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Caroline Wilson）向中国民众抛出了“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这个问题，试图从常人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外国媒体批评中国当局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中国。这一尝试引发了中国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强烈反应。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和英国相互禁止BBC和CGTN在对方国家落地播出的大背景下，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Caroline Wilson）最新发表的一篇题为“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的文章，引发了中国官方以及官方媒体的强烈反响。2020年10月出任英国驻华大使的吴若兰，用流利的中文，阐述了她对全球各国媒体在中国生存现状的一些看法。

在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公众号发表的这篇署名文章中，吴若兰开篇指出：“外国媒体在中国正在被歪曲报道——这掩盖了它们发挥的积极作用。”她援引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不久前发布的关于媒体自由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在2020年出现了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外国媒体被驱逐出境事件。

吴若兰希望通过她的这篇文章向中国民众解释“为什么外国媒体批评中国当局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中国。”这位英国驻华大使就此表示：“我认为他们本着诚意行事，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机构发挥着积极作用，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保护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

“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

随后，吴若兰在文章中阐述了在英国的历史上，媒体为何被称为“第四权力”，监督当时由牧师、贵族和政客组成的英国议会。吴若兰指出：独立的、能够提出挑战的媒体，是“最重要的阶层”。在英国，记者可以“任何话题采访政客，并向他们提出尖锐的问题。”

文章中，吴若兰也肯定了包括《财新》、《财经》、《新京报》和《北青深一度》在内的中国媒体，秉承‘舆论监督’的原则提供的一些批判性的报道。但是她同时强调指出：不同于外国媒体的是，中国媒体只能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批判性报道。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所说，“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

文章结尾，吴若兰用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的座右铭:“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收笔，表示希望未来这类来自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重要报道可以得到更大的认可。

中国官媒的激烈反应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却引发了中国官媒的强烈反弹。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客户端官方账号“南方Plus”3月6日发表了“中国憎恨外国媒体吗？——对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的回答”。从英国驻华大使这篇文章的各个细节进行反驳，首先文章对吴若兰提出的“外国媒体”提出质疑，发问：“什么叫外国？对中国来讲，就是地球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吴大使可以代表英国政府，但显然不能代表所有“外国”吧。一言九鼎为“外国媒体”代言，让人仿佛瞧见“日不落帝国”回光返照的霞光万道。”

“南方Plus”的文章作者认为吴若兰用“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这“区区9个字，就将所有外国媒体一股脑置于中国的对立面，言之凿凿告诉你，只有英国这种老牌帝国主义、纯种西方国家才是‘外国’的代理人。”针对吴若兰提出的“中国在2020年出现了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外国媒体被驱逐出境事件”，文章回应称：“吴大使巧妙地故意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明明是英美（不是外国）媒体作恶在先，却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

“南方Plus”的文章沿用中国官方舆论近期来讨伐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语态，批评质疑其“一系列涉疆报道为何要预设立场、有罪推定，先死守“集中营”“种族灭绝”等错误前提，再无中生有、东拼西凑所谓“罪证”？”包括中国自媒体和官方媒体近期内经常提及的所谓BBC在对华报道节目后期的制作过程中使用“阴间滤镜”和“阴间配乐”。

针对吴若兰提出的“中国媒体只能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批判性报道”，“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的批评质疑，“南方Plus”的文章反驳称：“党媒姓党，何罪之有？”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已经用建党百年来的实绩证明了她的人民属性。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如果有媒体隶属这样一个先进的政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言，为人类进步事业发声，那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凭什么就成了原罪？”

同时，中国官媒《环球网》也发表了文章，回应质疑这位英国驻华女大使的最新表态。在题为“跟英国驻华大使聊聊‘外国媒体是否憎恨中国’”的文章中，作者表示理解“吴若兰大使此时发表这篇文章，并非是有意挑起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新的争论”，而是由于英国媒体BBC最近在采访了一位中国维吾尔族女性后，在没有严格全面核实情况的背景下，做出了有关“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女性进行强制绝育手术，并对维吾尔族女性进行系统性强奸”的报道。《环球网》的这篇文章作者认为：在报道中，BBC的记者和编辑，用特殊的新闻处理手法，赋予了这名维吾尔族女性原本没有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环球网》通过这篇文章向吴若兰表示：“中国人常说，‘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作者指出：“对于英国政府和人民来说，如果你们选择将中国视为朋友，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是一个热情、充满善意的朋友；但如果英国政府和人民，继续被美国极端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视中国为敌人，我也相信，中国一定会是一个合格的敌人。”

吴若兰的坚持

遭受了中国官媒的“洗礼”后，吴若兰于3月9日被中国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召见，后者就她发表的署名文章提出严正交涉。 认为“该文章颠倒黑白、操弄双标”，通过官方平台发文“为受制裁的个别外媒鸣冤叫屈，刻意混淆新闻诽谤和新闻监督。”

这位英国驻华大使通过在中国境内受屏蔽的推特发表回应称：“我坚持我在文章中的立场。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即将离任的中国驻英大使同样也坚信他在英国主流媒体上自由刊登的170多个作品。”

而在吴若兰的官方微博或是发表文章的微信公众号上，看不到她对中国官方批评指责的回应。能看到的是她最近和励媖中国及联合国妇女署的代表共同探讨女性领导力议题，鼓励女性员工更好地在工作中充分实现潜能，向中国民众解释英国威尔士的国庆节“圣大卫日”的历史来源，以及她推动环境气候保护议题，在福州文庙探索古汉语意义的视频博客。

3月31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特别声明，其驻中国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在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和威胁后，已经离开中国大陆，前往台湾。沙磊曾因报道新疆地区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而多次获奖。BBC在声明中说：“沙磊的报道揭露了中国当局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沙磊已经驻中国报道9年。他说认识到留在中国越来越难后决定前往台湾，他说，他和报道团队无论在中国哪里拍摄都面临着监视、法律行动威胁、阻挠和恐吓。
沙磊的BBC同事仍在北京；他说打算在台湾继续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最近几天，当我们要为沙磊续签记者证时，才得知他不辞而别。他离开后，没有用任何方式通知有关部门，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并称，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是个非法组织中国网民叹息又一位调查记者离去，在网络上留言：你们将再也听不到“抹黑”中国的声音，总有一天，下一个新疆人将会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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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搜集自网络：

罗继：独立的调查记者几乎已经绝种，境外记者也被逼走他国。在国内外公共政治里，公认媒体监督对于权力的制衡起着重要的作用。你们“自干五”们，弹冠相庆，谈论着它国的丑闻，殊不知，缺少监督的公权力，权贵会主动把利益让给你们么？你们将再也听不到“抹黑”中国的声音，总有一天，下一个新疆人将会是你们。

Lucifer：我就担心他在不走的话，可能就走不掉了。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是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了。

战螂团团长：留在中国只会更危险，前往台湾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謎のオッさん：翻牆出來的自己去看，不要老說人家做假，中國本來就限制媒體去採訪，後面什麼屁話就別說了，不開放就是中國怕事實被散播出去。

Decausa：支持沙磊，今Clubhouse专门有房间关于沙磊展开说到中国记者现状。

Edmond Chi：中國拘禁外國記者的先例有很多。在中國做記者人身安全最重要。

习习卒花兒L2：

外交部：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是个非法组织

澎湃新闻记者：昨天BBC官方推特声明称沙磊转移到了台湾，同时表示沙磊仍将是BBC驻华记者。沙磊本人也接受BBC采访。外国驻华记者协会也发表声明指责中方环境恶化。你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在沙磊非正常离境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纠集演了一出闹剧，堪称黑白颠倒、以偏概全、倒打一耙的经典案例。

一、沙磊在没有通知中方主管人员和没有履行任何常驻记者离任手续的情况下，不辞而别。如果说他担心被新疆民众起诉，如果他真的坚信自己确实没有任何造假造谣行为，他应该坦然面对、应诉，中国依法治国，不会冤枉好人。如果他确实担心安全问题，也完全可以报警，中方有关部门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是，他跑什么？为什么如此仓促离境？他担心什么？害怕什么？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心虚。

沙磊虽然没有遵守中方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离任手续，走了也就走了，问题是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不但自己咬，还纠集BBC和所谓FCCC发声明，摆出一幅受害者的架势。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必须指出，在BBC涉华假新闻问题上，中方才是受害者。BBC近年来在涉华问题上特别是在涉疫、涉疆问题上炮制了大量不道德的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不仅新疆部分民众利益受到直接损害，而且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为此，中方多次向BBC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改正错误，秉持应有的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报道中国。但是，沙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现在甚至企图利用突然离境事件来讹诈威胁中方，莫名其妙。这恰恰反映出沙磊本人的人品和BBC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的可悲。

还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国务院537号令）第13条和“外国记者在华指南”第7条有关规定，外国常驻记者离任前应办妥相关手续。沙磊离境前未以任何方式告知中方相关部门，未履行正常离任手续，目前沙磊常驻记者证已经过期，已不再具有外国常驻记者身份。

二、关于FCCC的声明，这是个很好的以偏概全、黑白颠倒、倒打一耙的反面教材。

首先，这是个非法组织，中方从未承认。

第二，这个组织成员不到全部驻华外国记者的一半，基本上也就是欧美几个国家部分记者的小圈子。即便如此，据我了解，FCCC所谓声明也就那几个所谓理事自己拟定，有的时候其他记者甚至事先一无所知，“被代表”了。

第三，这个组织对中方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提供的大量帮助支持避而不谈，却不时指责中方采访环境恶化；对BBC沙磊的大量虚假报道不做提醒，不做批评，反而为其错误行动背书，这完全是不讲是非，不讲原则。

第四，该声明声称沙磊过去两年记者证有效期只有几个月，家庭生活不安定，反映了外国记者环境恶化。但事实是，近500名外国记者在华记者证有效期绝大多数（98%以上）都是一年，包括那几个理事，很多外国记者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甚至30年以上。根据FCCC声明，沙磊全家在华已经9年，他的同为记者的妻子也一直持有1年有效期的记者证，如果中方真的威胁他，他全家怎么能在中国待上9年？还有，他们知道所有中国驻美记者签证有效期都只有3个月吗？知道所有中国驻美记者必须每3个月重新递交延期申请而且每申请一次就要多付455美元吗？相比之下，外国记者在中国应该感到幸运。对此他们心知肚明，但却装聋作哑。

第五，声明称沙磊和去年18名美国记者一样被驱逐。去年中美媒体记者问题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美方出于打压中国的政治目的，无故拒签延签20多名中方记者赴美签证，并驱逐中方60余名记者。中方不得已作出正当必要反应。作为记者，这么大动静的事他们不会不清楚吧？声明一方面称沙磊自己离开，另一方面又称沙磊和那十几个美方记者一样被中方驱逐，连撒谎都这么粗制滥造吗？

第六，声明称中方对沙磊和BBC攻击源于Ofcom合法吊销CGTN在英落地转播权。必须强调，CGTN作为一家国际化的专业媒体机构，一向秉持客观、真实原则进行报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为促进中英了解沟通发挥积极作用，但却无端遭到英方政治打压。中方保留对此作出必要正当反应的权利。

第七，FCCC声明还称沙磊离开将造成外界对理解中国努力的损失。此话差矣。没有了这个人的恶意造谣和虚假信息，外界了解中国将更加客观、真实、清朗。

最后，我想强调，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你可以不喜欢中国，但不允许对中国肆无忌惮地造谣、抹黑和攻击。如果一些西方媒体继续将意识形态凌驾于真实之上，这必将进一步加速西方媒体信誉的破产。中方始终并将继续致力于为外国媒体记者在华报道工作提供便利和帮助，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坚决反对违反新闻职业操守和道德的行为，坚决反对以所谓新闻自由为名编造假新闻和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对于你的回答，我有一部分不太明白。你能否再介绍一下关于“被新疆民众起诉”的事情？是不是一定会有起诉？这是可能会发生还是肯定会发生？

华春莹：我跟你一样也是看到了媒体有关报道。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沙磊他感到很紧张、很害怕，不是吗？因为他自己接受BBC采访，还有FCCC和BBC声明中都说他在中国感受到了安全威胁，而且居然说中国政府威胁他。中国政府哪里有威胁他？你感觉到我们威胁你们了吗？即便你们制作了这么多对中国不友好的新闻，我们依然在为包括BBC在内的外国记者在华工作和采访提供便利和支持。

至于沙磊，他对于媒体报道有一些新疆民众要起诉他感到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沙磊制作报道的大量假新闻不仅损害中国形象，而且对新疆相关民众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中国现在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民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如果沙磊真的坚信自己进行的是客观、真实的报道，那他怕什么呢？跑什么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的确心虚了。

关于BBC的虚假报道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我可以再介绍一下。

BBC沙磊预设立场，以偏概全，多次炮制假新闻，报道的内容东拼西凑、牵强附会、严重失实，千篇一律地塞入所谓在华报道“受阻”的不实信息。就说近期的吧。关于疫情，沙磊在报道中妄自断言疫情的原点在中国，而且还煞有其事地发布了一段警方反恐演练中用网蒙头拘捕暴徒的画面，妄称这是中国防疫部门疫情期间暴力执法、侵犯人权的证据。在涉疆报道上，沙磊在没有征得采访对象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在没有采访维吾尔族群众的情况下，仅仅采用几张非实景的卫星照片和几个所谓“证人”的报告，就妄称掌握新疆存在大规模“强迫劳动”的确凿证据，甚至公然逼迫在新疆投资设厂的外企撤离，把教培中心污名化为“再教育营”“思想转化营”，把技术学校污名化为对维吾尔族“文化隔离”“骨肉分离”的场所，把修整重建清真寺污名化为“消灭清真寺”。

2019年5月，他带着预先编好的剧本去了新疆，一路对着铁门、围墙、交通摄像头，甚至厕所一通猛拍，积累所谓的“新闻素材”，然后费尽心思地剪辑拼接。2020年11月，他以几乎“审讯”的方式对大众公司中国区负责人进行提问。在采访对象表示我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之后，你的同事沙磊居然提出了一个非常奇葩的观点，他说只要你在新疆有工厂，无论工厂的工人从哪里来，就是在帮助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族。沙磊还用二战道德绑架企业，将自由勤奋的维吾尔族工人比作遭受纳粹强迫劳动的犹太人，逼问公司负责人为何仍不撤离新疆。

沙磊的这种虚假信息和谣言污蔑当然会激起新疆民众的强烈反对。因为他的这种虚假信息而自身名誉和利益遭到侵害的民众，他们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沙磊可能是觉得自己是个老牌的西方记者，无论怎么编造，别人都拿他没办法。但是中国是法治国家，造谣是有成本的，造谣和诽谤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请我的同事播放两段视频。一段是CGTN反映BBC是如何制作假新闻的，另外一段是沙磊采访大众公司中国区负责人的。（现场播放两段视频）

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先播放这么点，其实还有很多。因为BBC报道了太多对中国存在恶意的虚假新闻，现在很多中国民众都调侃BBC叫“偏见广播公司”。当然我们也注意到BBC不光只有沙磊。我们注意到你很多时候还是对中国进行了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比如你此前采访过一位中国中年男士，问他疫情后中国恢复如何，他哈哈一笑说“反正比你们国家强多了”。你的这个采访视频给很多人带来了欢乐。

我们希望BBC能够真正遵守职业道德和操守，真正客观公正报道中国，能够为促进中国和英国以及世界的相互了解做出积极努力，这样才对得起你们“百年老字号”的牌子。我也想请你向你的同事转达一下：也许BBC一些人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他们可以不喜欢中国，但是必须要真实报道，不可以造谣。

记者：李慧筠、Stanley Leung

因查册成为被告的《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摄：陈焯煇/端传媒

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今天再一次走上被告席。4月22日下午，香港法院裁定她两项虚假陈述罪名成立，指出蔡玉玲申请车辆资料用作采访及报道，并非与“其他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的用途，属虚假陈述。

主任裁判官指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动机索取资料并非重要……即使运输署提供的三个选项均不适用，申请人也不能够作出虚假陈述。”裁判官指出，被告查资料是为了采访报导公众关注之事，同时没有证据显示车主受到实际影响，但强调此后被告应该“以正确方式获取资料”，最终处以罚款6000港元。

在香港，查册是记者和不同专业人士常使用的、查阅公开资料的方式。至今，蔡玉玲是第一名因查车牌资料而被政府控告并罪成的记者。今日裁决一出，社会一片哗然， 蔡玉玲罪成，这意味着香港记者此后查册很大可能违法，调查报导难以进行，传媒的调查权和公众知情权将受到伤害。

判决一出，蔡玉玲以纸巾拭泪，公众席上的退休新闻工作者和市民不断传出“吓？”的诧异声音。庭审完结之际，蔡玉玲与律师团队拥抱后步出法庭，众记者及旁听人士在庭外拍手向她致意，人们高喊“采访无罪”、“查册无罪”，她沿路泪流不止。

庭后，蔡玉玲对记者说：“今天法院可以判决我刑责，但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亦觉得做调查新闻无罪、查册无罪、捍卫新闻自由无罪。我认为我继续做新闻，会是我对今次判决最好的答案。”她补充：“这两年，我能够用铿锵集编导身分做7.21两个报导，是我的骄傲，我引以为傲。”

37岁的蔡玉玲是香港资深记者、编导。她自2007年加入香港电台（港台），制作视频报导为主，曾制作《香港故事》、《穷富翁大作战》等特写节目，2012年起担任《铿锵集》编导，也曾任港台工会主席。2012至2013年间，港台恢复招聘公务员时，蔡玉玲成功考上，后来转职至主力调查报导的新闻通讯社“传真社”。被捕时，蔡玉玲是自由身记者，也是港台的合约记者，以外判形式，为港台《铿锵集》制作报导。

入行14年后，记者从时局漩涡的旁观者，成为湍急水流中的主角。去年11月3日，她因制作《铿锵集：7.21谁主真相》专题，使用查册方式调查车牌车主，警方指她涉违《道路及交通条例》将其拘捕。她被控以两项虚假陈述罪，最高可处罚款5000港元和监禁6个月。3月24日，她就两项控罪，在庭上表示“不认罪”。

被捕后，蔡玉玲的港台职务被暂停，香港纷乱加剧，她所供职10年以上的港台，近来也迎来极大震荡。过去5个月，端传媒持续跟访，纪录一名记者被告后的经历和思考。

这半年间，别人都说蔡玉玲瘦下来了。她早睡早起，勤做运动，健康饮食。她在家中电脑前埋首调查线索，餐桌上放着一本汉娜．鄂兰旁听纳粹战犯审判后、写下的《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目前身边再没有拍摄伙伴，她一个人去跑法庭新闻。“如常生活，”被控告后，她总是对自己说。

“我只是想做新闻，想做到最好”

蔡玉玲脸书上的背景图，是美国新闻博物馆的石碑相片，石碑上刻道：THE FREE PRESS IS A CORNERSTONE OF DEMOCRACY（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在好友眼中，她包包脸，亲和力十足，被暱称为“阿包”。做起新闻，她非常执着，在行家眼中是充满“记者魂”的人物。

等待自己案件开庭的数月中，蔡玉玲常常身穿黑色简便衫裤、一双白波鞋，背上印有Hongkonger的湖水绿背囊，旁听反修例运动的庭审。在庭外，每当有所动静，她便趋前探头，亮出手机拍摄。在庭内，47人案中的黄碧云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她马上在Facebook发布即时消息。此后，她又转战旁听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的庭审。

她自小在元朗生活长大，当证人提到元朗的横街窄巷，她脑海马上就能浮现具体位置。出身基层家庭，父亲是建筑业三行工人、母亲是全职主妇。小时候，母亲会煮好大盘蜜瓜西米露入碗、待凉，蔡玉玲跟兄弟姊妹就要帮忙到超级市场买冰块倒进碗里，推车到粉岭地盘卖，8至10港元一碗，“很多地盘工人会糖水加蛋，可能很饿吧。”

蔡玉玲说，小时候对社会认识不多，也说不清自己为何想做记者。家里清贫，零用不多，她常到图书馆看武侠小说、推理小说。年纪稍长，便追看无线电视的新闻节目和港台的《铿锵集》。《铿锵集》是港台老牌的新闻纪录片电视节目，它启播于1978年，每星期以约30分钟，报导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福利、中国人权等各类重要议题，多年来获奖无数。

有一次看非牟利组织融乐会创办人王惠芬帮助少数族裔的故事，她在家中边看影片边哭。

“你会知道有群人在社会上是有需要的人，或是没有特权的人。做记者好像可以帮到他们，不知道为何有这样的感觉。”她说，约中五开始，自己萌生做记者的念头。后来她入读新闻系。

2005年，刚大学毕业的蔡玉玲入职无线电视做节目助理，做综艺节目，薪金很低，仅有7500港元。两年后，她加入港台，做特写节目为主，2012年左右开始做《铿锵集》。《铿锵集》不算主力做调查报导，蔡玉玲试过参与一两次调查，开始对调查新闻产生兴趣。

2016年，香港的调查性新闻通讯社“传真社”开始运作。当时的蔡玉玲正身兼工会事务，对香港新闻前景走下坡有很深感受，她一直在想，未来要走怎样的职业方向。“30多岁，难道我要继续做十几年公务员？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未识，不如跳出舒适圈学习吧。”那年，她辞别港台公务员的铁饭碗，跳入传真社学习做调查报导。

至今，蔡玉玲制作的专题涵盖不同题材，包括政治选举、社会运动及六四周年，也有越南难民等故事。她历年获奖无数，奖项堆在家中高处。

坐在家中，蔡玉玲向记者回想自己被捕当天，“4、5个警察就站在你们坐的位置附近。”11月3日，她被捕后独自在监狱内的女仓等候时，观察着羁押仓的细节：隔壁仓的男人因何事被捕、谁人是非法入境者、毛毯是怎么样的。

“以前我做新闻工作只是聆听受访者说被捕经历，但始终不会说得很仔细，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她说，“那一次，我突然变成亲历其境的人。”

获释后，蔡玉玲马上想着要怎样对外向媒体、向公众交代情况。她不希望外界觉得被捕的记者表现虚怯。朋友爱叫她作“理性包”、“逻辑包”，她形容自己被捕当下是“出奇地冷静”。

事发后一星期，她的母亲几乎每晚都打给她。妈妈是泰籍人，早些日子，曾提及不如这件事完了，搬到泰国居住。“妈妈的关心不易察觉（subtle），不懂得说很动人的话，”蔡玉玲说，“如果整件事中我对一个人有亏欠，那一定是她。”至于目前在安老院居住的爸爸，她不时带大蕉和砂糖桔去探望，但从没告诉他自己被捕的事情，“他不知道是一种幸福。”

获释当晚，许多非值班的记者特意去等蔡玉玲。有些人不顾镜头与她拥抱，有人没有上前，只是静静站一旁。蔡玉玲想，“身处其中的人不一定是最痛苦，反而在旁边爱莫能助的人，他们反而有些情绪是无处释放的。”

“ 我想他们也愧疚。对他们来说，是大家一起做的报导，但有事时为何由我一人承担？”在这动辄得咎的高压时势，她说，“与我前行不是想像中容易，不如其他人所想般廉价。”

那晚，认识多年的港台前署理副广播处长陈敏娟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你是优秀的记者。”蔡玉玲的泪水当场炸开，“用优秀形容我是过誉的；我也有不优秀的时候。或许她的话是一种认同及肯定，令你知道这件事上我只是想做新闻，想做到最好，我是没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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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丽玲

全球新闻界将于本周一(5月3日)共同庆祝由联合国所创建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30周年的主题是“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information as public good)”。但在中国，不管是本国籍或外国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说，今年的主题和此一纪念日的本身让人充满“羞愧和难堪”，特别是，执政当局对中国的新闻和言论空间越来越紧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个节日跟中国人没有关系”。他说，让中国人评论这个纪念日太让人“羞愧和难堪”！

位于北京的他说，随着中国言论空间的紧缩和整体政治环境的恶化，他和多位同期的新闻工作者都“已经沉默了”。即便他们都可以透过VPN(虚拟私人网路)翻墙、浏览推特或脸书等社群媒体，但他说，他们鲜少留言或公开评论敏感议题和时事。

他还说，过去这六、七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调查性和深度报道的空间。少数几位曾坚持深度报道或监督政府的记者面临的后果却是警察的骚扰或拘捕，这样的寒蝉效应让很多人却步或选择“闭嘴”。

他说，中国新闻圈曾呼吁出台“新闻法”，来保护新闻记者，但多年来，官方不曾作出任何回应，因为任何回应都会让官方难堪。他也说，现在中国新闻圈“万籁俱寂”的发展反而是官方所乐见的，因为，没有了媒体监督，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会被问责。

真正的新闻已死

对于现行的中国报刊，他说，他也多年不曾仔细阅读了，因为他认为，“那些根本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已经死了。”

这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说，他对中国新闻环境的前景非常悲观。因此，他呼吁年轻一辈，特别是对新闻工作仍怀抱理想的学子，若有机会，应该离开中国，到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国家，否则继续留在中国的新闻圈，恐怕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

而致力于促进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对中国做出相当负面的评价，称其为全世界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近年来发动“大外宣”来改变其国际形象和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将新闻独立报道的本质扭曲为只为一党之私服务的政府文宣工作和“爱国者新闻”。

新闻业的最大敌人

艾玮昂说:“就中国而言，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业的最大敌人，也是全世界资讯自由的最大敌人。中共政权不仅打压自己的人民，过去十年来，新闻和资讯自由更是遭逢严重的倒退。”

艾玮昂表示，中国透过电视、广播等诸多管道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且利用各国开放的新闻和言论空间来进行言论的渗透，包括不实言论和假信息的传播。他说，这已经对民主国家和其开放的社会带来负面的冲击，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加强对中国外宣工作、官媒和党媒的检视，要求其和大多数的独立媒体一样，严守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和公平报道的新闻标准，否则，就应该对作为政党代理人的媒体宣传机器做出合理的限制或制裁。

继英国于2月初，以违反广播规定，撤销官媒中国环球电视(CGTN)在英国的播放牌照后，德国也跟进停播。艾玮昂称，英国和德国的停播决定都是依法有据，且具正当性，和中国报复性地禁播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 News）不可相提并论。

改善前景不明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于四月底所发布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国的排行中，中国排行第177名，也就是倒数第四名。虽然名次没有变动，但艾玮昂说，中国的新闻环境在过去一年史无前例地恶化，而且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前景。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超过120名记者入狱，其中多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挺身犯险前往疫区，揭露疫情真相的数位公民记者，包括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和张展等人不是被失踪，就是被关押。其中曾在上海执业的前律师张展去年底更是遭当局以“寻衅滋事罪”重判四年刑期。

艾玮昂说，中国也对外国籍新闻工作者极度不友善，在过去一年内，史无前例地驱逐了总计18位的外国籍新闻记者，包括前BBC驻北京特派沙磊(John Sudworth)。

郑理现(Tony Cheng)为华裔英国籍人士，于2011-2020年间担任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驻泰国曼谷的特约记者，为其旗下的英语频道(即旧称央视英语频道)供稿。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原出身BBC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English ) 等国际媒体的他曾满腔热情地想要贡献自己的工作经验，来提升环球电视的品质。

他说，最初几年在环球电视的工作氛围还算开放，而且该频道也投入相当多的经费和资源来提升品质，让他一度相信，假以时日，环球电视频道的品质会随之进化和成熟。但后几年，受限于主事者的政治接受度，他看到，频道进步的空间有限，对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也缺乏信任，而且编辑也开始较大幅度地更改他的供稿内容，这让他有了去职的念头。

紧身衣越束越紧

郑理现说：“环球电视给过我许多机会，经常派遣我前往中东多处采访，我也做出许多让我引以为傲的报道。但是过去四年间，我感到编审的言论控制越来越紧缩。随着一带一路政策出台，忽然间，这么说吧，东南亚国家的报道动辄就成为敏感议题。有一些议题，他们根本不想讨论。”

例如，在报导柬埔寨时，他被要求避免提及红色高棉政权，一度引发了他和编辑台的激烈对话。郑理现说，他看到的最大问题是，编辑台开始有意地避谈很多区域发生的大事，例如缅甸境内对少数族群罗兴亚人的种族屠杀、人权议题、泰国的王室和社会动荡、甚至阿里巴巴在泰国的发展、以及香港议题等。最近两年，他说，环球电视身上的“紧身衣束得越来越紧。”

作为华裔身份，郑理现说，他乐见环球电视做出一流水准的国际新闻，提供给中国观众基于事实真相但又吸引人的报道。但渐渐地他了解到，中国官媒要的还是听话的、不挑战威权的记者。

郑理现对遭以“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 罪名起诉的环球电视澳籍华裔主播成蕾尤其寄以无限的同情。他说，让人相当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如成蕾等华裔人士恣意妄为，剥夺她的许多基本法律权益，“仿佛她是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财产。”

对英国禁播环球电视的决定，郑理现表示认同。他说，西方国家本就该对环球电视的报道品质、财务经营结构的透明度有一定的要求标准，如果有任何违法之处，环球电视当然就得接受惩罚。

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环球电视的两位新闻联络人，希望取得相关回应，但截至截稿前，未获回应。美国之音也以电邮致函中国传媒大学的12位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希望听取他们对中国新闻环境的看法，但电邮多半被退回，其余则未获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新闻系教授则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大外宣的威胁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分析，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全世界新闻自由所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再局限于境内的政权或企业财团，更多是来自国界之外，包括来自中国这个地缘政经力量崛起的威权大国。

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散播的虚假宣传运动是建立在其大外宣的基础上，也就是一个威权控制媒体的外溢效果。

他说，中国以党领政、又以政领媒，要求媒体在国内要姓党、为共产党服务，而非为公众利益服务。现在，透过官媒党媒以及中国网路三巨头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对外扩张，中国政府得以把内部对媒体的控制延伸至国界之外，不管是透过并购当地媒体(所谓的“借船出海”策略)，还是对当地媒体提供广告费或以中国市场为诱因，对当地媒体威胁利诱，来找到更多的境外媒体协力者，以协助中国渗透民主和开放的社会，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黄兆年说：“这是不对称的嘛！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呢，自由世界的资本、自由世界的资讯进不到中国。”

针对这样的不对称发展，黄兆年说，欧美等国家，包括台湾，都已经开始有所反制或针对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信息做合理、谨慎的管理。他说，管理的层面有三，包括，一、政府跨部会严格审查中资对媒体的投资，除了新闻专业的监管外，国安也是审查的标准之一。二、对于合法入境的媒体则要求其透明化，例如，向阅听大众公开揭露那些为外国政府或政权代理人的媒体，让选择权回归给大众。三、对于社群媒体课以标示或纠举虚假信息的责任。

黄兆年说，他非常认同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他说，信息不仅是公共财，学界更将其视为“协调财(coordination good)”， 也就是促进协调的产品。他说，因为正确的信息有助于促进民主社会的沟通和协调，据以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于促进集体行动。但中国不想给公民社会有独立思考的机会、也不乐见社会出现集体行动，因此，除了打压新闻自由外，也在境内外打压这样的信息协调财。

他说，这样的发展态势对民主国家带来负面影响。黄兆年说：“中共政权侵蚀国内的协调财和公共财，现在往外扩张。不只吃掉国内的公共财、协调财，它开始吃掉世界各地的公共财、协调财。那就会造成民主的弱化以及威权的扩张，这非常不利于，在一个地缘政治脉络里，威权跟民主的竞争，这会让民主岌岌可危、让威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2013 年底创办的网媒《852邮报》遣散全部 6 名员工，身兼总编辑的创辨人游清源（原名：袁耀清）今（14 日）在 Youtube 发布“暂别感言”，透露公司办公室租约明天期满，其后他会改以一人公司形式，继续透过《852邮报》平台发表时事评论短片及文章。游清源接受《立场》访问指，遣散主因是财政无法支持，但导火线是港府近日“吹风”拟针对假新闻立法，“我主要做评论，一人营运可以避免同事面对假新闻法受无妄之灾，搞到我冇乜所谓，（不想）搞到同事。”

游清源接受《立场新闻》电话访问，指国安法实施至今近一年，立法后的确有同事因家人反对离职，但真正导火线是林郑近日提出，考虑成立假新闻法，他认为所谓“假新闻法”现时仍很模糊、针对网媒色彩比较重。游说，同事很努力，反送中运动至今已两年，形容大家“身心俱疲，无形压力一日比一日重”，希望转个形式继续。

《852邮报》创办人游清源。

不想“搞到同事”

他说，未来会以一人公司形式经营，继续用《852邮报》名称发表时事评论短片及文章，“商业登记都仲喺度，但一个人搞掂哂。”他直言不想“搞到同事”、尤其年轻同事，“睇返最近泛民（入狱或还押），都讲实际处身环境系几痛苦，留返自己营运一来方便，同埋我自己唔会累到人哋个仔、人哋个女。”

游清源指，适逢上环办公室租约将期满，故跟同事开心见诚讨论，之后作此决定，透露有同事打算读书进修，另有已任职５、６年的同事将暂时休息，亦有同事已找到新工作。他表示，今晚将与同事吃晚餐互相欢送。

问到有份创办的《852 邮报》以此形式“暂别”，最难受之处为何？游清源慨叹：“个社会唔畀生存空间你。”他回忆，当初搞网媒是想奇兵突出，以《信报》较多分析、拆局的模底开出新路，“有段时间系开到，但 2014 年（雨伞运动）开始冇哂广告。”此前，《852 邮报》曾创出每月 10 多万广告收入成绩。

《信报》班底创办　高峰期聘廿多人

游清源是《信报》前副总编辑，主理“独眼香江”版面，游今午发布的“暂别感言”短片中，自称当年“被辞职”后，与几位《信报》志同道合旧同事，一起创立《852邮报》，公司初时在湾仔酒吧区落脚，形容在这“烟花之地”见尽人生百态，其后更近距离见证 2014 年雨伞运动。

游忆述，《852邮报》当时曾创下高峰，连兼职在内共有廿多名员工，更成为最多人看的网上媒体第 3 位。他说，当时录得广告收入增加，“似乎揾到出路”，但经历伞运后，包括《852邮报》在内媒体被列“黑名单”，广告收入随即“插水”，透露曾试过月蚀十余万。

他说不想待薄同事，当时财政上差不多“干塘”，结果要裁减人手，只能有限度采访，令新闻报道大打折扣，唯有转型多做时事分析、评论。其后受惠于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兴起，靠评论短片、赞助等建立收入，总算帮公司度过首个难关。

挨过反送中、国安法

游清源续指，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创出另一高峰，他指当时公司仅余 3、4 位同事，全部到前线采访，“朝朝晚晚食催泪弹，避橡胶子弹”，家人担心之余，甚至有同事因此患皮肤病，形容同事“真系好唔话得”，但凭著这些工作，《852邮报》Youtube 频道累积到 20 多万订户，收入亦增加。

他透露，社运后有意增聘人手，但此时《港区国安法》横空出世，他坦言一直以为廿三条立法已经很凶险，但以往仍“走程序”、期间仍可“走盏”，但国安法最终只花 20 多天便立法实施，形容是“比廿三条更辣的廿三条”，即打住招聘念头。

岂料“没有只差，只有更差”，游指出，其后“大抓捕民主派及抗争者、大搜查《苹果日报》、大封锁香港电台”，加上港府已预告落实的假新闻法，令他不得不反复思量，最终决定“就由小弟一个人去继续好啦，其他同事仲年轻，来日方长，后生𠮶辈仲可以斗长命”，免得同事及其家人担惊受怕。

游清源在短片中不时感慨哽咽，强调自己不会放弃，“哪怕只系得返一个人，我依然深信香港系会有明天、香港系会有民主、香港系会有真普选，我坚信香港人的汗水、泪水、血水不会白流”。

香港电台《议事论事》因在片尾加入六四长跑片段，制作团队要接受调查，并改由外聘团队负责制作节目。5月28日播映的最新一集《议事论事》，主持由原来的曾钰成、余若薇等，换成网上节目《香港怎么办》主持杨振耀、尹志强、伍婉婷。

除了主持换人，监制一职亦由港台前中文台长何重恩接手，何本身并无电视制作经验。执行监制则由郑钢英担任，郑钢英曾任亚视新闻部采访主任，亦在《大公报》、凤凰卫视工作。新一集内容包括讨论抗疫工作、立法管制微胶珠、迪士尼等。

有港台员工观看节目后，认为外聘团队将《议事论事》变成主持三人意见讨论，令人质疑港台管理层早前曾指《议事论事》不持平，做法极为矛盾及双重标准，并狠批节目制作质素︰“连大学生Year 1功课都不如！”

港台节目《议事论事》换成网上节目《香港怎么办》主持。

最新一集《议事论事》仍维持约半小时，前半部涉及近期议会的5项议题，并穿插部分建制派议员访问。议题包括抗疫工作进展、迪士尼乐园最新业绩报告、微胶珠问题、提升维港沿岸水质，至于本周四通过的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则只简短略述。

节目下半部，三位主持人互相讨论发表意见，先就迪士尼入园人数不达标讨论。伍婉婷指，香港迪士尼策略保守，应要针对本地人宣传；其后又讨论持双程证者和难民可免费接种疫苗，尹志强指︰“既然是祟尚自由的社会，大家可以选择的话，请大家不要节外生枝。”

有港台员工认为港台管理层曾质疑《议事论事》不持平，但如今节目变成主持三人意见讨论，做法极为矛盾及双重标准。

《议事论事》新主持，左为尹志强，中为杨振耀，右为伍婉婷。香港电台截图

今集节目的外聘团队，为网上节目《香港怎么办》主持班底，该节目在2月曾上载一集名为：“杨振耀：香港电台已经烂到不能再管！”主持人讨论之前公布的港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指报告所提到的问题“已长时间出现”，尹志强称︰“香港电台应该有百年历史吧﹗”被其他主持人纠正后他改口︰“无百年都有五十年啦，仲有咁多嘢唔妥﹗”杨振耀则称以自己有数十年广播经验，一看报告“已知非常大问题”，继而质疑时任的广播处长梁家荣的管理能力，并说：“我廿年前已见到有呢啲问题﹗”

杨振耀更指，香港电台有一个“小金库”，因有许多政府部门用制法费形式“光顾”港台做节目，质疑“这些钱从来冇系佢每年去立法会攞钱时公开过”。他补充︰“我只是提问题，不是指有人吞了钱，佢(港台)有制作费收入，但啲钱去咗边呢，我唔知！”他自称从无申请过广播处长一职，但曾有猎头公司找他，但被他“断言拒绝”，因为觉得港台“已烂到不能再管”。

片段上传至今，约有400次观看次数。

致《苹果日报》读者：

相关新闻： 国安处500警搜《苹果》大楼逾5小时5高层涉违国安法被捕冻结3公司资产

这是香港最坏的时代！

本月20日，《苹果日报》迎来创刊26周年，但报庆前夕，《苹果日报》经历来自政权的针对打击。 这是历史将会记下的一页：2021年6月17日早上， 香港警方国安处动员500警力，再针对壹传媒作大规模搜查，同时指控并拘捕《苹果日报》2名高层及3名传媒工作者 ，称他们违反「港版国安法」第29条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经过逾5小时调查后，警方检走大批物品，包括38部属新闻工作者的电脑，内有大量新闻材料，香港新闻自由的保障岌岌可危。

当光明正大获得的新闻材料，被执法当局公然标签为犯罪证据；当履行天职的传媒工作者，也被政权公开呼吁同业要跟他们划清界线，今天的香港，我们陌生、无言，更似令人无力应对，难阻政权为所欲为。 虽然如此，《苹果》同人顶天立地，仍会尽心尽力做继续坚持的香港人，好无愧于读者，无愧于时代。

针对《苹果日报》的指控，历史必有公论，在政权肆意任划红线的时代，《苹果日报》上下一直紧守岗位，在合法合情合理下，为香港人报道真相，其他国家及机关就香港及中国情况的回应，是举世可见的公开事实，如实把情况向香港人报道，不过是兑现当天创刊时社论的承诺：「我们对资讯科技的通透力量有信心，因为我们深信黑暗遮盖不住光明……无论在香港或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传媒的通透力量是自由繁荣的最大保证。」

虽然今天保证破灭，但《苹果日报》同人定将继续忠诚地紧守岗位，为迎接黎明来到的时代，奋战到底。

不少读者都留言为《苹果》打气，有市民感谢《苹果》高层坚持为港发声，「不向恶势力低头」，明日会买报纸以示支持；亦有人批评政府用《国安法》恫吓记者，慨叹香港已容不下新闻自由价值。

苹民留言

Cath Wan：「苹果，听日你出份白纸，我都会帮你买！！！」

梁天来：「只要印住苹果日报四个字，白纸都照买，每日」

Dan Or：「苹果明天起出版A4size 冇内容，仍然大把人撑」

James Chan：「尊敬的苹果日报高层，一直坚持为香港发声，面对强权恐怖打压，仍毫不退缩。香港人铭记于心！」

WK Leung：「唉，好难想像香港冇苹果日报，希望你哋员工平安」

Bibi Corgi：「想用国安法吓窒苹果记者？连写文都要自我审查？苹果记者不会屈服于强权下。苹果同人加油！」

康少：「苹果撑住，不向恶势力低头」

Lai Fee：「新闻机构是需要与世界各地联络，怎去界定勾结和联系?」

Kei Gary：「苹果加油一定撑你们继续报导（道）真相」

Kathleen PC Kam：「请苹果日报撑住，真香港人坚持，绝不放弃－香港精神！」

PC Leung：「连新闻自由价值去到冇，香港变成咁，冇眼睇令人失望痛心，吓走晒外国人」

Daisy Yip：「明天出一张白纸，我都买苹果。苹果顶住」

作者：立场专题组

香港主权移交前两年，1995 年 6 月 20 日，黎智英在香港创立了《苹果日报》。25 年后，2020 年 7 月，香港多了个国安法；8 月《苹果日报》的报馆首次被警方国安处搜查，71 岁的黎智英因国安法被送上法庭。

2021 年 6 月 17 日，距离《苹果日报》 26 周年还有三天，国安处再度来袭。

清晨七时许，摄影记者 Ken （化名）已在公司，他抓紧时间食面包，因为他从工作群组得知，苹果的 5 名高层已经被捕，嗅到战争的气息，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就在昨晚，主管收到风声，知道警方今日会有行动，可是无人知道细节。Ken 被安排今早七点回公司待命，果不其然。面包食到一半，他已经听到同事说，有警车正进来，Ken 马上抓起相机，收拾好电池、镜头，冲向公司大堂的门口。

那时大概是 7 点 25 分。几百个军装警员冲进了苹果大楼，Ken 从大堂的楼梯往下，拍下了那张照片，成了今日最广为流传的影像之一。

苹果日报相片

公司成新闻现场  摄记拍摄如常：“唔想影呢啲相”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然后是身穿黑色背心的国安处警员，还有大批军装警员。根据李桂华后来的记者会，今日参与行动的警员，至少有 500 名。Ken 下意识不断拍照，一心只想著站在什么角度、应该怎样拍比较好。

一两分钟后，国安处人员发现了他，要求他停止拍摄，称现场已被封锁，又要求所有员工到大楼外登记。Ken 争取时间再多影两张相，随后就被赶出大楼，期间警员并没有向他展示过搜查手令。Ken 想取回私人物品，被警员拒绝，他没水喝，站在大楼外的炎夏里煎熬。

作为记者却无法回到办公室工作，被赶到室外干等，大批警员却在大楼内乘凉，这一刻他感觉有点荒谬，有点“光怪陆离”。

其实昨晚收到主管指示后，他一度天真地想，会否只是虚惊？他希望无事发生，但很快决定面对现实，“咁多风声，吹得咁行，其实要来搜苹果、要拉人，是好确切、好实在的一件事。”

李桂华在记者会上形容苹果大楼为“犯罪现场”。做了十几年摄影记者，Ken 感觉，当拍摄现场变成自己熟悉的公司，“我唔想影呢啲相。”但记者的本质就是如此，哪里需要记录，记者就去哪里采访，他说服自己。

6 月 17 日，国安处第二次搜查《苹果日报》大楼

记者被迫登记  被赶至五楼饭堂  用手机写稿

在《苹果》，如非早更，记者通常中午才上班，所以这个早上只有二十来名员工在公司。

清早，入行 8 年的记者 J （化名）手机突然弹出朋友信息，得悉公司高层被捕。随后他又收到上司信息，著同事今日在家工作。但 J 当时已在前往公司的穿梭巴士上。落车，随即被指示往登记资料，方能进入大楼。

登记枱面的女警要求 J 交代谁是他的上司，J 要求自己填写，女警冷冷拒绝，坚持要他道出。J 看见有同事在停车场举机，想拍摄满庭警察，也立即被警告，“唔好阻住差人做嘢”。

由于警方封锁苹果大楼 2 至 4 楼进行搜查，除见证人可留在现场外，J 和其余数十进入大楼的员工，被安排在 5 楼饭堂，健身室及泳池范围逗留。

在饭堂，J 感觉同事们像和平时没有两样，开始闲聊，谈工作，似乎大家最担心的只是没有“尿袋”，手机电池不知挨到多久。他形容“气氛平静”，“我估因为唔系第一次”。J 也在手机上打开文件，开始日常工作。

被捕的五位苹果董事包括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沛敏、苹果动新闻总监张志伟。他们被指控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上午九时半后，五人陆续被押到苹果日报大楼搜证。李桂华表示，经调查发现，《苹果日报》董事涉刊出数十篇中、英文文章呼吁外国制裁香港及中国，警方有强烈证据显示，该些文章是串谋计划重点，予外国或境外机构以口实作制裁。但他没有指出具体是评论文章引述式报导，亦无正面回应个别记者是否需要为报导负责。

总编辑罗伟光被押回《苹果》大楼搜证

新闻材料首成搜查内容  被检走电脑记者：早删纪录

过去，新闻材料在香港法例有独特地位，执法部门如果要搜查新闻材料，需要经过特定程序，并由区域法院或高等法院法官批核。在上一次针对苹果大楼的“810 搜查”，警方手令内容不包括新闻材料，镜头拍摄到有警员翻阅记者桌上文件，遭新闻界批评，李桂华会见传媒时还解释，警员当时只为确认文件是否新闻材料，“睇咗一眼后就即刻停止”。

然而，这一次，新闻材料却成为法院根据国安法颁布的法庭手令中，订明可以搜查的范围，为警方检取新闻材料开了首例。李桂华表示，按照国安法 43 条实施细则附表 1 条例所取得的法庭手令，容许他们检取新闻材料及电子仪器，如手机、电脑，包括仪器内的资料。

《苹果日报》大楼内，经过 5 小时调查，2 楼至 4 楼的编采及行政部门终于解封。据一名《苹果》记者透露，至少包括港闻静态组、政治组记者及采主在内的电脑硬盘均被检走。壹传媒工会指，警方最终带走 44 部电脑，内有大量新闻材料。

《苹果日报》政治组成为“重灾区”，多部电脑主机被带走，桌上只剩下电脑屏幕。

已经工作六年的港闻静态记者 Cyrus（化名），是被检走电脑的记者之一。经历《苹果》两次被搜查，他说这一次搜查特点在于警方选在清晨七点半行动。

“冇上次咁汹涌嘅情况，虽然好似好平静，今次事态惨好多。”Cyrus 叹，这次拘捕及搜查本质上更针对新闻工作者。

Cyrus 今日放假，七点九起床，便知五名高层被捕，报馆又出事。由仅有的一两张相片中，他看见警察“光明正大”打开同事电脑，又无从得知搜查进度，只能经 Google 设定，遥距登出所有装置。

下午一解封，吃过饭，他归心似箭，乘坐员工巴士匆匆回去。电脑主机已被捡走，桌面被翻得凌乱 — 甚至有受访者问他需不需要电脑，他回答对方，暂时还可以。

经去年八月一役，Cyrus 已没有放任何敏感资料在公司，除了名片，以往采访材料如敏感匿名受访者联络方法、通话纪录、访问录音都在检视后删除。而相关照片，为了保护消息来源，在报导出街后，摄影部门亦会在一段时间后删除。

以往为保险起见，记者通常会保留访问录音，但如今他则想：“何必要 keep？”

记者 Jade （化名）的公司电脑今日亦被警方检走了。她说自己很冷静，因为行内流传七一之前苹果会被封，传闻已不是一两日的事。她早做好准备，平日不会用公司电脑工作，录音、笔记亦全数带回家中，从不放在办公室。

她记得公司亦有举办过信息安全班，但同事们反响不大。Jade 感觉公司并没作出系统性呼吁、安排同事提升信息安全。今日透过 Facebook 直播等，见到有同事桌面摆著掀开的笔记簿，还有同事把稿件储存在公司电脑内，被警方检走，Jade 有点怒其不争。

警员翻查记者电脑（图片由《苹果日报》提供）

不署名报导、遭左报狙击  采主：“有咩你笃我出嚟”

从去年 8 月 10 日国安处第一次搜查《苹果日报》报馆以来，时势逼人，无论港闻还是国际新闻的记者，均做出一些改变，以保障安全。

因为反送中运动做过学生记者，Sam（化名）去年毕业后，进入《苹》撰写港闻，入职不到一个月，就遇上第一次搜报馆，未够一年就第二次，“好无奈，好大冲击”。

现时 Sam 写的普通港闻报导，均是来自上司“柯打”，大多数文章没有署名，视乎风险，除非属“自己故”或专访。自今年四月起，左报频频狙击《苹》，Sam 曾写过一篇与外国有关、提到港独的新闻报导，亦成为攻击对象之一。他当时已十分小心处理，“绝对冇将个人谂法或者主观内容加落去，好单纯引述事实去讲，（如果）都要话系煽动港独，敏感界线真系由佢决定。”

事发后，同事表示担心，采访主任亦打趣说：“如果到时有咩，你笃我出嚟得㗎啦。”他听得出对方关心意味，而且记者不署名，反而“审稿𠮶班冇保障”。

其实国安法立初期，公司曾建议记者报导一律不署名，即使是自己发掘的新闻故事，但一两个星期后，又取消，可自由选择是否署名。

不过，记者 Jade 留意到，不署名、或者署笔名，已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趋势。有时候她读完一篇报导，风格一看就知道是某记者，可看看署名，是一个不认识的笔名。

《苹果日报》办公室

当报导变成犯罪  驻外记者：会自我审查，但照写

据了解，今日警方在搜查《苹果》记者电脑时，集中搜寻“美国集会”等字眼。即使身处海外的记者，亦感受到空间在缩窄。

Elmo （化名）是《苹果日报》前员工，现身处外地，至今仍以自由身记者形式合作，报导与香港有关的游行集会，或者专访流亡人士等。

自从四月左报开始炮轰《苹》，报馆亦稍退一步，弃用“武汉肺炎”字眼，她已经有心理准备，踢馆或者再发生，但仍以实名报导，直言“冇得惊咁多”。

国安法立后，红线模糊，当撰写外地游行集会的文字报导，她会将敏感字眼改了，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变成“光时”，当集会呼吁外国制裁、打国际线等，她亦会采用较温和的角度，减低风险。

不过，她坚持继续报道海外集会。“我照写，呢样嘢要报导出嚟，基于新闻上公共性，唔系官方眼中 propaganda。”

但今日搜查之后，她相信情况会有更大改变。“当你见到一间传媒被政权警告，已经去到咁大阵仗去整顿，对其他香港传媒业有 alert。”她举例，港媒或会减少专访流亡人士或报导其行动，亦会减少报导令外国向中方施压的新闻。

今日记者会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呼吁“一般新闻工作者”与《苹果》涉案人士切割，“保持距离”。

“我都唔知佢讲乜嘢，”Elmo 直言，左中右报馆一样要报导新闻，分别在于取态及定位，如《苹果》报导 G7 峰会时，会侧重各国就新疆问题发出的共同声明，左报则详写外交部回应。她进一步指，按此“切割”逻辑，不止外国制裁新闻，“国际新闻都唔需要报啦，译稿都唔需要报，我理解唔到逻辑。”

今次拘捕《苹果》高层，更牵涉 2019 年至今的报导。Elmo 当时有实名报导，形容国安法没有追溯期是“最大的谎言”，“当时嘅时空，我唔会知 2020 年 7 月 1 号有国安法生效，担心唔到咁多。”

Elmo 不愿回答未来会否回港，只称不会“心存侥幸”，但仍想忠于自身的新闻判断，“自己都有少许心理准备，可能会有后果。”至于会否再在苹果实名报导，她无奈地笑了一下，说：“我审查完个内容先，再决定。”

李桂华同样在记者会施压，警告《苹果》员工继续上班的话要“小心一啲”，Sam 直斥这带有恐吓记者的意味：“讲或写真相，原来喺佢哋眼中，都系犯罪行为。”

辞职潮后，士气下沉，去或留的抉择

《苹果》静态组约有四十名前线记者，近月已有至少六人辞职，Cyrus 估计占一至两成人。

今年 5 月初，有中层集体辞职，召开会议，叫同事考虑《苹果》及自身前途，指要有心理准备，若《苹》被取缔，将有严重后果。当时房内有数十名前线记者，或坐或站，有几人流泪。Cyrus 身处其中，形容绝望感浓烈。

那一晚回家后，Cyrus 心不在焉地煮饭，忘了下调味料，食不知味，一直考虑：“唉会唔会真系走咗好啲呢？”他打开电脑，翻看写过的昔日报导，读到许多留下来的受访者，承诺会留到最后一刻，不知不觉，读了一个小时。

沉淀一晚之后，他重新有了勇气。因为眼前没有可见的危机，只是流于传闻，若果因为未知会否发生的事，而自我了断，他觉得不合乎逻辑。

Cyrus 决定不辞职，他说如果要离开，只会是两个原因：《苹》被取缔，或者移民 — 后者他未有任何行动，但相信会是三至五年后。“如果因为一个传闻而走咗去，好似洋葱咁，前面一层保护一层，如果你上司无啦啦走咗去，把剑就一嘢插落你度。”

只是，士气可见明显低沉。同事之间聚会、吃饭，也是讨论会否辞职、公司随时会被取缔，互相开玩笑道：“唔知几时监仓见。”多名同事辞职，派散水饼时，大家则笑问：“Last day 之前会唔会公司已经执咗？”他尤其记得某位同事派了一个 cupcake，上面的糖霜上印了《苹果》logo，又将“平安”的“平”字改为“苹”，他也是感伤。

苹果大楼内，张剑虹和黎智英的合照

员工大会之后，另一位港闻记者 K 先生决定辞职。

去年《苹果》被搜报馆后，K 先生情绪饱受困扰，他感觉《苹果》是代表自己的媒体，却“俾人咁样踩上心口”。那一天他透过直播镜头，见到同事、老细的房都被翻查，警员检阅文件，记者无得反抗，“好赤裸裸咁被佢睇晒你做嘅所有嘢。”

屈辱感以外，他感觉最恐怖的是，“我哋所有同事，一直都系讲紧真话；但就因为我哋讲真话，所以要被人咁样对待。当我一谂到呢种咁大嘅唔公平、而我又做唔到啲乜，就更加难受。”

两个月前，行内又陆续有风声，说政府要在七一前取缔《苹果》，有行家打来想采访他，去年那种身体记忆又全数回来 — K 先生发觉自己其实好惊，会惊到手震，会突然间在公司哭出来，“好大压力同好难受。”

他一直很挣扎，觉得离职就好像丢下和背叛了其他同事；最后决定递信，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是我写嘅嘢又无错，但无辜地要承受法律责任、甚至入狱，以后无得继续写落去，我会觉得好唔抵同好无谓；第二就系，咁样的环境下，自由对我来讲已经系无咗，我无办法再在香港做到我当初想透过做新闻而做到嘅嘢，我支笔已经帮唔到我想帮助的人。”

陈沛敏房间内仍挂有“100%自由”的帆布。

“呢刻留在苹果，是 more than 一份工”

今年 6 月 12 日，苹果日报的头版，是一则署名“留下来的人”的全版广告。广告上穿黑衣的人，举著还滴着雨水的黄伞。广告只有简单一句：“我会留喺香港，继续 ________”，空格内容随读者填写。

Jade 是在国安法通过之后，才加入《苹果日报》的。现在，她仍决定留下来。

她一直记得，今天被捕的董事之一、《苹果》副社长陈沛敏，在辞职潮后那次员工大会上的发言。

“陈沛敏说，你呢一刻留在苹果，其实苹果是 more than 一份工。其实是你自己的政治判断。”Jade 回忆，“我觉得她是对的。你要判断自己能否承担政治风险。你不可以外判给公司，决定你自己留不留下。”

副社长陈沛敏。（苹果日报相片）

Jade 知道《苹果》是国安法下首当其冲的媒体，但她觉得，这也是所有在监狱中的人，每天唯一能够看到的民主派报章。2019 年后，公民社会空间日益减少，她感受到非建制派的人，越来越“见不到大家”，行动被打压、言论被入罪。她希望能够保有《苹果》的这个身位，让被打压的人能够看见彼此。

在加入的这段时光以来，Jade 一直希望多做留在香港的人的故事。她认为，离开香港的人的故事，没有《苹果》，也有空间写到，因此她要捉紧在报馆真正被封之前，要记录留下的人的努力和挣扎。说到这里，她有点激动，说自己不想再见到“劝退文”。

“不是叫《苹果》加油，而是要一齐做。”

Jade 说，《苹果》、社会，面对的情况将来都会变得更差，这是所有人都应该面对的现实。但她总是想起 2014 年雨伞运动，当时她还是学生，抱怨著“社会里的大人不知在做什么”。如今她在社会里有了工作，她希望自己不会成为以前那些“我们不喜欢的大人”，因此，“要思考，要落决定，要做嘢，不要浪费空间。”

她说，自己会留下，在国安法生效之后、中港两套制度融合之下，第一次见证一间报馆被取缔。

作者：郑昶人

香港《苹果日报》于昨日再遭搜捕。港警国安处搜查壹传媒集团总部暨《苹果日报》报社，并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包括《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在内的五名报社高管。这是继2020年8月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对壹传媒大楼进行封锁调查以来的第二次大型行动。警方声称《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涉有数十篇中、英文文章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危害国家安全，并据此冻结壹传媒三间公司（包括《苹果》的日报、印刷及互联网）共1800万港元的资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声称有关人员参与在一个大型“串谋”计划中，是打著新闻工作的幌子行危害国家安全之事。

且不论警方以2019年为始搜集证据，是对《港版国安法》未提及追溯期、特首林郑月娥声称“既往不咎”的自掌嘴巴，当局在记者会上更刻意打造《苹果》和其他媒体对立的印象：这一边，《苹果》“利用新闻为工具危害国安行为”、“勾结外国势力”、呼吁制裁中国，参与在局方认为的国安相关“串谋”计划中；另一边，局方强调“一般正常新闻工作”不在当局打击的行列，其他媒体人及媒体公司只要洁身自好、划清界线、依照法律（强调包括《港版国安法》）来做新闻，则无需担心。

但“串谋”计划到底是什么计划？“串谋”和“正常新闻工作”之间的界线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文章能成为证据？是评论文章还是报导中引用的受访者的话？证据如果还未搜集到位为何就能实施拘捕？⋯⋯对此局方一概没有交代，毕竟，案件还处在“调查阶段”，而永远是说不清也不能说清楚的“国家安全”超然凌驾所有程序。

然而可以说，这件事映射的深意已远超一家媒体被政治打压的层次——当买一份《苹果日报》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完全不会触犯国安法——它正在新闻的各个参与者（包括读者、记者、编辑、广告商、投资者）之间制造断裂，打击整个公民社会的信息传播链条；它在香港新闻业界制造二元对立的敌我矛盾，试图“净化”业界生态、诱发严重的自我审查；它要规范“正常”与“不正常”，实际上骑劫了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定义权。至于被冻结了资产的、仍是政权眼中钉的《苹果日报》还能活多久？记者会上一名亲政府媒体记者的“七一”之问，大概已揭司马昭之心。

2021年6月17日将军澳苹果大楼，一名记者在外拍摄。摄：陈焯煇/端传媒

“串谋”vs“正常新闻”，被改写的香港新闻场域

今次的拘捕行动更对本地新闻工作者敲响了难以忽视的警钟。被逮捕的五人，除了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及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外，《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总编辑罗伟光及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三人皆为新闻工作者，负责把关《苹果》内容生产。也即，几乎在维持一间公司正常运转的行政、运营和内容部门的话事人，都被警方检控。

面对传媒提问，李家超只一再强调今次事件涉及的是“刑事串谋罪行”，需要与“正常新闻工作”作出区分。至于何为“正常”、“一般”的新闻工作，李家超回应指，传媒工作者只需要考虑自身目的及意图，若没有违法或危害国家安全，便不受法律规管。但针对这次所涉及于《苹果》刊登的文章，李家超及警方均以调查正在进行中为由，拒绝披露细节。

先不论涉事的文章具体内容为何，这次事件本质上是国安法框架下，又一次以言入罪的案例。局方声称《苹果》“呼吁制裁中国”，涉及的文章是在《苹果》发表的新闻内容，更突显当下政权对国家安全覆盖领域的理解，及其与新闻自由之间的矛盾。

《苹果》刊登的文章纵然有其政治立场和论调，但一直以来仍是属于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的范围之内，其争议主要围绕在媒体是否具有“倡议”（行动）的功能。而就这一点，即便是在新闻学界内，也有不同考虑，在业界更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香港，把“倡议”明确作为自身定位，《苹果》甚至不是首创媒体。支持媒体的“倡议”功能的人认为，倡议只是对古老的传播功能之一的复兴，其实每个媒体都有倡议功能，只是具体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倡议新闻”就像“快乐新闻”“慢新闻”一样，只是非传统型态的新闻，依然要遵守新闻的基本准则与伦理，而即使在方法上有争议，亦应留待社会自行辩论修正。但今次事件则显示，政府已有足够信心，驱动国安法赋予的权力侵入本应属于新闻自由的空间。

当有新闻工作者因为出版文章而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而李家超尝试将事件与“正常”新闻工作划开距离，所造成的效果与其说是安抚，毋宁是改写“正常”新闻的定义。在新闻专业制度里，报导事实，呈现社会上不同的观点，以文字或影像等各种媒介传播信息，本身就是正常且正当的专业操作。今次事件的最直接影响，是政权利用国安法，将大众理解的正常新闻工作，定义为“犯罪活动”，更称新闻工作者为“罪犯”，称报馆资产为“黑钱”。如此一般，也反映了政权对香港新闻界作出指示，划分出合乎其需要的“正常”和“合法”区间，以此整治香港新闻界。

这个意图反复出现于李家超与传媒的问答之中。他多次呼吁其他传媒与“罪犯”划清界线，又指涉案的《苹果》员工是以新闻作为工具犯罪。一方面是树立了《苹果》作为反面例子，要求其他传媒警惕，另一方面亦毁谤了《苹果》员工的新闻专业，甚至有将《苹果》排除于新闻之外的含意。这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当局“撕裂”香港社会的话术同出一辙：运动人士皆为“反中乱港暴力分子”，“普通市民”要与他们切割。

这背后有一重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把《苹果》所代表的政治异议声音划分于合法的新闻空间以外，变相噤绝政治异见的合法发表。《苹果》在香港新闻界的特殊性在于，它一直是旗帜鲜明的政治异议报章，不惮于发表批判中国及香港政府的言论，亦明确地定位自身为香港民主运动的传播平台。若以严谨的新闻专业标准而言，《苹果》结合民主诉求及新闻操作的做法，的确有新闻伦理的争议，这亦一直是香港社会、新闻界及学界讨论的议题。而今政权以公权力干涉《苹果》的营运，无非是传达一个信息：

批判政治及有倡议行动成份的异议，将不容于国安法之下的言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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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um登了即将消失的报纸（苹果日报）的几位记者自述，其中之一是法庭版记者。

他/她讲自己一开始对这份报纸印象并不好，哗众取宠、渲染情绪、深度不足，虽然也有专业优秀的报道，但这样的印象很难改变。不过当自己终于拿到一个全职记者的工作机会时，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

他/她问自己做记者是为了什么。为民请命听上去很热血，但又有些虚无。直到开始在这份报纸工作，才发现自己原来就是喜欢观察、喜欢聆听，喜欢记录别人的故事。

他/她讲这份报纸的法庭版做的很详实。自己曾采访一桩运动中的袭警案件。被控的少年选择自辩，带着黑色耳机，身边是负责复读庭上内容的传译员，除此之外一切如常。然而少年在一系列关键提问中，错将“冇”听成“有”，做出了错误回答，为此流泪不止。他/她休庭后采访少年，才知道他是听障人士，没有助听器的帮忙近乎全聋。庭上每句说话他都需要聚精会神聆听。然而裁判官和控辩双方都未曾注意这一点，没有为他放慢语速，或脱下口罩方便他读唇。裁判官在庭审中批评少年谎话连篇，最后判入更生中心。少年被押走一刻，从铁栏的缝隙中扒出半身，口齿不清地对母亲高喊：“妈，生日快乐。”

他/她为此写了详细的报道，在聋人和弱听人士中得到广泛回响。随后另一桩涉及听障人士的案件中，法庭为被告安排了即时文字转录服务，以方便被告通过文字了解庭审内容。少年也随后获得了保释。他/她相信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可能促成了好的结果，也因此相信用心的报道能够带来可能性，而可能性正是改变的基础。

他/她眼中的这份报纸，有容许记者创造可能性的自由。所以即使这份报纸并不完美，有时不够专业，即使自己也有恐惧，也仍然乐意与其他同事守护这份自由至最后一刻。

他/她说自己第一天见工，正值这份报纸第一次被搜查不久，老板好奇地问他/她，这种时候你还想进来工作？那时他/她想起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中，波斯信使警告一众斯巴达战士：“我们的箭矢会遮天蔽日。” 斯巴达战士们笑着回答：“ 那我们会在阴影下战斗。”

他/她说：“現在的我會答，我很想很想很想戰鬥，以我的方式，直至最後一刻。”

相关阅读：端传媒｜廿六載《蘋果日報》恐畫句號，四個壹傳媒人記憶中的瘋狂與自由

香港《苹果日报》6月24日出版最后一版后正式停止运营，从此异议的声音从香港主流消失，纽约时报中文网分析了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如何被一步步侵蚀的：

一部模糊的新法律
2020年6月，在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数月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旨在消除阻碍其统治的反对派。
法律专家表示，虽然该法律侧重于恐怖主义、颠覆、分裂国家和与外国势力勾结这四种罪行，但其模糊的措辞对新闻媒体有影响。今年早些时候，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苹果日报》为例发出警告，警方将调查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新闻媒体。
官员们没有澄清这意味着什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本周谈及此事时表示，记者要靠自己来搞清楚如何避免违反国家安全法。她说，法律不应影响“正常的新闻工作”，尽管她没有解释她所认为的正常是什么。
由于没有人知道界限在哪里，一种普遍的反应是自我审查。记者在采访中避免某些话题，活动人士删除了他们的社交媒体记录，图书馆将亲民主人士的书籍下架审查。活动人士、学者和其他人也不太愿意公开发言。上月，一名法官解释一名因国安法被指控的前立法者被拒绝保释的理由，援引她在采访中以及在给记者的WhatsApp私人消息中的评论，使得人们对公开发言更加犹豫。

不受拘束的小报停刊
2020年8月，警察根据国安法逮捕了黎智英。几个小时后，他们突袭了《苹果日报》的办公室。警方还逮捕了黎智英的两个儿子及其公司壹传媒的四名高管。
黎智英已因在2019年参与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而被捕，根据国家安全法，他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包括呼吁对香港实施制裁。他已经因两起与抗议有关的案件共被判入狱20个月，但仍面临其他指控，包括欺诈和三项根据国家安全法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的罪名。
现在看来，去年8月的突袭只是热身。上周，数百名警察第二次突击搜查《苹果日报》的编辑部，逮捕了五名高管和编辑，没收了记者的电脑并冻结了公司账户。其中两名被捕者已根据安全法被指控串谋与外国势力勾结。警方国家安全部门的一名高级警司也警告公众不要在网上分享《苹果日报》的文章。
《苹果日报》周三表示，由于账户冻结，无法支付员工工资，已运营了26年的该报将停刊。当天，先是该报的主笔杨清奇被捕，他以笔名李平写作。杨清奇在去年黎智英被捕后写道，中共及其在香港的盟友“决定扼杀《苹果日报》，扼杀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压力之下的公共广播公司
香港电台是一家由政府资助、以独立报道著称的公共广播公司，目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香港政府指责这家广播公司缺乏透明度和客观性，表示它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还有官员建议将其彻底关闭。
近几个月来，港台多位高级官员相继离职，其中包括广播总监，他被一名没有新闻经验的公务员取代。从那以后，这家广播公司取消了节目，拒绝了媒体奖项，并删除了YouTube和Facebook帐户上的存档内容。林郑月娥获得了自己的节目，每天播放四次，解释选举法的变化，批评人士说，这些变化几乎把民主派候选人排除在外。
今年4月，香港电台的自由制作人蔡玉玲因获取公共记录时做出虚假陈述而被判罚款。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此案“极为失当”。 蔡玉玲一直在撰写一份批评警方的报道。她说，她的案件表明，官员们正试图限制人们获取曾经公开的信息。她正在上诉。

官僚壁垒
除了国家安全法之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政策变化，香港记者说，这些变化可能会妨碍他们开展工作。其中一些涉及与警方的互动，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警方曾与记者发生过一些紧张的对峙。去年，警方表示，他们只承认在政府注册机构或知名国际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的证件。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还说，只有“可信媒体”可以进入警方的封锁线内采访。
另外，政府还允许企业隐藏敏感的所有权数据，批评人士称，这可能会使揭露欺诈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媒体机构也称，外国雇员的签证处理出现了延误，在个别情况下，他们的签证被拒绝。去年夏天，《纽约时报》指出，由于国家安全法和签证问题，决定将部分员工从香港调往首尔，不过其他国际新闻机构表示没有离开的计划。
更多的挑战可能即将到来。
上个月，林郑月娥提出了警告，她说政府正在探索针对“假新闻”的立法，问题是假新闻应该如何定义，以及由谁来定义。

过去一年，尽管国安法改变了我们熟悉的香港，《立场新闻》仍然坚持在新闻报道上不自设禁区，凡重要的、具公共性、关乎公众利益、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和观点，都会尽力报道。过去如是，日后也如是。

我们会继续发掘真相、继续开放园地让博客发表文章。由于文字狱已降临香港，为了保障各位支持者、作者及编采人员，减低各方风险，《立场新闻》有以下五点公告：

1. 《立场新闻》将会把今年五月份及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转载文章和读者投稿等评论文章，全部暂时下架，与作者确认继续刊出的意愿和风险后，再考虑合适安排及重新刊出。我们持续将网站内容备份，作者如有需要，可以向我们索取文章档案，有关文章的版权一向属作者拥有。至于《立场新闻》所编采的新闻、特写、专页、影像，将维持不变并一直更新，继续服务广大读者。

2. 我们非常重视支持者每一分的宝贵赞助，为免《立场新闻》一旦遭遇没顶之灾，浪费了支持者的金钱，我们会尽快采取措施，暂停接受赞助，包括中止「MyStand 计划」付费会员的月费转帐安排，并将停止接受新会员及新赞助款项。《立场新闻》仍然会补充若干人手，目前的财政储备，足够应付未来9至12个月的开支。

3. 《立场新闻》团队日后如有需要，会再次寻求香港人支持，期待到时候仍然能得到大家响应。我们希望支持者可以考虑把现时给予《立场新闻》的赞助，转投给其他同样自主独立、坚持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媒体、自由记者、评论人及新闻业界组织。香港新闻业界大转型中，需要每一位有心人的慷慨支持。

4. 为了保障同事，《立场新闻》已在今年五月份，终止了入职半年以上员工的雇佣合约，以高于法例要求的补偿额结算了年资，并以不低于原来条件签订新合约重新聘用。绝大部份员工留职，继续如常工作。

5. 《立场新闻》母公司六位董事余家辉、周达智、吴霭仪、何韵诗、方敏生及练乙铮，接受建议，辞去董事职务。《立场新闻》团队感谢各位董事多年来的守护和支持。六位董事离职后，其余两位董事蔡东豪及钟沛权留任，《立场新闻》继续运作，一直以来的方针和编采工作不变。

《立场新闻》团队过去六年半与香港人共历凄风苦雨，珍重彼此，一起编织香港存亡的共同记忆。我们会继续为传承这份记忆紧守岗位，与香港人同行，善用赞助人与读者的心意，做好每一段新闻，书写香港、记录香港。

网上媒体 winandmac 今日指基于安全考虑撤出香港；同日《852邮报》将所有之前发布的影片下架，指要“留有用之身”并向读者致歉。记协今日（28日）晚上发表声明回应，指事件反映香港的“白色恐怖”已无处不在，对于有传媒需把报道及评论“下架保平安”，甚至整间机构“离港保平安”，表示极度忧虑。记协批评，执法机关无清楚解释执法准则，令传媒无法安心营运，最终将彻底破坏第四权的监察角色。

记协指，自《苹果日报》停刊，传媒业界“自我审查”的风气“已吹得如飓风猛烈”，早前先有《立场新闻》宣布暂时下架“博客文章”，今日再有《852邮报》下架所有影片，以及网上媒体 winandmac 撤离香港。事件反映媒体担心以言入罪、亦已动摇传媒对政府及执法机关保障新闻自由的信心。

警方国安处早前先后拘捕《苹果日报》两名主笔，包括杨清奇、冯伟光。记协指，二人被捕后，一众评论人更是如坐针毡。

过去不少政府官员指“言论自由并非绝对”，记协促政府在提出这说法时，应同时具体解释他们所认为言论自由的“界线”。记协认为，政府如只以唯心论证的“意图”去解释传媒工作者的行为有否违法，相关做法难以令新闻界信服，亦难以令同业认同，香港仍是以往百家争鸣的自由港。

记协强调，言论自由是文明社会一切自由之母，新闻自由亦为言论自由一部分，“当言论自由被一再侵蚀，香港将再难被称作文明城市”。记协呼吁，在传媒业界的艰困时刻，各同业应团结一致，互相扶持，捍衞免于恐惧的新闻自由。

网上媒体 winandmac 今日发表公告指，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不再，基于安全考虑，撤出香港，并已取消在港的相关商业注册。（另见稿）

《852 邮报》创办人游清源今日（28 日）指，已经把之前发布过的影片，全部暂时下架，形容香港现时的政治气氛是“黑色暴雨，甚至十号风球”，要“留有用之身”，只能无奈把影片下架，并就此向读者致歉。他又表示，以往拍影片的方式已不可行，未来会换另一方式，继续“讲返香港情怀、香港精神”。（另见稿）

网友提问：鲁迅称佛教东来时有几位僧人译经传道，道士们一面乱偷佛经造“道经”，道经用来骂佛经，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明清以来, 凡秘密结社, 号召愚众, 为乱一时者, 多有道教意味。在今天，新闻专业主义还存在吗？

以下是一位匿名用户的回答：

没有。

以焦点访谈节目为例，对比2013年6月和2021年8月的节目单，不难发现：

2021年的新闻报道内容，充分适应了新形势、贯彻了新思想、回应了新期待、建立了新机制、落实了新举措、锤炼了新本领、做出了新成果、体现了新水平、彰显了新境界、实现了新发展、达到了新高度；

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媒体报道的重要性、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针对性、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创造性、敏锐性、时效性；

实现了新时代媒体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集约化、正常化、有序化、智能化、优质化、常态化、科学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质量显著提高。

2013年6月节目单

20130630 “李大师”现形记
20130630 犬之祸 人之过
20130629 面对“路考”
20130629 考试“神器”不神奇
20130628 蔬菜大棚“种”房忙
20130628 平凡人 不凡事
20130627 看好国家的“钱袋子”
20130627 四人遇害 谁是凶手
20130626 神十开启新梦想
20130625 国际合作铲毒患
20130625 改作风 作表率
20130624 超标车是怎么购进的
20130623 城管“卧底”的真相
20130623 庄稼地里“种楼”忙
20130622 方便面碗安全吗
20130622 维C银翘的风波
20130621 不该出现的“乌龙”
20130621 “小鬼当家”莫忘安全
20130620 最高的课堂
20130619 丹江口：正被污染的水源地
20130619 牛肉注水 执法“掺水”
20130618 治污用重典
20130618 追梦鹦哥岭
20130617 透视“棱镜”
20130617 “裹着糖衣”的海参
20130617 “裹着糖衣”的海参/透视“棱镜”
20130616 再问“问题”皮蛋
20130616 危险的隐患
20130615 钟祥高考点为何遭围堵
20130614 体制新 文化强
20130613 延安城管打人事件调查
20130612 急救车怎成“要命”车？
20130612 吃好粽子过好节
20130611 乘神十 赴天宫
20130610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
20130609 吉林：全城缉凶
20130609 高考：变与不变
20130608 汛期至 汛情急
20130608 厦门发生公交车纵火案
20130607 扑朔迷离的艺考“改分”/财富论坛 聚焦中国
20130606 “变废为宝”却成祸/打击侵权 保护创新
20130605 小心骗子又来电
20130604 看好农民“救命钱”/缺失的“标准”
20130603 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特大火灾事故/简政放权动真格
20130602 粮库大火烧出了什么？/贻害未来的假证
20130601 保护孩子 保护未来/井口夺命何时休

2021年8月节目单

20210831 探馆服贸会 带你看亮点
20210830 发展全过程民主 让人民当家作主
2021082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10828 解码百年大党 读懂今日中国
20210827 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
20210826 香港：拥抱“十四五” 融入“双循环”
20210825 数联天下 智汇八方
20210824 能耗超低 建筑变“绿”
20210823 打造引领区 浦东再出发
20210822 重磅“双减”怎么减
20210821 筑牢法治之基 护航未来之城
20210820 全面小康 开辟全面保障人权新时代
20210819 雪域高原的幸福生活
20210818 雪域高原的绿色奇迹
20210817 暑期托管 破解带娃难题
20210816 多措并举促就业
20210815 坚守在防疫“前哨”
20210814 嘉兴：城乡统筹 共同富裕
20210813 打好开局“下半场” 稳步开启新征程
20210812 “象”往之路
20210811 全民健身，动起来！
20210810 抗疫 “美国第一”的真相
20210809 五环旗下 再创辉煌
20210807 共同富裕 从“浙”起步
20210806 领航 命运与共勇担当
20210805 领航 一枝一叶总关情
20210804 领航 掌舵定向新征程
20210803 一辈子的事 守护生命的高原院士
20210802 水困卫辉 八方支援
20210801 扎篱笆 堵漏洞 严防控

声明：答主没有删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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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部分知乎网友评论：

张麻子：你发这些有什么目的.jpg

排列组合：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一个字“赢”！

黑白：从高处落到地面才叫下滑。向地下钻井叫做探索新的底限。

小D：以前是开封府，现在是….算了怕封号。

周志：那天的题词，是敬一丹代表全体编辑、记者向朱镕基提出请求的。”总理，您能给我们留下几句话吗？”朱镕基没有犹豫就拿起笔来写了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朱镕基写完后笑着对大家说，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座谈会中朱镕基说了很多精彩的话语。

盗跖庄屩：小心拜登打焦点访谈牌。

liyan0856：以前我手机必装的APP是网易新闻。现在我啥新闻都不看了。因为，网易也不一样了，所谓的南方系，现在也销声匿迹了。知乎上面也只有一种声音了，不能说GOV的半点不好。一说就是日杂没狗。大家想想，这样真的好吗？我认为，一个团体，组织。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危险也不远了！！！

程思远：上官网看了一下，2018年以前的节目全没了。只能从网友备份的标题里一窥当年了。

你乎心眼小小：现在还有焦点访谈这个节目？以为早就没了。跟着一起骂美国就对了！

香港电台9月29日向员工发出《香港电台编辑政策及流程》文件。这份长达近百页的文件，仔细列明各项编辑政策，例如员工在处理“一国两制”问题上，须考虑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情况下亦不应将台湾视作国家、不可将犯罪塑造为光荣的英雄事迹等。另外，文件又不点名批评多个港台节目，例如《头条新闻》、《左右红蓝绿》等，亦有提到《铿锵集》蔡玉玲查册案。

原本已受《香港电台约章》、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守则》规管的香港电台，周三再度发出《香港电台编辑政策及流程》文件，新指引长达近百页称旨在阐明编辑政策，和就如何执行有关政策提供指引。文件说，是为协助员工更好履行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的公共目的和使命，以及作为政府部门的责任。

广播处长顾问：不担心新指引会窒碍员工创作自由

文件适用于所有港台员工，包括第 II类服务提供者或合约及外判服务提供者，并表明若不遵守指引，有机会遭到纪律处分。广播处长顾问蔡洁如周三（30日）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指，发出文件的目的并非为了找员工错处，港台方针是制作有创意和负责任的节目，编辑自主让员工无惧无私制作，这个方针今后都不会改变。

蔡洁如说：告诉他们（港台员工）听有甚么需要依循，有甚么误区需要注意。文件大部分素材都是源自《节目制作人员守则》，大家已经耳熟能详，而且遵守多年，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用来捉同事去犯规。

在有关“私隐”的编辑政策及指导原则上，文件不点名提到港台皇牌节目《铿锵集》有关721事件的节目，指该集节目编导蔡玉玲因查册而被指作出虚假陈述及被定罪。（《香港电台编辑政策及流程》文件）

新指引：不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提供平台　设上报机制

港台颁布的新指引涉及13个“编辑政策及指导原则”，包括在处理“一国两制”的编辑事宜时，必须考虑香港是国家一部分，而处理涉台事务时，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任何情况下不应将台湾称为或视作一个国家。新指引亦有不少篇幅提及《国安法》，称港台有责任履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和法律责任，不得提供平台鼓励、煽动、宣扬、美化、认同或同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并指出“国家利益”属“公众利益”的重要部分。

另外，文件又鼓励“上报”机制，就可能具争议的节目尽早寻求指引，由助理处长或总监肩负编辑责任。须上报事项包括：播放罪犯及遭警方通缉人士的访问、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人士隐藏身分的提案、委托外间机构就任何政治事态进行的意见调查等。

文件涉及范围广至灯光剪接　不点名批评过去港台节目

就各项的“编辑政策及指导原则”，相关说明非常详细，就连灯光效果亦在文件中提及，指制作人员不应用具戏剧效果的灯光或舞台，来操控观众和听众的想法或歪曲现实。同时，指引亦提醒剪片，应注意剪接会否歪曲深度访问的内容，以及是否为了迎合特定的个人编辑立场而对声带或影片进行剪辑。

文件又引用多宗通讯局过往的裁决，涉及《头条新闻》、《铿锵集》、《左右红蓝绿》等节目内容，包括不点名批评《铿锵集》蔡玉玲查册案。文件提到，一集备受“公众关注而又具争议的议题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含有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资料，而有关节目编导因从政府数据库取得相关资料的过程中，作出虚假陈述而被定罪。另亦有引用通讯局裁决，提到有“政治讽刺节目”对警方作恶意的描绘。

记协与港台周三（29日）隔空互相批评，记协最后一个回应提到，希望港台管方不要错判来意，情绪性地反唇相讥，更错过与员工沟通的时机。（香港记者协会社交媒体截图）

记协主席：新指引让具争议题材无法刊登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周四（30日）对本台说，上报机制在媒体机构并非罕见，不过港台新指引特别之处是，其实际作用在于加强约束中层、中高层。从访问罪犯的新指导原则上可见，制定文件者并无任何新闻经验。

陈朗升说：这个上报制度或整份指引，就是要管束中层和中高层的管理层，让一些敏感的议题或信息出不到。问题是广播处长、副处长、主任秘书完全没有任何新闻或媒体经验，根本只是政务主任。只要一人有少少经验的传媒人已经能够回答你说，（不能播放）罪犯的说法是“戆居”。桂民海在中央电视台认罪的节目，能不能播？或者播林荣基认罪的访问，他们是不是罪犯？

就报道罪犯、上报机制　记协、港台隔空批评

记协周三就新指引发声明，称指引有部分措辞内容含糊，例如文件列明“犯罪绝非光彩之事，不可将它塑造为光荣的英雄事迹”，记协认为访问犯罪者，或涉嫌犯罪者的心路历程，透析犯案背后原因及动机，均是常见的节目制作方向，亦常见于纪实节目制作，质疑向观众阐述犯案者的动机、信念等，会否成为“塑造为光荣的英雄事迹”，这些未见在指引中有所解说。

港台同日就记协的言论作出回应，指所有负责任的传媒机构，都对公共秩序或犯罪事件或恐怖活动的报道有严格规范，绝对不应将罪犯塑造为光荣的英雄事迹，有违传媒专业操守，且有机会触犯法律，对记协不尊重基本法治原则表示遗憾。

记协亦在同一日再发声明澄清，重申记协从不认同把犯罪塑造为光荣的英雄事迹，早前声明所引的例子，是希望强调文件并没有清晰界定何谓“塑造为光荣的英雄事迹”。记协认为，港台管方并未真切理解早前声明的内容，而与港台隔空批评亦非记协本愿，希望港台不要错判来意，情绪性地反唇相讥，更错过与员工沟通的时机。

至于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周三说，尊重个别传媒机构为机构订定的编辑政策及工作和业务守则，并称传媒及新闻工作必须专业，基于事实作公平，客观准确及不偏不倚的报道，政府及社会各界亦必须尊重及竭力维护新闻言论信息自由

作者：宋志标

记者的节日文字大概分上中下三等，一等文字当然是理想主义的，由真相、现场、历史等一级词汇构成；二等文字可能属于现实主义的，少加班，少通稿，人际关系简单点，生活工作两不误；三等文字是放冷气的文字，就像下文列举，写在边缘。

记者节对我的困扰，主要是词汇、定义、身份的含混不清。如果要挨个分析，也是件苦差事。有证的，没证的，上白名单的，没上白名单的，体制内的，商业性的，宣传的事业，新闻的营生，媒体又指的是什么，记者节真是嘈杂的、曲径交叉的大花园。

很多早就不在这个行当，或者在泛媒体行业不在新闻业的，在这一天容易复发节日病，类似于职业伤害，大致是反思“怎么就走到这一步”的意思。像这样有个专门的时间提醒，犹如上帝设定的闹钟，一年中定时让人检视人生的，据说是要感谢的，尽管里子颇多不如意。

图：秃头倔人

在很久的过去，记者都是与“新闻”挂钩的，哪怕退而求其次与“媒体”挂钩，也会让敏感的人不怎么舒服。因为新闻快要成为专卖的业务，所以这老式的敏感，似乎也要宽容一点才能讨巧，获取一点现实感。就这样，记者这个词的处境，就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

现在的新闻业，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新闻含量偏低，并且肉眼可见地流失。新闻与记者的关系，很有那么一点时空伴随者的意味，像是有关系，更多时候也没关系。所在它们都处在一个需要各自重建的阶段，当然，你一旦说媒体、融媒体时，可以回避这个问题。

新闻自从和舆论不再同义反复，后者盘子越来越大，将前者囊括其中——就像狗吞下一块铁——记者的身份也就模糊起来。这种模糊对不同人的坏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正好利用，但有的人不好再据此伪装，活力会降低，多样性就少了。

节日午前时段，听到看到业内人士自许的话，有人说是陈词滥调，我倒觉得如果把这些话当作自我的倾诉发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行业需要赋予意义和价值，而在意义与价值的落差下随礼一点文字，不算没有礼貌，也不算是冒犯。

若论它的不足，与人生高低坎相比，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新闻-媒体-信息-内容诸产业犹如层层涟漪的冲击波，守住身份不易。分明是，行业内部的等级制抬头，与外界不在乎“信息出自何方”形成对比，这种撕扯频繁发生，麻药不够用了。

新闻业与当代受众的关系，在启蒙话语时代之后，就变得随机与随性了。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进步主义思维逐渐在业内枯萎，而受众无法感知，更无力处理这个问题。流量作业，是逐草而居，是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过去可都是议程设置呢。

看清当代新闻业，或者为时人自处商榷立场，理解“缺陷”是一个极重要的面向。新闻业的缺陷是它不能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即使服膺什么也像是权宜之计，似乎随时准备为一秒钟前的决定而忏悔。这样的新闻业注定要充斥遗憾，越表白成就越疏离本质。

新闻业从自身的缺陷上背过脸去，转脸就在受众的另一重缺陷上同频共振了。受众对新闻业的改造，经历了历史的大跨度，在后者重新沉溺于管制红利后，开始变本加厉。从90年代浮夸的眼球经济，到技术主义遂行的流量经济，新闻业处在黄河夺淮的第一线。

流量对新闻从业者制造的困难局面，说千道万，就是黄泛区人民的生活状态，离不了，又不好过。到底是随着汛期随波逐流，梦想草长林丰？还是坚守新闻的防线，以固守阵地对冲舆论骑兵？受众这个所有相，是不是皆虚妄呢，非得有盖世英雄再世不可。

新闻行业萎靡不振、变得平庸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它失去了传奇色彩，丧失了英雄人物。这还是要归结到上述的“缺陷”清单中，哪怕世代更替，也或者无从求解。不早不晚，不好的事总会发生。逃避那些令我们害怕的东西，这样的游戏不会自动停止吧。

某一类权威赢得了人的信任，谎言以某种方式占据了生活，新闻业者就会被怀疑，媒体就沦为不名誉之物。而受众说的是什么呢？他们铁石心肠，一边听号令创造出自我牺牲的感动，一边蔑视不再严肃的媒体，他们与后者在互相消费上达成了悲剧性的一致。

新闻业从未完美，可也曾经偶然地不朽过。在媒体自新的同时，受众成为规训媒体的热心群体，过于殷勤地自成奥义，提出甲方建设性意见。在流量如流寇的年代，如何不去争抢受众嘴角的鸡汤以策养生安全，史无前例地交到这一代媒体业者手里。

因为史无前例，所以史无前例地随时准备失败，这也是底气之一种。新闻业者只在节日这天冒出头，像是只剩下这么一天自我剖白的日子，其余的时间都去哪了？这个行业的人，曾有些历史是与国情不共戴天的，现在仰望国情的大屋顶，在想啥呢？

CDT编辑注：转载时已隐去张举个人身份信息。

咨询编号：Z20219111

标题：请予以张展保外就医的申请

内容：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是张展的哥哥张举。张展目前被关押在上海市女子监狱第五监区，她的监号为27997。 2021年8月份，我们在女子监狱的会客室，与被送至医院的张展以及医生通了电话。从中得知，张展的身体极为羸弱，体重不足40公斤。张展身高177厘米，正常体重是60-65公斤。自张展被关押至浦东看守所，到转押至女子监狱期间，因为种种原因，张展的身体羸弱不堪。我问医生，张展是否可能死去？医生明确回答我可能性很大。 2021年10月29日，我母亲得到监狱通知，去监狱和张展进行了视频会见。我母亲见到的张展，比我们在8月份电话中听到的还要虚弱，张展的体重恐怕更加不足40公斤，走路需要人搀扶，脖子无力支撑脑袋，脸上和额头上皮包骨头、毫无血色，已经命悬一线。张展目前的身体状况不能独自走路。在搀扶和支撑下，勉强可以行走20-30米的距离。我母亲闻此噩耗，万分悲痛，甚至向监狱工作人员双膝下跪，希望他们能给予张展人道的照顾。 长时间的关押和饥饿给张展的内脏器官和分泌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损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张展目前的身体条件和身患疾病，已经符合“保外就医”的相关条件。 无论从相关法律规定或者人道主义原则出发，我们特此申请，请批准允许张展保外就医。我们深知，张展案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从家人的角度，我们愿意配合警察、监狱等相关部门的相关要求。 张 举 2021年11月6日

提交日期：2021-11-06 15:40:47

你好！你可以致电女子监狱刑罚执行科咨询具体事宜。021-57615998转刑罚执行科。

答复日期：2021-11-08 17:16:52

答复单位：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作者：卡托猫 / 一只猫的折叠花筒（Weixin ID：catoisacat2063）

本文是应“2022跨年之夜律媒沙龙”而做的分享，谈谈我从事“ZiYou记者”职业的一些经历。我整理了一下，原标题是《Born as a freelancer:我的ZiYou记者生涯》。

但看今天朋友圈，都在总结和许愿。我忽然两眼湿润，脑中跳出一个强烈的愿望：

2022，愿你有更多ZiYou。

大家好。很高兴今晚参加这个跨界微信群的围炉，以这种方式一起告别2021，迎接2022年。很荣幸能分享我的一些关于ZiYou记者的经历。

1. 我的新闻职业起源

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面对公众演讲。我报道过不少公共事件，但很少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有被拍到我也剪掉，原因是对自己的形象和声音不太自信。

我大学上的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大家知道，主要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为电视台电台培养新闻记者的。我们有个专业课叫“广播音响报道”，期中考我的音响报道作业拿了优，被周小普老师在课堂上做了示范。

记得当时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背着很沉的卡带录音机到处去采集背景声。后来来到“清华园火车站”（现在好像拆掉了，在五道口附近），等待一列火车进站、鸣笛离开，站台上的旅客们上车下车，迎接的和告别的声音。一一录了音。因为火车的音效很震撼，让老师印象深刻。

而期末考试是电视主持。我播了一段一分钟的新闻稿子。周小普老师皱起眉头：“你的嗓音怎么是这样？平时也是这么说话吗？”

原来我的声音通过录音机、磁带录了之后再还原，听起来已经完全不像自己说的，那种很稚气，跟往外蹦豆儿一样。

普通话这样不容易了，我在心里呐喊：我是一个福建人，我还是一个莆田人。

但从此，我再也没勇气给自己的节目录解说词。尽管毕业后在福州工作时，我的普通话相对于其他记者同事，还是更标准一点。

再到后来，2003年我在科隆的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打酱油。有一次给一个资深德国女记者做助手，拍摄一个纪录片。我就问她，现在很流行纪录片作者出镜，你为什么不出镜？

她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我全身心用在构建镜头语言和采访对象了，做好幕后就很辛苦了，何必再去镜头前招摇呢？”

我于是对自己也释然了。从此集中精力做好镜头后的采访、记录，把最精彩的呈现给观众、读者，我想这就是最大的贡献。

这么做，也让采访和写作时更ZiYou。

2.怎么成为ZiYou记者

这里也需要遗憾地说，自由记者这个职业，在国内已是敏感职业（至少现在微信公众号多次shen不过）。所以我今天打算只说说，我是怎么在德国做ZiYou记者。

去德国之前，我还是中规中矩的一名体制内记者。大学毕业后我在省级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做了一年。那一年也挺锻炼人，那个栏目叫《记者行动》，每周三期关注社会民生的新闻纪实片，揭露社会问题。这个栏目在很短时间内爆红，收视率一跃成为省内同时段最高。但红了之后就压力重重。好几次辛辛苦苦采访回来，求情的电话早已打到了台长办公室。工作整一年后，我辞掉了当时的金饭碗。

1999年，我去德国留学。申请了德国西部的科隆大学，上的是影视戏剧学。刚去第一年我的德语还半生不熟，听课笔记都记不完整，考试很头疼。有一天，我在校园的电线杆上看到了一张A4纸上中文写的广告：德国某电台中文部招实习生。于是我照着上面的电话打过去，电话那边是个好听的男中音。第二天带上简历去电台大楼，见到了招聘的编辑，也是播音员。他看着我的简历说，太好了，找的就是你啊！

于是我开始一边在大学上课，一边做实习。

当时电台中文部只有广播，隶属亚洲部。在我实习那个月，英国发生了多佛惨案。一辆货柜车从东欧经荷兰、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开到英国的Dover多佛港，被海关人员抽查时，发现这辆运西红柿的货柜车里横七竖八地躺着60个中国偷渡客，58人死亡，只有2个一息尚存。这个事件震惊了欧洲。这些偷渡客当然，大多是我的福建老乡。

于是德国领导问我：你也是福建来的，你认识这里的福建老乡吗？里面有没有偷渡的？去做一次暗访吧，写一篇关于福建偷渡客的特稿？

我感到有点为难，只好说，给我点时间，我试试吧。

很巧，那几天我在有轨电车上就遇到一个老乡，来自福清，他主动跟我搭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方言相互听不懂。于是我邀请他吃饭，做了一个长谈，聊他的故事。

这位福清老乡是洗白了的偷渡客，这也是大多数偷渡客的奋斗路径：先偷渡到达西欧，然后申请避难，最后获得身份。避难理由可能是逃避计划生育，也可能是ZZ因素，但多数是瞎编。在难民申请过程中，他们可以领类似低保的生活费，同时还可以打工。最后通过法院打官司，申请到合法难民身份。居留时间足够久，就可以合法地获得定居权了。

这位老乡刚认识，见我问那么多，渐渐起了疑心。但是还好，把他所知道的偷渡的经历、大致过程、原因都告诉我。到最后我问起他对多佛事件的看法。他非常激动：太惨了，我那个村子就死了好几个！可是，谁不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才冒这么大风险呢？

那次采访彻底改变了我对偷渡客的看法。在那之前，我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觉得福建偷渡客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福建人的脸。但是，我逐渐地对他们有了更多的共情。在我写报道过程中，我也查找西欧社会对非法偷渡的观点，发现有不少Ren权组织在为这些中国“非法移民”辩护，支持他们的“避难”权利。有一个组织的名字就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让我一直记到了今天—— “ Kein Mensch ist illegal”（“没有人是非法的” https://www.kein-mensch-ist-illegal.org/）。

“Ihr sollt wissen, dass kein Mensch illegal ist. Das ist ein Widerspruch in sich. Menschen können schön sein oder noch schöner. Sie können gerecht sein oder ungerecht. Aber illegal? Wie kann ein Mensch illegal sein?”——ELIE WIESEL

你应该知道没有人是非法的。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人可以是美丽的，甚至可以是更美丽的。他们可以是正义的，也可以是不正义的。但非法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非法的？” 这个口号是ELIE WIESEL在1988年提出。

20年前我听到这个口号，很受震撼，它多少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但今天我们知道了，这就是白左的经典伦理。

不到一周时间，我把特稿交上去。同事说，唯一的遗憾是没有采访原声。他可能怀疑是我编造的稿子。当时和福清偷渡客聊的时候，我想偷偷录音，但是又觉得对谈话者不公平，还是放弃了采访录音。但我很坦荡，我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

我自己也很清楚，在新闻伦理上我一直有一些心理障碍没法消除。在我的采访经历里，发生了很多次暗访不成功，或者错过了抓拍最精彩的一瞬，多数归咎于我的犹豫不决，怕冒犯到当事人，而不能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完成拍照、录音或录像。这也导致我很难成为一个出色的调查记者。

电台当时只有广播，让台柱子老播音员张凡先生足足录了20分钟（当时一次广播节目全部才30分或60分钟）。后来也翻译成其他语言，在其他语种广播播出。在当月的部门例会上，当时的亚洲部主任Günther Knabe特地隆重介绍了我这个新来的实习生，秘密采访了福建偷渡客，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深度报道。

实习结束后，我顺理成章成为电台兼职的ZiYou记者，Freelancer。

3.在德国做新闻的体验：清新、放松、ZiYou

在科隆期间，一边上学，一边给电台供稿。有时主任会把选题派给我，比如她知道我喜欢艺术，会把一些艺术家在德国演出或办展时，由我去采访。

更多时候，我自己要像个猎狗一样，打开嗅觉，四处搜索有趣的选题，主要是涉及到中国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相关的交流活动，报给她。

题材主要有经济界、学术界的交流、文化艺术交流、民间团体的交流；活跃在德国的特殊华裔人物故事，或者是相反、活跃在中国的德国人的故事；也有德国当地的重要文化活动等等，主要是民间的。

时政方面的跟踪一般会由固定记者来跟，保证持续性。另外，官方的新闻兴趣点也不在这儿。官媒有常驻德国的记者站，他们的兴趣点与我当时关注的领域完全不交叉。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此，ZiYou记者必须比固定员工更敏感，要经常地去搜索跟服务的媒体的栏目较契合的选题。保持大量的阅读和深度搜索信息能力，保持新闻敏感。那个期间我对德国的社会了解最为深入。因为我不是坐在新闻大楼，而是生活在市井里，往往我提供的选题让主编和同事们耳目一新。我的稿件视角也比较新颖，信息量大，有背景深度。

我也非常享受在德国做ZiYou记者的这段时光。我采访了许多中德在经济、文化方面交流活动和事件。我熟悉各种信息渠道，跑遍了附近的展会，采访了许多中德友好协会、亚洲文化相关的机构，也采访到了社会各界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新闻从业环境，是最为理想的。比如采访政要，只要发去耐心诚恳的邮件问询，一般都能获得客气的回复。即便是采访前总理，也是平等的对话和访问。如同每一次人物专访，记者能获得的只有接待方的饮料。绝不会有礼物、红包或者请吃饭这样的有贿赂之嫌的行为。

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德中友好城市，城市很小，副市长一个人接待。他开着自己的私车，从火车站接到我，然后去一一访问相关的地点。到了午餐时间，我们一起去某个麦当劳餐厅，自然而然地，各付各的汉堡。这样的感觉好极了！双方都尊重距离、保持独立性。

再有，我非常多次采访科隆展会，在记者处登记后，除了媒体通稿等信息，记者们只能免费的水和饮料，不会有纪念品礼物，更不会有红包。

这样的感觉，一个德语叫Sachlich，事务性的，其实就是公事公办。去年我跟驻北京的德国记者一起出差，重温了当年在德国当记者的感觉，不拿采访者的“一针一线”，德国记者是做到了。

靠着兼职给媒体打工，我念完了硕士课程。在科隆当地的一家节目制作公司，做中国主题相关的纪录片。后来，来到慕尼黑，在一家媒介经纪公司，负责他们与中国电视台的合作项目。这就算被固定聘用了。的确也不那么ZiYou了。

但是我跟老板提出，我不时会为媒体提供稿件，他不能限制我这个兼职工作。老板不仅不反对，还说为此骄傲他的员工是记者。

2009年，我为国内的《时代周报》、《财经》等杂志提供了几次特稿，包括采访德国前总理Helmut Schmidt赫尔穆特-施密特、西门子火车项目总部和西门子受贿案。报道完成之后，我的德国老板特意复印了一份，到处说他是我的粉丝。其实这位老板自己在德国也是名人，他乘飞机经常会碰到索要签名的。我们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4. ZiYou记者作为一个志业

德国社会学家，也是哲学家和法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过一个宣言：“政治作为一个志业。”

我在想“ZiYou记者作为一个志业”，也应当很有旗帜意义。只不过，ZiYou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对于中国目前的新闻环境来说，就非常困难。

上面说到，为什么德国有那么多的记者都是自我雇佣的ZiYou职业者呢？原因多方面，最主要是法律上不仅允许，政策上还鼓励。

上面说到我曾在DW这样的德国公法媒体作ZiYou记者。公法媒体，öffentlich-rechtlich，字面意思是“公共的、法律的”，这是个德国媒体法里特定的概念。二战后，联邦德国颁布了新的《广播法》，建立了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公法广播电视系统。即，全民缴纳广播费，目前每户每个月17.5欧元，一年210欧元。大概是1500元人民币左右，粗略计算大体是德国平均家庭收入的0.5%。除非残疾无法使用媒介，或低收入家庭申请减免，全德每家每户都有义务缴纳广播试听费，现在这个费用里也增加了在网络上的传播覆盖。

公共广播经费直接取之于民，不经过财政税收，所以使得广电系统独立于国家，并且不受商业因素的影响。它属于全体公民，并且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任何政党、政府和企业都不能对其节目施加影响。

这里不展开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Google“德国公法广播”这个概念。

因此，也因为受经费限制，德国主流公法媒体的固定员工数量不多，但媒体周边围绕了数倍的ZiYou记者和编辑，他们与媒体的合作关系很稳定，有些甚至长达20、30年的Freie Mitarbeiter，也就是自由工作人员。为什么叫ZiYou，即他们获取合理的稿费，自己来缴纳社保和税收。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聘用关系更ZiYou，对媒体来说，可以降低成本，灵活聘用到最好的人才；对ZiYou记者来说，他们也可以同时给不同媒体供稿；

第二，自由记者拿到手的工资甚至比固定员工还高（因为固定员工单位扣掉了社保等费用，而且是按月计薪，而ZiYou记者是按工作量计薪）。

比如在20年前，一篇新闻采写的稿费是200欧元（当时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ZiYou编辑一天的薪酬是150欧元（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差不多十倍于当时国内媒体的稿费。

当然，德国媒体稿费现在也仍然是这个水平。但中国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稿酬赶上来了、有些甚至远远超过了。

此外，ZiYou记者虽然没有固定的东家，但是可以加入固定的组织：记者协会。

那几年，我也加入了北威州记者协会。德国有全德记者协会，各州设有分会，记者加入该州的记协，可以参与有很多同行交流活动。比如记者协会的工作邮件组会提供各种团体采风活动，比如组织去参观欧盟、各种大的国际机构和活动、去全世界各个国家深度采风的记者团。

这种区别于个人的观光旅游，有较为正式的采访接待方，可以深入到作为游客所不能进入的区域，见到甚至比较高层的政客接受记者集体访问。

我参加了几次德国记协组织的旅行，都非常有收获。旅行需要成员自费，但记协是非营利组织，平时也有捐款作为补贴，所以这种采风旅行非常值。旅行覆盖全球，紧跟全球化议题。比如欧盟东扩的时候，特别多去东欧的，还有去东南亚包括台湾的记者团。

顺便说一句，我一度的小理想，就是组织中国记者同行，参与和融入到国际记者队伍中去，接受跨国界新闻采访训练。我可以义务当翻译和协调员。因为，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还是有相当大的隔阂。这里面看起来是语言的隔阂，实际上更是传播体制的差异，也有国际化程度的因素。

后来，也有一些德国机构、包括欧洲的一些机构作中欧媒体交流项目，我也参加过一期。个人觉得，相形之下，这种由单一机构主办的交流，规格虽然高，但也显得过于刻意。倒是德国民间记者协会的活动，最靠近社会常态，所谓“接地气”吧。

5. 在新时代，自媒体人=ZiYou记者？

回国这几年，顺势投入了互联网行业，主要做的是新闻用户运营方面的工作。我主动放弃了做新闻内容，因为不想接受Shen查，以及自我shen查。当初是因为厌烦了新闻cencorship而离开体制内媒体的，现在也不想再难为自己。

但显然，只要是在国内的公共表达，是摆脱不掉shen查这一道的关卡。

最近两年，我再次回到了ZiYou职业状态，做自媒体传播与运营。主要是为一些公益机构做传播策划和指导，培训他们的团队掌握基本的传播方法，然后就放手让他们自己操作。多数时候是策划和编辑，必要时也写写公号文章。

因为我没有归属的媒体，没有固定的采访任务，所以写什么，什么时候写，要不要写，完全由着自己的意志。这也非常符合“ZiYou”两字的意义。

当然，其实，核心还是：为什么而写。

我最近一次的操练，是10月份去福建莆田平海，为当时全网聚焦的Ou金中事件做一个独立调查。

为什么要去？因为舆论中心突然塌陷成了舆论黑洞，网络上出现大量批评“媒体死了”的声音。但我深知，很多记者同行因为各种原因受限而无法成行，即使去了也无法在媒体上发布。

而我是莆田人，有采访和突破能力，更重要的是，有ZiYou。此刻的声音只能我来发。

于是改道回家，悄悄地安排车辆，完成了实地探访和6000字的阶段性调查。这个事件还有后续，我也在文章发布后接触到更多的线索，当然，同时，人际关系和利益链条也很快包围了过来。但我会守住承诺，完成这个事件的整个独立调查。

我另一篇引起新闻圈小范围共鸣的是《同学，还有新闻理想吗？》，这篇有点感伤。但是，揭示了我们这一代新闻人陷入的同样的困境。

我们缺理想吗？不缺。

缺能力吗？不缺。

缺钱吗？也不是关键。

那缺什么？

。。。ZiYou。

德国另一个韦伯，歌剧家韦伯在200年前写了一个歌剧《ZiYou射手》（Freischütz）。我第一次听，是在上人民大学时哲学系刘璞老师讲授的《西方经典音乐赏析》选修课上。

ZiYou射手，弦上无箭，却射无虚发。这出浪漫主义歌剧和旋律，给了当时年轻的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多年以后，我在复盘ZiYou记者作为我的志业道路，内心深处响起的，正是这段旋律。

2022，愿你有更多ZiYou。

谢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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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作者，70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国内电视台短暂工作后，赴德留学，在德国媒体领域工作12年，期间为德国和中国诸多主流媒体供稿。回国后在网易新闻APP做新闻用户运营工作数年，并于近年辗转于自媒体运营、ZiYou撰稿人等自由职业。2021年10月独立调查欧金中事件，撰写了《Ou金中：一个老实人的愤怒》，获得第三届《记者的家》新闻奖非虚构类入围奖。

CDT编辑注：视频原po@卢旭宁的微博已被删除。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辑自网络：

王故里：西安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西安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提问：长时间刷手机，看电视，造成颈肩疼，应该怎么办？？？院长答，这个问题提的好，劲肩疼俗称脖子疼……[允悲][允悲][允悲]评论区附院长完整回答

客家菇凉 ：原博删帖了，你顶住哈

大路上的小孩儿 ：记者很有见识的提问，政府很有担当的回答

小山不吃糖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exciting的璇 ：真的，不如问咋做油泼面

梦嘚啵嘚佳：刚刚转的那条原微博被删了，但我想想自己也作为媒体人，真的看不过去，还是决定重新把这个视频发一遍[拳头][拳头][拳头] 西安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疫情期间市民在家刷手机看电视会出现颈肩的疼痛，他们需要注意什么？
院长回答：这个问题提的很好，颈肩疼俗称脖子疼、肩膀疼…… 这个视频看完我根本笑不出来，反而很悲哀…… 悲哀西安的新闻记者已经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了，悲哀媒体大环境已经变成这样了，悲哀西安的市政卫健领导不作为不反思到这个地步了，悲哀此刻所有在西安的老百姓们在过着怎样煎熬的日子……

蘸盐：很有用 市民们居家隔离这么多天，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心理疏导和健康指导 感觉下次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可以教教市民如何在家里自制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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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北京这座城市也自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双奥之城”。本期节目，我们来回顾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发生的相关事件，看看“北京奥运”的概念在14年间的演化。

一、14年，北京奥运从热到冷

2008年，北京奥运被很多人赋予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期待，希望中国借此契机可以走向世界，更加开放包容，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百年圆梦”，社会舆论对于奥运会也充满了期待和兴奋。

现在看来，这样的梦想显得有些遥不可及了。

在来势汹汹的奥密克戎疫情威胁下，北京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出入城市已经是困难重重；再加上本次北京奥组委对奥运村和赛场全部进行“闭环”管理，不对外开售门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抢购本次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反而成为了人们最有参与感的活动之一。北京警方本周不仅处罚了3名高价倒卖“冰墩墩”的“黄牛”，央视新闻、人民网等官媒甚至在生产吉祥物的工厂开通了网络直播，共计超过600万名网友观看了工人在生产线上加单赶制冰墩墩的过程。

2008年，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80多国政要出席了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其中许多人还观看了多场比赛，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加油助威。众多国家元首出席的招待午宴，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外交环境。

14年后，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在内的多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没有派任何外交代表出席。本次北京冬奥，出席开幕式的各国政要共有25位，这其中有不少领导人的国家有着糟糕的人权状况。

14年，从热闹的夏季奥运到遇冷的冬季奥运，国内与国际社会上不同的氛围，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反映了2008-2022年这14年间，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回顾、对比两届奥运会期间，中国官方的“变”与“不变”。

二、08年北京奥运的A面：北京欢迎你

在北京申办和筹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忧虑已经在国际上不绝于耳。中国政府为了回应这些担忧，曾经做出了不少改善人权的承诺。

比如，2007年1月，中国开始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规定外国驻华记者在北京奥运期间可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且范围不仅仅限於对奥运会，也包括政治、技术、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报导活动。2008年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宣布在奥运会期间设置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的3个公园作为“抗议区”。8月1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外国媒体采访中，表示中国将遵守承诺取消奥运期间网络限制。杂志《纽约客》专栏作家、《江城》的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在一篇文章中对比了北京两次奥运会气氛的差异：2008年奥运会申办期间，他可以采访到北京市副市长、国际奥委会中的中国成员和其他政府官员，所有人都向他表示了中国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意愿；2022年，他的所有采访申请被拒绝，官方要求他提交书面的采访问题，并且拒绝对人权问题作出任何评论。

为了筹备2008年奥运会，中国官方当时不仅花费精力改善自己的人权形象，也在文化凝聚和宣传方面下了苦功。2008年4月17日，北京奥组委在奥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发布了主题曲《北京欢迎你》，该首歌由香港著名填词人林夕作词，汇集了两岸三地众多明星歌手演唱，传唱甚广。那一年，也是两岸三地的亲密度最高的一年，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达到最高峰，台湾代表团以“中华台北”的名字入场时受到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为了迎接08年奥运，中国迎来了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潮，北京公共场所的路牌增加双语设置；与此相反，2022年，去英语化成为了社会热点，北京地铁的英文翻译几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语拼音。08年奥运会也推动了北京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甚至公厕的手纸配置也成为了政府关心的问题。

三、北京奥运的B面：几分真情付出，几分靠表演？

为了迎接08年北京奥运，中国政府展示了一个积极改变的形象，这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中国的“战狼外交”和所谓“大国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在这些改革的表现下，两届北京奥运，是否有一些一脉相承的部分呢？为了准备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些承诺和改变，又有几分是真实，几分是表演呢？

2007年，全球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发布报告，称有最多150万北京居民在政府的奥运会准备工作中被以粗暴方式驱逐出家园，而且被予以非常少的补偿。虽然北京市政府否认，并称“没有一户属于强制搬迁。”但事实是，2007年中国政府曾不得不出动防暴警察，驱逐在央视新大楼建设地址前抗议的人群。这种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强制拆迁在08年之后依然屡见不鲜，2017年末，北京更是展开了“驱逐低端人口” 的大规模拆迁和人口强制迁移。

2008年，外界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充满疑虑，美国运动员在抵达北京时戴口罩的画面引发了中国官媒和民间民族主义的攻击，认为这是一种对中国的攻击。《环球时报》讽刺戴口罩的运动员“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刺眼”，网民在当时的BBS发帖攻击：“其他人都可以做到，人家都不戴口罩，怎么你就要戴个口罩？”事件最终以美国运动员道歉收场。多年以后的2014、2015年，北京的居民也开始因为雾霾问题而戴上了口罩，又过几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外国运动员承担了“投毒”的攻击，而这几年的舆论场上，关于各种“辱华”的扣帽子闹剧与发生在08年的这场口罩风波如出一辙。

2008年，以奥运安保为名，北京增加了地铁安检，对进站旅客的行李进行严格检查。奥运后，这种一开始宣称临时的安检措施不仅没有取消，反而成为常态化的政策，并向全国推广。08年以来，每当遇到所谓“重大活动”时，这种安检的升级成为常态，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也在没有经过足够隐私讨论的情况下大量推广；疫情以来，健康码的推行使得公众的隐私更加没有遮拦的展现在公权力面前。

而北京08奥运期间的网络解禁、媒体报道的放松也成为昙花一现。在奥运后被迅速取消，更多的网站加入了被屏蔽的名单，媒体记者的采访活动也逐渐受限。2018年回顾奥运十年时，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教授展江说道：“2008年，胡锦涛先生发表讲话，当时对媒体还是鼓励、放开的态度。而如今的领导人要求党管理、管制所有媒体的所有内容。”至于被划定的“抗议区“，在奥运期间则没有发生一次抗议，按照官方的说法，“有74起游行示威活动的申请人通过有关主管机关或单位与他们的协商，解决了具体问题，因而自行撤回了申请。”

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冬季奥运会，国内外对于中国变革的期待也逐渐降温，曾经人们渴望奥运会能够给中国带来改变的契机，连众多人权组织在08年也不支持抵制北京奥运会。学者引用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先例，希望奥运会成为中国更加民主开放的里程碑；而14年过去，人们更多用1936年纳粹德国的奥运会来与北京冬奥会相提并论。这些曾经希望的泡沫与后来的幻灭，就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那场著名的假唱，为了所谓“完美”的外形要求，开幕式的《歌唱祖国》表演由林妙可在台前对口型，而真正演唱的另一个小女孩杨沛宜则在幕后无法露面。真真假假、希望与失望、真心与表演，在同以奥运为名的两个时间节点上，映衬着中国社会的起落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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