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进一步打击外国媒体，《纽约时报》备受尊敬的资深驻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在中国进行新闻报道24年后，于上周五被迫离开了对他而言意味着事业全部的中国。

这位供职于《纽约时报》的澳籍记者上周五和妻子一起启程飞往悉尼。储百亮的记者证今年2月过期，当时他正在武汉报道疫情。中国政府拒绝为他的记者证延期。

他是过去12个月内受到驱逐以及被迫离开中国的第19位外国记者，也是第二位澳籍记者。

即便是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中国政府也没有放松。

储百亮在中国的最后一天，ABC与他在位于北京中心的《纽约时报》办公室附近见面进行采访，期间四个人尾随并视频拍摄他。

储百亮试图和尾随他的其中一个人沟通，他随即躲进了一家咖啡馆。

在新冠疫情起源地进行报道

一月武汉封城当天，储百亮就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这座被认为是新冠疫情中心的城市。

次月，他的记者证过期了，他被告知要停止报道当时仍在发展的疫情危机。

“当时在武汉看着封锁之后发生的剧烈变化，然后整座城市开始逐步战胜疫情，我却不能进行报道，真的非常难过，”储百亮对ABC说。

“武汉有很多值得世界其他地方学习的经验，但是这是当地居民做出巨大牺牲换来的。我们不应该忘记。”

随着武汉封城令的不断收紧，储百亮不得不骑着共享单车在当时空荡荡的城市街头采访。

“有一天我骑着一辆有点矮的共享单车，走了24公里，”他说。

“更加强大”的中国驱赶外国记者

随着中美为国际影响力展开激烈较量、围绕新冠疫情源头彼此进行攻击，外国驻华记者数量目前降至多年来的最低点。

在储百亮离开中国之前，另一位为美国媒体工作的澳籍记者温友正（Phillip Wen）今年2月和其他两位《华尔街日报》的同事同时遭到驱逐。

三月，又有14名《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美国记者遭到驱逐。

一些美国媒体的中方雇员也被中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为外国媒体代管中国雇员的机构强迫离职。

“中国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难报道的国家。管控越来越严，越来越集中，也越来越专制，”储百亮说。

“习近平治下这些趋势深化了，而且我认为它们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他说。

温友正被正式驱逐是因为他就职的报社发表了一篇被中国政府视为种族歧视的专栏作家评论文章。与温友正不同的是，储百亮被告知日后可以重新申请记者证。

2012年储百亮曾被要求离开中国大陆，他在香港生活了三年，后来被允许返回大陆。

“这次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变了很多，”储百亮说。

“中国政府觉得自己更强大了，更相信自己了，也更难听从外界的声音，迫于压力让外国记者重新回去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他说。

“储百亮被尊为业界的黄金标准”

去年11月，储百亮和驻香港的同事王霜舟（Austin Ramzy）一起发表了一篇几十年来最大的新闻，曝光了一份400多页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

他们细致描述了发生在中国最西边新疆地区受习近平内部讲话思想指导的一项残酷运动。

在实施这一政策的顶峰时期，数以十万计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迫和家人分离，被拘押在再教育中心。一些再教育营到今天还在运营中。中国政府也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挠这方面的报道。

“我觉得称储百亮为中国报道以及中国精英政治报道方面的黄金标准并不夸张，”前记者、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麦克格雷格（Richard McGregor）说。

“他的见解来自老式的实地报道，不厌其烦地阅读中文信息来源以及几十年的经验。所有这些技能都是难以被取代的，”他说。

在被问及为什么储百亮要被迫要离开这个国家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法规就是法规。”

储百亮的签证过期时正被困在武汉，因此不能在北京申请续签。

“《纽约时报》会沟通并解决这个问题。对此猜疑很多。我建议你不要想太多，”华春莹说。

胡锡进是中国共产党办的一份宣扬民族主义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他颇有影响力，曾经攻击过《纽约时报》的报道。

“我作为一名媒体从业人员，对于他不能继续在中国工作感到遗憾，”胡锡进告诉ABC。

“但我相信这并不仅仅是中方的问题。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可以彼此更加尊重，一起为两国的记者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中国对美国的媒体战升级

北京3月驱逐14位美国记者的举动是中美之间迅速升级的信息战中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

中国突然的驱逐行为发生在白宫宣布将不再为60名中国官方媒体驻美记者续签之后，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将签发签证数量控制在与中国签发美国记者签证数量类似的水平。

此前，美国试图将中国官方媒体驻美分部划定为“外交机构”。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北京分社社长米强（Tom Mitchell）表示，美国政府对互惠待遇的追逐意外地导致了最好的调查记者被迫离开中国。

“美国用皇后换了兵卒。一步烂棋，”米强在推特上写道。

除了19位最近被要求离开的外国记者，几十位记者还被困在中国境外等待签证。

至少四位为不同媒体工作的澳籍记者已经等了几个月。

CDS档案 |  新闻自由

© 一朵后浪 for 中国数字时代, get_post_time('Y').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储百亮, 新闻自由, 纽约时报

Feed enhanced by Better Feed from Ozh

南方告急！洪灾造成江西、湖南、广西等8省（自治区）45市（自治州）200个县（市、区）176.3万人受灾，9人死亡，5人失踪，1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6.9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900余间房屋倒塌，1.3万间不同程度损坏……

© 一朵后浪 for 中国数字时代, get_post_time('Y').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新闻审查, 新闻自由, 洪水, 自然灾害

Feed enhanced by Better Feed from Ozh

微友：昨晚在父母家吃饭，新闻联播刚完父子俩就吵起来了，原因是儿子把广西水灾刷屏的视频给父亲看，父亲说中央新闻联播没播，苦劝儿子不要相信谣言……

媒体存在的意义是客观真实的报道所发生的事情

据说：数省暴雨成灾，52条河流超过警戒，主流媒体统一装聋作哑，是家丑不可外扬？

对人类最大的伤害，一是不受限制的权利，二就是天灾！

© 一朵后浪 for 中国数字时代, get_post_time('Y').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新闻联播, 新闻自由, 自然灾害

Feed enhanced by Better Feed from Ozh

近日，广西等南方数省暴雨成灾，52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多处民宅被冲毁，桂林告急！阳朔告急！然而，这么大的水灾，官媒竟然集体装聋作哑，如果不是自媒体的报道，根本不知道南方发这么大的水。这是媒体的一次失职，又一次将良知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媒体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客观真实准确地报道当地的真实新闻事件，给人们以警醒，让人们躲避灾害，避免人身重大损失。然而，用纳税人养活的官媒却集体缺席，装聋作哑，好像和他们没有一毛钱关系一般，倒是美国的黑人暴乱事件却填充媒体整个版面，替老美担忧，替老美监督美国政府，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罗胖真谈社 ｜悄然消失的南方暴雨洪灾……

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刘远东和孙德胜被判刑。时评人长平认为，南方街头运动是中国大陆少有的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

© 于无声处 for 中国数字时代, get_post_time('Y').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一党专制, 南方街头运动, 新闻自由, 民主中国, 长平, 颠覆政权

Feed enhanced by Better Feed from Ozh

美中角力升级，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周二（4日）指，中国驻美记者近40人的签证将在两日内到期，至今无一人通过签证延期申请，中方不排除撤回全部记者，并会对美国猛烈报复。有传媒人忧大陆重走闭关锁国的路线，透露目前国内的钱权阶层中出现移民暗涌。 （黄小山/程文 报道）

The post 自由亚洲 | 美中交恶越演越烈　媒体人惧重回锁国路线纷计划离巢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新修订的《警察通例》，已将持有香港记者协会或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传媒排除在外 / 立场新闻制图

香港警察日前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将原本持有香港记者协会或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传媒排除在外，仅认可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GNMIS）的传媒机构，或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

这意味着日后而未在港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网媒、学生媒体将被排除现场采访范围外。

各方回应：

• 香港七间大学新闻系和学院发表联署声明，谴责警方修订不明智，强烈促请警方撤销该建议，并呼吁特区政府考虑到此项单方面决定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损害，停止令该建议成为政策；
• 香港外国记者会（FCC）23日亦发声明坚决反对新认证措施，形容修订内容对自由撰稿人和学生记者造成沉重打击。
•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表示，新安排可以有助“专业”记者采访，“过往看到很多暴乱情况，往往有二、三百人声称自己是记者，有多少真真正正是记者呢？我说过相信没有一半是真正记者。”
•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指责 FCC “急不可耐跳出来公然为‘假记者真暴徒’美化洗白，实质就是妄图包庇纵容‘黑暴’‘揽炒’势力乱港罪行，为他们撑腰打气，就是唯恐香港不乱，用心险恶！”

不断恶化的香港新闻自由：

• 根据组织“无国界记者”年度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180个国家或地区当中，已从2009年的第48位，下跌到2020年的第80位。
• 在香港记者协会最近一次新闻从业员调查中，222位被访新闻从业员中，65%曾遭到警方或不同立场人士的暴力对待，平均数是4次。
• 2020年8月10日，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其2名儿子及4名壹传媒高层，被警方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拘捕，当中黎智英涉嫌3项罪名被捕，分别为“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欺诈”及“煽动”，其长子黎见恩及次子黎耀恩涉嫌“串谋欺诈”被捕，另外4名壹传媒集团高层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欺诈”被捕。
• 2018年，香港外国记者会（FCC）署任主席马凯（Victor Mallet）续期工作签证的申请被拒，港府没有说明拒绝马凯签证续期申请的原因，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 FCC 在当年8月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报复行为。

来源：众新闻、立场新闻、BBC

The post 【天朝主义】香港警方重新定义传媒采访资格 拒认记协记者证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撰文：老罗

2016年，习近平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媒姓党”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的标志之一。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党媒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等等，其核心在于“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就逐步加剧的媒体控制和新闻审查而言，党媒官媒（即体制内媒体）或是市场化媒体并无二致，不过由于媒体属性的不同，具体的控制方法或许大相径庭。外面的人看官媒觉得光鲜亮丽，但大多是“雾里看花，云深不知处”。其实仍留在体制内做新闻的人，其操作模式及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处其中的人，基于各种限制纠葛、个人利益以及要遵守规定条文，很少就媒体现状对外进行说明。

我在体制内媒体从业近10年。我采访了在党报、都市报做新闻的同行，尝试描绘近年媒体环境的变迁与当下官媒、党媒内部的生态。

党媒“去党报化”，吸引年轻人

“其实去年我身边的同事也在寻找其它工作机会，但由于结婚生子、生活压力变大了，而且这种党报准事业编待遇还不错，我就继续干。再加上今年疫情的缘故，所以人员流动不大，总体来看，党报记者的离职率并不高。”李泽在200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后，考入了国内一家媒体，入职后负责娱乐资讯板块以及当地省份各地市的党政要闻资讯，他表示，由于党报属于政治任务范畴，所以一直效益还不错，因此人员流动非常小，这几年他所在的部门一直没有招新人。

谈起这几年党报媒体的变化，李泽首先提及呈现形式的创新。整合不同媒介渠道的“融媒体”概念风头正盛，作为纸媒的党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李泽所在的媒体是全国较早成立融媒体中心的机构，旗下包括微博、微信以及客户端等。当习近平在为其报纸成立周年做批示之后，集团就把他的批示内容做成漫画在融媒体发布——漫画显然不符报纸风格。

同时，记者们也开始做关乎社会热点和民生的街头采访和短视频，比如“疫情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在地比较好吃的美食”等内容，还特别开了一档生活服务类型的栏目与省内共青团合作，专门为年轻人提供服务。哪怕是官方消息，也开始以与网民互动的口吻来发布。

“让党报媒体最起码在语言上去党报化，这是这几年党报宣传媒体的一个趋势。”李泽告诉我。去年夏天，央视的新闻联播开通微信公众号，上线了“主播说联播”栏目，在一分多钟的短视频内主播以通俗的语言点评一条当日热点新闻，一经推出，各地官媒争相效仿。李泽表示，这几年官媒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关注，他留意到身边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公号的年轻人多了起来，单从形式转型而言，无疑是成功的。

“或许大家都以为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宣传套路方面是一贯的。其实这几年也明显感觉到了一些变化。”李泽说，他认为不在内部系统的人很难了解改变中的流程。“比如前几年报纸的1版头条内容并没有强制规定，可以是经济新闻，也可以是某个城市的时政新闻。但近四五年，各地党报的新闻一定要是中央的，比如政治局的会议或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等，而且是明确要求必须放在1版。另外，有些涉及地方政策以及省市方面的新闻，以前并不需要经过审核，但现在一定要给省里的宣传部看稿后才能发布。目前，大约只有‘舆论监督’系列的稿件只需要报社内部编辑即可编发。”

李泽所谓“舆论监督”报道，大多关于地市政府窗口部门效率不高以及民生等等。

令李泽印象深刻的变化是，党报在涉及中央的新闻报道以及省委会议上的发挥空间减少了。李泽称，按惯例，中央领导人的行程以及官方活动由新华社统一出稿，各媒体采用通稿，中宣部并没有明确管控“花絮报道”。所谓“花絮”，李泽解释道:“当年广东南方日报以及上海解放日报都会在领导人考察后都会写一写小花絮，展示一下和官方媒体不一样的领导人风格。”

但2018年习近平视察当地，惯例变了。当时李泽所在的报社派了记者去领导人视察的地方做花絮采访，但据当时派出的记者回忆，报社突然下令不许做了。后来李泽辗转得知，是中宣部的指示，有关于领导人考察行程严格按照新华社通稿处理，连标题都不允许改动。

“那次事件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李泽说。自2018年后，山东省委宣传部规定，各地市在报道省市会议的时候，都由相关部门提供通稿，要求是尽量不改动，如果部门有要求，就在记者后面添加供稿人的名字，直接省下写稿时间。

“党报的层层审核机制这几年确实在加强”，李泽自陈无奈，“以前还能在参加会议的时候，发挥一下自己的水平，现在根据规定直接照抄，不知是喜还是忧。”李泽还提及，党报集团内党委政治学习的次数明显增多，学习贯彻精神的会议也增加了。

记者不能跑，热线不再响

“现在还能留在都市报做的，我觉得和新闻理想已经没什么关系啦，赚个钱糊口呗，报社都开始卖房子卖海参了，记者干啥不是干呢？何况自己服务的报纸都没了，怕啥？”阿强现在是某都市报的记者，都市报是以都市市民为主要受众的综合性报纸的统称，与党报不同，都市报以市场规律办报。他形容这几年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可悲的是，下去就上不来了。

令阿强引以为傲的，是自己一毕业就加入了一份知名的“卧底报”做记者，一干就是六年。该报擅长卧底各行各业，以揭露黑幕和“潜规则”崭露头角，栽在它手上的不乏知名大公司，当年圈内无人不晓。

但随着这份“卧底报”去年停刊，阿强被安排去了另一家都市报，担任广告部经理，这算得上是中层领导。除了拿报社的工资外，他还经营着一个关于房产的公众号，也替开发商写一些软文赚取外快。阿强自言也曾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但时过境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如玩点实在的”。

但阿强还是会惦记自己卧底调查的那些年。4月底，在河南原阳调查4名儿童死亡事件的记者报警称“被殴打”，惹舆论关注。阿强对其中的一个细节感同身受，“当地官方通报说其中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叼着烟硬闯，让人感觉这个人有点小混混，但这对我们做卧底调查反而是一种优势”。阿强自认长相不算“白面书生”，但恰恰是粗野的长相令他可以深入不同空间：在饭店后厨一边打工，一边收集信息；在房地产企业做销售；为探访建筑公司打扮成农民工等等。

但现在的都市报，只能找一些不疼不痒的选题来做，“对比每天的热线线索就非常说明问题，七八年前报社的热线每天都可以接到十几条有效的线索，如果一个题材跟上，连续完成好几个版都不成问题。而且题材涉猎广泛，突发、维权，甚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都可以写，所以当时刚进报社的我们都干劲儿十足，生怕错过了任何一条线索。”

“现在，无论是线索来源还是热线数量，下降程度不是一点两点的，以前报社还有专门的热线机动部，专门负责热线以及突发事件，现在部门也被合并了，本地突发的事件早就不能做了。”

热线数量下降实属情理之中：倘若记者被“上头”压着，无法按新闻价值去追查线索，久而久之，就不会再有人爆料，也不会再信任媒体可以写出真相。对此我自己深有体会。

当年我刚毕业，加入一间省级报纸当记者，新闻理想推动着我跑现场、写稿件。入职不久就撞上一起突发事件：某高职学校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爆料人称打架双方是为了抢夺一个女生，而这个女生又和学校的某老师有不正常关系。

在我将要采访受伤学生时，突然接到报社领导电话，说不用采了，马上回来。初生牛犊的我并不明白所谓的“规则”，幻想着如果深挖下去，说不定会得到表扬，于是没有理会要求继续完成了我的采访。但当我满怀期待汇报从前线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时，却换得一顿臭骂，称学校已跟宣传部打了招呼，宣传部要求我们停止采访，报社本想借此事与校方谈一下合作，但我的擅自行动让教育口的业务同事无法继续工作，“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这件事让我真切意识到报社上面还有个大老板——宣传部，以及学校、报社、宣传部背后纠缠的权力和利益关系。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的主任都已离职，再谈起这件事他说，我当年的执着确实是一位媒体人应该有的样子，但面对一个新人，杀一杀锐气威风也是用人单位的标准流程。

当地发生的森林大火，本地媒体不让报

今年四月下旬，阿强所在的当地发生森林大火，如果放到以前，无论最后能不能被发表，“我们肯定都要上的”。而现在，“报社除了我们这些老记者在微信朋友圈转几条自媒体以及其它媒体报道，没有人去关心火情。宣传部已经下令，除了党报以及官方发布其余本地媒体都不允许报道。”阿强还特意搜索了有关于这场大火的媒体报道，《新京报》、《红星新闻》报道了火灾一些细节，《人民日报》微博以及央视发布了官方对于火灾的通报，但在本地，却只有当地党报报道了市委书记去视察的新闻，其余本地媒体几乎都噤声。“这并不是一个地方的情况，而是全国的趋势”，阿强无奈表示。

“拿此次疫情来说，各省其实也派出了不少都市报记者到武汉自行采访，但后来不是中宣部又组织了300多名记者统一采访嘛。只要是媒体从业者都了解这是怎么回事，要‘讲好中国故事’嘛。”阿强发现身边确有人对中国故事津津乐道，比如去年他带的还在大学念新闻专业的实习生，对《环球时报》的喜爱程度超过了《新京报》、《南方周末》。

环球时报

“（卧底报）停刊后，我们有同事直接去负责政府部门的宣传工作，包括运营政府公众号以及官方消息撰写，新闻舆情处理等，这就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记者去政府部门跑新闻，结果拿来的新闻线索有些就是自己报社同事写的，超级魔幻的感觉。”

谈起现在的工作，阿强觉得虽然不难，但确实无聊。他嘱我帮忙下载他们报社的App，他说这已是“见到朋友的标准动作”，因为报社分派的硬指标是一年内拿到至少2000个注册，而到四月底只完成不到700个的阿强，“想想就头大”。

而我在犯了“严重错误”之后，渐渐习惯了以平常心看待“被灭稿”这件事，按部就班地工作。后来我加入深度调查部门，也曾在晚报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随着媒体管控加强，报社于2015年裁掉了这个部门，我也离职了。这个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开始离职转行，加入企业做公关，报考公务员，甚至有人辞职去开面馆。有圈内人调侃，记者这个行业“样样通，样样松。”

在中国大陆，记者其实是个“危险”的行业。在我周围，不断有调查记者因为稿件内容或得罪权贵而失去工作甚至失去自由。在中国大陆做新闻是不幸的，要经历各种严苛的审查，但也是幸运的，在和审查打交道的过程中打量这个国家，也记录这个时代。

（文中李泽、阿强均为化名）

The post 【CDTV】歪脑 | 党媒姓党”的新时代， 局内媒体人这样说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被警方拘捕。涉嫌就去年7.21元朗襲擊事件的《鏗鏘集》特輯，以車牌查冊，不正當查閱和使用車主資料，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第111條。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表示，記者基於公眾利益，透過住址及車牌查冊取得資料，是傳媒與社會約定俗成的做法，政府當局亦從未表達關注，無論涉事記者最終會否被檢控，事件亦必定損害新聞自由。

李立峯：事件必損害新聞自由　選擇7.21行動必引人懷疑

李立峯又指，無法評論警方是否選擇性執法，但涉案的報道關於去年7月21日元朗襲擊事件，是香港過去一年的大新聞，警方選擇在這件事情上有所行動，必定引人懷疑。

記協亦發聲明，批評警方行動橫蠻無理，表示極度震驚及憤怒，指追查事件真相屬傳媒天職，過去不少涉重大公眾利益的報道，包括政府高官僭建及選舉舞弊等事件，均透過查冊方式揭露，而查車牌亦是記者常用的調查方法，形容警方濫用《道路交通條例》打壓正常採訪，勢必摧毀新聞自由，造成寒蟬效應，要求警方盡快交代拘捕理據，無條件釋放蔡玉玲。

大律師指運輸署無豁免傳媒有覆核風險

法政匯思成員、大律師何旳匡表示，運輸署2003年引入行政措施，規定車牌查冊用途，目的是保障車主的個人資料，涉事記者若明知車牌查冊的限制而作出虛假聲明，有機會觸犯法例，構成刑事罪行，最高可監禁半年。

但他亦指，《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傳媒採訪有相當程度豁免，認為記協或港台工會有理據作出司法覆核；又指附屬法例第374E章《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列明，任何人付費申請車牌查冊，運輸署必須向申請者提供資料，認為運輸署限制車牌查冊的條件，可能超出法例賦權的範圍。

毛孟靜：警方存心打壓新聞自由及針對港台　何君堯：採訪不應「踩界」 

曾任記者的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表示，對事件感到吃驚，認為警方存心打壓新聞自由及針對港台，指很多記者在處理偵查報道時，都會透過查閱車牌得到所需資訊，強調是公開資料。

涉事特輯的受訪者之一、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認為，傳媒採訪是天職，但採訪期間不應該使用「踩界」方法，包括作出虛假聲明以得到政府公開資料。他又指，即使過往警方未曾以同樣罪名控告傳媒，但「做錯就係做錯」，不認為警方是選擇性執法，相信只是撥亂反正，提醒傳媒不能「惡小而為之」。

The post 商业电台 | 记协称查册为记者常用 学者：警方行动势损新闻自由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记者：刘伟程
来源：立场新闻

有份制作港台《铿锵集》7.21 专题报道的编导蔡玉玲11月3日被捕，被指因在节目中运用查阅车牌所得资料，涉嫌作出虚假陈述。事件除令公众续关注 7.21 事件，亦有揣测指，政府有意“没收”传媒在侦查报道中的各项工具。立场新闻整理发现，近年多个公开资料登记册的查阅要求被收紧，当中出生及死亡登记、婚姻登记，传媒已经无法再查阅。有现职侦查记者（大陆称调查记者）指，一些过往“好爆”的侦查报道（大陆称调查报道），可能成为绝响；亦有新闻系讲师坦言，香港记者未来“要有喺大陆做嘢嘅心态”，事事小心，避免被当权者借题发挥。

蔡玉玲因查册车牌时涉及虚假陈述被捕，是首名因查册被捕的新闻工作者。现时查阅车牌必须声明用途，三项用途分别为“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及“其他有关交通运输事宜”，没有与学术研究或新闻报道有关的选项。翻阅资料，车辆登记的查册申请表在去年曾改动，把原有的“其他”一项改为“其他有关交通运输事宜”。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则向《立场》表示，改动时已有疑问，“唔知想点”，但“而家就知”，认为政府是处心积虑更改查册要求，令传媒无法借此侦查。

记协：若政府全面开战，能做的有限

除了车辆查册，其他公开资料查阅近年亦有被收紧迹象。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去年 10 月，曾入禀司法复核，要求禁止披露选民登记册中载列的姓名及地址资料。当时员佐级协会曾指，是为了避免警员及家人被“起底”。虽然其后高院上诉庭裁决可供候选人、新闻机构和政党查阅，但同时表明公开登记册会侵扰私隐。

杨健兴坦言，未来传媒的工作一定会越来越难，虽然记协会从所有渠道保障采访权利，但“如果政府要全方位开战，传媒能做的事有限。”

婚姻登记、出生死亡登记已“封杀”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于 2018 年 1 月上任，但旋即被指在屯门海诗别墅的独立屋僭建，更被揭发与“邻居”，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潘乐陶事实上是夫妇。当时传媒翻阅婚姻登记资料，发现 2 人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登记结婚，进一步发现主婚人可能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男方见证人则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现职侦查记者 Kyle（化名）解释，查阅出生死亡登记、婚姻登记，有助核实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的身份，特别在监察官员处理政策时会否与家属有利益冲突，尤其关键。他举例，当政府出招压抑楼价措施，记者通常会调查处理政策的官员、行会成员，其本人及亲属在出招前会否有物业买卖。

但入境处于 2019 年 10 月收紧查阅，若要查阅出生证明需获当事人同意，或向入境主任申请，入境处表示，改动是基于保障私隐。而新闻机构并不属豁免范围之列。Kyle 说，如果官员没有公开配偶、子女的身份，传媒再难以透过查册，核查其亲属的身份，变相阻碍调查官员亲属财产、以及持有甚么公司股权等利益状况。

政府曾提出收紧公司注册查册

虽然各查册系统均受《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管，不过条例列明，新闻工作可获豁免。但蔡玉玲是次的案件与《私隐条例》无关，而是“虚假陈述”。换句话说，所有须填写“事先申报声明”的查册，都可能会有同样“陷阱”。

其中传媒经常用到的注册公司资料查册，政府亦曾于 2012 年年底以私隐为由，提出限制公众查册，不能查到公司董事的完整身分证号码及住宅地址，但其时因新闻界反对而作罢。惟至 2016 年，公司注册处要求公众查册时申报目的，而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并无新闻采访及报道。

Kyle 批评，公司注册处未有把新闻采访及报道列为正式选项，变相不肯承认新闻采访及报道，是正常的查册目的之一；他忧虑政府进一步收紧、甚至改变现有选项，令记者公司查册时，同样会误堕法网。

“套丁”侦查或买少见少

另一位侦查记者 Johnny（化名）亦向《立场》表示，过往不少“重磅”调查报道，都是透过查册找出线索，假如政府继续收紧查册，这些报道可能再不复见。例如 2017 年 9 月，刚卸任特首的梁振英，被揭发出任两间私人公司的董事，却未按规定，向政府申报出任董事。当时传媒便是凭公司注册处的公开纪录，查证梁振英的董事身份，再整理出事件时序。

另一例子是“套丁”。虽然发展商与原居民之间的秘密协议，不能透过查册取得，但丁屋地段的买卖纪录、“满意纸”、公契，以至男丁授权书等业权相关文件，都可在土地注册处付费查阅。近年多间传媒，正是以这种方式，调查不同丁屋发展项目，透过文件上的人名、公司名，追查出一个又一个“套丁”利益关系网。

多年来埋首于各项公开资料册的 Johnny 无奈表示，已料到政府将以不同理由，收紧传媒查册空间，打击调查报道，“传媒的监督角色，将会大幅削弱”。

吕秉权：收紧查册涉“中国因素”

政府以“私隐”之名收紧各项查册要求，但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估计，除了表面上的私隐问题外，更有“中国因素”的“大背景”，“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事件前后，香港传媒透过查册，揾到好多中共领导人的家产问题，例如温家宝家族。”他认为，中央察觉到传媒查册会触及当权者利益，但又不能贸然抹杀整个国际认可的制度，“要保住营商环境，所以收紧传媒查册。”

他以早前国安公署的图则完全无法查阅为例，指当去到中央敏感的位置，查册资料便会“完全消失”，“当权者系认为，呢啲系唔应该畀人知。”吕秉权说，现时无论中央及港府，均把传媒定性为“抹黑”、“专挑衰嘢嚟讲”，所以要“根本上令你做唔到嘢”。

他认为，当北京“法律武器化”时，传媒亦只有细心研究法律，尝试避免“中招”，传媒机构亦可以透过注册法人、有限责任代表等，避免让记者独自承担风险。但吕秉权表示，“应该做的事，要继续做”，曾任中国组记者的他，亦提醒香港记者，“要有喺大陆做嘢嘅心态，当权者会千方百计搞你”。

The post 立场新闻 | 以“私隐”为名收紧多项查册要求，香港未来还有侦查报道吗？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CDT编者注：本文来自微信公号。按照中国言论审查规定，文中所有台湾政府行政部门均被加上引号，例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中国数字时代转发时保留原样。

摘要：就台湾“中天电视”执照更新问题，台当局辖下NCC罕见召开听证会，历数中天“染红”罪状。究竟中天能否逃出厄运？NCC以堵截外来政治力量渗透媒体为由，向中天开刀，本身也被质疑是政治力量对媒体的干扰。此一事件，对省思媒体自主与“新闻自由”有何积极意义?

在自由、开放的西方民主社会，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政治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即透过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在外部对政府行为发挥监督作用，进而形成独特的制衡力量，已获得普遍的认知与接受。然而，正因为“第四权”力量，深具影响舆论与民意的功能，如何成功地维护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开放环境，同时减少媒体受到包括政府在内特定政治力量的渗透乃至操控，成为民主社会发展的一大挑战。

“中天换照听证会”风波

作为台湾监督广播电视的独立机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于10月26日就“中天电视”执照是否得以更新事宜，破天荒举办听证会，引发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NCC之所以罕见地召开“中天换照听证会”，根据NCC的说明，乃基于是否同意中天更新，“关乎国家安全、产业的整体发展以及观众的权益”云云。听证会当天一开就是八小时，也因此成为NCC与中天之间攻防战的重要舞台。

“中天”在台湾被视为最具影响力的“亲中”媒体重镇“旺中集团”旗下的电视媒体。过去因其报道内容涉及违规的问题，已受到NCC多达21次的处罚，罚金超过一千万新台币，为所有电视媒体之最。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期间，该电视台对特定人物，即主张推动与中国大陆发展融合关系的候选人韩国瑜的报道超过9成，而为人所知。

这场攻防战的焦点之一，是身为“红顶商人”的旺中集团董事长蔡衍明，是否直接涉及这些被视为违反规定的受罚事例。蔡老板当天亲自出席听证会，并对 NCC 委员王维菁的相关质问，一概否认自己介入新闻的制作与播出。然而，在听证会后，台湾网媒《沃草》陆续取得多位内部吹哨人提供旺中媒体高层微信群组的聊天记录，该微信群组成员除蔡衍明（微信名：蔡明刚）外，还包括中天董事长廖丽生、中视董事长邱佳瑜、中时新闻网董事长赖岳谦、中国时报董事长王丰、中国时报社长王绰中、中国时报暨旺报总主笔戎抚天、中时电子报总编辑杨维敏（微信名：Vivian）等人。

该记录显示蔡衍明在群组直接下达关于制作选举报导、宣扬“九二共识”等指示，对此其他负责人均一一称是遵从。这些微信对话纪录似乎坐实了外界对于旺中三大媒体，即中天、中视、中时必须依循蔡衍明的意向，进行新闻的制作与报导，以及缺乏独立性的质疑。不止于此，此举也涉嫌违反2009年蔡衍明获NCC许可并购中天、中视的附加条款。

台湾社会的“亲中”媒体

台湾社会对中天换照的关心，主要来自于所谓担心大陆“透过旺中渗透台湾媒体”的疑虑。其实，如此质疑始于2008年在大陆拥有庞大市场的旺旺集团老板蔡衍明，开始著手并购《中国时报》、《工商日报》、中国电视公司、中天电视、创办《旺报》等台湾媒体，此举被视为台湾的舆论阵地已进入“染红”时代。

无论如此解读乃至指控是否妥当，旺中并购结果却也带出一个客观现象。即已回归23年的香港，包括《明报》等新闻媒体的网页，仍未能在内地得以正常浏览；然而仍未统一的台湾，《中国时报》及《旺报》等却可以。换言之，旺中媒体的新闻尺度，被认为早已朝大陆所要求的标准调整。而如此旺中媒体的现象，在台湾社会则引发了2012年的“反旺中运动”，以及在此延长线上爆发的2019年“反红媒运动”。

然而，对大陆而言，在“反独促统”的大纛下，掌握乃至扭转岛内舆论走向，无非是迈向两岸统一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也是中国崛起后大陆对台工作中更容易著力，并且成效较为显著的重点。尤其在“两岸融合发展”政策仍在进行的时空下，大陆未来对台湾媒体的影响，将会加大力度进行。尽管此次中天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并不会改变通过台湾媒体，一步步地改变台湾舆论导向的战略目标。除了直接在台湾组建直接或间接听从大陆指令的新“亲中”媒体，通过代理人对台湾媒体进行并购，从而发挥间接影响力的“旺中模式”，仍被视为现阶段较为有效的方式。

**尽管中天以及整体“旺中”媒体的政治倾向，早已“铁证如山”，然而在落实新闻自由以及深化民主的社会共识下，以堵截乃至杜绝外来政治力量渗透媒体的这场风波，仍无可避免地引发质疑NCC“大阵仗”地向中天开刀，本身就是政治力量对媒体的干扰。

**

媒体自主与“新闻自由”如何确保？

台湾社会因“中国”因素，而存在蓝绿光谱现象。“中天换证”风波因涉及“中国”因素，自然亦无可避免地引爆台湾蓝绿之间的另一场论争。前领导人马英九就此火力全开，猛批民进党“政府若真的将中天新闻台撤照，所被侵蚀的不只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也是民主的核心”。马英九以及以蓝营为主的舆论，之所以不仅狠批NCC，甚至还将矛头直接对准蔡英文当局，涉及NCC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虽说NCC是独立机构，依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该机构委员7人，均由“行政院”院长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换言之，当局的意向还是相当程度影响了委员的选定，尽管如此现象并非台湾社会独有，而涉及所有西方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当局能否完全做到中立与客观的操守问题。

NCC将最晚于12月11日作出裁决，倘若中天就此“寿终正寝”，台湾社会恐怕难免又将迎来一波不同政见之间的相互挞伐。不过，无论结果如何，如此的争议或许仍可视之为民主社会的常态，即各方力量得以透过合法的权利进行互相牵制，以避免当权者过度专权而左右媒体导向的弊端。

近年来，围绕香港媒体的问题也出现不少争论。香港或许亦可从台湾的“中天换证”风波中，得到具正面意义的启发。

注：林泉忠公众号No.103 作者：林泉忠。初稿原文〈从台湾"中天电视事件"反思“新闻自由”〉《明報》，2020年11月2日。修正版于本公众号及林泉忠【今日头条】同步发布。

编辑排版：李蘇宇

作者简介：

林泉忠（LIM,JohnChuan-tiong），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具有两岸三地长期生活与研究经验，历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准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武大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等。研究范围主要渉及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包括中日与日台关系、两岸三地关系、琉球研究、东海南海研究、国民整合、民族主义、族群政治、文化认同等。目前已出版专书《"边陲东亚"之认同政治：冲绳、台湾、香港》（2005年）、《21世纪视野下的琉球研究》（2017年）、《谁是中国人：透视台湾人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2017年）、《当"崛起"中国遇上"太阳伞"：透视两岸三地新关系》（2019年）、《中日国力消长与东亚秩序重构》（2020年），以及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The post 林泉忠 | 从台湾“中天电视事件”反思“新闻自由”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不久前，来自爱尔兰的麦固仑（Aaron Mc Nicholas）离开他生活了5年的香港。“我要走了，但你们要留下，并设法应对这些来临的转变。”离境前，他对一群香港记者朋友说。

麦固仑所指的转变，来自香港低沉的大气候，但更直接的，是外籍媒体人的签证困扰。2015年，他随爱尔兰新闻机构Storyful拓展业务而搬至香港，后来转职《彭博新闻社》，做社交媒体编辑。他两次续领签证，最多一个多星期获批。不过今年3月，他被新雇主Hong Kong Free Press聘请，新工作签证等了整整5个月。8月25日，香港入境处书面通知他：拒绝批出工作签证，未说明理由。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麦固仑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拒绝签证、任职于本地媒体的外籍记者。舆论沸腾，揣测不断。HKFP 是香港成立5年的英文网络媒体，在去年运动中紧贴报导，麦固仑本计划加入担任编辑。

在2020年，签证的难题困扰著许多记者。与麦固仑被明确拒签不同，更多在港的外籍记者遭遇续签时间延长，长期不能工作的问题。8月，《纽约时报》传出至少6至7名记者被拖延签证，加上《华尔街日报》、CNN等大型国际机构，逾10名记者遇上类似情况。立场新闻据消息报导，香港入境处新设“国安组”审视外籍记者的签证。端传媒向入境处查询国安法后，有否更改处理外籍记者签证的工作流程，入境处未正面回答，仅指所有来港工作的签证申请均由其辖下的“签证管制执行科”处理。

作为亚洲甚至国际的外媒之都，全球约有80家新闻机构在港设立办事处（注一），这是在港记者第一次遭遇这等规模的签证问题。据端传媒了解，记者们的签证审批时间延长始于今年5月，直到9月之后，才陆续收到等待逾数月至半年的签证；但据两名外媒记者分别透露，他们身边有同行至今仍未获签证。对部分记者而言，马上被驱逐的威胁暂时搁置，但不安与紧张感持续弥漫——这些异动可能影响人事布局，长远可能影响中港报导的操作。

“让记者等候签证批准，自然引发了寒蝉效应。记者会更小心翼翼、设置红线吗？很有可能。”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心总监瑞凯德（Keith Richburg）告诉端传媒。进入大学之前，瑞凯德是拥有逾20年驻外经验的记者，曾被《华盛顿邮报》派驻全球七个城市，在2009-2013年驻北京工作。

他记得在北京，每逢踏入冬季，外籍驻华记者就要筹谋将于12月失效的记者证，大家要看看是否能顺利延长签证，才飞回家乡过圣诞。有时，外交部等到平安夜当日才发签证。

“他们就是让你等。所有在中国的记者都很担心，他们总是很担心。这是一种心理策略，为了签证，你可能对于写政府的新闻会有点胆怯。 ”瑞凯德说，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只不过，场景似乎开始从北京切换到香港了。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瑞凯德（Keith Richburg）。摄：陈焯煇/端传媒

“驻我国的中国大使馆会怎样看我写的报导？”

等待了大半年，Elton还没有获得中国外交部的记者签证。他把私人物品留在中国大陆，带著简便行李，辗转睡在香港的酒店，等候未知的消息。

“很多人都问我，如果无法回去工作会怎样。”Elton说，他今年一直心情抑郁。过去数年，他为不同的外国媒体担任驻华记者，曾经采访新疆议题，此刻，他无法分辨签证延误是因为自己的报导，因为疫情，抑或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

在Elton身边，有记者因为被拖延签证太久，已经开始考虑转行。

尽管多年以来，驻华记者的签证问题不时出现，不过来到2020年，美国也开始对中国驻美机构和记者作出种种限制。

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5间中国媒体定义为外国使团，为中国政府一部分，限制其雇员数量。差不多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评论文章，被中国外交部批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中国旋即出手，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的记者证，限5天内离开中国。

中美冲突不断升温，在贸易、关税之外，签证成为两个大国的对抗武器。中国继续吊销部分国际媒体记者的记者证、禁止其在境内采访，而且不再仅仅限于美国媒体。位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指，此举影响至少13名记者，他们被规定不能在包括港澳地区的中国境内采访。之后，外籍记者开始被拘捕和上门问话，有澳籍记者一度逃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寻求保护。

在大陆，驻留6个月以上的外籍记者要申请俗称J1 Visa的记者签证，到埗后申领记者证，再办理居留许可。位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2019年底访问了186位驻华记者，受访者表示签证、记者证和居留许可证的比以往的处理时间长，有效期比以前短，例如只获发放6个月或以下的签证、或是3个月的居留许可。

（由于端传媒是付费媒体，故此处只对部分内容进行节选，如欲阅读全文，可以在购买会员后访问此处）

The post 端传媒 | 香港，亚洲外媒之都的殒落？（节选）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相关阅读：【立此存照】“习思想”大考：学习强国《记者证考试模拟题库2019》

1月19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于2021年1月20日至2021年3月19日，对新闻记者持证情况开展年度核验。

《通知》明确了本次新闻记者证的核验范围，包含2019年12月2日至2021年1月1日，报纸、新闻性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新闻网站、县级融媒体中心等新闻单位新闻记者持有新闻记者证情况。

核验重点包含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持证人员符合法定许可条件情况，

二是持证人员遵规守法情况。

遵规守法情况包括：是否存在从事与记者职务有关的有偿服务、中介活动或兼职、取酬的问题；是否存在创办或参股广告类公司的问题;是否存在擅自以记者职务身份开设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擅自发布职务行为信息等问题；是否依规参加相关培训；是否存在新闻敲诈、有偿新闻等“以媒谋私”以及编造传播虚假新闻等问题；是否存在持证人员被处以刑事处罚的情况。

其中，以记者职务身份开设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擅自发布职务行为信息等问题被纳入记者证核验重点。

以下为通知原文：

今天早上，我运营的公众号收到了一则通知，内容是：以后不准搞新闻类的文章了，除非你有资质了，没有资质，不得采编发布、评论解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

想必，其他做公众号的朋友，也收到了吧。

这个通知，一定不要忽略，一定要点开看哦，并且要把握重点：一是不准你搞了，懂不懂啊你就搞，天天瞎球急吧搞。二是这个通知可不仅仅局限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大领域，而是所有的重大突发事件也在内，也就是说，所有热点，你都别瞎球急吧追了，追着追着，就跌悬崖里了，没人救你。

我对这个通知，持赞同和拥护的态度。因为天天看公众号文章，那些号主啊，真是一点节操也没有，净整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还都是阴暗面，我看得都要精神崩溃了，还持续地情绪低落，应该是有抑郁症了。

为什么不多写点，积极的、向上的、温暖的、阳光的东西呢？

当然，我也要检讨自己，长久以来，也整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一个社会，有那么一点不好的东西，难免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裤裆多了，什么雕都有。不能说天天盯着这些负面的东西，而忽略了温暖阳光的主流。

即使你看到了很多不好的，鸟和雕，也不要大惊小怪，陈果老师说“要学会与黑暗和解”，和解了，你就是阳光的一部分。

我啰嗦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引起大家重视，不重视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打算买一台电视了，很久很久没有看电视了。

现在回忆电视，突然地泪流满面，想起了《大风车》，《大风车》里有一只金龟子，还有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是何炅吗？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听说前一段他收了一根金条？他一定还不错，这么多年过去，还能有人送他金条，说明这条毛毛虫，没有死，也没有僵，依然幸福地活着。祝福他！

我还想起了一款电视节目，《新闻联播》，以前没怎么认真看，听说这是一款很疗伤、很治愈的节目，所以，如果消沉、如果落寞、如果失恋了，请看新闻联播吧。

我要买一台电视了，从今天起！

最后，引用一下海子的诗：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看新闻联播

从今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台电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周四（2月12日）零时零分宣布，不允许BBC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对其新一年度落地申请不予受理。中国批评BBC相关新冠病毒疫情以及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报导。

香港亦受影响，该地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RTHK）随即宣布，周五（2月12日）晚上11时开始，不再转播BBC国际频道和广东话节目BBC时事一周。

BBC对中国的决定表示“失望”。

“我们对中国当局决定采取这一行动表示失望。BBC是世界上最受信赖的国际新闻广播机构，在世界各地采访的故事都是秉持公平、不偏不倚、无所畏惧也没有偏袒，”BBC发表声明称。

商业营运的BBC世界新闻电视台在全球以英语广播，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被禁播，大部分中国公民无法收看，只有个别国际酒店和外交机构提供相关频道。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蓝韬文）称中国的决定是“无法接受地剥夺新闻自由”。

月初，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牌照而引发中方强烈反应。英国通讯管理局称，拥有执照的星华传媒（Star China Media Limited）对CGTN不负有编辑责任，但英国广播法规定，执照持有者必须对其服务和编辑政策有控制权。

CGTN早前亦被指违反英国广播规定，播放英籍私家侦探韩飞龙（Peter Humphrey）被强迫认罪的视频。

针对北京的最新举措， 美国国务院予以谴责并称， 这是中国进一步去打压媒体自由的举动。

中英双方近期就香港问题导致关系严重恶化。北京在去年于香港实施备受争议的国家安全法， 打压民主运动。

今年1月，英国以中国打击该市的人权、自由为由，为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BNO）的人士及其直系亲属提供新签证待遇，放宽他们移居英国的规定，540万香港居民符合资格。

过去两年，中国有系统地禁制外国媒体，包括在2020年驱逐了来自三家美国报章的记者。BBC网站和App早已在该国被禁。

引述多名维吾尔族女性，BBC本月初的报道称，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存在系统性强奸、性侵和虐待行为。中国外交部反驳指相关报道是“假新闻”。

上个月，美国指中国打压维吾尔族及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形容是“种族灭绝”。根据估计，超过一百万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曾被关押在中国的“再教育营”。

中国否认迫害维吾尔族人。去年，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BBC《安德鲁·马尔秀》（Andrew Marr Show）节目中表示，“新疆没有所谓的集中营，现在有许多针对中国的虚假指控”，并称在中国，维族人与其他民族一样，在法律下享受同等待遇。

| |
|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政府清算香港電台的檢討報告 ，開宗明義抽擊「管理缺失」，有十件事沒有告訴你：

1. 在這種「缺失」下，香港電台在傳媒公信力民意調查中排第二，全港傳媒中僅次 Now TV。（見中大新傳學院做了十多年的公信力調查。 ）

2. 在這種「缺失」下，香港電台節目獲國際獎項無數 ，冠絕其他電子傳媒。即是說，香港電台的成績，市民認可、國際上、專業上亦得到認可，獨是政府看不順眼。

3. 報告要求日後港台節目要「清楚界定」兼「妥為記錄」編輯流程，報告沒有告訴你，新聞工作爭分奪秒，變化萬千，不可能每個決定每個字眼都能白紙黑字解釋兼記錄，若要如此運作，等同叫港台不要做新聞，而這種做法亦不見於其他傳媒。其他染紅傳媒反而因為處理新聞時有太多不能公然談論的政治操作，任何編輯方針倒是不敢留下具體記錄與決策過程。

4. 報告批評總編輯（即廣播處長）在編輯決定中「一直處於被動位置」，報告沒有告訴你，公共廣播的宗旨有四個很重要的字叫「編輯自主」，編輯自主不是「總編輯自主」，不是由一個總編輯話事，更不是有總編輯之上的太上皇宰制。至於商經局局長邱騰華所講，香港電台有編輯自主，但並非不受制約，實屬阿媽係女人。香港電台本來已經受《香港電台約章》、《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廣播業務守則及通訊事務管理局調查的眾多制約。條文行之已久，規範一向存在，不需要更多來自行政部門的制約。

5. 報名批評香港電台從沒有「主動」向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似乎這變成一個罪名，但報告沒有告訴你，其實《香港電台約章》 從來只是說廣播處長「可」向顧委會徵求意見，沒有規定要「主動」求意見。

6. 報告三番四次要求港台向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公共廣播機構借鏡，學習其處理投訴機制及運作流程。報告沒有告訴你，那些國家的公共廣播機構的董事會人選，都由一個民主開放、受市民選票監督的政府所主導；報告也沒有告訴你，英國 BBC 的運作資金直接由電視用戶收取，製作節目不需要看政府面色。

7. 報告指香港電台聘請大量兼職、合約、特約員工，情況「泛濫」。報告沒有告訴你，做成此現象，乃因為香港電台由於要營運新電視頻道，節目量大增，但政府長年採取「陰乾」政策，人手增長緩慢，只能聘請外援。報告倒果為因。

8. 報告有一處大家甚少談論，指香港電台資訊科技管理差、安排零散、還在用很多紙張檔案。報告沒有告訴你，本來多年前規劃的香港電台新大樓，就連同更新電腦系統、統合及電子化影視檔案資料庫的大計，但隨着建制派阻止撥款，那就一拍兩散。昨日的因，今日的果，這也是政府刻意陰乾的後果，商經局為什麼又不談一談？

9. 高官們又暗指香港電台有節目臨時聘用演員王宗堯，未有考慮他有案在身，是忽略「風險管理」。報告沒有告訴你，香港實行「無罪推定」；未審又何來有罪，尊貴的鄭若驊司長剛剛才強調了一遍 ，「無罪推定」原則從來沒有變。

10. 清算報告發表同日，原廣播處長梁家榮提早解約，換上一位全無傳媒經驗的政務官接手。報告當然沒有告訴你，這個人事安排，正是以業餘凌駕專業、以政治主宰新聞、以行政手段扼殺香港電台的先聲。報告更沒有告訴你，這個人事任免充分反映時代精神：只要求你緊跟權貴所訂的規矩辦事、最怕你有堅持有抱負；不怕你績效差，只怕你有理想有底線；不怕你不專業，只怕你太專業。

昨天，看到这样一件事，让我心有戚戚焉。

号称湖南湘潭地区最权威，收听率第一的广播媒体——湘潭电台交通频道，对外公开招聘主持人。然而，看似一则正常的招聘启事，结果却翻车了。

因为招聘网帖下面的留言，变成了对这家广播台的控诉大会，许多人晒出了在该广播台工作和实习时，种种不堪回首的经历，让人看了无比辛酸。

有人甚至表示看哭了。

这些控诉引发了网友共鸣，许多人都晒出自己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实习和工作的经历。他们遭到上级随意的压榨，不给正规合同，不给正常待遇，只让你一味奉献。

从这些留言看，类似现象在二三线城市广电系统尤为严重。许多心怀新闻理想的年轻人进入广播电视媒体后，发现他们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击碎，只能在痛苦中无望地煎熬。

如果不是看到这些鲜活的留言，许多人恐怕不会相信，那些广播电视主持人，那些编导记者，他们看似光鲜的表面底下，居然有着如此多的斑斑血泪。

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对于类似现象我并不陌生。我既有过亲身经历，也目睹许多同行的遭遇。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总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一直认为，作为媒体人，有时候连农民工都不如。农民工工资遭到拖欠，还可以找媒体维权，可以一旦媒体人的工资遭到拖欠，他又能去找谁？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媒体人的职责所系，但是，许多媒体人，一腔热血捍卫社会公正，但自己在遇到不公正时，却往往只能忍气吞声。

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他们软弱，一些人不是没有抗争过。我一位媒体朋友，去年开始因劳动纠纷与单位交涉，拖了近一年之久，把他折腾得憔悴不堪。

最终，他在仲裁中还是败诉了。

每每看到这些发生在媒体内部的不公，我就揪心不已。我们的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呼唤法治，呼唤人性。但这种法治和人性，对自己的员工却不适用。

这是何等的讽刺！

近年以来，农民工工资拖欠，互联网公司996等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新闻屡屡上热搜，甚至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

相比起来，媒体人的维权困境和生存艰难，却鲜有人关注。在互联网冲击之下，媒体经营普遍不景气的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正在日益加剧。

由此导致的，是媒体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缺乏优秀的人才，缺乏一以贯之的培养和训练，结果是一些媒体的报道质量让人不敢恭维，甚至屡屡闹笑话。

然而，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当笑话看。因为，媒体人理当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

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试想，当我们许多媒体人只能为生存而挣扎，连基本的权利和尊严都无法保障时，他们又如何履行“瞭望者”的职责？而我们乘坐在这艘庞大的航船上时，又何来安全感可言。

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从事新闻采访越来越难，而驻华记者遭驱逐、刁难、甚至恐吓袭击的事件则越来越多。中国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兰克福汇报》讲述了去年五月一名美国记者在山区调查新冠病毒源头的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他的汽车轮胎被扎坏，入住酒店后又有不明身份者闯入房间销毁了他拍摄的所有图片资料。这篇题为《中国就是这样破坏外国记者的调查工作的》的文章写道：

“这仅仅中国新闻自由状况严重恶化的众多例证中的一个。这是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对150名会员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周一发表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新闻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是新冠疫情。‘中国宣传机器试图夺回这场健康灾难话语权的同时，还进一步阻挠外国记者对疫情的报道。’42%的受访者表示，当局以防疫为借口，拒绝他们执行采访任务。一些情况下，记者们必须在立即离境和接受两周隔离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是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一些采访计划也以需要提交检测报告为由遭到禁止。

在新疆，为了阻止《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通行，有关当局竟以防疫为由封锁了整个一条街道。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相信，防疫APP也为中国当局监控记者及其消息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此外，中国还以防疫为由，拒绝记者入境，以至于众多记者数月来无法返回中国的工作岗位。而对商务人士、教师及其家属则没有这些限制措施。一名驻北京的外交官表示：‘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否已经超越了防疫的需要，他们的目的可能是想让外国驻华记者的数量大幅减少。’一年多以来，中国几乎没有发放新的记者签证，这无疑加剧了人们的这种担忧。”

、
去年一年，中国驱逐外国记者的数量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最多的一年。其中以美国和澳大利亚籍记者为主。该报继续写道：

“外国驻华记者电脑遭黑客袭击的事件也越来越频繁。法新社一名驻华记者在调查防汛措施期间，他的电脑就遭到不明身份者入侵。报道过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关闭一事的六名记者也遭到黑客袭击，他们的手机信号被故意接转到一个假的发射塔上。

八九十年代，大批外国记者涌入中国，这曾被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明显例证。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记者得以进入中国更被视为双方靠近彼此的象征。现如今却是大批记者离开中国，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要逆转了吗？”

中国的学校一向以纪律严苛而闻名，但连续发生多起学生因遭受教师暴力和精神摧残而致死的事件后，中国教育部已经强化了禁止体罚学生的规定。《明镜》周刊报道称：

“新的规定将如何得到贯彻执行，教育部并没有明确说明。据称，对于忘记写作业之类的小错误，校方可以要求学生写检查或打扫教室。对于霸凌等情节严重的错误，则须让相关学生停课或接受心理治疗。

中国还计划通过立法禁止家庭内体罚孩子的行为。按计划，周五开始的人大会议上将批准相关立法。”

CDT编者按：英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3月2日发表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一篇文章《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在网络热传，但不久便被认为违规，禁止分享。在文章中，吴若兰称，中国官方媒体越来越多的发布“攻击外国记者的报道”，《中国日报》形容外媒不喜欢中国，是“憎恨中国者”。为此，吴若兰特别用此文解释为什么外国媒体批评中国当局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中国。相反，“我认为他们本着诚意行事，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机构发挥着积极作用，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保护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文章还提到“《环球时报》作为官方媒体近期抨击了外媒报道，但其总编胡锡进之前曾呼吁广开言路”。吴若兰指出：“无论在世界何地，批判性的报道都不能证明记者不喜欢这个国家。相反，它证明了媒体自由的价值，可以带来更准确的信息和指出需要改变的地方。”

外国媒体在中国正在被歪曲报道——这掩盖了它们发挥的积极作用。

上个月是首架英国公民的撤侨航班撤离武汉一周年纪念日。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成功登机了，于是一些英国记者就我们对撤离航班的处理撰写了文章，揭示其问题所在。

当时的形势充满了巨大的挑战。该文章报道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撤侨工作在那种情形下似乎饱受批评。

然而，这篇报道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行为是独立的，并对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行为都进行了监督。

这令人想起了最近几周，中国官方媒体不仅发表关于攻击外国记者的报道越来越多，还指控他们反华。

这些报道声称，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外国媒体的批评报道证明了他们不喜欢中国。《中国日报》最近将他们形容为“憎恨中国者”。

本周一，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发布了关于媒体自由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在2020年出现了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外国媒体被驱逐出境事件。

我将在本文中解释为什么外国媒体批评中国当局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中国。相反，我认为他们本着诚意行事，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机构发挥着积极作用，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保护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

在英国，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产业”。这个词来自英国-爱尔兰哲学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87年，他说，英国议会中有三个阶层（牧师、贵族和政客）。而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阶层是“在那边的记者席中”——独立的、能够提出挑战的媒体。

这一点在2009年英国议会开支丑闻中得到了证实，当时《每日电讯报》披露了一些文件，揭露普遍存在滥用议员津贴的情况。议员们用这些开支来支付他们自己的个人物品，其中一个议员把公共开支用于支付家养禽类（鸭子）的窝。这次曝光迫使这名议员偿还了公为私用的开支、辞职以及被刑事起诉。

在英国，记者可以就任何话题采访政客，并向他们提出尖锐的问题。这种采访技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他们开发了一种称为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推理形式，通过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来寻求真相。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改编和扩展，认为：

真理既不存在于论题中，也不存在于其对立面中，而亟需综合分析两者。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以其质问政客的风格在英国家喻户晓。他最著名的一次采访发生在1997年，当时他12次询问前内政大臣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是否曾干预解职一名监狱长。尽管这位政治家拒绝回答，听众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英国媒体还开展调查工作，揭露不法行为，为少数群体发声。2019年，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通过拍摄揭露了杜伦县的一家护理院的自闭症患者和学习障碍患者是如何遭受护理院员工的身心虐待。因为他的拍摄，这家护理院被关闭，员工也被逮捕。而就在记者调查的几个月前，这家护理院的服务还在政府监管机构视察之后被评为良好。

中国媒体也能秉承‘舆论监督’的原则提供一些批判性的报道。比如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三十多位《财新》的记者开展调查揭露了地方当局如何压制吹哨医生和隐瞒病毒能够人传人的事实。他们的批判性报道并没有被视为他们憎恨武汉乃至中国的证据，相反，这些报道因在发现问题和追责上发挥作用而受到赞誉。

除了《财新》，包括《财经》、《新京报》、《北青深一度》在内的其它媒体也就新冠危机进行了深度报道。但不同于外国媒体的是，中国媒体只能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批判性报道。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所说，“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

2015年，前央视记者柴静推出了一部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柴静未出生的孩子被检查出患有肿瘤，她为此谴责空气污染对此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调查。70%观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表示这部片子改变了他们对雾霾的观念，从而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人民日报也在官网上发布了这部纪录片，但一周内这部片子就被删除了。

很多中国记者和企业都支持给与更多空间的媒体自由。虽然《环球时报》作为官方媒体近期抨击了外媒报道，但其总编胡锡进之前曾呼吁广开言路。在微博上他这样写道：

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

无论在世界何地，批判性的报道都不能证明记者不喜欢这个国家。相反，它证明了媒体自由的价值，可以带来更准确的信息和指出需要改变的地方。正如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的座右铭所说：

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

我希望未来这类来自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重要报道可以得到更大的认可。

作者：英国大使吴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