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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北京: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360doc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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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360doc个人图书馆 责令暂停服务进行限期整改

2018年10月15日,北京市网信办针对360doc个人图书馆未能有效履行平台监管责任,导致平台上长期大量存在严重违法违规信息,经督促整改效果不明显,依法约谈360doc个人图书馆的主要负责人,责令立即开展专项整治进行全面整改,整治期间(自10月15日16时至11月15日16时止)网站停止服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对用户发布的信息具有审核管理义务。360doc个人图书馆对其站内信息疏于管理,导致违法违规信息大量存在,产生恶劣影响。

360doc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严格落实管理要求,立即进行彻底整改,确保依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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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 |中国第一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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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馒头大师

1

1903年7月31日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杀了一个人。

慈禧一生,经她手谕被砍下的人头,不计其数。但这一天她下令杀的这个人,却让她后来有点后悔。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荩。

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2

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沈克诚,湖南长沙人。

中国甲午一战惨败后,沈荩和当时许多中国的热血青年一样,迫切地希望这个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

因为身处湖南,沈荩和湖南的两个同乡关系开始密切起来。那两个同乡,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谭嗣同和唐才常。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血洒菜市口。一时之间,沈荩觉得国家前途又黑暗一片,于是和唐才常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两人从日本返回上海,成立了革命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正式由“改良派”转为“革命派”。

1900年,唐才常谋划的“自立军”大起义因为走漏了消息,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派人绞杀,唐才常被捕后被枭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武昌汉阳门城门上。

唐才常当时的殉难给“改良派”带来很大的震撼

唐才常死后,沈荩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在1900年8月末单独发动起义,史称“新堤起义”。但因为寡不敌众,起义也很快失败了。

失败后的沈荩,因为身份没有暴露,索性就潜入了北京城。

由于沈荩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所以他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天津日日新报》,拿到了一个“记者”的身份,然后以此为掩护,开始出入北京的社交圈。

当时的北京,还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沈荩会外语,又有记者的身份,所以在北京的洋人圈里很快建立了一个小圈子。而满清的那些贵族们,看到沈荩和各路洋大人的关系都处理得还不错,也开始和他结交。没多久,沈荩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社交小达人”,得到的各路消息也远比普通人要多很多。

沈荩原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里一直舒服地混下去,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尤其是他在一次偶然听到一位满清贵族透露出的一个消息之后,他觉得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消息给公布出来:

中国和俄国要签订《中俄密约》。

3

严格意义上说,《中俄密约》其实在1896年就签订了。

1896年,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就称之为《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虽然以“共同防御”为出发点,但规定只要中日开战,中国所有港口均允许俄国兵船驶入,而且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允许俄国建造铁路,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俄国都可以通过该路运送军队或军需品。

这个条约,其实就是俄国趁火打劫,谋取中国的东北。

中俄签订条约时的画

然后到了1903年,俄国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俄国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这等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要掠走中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

迫于俄国强大的压力,清政府准备签字。而签字之前,这个消息让沈荩知道了。

沈荩决定用一切代价阻止这件事发生。

凭借自己的人脉圈,沈荩最终通过贿赂,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那里搞到了最新的“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然后立刻把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收到草稿后,《新闻西报》随即全文刊登,然后,国内的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出了一期“号外”(日本揭露此事的动机自然一想便知)。

全国哗然。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中俄密约》部分内容

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成功被阻止了,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1903年7月19日晚,沈荩在北京寓所里被捕。

4

出卖沈荩的,是一个叫吴士钊的人。

吴士钊举人出身,从翰林院被弹劾下来,当时和沈荩一起寄居在刘鹗府中(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一位)。沈荩把吴士钊引为知己,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包括带领起义的过去,都说给吴士钊听了。

但吴士钊却没把沈荩当知己,而是把他当做了自己官复原职的筹码。

被逮捕后,沈荩自知难逃一死,没有任何掩饰,把自己做过的事一一都说了,并留下四首绝命诗。

慈禧确实是准备杀沈荩的。但沈荩被捕的那一个月,恰逢是农历六月。清代惯例,一般夏月不执行死刑,要放到秋天。另一方面,那个月正好也是光绪皇帝的生日,皇帝生日的“万寿月”也是要停刑的。

但慈禧认为沈荩“罪大恶极”,必须立即正法。那怎么办?索性就“杖毙”。

所谓“杖毙”,就是用棍子打死。

清代的棍刑

沈荩被行刑的那一天,其实是很血腥的:

为了讨好慈禧,刑部专门特制了一块大木板用于“杖毙”。但据《大公报》报道,“ “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骨已如粉”,沈荩一声不吭,却仍没有咽气。

最后,是沈荩自己开了口:“怎么还不打死我?勒死我吧!”

最后,沈荩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死时只有31岁。

后来有个叫王照的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呆的就是一年前沈荩呆过的牢房。他后来这样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处死沈荩,慈禧认为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来。

5

《大公报》先是详细报道了沈荩受苦刑而死的新闻,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字林西报》随后跟进,发表《北京政府之暴行》,批评:

“北京政府今出现一残酷不可言之政……其狠心残忍,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

《国民日日报》发表《沈荩死刑之暗昧》,哀叹:

“生命之至贱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万国公报》则评论:

“凡国不自重其国,而虐待本国人民,以快其一朝之意,此乃野蛮种类之所为,文明之国必羞为之伍者。且其人既安心而行之,则已无可劝戒,惟永远不与之平等而已”。

《大公报》随后还报道了外国公使们对此事的看法:

“杖毙沈荩一案,驻京西人皆极着意。某国公使近向人云,视中政府近日所为,颇有将兴大狱之景象。又云,中政府既重提旧案,拿办新党,吾西人亦可再将庚子未办之祸首再行严办数名云云。”

《法国新闻报》附和:

“沈荩之死,西人闻之皆胆寒。”

香港《中国日报》总结:

“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杀一个小小记者,居然引来“友邦惊诧”,这是慈禧万万没有料到的。所以她后来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的时候,也表示自己挺后悔的,还面谕群臣吗,要求不能“株连良善,致离人心”。

可惜已经晚了。

沈荩被杖毙一案,革命党人在他们自己的媒体上发出了最强烈的怒吼。

中国的江苏籍留学生在东京创办的杂志《江苏》撰文:

“沈荩者,非吾汉族中一分子乎?而竟为满政府所杀,而竟毙于满政府惨毒之杖下……此实吾国民生命死活之问题,非可以漠然而置诸不问者也。”

《汉声》杂志撰文:

“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

《湖北学生界》撰文:

“沈荩之死,我目不知何为而肿,我肝不知何为而裂。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

章太炎在《浙江潮》上发表诗作《狱中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慈禧原本准备“杀鸡儆猴”,却引起了全国对满清统治的又一波反弹浪潮,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6

沈荩之死所产生的影响,还远不止在国内。

一个叫莫理循的英国人,被沈荩之死深深地震动了。莫理循不是一般人,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

莫理循

彼时的《泰晤士报》,在全球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派驻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甚至享有“第二大使”的称号。

莫理循比沈荩大10岁,算是同行。在得知沈荩的死讯后,愤怒异常,称慈禧为“那个凶狠恶毒的老妇人”。他在《泰晤士报》上写了大幅的报道,揭露了“一个中国记者之死”,并呼吁英国不能漠视俄国在中国土地上无节制地扩张,而且,他还通过各种办法,鼓动日本和俄国决战。

1904年,为了中国东北的权益归属,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当时有国际舆论把这场战争称为“莫理循的战争”。不过,日俄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犯下了种种暴行,又让莫理循非常不满,转而在媒体上开始抨击日本。

日本人绘制的日俄战争图画

1912年,莫理循被聘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但相比这个“顾问”头衔,莫理循此前在中国1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生涯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的多。

莫理循在中国期间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被出版社整理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大型图册,其中,就收录了一张他拍的沈荩的清晰照片,这也是我们现在得以知道沈荩长什么样子的原因。

在莫理循拍的其他照片背面,他留下的注释和记录都是龙飞凤舞的,但唯独沈荩那张照片背后,莫理循的手写体异常工整,有力:

“沈荩,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馒头说】

其实关于沈荩是不是“因言获罪”,历来还是有争议的。

种种资料显示,慈禧之所以要对沈荩痛下杀手,还是因为他以前组织革命“谋反”(甚至有说法他准备找李莲英行刺慈禧)。而且,沈荩能顺利公布《中俄密约》“新七条”的内容,有日本人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日本当然不希望俄国独享中国东北),更有一种推测,是清政府也有意让媒体曝光(1901年,正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拿到了《奉天交地且章程》的情报,公布在《泰晤士报》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才阻止了俄国的野心)。

不过,沈荩的勇敢和爱国之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沈荩之死所彰显出的新闻媒体的力量,也是没有争议的。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词,依旧是神圣的。尽管这些年来,这个称号的光环大大减弱(有外部因素,但必须承认,也有部分同行自己糟蹋的原因),但我还是坚信,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记者。

有人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没错,在美食,娱乐,时尚,旅游这些凸显个人品味和观点的领域,在传播渠道垄断被打破的背景下,自媒体确实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涉及到社会公共领域和时政的报道以及各种舆论监督,机构媒体的记者还是有不可超越的优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优势和责任,是任何自媒体,乃至机器人写作都取代不了的。而我也坚信,总有一批记者,会坚守“铁肩担道义”的初心,成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忽然想起了2014年的一个新闻。

说是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的最初志愿是报考北大新闻系,理想是“是成为一名记者”,后来被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劝退了,最终选择了北大金融系。

我看了他的一些后续报道,他现在应该是大四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新闻写作梦想,而且成了校媒的主编。

我不知道他毕业后是否还会选择做记者这个行当——读不读新闻系本来就和做不做记者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很欣赏他曾在微博上转发过的一段话:

新闻是一条注定要长跑的路,一朝一夕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要相信新闻依然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你会是千万推动者中的一员。

在中国新闻的历史中,有千千万万名记者奔跑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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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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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已被删除。文字经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从图片格式转换。

 

2018年,11月8日,今天是很普通的一天, 是乌镇互联网大会开幕的第二天,是这片土地立冬的第二天,也是泉港碳九泄露的第五天, 是我知道这件事的第一天。今天是记者节,免 不了老生常谈,新闻是社会公器,记者代表公 众行使知情权。今天也是寒衣节,对于记者这 样一个没落的职业而言,两个节一起过,再贴 切不过了。

2018年,11月4日凌晨1点14分,福建东 港石油化工公司在装卸作业时,因软管垫片老化、破损,导致碳九泄漏。4日晚,泉港区环 保局发布情况通报,事故造成 6.97 吨碳九泄漏。

11月6日泉港区广播电视台发布《东港石化 碳九泄漏事件处置情况续报》,称泉港区空气 自动监测子站各项空气指标持续正常,海水水 质监测点石油类含量均符合标准。

11月8日凌晨,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环保局 通过泉港新闻网发布关于东港石化碳九泄漏事 件处置情况通报:大气指标恢复正常。

很明显,像每一次灾难一样,相关部门在忙着 安抚人心,但人心早已躁动不安。微博上已经 出现“当地环保局用高压水枪在检测点附近清 洗,再发报告说已经恢复正常,实际当地还是 空气污染很严重,鱼也全死了。“人们宁可相 信这类话,也不愿意相信权威部门的话,主要 就是因为权威部门在他们心里只有官威没有权 威,公信力尽失。

其实泉港这次都还算处理的好的,老百姓怕出 事,更怕出了事瞒不报,最怕出了事报而不 实,但质疑官方的好消息,好像已成了众人的 常态,特别是在没有各路媒体轮番多角度报道 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媒体是一个很矛盾的存 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很需要,虽然明知是官方 喉舌,但总是有那么一两个良知未泯仗义执言 的,能给人民慰藉和安抚;另外一方面这种个 体的良知和敢言行为又会被系统性的夸大,让 记者成为钦差大臣般的虚假希望。文明社会没 有记者当然不行,但在这样的环境里记者又真 的那么重要吗?

媒体关于泉港碳九泄露的报道,我昨天网上搜 了一下,只搜到了新京报的三篇和中国经营报 的一篇,今天又多了光明网一篇文章,内容放 在前些年也只能说中规中矩,此时此刻看来却 是有些凌厉:东港石化碳九泄露事实不该成 谜,这是一场典型的“人祸”。与前些年此类事 件被报道的密集度相比,现在真是有点“门前 冷落车马稀”的感觉,在一个媒体群里,一位 媒体人说“我认识的一个自媒体人说,自媒体 人已经干掉了记者。我听了有点生气,说这种 结论还为时太早了。”只能说这位自媒体人托 大了,传统媒体怎么死的你心里没点数吗?自 媒体什么能量你心里没点数吗?自媒体的死因 会跟传统媒体一样而且会更脆弱你没点数吗? 这位自媒体人你这么没数,一定很成功赚了很 多钱吧?

其实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有行业准 入门槛,都讲究专业度,只不过自媒体看起来 门槛低一些,但好的自媒体,专业度要求还是 很高的,一般的传统媒体,渣起来也不如自媒 体,所以,真没什么好争的,况且自媒体也是 老太太过生日,没几天好日子了。

在很多官宣口径里,自媒体是很不堪的,但再 不堪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也比相关部门专业的 多,比如说这次泉港碳九泄露事件,自媒体果 壳的文章远比官方的报道专业的多,不仅仅是 化学知识专业,社会学也很专业。它首先告诉 大家,“碳九其实有两种,一种为裂解碳九, 另一种则是重整碳九,两类物质的成分有很大 区别,对环境的危害也不同。目前的公开报道 没有明确结论,但到底泄露的是哪一种,是这 次污染问题的关键。”连泄露的到底是什么, 官方都没有说清楚,还想着群众情绪稳定?

果壳认为,“除了油品本身具有腐蚀性,容易 将连接处的密封件溶解之外,更大的隐患还在 于从业人员对于生产责任的漠视态度,故而, 此事的根源在于人祸,值得警惕。”光明网 看法也一致,“在这起事件中,除了最大限度补偿渔民损失外,一方面,对为何没有风险提 示,该有个说法;另一方面化工厂为何挨着养 殖区,环评手续是否合法等,都需要接受全面 的拷问,才能避免更多损失的出现。”

相关部门应该按照这个思路去解决问题,而不 仅仅是一次次发通告说空气正常水正常,人民 群众不正常,他们内心深处有极度的不信任 感,这种不信任感又导致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本截图了很多当地人的网上留言,想发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不安,还是算了,你 我谁不曾做过当地人或者当事人。

至于有些人还抱怨删帖封号什么的,我只能用外交部乐玉成副部长这几天在联合国的发言教 育你,“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言论自由也 有“红线”,即不得违反法律,不得损害他人权 利。中国有8亿网民,近1.2万种报纸期 刊,每月微博活跃用户超过4亿,网民每天 产生的信息量多达300 亿条。可以说,中国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产生量,也拥有世界上 最丰富最活跃的思想。这样的国家,还有人说 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只有允许 煽动分裂、仇恨和恐怖极端主义的言论,才叫 言论自由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如果这个地方不美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住在 这里?所以,不要因为自己遭受了点小风波, 就认为中国不好,多反思。

天灾人祸总是突如其来,人们其实已经慢慢学 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们还是不希望被欺 骗,一种是情感上接受不了,此外,被欺骗被 隐瞒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这让我想起 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突然 失火引起爆炸。基辅居民莎娜说:“切尔诺贝利爆炸后,没有任何消息,大家都不知情,学 校却停课了,领导的子女被一个个秘密接走。 三周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人们才 明白,这个政府根本不代表人民。”

1986年4月27日,瑞典一个核电厂的技术 员惊讶地发现,周围空气中出现了高得不正常 的核辐射——切尔诺贝利的核烟云已经飘到了 欧洲!接下来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监控站也陆 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直到瑞典政府提出交 涉,苏联人才发现事情闹大了。4月28日晚 9点,苏联电视台第一次袒露实情,此时距离 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60 个小时。

而在苏联,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电台一直在反 复不停地广播: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局 势很稳定…”。这些报道试图让人相信,事 情不大,只是有人在抹黑苏联。“斯大林时期 的词语又开始流行起来:「西方秘密机构的代 理人”、“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们、「企图破 坏不可动摇的苏联人民大联盟的反动势力。 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间谍和破坏分子, 根本没有人谈论碘防护问题。任何非官方信息 都被认为是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

吃点差的喝点差的吸点差的看点差的,我们都 接受了,能不能不要一下来这么刺激的。每逢 盛会安保工作滴水不漏,能不能给这些不安定 的定时炸弹来一套?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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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 |泉州酒店惊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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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财新周刊》记者周辰发表文章《泉州九点惊魂记》,讲述了她在泉州采访碳九泄露事件时,晚上在酒店遭遇警察查证件的经历。作者说,11月4日,泉州泉港区发生碳九泄露事故后,作者很快去了现场采访。11日,作者做了一天的采访,期间多次谢绝当地政府宣传部门官员的安排与会面。当日晚上作者写完稿子上床休息后,没想到遭遇警察上门“抓嫖”:

 

警察走后不久,酒店给周辰达打来致歉电话,周辰询问得知:“那些警察直接命令前台把我这间房的房卡给他们,并没有例行检查更多的房间。”周辰在文章最后写到:

 

《新京报》随后跟进了这件事,并进行了报道。报道称:

19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向周辰求证上述情况,对方表示,文中讲述已十分清楚,暂不便接受采访。19日中午,周辰发布微信朋友圈称,因报道碳九事件被“抓嫖”事件,她全程都有录音录像。

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宣传科一位庄姓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称,目前正在对此事儿核查,有进展后会向记者通报。另据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山腰派出所值班室工作人员介绍,11日当晚,到酒店查房的系他们派出所的民警,目前领导已去北京说明情况,其他情况暂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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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灼 |“女记者采访遇抓嫖”处理结果:基层民警再成“背锅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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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记者采访遇抓嫖”处理结果:基层民警再成“背锅侠”?
杨柳 知灼

又是基层民警背上了这口“黑锅”。

不难理解,作为纪律部队,“背锅”警务人员依旧保持着沉默,但舆论并未随着官方的通报而平息。

“所有行动听指挥“。这是警察蜀黍特别是基层民警一条铁律,因此,没有更高级别长官下达指令,基层民警不可能,也不敢轻易地闯进女记者房间强行“查房”。

问题是,作为底层的民警,这口锅你不背谁来背?

20日,泉州市公安局针对女记者周辰遭“精准抓嫖”的报道通报说:经核查,周辰同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责成泉港公安分局副局长、山腰派出所所长陈宾阳同志向市公安局党委作深刻检讨;责令泉港公安分局山腰派出所民警陈华山同志停职检查。

通报刚刚发布,就有媒体人为受处分的民警叫屈。详见《官方通报“女记者采访碳九泄露遭抓嫖”:基本属实,两警务人员被处理》。

 

这让人想起不久前“六安教师维权事件”处理结果。

彼时,该维权事件在舆论场闹得沸沸扬扬。出警的民警得到“清场”的指令后,与被带离的维权教师发生肢体接触,舆情发酵后,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保持沉默,处于风口浪尖的六安公安不得不发布通报。

通报说:在劝导无效的情况下,公安民警依法带离言行过激人员,于当日下午三点之前分别交由所在地和有关学校负责人引回。在带离过程中,少数公安民警执法方式简单粗暴。对此,六安市人民政府表示诚恳道歉。

六安市的《通报》出来之后,经实名认证的@中警安徽新浪官微发了一条微博,很有意思,就是一口黑色锅的图片,然后啥也没讲。

基层民警虽然是纪律部队,但并不是傻子。他们不敢说,但心里很清楚,这么一口大黑锅砸在自己身上,当然很委屈。

此次,泉州市对“女记者遭精准抓嫖”的处理结果也一样。知名媒体人王志安说:午夜查房女记者的警察被停职了,问题是,他们是决策者么?显然不是呀。谁下令他们去的,这才是关键。

习惯观察和质疑的媒体人一眼就看得明白,网民其实也很清楚。网友@40老黄兔说:整件事里最无辜的就是被停职的那名警察,让人背锅就不要卸磨杀驴,请给那名警察调离公安队伍,另安排一个岗位吧

网友曾颖则评论说:那个写检查的泉港公安分局副局长、山腰派出所所长陈宾阳,和被停职的民警陈华山,甚至发布这件这个情况通报的泉州市公安局,究竟与这件事情有大大关系,明眼人当然再清楚不过了。他们与远在北京的记者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会横空来搞这么一档子事情。

国家有关部门对警察的出动,早有详细而明文的规定,但架不住某些地方某些人,什么破事屁事都让警察们去干。为了生计,基层民警只能硬着头皮去捅些自己也许永远都搞不清楚的瘘子,不出事情倒也罢了,出了事情,就被扔出来背锅。

事实上,仅仅是背黑锅还不算什么,让人担忧的是,随着警力被滥用,警民矛盾,警媒矛盾开始突出。

究其原因,是某些地方官员在一些明显违背民意的事情上,也动用警力。这种对警力的滥用,往往是问题没解决,更大的矛盾反而制造出来了——如果产生了不良影响,当然,最终归罪给警察头上去——因为警察是站在第一线的,不怪你怪谁?

网友@冰冷葡萄一语道破:基层警察难,《公务员法》规定,下级认为上级命令是错误的也要执行,但后果由上级承担。可泉州警察精准抓嫖事件,还是要基层民警背锅。

小编认为,既然有胆量“搞事”,就要有魄力担责。谁搞的事情赶紧站起来,别再让基层民警当“背锅侠”。

版权信息
来源:《直面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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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政府信用呢?谁来处罚政府失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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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据北京青年报11月19日报道,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共安排22项主要任务,并细化成298项任务清单,以确保本市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提升。《行动计划》明确,2020年底前完成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立法工作,并建成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北京“个人诚信分”工程。这也意味着,北京将真正开启对个人信用的评价,个人诚信分将关系终身。按照新一轮《行动计划》的工作框架,北京还将打造“六个统一”平台的智慧型政务服务体系,即建设全市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全市统一联通的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大厅、全市统一的企业服务和重大项目平台、全市统一的企业法人服务卡、全市统一的投资项目代码以及全市统一的政务服务标准规范,推行审批事项“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推进审批服务扁平化、简易化、智能化,全面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网友评价:政府信用呢?谁来处罚政府失信于民?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辑自网络:

@霸****家:政府信用呢?谁来处罚政府失信于民?

@永****新:政府部门的失职,对企业的监管无效,违法成本低,最后受害的全是普通公民。

@吃***丶:管的是没啥能耐么老百姓,有能耐谁在乎征信

@心**********5:@人民日报 国企失信也应该列入黑名单!

@苏****:花总被拉进黑名单 那些酒店信用还能信吗?

@铭**:说白了就是管百姓的

@下******病:对于我来说没有钱、信用有个卵用?你说的我都体会不了高价消费、对于有钱的来说:比如老贾。信用对中层人士最有用、我这种屁民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不管黑和白对于我来说毛用都木有

@uper红**** : 一种腐败专权的特设制度
@理***铺:现在年轻人这么穷,失信与否,没关系了
@子****鹰: 如果放开了给政府打分估计早就负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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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J |中国关押记者人数增多,2018年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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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1日,今年全世界至少251名新闻工作者因为履行职责而被监禁,其中中国有47名。连续三年来,被监禁记者的超过一半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简称:CPJ)在刚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

这份报告的作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编辑主任埃兰娜·拜泽尔(Elana Beiser)说,政府利用专制手段镇压重要新闻报道已成常态。

中国关押记者人数增多 (今年是47人)反映了中国对新疆地区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新一轮迫害。至少有10名中国记者未经起诉就被拘留,他们之前都在新疆工作。联合国指控北京未经审判就对当地多达100万人进行大规模监控和拘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卢广11月初在新疆失踪的案例。卢广是自由摄影师和美国居民,他关心中国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作品曾获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和国家地理的奖项。当局后来向卢广的家人确认他被捕的消息,但没有透露关押的地点或关押理由。

纵观全局,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在稳步加强掌权。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中国当局今年加强了对 VPN(可以绕过该国臭名昭著的防火墙)的技术监管,发布了”获得许可”的新闻媒体名单,并取消代表被监禁记者的律师的执业资格。虽然特朗普总统就贸易和技术问题不断向北京施压,但并没有重视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新疆镇压等人权问题。

报告描述了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的遭遇,以及曝光这起非人谋杀的土耳其政府也打压新闻的事实——

今年10月,流亡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中被谋杀,沙特阿拉伯因此受到密切关注。同时,沙特阿拉伯持续加强对国内记者的镇压。截止12月1日,至少有16名记者被监禁。这些记者中有4位是女性,她们撰写了有关该国妇女权利的报道,其中包括6月被解除的妇女禁驾令。

尽管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最为激烈地谴责了沙特阿拉伯谋杀卡舒吉一事,但土耳其政府持续关押更多记者,其监禁记者人数为全球第一。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今年至少有68名记者在土耳其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入狱,比往年略低。今年,由于官方继续寻求逮捕令并提出新的控告,又有数十名记者陆续被判入狱;而在法院宣判一些记者取保候审、另一些无罪后,土耳其释放了部分记者。连续三年以来,每一位在土耳其被关押的记者都面临着反政府指控。

报告全文见:全球范围内数百名记者被监禁已成新常态

 

德国之声 报道了摄影师卢广在新疆被捕的最新情况;

卢广的家人从当局得知,卢广已在新疆喀什被拘捕。他的妻子徐小莉本周四(12月13日)对美联社证实了这个消息。这位作品多次获奖的摄影师长年关注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残酷现实。

目前生活在纽约的徐小莉说,中国警方周三将卢广被捕的消息通知了家人。但家属尚未收到正式的拘捕文件,也没有获知逮捕他的原因和指控。

徐小莉称,卢广于11月3日在新疆旅行期间失联。在此一周前,他曾与乌鲁木齐的摄影师同行有联系,并计划在11月5日到四川拜访一位朋友,但却没有现身,自此音信皆无。

卢广拍摄的一组反映中国艾滋病村因卖血染病的村民贫病交加困境的照片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赛(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一等奖。

他的作品还关注污染、工业发展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这些话题是中国媒体一般不愿触及的,因为揭露被政府视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将面临受责罚的危险。

 

相关阅读:中国数字时代 | 新闻自由

2018.11.25 【网络民议】政府信用呢?谁来处罚政府失信于民?

2018.11.23 知灼 | “女记者采访遇抓嫖”处理结果:基层民警再成“背锅侠”?

2018.11.19 财新 | 泉州酒店惊魂记

2018.11.08 王五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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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洁琪 :两个北交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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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北交大采访试验室爆炸事件。爆炸发生时,有三个孩子没能逃出来,一位博士,两位硕士。

学校官网通告,院长免职,教授停止教学工作,配合调查。我和另一个年轻女记者去了他们生前所在的学院。教学楼大厅有宣传栏,我拍了照片。

一对年轻的男女正好站在旁边,非常警惕地盯着我们。过了一会,他们气势汹汹地靠近,怒目圆睁,大声质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我们的学校乱拍乱逛。

我觉得诧异,对他们的情绪惊讶,大学是公共资源,本应该是自由之地。“你们是谁?这些宣传也,贴在这,就是公开的呀。”

“我们是这里的学生!你们是谁?”
“我们是记者。来采访试验室爆炸的事情。”
“谁同意你来采访的?你的证件呢?”
“难道不是先介绍你们的身份吗?况且,你们以为有资格查记者的证件吗?”
男的大怒,非常失礼地暴跳如雷,“你们别走,我马上报警。”
旁边的年轻记者害怕他一拳打过来。我说,不要害怕,让他报警,事情闹大了,刚好可以看见学院的领导了。
旁边的女学生也非常愤怒地看着我们,“你们来找谁?你们的证件呢?谁同意你来了?
其实,我觉得根本没必要跟这两个人纠缠,不过,他们的思维和用语让我想起文革里的年轻人。我毕业很多年了,对在读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已经陌生了。我很好奇,想看看他们的反应会如何进行下去。

“我想找你们的院长,不过你们的官网说他已经被免职了。如果,你们仅仅是学生,请找个老师下来吧。”
那个男的,冲到我面前,把眼睛都瞪到极限。他像锅上蚂蚁,不停在我身边走,继续拨打电话。他们堵住了我们去电梯上楼的路。

从旁边走出一个女的工作人员,拿着手机一直对着我们拍摄。

后来,几个中年女老师从电梯下来。男学生和女学生非常愤慨地走过去,“这里有两个傻逼记者。”

女教师把男学生拉近,“宝贝,你不是说去洗澡吗?
她们一群人走进电梯,女教师回头白了我们一眼,“年纪轻轻的女孩,干啥不好呢?!”

我们等着下一辆电梯,刚才那个女的工作人员跟着来。到了七楼,一个男的行政人员从办公室走出来,我问他关于官网的通告。他一开始态度很强硬,直接让我们离开,按了电梯。我没看电梯,转过身,大声斥骂他,“三个孩子都死了,你们就这样若无其事地赶记者。我来了你们交大采访,没看到你们对生命有基本的怜悯,你能让我感觉到,你对死者有一点难过吗?刚才,在一楼,两个自称学生的人,看到记者就是要赶我们走,要报警。你们的学生和老师,就这样对待这个事情吗?”
他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一直没流下来。电梯来了,我们没进去,他也没坚持。就那样,站着说了十几分钟。我告诉他,北交大,无论师生,对遇难的孩子们,都不应该冷漠。生命在此,犯不着用官僚的政治思维去对待。
后来,离开的时候,我想起2015年哈佛大学的学生们游行。我家的楼顶一直盘旋着直升飞机,警察在路边守卫,学生们在马路上满腔热血地表达。学校是学校,学生是学生,个体的独立思想,自由灵魂,在某个国度真的是缺乏土壤。不过,年轻人,在大学校园的年轻人,竟然异化至此,我真是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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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映红 |那两名北交大的学生,他们代表了教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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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学期《社会心理学》的课程作业中,给其中一个班的学生布置了批评文,要求他们以我为靶标来撰写批评文。(详见《我给学生布置了批评作业:只有草包、怂货踩容不下批评》)作业收上来后,果然批评文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不仅包括学生对我的评价,更反映了学生们的真实状况。

例如,有接近一半的学生在批评文中提到了,我在课堂上举的消极、负面的批判性例子比较多,应该再多举一些积极、正面的颂扬性的例子。尽管我在课堂上反复告诫,社会心理学的进展是建立在对负面社会问题、消极社会事件,甚至社会灾难的反思和探究基础上,但他们显然不适应更多批判性的例子。

这不怪他们,中国教育规训的结果。从小学、初中、高中、高校,颂扬性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批判性的例子几乎阙如,久而久之,他们就被规训成自动化地激活颂扬性的思维,而对批判性的东西产生抵制。即使他们绝大多数都承认在我的课上受益匪浅,但我示范和要求他们批判性地思考时,他们很不适应。

这被意识形态的教育(灌输)形容成“辨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但对于强权,哪怕是灾难性的事情,也要积极地、正面地,颂扬性地看待;对待强权的敌人、对手,哪怕是建设性的事情,也要诛心地、丛林地,污名化地看待。

这种对待强权积极、正面、颂扬性的态度,对待强权的敌人、对手诛心、丛林、污名化的态度,其实就是权威型人格的典型思维方式。

记者罗洁琪昨天发的文章,《两个北交大的学生》中,讲述了她去采访前几日发生实验室爆炸案,致三名实验室的学生(一为博士生,两名硕士生)死亡的北交大,遭遇两名自称“学生”的年轻人的无理阻拦和羞辱性的盘问。

这两名学生先是在不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喝斥记者“你们什么人,为什么在我们学校乱拍乱逛?”在记者反问他们身份并告诉他们没有资格盘问记者后,男学生“大怒”,女学生也“非常愤怒”,在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阻挠记者的情况下,胡搅蛮缠阻挠记者接触知情人。当几名中年女老师从电梯下来,这两名学生非常愤慨地走过去,并对老师说“这里有两个傻逼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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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洁琪 :两个北交大的学生

这就是中国教育所培养的权威型人格学生的一个典型示例。他们被学校组织赋予非法的权力后,忠实而虔诚地执行他们的“职责”,而对学校组织的“敌人”,记者采取无礼、粗暴、污名化的责骂。

他们是“坏”学生吗?不是。

我在社会心理学的课堂上曾经给学生们放映了改编自真实教学实验的德国影片《浪潮》,并引导他们回顾1966年那批青年学生的经历。1966年前后的那批青年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当时被称为“红卫兵”,也就是现时代被社会舆论指为“坏人变老了”的那批“坏人”。我让学生们思考,如果置身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可能的作为能与半个世纪前的那批青年学生有本质的差别吗?

没有差别,不会有什么差别。

权威型人格一旦形成,那就是跨时间、跨情境,具有历时稳定性的一种人格状态。权威型人格的典型特征表现为两面性,对待权力比他们大的强权者,会服从,甚至跪舔;但对权力小于他们的人,那些弱势的人群,又会表现出苛刻对待。他们在膜拜权力的同时又痛恨软弱,强权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任何试图挑战强权的“对手”,也就是挑战他们自己的“对手”。

权威型人格(Authritanrian Person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与几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家一起于1950年代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概括了反民主且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一类人的人格。阿多诺认为,具有这一类人格的人,倾向于服从权力者制定的规范,并且践行规范所赋予的权威,借此来规避自己被归类为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威型人格就是德国历史上第三帝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以及维系所倚重的社会人格基础。

在温和的情境下,权威型人格可能表现为俗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压力的情境下,权威型人格就会如同北交大两名学生那样的面目狰狞。他们视赋予他们权威的强权的“对手”如寇,强权告诉他们防范“坏人”来“破坏”学校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记者履行职责就成为他们眼中的“坏人”“傻逼”。他们成为权威主义人格者,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批量培养的,经由学校教育批量培养出来的。

哪怕是对强权的批判,也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高度认同和附和强权,深深地恐惧归入被强权抛弃的弱势群体之中。中国的教育所蛊惑和倡导的,不就是这样的丛林法则么?或者跻身强权,或者被强权践踏,而学校组织就是强权的具象和实体。

所以,不要对北交大的两名学生感到惊诧,他们只是在尽忠职守。这样的学生有很多,很多,而只有最优秀者被赋予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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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以为 |“李删删”、乡村教育、青藏高原,我的2018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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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微敖   来源:敖以为

2018年3月,我加入《经济观察报》,继续自己的记者工作。从2003年开始,除去2007年到2008年在读书,我全职参加新闻工作,已经有14年多了。

最近这五六年,我对自己到底喜欢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是越来越清晰了。这大概也是年近四十,故而“不惑”吧?

对本职工作,我认为,自己是比较积极、努力、主动的,也保持了很高的新闻热情。是的,很高的热情。

全年12篇被删除的报道

2018年,从3月到12月,我发表了50多篇长长短短的报道,其中40多篇是单独完成的。50多篇报道里,有独家报道30多篇。字数在2000字及以上的,又大概有十几篇。此外,还有3篇调查报道,未能刊发。

这一年里,我有个从所未有的“经历”:有多达12篇报道,在发表后不久,被删除了。

这些分别是:

3月14日 《银监、保监“风险监测组”进驻成都农商行》

5月9日 《安邦保险原董事长吴小晖案或本周宣判》

6月11日 《下属行凶 吉林省政法系统官员孙恒山遇难》

7月28日 《江苏警方介入“阴阳合同”案 范冰冰姐弟被限制出境》

8月12日 《四川与成都联手 7000亿成都农商行或将重归“国有”》

8月17日 《证监会紧急开会 应对股市大跌》

8月25日 《假借医院名义融资逾13亿,贵州松桃地方债“黑洞”》

9月2日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开学第一课 教育部只参与了节目制作》

9月5日 《江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为文因车祸去世》

10月15日 《今年前8月 成都农商行总资产骤降超15%》

11月8日 《中央纪委拟直接派驻背后 部分银行专职纪委书记此前“边缘化”》

11月9日 《华融赖小民案牵涉关系人数以百计,现有办案力量没有3年难以办完》

一年之内,删稿之多,我想大概是创纪录了——会不会是中国记者行业的记录(?)——于是我给自己取了个外号:“李删删”。

当然,我也深刻地知道:

在今天的中国,报道能够刊发出来,是幸运的事情。不少同行写的很不错的故事,也许压根儿就没有发表的机会。

因此,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我的编辑和我的上司们,是他们的勇敢、担当与宽容,才有了“被删”的机会。

“能够发出来,就是胜利”,这不是一句空话。

(星头啄木鸟,敖拍)

2019 努力写出深沉、厚重一点的报道

从数量上来说,2018年,我写的不算太少。部分独家稿件,也有一定的冲击力、影响力。比如:

5月11日,西南林业大学校长蒋兆岗的潜逃;

6月11日,吉林省610办公室主任孙恒山的遇难;

7月24日,中国刑法学会会长赵秉志被处分;

7月28日,警方介入,范冰冰姐弟俩被限制出境;

9月5日,江西原公安厅长郑为文的车祸;

11月9日,赖小民与奥斯卡女明星的故事,等等……

有的稿件的后续效果也还可以,比如:

3月30日,《是“返利”,还是“贿赂”? 泰林生物的“清单”》一文,揭露了此前已经IPO审核通过的泰林生物公司的商业行贿丑闻。至2018年底,泰林生物公司还没有拿到证监会的上市批文。

7月28日,《江苏警方介入“阴阳合同”案 范冰冰姐弟被限制出境》一文,对此后一周的部分影视公司股价,影响较大。

8月25日, 《假借医院名义融资逾13亿 贵州松桃地方债“黑洞”》一稿刊发后,在8月28日周一,银行对公业务恢复,松桃县即把违约欠款,足额归还给了被拖欠的企业。

不过,12月3日 《国土局违约7年 辽宁亿万富翁全家沦为“老赖”》一稿刊发迄今,辽宁营口市政府依然没有去执行仲裁委的仲裁。原本是亿万富翁的王昆一家,也仍然没有得到哪怕是本金的偿还,他们这个春节,是否还需要外出躲债,也仍然是未知数。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故事发表后,我接到了全国七八个中小民营企业家的“爆料”,诉说他们在与政府打交道时,遭遇的各种冤屈。这其中,又多发生在辽宁……

(唐,仕女俑,敖拍)

对于自己2018年的工作,我更认识到,甚至,一直焦虑不安的是:

这一年里,我缺乏厚重、深沉的大报道。时间跨度在2个月以上的调查报道,只完成了3篇。

在处理突发消息和措辞上,我有时追求速度,还不够谨慎。

我不乏新闻线索,我也经常说,在今天的中国,记者其实又很幸福。

因为,我们处在这个新闻题材异常丰富、精彩的时代,每周、每月,中国都有世界级的新闻故事在发生。

抛开新闻管制不论,记录这些故事,也需要我们:

一定要有毅力、有韧劲,抓住线索,坚持采访、挖掘,坚持写下来。

2019年,我希望自己这方面的“遗憾”,能少一点。

我希望自己,能写得好一点,哪怕,慢一点。

另外,多说几句:

我对中国的新闻环境,没有那么“悲观”。目力所及,即使是机构媒体里,日常还能坚持做一些监督、批评公权力的媒体;做事前批评、监督报道的媒体,至少还有那么七八家。

当然,这对于偌大的中国,对于13多亿民众的中国,是远远不够的。

在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上,中国内地的媒体,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自媒体们,是缺位的。

虽然,这不是我们主动缺位,但仍然是职业的耻辱……

剑湖学堂 希冀更好的乡村教育

在新闻工作之余,2018年,我还做了自己喜欢的两项纯义务工作:教育、环保。

受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金浩先生的委托,我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在云南、贵州,探访了20多所乡村中小学校。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所纯公益的“乡村国际学校”,较大提高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当然,这只是一个实验性质的设想。

2018年6月1日,我们与云南大理剑川县签订了第一份正式的捐资助学协议,并打去第一期的款项。

我们将在海拔3000米的,剑川县甸南镇白山母村,建设一座综合教学楼。

2019年夏天,这个教学楼建好之后,白山母村的孩子们,就可以在自己家门口,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了。

在此之前,这里的小学只有1-4年级。到5年级时,孩子们需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到山下去念书。

2018年8月,我的同学赵玲女士,与她的丈夫王天洋先生,带着他们的3个儿子,也来到了剑川,进行乡村支教工作。

(大理剑川的沙溪古镇,敖拍)

他们主要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田园小学工作,教授英文、计算机等课程。

同时,通过他们的申请和联系,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们,以及VIPKID的外教,利用网路远程课堂,也给田园小学的孩子们,上了美术课,以及英文课。

我为赵玲、天洋的工作,由衷地感到自豪。

我们认为:好的硬件设备固然重要;更好的师资,才是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所在。而好的师资,更主要还是依赖于本地的老师。

我也在剑川县探访过“一个人的教学点”:

一位老师,在一个教室里,同时给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们,轮流上课。同时,还要照顾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日常生活。我深为感佩!

除了中金环境公司与沈金浩先生的慷慨解囊外,办学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很多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支持和帮助。

在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将收到的各类捐赠,在微信公众号“剑湖学堂”上进行了实时的公布。

剑川是国家级贫困县,90%以上的居民是白族同胞。这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民众淳朴善良。

这里,还有一座美丽的湖泊——剑湖,是剑川的“母亲湖”。所以,我们将自己的小团队,称之为“剑湖学堂”。

(剑湖学堂的微信公众号)

赵玲、天洋现在主要生活、工作的沙溪镇,更是剑川县的“精华”所在。沙溪是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个保存较好的古镇,即使是作为纯粹的旅游目的地,都是很好的选择。

从2019年1月23日开始,赵玲、天洋和几位伙伴,还将组织“冬令营”活动,欢迎其他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参加我们的城乡互动冬令营活动。

2019年上半年,可能还会有两位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会到剑川县来义务支教一个学期。

我们的“剑湖学堂”,期待着更多朋友的加入和帮助。

绿色江河 更多朋友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我从2006年开始,参加环保公益组织“绿色江河”(微信公众号:绿色江河;网站:www.green-river.org)的活动。当时,我们是去到了海拔5400-5500米的长江源冰川——各拉丹东雪山的姜古迪如冰川。

成立于1995年的绿色江河,是我心目中中国最好的环保组织之一。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可可西里的索南达杰藏羚羊保护站,就是绿色江河在1997年建设的。

2012年,我们又在海拔约4500米的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沱沱河畔,也是在可可西里的边缘,建设了另一座民间自然保护站——长江源保护站;也运行着这里的“长江一号邮局”。

(我们的长江源保护站和长江1号邮局。摄影:吐旦旦巴)

我们的工作内容包括:水生态、水资源的观测保护;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观测、保护;高原垃圾的收集、处理等等。

这些年,每年都有数百位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个学科背景的志愿者,以及科学家们,到我们的保护站去工作。

我也几乎每年都去保护站工作7-10天。

2018年4月底5月初,我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组织了9位朋友,来到保护站。这几个月来,这些新加入的朋友们,已经给我们的“绿色江河”,带来了多种帮助。

为应对这些年青藏高原越来越严重的垃圾问题,绿色江河在青藏公路沿线建设了6座绿色驿站,统一收集、运输、处理高原的垃圾。

我们还推出“垃圾换食品”计划,鼓励牧民朋友们主动将垃圾收集起来,送到保护站和绿色驿站,换取食品。

在青藏公路沿线的这些绿色驿站,周边是没有电源的。我联系了通威集团有限公司的老友。2018年,通威集团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向其中3座绿色驿站,捐建了太阳能独立发电系统。

此外,我在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朋友们,2018年里,也向绿色江河捐赠了资金,建设我们的保护站及绿色驿站的显示屏等装置。

2019年的6月至8月,我计划再组织10来位朋友去保护站,观摩、工作。时长大概是一周。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预报名啦(#^.^#)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敖拍)

2019年来了。

我很同意许小年先生所说的,没有什么“不确定性”。

可以确定的是:

困难会更多,路途会更艰难。

大国小民的我们,行动上也许可以更多一点谨慎、保守;但心态上仍然要积极、乐观,始终怀抱希望。

(罗中立先生的《父亲》,敖拍)

祝福亲爱的各位师友,新年,平安、健康,更多一些喜悦、吉祥。

也祝愿我们的国家,2019年里,少一些“折腾”,多一些“理性”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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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访 | 2019:我只关心义人 愿你们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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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

新年的第一天,重感冒了。屋外依然有霾,但下午三点半的阳光透进窗户时,还是有了刹那的明亮。阳光落在两本书上,其中一本,恰就是成都王牧师的《小要理》。那是他新近出的一本神学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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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雪访”,做一个人的记录,俨然自己成了自己的主编,接连三年,每年都循例写个新年寄语。但今年,借着感冒,像刺猬一样把自己缩起来,做蛰伏状。想,这难以名状的一年,写什么呢,不如沉默。

但即使闭目塞听,还是无法装出新年平和,吉祥,快乐的样子。《小要理》就放在那儿。它的作者,一位曾经的法律人,如今的布道者,和他美丽的妻子,就在20多天前失去了自由。他们被囚禁在一个名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巨大黑洞里,没有人知道他们身在哪里,遭遇了什么。

我其实对王 怡先生所知并不算多,我不是基督徒,而另有自己的生命倾向。今年早些时,冉云飞兄从成都来,给西安的朋友们带来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王牧 师的《小要理》,有他的签名。我觉得很珍贵,就常放在床头看。内中有句:“我看见慈悲如火焰降临,我看见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

收到书尚未及表示感谢,他就和成都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冬天,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并终于失去了自由。多年来,成都因有他,以及很多朋友,而成为一座有独特光芒的城市。其中还有一位是李英 强。英强好多年从事民间公民教育的工作,是人如其名的俊杰。在微博时期,我常看一位叫新月的姑娘的画,多关于信仰与生命的。后来,才知道,她是英强的妻子,还是我的老乡。

2018年过去了。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个义人蒙难。看到一个个或决绝或迂回的抗争,一个个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却因信息的屏蔽,在舆论场中显得如此微弱,甚至无声无息。那为众人探路、取火的人,并不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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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的悲剧,其实正发生在很多普通人的生活里。2018年10月,在我所在的城市,一位普通的小区业主,因为在小区的微信群里,说了句“有恐怖分子在小区打砸抢”,而被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为由,行政拘留5天,后一度又转为刑事拘留。

几乎在同一时段,山东菏泽的一个男子,因为在网上发言,称当地郓城县发生一起矿难,有9人死亡。被当地警方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10天。几天后,当地官方通报,矿难死亡的是21人。

这个国家,2018年,制造了很多这样的“倒霉蛋儿”。公民因为在网上说话而被抓走关起来的事儿,作为“正面消息”,常常出现在各类媒体上。

因为一句话,因为一个帖子,被抓走。其实从2017年的LeiYang事件开始,这样的事情已多到不胜枚举。警察 权的放纵愈发不加节制。曾经在2003年前后,因“孙志 刚事件”、“黄碟事件”而讨论过无数遍的问题,在今日轮回般屡屡发生。当年“孙志 刚事件”发生的广州,今年又发生女律师孙世华被警方脱衣羞辱的事件。

事实上,关于言论自由的价值,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形成共识。金马 奖风波,面对那位因说话和表达而被一众口诛笔伐的年轻导演,我认为,讨论的基本前提,该是我们从内心确信,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自由表达的基本权利。

其它一切冠冕的谈论,若不以此为前提,便是自相矛盾的。

3

就这样,在2019年的第一天,回望2018,终于还是不能忘怀很多事,不能忘怀很多人。

想起6月1日在上海离世、84岁的谭蝉雪老师。2017年10月,我在秋雨连绵的上海见到她,没想到,竟是永诀。

她是兰州大学右派,大饥荒时代的天水“地下杂志”星火案当事人中的一位女性。自退休后,她历经波折,把“星火案”整理成书,让这一段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故事,存留下来。我在2016年的秋天第一次见到她,一句“我是天水后辈”,就和她没有了距离。

在最近的几年间,她的生活受到不少干扰。为当年的“星火”烈士、她的未婚夫张春元写的传记,已经印好了,却被有司收回去,化成了纸浆,白白损失了一笔印刷费。

2016年底,她得了“刘 宾 雁良知写作奖”,奖杯辗转被人带到中国,藏在某城市的亲戚家里,结果还是被警察上门,查抄走了。至今,那本该熠熠发光的奖杯,不知在哪一个角落里蒙尘。

这一年,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朋友,依然在以当代艺术的方式,勇敢地进入社会现场。2018年4月底的香港油麻地,在“碧波押”艺术空间,刘伟伟举办了一个“法庭速写”的展览。他以被判刑11年的夏 霖律师的案件资料为基础,请多位艺术家,画出他们想象中夏 霖案庭审的现场。他期望用这种方式,为一个名为公开审理,实则秘 密 审判的对律师的庭审,固定下一个“历史的证据”。

刘伟伟一直在关注律 师的遭遇。2018年7月,正在进行一项拍摄作品的他,被警方敲门,在关押大约15个小时后,他被驱离正在工作的城市。这个岁末,他说,会将自己的遭遇,做成另外一个作品。

还有郑宏彬,以及艺术家坚果兄弟,他们和小伙伴在陕北榆林被严重水污染的小壕兔乡,展开水污染调查,还举办了一场“重金属音乐会”,让人们关注这个地方的“重金属污染”。“一场无限接近公民行动的艺术行动”,密集调集了舆论,将陕北乡村的土地污染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一年的4月,有一个女人勇敢地跳上阳台,面对那些骂她为“卖国贼”的“爱国群众”,展开演讲。她的丈夫,是一位律师。已经被关押3年多。

她是李 WenZu。她和她的姐妹们,是蒙难律师的妻子,更是独立的中国公民,美丽,耀眼。在冬季的寒风里,她们剃了光头,她们徒步,用富有创意的方式,让世人关注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事件。我的一位朋友说,她们的智慧、风度,是1949年后的抗争者中,所难以见到的。

2018年的12月26日,她的丈夫在天津开庭受审。但她不能前往旁听。

前一天的圣诞节,街巷冷清,不复往年的热闹。在各个地方,“圣诞节”被刻意降温。在这样一个莫名的时代,欢乐似乎也是有罪的。

2018年,我还经历一件悲伤的事情:张小玉的丈夫许友臣被执行了死刑。

许友臣是河南焦作人,他陪感情甚笃的妻子张小玉,常年上访。2014年夏天,他们被当地政府接回来,送进了派出所。拒绝下车的许友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他刺死了一名警察。我当年曾到当地采访这件事。

2018年11月,在漫长的一审、二审以及复核程序之后,许友臣被执行了死刑。他的妻子张小玉,因“寻衅滋事罪”,还在牢中。家里,准备为儿子结婚盖的新房,只盖成了一大半,窗户还黑洞洞地张着。儿子许天龙告诉我,他去探望母亲,母亲嘱他,先带回父亲的骨灰,等她明年刑满后,回来再正式举办葬礼。

这是怎样的悲剧啊,我因此也感受到了“非人间”。

4

是的,这是一个并不缺少传奇的国家。但报纸上每天都是同样的消息。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民族,但每一天,人们都在体制的禁锢下,痛苦着,压抑着,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在这个旧岁之末,新年之初,我忍不住想起那些失去自由的,那些曾经失去自由的,那些将来终会失去自由的人。

在2019的第一天,怀念2018年的那些人和事。我关心义人。我为他们祈福。

因为自觉,而要觉他。因为意识到独立思考,践行独立生活的重要性。他们遭受痛苦。

因为信仰,因为要传播自己所坚信的,他们遭受痛苦。

因为表达,因为说话,因为不断地被禁言和删帖,他们痛苦。

2018,终于过去了。或许2019,还要更糟糕一些。

那我们也只能勇敢度过。《世界报我以惊惶,我报世界以镇定》,今日斯伟江律师的美文,还未及看,已经尸骨无存。

语言有力量吗?有时觉得它柔弱,有时又觉得它一定是有力量的。否则,为什么有些人会害怕,会去删除它们?

2018,在西安,朋友们常常聚会。老虎庙发起的“独立电影论坛”,宣称永不开幕,也永不落幕。或许,这也将是一种未来。为躲避审查,人们不再宣称,不再呼喊,他们只是聚在一起,静静交谈。

天黑了。翻《小要理》,在第248页,作者写到:

临走之前 我面对朋友的藏书

大声地宣告:

你们可以不说话,但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将来都称为呈堂证供

(写于2019年1月1日 傍晚)

支持我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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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原:为什么人们脸上写满了四个字: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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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第一条刷屏新闻,来得特别沉重。

今天上午11点多,北京的宣师一附小发生恶性案件,一名男子连伤20名小学生,其中几人重伤。

据传,作案工具是锤子,数名孩子被打骨折。但在一段视频里,校长没正面回答家长的这个疑问,只说不是刀砍。

又据传,嫌犯是一名被辞退的校工。我看到这个,心里咯噔了一下。

上一个以锤子闻世的凶手,是2004年的马加爵。他因为打牌口角的琐事,在三天里用石工锤击杀了4个同学。那年警方查到他上了昆明前往广东的火车,所以我住的杨箕村里到处贴满了他的通缉令。

整整15年后,锤子又来了。

每一个当爹妈的,都会对校园安全新闻特别敏感。我以前去接流氓兔时,看到门卫室里挂着的十八般武器,以及在操场上教孩子们踢球的一群铁塔壮汉,心里就会觉得踏实了一些。

但这回是本校的校工去作案,我也不知道能有什么预防办法了。

尤其,按照未经证实的说法,这是一个被辞退的校工。

最近有许多大企业裁员的新闻,都是成千上万的量级。如无重大转折,失业,将会成为2019年司空见惯的一个词。

就算是一万个下岗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掏出了锤子,我们生存的世道就已经够心惊肉跳了。而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歇斯底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失业当然不意味着犯罪。但高失业率一定会导致高犯罪率。

我经历过好几次高犯罪率的年代。1983年的严打,背景是城镇中有大量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90年代初车匪路霸横行,我坐火车上大学时,去趟厕所要在过道上被四五个男人摸屁股——当然摸的是裤袋里的钱,几年后,车匪路霸近乎绝迹,有专家曾分析,这不仅仅是警方打击的效果,还有个主因是珠三角的民营企业那几年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

20年前,中国迎来了迄今难忘的下岗大潮。我那些在建行工作的同学下岗了,我那些在电力系统的前同事下岗了,那场惊涛骇浪,波及到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家庭。

刘欢老师的这碗鸡汤,就是煲给那些下岗职工的。

随后的几年,我在广东。无论广州还是深圳,都有拍头党和砍手党。当然,他们不是下岗工人,而是无业游民,但在汹涌的失业大军中,他们更加无法找到饭碗,所以铤而走险。

我曾亲手编过一条新闻,一个刚本科毕业的东北孩子,到深圳找工作,一周都没找到,身上的钱花光了。怎么办?抢劫。

还编过另一条新闻,有个孩子,也是刚本科毕业,去广州的新单位报道,在广州东站被抢行李,他去追,被劫匪砍死。他没能领到人生的第一份工资。

别谈什么礼义廉耻,别谈什么道德法律,当人的求生欲压倒一切时,他只会穷凶极恶,只会歇斯底里。

所以,当今天的锤杀案出来时,我脑子里那些旧事,轰隆隆都涌了上来。

下岗,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因为下岗就是砸饭碗,就是饿肚子,就是断了活路。年景好时,你尚可换个东家换个行业,但年景差时,前面全是断头路。所以,跳楼自杀者有之,落草为寇者有之。

对于每个单位而言,裁员都是个烫手山芋。

我呆过的某单位,曾经要裁一个女员工,她只漠然说了一句:我生是单位的人。然后就无人敢裁她了。因为谁都知道,下一句是“死是单位的死人。”

听朋友说,公司里有个人,绩效太差,已经很久没活干了。但没人敢惹,也没人敢开,每天都在晃荡,横着走。

东家效益好的时候,还能忍你,权当多养个人,但东家也在亏损时,裁人是一定的,不以你做谁的人、做谁的鬼的意志为转移。

还有一种情形:你的东家未必已经亏损且养不起你了,但因为政策原因,上峰必须执行指令把你裁掉。譬如我当年的电力系统东家,20年前一口气从上千号人裁到300多人,那是因为国家要求减员增效,而实际上,你往单位里再塞一千号人都能养得起。

回到今天的小学惨案,我风闻了一些原因,似乎与北京教育系统的调整政策有关,因为消息源不权威,我不敢传谣。

央视新闻是这么报道的。可以引用一下。

首先,我对所有朝无辜的弱势群体下手的罪犯毫无同情心,那些到小学和幼儿园乱砍乱杀的凶犯,不管他们的处境有多么可怜多么值得同情,只要做出了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我一概不宽恕。别人家的孩子何其无辜,根本没惹你,这是要多丧尽天良才能施加毒手。我强烈赞同对他们施予最高的量刑。

下面这张图,不懂医学的我都看懂了。多么残忍的人生。

其次,对罪犯的成长背景、犯罪成因有没有探究的必要?我认为有。

早年间,南周对好些著名罪犯的报道曾经引发争议,不少人认为这是在为罪犯开脱、博同情。但我认为,追踪和剖析犯罪道路和成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不问因果而只管抓只管杀,下一个罪犯还会出现。

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这个世道出了什么问题?如何预防下一次犯罪?这种反思,与对罪犯的量刑并不冲突。

我非常想知道这次凶案的背后原因。如果换十年前,无数媒体已经挤在这家小学的门口了。但是很悲剧,如今传统媒体都自顾不暇了。

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则悲伤的故事:2018,对于一对夫妇是悲惨的一年,他们两口子,一个在《北京晨报》工作,一个在《法制晚报》工作。这两张报纸卒于同一年。

连媒体人都深陷失业大潮中,还有多少人会去盘问真相?

我对经济寒冬有可能带来的社会失序,一直有深深的忧虑,此前写过几篇文章,建议大家降低期望值、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

但我亦清楚,写几篇鸡汤文无济于事,更何况我的公号粉丝都是犯罪概率极低的白领为主,而有犯罪可能性的人忙于活命,哪有空来看公号,就算他们看到了,我码的几个字,哪能敌得过他们饥肠辘辘歇斯底里的胃?

我只有几个建议:

1、裁员的公司和单位得谨慎和妥善解决好这事,公司经营不善甚至快关门了,裁员是惟一选项,这个完全能理解。但应该合法合规,该给补偿要给足,甚至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多给一点;态度温和体谅一些,别那么粗暴冷酷;在能力范围内尽量给予对方帮助。没必要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树仇人。

多年前我曾经奉命将一名并无过错的女部下裁掉,我很内疚,把她推荐给了朋友的公司。大家早晚都会相忘于江湖,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不是个坏人。

2、政府部门出台一切政策都必须谨慎周全,依法合规,尤其是会让许多人立即断炊的事,决不能拍脑袋行事。你下指令的时候倒是雷厉风行了,等到沸反盈天甚至爆出重大恶性事件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3、面对正在来临的失业潮,在国家层面应该出台政策,保障下岗民众的最低生活开支。社保部门一贯喜欢立各种高门槛和不合理规定,让你理应得到的钱拿不到手,原叔是有亲身体会的。

尤其在失业保险金这块,如果社保部门再不改变霸王条款,社会是会出大乱子的。顺便普及一下:假如你现在下岗了,因为你的东家替你缴纳过多年的失业保险,你是可以根据工作年限从社保部门领取一笔钱的,这笔钱你要是不及时领,就会被吞了。

吃饱肚子,不仅仅是天下苍生自己的责任,同样也是一个国家对本国公民应尽的责任。

愿上苍保佑每一个草民的桌上都有一碗饭。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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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逻辑 |批量制造人渣的机制无法改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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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你不想知道人渣背后的故事 ,是因为批量制造人渣的机制无法改变

作者 雨声 来源: 真逻辑

我至今没有点开那篇《对小孩下手的人渣,不用听他背后的故事》,但朋友圈批驳该文的言论不绝。大致都是从社会知情权的角度,称“挖掘人渣的故事,不是为了给人渣辩护,而是寻找人渣产生的土壤,个体心理,社会心理,”“这是抵达接近真相的唯一途径”。“满足社会知情权,跟抢险救灾一样,本身就是社会自救能力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下岗媒体人,对知情权我是喜欢的,寻找罪犯或人渣背后的故事我也做过不少。但是、但是,在当今中国,谈知情权,你们不觉得太奢侈了点吗?还社会自救呢,听说以维权的名义图名图利的律师等已经被抓了不少,记者里面,好像有个叫刘成昆的刚被放出来。

在中国新闻圈认同的西方主流新闻理论中,媒体作为社会的守夜人,寻找事件真相、追问事故原因,从而警醒社会和政府,避免下一次类似的灾难,确实是一副美好的图景。问题在于,即使西方,也有另一种逻辑:喜欢惊悚猎奇是人类的本性,而媒体通过稀奇的故事满足读者各种窥探欲同情心优越感之外,匡正社会只是副产品。

中国媒体人自我神圣化是可以理解的。这几十年来,社会日益成长的活力离不开市场化媒体的推波助澜,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等标志性事件更是媒体人的奖章。然而,你们心里真的不清楚媒体的位置和力量吗?众所周知,目前媒体的衰亡,除了移动互联网的冲击,还有监管。监管就是,你的空间是被赏赐的,给你是你的幸运,拿走你也别抱怨。试图用正义、用知情权等西方概念抵抗,是徒劳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知情权来进行社会自救,逻辑本身难以成立。例如北京锤童案,如果通过挖掘凶手背后的故事,寻找他陷入绝望和疯狂的原因,从源头上修正社会机制甚至法律,从而避免或减少类似事件,确是各方所望。不过,虽然我目前还不知道凶手的具体动机,但我可以断定,即使找到了他行凶的深层动机,也难以触动僵硬的机制。不说现在了,即便在市场化媒体最红火的时候,因为强拆引起的各种血案被连篇累牍报道,自焚就不说了,杀死强拆官员、杀死无辜民众、公共场合爆炸、公交车纵火,阻挡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了吗?! 螳臂当车!现在强拆少了,只是因为房价涨势趋缓而已。

所以,我理解《对小孩下手的人渣,不用听他背后的故事》作者的中产阶级焦虑。就像吃权贵残渣的北京人对外地人具有优越感一样,市场化进程中的成功人士,有资格鄙视底层。特别在社会动荡心理日益加重的今天,他们不愿意像是多年前那样试图了解和理解底层人士,是因为社会固化,他们既无力攀爬,就希望在自己脚下铸一道钢板隔离墙,令自己获得保护。这篇文章不用看就可以用网上流传的一句话总结:“这样的人渣,直接毙了!”回想几年前知识分子还在大力鼓吹的“法治化”,令人唏嘘。

可惜,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中产阶级的焦虑,而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南农民到广东打工,住四五十人的工棚,月收入600元,但对刚从饥饿的农村出来的人来说,那里几乎是天堂,辛苦一辈子,能攒下钱回乡给儿子盖一套新婚楼房,是无法梦想的成功人生。问题是,他们的儿女已经不会住在那套房子里了。几年前我去郑州富士康采访,看到了数万人的招聘集市场面,据工人们讲,月收入约3000元,居住基本是带空调的三人间,然而工人流失率仍然极高,以至于常年不停进行招聘,“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踏踏实实工作了。”

其实,如果算一下帐,就发现不是年轻人不愿意踏踏实实工作的问题。3000元收入,几乎刚刚够日常花销,难以积蓄,更别说在郑州买房成家了。作为农民工二代,怎能希望他们像父辈一样年老回归故乡。

这是无法看到未来的人生,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还没说贸易战阴影下的衰退危机。这些底层的绝望故事,将会是以后十多年内常见的景象。人渣批量出现,但制造人渣的机制和时机已经无法改变。所以,像《对小孩下手的人渣,不用听他背后的故事》作者这样的中产阶级,想蒙上眼睛,享受岁月静好,是不可能的。底层人渣有能力有机会伤害的,除了同样的底层,就是自以为成功人士的中产阶级人群。

在这样的背景下,讲知情权讲社会自救,作为新闻理想主义的最后哀叹,我是尊重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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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都加满 |北交大女博士遇害17天尸骨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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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丧钟为谁而鸣?北交大女博士遇害17天尸骨未安,校方至今未报案

距离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爆炸案过去17天,遇害人之一——北交大土建学院30岁女博士的尸体还停留在冰冷的法医鉴定中心。这起重大事故,不但至今没有调查结果,而且校方至今未报案。

事故的真相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存放镁粉资格的北交大,实验室存放那么多镁粉?导师是在做实验,还是干私活?为什么学生都发现危险去举报,导师却玩忽职守、漠视生命,进而导致惨剧发生?出事前一天,被害人甚至给环保局举报,但没有得到处理?

谁该为这一切负责?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尸骨难安

据受害人家属反映,17天过去,校方没有任何说法,更没有报案,受害人尸骨难安。

人间惨剧怎样发生

将受害人家属的材料发在这里,看到惨剧如何一步步发生,又是如何被学校处理。

至今未报案

根据受害人家属的文字,北交大根本没有存放镁粉的资格,这根本不是用来做实验的,而是导师私自存放危险品,利用学生干私活。该导师漠视学生安全、玩忽职守,导致悲剧发生。

这么大量的镁粉,不可能是用来做实验的,而是导师用来生产谋私。

丧钟为谁而鸣

无论是家属,还是关心此事的人们,要的只是真相!请查明真相,对该承担责任的有关人士处以重罚!并对安全实验订下标准!

如果不能彻查真相,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处以应有的惩罚;则正义和公平无法申张!这三个学生只能是冤死。

如果不能吸取教训、根据本次悲剧,制定严格法规,并予以执行,监视化学品的实验、生产、保管安全。则这三人的死亡也只能是冤死。这样的悲剧还会再次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交大实验室爆炸事故后,一些地方消防队对辖区学校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

但是这样的表面工作没有意义,一是没有形成制度,如果只是运动式的检查,则检查后照旧积累风险;二是化学品属于专业领域很高的危险品,一般的消防队哪有这方面知识监管呢?这需要更系统的法律法规治理,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查清事故真相!

不要忘记,天津港爆炸案就发生在2015年,同样是危险化学品保管不善,事故爆炸总能量约为 450 吨 TNT 当量,造成165人遇难。

如果只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四处封口,是一种推卸责任的作法,更是为下一次更大的危险埋下了隐患!

应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大学实验室发生的爆炸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请记住,雪崩之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就像那次,黑色讽刺的重庆大巴坠江案,危险发生时,大家袖手旁观、默默无语、看上去明哲保身,一个个聪明的很,最后落得个同归于尽!

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小事逐渐堆积起来,终究会酿成大祸。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每一个参与者都开始推卸责任,觉得此事跟自己无关,但到自己出事的时候,也不会有人为你挺身而出!

你可以保持沉默,但请记住约翰.多恩写的那首诗——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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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 |澎湃新闻传因“严重违规”被冻结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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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澎湃新闻传因“严重违规”被冻结30天其他媒体不得转载其新闻

撰文:朱加樟
今日(1月21日),内地媒体「澎湃新闻」因严重违规和重大差错被依规冻结「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的消息在内地传媒圈传开,据内地自媒体机构「媒通社」核实,确证该消息为真。


澎湃新闻网站页面。(网页截图)

消息的具体内容如下:接中央网信办通知,由于近期澎湃新闻连续出现严重违规和重大差错,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根据有关管理规定,在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中对澎湃新闻实施为期30天的冻结,时间从2019年1月21日8时至2月20日8时。冻结期间,互联网新闻信息提供者不得转载澎湃新闻发布的新闻信息。如违规转载,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同时,请各网站举一反三,严格加强导向管理。

据介绍,「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也就是稿件转载来源的「白名单」,很多正规网站被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纳入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主要目的是为加强网上新闻信息来源管理,规范网络转载秩序。按照规定,互联网转发时政类新闻信息,必须严格按照新闻稿源目录发稿,必须严格按照原始稿源内容转发,并应当注明新闻信息来源,不得歪曲原新闻信息内容。

2016年8月首次纳入稿件转载来源「白名单」

公开资料显示,澎湃新闻是一个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媒体开放平台,为上海报业集团改革后公布的第一个成果,正式上线于2014年7月22日,主打时政新闻与思想分析,生产并聚合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时政思想类内容。目前,澎湃新闻有网页,手机应用程式客户端等一系列新媒体平台,开设了诸多有影响力的栏目,如中国政库,10%公司,打虎记,舆论场,知识分子等。

2016年8月8日,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更新,澎湃新闻网站首次被纳入。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2月下旬,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杂志发布的「中国新闻网站传播力2018年上半年榜」中,澎湃新闻网在省级新闻网站综合传播力榜排行第5。


内媒“广州日报”的微博今日下午近2时仍继续转载澎湃新闻的新闻。(“广州日报”微博)


内媒“温州都市报”于今日下午3时左右在微博上转载澎湃新闻的新闻。(“温州都市报”微博)

自今天上午消息传开后,几大经常转载澎湃新闻消息的门户网站上的确没有出现其最新内容。但是仍有内地媒体继续转载澎湃新闻的新闻,例如“广州日报”下午近2时就在微。博上转载了其一条「男子电梯内猥亵女子」的新闻“温州都市报”亦于下午3时左右在微博上转载了其「男子囤车票每张加43元卖」的新闻。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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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我的学思历程与独立媒体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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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江雪 游思学社

江雪:中国名记者,曾任《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独立两年来,她忽而兰州,忽而江西,忽而天水,忽而又台湾,自由的观察,自由的记录,就像一只鸟儿自由的翱翔,做独立的新闻。

整理人:陈李煜

访谈时间:2017/2/8

访谈地点:西安知无知文化空间

我刚刚听大家讲,或多或少都提到了新闻,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思考。非常棒!真的很开心来到这里,跟年轻的朋友们交流,我是挺期待的。今早出门看到花开了。北方的春天和南方的不一样, 在北方你看见春天来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惊喜。昨天风雪很大,今早起来看到楼下的桃花绽出了小苞苞。第一眼看到了春意,内心总是充满了希望。虽然说社会环境常常带来失望或者悲观的情绪,但是每当看到年轻的朋友时,内心就会很激荡。昨天敏涛说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刚听了大家的一些想法,我大概知道,可以谈得比较随意,就是个人的成长经历:我怎么成为今天的我?我觉得对于各位年轻的朋友或许会有一些启发。中间涉及到大家刚谈到的媒体责任,包括一些选择以及“无力感”,舆论宣传与新闻的不同等等,都会涉及。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问我。

记者之路

我是24岁开始做记者的,那是1998年。我老家在甘肃一个小城,但我的成长里经历过1989。虽然我不像那些真正的八九一代,例如之前我写过的夏霖律师(作品《夏霖律师和他的时代》)那样,他在1989年时已在西南政法读大学。他后来从贵州到北京去做律师,从一个很滋润的商业律师进入到维权律师的行列,成为今天的他,如今还在牢里。他是真正的八九一代。我在1989年时还小,十四五岁,上高一。算是在青春期,很迷茫的个人愁绪的时代,但同学中有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我们班有同学去贴大字报,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内容,用钢笔描的——“反对腐败,打倒官倒,声援静坐学生”。这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我记得自己在班里负责十几块钱的班费,同学们商量,由我把这十几块钱从镇上的邮局寄到北京去,地址就写了一个“北京天安门静坐学生”收。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这样。而且我确信他们当时是收到了的。事实上,从这一年开始,我从一个少年的内在愁绪,开始去看世界。觉察到个人和世界是有一种联系的。现在回想,这些漫长的青春期的东西,是我个人成长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因此,我在内心里,觉得自己也是广义上的八九一代。可以说,我们出生在1970年代的这波人, 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1992年,我到西北政法大学(当时叫西北政法学院)读书。上大学时,风花雪月,算是文艺青年,没想过要成为媒体人。但那时候,虽然不知道自己毕业后干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因为很多同学毕业后都是进公检法,要进入体制内。那个时候公检法的名声就很不好了,通常人们会觉得公检法非常腐败。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学法律的人,不应该进入体制内来污染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应该选择比较自由一点的职业。当时私人的律师事务所刚开始发展,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死磕律师,人权律师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天在中国,律师是很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和谭敏涛老师聊,他应该也会谈到,他一直在做法治评论。总之那时候我觉得律师太商业,都在打官司挣钱。我呢,不想挣钱,也不想去公检法,内心里想做点和公益,或者是公众事务有关的事情,能和写作有关就更好了。那可能做记者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如果你们对媒体感兴趣的话,应该知道,1996年前后,正是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刚刚起步的时候。《南方都市报》1997年创刊,它是《南方日报》的子报,也等于是《南方周末》的兄弟报。在成都有《华西都市报》。西安的《华商报》是在1997年7月1日创刊的。市场化报纸的出现在当时是大事。因为1949年之后,中国的报纸基本都归属于党报,是苏联《真理报》的模式,报纸上登的是“真理”,不能有其他什么的,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在1990年代初,随着市场化推进,一些市场化的报纸出现了。当时各地的党报都在办子报, 办一份报纸进入市场,然后这份报纸迎合市场的需要,挣钱来养活它的主报。它自己有利益,又满足了“群众喜闻乐见”的需要,所以在全国各地都兴起了这样的都市报。《南方都市报》也是党报下属的。在那些年,社会气息是很多人会从体制里出来,参与创业。我初到报社的很多同事,都是从体制里面辞职出来的。那是20年前。到今天,因为社会改革停滞,资源又向体制里面集中,很多年轻人会去选择考公务员,所谓“回到体制内”。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很早就对社会对个人道路进行探索,独立意识还是比较充沛的。但也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受家庭或社会环境影响,会选择去进入体制。我还是赞成年轻人在选择的时候,要多考虑“自由”这个因素。

专业精神

当时我所去的第一份报纸,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热潮里。可以说,当时那一批报纸真的是不容小觑,和社会进步互为因果。虽然政府部分地放开媒体市场,可能只是经济上的考量,但它自然会带来言论的一种开放。到2000年之后,互联网发展迅猛。我觉得我自己真正的启蒙是在2002年前后了。虽然我从1998年就做记者,采访各种社会新闻,到现场去做东西,基本上都是批评报道,但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关于我在做什么。在2002年前后,互联网上很多文章,很多写手,像成都的王怡,现在成了王长老,冉云飞也是那一波。我那时常看的学而思网站等,后来都被封掉了 。那个时候觉得眼界顿开,接触了很多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就有了一种自觉,对自己做的事情有了认识,知道作为媒体人,我们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身处一个转型的时期,通过记者的笔,要不断的去披露真相,对公权力提出限制,要维护公民的权利。后来做陕北“黄碟事件”的报道,也就是“夫妻看黄碟,民警上门查”这件事,这个丈夫因为反抗警察上门搜查,被以妨害公务的罪名抓走关了10多天,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都有点精神障碍了。就这个事情,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小,但其实意义非常重大,算是一个典型的宪法案例。我介入之后,发现自己学法律的背景很有用,能够很快抓住这个事情的本质:这是一个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公权力肆虐的事情。也就是说警察权力被滥用了。警察权力作为公权力的一种,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你公权力要做对公民利益可能伤害的事情必须要法律授权的。所以我就很认真地开始追踪报道这个事情。

同学: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去搜捕呢?

江雪:他们是出于罚款的目的。就像雷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为什么还要抓嫖娼?色情业没法让它合法化,因为中间有巨大的利益。地方的派出所经费大量来自于各种罚款,包括抓色情业,甚至抓到人家家里去了,这就是发展到了一种极致了。

同学:这个是有人报警吗?

江雪:他们说是有人举报。但其实说到底有没有人去报警都没有给出证据来,反正他们就称接到了报警。人就这么直接在家里被带走了,这非常非常的荒诞。在一个法治社会你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个事情我追踪了很长时间,它其实已成为一个宪法案例。都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这个案例就涉及到公民基本的安全和自由的问题。所以当年被评为经典的宪法案例,在法学界和新闻界的讨论还是很充分的。

同学:那这个案件有没有对当时的法律有推动作用呢?

江雪: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初,因为媒体不断的报道,当地的政法委给这一家人道歉,赔了2万多块钱。政法委书记专门登门道歉,领导承认了这个事情警方是错误的。这个事情的结果和影响是非常大的,全国的媒体都报道了,你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媒体却天天连篇累牍的报道,新浪搜狐天天都是首页,跟帖无数。我那年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了2003年《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之前每年都有,前几年被叫停了,办了大概有十一二年。当时给我的是叫做“公众服务杰出表现”,编辑约我写了一篇文章,他们自己取了一个题目叫做《报人如雪》,我当时就引用了北大陈瑞华教授说的一句话:“一个警察权被滥用的国家,一定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报道这个事情的过程,其实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启蒙。接下来到2003年,发生著名的“孙志刚事件”,那时南方都市报陈峰做了报道,冷静而专业。最终,媒体的持续报道和全社会的关注,带来了“收容遣送办法”废止的直接后果。我所说的就是这个时代。2003年又被称为公民权力元年,因为有“孙志刚事件”等很多与公民权利有关的事情发生,“黄碟事件”也是其中一起。可以说,在这一年之前,“公民”这个词语在中国媒体上并不多见。媒体上会说老百姓很多,但说公民的很少,我觉得就是从2003年之后,媒体上开始出现大量关于公民的字眼。在不断叙述的过程中,自然会带来一些启蒙,观念和意识上的改变。2003年11月8号记者节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评了一个“中国记者风云人物”,盘点一年来中国媒体界影响比较大的报道,选了八个人。 我在这里提一个人:展江老师。如果你们关注新闻的话,可能会注意到,展江老师被新闻界戏称为“军火贩子”,他把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很多理论,调查报道的理论,译介到中国来,做了很多的工作。中国的调查记者从他那儿受益匪浅。作为学界中人,他跟媒体界联系非常密切。展江老师也是这个奖的评委之一。所以这个奖虽然是央视办的,但至少那一年,它没有体现很多官方的意识形态。从入选的人就可以看出来。有王克勤,他一直做揭黑报道。还有陈峰,在《南方都市报》写“孙志刚之死”的记者。我入选是因为“黄碟事件”。还有柴静,也是因为她之前做的新闻调查。 还有过去南方周末的老记者赵世龙, 《新华社》的朱玉和《焦点访谈》的曲长缨,都是因为调查报道入选。当时的八个记者里面,七个是调查记者,只有一个是去了伊拉克的战地记者 。这在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是唯一一次,在那之后都没有过。可以看到当时有那样一种气息,国家处在一种进步的状态里面,在各方面各个领域都体现得出来。

黄金时代

2004年发生了SARS。在SARS事件上中国政府很丢人,而一些媒体,如《南方都市报》以及胡舒立的《财经》杂志,则有优异的表现。后来《南方都市报》遭到反扑和报复,就是因为“孙志刚事件”和“SARS事件”。2004年,《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程益中被抓捕,关押了几个月。引发了一个全国知识界和媒体人的联署呼吁。 后来也是因为体制内外的力量,最后程益中先生被放了出来,但是他们的总经理喻华峰还是被找了理由判了8年。这就是一个背景。可以说,2003年前后,中国的调查记者得到很大成长。那之后,我做过《华商报》深度组的组长。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调查性报道的题材,只要觉得比较重大,我们都会派记者去。可以说,那几年, 常常在一个新闻现场,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就碰头了。去新闻现场,如果是在一个小地方,看到背着包,不像本地人的,一问,八成都是记者。

在这中间,我也跑来跑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2006年元旦的张掖民乐法院爆炸案;2009年的内蒙古公安局长枪杀副市长案等等(报道详细情况略)……那些年,也是调查报道的黄金时期,国内一批优秀的调查记者,做了很多好的调查报道。一直到2016年,我去采访了一些过去十多年里的调查记者。他们如今大部分都不做记者了,如果说过一个“黄金时代”的话,那这个“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同学:那个黄金时代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江雪:如果说有的话,我的观感,结束应该是在201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过后。虽然此前我们也不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它同样充满了管制,但是没想到,今天我们居然在这里感叹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其实特别的不可思议。我刚刚说的这些,你会看到我们是充满了热情。大家会在不同的地方遇见,会互相的砥砺。以当时的“邓玉娇案”为例,是因为媒体,以及网民的呼吁,才有那样的结果。到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我们当时在微博上都是彻夜不眠地去关注,我当时在《华商报》的评论部做主任,1月6日我们发了一个评论叫《新年献词缘何酿成公共事件?》,这是当时全国媒体里最早或者是唯一刊出文章声援《南方周末》的纸媒。当时,纸媒中发表评论的还有一家是《环球时报》,它的论调阴阳怪气,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事件是受境外势力指使。“南周事件”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可能让当局看到了媒体界和知识界联合起来抗争的一种力量。

其实之前还有一件事情。2011年“两会”之前,全国有13家媒体发了一个联合社论,也就是 13家媒体在同一天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关于户籍制度的,内容并不激烈,批评中国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隔绝。 《经济观察报》发起后,得到各家媒体的支持 。13家报纸联合发出声音,马上遭到整肃。最后不了了之。 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媒体曾经有过的挣扎和努力。但南周事件之后,基本上这一波对于媒体界的整肃也就开始了。

说起“黄金时代”,其实镣铐依然沉重。举例来说,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么大的灾难,官方的第一反应还是禁令。汶川地震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发生,大概傍晚时分各家媒体就接到了官方不得擅自“炒作”的消息。但地震影响实在太大,事实上当天全国已有大量记者往现场赶。我所在的报社前后也派了20多个记者前往,我因为当时正重感冒,是5月17号去的青川,当时看到的情况还是非常惨烈。你能看到,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其实基层的很多地方,政府的办公场所都垮塌了,此时对媒体的控制和监管其实也很难做到了。所以后来一度采访都放开了。我们去了之后,看到很多外国媒体记者也都在采访。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也赶赴现场, 那一年也被称为“志愿者元年”。那个时候真是因为灾难太大,而中国人的爱心与善良也被激发出来,无数志愿者都到灾区帮助救灾。此时此地,媒体必须充分放开,有更通畅的信息渠道,才有利于救灾,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常识,但那时就能看到在管制与反管制之间的张力。但不管如何管制,社会还是在进步。到2014年的时候,云南鲁甸地震,我也去了,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志愿者,他们已经变得成熟了,在当地建立大本营,服务志愿者,井井有条投入救灾。可以说汶川地震时大家都是自发蜂拥而至,而到几年之后,经历玉树和雅安地震,志愿者已逐渐成长起来, 公益力量之间形成自己的组织,平时就有交流,到鲁甸地震发生时,他们在网络上的链接和信息分享已相当充分。可以说这也是社会成长变迁的一个方面。但是媒体受意识形态的管控依然厉害。

到2011年之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评论部主任。那时赶上一件事情,温州到上海的“723动车事故”,我认为这是中国媒体遭遇的一次重要事件。 “温州动车事故”有几十人死亡,发生在东南比较富庶的地带,所以也对很多中产阶层的震动很大。加上2011年时微博正在兴盛阶段,所以各种信息的流通是比较充分的。这件事情,官方的第一反应也是禁止,但是媒体都已经赶赴现场了。 我当时是因为到评论部了,没有到现场去,但我们接连发了六天的头条评论,从开始关注救援,到转入对责任的追问。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媒体必然要追责,这是天然的职责。我记得在第四天的时候,我们请了谌洪果老师,做我们的特邀评论员,写了评论——《“723”动车事故应启动宪法特别调查程序》,呼吁对这种涉及重大的国民利益的事件,应该立即启动独立的宪法调查程序来提供真相, 这个评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到第七天的时候,是事故死难者的“头七”,赶到周末,我们评论版次日有三个版的“评论周刊”。我当时给评论部的人说,可能马上就会收紧了,评论周刊再做最后一把,把话都说透说尽,可能禁令就要来了。记得当天我们准备了大约两个半版的稿子,都在说这件事。包括专访北大的张千帆老师,并且准备全文刊登北大当天组织的对铁道部问题的研讨会内容。 但到临出版时,突然禁令下来了,严禁媒体再擅自做任何报道和评论。

记得当晚的心情特别沉重郁闷,这个时候,一看微博上大家全都在吐槽,还有很多媒体同行在晒被撤掉的版面,不知道是哪一家开始的,把他们做好的以及没有完全做好的晒在微博上。我们的版面也发上去了,微博上可谓“哀鸿遍野”。后来回想这一次,算是中国纸媒的一次抗议行动,但主要还是在网络上进行的,最后你看这个“温州动车事故”还是这样不了了之了。我们所呼吁的宪法调查等等,都不可能实现。那我们可以想想,媒体人想要什么?其实就是追问真相,让政府来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是代表公众来追问,实现公众的知情权,但因为媒体受到严厉的管控,而无法实现。但为什么我们会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大家面对禁令时,第一个冲动是去冲破禁令,但这种状况到2013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之后,基本就慢慢结束了。对媒体的新一轮整肃也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基本完成。

选择出走

回望我自己的经历,不管是在做记者的时候,还是在做评论的时候,还是在尽力去拓展言论的边界。我们的头顶肯定是有天花板的,但我永远会靠近甚至去试图冲破那层天花板,这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的责任感。因为你如果永远匍匐在那里,你就永远不会前进,哪怕我们往前一毫米,这次我们往前了一点了,下次我们能往前再一点。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我做的事情其实在2013年中的时候,已没法干下去了。 我不愿意妥协,辞掉了评论部主任的职务。当我选择辞掉主任职务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公开信。我并不是一个高调的人,当时要这样做的原因,是看到崔卫平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当你作出一个公共选择,你不仅要选择,还要告诉公众你选择的原因,因为它是有公共意义的。这之后,到2014年底,我离开了供职的媒体,因为已经很厌倦这张报纸了。此后我在财新传媒做了短暂停留,但最终,还是决定做一个独立访问者。

至于说媒体的萧条,我觉得到2015年已相当明显。过去很多能做的东西,现在根本就做不来了了。大约十年前,许志永博士参加独立代表候选人时,《南风窗》等很多媒体都做了很多报道,现在看来几乎有点不可思议。

举个例子,2015年5月份的“徐纯合事件”。徐纯合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庆安火车站,被警察当着母亲和孩子的面开枪打死,这个事件的报道就很少了。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可能涉及警权滥用的事件。然而,当时关于这件事的信息基本上是从大量奔赴现场的律师,通过微博微信传出来的声音,媒体上对事件本身的调查屈指可数。到“雷洋案”的时候,更是没有什么像样的报道了。而这整个气息的变化,从2015年6月的“长江沉船事故”也能看出来。死了400多人,媒体的报道寥寥无几。什么原因呢?禁令在那里,你派人去了,东西也发不出来。一是做无用功,二是你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比过去要大很多了。所以,首先是很少有记者当场。这个过程中,2015年天津爆炸,新京报、财新等媒体的表现,算是一个小小的高潮,但毕竟已是势单力薄。

管控严厉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和传统媒体的衰落也是有关系的,或者说纸媒挣钱挣得最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政治风险增大,商业利益减少的背景下,谁还会去愿意在调查报道上投入呢。2016年,我做独立媒体人的一年,除了采访,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访问了将近20位的调查记者。可以看到,当年那么多优秀的调查记者,如今已风流云散。

独立记者

2015年,我在《财新》短暂停留,之后还是决定做一名独立媒体人。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在媒体那么多年,应该更绽放一点,去寻求一种自由一些的表达方式。想来想去,我还是想做记者,只不过我没有机构了,那我就自己写好了,自己传播就好。2015年7月,我开通了一个公众号叫做“雪访”。第一篇就写了“阿潘探夫记”,那篇文章和我过去所有写的新闻的形态都不一样,也不是一个调查报道,也不像一个人物稿子。它是一个过去在媒体上不会有的抗争者的故事。在中国,异议者貌似是不存在的,大众媒体上不会有他们任何的故事,我身在媒体很多年,知道这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很多东西,在所谓正式出版的媒体上,你是永远是看不到的。 我可能也有一种叛逆,想要表达,说出我内心想要说的话。所以我写了《阿潘探夫记》。我跟着阿潘去探望她的丈夫,她每一次去看郭玉闪的时候都在监狱外拍那里的一片天空,这里有很多温情而痛苦的东西在里面。郭玉闪从北大硕士毕业,如果他愿意,可以在体制内过得很体面。但很多年来,他成立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做到最好的民间智库,也并介入一些维权行动,其实做的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个时代,他因此而失去自由。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切片,我用比较人性的角度将其记录下来,或许有它的价值。后来,我又写了《一个妻子的这一年》,是浦志强妻子的探访。我跟她回滦县的老家,去看望浦律师的老母亲,在凌晨三点多的火车上听她讲过去的故事。我自己觉着这些记录是有价值的。一方面这些东西有人性的温度,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很多症状和特征都会体现出来。总的来说,我把这个公众号一直做下来了,也不断的经历被封号,“雪访”被封了,“新雪访”也被封了。中间我去做右派老人议题,像大饥荒中的一些故事。“新雪访”被封的原因说是我写的关于右派老人的一篇文章,叫做《大饥荒使我们清醒》,写的是一个50年代的大学生,一个兰州大学的大学生,在反右运动之后被下放到天水农村,然后看到大饥荒,他们办了一份叫“星火”的杂志,为农民说话,也独立思考,最后他们各自都经历了牢狱之灾。现在有几位老人还健在,像一位江西的老人,今年79岁了,坐了18年牢,我去采访的时候他的腰板是笔直笔直的,他说他在牢里待了18年没有一天觉得自己是一个犯人,他的精神气息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因为这个稿子,我的“新雪访”也被封了,我也不知道理由是什么。或许是因为前一天我刚发了夏霖律师的稿子,所以只是找了一个由头封号而已。去年年底时,汉尊颁给我一个“汉尊人物奖”,给了我一段颁奖词:“冰河时代的见证者——独立记者江雪”。虽然有点过誉。事实上,我也从来只敢是说我是独立媒体人,独立记录者而已。在这个国家,说你是独立记者,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

同学:老师,其实在第一次关注“新雪访”的时候,因为文章不是很多,我就某天晚上看到4点钟,把全部文章都看完了。像“阿潘探夫记”,在监狱的一些情况我之前也有了解过。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西安的那个“九一五”的那篇文章。我当时在宝鸡读高中,没有经历过当时西安是怎样一种状况,但我从那篇文章中看到一个血淋林的事实,不知道他们的现状是什么?

江雪:我前几天又发了一个回访,“九一五”是我的一个独立报道,我当时是评论部主任,并不是记者,但我觉得这样大的事情,本地却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是很大的耻辱,所以,我就去现场采访,在网上发了一个公民记录。我想如果能还原一部分现场,就挺欣慰的。算是我为这个城市留下了一份记录,这也是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所在。在2016年的9月15日,我重发了一下,结果凤凰卫视的记者又来回访,才知道当时被“爱国青年”砸断颅骨的李健利居然还住在医院,所以又做了回访的报道。

同学:如果说纸媒暂时有一些禁令的话,可以把阵地转移到网上,这样风险会小一些。现在互联网也有颁布一些互联网的条规,那也会有一些约束,我刚才大概翻了一下互联网条规,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东西,那现在互联网对于媒体的约束体现在哪些方面?

江雪:条规上我没有特别的研究。但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这种状况下,很多风险是不可预期的。纸媒衰落之后,阵地确实一度在往网络转移,此前网易、腾讯、搜狐、凤凰等都开了原创平台,发了不少东西,一些负责的朋友也都是很有情怀的媒体人,给写作者提供空间,但因为这些门户网站并没有对时政新闻的采访权, 也很容易被掐断。最近一轮的整肃,就把包括腾讯“思享会”在内的很多原创栏目给关闭了。目前信息的传播方面,现在虽然个人自媒体的声音喧哗,但碎片化东西多了,而真正的事实信息就很少。因为围绕核心内容进行求证一定是一种专业的工作,碎片化的东西就难以甄别了。言论环境恶化的一个表征也是这样,但我觉得这种高压自然会有一天喷发,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同学:我是2014年9月上的大学,学的专业是新闻。在我刚接触这个学业的时候,一直处于这个环境之中,我们没有概念,我们没有经历过刚刚老师说的黄金时代,没有深刻的体会,没有想法。现在微信微博这些客户端的控制我们也能感受到,太过压抑。那现在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状态吗?

江雪:是这样。我刚才说的那个时代,是大家会努力,有禁令但是大家会去冲破那个禁令。有阻碍,但是也有希望,大家会想着把这块石头搬走,或者我们会把石头弄出一个缝隙出来,或者是我们会带着镣铐跳舞而且会尽量把这个舞跳得漂亮一点。但是因为一帮人的离散,现在人少了,另外现在真的是镣铐太重了,暂时确实没办法去挣脱。但我还是觉得,我刚才说的这帮人,离散开来也是带着他们的理念去的,他们去了之后会开枝散叶,我觉得是大家在不同地方积蓄力量。至于媒体人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毕竟这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变革的东西我觉得是挡不住的。现在身处其中的人,比如说新闻专业的学子,如果有理想,能去传承这门技术和技艺的平台,当然不错。但因为过往媒体深度报道或深度评论的部门基本被关掉或者阉割了,《南方周末》现在萧条成那个样子,《财新》这样好的媒体又太少,大家不可能一拥而上。但是,毕竟有了新媒体的工具,人人都可以表达和记录,那我们可以在学习中壮大自己。我觉得时代不管怎样都是往前走的, 对我们来说,读书与修炼内心都很重要。还是要葆有希望,冬天再严酷,春天还是会来。昨天风雪那么大,今天出去不是桃花也绽放在枝头了吗?

质疑精神

同学:老师您刚才讲到很多异议者,大饥荒,右派人士等等,那您肯定是采访了很多人 ,那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会不会很有障碍?或者说他们会不会信任您?这个过程会不会很辛苦?包括他们会不会对记者讲述真实的东西?

江雪:我觉得,对我来说交流采访就是很多年的工作,包括建立信任度都不是太难的问题。到一个现场,只要你的态度是足够真诚的,往往普通人是很好打交道的,我们媒体人也经常说我们就是仰仗陌生人的慈悲。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是陌生人来给你提供信息,人家凭什么给你讲?所以一定要有真诚的沟通在那里,有网上的沟通,书面的沟通,但是对于一个媒体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面对面的沟通,永远都是到那里去见到对方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做最近的一次采访。一位老人就什么都不愿意说,其他人都访问了,他不愿意被访,怎么办呢?我就订了廉价航班飞过去了,等他实在拒绝了我再说,飞到那儿了住在那儿了,我给他打电话说我过来了,并且告诉他我和这个故事的渊源,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发生在我家乡的事情,作为一个晚辈有必要去追问。他就说你不要问这段事情,可以问其他的,我说好的,那先见面。结果见面了,我都不用说,他自己一个人说了四五个小时。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一样,他对我也有了信任。前段时间中秋节的时候,我给采访过的老人一人寄了一箱我家乡的苹果,因为他们为我家乡的百姓说话而受牢狱之灾,承担了代价,我有必要去这样做,我觉得也算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当年的一句真话,很多年后,还有后辈记得他们。所以,这种沟通一定是体贴别人的沟通,要体谅别人,一次不行,那就锲而不舍。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好沟通的,当然官员等是不好沟通的。但我本身可能是比较草根的一个人,我对身居高位的人不是很感兴趣。我确实更愿意关注底层的一些东西。

同学:老师您做记者那么多年,您有喜欢的或者说仰慕的记者吗?

江雪: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仰慕的人,因为都是同道。当然我也有喜欢的记者,比如之前说的龙志、陈锋,王和岩他们。龙志他个子小小的,带一个鸭舌帽,然后又不善言辞,很沉默的一个人,但是他又很敏锐,能够抓到事物的本质,他知道这个事情的关键信息从哪里去获取,去挖掘。判断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是亲和力。 对我来说,做一些历史的记录的时候,我们不是居高临下,也不是悲天悯人,是回到一个个个体,一个个生命,去记住他们的故事。这个时代是最缺记录者的。在最需要记者的时代,现在的环境让记者离散了,让记录者一天天的减少,但是真的是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去记录的。

同学:那老师,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于不同专业的,大家对于媒介素养没有一些系统的认识,您做新闻评论那么多年,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如何去评论一则新闻?

江雪:首先,你要看它对事实的判断,一切的评论都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一个信息里面是不是有好几个信息源的互相印证?如果一个报道里面,出现过多的主观评断的时候,这是不对的。事实和评论要分开,如果一篇文章的事实和评论是搅和在一起的,那就要对这个保持一定的怀疑,打上一个问号。像前一阵有一篇文章讲“盛世蝼蚁”的文章,那里面的情绪化东西就太多了。 比如说我做的“雪访”里面,《阿潘探夫记》就不是调查报道,它是另外一种体裁。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我肯定有我的情感和立场,那可能是我比较率性一点的记录而已,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抗争性的书写,并不是调查的东西。这方面,你们可以看一些西方的调查报道的教材,掌握一些基本的理念。

同学:我对《解放军报》什么的很失望,您也知道我们军校生,如果你上了十几篇《解放军报》就给你三等功,包括你以后工作分配的时候会好一点,甚至以后可以去《解放军报》工作。但是,我发现他们写出来的报告和新闻很真实的东西相差太多了。

江雪:在中国就是这样,《解放军报》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媒体,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的一部分。在早年刚开始做媒体的时候,我曾做过一两次宣传类的报道。那时刚开始当记者,也没有自主权,被拉去做一个宣传部下达的任务,这是市场化的报纸不情愿也无奈要去做的。我曾采访过一个军校学生,虽然说也是比较优秀的,但官方要塑造他时,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的报道,而是有了造假的动力,甚至把其他人的优点转移到这个人的身上。反正大家都知道是为了我们所谓的集体荣誉。这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痼疾,它是长期这样的,中国人好像在很多时候都特别需要一个典范,已经深植于心中了,当然这个被打破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包括很多为自由民主呼唤的人,都希望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其实,每一个人回到人的个体,人有缺点,人有弱点,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对人性有更深的洞察,谎言不会大行其道,我们就不会那样了。而这种宣传自然是违反人性的。

同学:那老师您觉得在这种社会中需要这样的典范和榜样吗?

江雪:我觉得至少不需要虚假或夸张的榜样吧。

大家:你是想活在一个被别人创造出来的世界当中呢?还是一个可能没有一个绝对光辉的英雄存在,但是很真实的世界中呢?

同学:我的意思是需要吗?

江雪:在正常的社会中,当然是不需要的。

同学:但是你看雷锋也会影响一代人啊?

江雪:可那是被宣传和灌输的。当有一天你知道你所相信的东西是虚假的时候,你受到的伤害会不会更大呢?我们即使需要典范,但至少应该是真实的啊。

同学:就是说可以有,但是一定要是真的。

江雪:每个时代都有担当的人,比如说今天那些在牢里待着的为公民发声的人,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那么勇敢,为了内心的信念去付出。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是被屏蔽的,不为人知道的。

同学:那种榜样的力量,会不会一定意义上推动或带领一些人去前进?

江雪:我还是相信有一些精神,就像一盏明灯,就像你们今天来到的知无知,在这个城市里,也像一盏灯一样,是有光的所在,虽然非常微弱。我想,一个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一群年轻人汇聚在一起,我们去探讨我们将来的路径,我们去思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将来能不能走向一个更光明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能不能发出光和热来,这就是典范。这和我们刻意的塑造宣传,充满谎言的东西完全不同。

媒介素养

同学:昨天谭敏涛老师也有说,现在只有两个报纸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是《南方都市报》,一个是《新京报》。

江雪:现在《新京报》算是一枝独秀,《南方都市报》现在已赶不上《新京报》了,《新京报》其实血脉是南都的血脉,当时《南方都市报》和《光明日报》合作办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发生之后,大家都在网上声援。《环球时报》发了一篇评论,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是受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然后中宣部就下了指令,要求全国各家报纸转载它的评论。下了死命令,我们刚刚发过声援,我当时就去找总编说我们绝对不能发这个东西,如果发了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总编那里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你不发的话,那就是太明显了,直接就是在对抗,那我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发在评论版,如果你发在评论版我立马就辞职。后来,我们是找了一个B叠的版,在最下面不起眼的一个的坑里面,把那个发了。同一天,我们把《人民日报》的一篇关于说官员要接受批评不要有“鸵鸟心态”的文章转发在了评论版,以表示我们的态度。当然这也只是媒体人的一点自我安慰的小心思,没有办法的办法罢了。在管控之下,曲线表达下自己的态度。而当天的《新京报》,就一直在抵抗不发这个东西,一直到当晚的凌晨,据说是宣传部的人进到报社里面,不发就不准离开,最终他们很无奈的发了稿子,但当晚新京报很多编辑记者一起赶到报社坚守的那一幕,何其悲壮。所以说《新京报》还是很有风骨的,有一帮媒体精英还在那里,所以当时天津大爆炸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去到现场。他们在新媒体的转型方面也是做得最好的。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些媒体人坚守着他们的责任。而媒体的责任感永远都是关注事实,关注社会的进展。在华盛顿有一家全世界唯一的新闻博物馆,墙上有一句话,大意是:新闻必须告诉人民真相,然后他们才能知道如何选择。选择是建立在知道真相的基础上的,而这就是媒体的责任。

同学:今天和老师聚在知无知挺难得的,而且媒介素养也是很重要的,想问问老师有没有关于媒介素养方面的公众号书籍之类的可以推荐呢?您刚才也提过,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太过繁杂,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我们的世界观还不太成熟,辨别信息的能力还不够强。

江雪:有一本书叫做《真相》,大家可以读一读,他就涉及到媒介素养的。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大家也可以关注。具体这方面的,我没有太留意。如果是严肃的信息,还是要看有一定口碑的东西。

同学:其实不光是来源问题,很多是价值观的嵌入,我一贯都认为所有的媒体都带有价值观。所以说,你看报纸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一个排斥的感觉。

江雪:媒体当然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但在有价值观的同时,你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专业伦理。而在事实的报道中,客观中立平衡的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过时。但是,价值判断与良知、公义等等东西有关。比如今天一些报纸,长期鼓噪一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评论总是莫名其妙,“叼飞盘”的意图是稍加分析就能看到的。而一些在市场化时代有良好口碑的媒体,大多是受到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伦理的影响,它至少能给你提供一些技术上的保障,让你离真实近一点。

同学:那像一些影响很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他们所报道的东西很多都是真实的吗?

江雪:他们的信息,怎么说呢,官媒的一些报道,例如报道维权律师,雷洋案,它会给你提供一个事实,但它绝不会陈说出所有的事实。例如会说一个人受审,但对他的辩护,则可能只字不提。你说它是真实的吗?它是经过挑选的事实,并不是完整的。在一些普通的报道中,它可能是。但它毕竟有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要造假的时候是会造假的。当然它也要尽量树立它的权威感。我们过去说,作为一个媒体人,可以不说所有的真话,但是我们绝对不说假话。这个底线,它们可能够不着。媒体只要不是独立的,就是有可能说假话的。所谓的“喉舌”。喉舌是什么?它是传递声音的,和能够独立思考的大脑肯定是不一样的。

同学:我在微博上有关注《人民日报》,它的一些评论虽然说没有什么用,但还是比较客观的。它是有一些引导作用,但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东西。

江雪:当然可以关注。它在形式要素上会做得好一点。体制也吸纳精英,它会有自己的一套要求,也深谙传播之道。但它毕竟也是一个政党舆论的宣传工具,本身它不是真正的媒体。

用心感受

同学:其实老师刚才说过,黄金时代过了之后,会有很多管控之类的,我想到了一个词语就是“被阉割”。我们是不独立的,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特别了解过有关于媒体状况的一些东西,也就会联想。当时我小姨从台湾给我带回来一本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也是一个逃亡者。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这是一本双线并进的小说,从文革时期被压抑的痛苦中逃离出来,但又得出来了《一个人的圣经》。可能老师你们想的是去坚守,去突破这个天花板,去一步步的往上顶,带着希望带着镣铐跳舞,但是高行健就回归到自己,他对这个社会绝望了,他也沉默了,可能更多的是在生无可恋之后对自我的一种追求,一种个人的追求。其实想想,现在和文革时期的那种环境是比较类似的,可能说有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遇到某些事情,真的会没有那么多坚守,我们会选择的屈服,向这个社会低头,沉沦。

江雪:是啊,一定会有悲观中的沉沦,但我还是觉得,世道即便如此,灰暗中总还有希望。毕竟时代已到今天,例如现在很多人会说文革快来了。但想一想,毕竟如今的社会形态和文革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你想文革时的社会控制是什么样的?那时的社会控制,你其实寸步难行,出门必须要拿介绍信,吃饭要粮票,一举一动都在户籍的管控之下。而今天的时代已很难实现那样的人身依附,我们还是有很多生活下去的途径,我们偶尔会妥协,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跪在地上,完全放弃自己的思考。我们即使为了很多压力而妥协进入体制内工作,也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了我们的理想。我是有点道德洁癖,但是我不会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要求别人,我能做到多少会尽量,但不会要求别人。我的很多同行,去赚钱了,去做生意了,但他们也都在不同的环境里很努力的,而且我也相信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理念。头脑已经打开的人,是不会再回到蒙昧的。 所以说,也不必太悲观。

同学:有的人遇见逆境会去往上走,但是有的人真的会去逃避。老师,您觉得有时候应该妥协嘛?或者说折中?

江雪:我是觉得在价值判断方面,根本的东西我不会妥协。就像我现在知道,哪怕为了维持生存,也不应该去和你讨厌的那个东西合作。当然你可以付出代价,但你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毕竟已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同学:您是在进入体制接触过体制之后有这样的感受呢?还是?

江雪: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基本上没有在体制内的太多感受。我一开始进入的媒体,就是一份相对来说市场化的媒体,当然从大的环境来看,中国媒体没有不被体制管束的。但我没有从体制里逃离的那个痛苦的过程。例如我从上大二的时候就确定了自己不会“入党”,因为对所谓的“思想汇报”特别生气,我的思想要给谁汇报啊?我干嘛要去汇报啊?我幸运的是很早知道了这一点。

同学:老师,我和您有一段类似的经历。我爷爷与父亲都是党员,所以他们也想让我入党。在大一的时候我是拒绝入党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入党。现在我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加入。但大学里面的老师特别是辅导员,他们会根据成绩来要求或者是鼓动你入党,第一次我拒绝了没有去上党课,但家人就有那种反应。第二次听从了家人的,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没有参加党课的考试。第三次也是类似的情况,反正最后也没有入党。我是在不断的妥协,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入党,尽管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

江雪:还是不要去做,没想通就不要去做。很多时代变化,我们也身处于历史之中,我是觉得个人要有历史感和生命感。还是要倾听自己的内心。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清清白白的活在这个世上。

同学:我觉得自己处在朦胧状态,不知道是什么去控制着我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活着的我是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脑子里有什么让我去说话,有的时候我会闭着眼睛然后想象我的脑海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然后会发现那是一个无限扩张的地方。游学的一个小伙伴比较喜欢用功利主义的逻辑去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又是受到随机因素影响的,很多东西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不知道什么是我。

江雪:也许可以去看看哲学和宗教的书。我在上大学的一段时间也会经常有这样的迷茫,午夜梦回的时候经常会对自己有所怀疑,其实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我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那种生命的困惑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和死亡永远是最大的问题。我本身是一个佛教的生命倾向,我不愿意归类于那是我的宗教,我更愿意归类于那是一个我的生命倾向。我觉得佛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生命体系,很多人会认为它是消极的,避世的。但它其实是很丰富与深刻的,过去包括民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对它有很深的研究。而今天的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对我来说,唯物主义那一套在生命层面是让人绝望的。我个人从佛教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滋养。简单来说,对所做的事我会很坚定,我知道它的价值,但我不会去赋予终极的意义。另外,大乘佛教里面,菩萨是承担,为众生担负,也是精进的源泉,这些都是对人有滋养和安慰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然我们去做事,但也要重视自己的生命与内心感受,我想,那也是走长路所必须的。

访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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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从不讲述全部真相”: 中国媒体进军国际的民主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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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an Mantesso 和 Christina Zhou

2018年9月,印有袋鼠和熊猫的广告牌陆续出现在澳大利亚各州首府城市。这是一项耗资5亿澳元的广告宣传的一部分。这个广告是为了吸引观众在重新包装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上“看见不同”。观众还可以在 Foxtel 和 Fetch TV 上收看 CGTN。

但是,“看见不同”附带着一个重要的前提。

同时,与之配套的是北京对驻外记者的培训、对海外媒体版面或节目的收购,并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了一些官媒的网络。

当201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国际版块被重新包装为CGTN推出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CGTN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这番话语被解读为中国政府的野心,即全新确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媒体平台,同时将挑战自由民主作为其理想中的发展和政治架构。

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一些西方国家则不断退却。

同月,CGTN广告牌在澳大利亚遍地开花,美国命令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中国官媒新华社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因为担心这两家媒体可能被用作政治干预的工具。

中国挥洒几十亿澳元宣扬影响力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与太平洋学院研究员格雷姆·史密斯(Graeme Smith)向ABC介绍说,虽然中国在过去“非常乐于退让”,但现在却积极地寻求发挥影响力。

“用[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隐藏实力,等待时机’——隐藏和等待的格言现在已经被抛弃了,”身为播客《Little Red Podcast》主持人的史密斯博士说道。

中国共产党想要的不仅仅是控制国内新闻——现在还想要在境外建立一个“世界媒体新秩序”。

在《华尔街日报》2011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新华社前社长李从军呼吁在信息呈“从西方流向东方、从北方流向南方、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媒体行业中“重新确立规则和秩序”。


《卫报》发表的一项为期五个月的调查揭示了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宣传运动的“范围和野心”之大。

这包括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2009年承诺花费450亿元人民币(93亿澳元)来发展央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媒体扩张运动。

根据发表的一项为期五个月的调查,仅在2009年至2011年间,新华社就新设了40个驻外分社。这一数字在2017年跃升至162个,其目标是截至2020年达到200个。

CGTN在2016年被重新包装,并于不久前在伦敦设立了分社。这家机构不仅已经拥有大量驻外记者,并且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它的存在,包括澳大利亚。

CGTN称其以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法语和汉语向12亿人播送其广播电视节目,其中包括3000万户美国家庭。这会使CGTN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网络。

讲好中国故事
例如今日俄罗斯和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具有非西方国家北京且受到国家经费支持的国际媒体的出现和相对成功,向中国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模式。

史密斯博士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希望 CGTN 成为一个像 BBC 之于英国人民那样的角色,作为软实力的代理人,正如习近平所说,‘讲好中国故事’。”。

新闻聚合网站 Buzzfeed 去年6月报道称,CGTN 曾发出招聘广告聘请超过350名记者为其伦敦分社工作。


据报道,对于“从中国角度报道新闻”的第一批90个职位空缺,就有6000人提出申请。考虑到当前西方新闻机构裁员和收入减少的背景,这一点不足为奇。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于海清博士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网络覆盖面最广的媒体机构”,雇佣了成千上万名主要以英语为母语的非华人记者、编辑、经理和公关人员。

于海清博士说,这些人在中文中被称为“五毛”,这是一个用来形容受中国当局雇佣用以操纵公众舆论的网络评论员。

她解释道:“尽管他们不会同意这种叫法,但我认为他们中许多人愿意[工作],或者出于实际原因[工作],因为佣金真的很高。”

中国媒体扩张的一个中心原则是否定西方新闻价值观,并用亲党原则取而代之。

一项遭泄露的2013年政府法令《9号文件》公开抨击西方媒体,称“西方的新闻理念破坏了我国媒体应该融入党的精神的原则”。

中国媒体自由度是世界上最低的——在记者无国界( RSF )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6位。

“在中国……职业记者几乎不可能发表任何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立场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事务局局长塞德里克·阿尔维亚尼(Cedric Alviani)向ABC介绍说。

“即使对于民间博客或网民来说,发布与党的立场相左的观点也越来越难。”

与此同时,北京还一面积极打击包括ABC在内的国际新闻网站,一面声称其互联网“完全开放”。

阿尔维亚尼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不仅中国公民可能会失去拥有新闻自由的希望,中国在境外影响媒体界的举动也“对民主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

“如果中国的世界新媒体秩序在未来某天得以确立,那将是一个没有记者的世界,是一个记者基本上就是世界各国喉舌的世界,”他说。

被“西方新闻价值观洗脑”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中国也是世界上对记者监禁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领导人曾公开表示媒体是国家的一部分。

2016年,习主席告诉记者,“党的所有媒体工作必须反映党的意志,维护党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

“他们必须热爱党,保护党,并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与党的领导紧密结合,”他说。


2017年,CGTN主持人潘登在一部展现中国最优秀的记者的纪录片系列中表示,许多在中国以外的人都被“西方新闻价值观”洗脑了。

与此同时,另一位CGTN节目主持人猛烈抨击西方媒体以“一维、肤浅的方式”描绘中国共产党。

“当西方媒体做和中国有关的报道时,有一种谬论,它不是撒谎,而是从不说出真相的全部,”她说。

由于偏离政党路线的空间很小,在一些已经出现的一些事例中,工作人员觉得他们更像是中国的代理人,而不是记者。

根据加拿大《渥太华杂志》的报道,新华社记者马克·布雷(Mark Bourrie)被指派报道2012年达赖喇嘛访问渥太华的情况,并被要求了解时任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和达赖喇嘛在一次私人会议上的谈话内容。


据报道,布雷先生在发现他的报道不会被发表时,与渥太华分社社长张大成之间发生了冲突。

据称,张先生告诉布雷,收集到的信息将直接发送给北京,用于情报目的,这导致布雷当场辞职。

这位社长后来否认了这些指控,称新华社的政策是“通过公共手段报道公共事件”,该机构的编辑室可以决定如何以及发布什么。

尽管史密斯博士作为《Little Red Podcast》播客的主持人说他不认为充当代理人是记者的首要角色,但是他认为,有时他们可能最终沦为给中国政府收集原本就没打算播出的材料。

随着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不断扩张,中国共产党对位于海外的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影响力也受到了质疑。

“借船出海”

就在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正在扩张的同时,收购外国广播频道和报纸副刊的不透明操作也在同时进行。

中国有句谚语叫“借船出海”,它被用来描述中国政府是如何秘密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本地媒体中,比如购买无线电波频段以传递信息。

一项路透社2015年的调查显示,遍布全球14个国家的至少33家无线电台 “是全球电台网络的一部分,该电台网络以掩盖其大股东的方式被建立起来,而中国官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是其主要股东。

负责监控外国媒体所有权和宣传的美国官员承认,在路透社和他们接洽之前,他们不知道中国控制的电台业务的存在。

当ABC在2017年终止了在太平洋地区的短波广播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几乎立即接管了这些频段来播送自己的新闻。

这个做法遭到了受其影响的听众的强烈抗议,但当时ABC坚持认为短波技术已经过时,而通过削减这一服务可以节省190万澳元的经费,ABC还表示将把这笔资金再投资于扩展内容和服务方面。

据史密斯博士称,澳大利亚的中文广播电台正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被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关联的公司收购,这些被收购的电台遍及大多数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

“他们已经有效地垄断了中文广播,”他说。

“如果你要寻找另一面的声音,你要么不得不去网上看……如果你只是打开收音机,你听不到多少不同的声音。”

《悉尼先驱晨报》2016年的一篇报道援引一名来自澳大利亚中文媒体的消息人士称,澳大利亚的大部分中文媒体已经由中国政府或其附属机构拥有或控制。

A

screenshot of the homepage of the Caixin Global news website.
财新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签署了一份内容分享协议。

“至少在那个领域,他们已经非常擅长去保证他们的内容能被播报,而不是其他的,”前中情局分析师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说,他现任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中国项目研究员。

“我们不仅在中文媒体上看到了这一点,而且还在澳大利亚媒体以及大量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其他报纸所接受的内容共享协议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中国报道成为得到曝光的新闻。”

这些“内容共享协议”是商业性质的协议,它允许中国能以单页或副刊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出版其自己的报道。

中国的“软实力可以驱动友谊之轮”


《中国观察》是《中国日报》出版的一份月度增刊,过去,这份月度增刊曾在包括《悉尼先驱晨报》在内的报纸上发行。 (Supplied)

现在,从欧洲、非洲到拉丁美洲,我们都能见到关于中国国家主席的整版报道和耀眼的评价。

如今,费尔法克斯传媒已被九号娱乐公司接管。但当该公司旗下的报纸每个月刊登一期《中国观察》副刊时,它遭到了人们的质疑。这一举动是该传媒与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达成的有偿协议的一部分,但是该副刊据悉已于2018年11月和其他被停刊的副刊一起被移除。

《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康兵曾表示,费尔法克斯传媒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存在“意味着《中国日报》的影响力将扩大到大洋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

根据《中国日报》的引述,他还补充道中国的“软实力可以推动该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友谊”。

但是,这些插页的隐蔽性意味着许多读者都不太可能意识到他们正在消费中国政府赞助的内容。

“是的,它们看起来不一样,是的,它带着一点文化色彩,但它看起来仍然是报纸的一部分,也许是其中的一份特别杂志,”马蒂斯先生说。

“你还可以在这些机构的网站上看到这些文章,但你总是弄不清楚它们之间完全不同。”

“没有留意到的读者很容易就会忽略掉,尤其是在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没准备好去找这种文章的情况下。”

去年11月,《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决定与总部位于北京的财新环球签署内容共享协议,这也举动也遭到了质疑。

谁赢得了信息战?

去年,中国政府宣布将合并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两个国家广播电视部门,并最终打造全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宣传网络——中国之音。

这个机构的名字表明了它希望抗衡由美国政府提供经费支持的媒体机构,美国之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全球无线电台网络背后鲜为人知的力量。 (ABC News: Jarrod Fankhauser)

然而,一些专家表示,中国媒体在海外的扩展虽规模惊人,但更像无法取得成功的破脚鸭。

与《今日俄罗斯》和半岛电视台不同,中国进军全球媒体并没有获得多少新闻影响力,也不清楚有多少人在收听。

CGTN在脸书(Facebook)上的7300万粉丝看起来很强大(超过了半岛电视台和BBC的粉丝总和),但是该网络三分之二的流量被认为是来自中国。

CGTN美国分部的YouTube视频通常只能吸引不到1000名观众,但BBC的视频却经常吸引超过50000名观众。


来自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中国问题专家萨拉·库克(Sarah Cook)声称,在美国主要城市,观看新唐人电视台(NTDTV)所制作的内容的人要多于CGTN。新唐人电视台是由一个由在中国被禁止的精神运动组织法轮功所创建的网络。

观察人士指出,造成该网络在流量上失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时常沉闷和可预知的节目内容,以及像 YouTube 这样的主流视频平台在中国境内持续遭到屏蔽。

史密斯博士说:“它被卡在两个目标的矛盾之间,它在想变成另一个BBC的同时,又想取悦其共产党老板,可是取悦共产党老板的内容并不像是能吸引你切换到这个频道并让你身心愉悦的那种。”

于海清博士引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赵月芝(音)的话称,中国靠软实力来推动国家品牌或重塑国家形象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在浪费金钱,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兴趣,也是不可持续的,”她说。

“她提到了……这里的重要性不在于你想要[如何]影响别人,而在于对自己的价值观有信心。”

“[这是关于]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体系令人信服,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这才应该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

不是那种能让你感兴趣的电视内容

2016年,当中国政府的中央电视台更名为中国环球电视网时,其节目的编排方式几乎没有变化。

“实际上,CGTN投入运营后的初始阶段的内容是一系列和习近平有关的关键点,还有这种类似于斯芬克斯的难懂的引语,‘中国必须了解世界’和‘世界必须了解中国’”,史密斯博士说。

“它真的不是那种会让你切换到的电视内容”。

其他部分也被证明存在争议。

2017年,新华社官方YouTube频道《新中国电视》在中国与印度在边界发生对峙的紧张时刻制作了一段视频,凸显了中国媒体有时无知且笨拙的天性。

那部名为《印度七宗罪》的电影使用了种族主义的语言和描述,许多人认为它揭示了中国媒体对国际认可的社会习俗的具有一定程度的无知。

2012年,CGTN还因一则针对外国人和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微博评论而受到批评。这段评论是由其主打的脱口秀节目《对话》的主持人杨锐发表的,但他至今仍在主持这档节目。

和今日俄罗斯或半岛电视台不同的是,新华社和CGTN至今还没能创造出一个受到认可的国际品牌。

“他们遇到了一个从前没有真正应对过的挑战,”马蒂斯先生说。

“你如何培养观众?你如何在制作有趣、使用且信息丰富的内容的同时,破坏西方的叙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在非洲“更加有效的战略”

西方观众或许证明了中国媒体赢得胜利是一场挑战,然而,人们担心非洲更容易受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媒体收购的影响。

“我认为这在非洲非常不同,这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史密斯博士说。

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受到喜爱的程度呈总体下降,但非洲国家却最有可能属于对中国政府表达认同的国家。

由于媒体环境不太稳定,当地网络资金匮乏,中国在渗透和控制非洲媒体方面的积极度一直在增加。

“如果你看看CGTN为非洲提供的那些节目,你就能发现这些非常复杂的节目看起来像是BBC,但是他们聘用了非洲裔主持人去报道非洲,”史密斯博士说道。

“所以我认为在非洲,这是一个更加有效的策略. ”

中国还积极地影响着当地媒体的报道。就拿一个例子来看,北京通过提供财政和后勤援助,扩大了赞比亚公共广播电台的调频范围。

表面上,这样做是为了改善公共服务,但后来,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的独立分析在媒体的内容中发现了偏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

软实力还是软着陆?


The front p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flagship newspaper the People’s Daily features a picture of Xi Jinping.
中国还没有摆脱全球对它是一个专制国家的看法。 (Reuters: Thomas Peter/Illustration)

中国媒体进军海外的规模及其有时隐蔽的属性,已经让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专家感到不安。但是,关于中国媒体传播效率的质疑依然存在。

它已经制定了一个更加强大和复杂的媒体策略,但是它的传媒公司似乎受到了遵守党的路线的限制,这阻碍了它制作出能够广泛地吸引人的内容。

但是马蒂斯先生警告说,这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场软实力运动。

“我认为关于这一点需要记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通常被称为软实力推动,但这不是软实力,”他说。

“软实力的定义带有天然的被动属性,它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

“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柔软,它实际上是积极的,带有侵略性的。”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挑战。

中国政府还没有摆脱全球认为它是一个专制政权的看法,并且它没有向世界传递一种希望或一个发生改变的信息。

相反,它试图控制媒体的策略变本加厉,这不只是传播资讯。

“我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推动更多的是关于媒体,而不是资讯,”马蒂斯先生说。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挤走其他新闻,他们基本上可以垄断信息环境,这使得他们提供的资讯更加容易被观众收到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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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市场化媒体大批死去,党报则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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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互联网冲击下市场化媒体大批死去 党报则复活了

来自:新浪科技-自媒体综合

市场并没有成为和政府力量对立的砝码,反而促进了媒体管制的加强。它们并非对立的两级,而是成为了同伙。

作者:方可成/政见观察员

互联网“杀死”传统媒体,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更使得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和广告额都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国报纸的广告收入从2012年的410亿元急剧缩水至2016年的102亿元,短短四年间跌去了大约四分之三。这个比例和美国报业的衰败程度相当,但要来得更加突然和剧烈——美国报纸的广告收入从2000年到2016年跌去了82%。

传统媒体在中国的衰落,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大批衰败甚至停刊的都是市场化媒体,而党报非但没有停刊,反而普遍出现了收入增长的情况。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王海燕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的Colin Sparks教授最近在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发表论文,详细分析了这一变化。他们的研究是基于对6家省级报业集团的104位高管和记者的深度访谈而完成的。

不再硬气的市场化报纸

在中国,传统媒体大多以“报业集团”的形式出现,一个报业集团往往是围绕一份党报发展起来的,同时拥有至少一家市场化媒体。例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围绕党报《南方日报》发展起来的,旗下拥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全国知名的市场化媒体。无论是党报,还是市场化报纸,它们都是国有媒体,但是市场化媒体一般拥有更大的报道空间,是出品调查报道的主力军,而党报则更多充当喉舌作用。

市场化媒体不仅在内容上更有突破性和吸引力,而且在商业上也颇为成功。从1990年代到2010年左右,有影响力的市场化媒体可以获得丰厚的广告收入,编辑记者的薪酬水平也较高。然而,这一切在2012年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个内地省份的报业集团主编回忆说:1997年,报业集团的一份都市报(市场化报纸)创刊,只花了一两年就实现了盈利,广告像流水一样涌入,每年的广告额高达三亿、四亿、五亿、六亿……而同一家集团的党报,同期收入只有两三千万,二者存在天壤之别。

与丰沛的广告收入并存的,是相对较大的报道空间。这位主编回忆:当时集团的社长帮他们抵挡了各种试图影响报道内容的力量,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大的报道自主权。“当时的都市报,用一个词来说,就是‘硬气’!”

两位研究者分析说,尽管市场化媒体并不真正享有完全的独立自主,但它们在商业上的成功确实成为他们抵抗政治压力的重要砝码。

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冲击,市场化媒体的广告收入从2012年开始急跌,它们在新闻报道上也就不再“硬气”。一家市场化报纸的资深编辑回忆说,十几年前,当他们的报纸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时候,政府官员都是以商量的语气和他们说话:“能不能暂停一下这组批评报道,明年再做?”而现在,指令则是命令式的:“不准做!如果做了,就处罚!没有商量余地。”

党报在互联网时代为何能够“复活”

与市场化媒体的衰落同时发生的,是党报从一个相对影响力较小、收入较低的位置上“复活”。同样是面临互联网的冲击,为什么党报可以保住甚至增加自己的收入?

两位研究者发现,这是因为党报拥有了多种新的收入来源。

第一,各地政府为党报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补贴。例如,《广州日报》在2016年一年就获得了3.5亿元补贴。这些补贴往往用于支持党报的新媒体项目,以实现“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的目的。

第二,地方政府在党报上投放了不少推广政绩的形象广告。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地方官员不敢把钱贪进自己的口袋,于是选择把钱花在党报广告上,以期有利于自己的仕途。

第三,同样是因为反腐高压态势,此前一些在官场内建立关系的非正式途径被堵上了,官员们需要更多通过阅读党报来了解政策风向,因此他们不会抛弃党报。

第四,地方官员通过增订党报的形式,展现自己的政治意识过硬。这使得很多党报的发行量不降反升。

第五,党报的领导层主动和地方官员接触,承诺会对该地区进行更多正面报道。作为交换,地方政府需要在党报上投放更多形象广告。

当然,市场化媒体也在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一些报纸越来越强调“副业”,例如充当房地产中介,或者让运报纸的卡车来运送水果,这些项目使得做报纸本身越来越不受重视。另外,一些报纸转向提供市民服务,而这些服务大多是和政府机构合作的,这也使得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批判性色彩越来越淡。

重新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当初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兴盛和硬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而如今它们的衰落和被驯服,又和它们不再赚钱是直接相关的。

两位研究者认为,这一案例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此前很多人认为,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力量。例如,有人觉得,在威权国家,只有市场才能帮助媒体冲破政府的管制;也有人认为,在欧美国家,必须依靠政府的监管才能遏制住市场带来的诸多丑恶现象。

但是,我们能够从今天中国新闻业的处境中看到:市场并没有成为和政府力量对立的砝码,反而促进了媒体管制的加强。它们并非对立的两级,而是成为了同伙。

两位研究者总结说:在分析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具体的情境,而不是直接套用一些大而化之的理论进行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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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墙”漏缝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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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19日起,中国大陆的网民突然发现,无须“翻墙”就能访问部分以往被封锁的美国主要英语新闻网站。外界猜测这与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争端谈判有关。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周四(2月21日)通过其脸书中文账号报道了这一简讯。在此之前,中国网民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也已经有了相似的发现。这些突然获解禁的网站包括CNN, USA TODAY, CNBC, NBC等。简讯还特别强调,连CNN网站上刊登的蔡英文专访都可以看到。

自由亚洲电台猜测,这一举动可能与2月19日开始的中美贸易争端新一轮谈判有关。有消息称,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了部分共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也已经加入了谈判。习近平与特朗普在去年12月约定,贸易战在3月1日前暂时”停火”,为谈判赢得时间。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在期限前无法达成协议,双方可能会再次延长”停火”期限。

技术故障?

中国的网络封锁措施暂时松动,以往也时有发生。2008年奥运会前后,为塑造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原本被中国当局封锁的境外网站大部分都获得了解禁。然而,到了2009年,非但恢复了原有的封锁措施,脸书、推特、YouTube等网站也被列入了封禁行列。

部分境外网站临时获解禁,也有可能是中国”防火长城”出现了技术故障。2010年,甚至还曾出现过绝大部分被封网站突然都获”解禁”的极端案例。同时,”技术故障”也会导致某些”不敏感”境外网站遭到”误伤”。不过,这两类故障一般都能在1到2天时间内排除。

境外中文媒体依然被封锁

此次获得解封的,主要是美国的英语新闻网站,其中并不包括《纽约时报》、美国之音等提供中文节目的站点。德国之声记者发现,英国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德国之声网站所受到的”封锁待遇”也没有发生改变。

除了德国之声,德语区的新闻网站一般不会被中国当局封锁。这可能与德语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度远不及英语有关。不过,也有两个例外:《南德意志报》以及与德国之声同属德广联旗下的北德广播电视台(NDR)。这两家媒体2014年初与英国《卫报》一道,获得了一批机密文件证据,披露中国高层官员亲属多年来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拥有秘密离岸公司,借此隐藏巨额财富;证据显示,至少有5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设立了离岸公司,其中包括习近平、温家宝、李鹏、胡锦涛、邓小平。自此之后,《南德意志报》以及NDR网站就遭中国当局封锁。

不过,德国之声记者在2月22日发现,《南德意志报》的网站目前可以在中国大陆正常访问,究竟何时解禁暂不可考。NDR则依然维持被封锁状态。

德国之声中文网设立于2000年。自2001年起,就遭到中国当局时断时续的部分封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德国之声中文网与大部分境外网站一道,获得全面解禁待遇。但是从2009年起,德国之声全部语言节目的网站遭到了中国当局的持续封禁,维持至今。位于中国大陆的网民,只能通过”翻墙软件”等非常规手段访问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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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江雪: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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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 王伊文 徐畅

编 | 张颖钰

编者按:

这是一篇投稿。

江雪,原《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现为独立媒体人。代表作包括黄碟事件报道、“星火案”系列访谈、中国律师系列访谈等。

二十年前,出身法律专业的江雪想做关乎公共利益的工作。因偶然看到一句“我的透明的华商报”,她转行做了新闻,“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

回忆起自己的记者生涯,江雪认为2003年具有启蒙意义。刚入行时,她对业务的理解还是“信息采集员”, 2003年的孙志刚案报道、SARS报道、“黄碟事件”报道重塑了她的认知,“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

2015年,江雪脱离机构,成为一名独立记录者。她开始关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议题,记录宏大事件中小人物的故事。在她看来,记者不仅是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你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图源受访者)

“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Q:你本科是学法律的,为什么后来去了《华商报》工作?

A:我毕业后本来是在国有企业做法务,当时我父亲希望我回到家乡,做一些更安稳的工作,但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跟公共利益有关联的。那时候不得已去做法务,但是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

我想着不行就读一个中文研究生,因为喜欢写作,上大学之前就想读文学。读研究生需要报名嘛,我骑自行车路过,正好看到报社在招人。那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广告,他们做了一个街边广告,放在大的玻璃里面,叫“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我第一次意识到,噢,报纸可以是透明的。96年、97年那时,市场化媒体都在发展,他们都有这种意识,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那时候我对媒体的功能都没有什么认知,反正知道报纸上肯定可以写作啦,然后就去应聘,很顺利地就去那了。

Q:你不是科班出身的,当时转做媒体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A:我倒觉得做记者不需要科班出身,学法律还挺好。其实我后来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做记者最重要的素质还是问题意识。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么多问题意识,只是记录事件和现场。但是慢慢地,当你想做一个好记者的时候,就要有问题意识。重要的是你在一个领域要建构起大体的框架。

我最开始是在社会新闻部,这种其实是最锻炼记者的,因为你要跑很多突发新闻的现场,这个过程也会锻炼写作,你要写消息,还要满足新闻五个w的要素。

Q:那时报纸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

A:这要讲到1990年代的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一批报纸应运而生,发展到2000年,各地都有一份比较强势的都市报。国家不给它们拨款,报纸要自己养活自己,必须要有公信力,才会换来广告,换来订户。也是在那个时候,很多这样市场化的媒体发展起来,我所在的这份报纸是其中之一。

《华商报》很快成为当地最强势的报纸,一直占据后来十多年的市场。当时这份报纸的宗旨是,提供真实的新闻与信息,把普通人生活中的问题放在重点位置。

那时候的报纸都有跟读者互动,每一家报纸都设置热线电话,读者可以提供新闻信息,线索一经采用都有奖励,一条新闻线索最少奖励五十块钱,在当时还是比较多的嘛。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还有千元奖励。

所以我所在的报纸,大概一年多就发行到了四五十万的份额,成几何倍数增长。那一拨市场化媒体都有野蛮生长的经历,因为公众还是有信息的需求,只不过以前没有载体或管道,这种报纸出来以后很快形成比较暴利的盈利模式。有了钱以后他们慢慢建立记者队伍,也会投入到深度报道等给他们增加公信力的形式。

“记者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

Q:你之前说记者就是“信息采集员”,后来你对记者的职业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刚开始做记者,其实就是信息的采集员,但是天天去做信息的采集员,你会不满足嘛。见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背后可能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个启蒙的过程。2003年对很多在今天还关注公民社会的人都是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比如说孙志刚事件的报道、SARS报道等等。

那时候我做了“黄碟事件”的报道,我是学法律的,我就从中发现公权和私权边界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警察权被滥用,警察权代表公权,个人权利其实是私权。从法学的高度就是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要做什么事,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要通过行政、立法相关的程序。对私权来说,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我做的就有权利去做。

(《家中看黄碟警察上门查》当事人;图源网络)

Q:说到“黄碟事件”,你后来做了《死囚枪决前4分钟 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枪下救人》,这也是一篇和法律有关的报道。

A:这个事件也是有意义的,它涉及到死刑,后来从事件本身延伸到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权有一个收回最高法院的过程,最初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后来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专门写过《中国死刑检讨》,就是用我那个案例做分析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早期的跟法律相关的一些新闻,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社会意义。它可能不是什么很成熟的新闻作品,也很粗糙,但还是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那是一个草莽的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训练,是带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做记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角色,想让你的报道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会老被自己感动啊,认为自己做的事还蛮有意义的。那个阶段慢慢过去之后会冷静下来,有了问题的意识,你会更成熟一点。

Q:2008年汶川地震时你也去了灾区采访,做灾难报道和平时的常规操作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A:我是五月十七号去的。那个灾难太大了,十七号很多地方救援还是没有结束,还在找幸存者。我当时先到了青川、绵阳,然后又到了映秀那边。后来也有同行借这个机会,来写中国媒体记者应对灾难报道经验的缺乏,那么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媒体人也是懵的。你到现场会发现到处都惨不忍睹,有的记者就直接说受不了,不能再做采访,会觉得你在采访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注意到一个志愿者的点,那一年也被称为志愿者元年,上百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过去,这也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部分。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了很多个这样的场景,每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帮着分发物资。

2014年鲁甸地震我也去了,发现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所有的志愿者都是安营扎寨在一个大院子里,会有为大家共同服务的NGO在现场工作。

有云南的公益人说,鲁甸地震的很多志愿者机构都是汶川地震之后成立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志愿者都是自发的,很多人都是在飞机上发现彼此,大家比较随机地搭配。但鲁甸地震的时候,他们去之前就形成组织了,他们会在网上联络,彼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志愿者的系统。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帮助我们把群体连接起来,然后进行社会事务的建设。

Q:这些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A: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一个采集信息的人。你会慢慢地、隐约地感觉到,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这个国家在进步,媒体人在中间扮演角色。作为一个记者,如果努力的话,你也可以发挥你的作用。那个时候慢慢会有一种自觉感,会有一种自豪感,觉得做这种事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江雪在采访翻译家田保荣先生,左二为江雪;摄影:王天定)

转做独立记录者: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Q:2015年你离开机构媒体,转做独立记录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会有什么顾虑吗?

A:其实当时我想着最多三年为期。我之前做媒体有点积蓄,其实也没有多少,只不过是说没有经费的支持,能暂时过渡一段时间。作为独立记录者,跟读者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话,还是会有读者愿意去为你打赏,支持你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独立记录者,来自民间,接受民间的支持是正常的。

Q:你的这种独立意识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

A:可能有很小的影响。当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之后,我比较向往自由,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就要去实践,我就会把它作为一个我的生活方式来实行,我可以让自己活得尽量像一个自由的人。

Q:如果受访者因为你不是机构媒体记者而对您缺乏信任,如何说服对方接受采访呢?

A:他们知道之前我写的一些东西,会对我有信任。他们知道我是关注他们这个故事,我也会写得很有人情,会有“人”,会尽量去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其实你之前写的东西都会成为你形象的一部分。

Q:成为独立记者前,做报道更关注事件本身?

A:之前还是关注故事本身,后来更多还是从故事的角度去讲。很多故事我还是从人物来切入,都是叙述人的。我觉得和大的历史的宏大叙事比起来,人的故事还是很让人印象深刻,能够引起人的共鸣。

Q:你写的《九一五西安之痛》,讲了重伤者李建利的故事,中间有很多他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怎么获取的?

A:主要就是跟他聊,他给我拿来一些照片,从中也可以推理出一些信息。因为细节就是作为一个有心人会去追问的。比如说我记得他弟弟说:“前几天有人要给我一个日本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敢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帮人会冲进家里,说我用日本的一个什么东西。”

Q:您还关注了一些民间艺术家,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群体?

A:这些其实是他们有一帮艺术家到西安去折腾,有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在西安美术馆去看片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艺术家告诉我,他的作品并不是拍了这个片子,而是这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第一次来到美术馆,实现了一次聚集。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公共空间没有发挥它的公共作用,艺术家为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并把他们聚集到公共空间去记录,艺术家认为他作品最大的价值在这里。

我觉得这打破了我们观察的一些思维障碍,他会拐个弯,留一点东西在那里。艺术家们成了一个事实的挖掘者,但他们的方式会很含蓄,我觉得艺术的方式也可以是成为一种补充,在今天,各种领域方式方法的探索都挺可贵的,能够引导对公共领域的关注都挺重要的。

(石节子村报道截图)

Q:看你三年来的新年献词,感觉你并不乐观?

A:我倒不觉得,我每次都是在悲观中还有一点点希望的。柔弱的生命的东西,慢慢它会长得像小草一样,不死的话它会长大。因为我觉得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做你当下该做的事。

Q:如果要做一个独立记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

A:我觉得还是要有非常丰富的非独立记者时候的经验:要有人脉,便于你找到你想要找的一些人;你要积累一定的口碑,别人会对你比较信任。比如说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可能我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写作者,但同行也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事实上我在转发朋友圈、转发消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核查,这些东西是长期的积累,会让别人对你多一些信任吧。

(江雪采访“星火”见证者顾雁、向冰鉴两位先生;图源受访者。)

直面最重要的问题

Q:你之前提到,新闻学院的教育其实是与现实脱节的,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

A:我有一次到到高校跟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在讨论“异地监督”的问题,他们说异地监督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其实哪有什么异地监督啊,媒体的报道也许只在本地发行,但当这个事件形成全国的影响的时候,读者也会关注外地事件,这里面也是有公共利益在的。

但那一次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可能学院想当然地认为异地监督是不同省份权力之间的一种斗争。

新闻学院往往停留在概念,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报道出来,而新闻学院还在讨论得失的问题。当然不能说不讨论得失,只是当生产出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的时候,你应该讨论的问题的本质,但他会去从一些细枝末节追问,这些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Q:谈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问题,前不久,公众号“呦呦鹿鸣”发布了《甘柴劣火》一文,这篇文章使用的“综述”写稿方式引起争议,学界和业界都有讨论,不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A:我觉得还是有洗稿的嫌疑,不管怎么样,你没有获得第一手采集的信息,你没有经过足够清晰地标注。当然他现在也迎合了网络阅读的口味,但是在这一篇文章引用的大量事实都是来自人家第一手的调查。如果援引得当的话,不至于被指责说有洗稿的嫌疑。

Q:这次争议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传统的调查报道比较严谨,但可能在可读性上有所欠缺,这种矛盾怎么调和?

A:我不认为调查报道要写成“爆款”那样。调查报道还是要经过传统流程,信息核查,克制叙述,注定没法跟现在的新闻阅读习惯下那些爆款文章相比。搞成那样其实会损害调查报道的严肃性,对真正想获取信息的人,会影响他对信息的信任度,影响媒体的公信力。调查报道不会刻意迎合读者,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众是喜欢那种加一些调侃式的,或者网络语言等等的东西。

Q: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比较流行,这类新闻作品通常比较注重可读性,想问一下你对非虚构写作是怎么看的?

A: 现在非虚构写作把玩文字搞得很精致,会自我感觉很良好。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它的本质是你没有去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反正我没有那样对文字的迷恋。经过正统的新闻训练或者做调查报道出身的人其实不是很愿意做非虚构。现在很多人很迷恋非虚构写作那些东西,我觉得太矫情。之前《惊惶庞麦郎》那篇文章大家都很批评,它放大一些无意义的细节,带着一种恶意。你把一个小人物的那种尴尬的生活的情节放大,说他的头皮屑等等,有什么意义?那里面有很刻薄的东西,我不太喜欢那些东西。

Q:平常会看一些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吗?

A:其实是不太看的,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人写的特别好让我去看一下,看他的风格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有的人确实文字是很精致啊。文字好了也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光去求文字就没什么意思。我还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就关注真问题吧,有更重要的东西在那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诚实一点,勇敢一点,直面这种最重要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非虚构写作是一把虚火,把它搞得很神秘很高大上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可能非虚构写作更愿意关注人性的黑暗面。人性的黑暗面永恒存在,但这个时代的人性不一定就比别的时代黑暗很多。

(陈建佳、黄重重、边韵、江紫涵、沙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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