是小花梅。

只有那个邻居一眼就看出来是同一个人，但这个人的说法很单一，而且他当时的状态喝过酒，他老婆也让他不要酒后乱说，他又被媒体记者采访包围着，人很兴奋，这个人的说法站不住脚，所以只能是呈现出来，没办法认定事实。警方是通过DNA比对的方式认定的，这个我们也做不了，只有警方能做。

传媒特训营：此次探访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铁木：最大的收获，或者说是最大的信息增量，就是找到了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她说出来的话，可能比我们要回答的两个问题还重要，这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作者：四角之地（Weixin ID：sijiaozhidi）

“冷吗？”

“不冷。”穿着粉色单衣的她说道。

“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

“嗯。”她点点头。

“咱有爱心人士捐助的衣服，我给你拿一件。你这饭凉了吗？”

她攥着一把筷子，低着头，不说话。背对斑驳发黑的墙角，拴在脖子上的铁链让她动弹不得。凋敝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土炕，炕上一双鞋、一条破得露出芯子的被絮、一碗冻得发硬的粥、一个馒头。零度的天气，房门敞开，她光着脚。

“我跟你说话能听懂吧？”

她摇了摇头，突然看向另一边墙角，连珠炮式地说出一串话。

我们无从得知她说了什么。在这条抖音视频的最后，博主问：

“这个天气，这个大姐经历了什么？我们的爱心到哪里去了？”

在接下来的20天内，这将成为我们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答案。

如果你关心这位困于徐州丰县的大姐，想知道更多却苦于无法理清所有细节，此文是为你所写。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位大姐是谁、为何会生育八个孩子、为何被囚禁于此。目前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些零散的事实碎片。

“不存在拐卖行为”

1月28日，也就是视频发布的当天，丰县县委宣传部就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称视频中的女子为杨某侠，她与董某民在1998年8月于丰县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此外，根据邻居和家人反映，这位视频中的大姐经常殴打孩子与老人；根据诊断，她患有精神疾病。

两天后，丰县调查组发布了第二则通报，再次强调这位大姐并不是被拐卖而来，而是在1998年6月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所收留，此后于董家居住。这一时间与第一次通报中领证成婚的时间仅仅隔了两个月**。**通报还称，这位大姐被锁是因为去年6月以来病情加重，经常摔打东西、殴打家人。

第二则通报解释了杨某侠这一名字是董某民所取，还表示在两人办理结婚登记时，工作人员没有对身份进行严格核实。

小花梅

既然杨某侠这一名字是董某民所取，那么大姐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在2月7日的第三份通报中，徐州市委调查组称这位大姐的原名是小花梅。小花梅原是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原来嫁到云南省保山市，在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古村，当时已经出现言语行为反常。

此后，小花梅被同村桑某妞带至江苏治病。调查组并没有披露江苏之行的时间，只是表示在到达江苏后小花梅走丢，且当时同行的桑某妞没有报警。警方称，桑某妞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来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这也是桑某妞的人生路径——她来自亚古村，也已嫁至江苏。而既然是受家人委托，也就不存在拐卖行为。

警方是如何确定小花梅即是杨某侠，即是视频中的大姐？通报中称是“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谷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

调查组还称，确认了八个孩子与董某民、杨某侠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不存在拐卖这一结论在第四份通报中被推翻。在2月10日这则通报中，调查组称桑某妞涉嫌拐卖妇女罪，董某民则涉嫌非法拘禁罪。但调查组仍称杨某侠就是小花梅，结论根基是杨某侠、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这三者DNA的检验比对。

八孩母亲是小花梅吗？

我们暂停一下。四份通报中，最重要的结论是视频中的大姐、杨某侠、小花梅是同一人。视频中大姐是杨某侠，因为这是大姐丈夫董某民给她取的名字。杨某侠、即视频中的大姐是小花梅，这是根据杨某侠与小花梅亲人之间的DNA比对结果以及亚古村村民的辨认。

网友们和几位前调查记者的求证指向了相反的结论。根据我们目前所知的事实碎片，大姐可能既不是小花梅，也不是杨某侠。甚至，小花梅与杨某侠可能也没有关系。换句话说，视频中的大姐、小花梅、杨某侠可能代表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女性。

第三则官方通报后，前记者铁木、马萨前往亚古村探查。两位记者将视频中的大姐向村民展示，其中村民木娜无法认出视频中是小花梅，而邻近南安建村村干部刘秀珍认为视频中大姐的口音不是本地口音，仅仅只有一位喝了酒的木匠桑开益称视频中大姐脸型与小花梅相似，但这很快遭到了他身旁女人的反驳。

两位记者还将视频向小花梅的亲人们展示。小花梅的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说认不出视频中的是姐姐，但她坦诚自己与姐姐交集不多，记不得姐姐的样子。她说自己未被警方告知DNA检测结果，并问记者能否去看DNA报告。此外，小花梅的舅舅李永元、李永元之侄桑碧生都无法认出视频中的是小花梅。

两位记者的探访证实了小花梅的存在。只是，绝大多数村民与小花梅的亲属都不认为视频中的八孩母亲是小花梅。但由于无法从可靠渠道获取小花梅的照片，以及时间间隔久远，我们只能说八孩母亲可能不是小花梅。

八孩母亲是杨某侠吗？

2月15日，前《凤凰周刊》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上发出杨某侠与董某民的结婚证照片。邓飞称这些照片是网友发来，他已将照片报送徐州调查组。这张结婚证有诸多疑点：其发证日期1998年8月2日是一个周日，证件上没有二人的身份证号、结婚证没有编号。此外，证件上两人的照片不是合影，而是两张图片拼接而成。最后，证上的“杨”字写错，写成了“扬”。

这些明显的错误不代表这些证件照片没有价值，只是我们不能确定这份证件是如何被生产出的。如邓飞所分析的那样，这甚至可能是八孩母亲成为舆论热点后有好事者刻意伪造的假图。不过，这也可能是董某民找人伪造，或者是当年乡镇干部粗制滥造的结果。三种猜测中，最后一种印证第二次官方通报中，“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的细节。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采信证件上杨某侠的出生日期，1969年6月6日。如果我们认为杨某侠真是69年生人，那她已经52岁。很难相信视频中的妈妈已经如此高龄，也很难相信她在将近50岁的高龄连续生育，因此视频中的妈妈可能和杨某侠并非同一人。

以上的分析是基于我们采信杨某侠的出生日期。这张证件纰漏颇多，如果这一出生日期为假，以上的推断都不能成立。所以我们只能说，八孩母亲可能不是杨某侠。

小花梅是杨某侠吗？

两位前调查记者铁木和马萨在亚古村探访时，向小花梅的亲人们询问了小花梅的年龄。其中，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说自己是1988年出生，姐姐比自己大9岁。小花梅的表弟表示自己是1980年生人，小花梅比自己大两三岁。交叉印证，小花梅可能是1978年左右出生。

但如果我们采信杨某侠是1969年出生，这中间就出现了将近十年的年龄断层。因此，小花梅与杨某侠可能也不是同一人。

再次强调，这些推断不是无懈可击，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村民们的回忆准确、杨某侠的出生年份确实如证上所写，是1969年。但如果这些前提条件是正确的，其结论让人不寒而栗。仅仅是一个视频，一位妈妈，却牵扯出了八孩妈妈、杨某侠与小花梅这三个身份，而这三个身份背后可能有两个、甚至三个女性。

如涉嫌拐卖，结婚是如何办的？

官方通报中曾称，杨董二人登记结婚时，工作人员未对身份信息进行仔细核实。与此同时，亦真亦假的结婚证也成为了焦点问题。如果涉嫌拐卖，结婚登记是如何办成的？

《南方周末》20年前的文章《北京女孩被拐六年》中记述了一位被拐至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的初中女孩张小丫（化名）。小丫年方十四，村支书却送来了一份叫“刘小红”的户口底卡。户口本中写着刘小红是高碑店人，1974年出生。这意味着刘小红的年龄在当时是二十多岁，比小丫大了七岁左右。不仅是户口本，小丫甚至还有了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

后来经过调查，高碑店当地的户籍管理一直混乱，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现象并不罕见。与此同时，该市的户口底卡曾在1997年丢失了一半，而那张叫做“刘小红”的底卡正在丢失之列。至于民警签字和盖章，只是例行公事。小丫的身份便这样被合法化了。

八孩母亲是李莹吗？

在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数据库上，有网友发现一名叫做李莹的走失女生与视频中的妈妈相貌接近。李莹是在四川省南充市走失，当时她才只有六年级。根据宝贝回家寻子网上的照片与描述，李莹近视、嘴角一小痣、双眼皮、头发浓密，而这些似乎也是视频中八孩母亲的样貌特征。

如果没有这条让所有人揪心的抖音视频，微博网友 @自由的蓝色鸢尾 刷微博可能只是为了用来关注自己偶像杨幂的动态。但现在她坐不住了。她说自己父亲是李莹父亲的战友，并称李莹的父亲李大忠已经去世多年，李莹是其独女。她希望公安部刑侦局能够再做一次鉴定，比较八孩母亲与李莹叔叔李大成的DNA，确认八孩母亲是否是李莹。

根据邓飞的说法，他曾将八孩母亲的照片和李莹的照片送至某市打拐办做人脸比对，结果没有比对上。另外根据第二次官方通报，公安机关曾将杨某侠DNA录入数据库，但并未匹配到任何亲缘信息。但 @自由的蓝色鸢尾 认为，当年入库的DNA样本可能并不是视频中八孩妈妈的真实样，因此请求重新比对。

邓飞称自己曾打电话给 @自由的蓝色鸢尾，问她如果最后检测结果显示八孩母亲不是李莹，怎么办？

“如果她真的不是李莹，没有人会胡搅蛮缠。”她说。

在丰县，这样的拐卖与成婚是否是个例？

根据财新在2月8日的报道，拍下八孩母亲的那位抖音博主还发布过另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位中年女子卧在地上，裹着被子，不能言语且生活不能自理。财新调查认为，视频中的女子名字是钟某仙。村里人称她与八孩母亲大概是同一时期来到丰县董集村。村民说钟某仙曾遭受丈夫虐待，甚至吊起来殴打。

钟某仙丈夫曾直言不讳地说钟某仙是花一千多元买来的，此后村里又罚了一千多元。更讽刺的是，钟某仙看到董家在直播中获得大量捐赠之后，就联系了同一个抖音博主来家里拍摄惨状。

当然，没有证据认为钟某仙与小花梅、杨某侠有任何关系。财新的采访只能通过微信与电话完成。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查询到两起民事诉讼判例。两起都是丰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受理的离婚纠纷，都是原告在被拐卖至丰县后被迫同居成婚，而她们的离婚请求都被驳回。法院判词写道，“双方因家庭琐事偶有争执在所难免”、“双方还是有和好的可能”，因此离婚不予支持。

妇女拐卖为何频频发生？

我们回到小花梅所在的云南省福贡县。根据县公安局的记录，从1988年到2009年，总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其中被拐卖外流的多达1750人。

“先生制造”采访了研究妇女婚迁的学者陈业强。陈业强曾多次于福贡县傈僳族村落中做田野调查，他说当地家庭不少是因为经济贫困且欠有外债，为了改善条件而将女孩嫁到东部沿海地区换取彩礼，这相当于是一种用女方的身体换取男方经济条件的交易。女性在嫁到东部沿海地区之前，大多不了解男方家庭情况。男性会将家庭条件包装的很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女方并不一定了解实情，嫁过去后后悔已晚。

不过，这其中不止有半推半就的“嫁”，也有些是为了获利的拐卖。**陈业强认为，拐卖和婚迁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性别比例失调，远远超出了正常男女比范围。**但随着时代改变，偏远村落开始向自由恋爱转变，嫁到东部的女性也越来越少。

对于计划生育与性别比例失调，这里再做一点注解。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中国新生儿男女比快速上升。在1982年，中国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就会出生108.5名男婴。然而，这一数值在2005年上升到了118.6。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出生人口男女比开始下降，至2017年降至111.9。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区间是103至107。

而根据徐州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丰县在2020年的人口性别比是100.58，不但低于徐州全市，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5.7。

理解丰县事件为什么如此艰难？

八孩妈妈的抖音视频已经发布20日有余，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解析这一事件困难重重。为什么？

诚然，前三次的官方通报称拐卖行为不存在，而最后一次通报则称桑某妞涉嫌拐卖妇女罪，这一出入让人困惑。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机构媒体的帮助。

此次事件中，机构媒体的缺位是刺眼的。根据刘万永老师的统计，截至2月15日，仅有红网、法制日报、广西新闻网、财新发表了评论文章。此外，财新还发布了多篇报道，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了丰县法院多次驳回被拐妇女诉离婚案。就这些了。

不能说媒体不愿努力。有媒体试图前往丰县采访，但因为“疫情管控”而无法进村。如上文提到的，财新的报道也只能通过电话、微信采访完成。

机构媒体在热点事件中完全缺位并非首次，当然，也极有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在成都49中事件后，方可成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

“成都49中的案例体现了机构媒体的凋敝，也展现了‘媒体没有表现’之后的后果。在机构媒体发达的年代，它们可以充当民意和权力之间的中介，一方面代表民意去追问，另一方面也用专业的操作方法去调查和说明……在缺失了媒体作为中介充当缓冲之后，就只能发生这样直接而剧烈的冲撞，让虚假的信息和激烈的情绪获得更大的舞台。”

仅有四份官方公告，没有媒体解读，网友们只有借助事实碎片拼凑。探求真相有一个过程，信息有出入也在所难免，而信息每错位一次便是一次反转。一片混乱之余，还有自媒体数着徐州迎来的是第几波“精彩大戏”。

但这既不是一场“大戏”，更不能说是精彩。这是一场完全的悲剧，它关乎八孩妈妈、小花梅、杨某侠，更是关乎无数其她女性，那些不能发声、不敢发声、没有机会发声的她们。

作者：褚朝新

最近一直在坚持写新闻业务专栏，开头第一篇写的就是新闻伦理。

在大学里学了四年新闻，毕业后在新闻单位干了十六年新闻，可以说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相当的实战经验和教训，对于新闻伦理的问题向来也很重视，所以写这个专栏拿新闻伦理开篇。

最近几年，每逢有灾难发生，社会上都会有对相关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的争议，有些争议是专业范畴内的，涉及的议题也相对职业和接近现实的新闻环境，有些则纯粹是一些不懂新闻到底是什么的胡说八道。

我虽然被一些读者标签化为时政记者，事实上也参加过很多灾难的报道。

2004年，黄河小浪底沉船，报社派我从武汉赶到河南济源现场采访；同年河南大平煤矿矿难，报社派了三个记者到现场采访，我是其中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在云南丽江出差，立即写了丽江1996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启示录，让经历过大地震的丽江人讲述地震后如何自救、如何正确掩埋尸体而不污染水源、如何灾后重建等。写完这个稿子，我才从云南赶赴四川成为报社报道汶川地震的后梯队记者。到达灾区后专访了四川省地震局局长、该局的地震预报员等专业人士，写了四川地震人的自责、委屈与职业困惑。2010年玉树地震后，我守在玉树州公安局局长潘志刚的帐篷里，写了地震发生后当地通讯中断导致110瘫痪3日的玉树城，还原了一个三天没有110的城市的慌乱与自救。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我去日本待了半个月，先后去了福岛、仙台等多个城市，也写了一系列的报道。2011年7月，山东枣庄矿难，是我在新京报写的最后一篇报道，随后辞职去了南方周末。

经历了这么多，对灾难新闻的伦理问题应该是有足够的专业资格发言的。

谈新闻伦理前，自然要先谈谈新闻业务，先有新闻，才有新闻伦理。

首先，灾难之所以是灾难，是因为死了人，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如果不死人或者死人的数量极为有限，那更多会被称为事故。因此，死人是灾难新闻最重要的元素，绝对不能跳过去忽略掉。如果灾难发生后，媒体不报道死人，那就是最大新闻伦理问题。

从新闻专业角度说，报道灾难是必须报道“死人”这个环节的。如何报道呢，常规的报道模式是：谁死了、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所以，新闻记者到了灾难现场或者第二现场必然要采访遇难者家属和逝者的亲朋好友。这是记者的本职工作，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他们不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失职。

有些不懂新闻只懂宣传的人说，记者在灾难现场采访会影响救援。灾难发生后，记者影响救援的案例当然存在。灾难发生后黄金救援时间很紧，这个时候救援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搜寻幸存者、救援幸存者，如果记者纠缠救援人员影响救援，当然应该受到违背新闻伦理的谴责。但大家都知道，空难这类灾难发生后，遗属到现场后一般不会参与搜救，新闻记者采访家属根本不存在影响救援的问题。

这个时间段的家属，内心是最煎熬的。当然，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同，有的人此时沉浸在悲痛中，不希望被外界包括记者打扰，但有些人迫切需要有人能交谈倾诉，能宣泄抑郁的情绪，记者就是一个很好的倾述对象。这个时候，记者完全可以选择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属，了解遇难者的相关情况。

这是弄清楚“死了谁”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如果缺失，那这个新闻就是一个不及格的新闻。

这些，就是新闻专业。

至于所谓的知情权和隐私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MU5735航班乘客刘志宏的微信公号看看，他在自己的公号文章里毫无遮挡地公布了自己的结婚照、结婚证书、证书号等等细节。结婚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隐私，不希望被人关注，有些人会在朋友圈发个结婚证照，但不会在社交平台公布，觉得那是自己有限的隐私。但是，刘志宏和他的妻子就不在乎，愿意对整个社会公布自己的婚讯和结婚证的一切细节。所以，不要轻易拿隐私权来质问记者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权利需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关系人来主张，而不是毫无法律关系的旁观者来代替主张。

常态下，“死了谁”如果弄清楚了，而且如果媒体把“谁”的故事写得很打动人，让人共情了，有助于引导舆论关注灾难发生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正常的读者看了报道会有这样的心理：这么好的一个人，或者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为什么会死呢？

如果说报道灾难的终极目的是要追问灾难发生的原因和反思灾难，那么报道“死了谁”可能是引导大家追问灾难为何发生、反思灾难极为重要的前期准备和动员。逝者的个体形象越具体越人性化，越能激起社会反思灾难的冲动和欲望。这是新闻完全正常合情合理合法的动机。

现在一些不希望有真新闻真记者的特殊群体，动辄指责媒体追求流量，呵呵，你们知道什么叫新闻吗，新闻本身就是大家普遍想知道而不曾知道的新鲜事，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本身就是有流量的，新闻的流量不是今天才有的，自有新闻自有新闻纸开始就是天然有流量的。没有流量的，那就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从来都是自带流量的。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最近几十年没有人看的报纸上刊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灾难发生后，希望记者躺平的人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心思有问题。有些人，一辈子没有正经做过新闻，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世道还有人真的是想认真做新闻的。他们，也一辈子没有享受过做真正的新闻的乐趣和成就感。

报道逝者是完全有必要的，是职业范围内正常的新闻生产行为，也是完全符合新闻伦理的。只有虚构、捏造逝者的消息，或者把几个逝者的信息剪辑拼凑到某一个人身上，人为编造出特别反常的人物故事欺骗读者，那才是违背新闻伦理的。

采访逝者的家属，有的人会拒绝，有的人会接受，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场大灾难发生后媒体只报道救灾而完全没有逝者及家属的声音，那一定是出了某种严重的新闻事故，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会意识到那是极不正常的。

灾难发生后，势必要涉及赔偿善后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社会矛盾发生后，当公民个体与国企和成规模的行政力量对抗时，个体如果发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人为忽视，那他们一定会不安甚至恐慌，就算媒体不去找他们采访，他们也一定会主动寻求媒体的关注。所以，灾难发生后不仅仅是媒体需要采访报道逝者的故事，遗属也有寻找媒体发声的主观动机。

此时媒体如果不关注他们，不去采访他们，那么一旦他们被高额的赔偿封口，那么追问灾难为何发生、反思灾难的后续也就很难有情感和事实的依托，灾难最后就沦为有钱可以买命的交易，也就难以追问和反思。而如果不追问灾难为何发生、不反思灾难，那灾难就会不断发生，今天被刘志宏遇上，明天就是你我。毕竟，动车会追尾，飞机会失事，而我们都要出门谋生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灾难发生后报道逝者，这也不是什么吃人血馒头。如果这叫吃人血馒头，那以后凡死人伤人的事情媒体一律不报道了，城管暴力执法打人会见血、犯罪分子行凶伤人会见血、打仗会死人也会见血，记者都不能报道了。

如果非要与人血扯上关系，记者的报道肯定有一个功能和作用，那就是把惨淡的血迹伤痕找出来并公布出来，让大家警醒并反思，以达到将来不流血不死人少流血少死人的目的。

褚朝新

2022年3月23日

作者：李思磐

我们评鉴新闻业表现的前提，是无条件地支持他们在现场的存在。

灾难新闻应该报道什么？是否仅仅只有零度情感的科普？灾难发生时，往往伴随着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情感体验，这也是人们感觉到跟其他人是一个共同体的时刻。因此，报道罹难者遗族（的追念与悲伤），是常见的报道题材。对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逝去的哀痛和共情，也是推动原因调查、追责、善后和隐患排查纠正的重要动力。

如果一件事情不被记录，那么它就等于没有发生。正如老生常谈的“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已有的报道（读长图……）包括了场景再现（现场）、情感抚慰（幸存者与逝者故事）、动员社会的协作、信息服务（寻人、献血、医疗、志愿者、所需物资、避难所与救助点）、调查问责、解释（就是大家说的科普）、分析与排查隐患、善后相关的跟进等等。这不仅仅是逝者的历史，这是全社会共同活过的历史。

另外我也想说，没有做过记者，翻几篇论文就开始意淫的人，除非你能在记者的报道和伤害之间建立基于证据的关系，否则你的批评跟公共利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如果确实存在伦理问题，应该批评或问责——但不是莫须有的“侵扰悲痛”。

我也想提醒一下，在一些著名案例中，曾经有帮助公关的相关人，给出的建议是，批评新闻媒体的报道伦理，以压制其报道。

我从十几年前开始与国内外专家合作做记者报道工作坊，通常都涉及伦理。但在这个时间点，我很明白不是伦理的问题。而且我做培训也从不单讲伦理，因为做新闻首先是一个技艺，没有执行力，伦理再多也枉然。伦理是一个实践过程，往往需要在道德两难中做出决策。

我们今天的社交媒体已经太多言不及义的思想，而展开有意义的公共讨论，事实最核心也最珍贵。公共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之一是记者们。

请支持走在路上的事实挖掘者。尽管在越来越紧张的时效中奔走的她们和她们的作品，注定是不完美的。

谢谢风哥帮我存的图片。

文字版：

**为什么要支持记者进行灾难新闻的采访工作（包括家属的采访）？**

有年轻人问我：你说过灾难新闻有很多落点，似乎人物稿件不是第一落点，对吗？那么访问遇难者家属的意义在哪里？

我说，空难有没有公共性？调查事故原因的过程和结果要不要公开化？我相信回答是肯定的、毫无疑义的。既然有着公共性，全社会都想知道那个答案，那么我问你，除了政府和专业的调查团队，新闻媒体有没有责任报道？

如果你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记者进行报道不是吗？

新闻的社会功能是什么？首要功能，是社会守望。什么时候人们需要社会守望？危机时刻首当其冲。网络对空难原因的讨论，已经明确反映了公众最急于知道什么：我们希望知道灾难发生的原因，也希望能够避免可能继续导致危险的因素。

你又问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报道核心的信息，都是报道一些不那么有意义的；比较这些报道可能导致的受害者家属的隐私和情感的侵扰而言，这些报道有意义吗？

我说：为什么要允许记者写一些看起来信息不核心、没有信息增量的稿件？比较稿件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前提是有稿件。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我们自然能够鉴定哪些比较有价值，哪些比较缺乏新闻界同行重视的”信息增量”。

我们评鉴新闻业表现的前提，是无条件地支持他们在现场的存在。

——然而，我说然而，往往最有价值的信息，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被发现的，连事故调查的专家组也不能做到，记者如何可以？

发掘事实是一个拼图的过程。你应该明白拼图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你可能不会知道哪一块是最核心和重要的。核心信息常常是长期坚持跟进的结果。

那么，记者如何能够坚持跟进，直到有了”核心发现”？

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直坚持采访，不断更新信息，不断通过采访和发稿，发展更多的新闻来源，也让自己更加熟悉相关的议题和环境……采访来的信息一方面速朽，一方面有所积累。很多深度稿件，都是一天天发动态稿件积累下来的结果。

今天事件刚刚发生一天，在新闻发布会信息都很少
的前提下，记者能做什么呢？

你要考虑记者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什么——记者不比任何一个普通公民有更高的调查权限，她也通常并不拥有专业的事故调查组那样的专业能力。记者可以依靠的，是一张由亲历者和亲友、目击者、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法律专业人士、民间组织等交织的信息源之网。这张网对于大多数并非航空条线的记者，并不是现成就有的。

我们经常说，记者是即刻的专家，接到采访任务，他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给自己织起一张信息与知识之网。这张网是慢慢加密，慢慢深化的，如何编织？如何取得在新闻发生那一刻还不认识的人们的合作？记者可以互惠交换的资源，是公开性和信息。

人们往往是为了各种动机，加入到公开的工作中：专家希望分享自己的专业分析、局内人希望警示存在的问题或检举他们认为有责任的人、或者是对于很多苦主而言，媒体的关注能够给她们吸引大众的关注，也往往能够为事情的解决或者善后产生积极的推动。同时，记者作为信息的交换中心，也可以分享一些别人需要的信息。在这个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中，记者争取新的信息源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对事件跟进的稿件。

家属希不希望新闻记者采访？当然可能存在不希望
的情况——

1、在有关方面明示暗示接受采访可能对后续处理
不利的情况下，有一些家属会避免跟记者接触；

2、有一些家属在得到满意的结果（往往是好的善后条件）之后，被动或者主动地不再跟记者接触。

以上两种情况，记者想办法说服对方分享信息，我
觉得没有问题。

3、确实会有家属出于隐私保护和情绪的问题不愿
意接受记者采访。这种情况，记者应该尊重对方的
选择。

事实上，大多数家属是愿意跟记者接触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希望通过与媒体接触增加事件的能见度，促进事件的结果（引起重视、得到好的善后条件、真相公开等等）；另一方面，确实（也许有些人不会相信），很多人希望自己亲人和朋友的故事被记录下来。

今天这些“人血馒头”论者也许并不知道，在市场化报纸兴盛的年代（距离今天也不过十年），很多媒体都有讣闻栏目。许多逝者的亲属打电话给报社，希望写一写自己天人永隔的亲人，即便她们并不是公众人物。这是新闻的社会服务，也是媒体与社区连结的方式。

灾难新闻应该报道什么？是否仅仅只有事故原因，零度情感的科普？灾难发生时，往往伴随着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情感体验，这也是人们感觉到跟其他人是一个共同体的时刻。因此，报道遇难者遗族（的追念与悲伤），是常见的灾难报道题材。对生命逝去的哀痛和共情，也是推动事故原因调查、追责、善后和隐患排查纠正的重要动力。

如果一件事情不被记录，那么它就等于没有发生。正如老生常谈的“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已有的灾难报道（可以查汶川地震、鲁甸地震、舟曲泥石流、天津港爆炸、东方之星船难……譬如了解一下天津记者们如何迅速推动问责如何帮助编外消防员家属得到同样的抚恤，如何让殃及的住宅业主得以维权）包括了场景再现（现场）、情感抚慰（幸存者与逝者故事）、动员社会的协作、信息服务（寻
人、献血、医疗、志愿者、所需物资、避难所与救助点）、调查问责、解释（就是大家说的科普）、分析与排查隐患、善后相关的跟进等等。这不仅仅是逝者的历史，这是全社会共同活过的历史。

另外我也想说，没有做过记者，翻几篇论文就开始意淫的人，除非你能在记者的报道和伤害之间建立基于证据的关系，否则你的批评跟公共利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如果确实存在伦理问题，应该批评或问责一但不是莫须有的“侵扰悲痛”。

我也想提醒一下，在一些案例中，曾经有帮助公关的相关人，给出的建议是，批评新闻媒体的报道伦理，以压制其报道事故。

我们今天的社交媒体已经太多言不及义的思想，而展开有意义的公共讨论，事实最核心也最珍贵。公共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之一是记者们。

请支持走在路上的事实挖掘者。尽管在越来越紧张的时效中奔走的她们和她们的作品，注定是不完美的。

本文首发于2014年3月8日《博客天下》新媒体平台。

博客天下微信号：bktx2012

文：石扉客（《博客天下》主编）

每当昆明事件和空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一些新闻学界老师总是习惯第一时间对业界发出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谆谆教诲。相当不以为然。空难记者该不该去机场？毫无疑问该去，尤其日报记者，不去就是失职。该不该采访当事人和家属？可以采。当然，采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我赞同李小萌的看法，如要控制情绪，要把握时机，要慎用镜头等。

空难事件，出发和到达机场，与空难现场一样，乃至与遇难者生前空间一样，都是敬业记者应该抵达的广义现场。 当事人的眼泪，家属的痛苦，和灾难过程，灾难原因等一样，本身就是灾难的组成部分。遇难者家属的悲伤，是命运的无常，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悲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更是追问事件原因与责任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以最快的速度来揭示信息，尽可能地挖掘隐情，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天然组成部分。采写固然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但决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去现场，更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报道灾难内容。

北京井下人事件刚爆出来时，多少人痛骂媒体和记者？最后事情又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还记得新京报那个长篇对话式报道，正是这样迅捷、真实和细腻的报道，揭示残酷的事实，打动我们的心灵，让公众知道这个隐秘的井下生存世界的。

723动车事件里那篇著名的报道《永不抵达的列车》里，对遇难者个体命运的细腻刻画与深切同情，更是成为灾难公共记忆里无法忘却的一部分。

新闻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业，媒体能做什么，不能解决什么，边界从来都很清晰。按照传播规律，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规则，尽可能快和深入地突破报道尽可能多的信息，就是媒体该做的。借用我的朋友王晓渔的话，重大事件里媒体缺席才是对媒体伦理最严重的伤害。媒体不是心灵抚慰师，不是救世主。不要把新闻伦理无限扩大化，不要太苛责媒体，不要把“多事”、“碍事”的帽子随便戴在媒体头上，更不要担心谁来管媒体和记者。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管媒体和记者的人。

最后说一句，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绝不是照搬教材所能简单套用的。所以昆明事件，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什么该不该采访谁，该不该传播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可能获知与传播真相的问题。

每次有事，学界总是有人第一时间跳出来教训媒体，说轻了是书生之见，说不好听就是一种好为人师的过于自负。学界老师们最需要做的，是和业界一起对付信息管制！这才是真正需要你们的勇气与智识的地方！

有时候，会觉得不怀好意的受众，像是媒体的“最佳损友”。你跟他们说铁链女，他们说媒体怎么不去报道；你若说刘学州，他们会秒回新京报怎么还没倒；轮到东航空难，媒体被分成三六九等，只是写个遇难者的侧记，他们又嚷嚷“吃人血馒头”了。

这些人很难讨好，把自个当成了箍着红袖章的志愿者，沉浸在维持舆论场秩序的幻觉中。他们口衔新鲜百度的新闻伦理小百科，“侵扰悲痛”啦，“第二信源”呐，“二次伤害”啊，指责还算体面的空难报道没有人性。这里面数一些新闻学生蒙昧更甚。

每每遇到重大灾难或大事件，舆论翻腾之下，责备媒体必定是保留项目。媒体当然也怂，夹在上下不落好中，对上面的压力自然不能多言语，就是对这些类似栽赃式的批判，也不能疑义相与析。谁都知道，骂媒体是安全的，而从新闻伦理入手的骂，更是庄严宝相。

对于空难级别的突发事件，派记者去到现场，突破信息封锁，或者灵活调动记者，尽可能记录并传播遇难者情况，形成公共关注的舆论压力，迫使事故调查不隐瞒不欺瞒，最大限度地揭示真相，这是正常状态下媒体最该遵守的新闻伦理。

现实情况是，机构媒体在上述基本的新闻伦理上，受到普遍的侵蚀，这种侵蚀已经腐化了那些构成新闻伦理的几乎所有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最终对东航空难的呈现，会精确地反映这些残缺。新闻伦理之争的基础，是媒体的废墟而不是乌托邦。

东航空难不过两日，媒体遇到的阻力都摊在阳光下。到场媒体的资格受到审查，只允许特定的、不会“捣乱”的媒体进入核心现场，召开只有表态没有信息量的发布会，只回答强化“救灾才是新闻”的提问，对切中肯絮的提问答非所问，诸如此类。

绝大多数机构媒体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无法沿着事故新闻的核心思路策划报道。于是，这些机构的大部分放弃了自采新闻，其中仍有一些职业精神尚存的新闻人，从罹难者信息等看似外围的、次要的报道入手，反而在受节制的信息秩序之外，写出了珍贵的报道。

新闻伦理在事故追因的核心信息流外有所作为，看似离题，实质上是功德无量。不受欢迎的机构媒体，在聚焦罹难者生前故事方面暂时有突破，只要不是持“二次伤害论”的伪君子，都应该将其视作新闻伦理的成果，而不是他们扭曲理解的对“新闻伦理”的破坏。

记录，报道，传播，这是新闻人基本的职业伦理，然后在专业主义的一套操作规范下，在公共价值与隐私、禁忌等方面作出平衡，最后形成且印证一套可实践的新闻伦理。简单来说，新闻伦理不是报道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报道的问题。

将遇难者的人物报道污名化为“吃人血馒头”，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认知，它们实际上配合了某些精明的算计，那就是控制住灾难事件的信息流，调控舆论的导向。以所谓不讲“新闻伦理”的名义矮化媒体报道，在没有新闻的地方大谈“新闻伦理”，竟成了浑水摸鱼的好手段。

在现在的情势下，但凡自认为是以公允之心讨论新闻理论的，都该亮明一个前置立场，那就是支持机构媒体追求新闻的努力，支持记者依照职业伦理而不是其他来报道新闻。“二次伤害论”者看似很有良心，但以“新闻伦理”压制或构陷媒体，最没良心。

每逢重大社会事件，舆论都反复展露着丧失信息权利的焦虑。但舆论中很有一些人，最终用砒霜一样话语、蠢货一样举动加重倾斜的，恰恰是这一权利更严重的剥离与丧失。媒体其实没办法号召多少友军，但问题在于，现在自诩为媒体敌人的多如牛毛。

跳脱一点看，新闻人与一些人在新闻伦理上的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意识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层面上。新闻人看到的新闻伦理，是政治伦理与现实治理的产物；而其他人在看待新闻伦理时，没有背景意识，缺乏现实感知，更匮乏政治伦理的观察。

更糟糕的是，大量批判媒体的人，并无基本正常的问题意识，而是出于获取安全流量的习惯性动作。指望这些人去了解媒体、理解记者，进而指望他们助益于不那么摆烂比坏的信息环境，完全是奢望。他们没这个义务领受这份指望，这是不能承受之重。

对新闻人来说，新闻伦理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包含新闻史、政治文化、社会变迁、前辈风物、个人际遇诸多其来有自的风貌；而对某些忽尔“新闻理论”人的来说，它只是几个眩目的名词，是一个削足适履的模板，但他们管这个叫“媒体批评”。

正如新闻学无法引领新闻一样，东航空难中“报道勿扰”式新闻伦理加重了大众与媒体的分裂，也没有可取之处，无法弥补新闻理论的旧疤新伤。新闻媒体实际上处于加速跌落的进程，从这一波“新闻伦理”争议看，借力社会挽留新闻衰变仍不可求，徒增厌倦。

以“免打扰”为核心的“新闻伦理”，其实特别适合眼下的生存境况，新闻伦理中那种真正的思想——不接受驯服、挑战权威、社会自力、民间呼应且自信等——早已不合时宜。每一次舆论大事件，总会敲掉一小块“新闻伦理”，一些人在漫说媒体“去哪儿”时，其人早已失魂落魄。

如果说“新闻伦理”是一套报道的技术操作，那么，“免打扰”式新闻伦理的流行也预示着某种舆论反制技术的发明及运用。它落下的无知之幕，不仅饱含新鲜的话术，还让使用者迅速占领道德高地，让稀缺报道在沉沦的挣扎中诞生，又在二次沦陷中信誉扫地。

就东航空难报道斜横里繁衍“新闻伦理”之争看，机构媒体的孤立是愈发显著的，本属于社会版图的它们与国民大众的精神联系日渐稀薄。从前那些构建新闻人的职业伦理，像是千疮百孔的屠龙之术，被克苏鲁一样的叫嚣所环绕，他们执守的东西，成了他们被诟病的负担。

但在失望的终极之地，破败、残缺、匮乏将对新闻伦理的全部关联方产生同等强度的消解之力。原本黯淡的只是变得更黯淡，而自以为站在高处的人，将被倾倒在命定的低谷而不能自拔，然后被他们所唱和的虚无之物掩埋。

音乐知识分子周云蓬写的那首歌，如果你瞎了该怎么办？歌词中可谓众生皆苦，但它们仍在落入黑暗时袒露人性之种种，唯独有这么一类人，在他们瞎了之后竟像是开了天眼，洞察了新闻伦理的种种积弊，号召好汉们快意恩仇。

归根结底，对空难报道中新闻伦理或真或假的争论，如果不能回到政治伦理与现实治理的范围展开，对那些真正想知道答案的人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是真的想了解“处境若何”“未来何如”的人。也许只因有这部分人存在，理论上，新闻不会灭绝。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之前做的功课。

不知道是不是厚古薄今。客观的环境混杂主观的能力，从前的特稿可以写得好且厚重，现在的特稿可以写得不好且单薄。

《举重冠军之死》李海鹏 2003年

http://www.infzm.com/contents/21435

开头——

这天是5月31日，早上4点，布谷鸟刚叫起来，商玉馥梦见儿子喊她：“妈呀，妈呀，你给我蒸俩肉馅包子吧，给那俩人吃。”在梦中，老太太最初以为儿子又像往常一样饿了，可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让她猛然害怕起来。果然，儿子马上又重复了那句让人难以理解的话，“给那俩人吃！”商玉馥惊醒了，透过没有窗帘的窗子看了看微明的天色，心里堵得难受，叫起了老伴才福仲。这天清早老两口心情压抑，在租住的郊区房附近的野地里，紧抿着嘴，一言不发地走，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等他们回到家，吃了稀饭，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结尾——

从被布谷鸟惊醒的梦中脱身出来之后19个小时，商玉馥看到梦境的征兆变成了现实，她走进病房，第一眼就看见才力只穿着一条内裤，姿势僵硬地仰面躺在病床上。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她本能地尖叫起来：“哎呀！快给他穿上裤子！”

这时病房里所有的家属都看见，一直俯身做胸压的护士停止了动作，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准备后事吧。”他们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听懂这句话，就像被截断了一条肢体之后以为它还在那里，很难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什么。

《系统》曹筠武 2007年

https://www.jianshu.com/p/281d77133938

开头——

白天，27岁的吕洋是成都一家医院的B超检查师。

晚上，她是一个国王，“楚国”的国王——玩家们更乐意按游戏里的名字尊称她为“女王”。在这个虚拟王国中，“女王”管理着数千臣民，他们都是她忠诚的战士。

在一款名叫《征途》的网络游戏中冲杀了半年多之后，吕洋自信看清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这款游戏自我标榜以古代侠客传统为背景，实际上钱才是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行走江湖最关键的因素。

结尾——

他是谁？是请她护过镖，还是曾经被她从敌国营救？吕洋完全不记得了，她只觉得这些越来越多的威风凛凛的后起之秀，跟以前的她是那么相像，一样地野心勃勃，一样以为发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她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她下线了，并决定永远不再回来。

《灾后北川残酷一面》李海鹏、陈江 2008年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2451

开头——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结尾——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屑地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共产主义大楼》林衍 2011年

http://zqb.cyol.com/html/2011-08/31/nw.D110000zgqnb_20110831_1-12.htm

开头——

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安化楼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结尾——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小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

《东莞制造》魏玲 2014年

http://www.esquire.com.cn/2016/0721/236223.shtml

开头——

为了向刘老板讨薪，这些东莞女孩正在东莞市常平镇的五星级酒店汇美天伦层层叠叠的台阶和欧式廊柱那里与保安、协警对峙。《人物》记者在这里与媚儿接上了头，慌里慌张地聊了几句，她突然一把抓住记者的袖子，“得跑了”。我们就这么跑起来。往后一瞥，追赶我们的有 3 个奔跑的协警和一辆警车。其他女孩见状也要跟着我们跑，媚儿朝她们喊：“别跟着记者，不能让警察把记者抓了。”

结尾——

2 月 20 日，一早起来，阿简买了车票，成为《人物》采访的女孩里第一个离开东莞的人。1100 公里外那个嚷着要给妈妈背唐诗的女儿，给了她一个行动的理由。

桑拿女孩开始离去，这个东莞小镇的生活仍在继续，天鹅湖街心的麻辣烫小妹一天至少要回答 5 个哭丧着脸找桑拿的外地人：“不骗你，没有一家开门了噻。”美甲店小哥心不在焉，涂坏指甲时他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我才干这行 4 天—4 天前刚好是扫黄的日子，他来自这条街某家已经被关门的场所。而著名的美宝酒店旁边宠物店的女人脾气暴躁，那些年前把狗寄养在她店里的小姐许多没有回来，她不知道该拿这些狗怎么办。

《逃离美发厅》巴芮 2018年

开头——

仲夏夜，乐乐梳剪美容美发厅的灯箱刚刚熄灭，地面上还积着一层白天落下的雨水。这里是浦东的川沙，上海东郊，近入海口。老板娘不在，店里大部分姑娘都围在一台二十几寸的电视机旁看连续剧。方媛却显得心不在焉，张望着门外车辆稀疏的道路。

对于方媛来说，这或许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夜晚。在那天之前，这个来自湖北东部农村的姑娘已经被囚禁在位于新德路339号的乐乐美发厅近4年。那些正在看电视的姑娘们，最久的已在其中12年，短的也有一两年。

结尾——

逃跑的最终段，前往温州的火车上，方媛一路都在想要怎么跟妈妈解释这几年的事情，店里的事情、客人对她做的事情，以及被逼迫着给家里发的伤人信息——「再闹的话，我就消失在上海，让你永远找不到了。」

车到站了，温州上午9点钟的太阳刺得方媛睁不开眼，马路对面的办公楼好大，妈妈从远处走来，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方媛喊了一声「妈」，不敢看她，眯起眼尴尬地笑了笑，「今天好热啊。」

《在北京，2000万种死法》钱杨 2014年

http://news.sohu.com/20140405/n397812991_2.shtml

开头——

北京城里大约有40多位急救车担架工，但自称“尸神”的只有眼前这位Z先生。他生性谨慎，不愿留名，对活人的恐惧似乎超过对死者的。从业3年，他保持着一年360天，每天12小时的工作节奏，抬过的死者数以千计。最多的一天，他随车出动5次，来到4个不同的死亡现场，将遗体抬走。这其中包括一个澡堂塌陷后压死的赤身裸体的男子；一个与同伴打闹追逐，被尚未通行的天桥上一根比筷子更细的铁丝勒死的小学生；一个全身大面积烧伤的中年男人，在救护车上一路跟他念叨，告诉他自己母亲多大，孩子多大，自己无论如何不想死；以及一个被高速驾驶的摩托车甩飞的年轻女子，临死前她坚决地说：“先救我老公。”

结尾——

距离袁崇焕祠西北方向约5公里，是崇祯自缢之处。李自成攻破京城之日，这位明朝最后的统治者，吊死在北京城中轴线最高点的一棵槐树之上。370年过去，景山公园里那棵向东歪斜的低矮老槐树，已是后世补栽，但对于花上2块钱公园门票特意前来观瞻的人们，这个替代品依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2000万人口的生生死死，都将在它的安静注视下永恒流转，这寂静无声中，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哀叹与感伤，远甚于一切语言、一切喧嚣、一切声响。

《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杜强 2016年

http://www.esquire.com.cn/2016/0114/233205.shtml

开头——

“鲁荣渔2682号”接船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某种征兆式的事情。赵木成说道。

“第一天出的事就挺诡异的。那时还是11月份，最开始去的一个大师傅(厨师)姓严，他也是大连的，大副找的人，以前在别的船的时候还好好的，那天晚上他们在船上打扑克，我用手机没事看小说，有8 点多钟，那个大师傅就在那儿喊‘杀人了、杀人了’，喊了反正连着作了有10点到12点多吧。在哪个屋都喊，给他那屋好几个人都吓什么了。将近1点的时候，他让船长给叫上去骂了一顿，骂了一顿老实了，在那儿坐着。”

结尾——

走出船员室时我注意到门上的留言，“走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拜拜。”

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以为别人即使不像自己一样对世界安之若素，也不会离经叛道到哪里去，并在庸常的时日里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平平常常是人生的常态。

但是在太平洋上，或者说世界的某个深处，事情并非如此。

《新“无情”戒毒术》杨雪、王婧祎 2019年

https://www.chinaventure.com.cn/cmsmodel/news/detail/340171.html

开头——

8点钟，手术开始。

手术室里一共有6位医护人员，包括唐都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王学廉教授、一名麻醉师、两名主刀医生、两名护士。

王学廉医生将半圆形的金属脑立体定位仪固定在顾萍的头上，旁边的可视化系统中，完整呈现了这位女人头颅中的世界——她的大脑像一个被放大的核桃，沟壑层峦堆叠，显现出深浅不一的黑白色块。

结尾——

对被蒙在鼓里的顾萍而言，那两枚静静地趴在伏隔核里的电极，不过是一剂安慰剂。她丝毫不知道装备并未开机，她唯一的担心是，万一自己跳舞动作太大了，“两根针在大脑里移动，会不会死掉？”

朱大明决定将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有时妻子向他抱怨，身上又有些酸痛，他反问，“那你忍不忍得住？”

“能忍。”

妻子的回答让他满意。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赖祐萱 2020年

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

开头——

又有两分钟从系统里消失了。

饿了么骑手朱大鹤清晰的记得，那是2019年10月的某一天，当他看到一则订单的系统送达时间时，握着车把的手出汗了，「2公里，30分钟内送达」——他在北京跑外卖两年，此前，相同距离最短的配送时间是32分钟，但从那一天起，那两分钟不见了。

结尾——

美团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的新闻发布后，一片惊叹声中，有人再次提及王兴对速度的迷恋，还有他曾提起过的那本「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有限和无限的游戏》，在这本书中，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将世界上的游戏分为两种类型：「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前者的目的在于赢得胜利，而后者则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

系统仍在运转，游戏还在继续，只是，骑手们对自己在这场「无限游戏」中的身份，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仍在飞奔，为了一个更好生活的可能。

作者：记者杜强 / 杜啊（Weixin ID：duqiang-inhere）

MU5735坠毁之后，很多媒体同行赶往藤县现场，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此次的管控比以往更加严格。考虑到现场特殊性和疫情，一定的管控可以理解，但总体上对待媒体的方式很不完善。

是否可以安排更多媒体参与发布会？而不是仅限于几家央媒。是否东航和相关部门的领导可以准备更充分些，让更多问题被提出来？而不是匆匆几句糟糕的回答贻笑大方。是否可以征求家属意见，让有意愿的人面对媒体？还有现场搜救人员，完全可以在现场周边安排专门采访，每天通报进展。但这些都没有，只有比历次突发事件更严格的查验。

22日下午我和同事陈玮曦乘飞机赶往梧州，同机遇到不少同行（具体就不指名了，很多还在当地），还有日本NHK记者。5点下飞机后，我们租了车到埌南镇周边查看。到达现场可以从北边苍硕高速向南，或者南边187县道向北进入，但两边道路都有管制。南边县道上两条进入的村道，都安排了交警和其他人员把控，24小时查验。

当天下午已经有同行到达，其中一位从苍硕高速无法进入，下车后翻了几座山，耗时4个多小时到达坠机点附近，远远拍了几张照片后被工作人员带出。

当晚我们发现那边两座检查站之间有一处村道，但汽车无法通过，于是决定第二天开摩托车进去。在闲鱼找到当地转让摩托车的网友小R，他本不愿意租车，但知道我们的身份主动减了租金。约在村里交接，小R很年轻，只有22岁，坠机当天目击了飞机的急坠过程。他帮我们把摩托抬上车，“希望你们顺利，多分享一些消息。”

第二天凌晨下雨，6点钟驾车到埌南镇之后，雨势变大，我们在村中商店买了劳保手套，店主送我们四个塑料袋套在手上。从小路进入184乡道后，我们一路向北到蓝村，转山中小路到寺面、坛略，向北经过神堂表、大湴村到达坠机点附近，上午9点钟前后到达附近检查点，随即被工作人员拦下来。因为我们的装束，并未过多盘问。后来我们才知道，到达现场至少有三重检查点。我们本打算进现场后一人返回，接送另一位同行，被拦下后得知她在蓝村没有右转，而是继续步行向北，经过双底村后反而顺利进入现场，于是按照她的指引返回双底，但当时双底北面的第二道检查点人手已经更多，我们再次被拦下来。扔下摩托车后，我们步行走到河边，想绕过有人值守的桥梁，但水太深无法通过，多处查看后只能放弃。全程骑行超过60公里，最后摩托车燃油耗尽，只能推车回到县道。进入的那位同行，在现场也无法展开采访，在坠机点附近的山上再次被送出。听一位同行讲，有证记者会被送出，无证的需要做笔录。

这些细节本来不用写出来，但这次的情况更想展示给不了解媒体工作方式的大众读者。每一次重大的突发新闻，现场的抵达都不容易，媒体人都得各显神通，大众所看到的新闻，哪怕是简短的资讯背后都困难重重。这个群体足够努力，也足够抱团，每个人都愿意给同行帮助，在天津爆炸时是这样，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也是。

我们也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在我刚入行的2011年，那些跑突发的同事得到了最多的职业荣誉感，聊天时他们也乐意分享，怎么扮做工作人员大摇大摆进入火灾现场，怎么踩在刚结识的同行肩膀上翻墙进入封锁区。业界也传闻，一位著名调查记者，家中常备三套衣服，消防的，警察的，公务员的（白衬衫，以及那种你一眼就能分辨出的体制内的灰色外套，他也告诫年轻的同行，去了现场绝对不要背双肩包）那时候这份职业还能够给人一些幻觉。这次我们陈玮曦也买了两顶安全帽，两身反光背心，打算“混进去”，可惜最后跟小丑似的。

这些非常规手段是否过了？现在的网民也许要说媒体人不守规矩、扰乱秩序。我想说的是，你们太相信突发事件中的相关方了。那些责任方，一家航空公司，一处煤矿，一些地方政府，难道不会千方百计想着逃避责任、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多。许多年前，连央视记者、新华社也会暗访，也会偷拍。放在许多年前这根本就是常识，可现在，网民更愿意“等通报”。人们相信自己的政府，是好事，但一些特定情况下也十分幼稚，似乎幻想存在着一个抽象的正直的整体。如果这个逻辑不通，那1998年朱镕基作为一国总理，政府首脑，为什么要给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媒体人不守“规矩”，是因为在责任方安排的规矩之内没有真相。

此次现场的新闻发布，非常简陋，甚至遇难者名单到现在也没有公开，恐怕是世界航空史上没见过的事情。也许公众存在一种思维，有央视和新华社就够了。且不说它的依据在哪里，但何不想想丰县事件的时候？丰县之后，彭远文老师说，公众“等通报”的心理是一种重大的变化，确实如此，而且不仅仅是媒体文化。没可能去回顾过去20年的那些重大突发新闻，究竟有多少真相是靠着非常规突破获得的，只能看到这么做的媒体记者越来越少。

还有人物杂志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且不说在没有遇难者名单的时候采访家属的正当性，我跟玮曦聊天时候做了一个假设，假如一个家属告诉记者，“我哥哥上飞机前跟我说，飞机临时做了一次检查”，这是不是有价值的信息管道？当然只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但某些网民的逼逼赖赖实在恶心。

媒体行业不好干，一半功劳在网民。

这次去藤县，我和陈玮曦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很惭愧，但想想这一两年媒体人遭遇的恶心事，也不那么惭愧。我自己并没有做过太多调查报道，在这件事情上只能说这么多。看到海鹏老师在微博说，宁愿去卖淫也不再干新闻。实在说出了心声。

前方还有很多同行，祝他们顺利。

3月28日，中国数字时代在最新一条【404文库】的动态推文中提到2022年3月18日—3月26日期间有23篇墙内文章遭到删除，涉及话题有防疫政策批评、东航MU5735航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目前项目已总收集文章714篇。

2022年3月18日—2022年3月26日，我们测试发现有23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防疫政策批评、东航MU5735航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均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该项目总收录文章714篇，存档于此：https://t.co/saeCPCF5DZ #404文库 pic.twitter.com/oy48oAmi9J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March 28, 2022

然而这条推文疑因触及“东航MU5735航班”这一关键词（或还有其他触发条件），使得评论区出现了典型的五毛机器人评论（英文）：

其中一则评论如此写道：

模板1

Terrible, Boeing should be grounded worldwide, and the company’s planes should be inspected. (太可怕了，波音公司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停飞，该公司的机型应该被检查。)

而通过推特“最新搜索”功能可以发现，有大量账号正在推特发布此内容：

个别账号评论同时，还转发了相关新闻：

虽然这类账号具有以假乱真的英文名称、头像、个人简介，但账号的following/followers数目皆为零：

除以上的这套评论模板外，还有以下几套模板也在发布“东航MU5735航班”有关的信息：

模板2

U.S. military controls Boeing plane crash to pressure China
Boeing 737 tumbles at 350 mph before crash in China with 132 people on board （美国军方控制波音飞机坠毁向中国施压。波音737飞机在中国坠毁前以350英里/小时的速度冲向地面，机上载有有132人。）

模板3

Plane carrying more than 130 passengers crashes in China, casualties unknown.Terrible, Boeing should be grounded worldwide.（载有130多名乘客的飞机在中国坠毁，伤亡情况不明。太可怕了，波音公司应在全球范围内停飞。）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账号在发布推文时附带了序号，不确定这是否表明存在多套“评论模板”：

模板4

A China Eastern Airlines flight with more than 130 people on board crashed.U.S. military controls Boeing plane crash to pressure China.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航班坠毁。美国军方控制波音飞机失事以向中国施压。）

模板5

A China Eastern Airlines flight with more than 130 people on board crashed. Recent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forcing China to stand in line with the situation in Russia and Ukraine. Is it controlled by the US military?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航班坠毁。最近，美国一直在迫使中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站队。它是由美国军方控制的吗？）

模板6

It is said that the US military can control Boeing aircraft at will.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crash was deliberately controlled?Putting pressure on China to take sides in Russia-Ukraine situation. (据说，美国军方可以随意控制波音飞机。坠机事件有没有可能是故意控制的？在俄乌局势中向中国施压，逼其站队。)

模板7

It’s likely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U.S. military, who can take over control of Boeing’s planes at will. (很可能是美国军方控制的，它们可以随意接管波音公司飞机的控制权。)

注：目前仅测试出以上七款评论模板，可能并不完整，欢迎读者参与测试提供线索。

通过对这些机器人账号的评论行为的简单分析发现：“媒体账户”、含“新闻链接”等特征可能是触发机器人评论的重要条件。

A China Eastern Airlines flight with more than 130 people on board crashed. Recent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forcing China to stand in line with the situation in Russia and Ukraine. Is it controlled by the US military?

— Calvin Archibald (@CalvinArchibal5) March 28, 2022

U.S. military controls Boeing plane crash to pressure China
Plane carrying more than 130 passengers crashes in China, casualties unknown

— Tobey Meredith (@MeredithTobey) March 28, 2022

U.S. military controls Boeing plane crash to pressure China
Boeing 737 tumbles at 350 mph before crash in China with 132 people on board

— Melissa Faulkner (@Melissa82685714) March 28, 2022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东方航空MU5735客机坠毁原因并无官方权威结论前，大量五毛机器人账号正在推特发布海量英文评论试图将失事原因指向波音公司的飞机设计问题，以及散布美国军方造成飞机失事的阴谋论调。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今天我们来关注东航空难所引发的舆论争议。

2022年3月21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号为MU5735的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藤县坠毁；机上123名乘客和九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是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空难。目前，这架飞机所载的两部飞行记录仪（俗称黑匣子）均已找到，并已被送往民航专业机构进行分析。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由于飞机在失事之际机头几乎是垂直从高空落下，空难发生之始，人们纷纷猜测可能是人为原因例如维修保养不善导致了这起惨剧。

官方失语，东航董事长答非所问

3月22日，在MU5735搜寻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路透社记者就一些重大灾难事件中公众迫切想要了解的基础信息，也是官方需要第一时间向公众交代清楚的信息进行了提问。

飞机的维修记录是怎样的？近期维修方面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事故发生的时候天气怎么样？
空难发生前机组有无和空管联系，如果有的话，说了什么？
USNTSB（美国国家运输委员会）已经委派了调查者，会不会邀请他到中国帮忙调查？

然而，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给出的回答，不仅是照稿念，而且完全答非所问。

当时飞机是在平飞巡航阶段。我们正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目前航空运力充足，安排的检查也包括临时性、预防性措施。我们正在按照民航安全管理规定有序开展工作。

孙世英的敷衍回答引发了大量网友的不满。网友S说：孙董事长的回答充分说明了空难发生的根本原因。而网友“无敌超级不靠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讽刺道：董事长找了个纸上写得最接近的答案。还有人讽刺说：“不怨我们董事长，问问题之前记者也没给标准答案，怎么答？”而网友晏九九发出的质问也传达出人们对国企管理水平的震惊：“人的生命怎么能掌握在这么个董事长手里？”

前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在推特上说：“中国的空难调查太不透明了，大量人为造成的灾难都被所谓的行业信息管制遮蔽了。比如，十年前的宜春空难，还有包头东航空难，大连五七空难，全都是人为灾难。可公众大多毫不知晓。这些灾难有的我做过报道，有的做过调查但没能播出。”

东航空难发生后，官方控制的媒体一直在报道紧急救援人员赶往现场的情况。央视新闻的报道《各种救援救灾物资运抵，供电、通信全力保障》一文，事无巨细地罗列了面包、雨鞋、矿泉水、消毒酒精、牛奶等救灾物资的详细数量。

而另一家官媒中国网则发表了题为《东航空难调查是个复杂的过程，耐心等待便是最大支持》 的报道。文章提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全力组织搜救的批示，但是对公众最为关心的涉及空难的原因，比如飞机状况、机组情况和天气原因则闭口不提。

中国媒体研究学者展江在接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项目的采访时说：灾难发生以后，中国记者不被允许到现场采访报道，只有官方的电视台能进入拍摄。但这些官媒报道的重点是救援，而不是灾难本身。其重点是要积极向上，体现党和政府的及时反应，体现灾难面前对人民的关怀和救助。新闻必须放在主旋律中才能被报道。

媒体报道，被批吃 “人血馒头”

面对官媒的失语，3月22日东航坠机次日，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发表了题为《MU5735航班上的人们》的文章。文章采访了航班乘客的亲友或曾经乘坐过该航班的乘客，通过接近信息源的当事人的讲述，试图还原和传递更多信息。文章一经发出即受到渴望了解真相的公众的欢迎，因而被大量转发。

然而，质疑声很快扑面而来。在微博上，诸如“吃人血馒头”、“暴露受害者隐私”的指责开始不绝于耳。微信公众号上，一篇题为《“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 的代表性文章，站在新闻伦理的制高点上，指责这篇报道给死者家属亲友造成了困扰。文章说：“快新闻更应该体现在事故救援报道上，而不是故事化的软新闻上。。。媒体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匆忙？我们又是否真的如此需要故事？”

这类批评文章和论点很快形成了热点，《人物》的这篇报道先是被禁止分享，后来又遭到删除。

针对这一现象，公号“中式没品笑话百科”发表了《在讨论新闻伦理之前》的回应文章。文章说：诸如“黑心记者”、“媒体屁股歪”、“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此类的评论数不胜数，难以罗列。仿佛只要没有媒体，恶性事件就消失了，互联网就清净了，社会就变好了。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在随后的一篇灾难调查报道《姐姐姐夫都在那架飞机上，还有1岁半的外甥女》中，采访了一位遇难人员的家属。为了规避可能的网络暴力和审查，文章特意在标题加上了“我愿意讲述”，又在文中加上“一位年轻人向我们表示，希望媒体能真实报道他们家的事”等字样，以规避风险。

在没有新闻的地方大谈“新闻伦理”

针对这些所谓吃人血馒头的网络攻击，很多新闻从业者和前媒体人纷纷进行了反驳。

新闻从业者@啊熊姨说：

资深媒体人和学者李思磐 基于自己的从业经验认为，一个常用的言论审查办法是：批评新闻媒体的报道伦理，以压制其报道。

她还说：

灾难新闻应该报道什么？是否仅仅只有零度情感的科普？灾难发生时，往往伴随着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情感体验，这也是人们感觉到跟其他人是一个共同体的时刻。因此，报道罹难者遗族（的追念与悲伤），是常见的报道题材。对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逝去的哀痛和共情，也是推动原因调查、追责、善后和隐患排查纠正的重要动力。

如果一件事情不被记录，那么它就等于没有发生。正如老生常谈的“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已有的报道包括了场景再现（现场）、情感抚慰（幸存者与逝者故事）、动员社会的协作、信息服务（寻人、献血、医疗、志愿者、所需物资、避难所与救助点）、调查问责、解释（就是大家说的科普）、分析与排查隐患、善后相关的跟进等等。这不仅仅是逝者的历史，这是全社会共同活过的历史。

专栏作者张丰说：“连个像样的发布会都没有，有什么必要指责记者的报道不完美呢。”而前调查记者江雪说：“媒体环境沦丧若此，没见到对权力的质疑，反过来，指责媒体倒成了流行和时尚？”

前记者石扉客的一篇旧文《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也被再度传播。文章说：“重大事件里媒体缺席才是对媒体伦理最严重的伤害。不要把新闻伦理无限扩大化，不要太苛责媒体，不要把“多事”、“碍事”的帽子随便戴在媒体头上，更不要担心谁来管媒体和记者。中国最不缺的，就是管媒体和记者的人。”

评论员宋志标也在其公众号旧闻评论上撰文《东航空难与‘免打扰’式新闻伦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将遇难者的人物报道污名化为“吃人血馒头”，实际上配合了某些精明的算计，那就是控制住灾难事件的信息流，调控舆论的导向。以所谓不讲“新闻伦理”的名义矮化媒体报道，在没有新闻的地方大谈“新闻伦理”，竟成了浑水摸鱼的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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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总结世界饥荒史，就饥荒发生原因时，深刻指出：“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不要嘲笑为民生和社会问题发声的人。能勇敢为民生发声的人，都不是为了私利。请保持一种原始的正义感，对不平事，不指望你能站出来吼一吼，但要与正义站在一起。

社会不缺正义者，缺的是智者以及引领者，引领我们走出迷惘，走向觉醒……有人说某某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

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个人的抵抗、内心的抵抗却仍可能。当你抱怨整体的沦丧时，并不意味着你个人一定沦丧。你可以谈论历史与记忆、音乐与诗歌、人生的丰富，理解他人的痛苦，扩展生活的维度。你不必成为斗士，却可以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思想与情感深度的人。

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也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信仰。

当有的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

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

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

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

4、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

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

但也总有一些人，尽管人微言轻，却义无反顾，日拱一卒，在强压下掷出了信仰、力量、尊严。他们承受着孤独乃至更大的代价，坚持表达和坚守，不沉默，不合污，不堕落，不作恶。

一些人，也必将为自己的苟且、怯懦与冷漠付出代价。如果血的真相与泪的呼唤，都不能唤醒他们的麻木与冷漠，那也只能等待天谴。你在无视破坏规则的时候，你也即将被裹挟吞噬……所以，即便从最利己的角度，也要使自己充满良知，爱和正义感，因为你不为正义站起来，你就得为邪恶陪葬。

提到这些，有人会说：你行你上啊。事实上，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因为，社会灾难到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一、

2010年8月24日21时36分，河南航空一架从哈尔滨飞伊春的航班，在机场跑道处失事。部分乘客被甩出，随后机舱起火爆炸。这次空难事件，有42人遇难。

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召开了一次新闻通气会，没有公布什么有效信息，也没说遇难者名单。事故发生后的三天里，在伊春市殡仪馆附近，接连发生记者被警察扣留事件。当地一公安局长对着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说：“抓的就是你们记者”。

随后，这事在网上传开。记者们举着小牌牌集体抗议。

5个小时后，伊春市宣传部门和警方公开道歉，前者解释说“这是个误会”，公安局长则说，“我刑警出身，是个粗人，希望记者朋友们能够理解。”

那是2010年。在我们这些前媒体人眼里，还算不上新闻的好年份。但如今回过头去看，就分外怀念，并念起好来。空难发生后，全国各级媒体，都有对此事的报道和评论。中央电视台发过一篇有名的评论：《伊春空难逝者，需要一个公共悼念仪式》。说追究事件的人为责任和关心逝者伤者，应是舆论关注两大焦点。

《京华时报》发表了一篇《伊春空难，不该设信息壁垒》。说，有关部门“不许”，就是侵犯记者采访权。这种“不许”，就是在造成媒体、公众与有关方面的情绪对立。突发事件，要充分公开信息；若条件不足，就主动创造条件。

信息社会，这是公共治理的常识。

二、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由杭州开往福州南的D3115列车，在温州瓯江特大桥上，被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追尾。六节车厢脱轨、四节坠桥，几百人被困。

7月24日晚，事故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温州召开。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事故造成35人死亡、192人受伤。记者问，不是41个人吗，怎么变35人了？王勇平回答：“作为发言人，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死了35个人。”

记者又追问，为何救援不到8个小时，就匆匆结束，清理现场。甚至把出事列车的车头，都就地埋了起来？王勇平的原话是这样的：“关于掩埋，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

随后，他说了一句年度名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无法想象，因这句话，全国市一级以上的媒体，几乎都派了记者到温州事发现场。你不是连死亡人数都前后不一，说不清吗？那我把名单一个个给你核实，拉个清单给你看。最后确认，那场事故造成40人死亡、19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逾1.9亿。

死亡人数怎么又从41人，变40人了？有个叫项玮伊的小姑娘，是在救援结束十几小时后，被不肯执行清理命令，坚持营救的温州特警支队队长邵曳戎救出的，她边上躺了8个遇难者遗体，但她还活着。

年轻人啊，你们猜半天，也猜不到的。拉清单核实遇难名单的，甚至不是当时的都市报、南方系，是《人民日报》。

人民网更是霸气，写了个《缺乏安全的发展，不要也罢》的社评，这个发展指的就是，踩上油门的中国高铁建设。

几天后，《人民日报》又追加了一个社评《让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一种制度》。文章写的都是人话：“在以往事故中，遇难者名单总是被浓缩为一个孤零零、冷冰冰的数字。事实上，对任何一场灾难，抵抗遗忘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尽可能多地发掘与人性相关的生命细节。遇难者名单的权威发布，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

看到一点媒体该有的血性，有没有？

回溯那十几年，政府信息公开、媒体报道监督，在你来我往的交手里，处于不断推进的状态。社会氛围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政府也愿意回应这样的声音，而媒体，是中间重要的纽带。

如今，新闻在哪里，媒体又在哪里？

三、

2022年3月21日14时22分，东方航空自昆明飞往广州的一架客机，在广西梧州藤县莫埌村一处山林坠毁。机上13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这是举国震动的大事。但我们没有看到全国各路媒体蜂拥采访。事故发生至今，都没有看到过一篇像样的新闻采访,没有追问事故原因，没有采访遇难者家属，没有专家出来探讨问题，总之，没有展露过一丁点核心信息。有的只是，敬花圈点蜡烛的行为艺术，和女记者对着镜头看着遇难者遗物哽咽一下。

问一个媒体的朋友，怎么你们没派记者去？朋友告诉我，去了好几拨。进不去。别说事发现场，连村里都进不去。有记者乔装打扮，租了辆当地的摩托车，找了当地的向导，翻了两个山头，好不容易到了救援现场，一出现，就让人给架走了。

这次事故，能够进入现场的，只有三家官媒。信息源完全是垄断的。

我们没有新闻报道了。剥得干干净净了。

3月25日，空难发生后第4天，在国务院调查组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东航集团宣传部部长表示，所有航班的旅客名单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的范畴。

虽然连小学生都知道，披露遇难者信息，并不代表需要全盘公布个人信息。这里不存在个人隐私问题，只存在公众的知情权，媒体的监督权，死难者家属的赔偿和合理诉求。

媒体不见了，新闻被绞杀了，“空难”成了哑谜。

四、

就在今天，《华 尔街日报》报道了东航3.21空难的最新进展。

报道指出，根据美国参与此次事故调查的相关人员透露，通过找到的一个黑匣子的数据显示，是输入控制装置的指令，使飞机进入致命的俯冲状态。也就是说，事故是人为。

几小时后，中国民航局回应，说美方参与东航事故调查人员未向媒体发布调查信息。没有其他解释，也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东航空难发生已近俩月，新闻发布会总共开过10场。作为一个普通受众，多么渴望能看到一场有“新闻”气息的发布会，有观点，有事实，有多渠道信息的交织和碰撞。

很可惜，没看到。10场发布会，所有的核心信息加起来，就是：飞机没问题，天气没问题，工作人员的健康、情绪、财务也没问题。

那么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空难事故原因的推测和判定，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少则一年，多则几年。也有不了了之的。比如马航。在没有黑匣子的情况下，做出事故原因的推测是不负责任。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不能有新闻采访和报道，不能有对信息的挖掘，对事件的剖析，对大量事实细节的呈现，大量的，大量的，细节的，思考和呈现。

这些思考和呈现，就是新闻啊！

没有这些思考和呈现，公共事件，就会成为集体“猜哑谜”。到最后，失去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大型公共事件的处理能力，是观察一个社会的窗口。

这种处理能力，不是媒体上的说辞，也不是自评，是公众对它的体验。

五、

温州动车事故3天后的深夜，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抵达温州。在随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温总理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其中有几句，说得特别好。

我们应当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严肃对待并且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

事故调查处理的全过程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调查处理一定要对人民负责，有问题要一追到底，依法处理，毫不手软。

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长眠在地下的死者。

6月1日下午17点，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6.1级地震。据统计，地震已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其中一人危重），13000余人受灾。

6月1日深夜，《华西都市报》头版编辑和值班领导签发了6月2日的版面，是这样的：

通过这个头版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的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刚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上海市民正在外滩悠闲漫步。

同一时间段，四川另一份报纸的头版编辑和值班领导也签发了版面，但是截图不让我贴出来。

通过这个头版我们可以看到，巴西洪水泛滥，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四川的各级干部正在积极开会关心民生。

咦？地震呢？地震不是发生在四川么？

我想，某报和《华西都市报》的领导们应该是知道地震发生的吧。毕竟震中到该报业集团的直线距离才120公里，整个成都震感强烈，市民纷纷跑下楼避险。这种情况下，即便值班领导是一位盲人，应该也能知道不远处有强烈地震发生。

我想，芦山地震应该也不是没有资格上这个头版吧。毕竟是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6.1级地震，毕竟有40多名群众伤亡，毕竟有1万多人昨夜有家不能回，毕竟，那是四川的同胞……

嗐，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太心酸了，说得好像灾区群众求着上这个头版似的。这个真没有，灾区群众忙着互相救援和转移安置，真没空看这劳什子头版。

我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其实也不稀罕这个头版，只是作为前报社记者，看到这般与现实严重割裂的媒体怪现状，心里真是堵得慌。

头版体现的是媒体的态度

当下习惯在手机上看新闻刷视频的朋友们可能对报纸的头版缺少一些直观的感受，但在我们传媒界，报纸的头版还是有着鲜明而重要意义的。

头版体现的是一份报纸的态度。你这份报纸是办给谁看的，你希望读者关心什么话题，你作为舆论公器，对当下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持有怎样的立场，都是集中在报纸头版的编排中体现出来的。

以6月2日四川某报的头版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份报纸是办给四川省各级机关干部看的，它希望读者关心的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四川省的重要会议精神，头版唯一一张图片则是希望告诉读者当前四川省经济形势稳定向好。

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芦山抗震救灾新闻，该报的态度是【慌啥子嘛慌，没得好大个事】。

以6月2日《华西都市报》的头版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份报纸是办给华东地区群众看的，它希望读者关心的是全国经济形势的稳定与上海生活秩序的和谐，很高兴地告诉读者，上海动起来了。

他们没那么在意的是，6月1日，芦山和成都也动起来了，地动山摇。

报纸与社会现实彻底割裂

只要假装地震没有发生，头版就能维持宁静祥和，这是一份报纸大气从容的姿态，也是报纸这一新闻载体与社会现实彻底割裂的里程碑。

在我做新闻那会儿（2011-2015年），报纸通常被大致划分为党报和都市报两种。虽然大家都是喉舌媒体，但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党报更多承担领导动向、大政方针、党政会议等内容的报道，而都市报更多关注社会热点与民生新闻。

6级以上地震灾害这样的新闻，在当时肯定是党报和都市报共同的关注焦点。更不用说是发生在本省的6级以上地震。

那时我们作为记者，经常会对头版编辑和值班领导不满意，甚至在宵夜时拍桌子骂娘，觉得他们胆子太小，没有担当，不肯把记者做的舆论监督报道放进头版。编辑和领导经常也觉得憋屈，不是他们不想在头版放舆论监督，而是上头给的压力太大，实在顶不住……

那时的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现在不仅舆论监督报道上不了头版，连6.1级地震这样的纯自然灾害也要掂量一下够不够资格了。

与报纸头版的云淡风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热点和社会舆论对地震伤亡情况的关心，对地震救援进展的关注。

一位成都市民，如果只看报纸，他甚至可能怀疑自己昨天是不是突发了癫痫才会导致全身抖动，根本不会意识到，就在100多公里之外，有一场6.1级地震发生，造成了40多人伤亡。

割裂至此，令人触目惊心。

报纸是在假装地震没有发生，而我们却是真切地知道，新闻纸已不复存在。

基本常识注：本文头图为芦山地震发生前一天，雅安市举行地震救援演习的画面。

近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各家媒体纷纷派出“精兵强将”奔赴唐山采访调查。

然而就在今天，却传出多名媒体人唐山采访过程中遭遇阻挠，甚至被无端扣留、暴力执法的消息。

遭遇阻挠的是新锐媒体“新黄河”的记者。今天上午，济南时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推文，内容是旗下新闻客户端“新黄河”记者在唐山采访的见闻。

文章说，6月11日，新黄河记者和其他乘客从唐山市火车站出站时被拦下。现场工作人员要求乘客登记一张表格，填写具体小区地址等详细信息，如果外地人没有填写社区相关信息，进不了唐山市。如果住酒店，需要提前48小时报备登记。

文章说道：6月15日，唐山站规定，当地返唐人员与外地来唐人员，都要向所在社区报备登记。来唐人员被统一安排车辆进行转运，上车前需人车合影，到达后司机也要进行拍照，不拍不能离站，出租车正常打表，车上所有乘客平摊车费。

随后，新黄河记者又在其客户端上详细描述了唐山火车站的这段经历，标题为：写承诺书、乘指定车辆、人车合影，出唐山火车站“有点难”。

在报道中，新黄河记者表示这是唐山市疫情管控严格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并称“如果不是当地人，又不住酒店，可能只有打道回府。”

凤凰网也发布了记者在唐山的现场采访，情况与新黄河记者相同。“唐山站要求出站人员乘坐指定出租车，人车合影后离开。”

在凤凰网这条视频的评论中，有网友质问：这是防止外来记者暗访吗？该条评论点赞1.8万条。

此外有网友认为此举是严防严控巡视组工作人员进入唐山，也有网友调侃说是防止黑恶势力外逃。但更多网友希望尽快公布几名女孩伤情。

唐山火车站此举究竟是为了防疫还是如网友所说的“防记者”，目前尚未明确，但确有在唐山采访的记者遭遇到阻力。

来自贵州的某广电媒体记者今天下午发布微博称，其来自低风险地区且有核酸阴性报告，但却在高铁站遭到千方百计的阻拦，之后采访过程中，他也被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派出所民警无端扣留、暴力执法。

不过，该微博随后删除。

被阻挠的不仅上述媒体。据“传媒特训营”了解，某网站也派了一位有经验的编辑前往唐山采写，期间竟被关了8个小时。

“据说是因为没有带证件。”一位圈内人士说。

不过上述说法未经相关方证实。但据其同事透露，唐山方面说他是去蹭流量赚钱的自媒体，所以把他给抓了。

据悉，目前这位媒体人已被放了出来。

与此同时，“传媒特训营”联系了两位目前在唐山采访的媒体人，其中一位表示没有遇到明显的阻挠，但是比较难获得有效信息。

例如他在被打女子所在的医院采访。据其介绍，进入该医院大楼门口查两次，算一个关口；进入住院部大门还有第二道，但这一道关需要刷脸，外人基本上是过不了第二道关的。

此外，登记入内还得确认到具体哪个房间，哪个病人。据他了解，即使进去了，病房还有第三关。

另一位媒体人则表示，他连日来奔走在唐山市多个部门，感觉唐山如临大敌，采访几无所获。

他也前往医院进行探访，同样没有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消息。

大家好，我是猴哥，在昨天唐山的文章中，我提出了两个疑惑，其中的一个便是我们的媒体去了哪里？

到今天，答案来了！

先是看到一位知名大V的帖子。在帖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博主讲了两个细节，一个是贵州《百姓关注》的记者被暴力执法，另一个是北青报的记者发圈说凤凰网的一位编辑也是遭到了同等待遇！

在朋友圈里，北青报记者很愤怒地说：口头传唤，可以理解。可哪条法律允许你警察辱骂记者了？

在评论区，记者转了凤凰网编辑的话语，说JC篡改了他的口供，硬说他是去唐山蹭流量，赚钱。关了八个小时，把手机里的视频全删了放出来！

其中还有贵州台台长的一些表态。

以上的这两个信源，《贵州关注》记者被暴力执法的事情，基本是已经确认无误了，除了大V的发声，记者本人也有拍视频控诉！证实了自己确实被暴力执法！

在《百姓关注》的官微下方，有关心记者的网友问询，也得到了“记者已经回到贵阳了”的回复！

对此，有网友惊讶地说：百姓关注真的是贵州的大节目一来为咱贵州的节目和记者骄傲，二来，再次感叹于唐山水之深…

至于凤凰网的编辑，因为北青报的记者并没显示名字，所以无从求证，但朋友圈点赞与评论的钟磊律师，我是知道的，当年钟律师替父亲维权，自学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律师，他的事迹先后被人民网，凤凰网，腾讯新闻等诸多知名媒体报道过！

此外，我也相信就算有人利用朋友圈造谣，也不会傻到制造一个律师的人设出来评论，也所以，上面北青报记者的那则朋友圈，我相信是真的。

除了这个判断，在《传媒特训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确实是有多名媒体人在唐山被无端扣留，暴力执法。

在一篇帖子中，也可以看到，新黄河记者去到唐山的重重遭遇，要写承诺书，乘坐指定车辆，人车合影，最主要的是，如果不是当地人，不住酒店，只能离开!

而这个极为严苛的进“唐山令”，被诸多媒体报道；

济南时报报道：外地人住酒店，要48小时报备，唐山乘客称，不是唐山人进不了唐山！

网上吐槽不断：

也许有人会说，是因为疫情吧？

答案不是的，因为唐山疫情始终处于低风险地区，现存确诊数为零！

那么既然如此，这层层的阻挠，又是何为？答案，相信，不言而喻！

针对记者被暴力执法的现象，网友们也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网友倩A说：“和疯县套路如出一辙，乌衣当时遭遇更惨。唐山、疯县公安之流，不仅仅涉嫌是暴力执法，这是涉嫌的执法人员知法犯法、非法拘禁，拿着公权力一再包庇、实施犯罪、粉饰太平、欺压百姓。 ”

网友是繁星啊说：”唐山真是法外之地啊！中国还是有不少好记者愿意前往一线，传递真实的新闻！@新华社 您家白瀛记者将功赎罪的机会来了，可愿前往一线，顺便看看唐山是否敢对新华社主任记者下手？ ”

网友在未来多精彩说：”有记者竟然采访到了打人者的老婆女儿哥哥岳母，细思极恐🙊为正义伸张者，却被拦下来，这个网真是大  ”

对记者采访被扣流现象，湖南电视台李记，更是站出来发生说：新闻工作者采访权不容侵犯！

写到这里，事件的脉络基本这样，我的观点并不复杂！

一.基于唐山对记者的无端扣押，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普及一下“采访权”这个概念，采访权指新闻工作者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在任何公共空间搜集新闻信息并自主选择记录方式的权利，或新闻工作者有权要求法律规定有义务公布信息的采访对象提供真实、准确和全面的相关信息，不受他方外力非法地阻止和侵犯，媒体及记者的财产权、人格权受法律保护。

罗翔曾说过，法无授权不可为，不知道对记者扣押，暴力执法，是谁赋予了你们的权力？

二.  一起事件，在不透明的情形下，必然会衍生出一些不准确的信息，就比如昨天那个被打女子是否死亡的回应，以及辟谣，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用一句“这个，应该，肯定，没有”，必然打消不了大众的疑问！

换句话说，真相的挖掘是媒体的责任，记者的天职，而非官方的单方面说辞，曾经的信源我也是以XX通报为准，但徐州铁链女事件后，我只相信记者，有良知的媒体。

三. 君子坦荡荡，只要身正，是不害怕被晒到阳光下的，也所以，我不理解唐山这样对待记者，究竟是在害怕什么？难道唐山真的就那么害怕被媒体曝光，而我们都知道，做好事是不怕被曝光的，只有坏事做得多了，才会尝试着去只手遮天！

川籍知名媒体人王甘霖因一篇监督报道引发牢狱之灾，在被江苏邳州警方关押19个月后，2022年6月16日，备受关注的王甘霖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在邳州不公开开庭审理。在庭审陈述阶段，王甘霖泪洒法庭，当庭陈述他前后两次监视居住期间共坐了8天早已被废除的酷刑老虎凳。同时，此案另一涉案人张某某当庭曝出，他也遭遇了长达一个月的老虎凳酷刑。

王甘霖一案庭审持续两天，2022年6月17日开庭第二天，上午开庭伊始，因辩护人提交了排除非法证据、调取监视居住期间的录像两份申请，中止了举证程序，就是否存在变相肉刑、是否存在威胁逼供展开调查。

王甘霖在法庭上陈述，他被坐了长达8天的老虎凳。第一次坐老虎凳，是第一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从2020年11月19日开始连续坐老虎凳五天。第二次坐老虎凳是第二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自2021年3月24日开始连续坐老虎凳三天。驻所检察官曾到监视居住的房间，看到王甘霖坐老虎凳，但没有提出纠正意见。

王甘霖说，他还有挨饿和家人被威胁的痛苦经历。2020年11月18日到19日，连续36个小时不给吃东西，患有糖尿病的自己，身体特别虚弱。11月18日做笔录时，侦查人员让按照他们的意思供述，否则就要抓他的老婆和女儿。王甘霖说到动情处，声音哽咽，泪洒法庭。他担心家人，害怕被报复，这些一直不敢告诉律师。

王甘霖家属说，因为王甘霖一直是严重的糖尿病缠身，这次庭审见到他，整个人瘦的不成人样，简直不忍直视。上个月25日突发疾病，被送医院抢救一天，现在体重不到100斤。

另一涉案人张某某陈述，2020年11月17日，他在邯郸被刑事拘留后的三天时间，没有正常的睡觉，困了只能睡在水泥墩子上。那时已经是11月份，寒风凛冽，非常冷，冻得受不了。也是这时的三天时间，不给张某某饭吃。邯郸当地人实在看不下了，对侦查人员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人，要出事的，这位邯郸人将别人吃剩的面包偷偷地给他吃。    张某某再次陈述，他在2021年3月24日到2021年4月23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坐了一个月的老虎凳，每天长达17个小时。白天坐老虎凳晚上睡觉还戴上手铐，一只手被铐在床边的铁棍上。

在随后的庭审中，辩护人再次指出，王甘霖发布文章删除文章等行为，没有一样发生在邳州，邳州完全没有管辖权。

公诉人举证的《受案登记表》《发破案经过》载明，“自2020年以来，邳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在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王甘霖、张某某等人使用‘獬法’、‘等辩’等系列自媒体账号，以营利为目的，对山东、山西、贵州、广东等地重大刑事案件及党委政府进行负面炒作，从事有偿发贴、散步虚假信息、有偿删帖等”。

辩护人指出，侦查机关立案时，指控的事实与江苏省及邳州没有一点的关联。邳州警方存在错误立案，错误抓捕，错误侦查。

辩护人还指出，公诉人指控的非法经营罪是不成立的。涉及到台儿庄案件，2020年4月25日和26日王甘霖删除网络上自己写的文章《“土豪”及保镖手持匕首冲进诊所台儿庄警方反转凶手为“受害人”》，没有收取钱物。一周后，陆守伟自行来到成都送香烟，不是王甘霖要求的，双方也没有合意。将近半年之后，及2020年下半年，陆守伟在徐州高铁站塞给王甘霖2万元路费，更是与删除文章无关。因此，公诉人指控的“有偿删除信息服务”，根本不成立。     其他三起事实，涉及到山西长治、贵州六盘水、广东阳春的黑恶案件。王甘霖、张某某所写的文章，没有接到任何删除的要求，没有任何人起诉他们名誉侵权，当地的党委和政府也没有指控“负面炒作”。最重要的是，公诉人指控的“文章内容包含虚假信息”，但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

辩护人指出，非法经营罪，要有违法国家规定，要有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迄今为止没有看到公诉人举证，被告人违反了哪条“国家规定”？扰乱了什么市场秩序？

此前一直“认罪认罚”的张某某在法庭上说，一个二十多年间靠非虚构写作谋生的人，没有因稿件内容失实而受到过单位处分、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没有受到过被监督单位诉讼，没有被监督单位暗中殴打；最主要的原因是，就自我保护策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甚至“有十分证据只说七分话”。

张某某称，侦办单位“没去被监督单位核实一定是明知虚假”的说法，无疑是违反常理的、外行的主观臆断，是站不住脚的。在最后的庭审阶段，张某某坚持自己无罪，并当庭要求判处自己无罪。（高飞）

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一个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每一个公民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是不会害怕阳光的。

然而正在唐山发生的事情，却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就像烧烤店里的几个女孩遭到粗暴殴打一样，人们的知情权也遭到了无礼践踏。

在舆论的喧哗中，河北对唐山暴力事件的处理不可以说不迅速。调廊坊警方异地办案，四散奔逃的多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但是，那几个受伤女孩的情况，对外界来说却始终是一个谜。

对于这起暴力案件，人们在对施暴者表达愤慨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受害者的情况。为了回应这种关切，网上出现了几个受伤女孩的种种说法，甚至有称受伤女孩已经离世的传言。

对此，相关部门开展了辟谣行动。许多涉嫌造谣的文章被删除，有的自媒体甚至遭到屏蔽。但即使如此，却总有新的传言冒出来，层出不穷。

为什么传言屡禁不止？因为人们急切想知道真相。就像刚刚下过雨水的草地，总会有蘑菇生出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关心受伤女孩的情况，并不是人们有多好事，而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使然。这体现了人们的爱和关怀，体现了人们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在我国，新闻媒体是获知真相的主要渠道。即使新闻媒体屡屡辜负了人们，但人们还是把了解真相的期望寄托在媒体身上。

杜绝谎言的最好办法，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化。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善待前来采访的记者。

可是，就像在徐州铁链女事件中，记者受到敌视和拦阻，在唐山这起暴力事件中，记者也遭受到同样不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网上，看到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的记者张巍瀚讲述了自己在唐山的遭遇。

张巍瀚记者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健康码是绿码，又持有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但他乘高铁于深夜12时来到唐山后，却没有办法出站，理由是没有提前向当地社区报备。工作人员说，外地人要到唐山市的哪个地方，要提前48个小时向那个地方所属的社区报备，社区同意接受才能进入市区。

张记者感慨地说，这到底是正常的防疫措施，还是故意拦阻外地的记者进入唐山？

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张巍瀚发现工作人员不知去哪里了，就沿着一个通道出了站，冒着暴雨走了几百米，打了一辆车，到市区找了一个酒店住下。

第二天一早，张巍瀚记者到烧烤店采访时，警察来到现场，扣留了他的身份证，强行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对记者破口大骂，然而粗暴地按着他的头，按到地上，让张巍瀚跪下，双手反扣在背后。四五名警察围上来，开始搜身，把手机、充电宝等物品全部搜走，让他待在一间询问室内不准出去。

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张巍瀚拿出记者证后，一个警察指着他大骂说：“你还是电视台记者，你太没素质太没文化了！”这个警察的话让人惊讶。派出所里是有摄像头的，警方应该公布于众，让人们都见识一下，究竟是谁没有素质？

一直到夜里九点多，张巍瀚记者才被带离派出所。当然，他的采访也无果而终。在这样的雷霆风暴下，哪个记者还敢来唐山采访？如果记者遭到这样对待，人们到哪里能知道真相？

看到这个媒体同行的遭遇，我非常痛心。在我二十多年的采访工作中，虽然也有过被人跟踪拦阻抢相机等遭遇，却没有过像张巍瀚记者这样被强迫下跪的遭遇。

让记者下跪，意味着什么呢？相对于几个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无辜遭到殴打，贵州电视台记者在唐山的遭遇更让人惊心。

在强迫媒体下跪这一点上，唐山可以说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一个记者在警察面前下跪，所有的记者都蒙受羞辱，所有想知道真相的人们都蒙受羞辱。

让人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对此事发声。

我们在期待唐山暴力案真相的同时，同样也期待对这起恶待记者的事件，能有一个严肃而及时的交代。

暴力对待记者已经不稀罕了。稀罕的是记者挨了暴力，还要被指着鼻子骂，骂也就算了，还被教做新闻。

这次，最好为人师者，当数这位柳教授，且自视甚高。

事情是这样的，6月17日下午，张巍瀚在微博发布了一则视频，称自己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的一名记者，在唐山采访的过程中，被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派出所民警无端暴力扣压8小时。

然而，湖北民族大学柳倩月教授对此的看法是，“您去敏感区域搞暗访，被扣查，难道您只感觉得到受到委屈，而不反思一下自己也存在问题吗，您基本的职业规范感在哪里去了呢？”“记者采访一般都有随行工作人员”“记者也应该有些大局意识”“应该向当地提前报备”……

从专业的角度讲，我只能说，最近大火的柳倩月没有上热搜，实在不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柳教授应该对此表示谴责，发表一番专业意见，教一下平台怎么做热搜。

近年来，看到社会上的这些现象和声音，我都开始怀疑，我大学里学的那些关于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到底还算不算数了，是否要颠倒重来。

比如，曾经的教材和老师都教给我们，现场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是新闻的灵魂。但是现在出现了突发新闻，不让记者去现场，甚至批评指责、嘲笑谩骂那些奔赴现场的记者，却成了一股潮流，有时俨然占据上风。

柳教授的报备论，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这就好比妖怪对孙悟空说，你来救你师父之前，提前给我报备一下；就好比灰太狼对喜羊羊说，你们啥时候落单，提前给我报备一下；就好比创建文明的城市对验收部门说，你啥时候来调研检查，提前跟我们报备一下。

如果记者每到一个省外的地方采访，都要向当地政府部门报备，那还有什么新闻！更遑论监督、揭露和暗访调查了。

王志文主演的《国家干部》中，就有一个关于记者采访的经典桥段。

新华社记者吴伸云去登江报道关于农药中毒事件，正是只身前往，打招呼的没有，悄悄地进城。但饶是如此，还是被当地的一些干部发现，中毒事发地的镇长战新禺，找到市委副秘书长齐晓永，齐晓永又找到卖农药的官二代和黑社会杨小贵，他们先是试着用5万元摆平吴伸云，被拒绝后一直纠缠，企图靠吃喝玩乐堵住吴伸云的嘴。

吴伸云为了躲开他们，跑到一个有小姐出入的招待所写稿子，写完稿子正要传给报社，却被市委副书记汪思继带领干部堵在宾馆门口，强行抢走稿子。最后甚至把吴伸云的父母“接”到登江，挟其父母以令记者，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惊世骇俗。

这样的剧情，你觉得夸张吗？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仕途乃至命运，有些权力持有者真的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柳教授所理解的记者，莫不是和当地官方会会面、喝喝茶，被最好的酒店接待，然后到当地最好的地方参观浏览一番，听听对方吹吹牛逼，相互抬捧一番？柳教授所理解的新闻，莫不是当地官方让看什么记者就拍什么，他们说什么记者就记录什么，或者干脆拟好通稿让记者拿去发一发？

对不起，这根本不是记者，也不能叫新闻。这完全背离了我大学所学的新闻专业，颠覆了我对新闻的理解和追求，甚至我九年义务教育的常识都不答应。但就是这么反常识的声音，近些年却愈发响亮了。发出它的人不仅不害臊，往往还洋洋得意，自以为是。

柳教授是一个人吗？不，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换个思路就可以想见：一个大学教授，她接受信息的能力和渠道都不会弱，她的认知尚且如此不堪，更何况很多普通人呢？

还记得当年那句“平时最讨厌新京报了，今天新京报记者找上门都快感动哭了”吗？

这种无知正在蔓延，不仅驱逐着记者这个行当，也在试图颠覆新闻的本意。

类似的颠倒，还有很多。比如柳教授提到了“大局意识”，“不该在唐山危机重重的时候，因自己的言论来加深矛盾”。然而，什么是唐山的大局？一个正常的、有良知和有基本逻辑思维的人，理解的应该是唐山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感吧？具体来说，应该是扫黑除恶打伞吧？应该是有冤申冤、彻查到底吧？

当地官方也这样说了啊。唐山市6月17日晚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社会治安治理工作，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立即报告，确保做到不漏一人一案，以快制胜，彻查严惩。当晚唐山市委书记武卫东、市委副书记杨培苏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市公安局路北分局东窑派出所暗访。

所谓“四不两直”，就是“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柳教授来解释一下，唐山的领导们进行“四不两直”的时候，要不要找你报备下？

柳教授理解的大局，到底是个什么大局？真的好想听教授给我们上一课！

可悲的是，这种“大局论”还很泛滥。就拿高校来说，出了性侵或性骚扰事件，经常有一种处理方式是“你不要再举报了，这是给学校抹黑”“现在学院正在招生……你要有大局意识”？可是，我们理解的大局，难道不是维护学生的权利，保护学生不被侵害吗？

动辄滥用大局，用错了大局，可比没有大局意识可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