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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三次换名后,他终于不做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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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评】上周末参加网易真话频道主办的深度报道十年论坛,陈峰谈孙志刚之后,袁凌谈调查报道与个人写作,庞皎明谈自己三次改名,我谈上海社保案,龙志谈安元鼎事件,石扉客谈起底王立军,等等,大家的交叉点都包括社交媒体带来的变化。我向来反对记者玩悲情,只要是致力于信息反垄断,无论职业记者,还是公民记者,同样大有可为。

庞皎明说,因为离开,所以敢说。来听听他讲述自己不为外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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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庞皎明 (前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

我12月16日刚离开财新(注:财新传媒,旗下有《新世纪周刊》、财新网、《改革》等产品),我现在和财新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讲话可能更放得开一点,因为没有太多的顾忌。

我离开财新可能或多或少也是跟报道《邵氏弃儿》有关系。所以我从微观的层面讲一讲,我对媒体的观察和自身的故事。

2007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做记者的时候的时候接触“邵氏弃儿”的爆料,但不能发表出来。当时我的名字是庞皎明,是我的本名。后来我因为批评性报道不得不离开《中国经济时报》,进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上官敫铭,还在一直关注“邵氏弃儿”,但也因为环境的原因没能报出来。

我在南都待了三年,之后去了财新。当时财新刚从《财经》杂志独立出来进行创业。“邵氏弃儿”的稿子终于得以发表。这篇稿子对于财新而言,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美誉度都是最好的一篇,没有之一。胡舒立(注:财新传媒总编辑)私底下也给了我一笔钱作为奖励。

但是,这这篇报道给我本人并没有带来好的影响,它给我带来有很大的打击,以及各种各样的压力。2011年5月9日,报道发表后,我马上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他们发现原来上官敫铭就是庞皎明。大概4个月后,我被有关部门勒令开除。我的一位朋友把这个消息隐讳地发在了微博上。很多人问我怎么会被开除了?但是我不好说明。

当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种很卑劣的手段,我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电脑都被入侵。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财新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有记者邮箱被入侵,其实是我的邮箱被入侵了。后来财新用比较智慧的方式让我换了一个名字。

我跟胡舒立说我想换一个谁都想不起来的名字。我当时起的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笔名叫“黄依梦”,胡舒立看了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依靠梦想,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姓黄是指“黄粱一梦”的意思。胡舒立感觉很悲凉,不让我起这个名字。讨论了之后,她认为“郑道”这个名字很大气,寓意“人间正道”,所以就用了“郑道”这个名字。

变成“郑道”的我又开始投入一线的采访,但是因为我做了几期封面报道,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影响,我又被有关部门发现了,说不是让开除了这个人吗,怎么又出现了?

胡舒立比较巧妙,回应有关部门说,你们以为开除庞皎明那么容易?如果开除的话,万一他忍不住说出来,那可能是一个国际事件。因为我有国外的媒体朋友。所以当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事内部解决了。

之后因为环境的因素,我被彻底停职。不过还好,我专心学了一年英文,把英文水平提高了很多。到今年四月份,形势有所好转,我可以出来活动了,就开始全国各地的跑,做了不少选题,也写了很多稿子。

但是今年8月份抚顺大水,我去采访。因为报道的死亡人数与官方口径不一,有关方面注意到我,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说怎么这个人又出现了?这一次周刊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采取了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报道,说“郑道”其实并不是“上官敫铭”也不是“庞皎明”,郑道是法制组的集体笔名。

当然这很智慧,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不爽,因为我辛辛苦苦的把“郑道”的名气做出来,现在又归零了,我觉得环境非常不好。

当然,我离职也是因为对时局比较悲观。我现在自由了,没有东家也没有职业,所以我现在说话可以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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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嘉宾:肖世峰 (《潇湘晨报》深度调查部主任)

肖世锋:看到题目,我就认为我最合适的是“邵氏弃儿”的互动嘉宾,这是有一些渊源。

第一,庞皎明和我都曾经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过,我们都跟王老师(注:王克勤,曾是《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是亦师亦兄友的关系。

第二,他报道的“邵氏弃儿”事发地距离我的家乡11公里。

第三,“邵氏弃儿”的主稿发出以后的后续追踪报道不是庞老师做的,是他的同事赵何鹃做的。赵何鹃在河南采访期间本人承担了她的主要通讯员的工作,是财新的驻河南工作站负责人。我也从各个渠道了解到“邵氏弃儿”的一些情况,你说的这个事件其实并不是在乡镇里面单独存在,在我们国内很多地方都存在。

庞皎明: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现象。

肖世锋:如皎明说的,这几年,我们做深度报道,空间越来越小。我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接到领导传来的指令,要求某个记者近期最好不要出去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部门转来的,,不知道皎明现在离开是不是有这个考虑?

庞皎明:其实我离开是一种开心的离开,并不是很悲观的离开,而且我觉得离开是因为外面有广阔的天地,我们去探索也好,斗争也好,可能会有更多新的方式,可能一条路走不通,或者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尝试。

肖世锋:就我个人对深度报道的理解,我认为我们急需多元化。《潇湘晨报》目前在我当深度部主任以后,在文化和财经方面做得更多一些。
不知道陈昌凤院长是怎么评判我对深度报道的未来发展趋势的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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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嘉宾:陈昌凤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陈昌凤:听了这么多精彩深入的关于深度报道的总结和感悟,我也从中学了很多东西。
刚才皎明说的这些情况我先要感叹一下,第一感叹是又一个优秀杰出的新闻人离开了媒体,尽管他说他还挺快乐,我觉得我们不快乐。

从去年开始,专业媒体人的接连离开,在某种程度上是给我们现在的新闻业加了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可能就是早上展江说的转移。

上个月,罗昌平离职,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但没想到官方会关注。一次我出国开会,在飞机上看到《China Daily》报道了此事,当时我就想这不单单是媒体界的事情,它是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怎么样能走的更远?

听了各位的讲述,我就在思考怎样让深度报道走得更远。我想说说这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专业性,无论技术怎么发展,任何领域的专业性都是必需的。新闻专业的保留在于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社会需要一批有专业的敏感、专业的态度、专业的观点、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能力的人去做。所以不管平台呈现的终端是什么,专业的内容必须存在。

几个月前,我跟罗振宇(自媒体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主讲人)有一次交流。我很佩服他,但当他宣布新闻业死亡时,我毫不犹豫地站在对立面跟他进行讨论。实际上,我知道自己有些强词夺理,旧东西被新东西更取代,这是一定的。

但我问到:《罗辑思维》信息源从哪来?你自己去采访了吗?那些谈话资料从哪来?难道不是专业新闻人提供的吗?诸如此类。我想说的是,无论怎么样,保持新闻业的专业性才能让我们走的更远。

第二,这些年的深度报有点像记者自娱自乐。我也有一种孤独感,觉得记者太重视自己的感觉了。

《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主任卢斌说到圈子,我很赞成。我们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眼界和心界都扩展。尤其是调查报道,在中国目前的种制度下,把公权力当成调查目标、对抗目标,确实是很难。

深度报道可以多面,一定不要让自己沉浸在孤独斗士的感觉之中。应该让自己的圈子能够突破一点,包括舆论阵地的转移。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动,改变自己的定位。

第三,关于深度报道形态的转移,《看天下》副主编陆晖说到一个信息流中间的节点。不得不承认,我们将来会渐渐地变成信息流中的节点。中国80年代出名记者,90年代出名媒体,20世纪以后可能什么都不出了,我们也不要再想着出名记者或者名媒体。

因为网络社会由节点和线段组成的,我们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就已经是一件很不起的事情。深度报道的平台不得不转移,但死掉的是纸,留下来的是报,报道还会在继续。但是深度报道的平台转移以后会怎么做呢?最近两年美国在推行一种叫专营化的网站,由一个明星记者带动一个团队来运作,以明星记者的关注点为核心。所以将来深度报道可以多元一点。

陈昌凤:最后,我想请教皎明,你刚才说现在自由了,但我认为其实是一种回避,你觉得你新的出路会在什么地方?

庞皎明:我有打算,但因为还没有尘埃落定,所以不方便说。我是离开了财新,但是我没有离开新闻业,我可能有一个过渡的时间,会写一些东西,想一想。我现在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感觉,我没有像王克勤老师那样鼓励这个时代要出现一个伟大的记者,我不需要做一个名记者,我的责任是要把信息传播出去,只要把信息流打通,言论自由当然是第一位的,具体我做这个工作是不是需要署名,这是放在后面考虑的,我现在没有成名的欲望。

所以我可能会比较扎实的做一些打破信息的垄断等事情,而且我以前经常被人说你不知道要保护你要费多大的力,我会欠很多人情。现在我的想法是保护更多的人,不需要别人来保护我。我走出这一步,以后我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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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谁出卖了“南周事件”的声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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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南周新年特刊”事件引爆了广州的一场社会声援和抗议运动。中共当局秋后算帐,多位声援者被控。日前《南方日报》做出对声援者不利的证明,多位记者挺身为声援者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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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日前一些媒体人曝光了《南方报业》集团于上个月作出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是对今年年初 ”南周新年特刊事件“ 所引发的广州社会声援和抗议运动有关的一份情况说明,声明表示:2013年1月6日至9日,集团所在的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门前聚集了大量人群,对集团的正常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员和车辆的正常进出受到妨碍,为此集团不得不开启平时关闭的东兴南路的侧门,以分流人员进出,集团一些会议(活动)被迫取消。

该声明曝光后,激起一众媒体人士和活动人士的嘘声和驳斥,旅美新媒体人北风在网上公开这些文件的同时,认为此声明是《南方日报》集团对曾经声援其旗下《南方周末》、对争取新闻自由的抗议人士的一种”出卖。”

回溯”南周事件”:201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评论员戴志勇撰写的新年献辞稿《中国梦、宪政梦》先后遭到总编黄灿及其他主管的删改,其后再遭广东宣传部部长庹震亲自操刀进行修改;出街后的报纸出现多处低级错误遭读者诟病;2013年1月3日,南周多位记者在微博上抗议宣传部门的”剪刀手”,并联署发表公开信要求庹震引咎辞职。1月6日起,数千民众聚集在《南方日报》集团门前进行声援和抗议,同时打出 ”新闻自由、宪政民主” 等标语,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一场争取新闻自由的社会运动。

广东当局秋后算帐,今年4月,这场公民运动中的举牌人士、企业家刘远东被控;2013年8月8日,在这场社会运动中发表公开演讲的 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 被刑拘,据他的律师陈光武对外透露,郭飞雄的控罪之一为组织、策划”南周事件”的街头抗议行动;8月13日,另一位参与者孙德胜也遭刑拘,三人皆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其他多位参与者也曾遭警方带走问话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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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南方日报》集团门前声援现场

媒体人潘小粥:深为这样的证明耻辱

北风呼吁南方报业集团的当事媒体人,能够公开发声为声援者作证。北风表示:” 年初时,南周人可以为一篇文章被删改而联署抗议,年末时,就要看他们还能否为一群声援他们的人蒙难而发声了。如果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就不要怪外界把他们视为南方日报集团的一部分,不要怪外界认为南方日报集团的证言代表了他们。”

12月28日,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石扉客、西门不暗、秦轩、潘小粥、邝飚等在内的20余位南方系媒体人挺身而出,作出与南方报业声明截然相反的证明。

石扉客表示:”我已于2月底提出辞职,3月底正式离职,南周事件爆发的 1月,我是南方报业旗下南都周刊分管新闻版块的编委。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情况,未见有任何外力妨碍到南都周刊生产秩序,新闻版块运转正常。作为一个参加 过联署的前南方人,我对刘远东、郭飞熊等曾声援南方报业的公民深表敬意和谢意”;知名媒体人潘小粥简短写道:”身为南方大院的一员,深为这样的证明耻辱”;西门不暗也表示:”在那份助纣为虐的情况说明前,作为那个大院的一分子,我感到羞愧、可耻。我个人声明,我所见的情况和上面所陈述的不同,那些声援的人文明有礼,秩序井然。对那份说明,我是持不同价值观者。”

“南周事件”起火点《中国梦 宪政梦》的作者戴志勇的作证更显力量:”这份声明突破了底线,对此难以苟同。我个人并未觉得自已的工作秩序受到在大门口表达观点的诸位先生女士的任何影响,包括支持南周与反对南周的诸位,皆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争取正当的言论权利,应为最起码共识。”

“南都事件”声援者

“南都事件”声援者

“ 南方报业也是党国的一部分,早就堕落了 ”

广州知名作家野渡表示,《南方日报》集团此次鲜明的传达了党的立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连”出卖”声援者的资格都不存在。南方系在国人心中,曾矗立起敢言媒体形象,而这样的形象也是由当时一群有理想的媒体人建立起来,随着宣传部门的打压,这批最初的理想者也差不多离职,留下了”徒有虚名”的南方系:”无论如何南方报业是党的媒体,他不可能不遵守上面的命令,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和乌纱帽,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党国的一部分。南方报业那批坚持的媒体人也走得差不多了,他们早就堕落了。”

对于多位媒体人站出来为郭飞雄等人作证,野渡认为他们才有着真正的媒体人风骨和精神,但他亦担忧这批优秀的坚守者在未来,很难不被清理,因为中国媒体需要”听话的人”:”这帮人才是真正的媒体人,南方报系的希望在这些人身上,而不是报业本身。剩下这些人有可能在接下来被清理。”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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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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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李晓强,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本文来自微信公号《旧闻评论》,搜索jiuwenpinglun可见;作者新浪微博:@宋志标;网易博客:纸老虎】

【年底的时候,若有机会做些点评文章,也请读者诸君可以点题,看看有无什么人、什么事,是可以说道说道的,请留言】

徐达内发扬小报风格,做了文章《纸媒的黄昏》,其实也是不确切。大陆由于时差的原因,再加之上下游的知沟差别,也不全在黄昏里。有的报纸分明已在暗夜里,有的就此湮灭无踪影,还有的还在苦熬着,想象黑夜无法吞没的黎明,可怜一片痴心妄想。

新张的上海报业集团使出兼并手段,造成新闻晚报关门大吉,我不觉得是坏事,也不觉得是好事。二十年前,报业是小舢板捆成“报业航母”,那时候叫集约式发展,报纸越多越好,因为市场细分尚未完成,一家报纸抢占一个地盘,恨报纸不够多。

现在是恨报纸太多,可应对模式上与从前几无分别。只是体现在手法上,过去是报团下的扩张,现在仍是报团,只是要紧缩而已。还有人将上海报团的做法称之为改革,期待什么退出机制,真是不怕笑掉大牙。也可见,改革话语的流毒之深之广。

上海帮的做法之所以不是改革,是因为它不是在反对什么,它要改变的不是保守,要拥护的也不是先进。不过是在市场红利不够吃的时候,缩回党的母体,去吃政府预留的红利而已。如果说“纸媒的黄昏”是指报纸急不可耐地卸除社会属性,这恐怕是成立的。

有人还说,这么多年来死去的报纸多了去,为什么新闻晚报就不能死?这话不值得分析。九十年代,南京至少有两家报纸死掉,一是江苏经济报,二是服务导报。但它们死于抗争,死于它们所反对的东西。新闻晚报从来没反对过什么,就被赐了丹顶红,能一样吗?

大陆报纸十几年的好时光,根本上是与管制松弛有关。它的结果是,报纸可以一脚搭社会,另一只脚搭政府。这种通吃的状态,对读者来说,报纸代表权威,对政府则代表民意。可以说,报纸的胜利不是市场的胜利,而是这种双重属性的胜利。

有人说这轮报纸衰败,无关管制,只是技术使然。这句话若用来鞭策报人可以说说,用在结果分析上则显得首鼠两端。无疑,管制仍旧是关键原因。管制用了五年时间就收复了报纸,令报纸脚踩两只船的时代一去不返,除了向管制输诚,恨不得与社会断绝关系。

从前报纸停刊,办报的怨恨自己的多,似乎天不假年似的早死英雄。如今,报纸死掉了,可以堂皇地归咎为宣传部。这也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也不知道管制者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做历史罪人,而让半真半假的报人逃脱罪责?管制者的智商一直是个硬伤。

这都不重要了,因为有人已经宣布:报纸必死。展江老师是最新放出这个狠话的教师。展江老师矢志推动新闻法,小车不倒只管推。不知道报纸死了,新闻法要立足何处?展老师又补白:新闻不死。当然,可以立于“新闻”之上,可要是没了新闻呢,新闻法算白瞎吗?

报纸上早就没了新闻,现在是舆论占上风。可在拥有遍地的阵地之后,舆论代替新闻,结果呢?舆情生意看涨,报团纷纷做这个生意。这也是很讽刺的地方,没新闻就没有真舆论,假如心脏都停止跳动了,舆情家再有本事,拿着一条直线能当金箍棒使吗?

我看新闻界还是改名的好,比如叫做舆论界。从前是采编与广告不分,现在是新闻与舆论不分。舆情生意的前提是有舆论,报纸等传媒奉旨撇清社会属性,却又要说从分析社会动态上盈利,然后卖给政府。政府很傻吗?你报纸都代表不了社会,政府能一直买账吗?

现在的宣传部办报,报团党委建在编辑部。但当宣传干部接管了报业办公室后,却发现管控报纸与经营报纸根本是两回事。又不能向谁抱怨,打赢阵地战,等于打掉牙吞肚里吃哑巴亏。宣传干事想到的,就是重回舆论流通的路径依赖,可这份行情怕是兜不住报业的。

他们终于实现两手抓的夙愿。一手抓没有新闻的“新闻生产”,一手抓虚假舆论的“舆情分析”,大陆报业进入的这种新模式,将使得报纸变得更加脆弱,“转型”之痛更加彻骨。因为报纸成了宣传部的产业,大陆传媒业经受的转型不是报人的转型,实质上是宣传干部的转型。

这样宣传干部裹挟着传媒业者的转型,初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排斥,更多的羞辱。因为他们不放心,甫一从党部大院降落从前管制对象的内部,很没有安全感,满眼都是“敌人”,这让那种试图积极地接受报业之死的人变得难以为继。可见,转型比转世难多了。

很多时候,我都不承认这种所谓的“报纸转型”“传媒转型”,这些都是虚假的概念、是假问题。但这种虚假衍生的艰难不可能由那些宣传干部承担,他们会将其流布开来,甚至造成“改革”的气象。这也是为什么上海报团让人不齿的原因,你不能杀了人,还说是除病。

新闻晚报倒闭时,东方早报广撒英雄帖,招聘新媒体人员。两厢里的状况,被认为是新旧更替,更让人心寒。探索新媒体固然是好,据说有一个亿的资金,可这不过就是办张新报纸的起步价吗?要是能吸收新闻晚报剩下不能就业的80人,这才算一点仁义吧。

报纸谈了一辈子的新媒体,痴念嗔怨,百般不甘化作绕指硬。新媒体之于报纸,就像是在报人腹部植入了一条发了炎症、又不能切割的阑尾。谈论新媒体,从作为报纸发型渠道谈到内容为王,最后终于是不服气。一直到临死,新媒体都没有嫁给报纸,这就是旷世虐恋。

报纸苦守,也终于等到了稍微好一点的谈论时机。此时,门户做移动端,并且稍微向据说有内容生产优势的报纸靠拢了一毫米——可很快发现,报纸声称的内容生产优势现在是传说。数年来,优势内容尸骨无存了。谈新媒体的内容优势,还不如随便订阅个公众号呢。

新媒体的性质是与报纸传媒完全不同的,办报的很少敢承认这点。以技术数据为推动的新媒体形式,与印刷机推动的报纸是无法嫁接、易容的。办报思维本来应对新媒体就不够用,现在强硬插入宣传思维,这是作死的节奏。报纸不存在辜负新媒体的愧疚,因为两下无涉。

报纸要重新审视在内容生产上面临的崩溃,如果缺少这份检讨,新媒体不会是救命稻草。在上游舆论控制、下游情报买卖的流程下,内容置于何地,一辈子都在谈论“内容为王”,这份痴情近乎弱智。朱学东后悔习得屠龙术,可很多人仍靠贩卖屠龙术蒙人。

大众正在成为越来越自在的内容供应者。过去,报纸都在强调专业,以区分与用户生产内容的悬殊,并暗示前后的高下。可这些年过来,专业早已不举,反倒是用户内容生产质量走高,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要以为考取记者资格就是专业,你难道忘了嘴巴上的封条了吗?

说到读者与报纸的关系上,自从前十来年塑造的读者意识成熟之后,也曾苦等了报纸赶上来,在等之不得的情况下,读者自顾前行,早就抛弃了报纸。在现有的内容生产枯竭的时候,报纸却要用新媒体强行开辟读者。如此盲目地寻求与读者再次合作,太尴尬了。

与十几年前相比,报纸进入的新阶段,是宣传干部全面走上传媒前台。作为这种变局的条件之一,就是祛除报业的竞争,以降低意识形态全面接管的难度。上海试验部院合办复旦新闻学院,坐稳了这种心态。赢了报纸的现在还不甘心,还要去赢报纸的来世。

反过来说,过往报纸生产的内容确实被审视了,但执行的是另外一套标准,进而全面更换报纸内容生产的流程,不止解决内容,还要解决生产内容的人。这就是院部合办新闻学院的逻辑所在。石扉客说,党和政府专治各种新闻理想。李良荣的门徒有用武之地了。

新闻理想作为一种组织化的价值忠诚,已经在大陆报业内部全军覆没。新闻学院学生的新闻理想,已经不能在报业实操中被激活。况且,在组织化的忠诚被打散之后,个人化的新闻理想将变得不合时宜,谁号称拥有,谁自讨没趣。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学院派断骨续接。

宣传官员接管报纸传媒,他们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很难被讨好、很难被安慰。如果告诉他们,现在正是开放新闻管制的时候,他们肯定不信。报纸内容生产的弹性消失,将令报纸一钱不值,你不能造一个让别人敬而远之的笼子,这种精分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陆新闻业名存实亡,这不是载体消亡的问题,而是新闻覆灭的问题。在社会的某个阶段,确实不需要新闻业,但谁也不能预料接下来是什么。宣传官员操作下的报业,只会死路一条。即使在某个时间节点,读者会聚了来,也只是看看报纸有无死绝而已。

2013年12月25日星期三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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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中宣部长刘奇葆强调抓好网上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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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倔人:胶带嘴
当代水墨画“胶带嘴” by 秃头倔人

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和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强调,要切实坚持「党管媒体」,抓好网上舆论工作,牢牢掌握话语权。

中央社报道说:从2013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到之后传出中共在学校下令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不讲等「七不讲」,及推行对网路言论的处罚条例等,加上刘云山、刘奇葆3日的谈话,都显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下,中共仍严加箝制舆论、「宁左勿右」。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报导,在3日的会议上,刘云山谈到「宣传思想战线」问题,指出:宣传思想战线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老祖宗不能丢、大道理还要讲」,切实加强马列毛邓江胡的思想、理论,并加强学习习近平系列谈话精神,还要「坚持党管媒体,把握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热点,培育健康向上的网路舆论生态,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他还强调,要抓好网上舆论工作这个重中之重;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和管理,牢牢掌握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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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卫报》“被墙”:都是“伏地魔”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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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发文报道自己的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墙”,文章幽默表示,近期并未像“彭博社”一样发出“中国领导人视为危险”的文章,评论人士疑因该报转发“伏地魔”文章而触及当局“敏感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8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发文,报道《卫报》网站在中国大陆已被完全封锁,该报周二尝试在北京访问《卫报》网站,各种方式均获失败。该报道幽默写道,未知“被墙”是何原因,因为近两天并未像“彭博社”一样发出“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危险”的文章,只在1月6日曾发表探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紧张局势的文章,但该文在主页显示时并未引起任何其它后果。

2012年6月, 彭博社 发表一篇披露“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文章,其后,彭博旗下两个网站在中国内陆被封(Bloomberg.com 和 Businessweek.com);2012年10月 《纽约时报》 也发出“温家宝家族财产高达27亿美元”的报道,随即该报的中英文网站在中国大陆同样遭屏蔽。2013年11月,另两家外媒“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均无法在大陆打开,但英文网站可正常浏览。2014年1月初,“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突然神奇复活,尚不清楚解禁原因,但《纽约时报》和“彭博社”依然处在被封锁中。

《卫报》躺枪?

旅美中国新媒体人北风认为,此次英国《卫报》应该是“躺着中枪”,可能的原因是不久前报道了中日驻英大使、日本公使先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相互指责对方国家为“伏地魔。”

去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Abe Shinzo)参拜“靖国神社”惹怒中国领导人;1月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文章,他警告日本在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正在重燃二战时的军国主义精神,并把日本比喻成《哈利波特》中“很难死掉的伏地魔”。日本方面不甘示弱,日本公使林景一(Hayashi Keiichi)1月5日在《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恐成亚洲‘伏地魔’”,指中国军费逐年上涨,通过释放军备竞赛和局势升级在地区充当“伏地魔”;英国《卫报》网站曾转发此文章。

广州作家野渡向德国之声表示,北风的分析应该有一定的道理,中日关系于近日更度紧张,他本人亦因为日本“共同社”约访正在遭当局软禁之中。擅长打“爱国牌”以凝聚一定民心和转移内部矛盾的中共执政层,当然不希望看到日本政府在媒体上的反戈一击。但封杀英国《卫报》,也应该不止基于一两篇的报道,中国政府对外媒一直抱有戒心。

“永久不知道当局的底线在哪里?”

野渡也表示,中共当局早年间,对外媒虽然戒备但并未直接痛下杀手。但近年中国已成世界范围内新闻“富矿”,中国内陆媒体遭到中宣部门管制早已不是新闻,而外媒也常常毫无征兆地遭到中国当局封杀网站、屏蔽内容、不予颁发记者证甚至是直接驱逐外媒记者等:“你永远不知道党国言论审查部门的底线在哪里?可能有什么言论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说封就封了,而且永远没有原因,党国‘自信心’高度膨胀。另外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从互联网到外媒都有可能动摇体制的话,他们就绝对不会有回旋余地的。”

野渡认为中国当局在内陆 封杀外媒 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也在不断扩张在境外的宣传,包括新华社、央视等官媒在境外设分支机构,包括收购一些当地的媒体,以“塑造崛起的大国形象”。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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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2013年:新闻自由离中国更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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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2013年,北京打压媒体双管齐下:一是“靖内”,抓捕、惩罚、规训,甚至对记者采用污名化方式摧毁媒体业信誉,意在加强对本国媒体业者的思想控制;二是“攘外”,以拒绝续发签证的方式,让外媒加强自律以换来在中国立足的机会。以下五方面充分展现了媒体受到强力控制的基本脉络。

一、“证词事件”与《南方周末》声誉之殒

《南方周末》之殒,是声誉之殒,非报纸实体之殒。这殒落并非源自《南方周末》在2013年初那场抗争中表现欠佳,也不是因为2014年的新年献词成为嗫嚅式自述,而是缘于南方报业集团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对声援者郭飞雄等人的不利证词,这份证词被视为对声援者的出卖。

2013年1月《南方周末》部分编辑记者因新年献词被修改而引发的抗议,实际上是对中共新闻监管体制的不满的一次爆发。因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声援南周,有部分人士聚集于《南方周末》办公大楼前表示声援。尽管《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们刻意淡化新闻自由的诉求,但随着事件演化为公共事件,参与声援的人士纷纷提出新闻自由的诉求。此事导致一些支持者如郭飞雄等被捕。

当时在外界大力声援之时,《南方周末》显示了退缩之意。对于这一点,外界因为理解中国政治环境的严酷并未深加责备。但12月下旬“证词事件”曝光,使《南方周末》的社会声望一落千丈。郭飞雄的代理律师张雪忠透露,在阅卷时发现,为了配合警方对郭飞雄、刘远东、孙德胜等人的指控,11月18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以集团法人名义出具了一份盖有公章的《关于2013年1月6日至9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大门口人群聚集事件的情况说明》,称“声援者的聚集对集团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

“证词事件”给《南方周末》这份“自由主义报纸”蒙上了厚重的阴影。各种指责备至,一些南周人虽然希望说明这是“老板”所为,与记者编辑们无关,但无法消除社会不满。

二、对市场化媒体采用“污点寻租”的方式予以打击

2013年10月,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为卷入湖南中联与三一两家企业恶性竞争事件而采写的“有偿新闻”,让中国的市场化媒体遭受了一轮声名浩劫,公众对此一片斥骂之声。媒体业名人胡舒立认为“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

中国媒体业一直被权力扼住咽喉,在权力与金钱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媒体业早就被扭曲成一个利用报道权生存的利益集团,也许有可能存在“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的极少数媒体人,少数媒体也可能偶然会做些“矢志公义”的报道,但绝不存在“矢志公义”的新闻事业。因此,这篇多少有点矫情的言论引起业内同仁不满,由此引出周海燕《“污点寻租”与国家对意见表达的分层治理》一文。到目前为止,这是对中国新闻业陷入有偿新闻泥沼的制度成因分析得最深刻的一篇文章。

周文指出,写有偿新闻,是新闻业从业人员普遍具有的“污点”,是制度设计时有意为之,目的是为政府整治新闻业提供理由,即“污点寻租”,“这种寻租不同于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权钱交易,或 ‘新闻寻租’中‘不给钱就发稿’的敲诈行动,而是通过手中掌握的丑闻形成某种类似权力的威慑力,对新闻活动形成干预和限制”,“此次治理行动,清晰地呈现出从下至上‘分层治理,各个击破’的策略特征,即寻找当事人的道德或法律污点,以减少舆论同情与支持,同时对其它发言人形成寒蝉效应”。

当年江泽民打击政治反对者采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策略,官方认为效果很好。对媒体从业者的“污点寻租”,其实就是对江氏策略的一种延伸与发挥。

三、尝试驯化外国媒体

2013年,中国政府将“驯化媒体”大计扩及到外国媒体。自9月份以来,彭博、路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外媒的中文或英文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封。彭博和《纽约时报》的几十位驻中国记者的年度签证延期申请被搁置。在2013年底,经历过一番“互动”后,彭博社所有记者与《纽约时报》部分记者的签证获解决。

《纽约时报》被惩罚的原因,是因为报道了温家宝家族的财富故事,彭博社亦曾发文曝光习近平姐姐家的数亿财富。

这一期间彭博社与中国官方的“互动”值得品味:彭博社新闻总编马特∙温克勒(Matt Winkler)10月末表示,发表敏感调查报告可能导致该社被驱赶出中国。他以国际媒体在纳粹德国实行自我审查得以留在德国继续进行新闻报道为例,说明彭博在中国实行自律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策略,该社将部分涉足中国调查报道的记者停职,并叫停一篇涉及高层的中国富豪的报道。以下的时间表很有意思:中国当局11月末在同一天突然检查了彭博社设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记者站。此后不久,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生被捕,据称“中央在经过深入调查后查出彭博社有关习近平家族报道的关键线索,来自李东生所主管的610办公室”。

自由国家的媒体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们是媒体,有追求真实、秉持社会良知的特性,这是《纽约时报》等媒体在中国努力突破各种限制做揭露性报道的动力所在;另一方面,它们是企业,企业有追求利润、市场化的一面。中共想利用后一特性“驯化”它们,利用卡住签证的方式限制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这种策略在短时期内会奏效,至于外媒究竟会被中共驯化到何种程度,外界可拭目以待。

四、当局对互联网采取的“净网”行动

对互联网的控制,2013年达到近年来最严厉的程度。自9月开始,中国政府只认真做一件事情,即强力管制言论。从查谣言、抓大V、直到“两高”释法,这轮“净化网络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让国民闭嘴,并将批评中共政府(包括官员)视若畏途。

所谓“两高释法”,指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事实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被判刑。因触犯这条法律被抓的第一个人,是甘肃省张家川一位16岁的杨姓少年、中学生。

五、媒体从业人员的“洗脑”规范化

2013年中宣部最重大的“工作成果”,是将媒体从业人员的洗脑规范化,规定国内记者要想获得从业资格,必须通过两次“洗脑”培训,第一次是在学校,第二次是从业资格培训考试,取得合格证书才获发记者证。为配合此目的,中宣部做了两件大事:

1、推行由宣传部主导的共建高校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均为中宣部的共建试点。这一模式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建模式”之推广。早在200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开始与复旦大学共建复旦新闻学院,前者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政策导向等方面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以各种支持。据说,中宣部已将相关通知发到相关省份和高校,共建协议文本也必须按照复旦模式,明确要求由省委宣传部派人出任相关高校新闻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或院长。

2、对现有媒体从业人员进行规训。从2013年4月起,率先在中央电视台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柴静、芮成钢、王小丫等一大批“名嘴”都现身说法,谈了接受教育的体会。8月,中宣部下令,在全国官方媒体供职的所有记者和编辑,都必须在当月上课修习马克思主义至少两天,培训人数达30万人以上。

无论是“共建高校新闻学院”模式,还是思想培训,都是为了贯彻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条主要“原则”:即“喉舌论”(媒体是党的“喉舌”)、“教育工具论”(报纸的工作“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舆论导向论”(让记者俯首贴耳、充当宣传工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2013年,中国新闻业离“新闻自由”这一目标不是近了,而是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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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新聞|桑普:明報事件與溫水煮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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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天祥博客的截圖。圖中顯示,2007年9月25日,新華社副社長周樹春在新華社新聞大廈會見由時為南洋報業集團執行董事的鍾天祥,及他率領的馬來西亞華文媒體代表團。

鍾天祥博客的截圖。圖中顯示,2007年9月25日,新華社副社長周樹春在新華社新聞大廈會見由時為南洋報業集團執行董事的鍾天祥,及他率領的馬來西亞華文媒體代表團。

近年來,從南華早報、信報、經濟日報、商業電台到明報,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異象紛呈,共同面臨「黨指揮咪」和「黨指揮筆」的嚴峻危機,尤以這次「明報事件」最為震撼。因為這次不再是一篇報導、一個專欄、一位人員的調整,而是一整個媒體的總編人事突變,令人忍無可忍。

政府去年10月15日否決港視免費電視牌照,《明報》翌日起以頭版報導港視事件。企業集團主席張曉卿派出編務董事呂家明着手整頓編採方向,後者聲稱「使唔使做咁多港視新聞?仲要做幾多日頭條?收手啦!」但剛升任兩年的總編輯劉進圖不予理會,容許編採人員一連九日以頭版報導港視事件。1月6日晚上,劉進圖突然被調走,後來有說改由大馬報章《南洋商報》前總編鍾天祥接任。

事件曝光,市民譁然,質疑中國共產黨可能施壓給《明報》高層更改總編,為今年政改、佔中、六四25週年等重大事件的輿論平台「清理門戶」,也有可能先前《明報》企業集團主席張曉卿跟薄熙來關係密切,現在發現押錯注,恐防受中共高層排擠或冷落,於是急於「立功」用以表現「忠肝赤膽」。另一方面,在《明報》編輯部約270名員工當中,至少243人參與聯署,要求高層交代撤換總編原因,同時承諾《明報》編採方針不變,並且把信呈交《明報》母公司世界華文媒體的行政總裁張裘昌,要求跟他和張曉卿等高層會面。

時至今日,香港主流媒體敢言者實在不多。《明報》時而卑躬,時而敢言,折衷平衡,或得或失,但其新聞專業水平還是值得尊敬的。以筆者而言,《蘋果日報》與《明報》就是每天必讀的其中兩份報紙。可惜放眼將來,此情未必可再。需知道,總編換人,方針不變?這種說法完全自欺欺人。如不用變,何需換人?因此方針必變,問題是要變成怎樣?那就要談談新任總編鍾天祥。

鍾天祥是親中共與親巫統的大馬拿督張曉卿的得力助手。以前鍾天祥任職《南洋商報》時,曾跟《文匯報》簽訂合作計畫推出專版,又曾在《亞洲週刊》撰文高調支持香港推行國民教育,重視跟中共接軌。此外,他本人一直熱衷跟中共媒體打交道,在新浪微博上,更上載了他六年前帶團到北京,與時任人民日報編委會編委兼海外版總編輯詹國樞,以及新華社副社長周樹春會面的圖片。如此看來,他的這些履歷往績跟任何一位資深民建聯黨員基本上沒有重大差別。一個有這樣資歷往績的人,會否把《明報》逐步溫水煮蛙,甚至沸水燙蛙,向《文匯報》的編採方向靠攏,至少是個相當合理的質疑。因此,大家不宜低估中國共產黨幕後擺佈香港政局和傳媒高層的龐大影響力,也不宜低估媚共商家做得比共產黨的要求更激更絕的歪念頭。官有指示,甚至暗示,商多順從。即使官員沒有表示,商人或會猜度逢迎。能站穩腳跟者,寥寥無幾。如果目前情勢不被及時扭轉,明天的《明報》極有可能變成今天的《文匯報》,香港主流傳媒將會萬籟俱寂,只剩下一套主旋律。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搞個員工聯署要求總編高層保證不變嗎?既已變了,何來不變?報社高層現在極可能順勢公開保證一切不變,減少員工猜疑,然後再找時機,溫水煮蛙,慢慢泡製。一旦遇到敏感話題,東說句公正媒體,多元平衡,西說句含淚割愛,體諒營收,然後換人調人,製造社內分化,不就完事了嗎?現在的員工聯署,固然勇氣可嘉,但除了展現專業良知的意義外,如無進一步行動,難有立竿見影效果。

搞個評論員協會來抗衡和監督言論自由嗎?本意雖善,但如今沒有協會,難道大家就不會監督和交流嗎?就會減弱批判力度嗎?以協會名義發表文章,還能確保各人獨立暢言和自負文責嗎?更重要的是,這樣就能比現在更有力量扭轉「明報換總編」這個「赤化」轉變嗎?抑或大家認為已成爛局,就這樣算罷,留待「以後爭取」不要重演類似事件就好?

要有效制止這次「溫水煮蛙」詭計,不是單純搞個關注組或聯會,然後大聲說幾句「水很燙很熱」就足夠的,充其量這只不過是臨終前的哀鳴罷了。如要有效制止,大家必須在此關鍵時刻,亦即目前事態已達臨界點之際,「跳出來熄火」。如何去做?至少有兩個方法。

一是《明報》員工嚴正要求與高層人士談判,如無結果,考慮集體示威、罷工,甚至請辭。訴求不是向高層要求甚麼解釋或保證,而是要求無限期擱置這次更換總編輯計畫。據報載,編務董事呂家明矢言整個編採部「走晒都唔驚」。一旦《明報》員工沒有挑戰這類「毒舌」的膽識,大家將會承受的結果只會是:溫水繼續煮蛙,群蛙大叫「你們要保證不會把我煮熟啊」。但有用嗎?

二是香港公民社會力量聯合政黨、媒體與廣大市民共同上街抗爭,猶如國教、港視事件一樣,共同把議題升溫,要求《明報》無限期擱置更換總編輯計畫,同時要求中共終止向《明報》高層施壓,並且要求《明報》高層終止向中共獻媚。共產黨如果成功開了《明報》這個操控媒體總編的先例,其他媒體勢必唇亡齒寒,慘遭逐一收編,香港新聞自由徹底沉淪。到那時候,報報皆文匯,刊刊均大公,箝制輿論,萬劫不復。現在行動,正是時候。

還記得《明報》集團主席張曉卿曾經說過:「毫無疑問,全球華人聚焦的神州大地,在競爭力和綜合國力上,飈升到歷史的新高峯」;「如果沒有中國,西方的英雄就會命喪異域」;同時讚揚習近平「展現過去所沒有的力度」。他這種崇拜「高峯」的「力度」,會否帶給《明報》萬劫不復的惡果,端視《明報》員工、各大傳媒與港人的良知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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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中国软化姿态 批准驻华外国记者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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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外国记者组

驻华外国记者每年都需申请签证延期。

一些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驻华外国记者的签证周四(1月9日)获得中国当局续签,从而结束了双方长达数月的对峙状态。

但至少还有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仍面临将被迫离开中国的前景。

据驻华外国记者说,过去曾效力《时代周刊》的记者拉姆齐自加盟纽约时报以来,就从未获发采访证和在华长期签证。

在其记者签证于去年12月底到期前的最后一分钟,拉姆齐获得了中国当局签发的一份临时签证,但该签证不允许他在中国国内进行任何报道。

在临时签证于今年1月底到期时,拉姆齐将被迫离开他居住并进行报道长达六年之久的中国。

敏感报道

根据中国政府新出台的特别规定,所有驻华记者及其家属的在华签证每年12月底到期。

但上个月当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以及其他一些外媒记者的签证即将到期申请续签时,中国政府在最后一刻之前一直拒绝他们的续签申请。

据报,中国政府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同意续签某些外国记者签证,是因为美国副总统拜登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私下求情的结果。

纽时和彭博的驻华记者令北京反感的原因是这两家媒体都发表文章,报道了中国领导人家属聚敛巨额财富、涉及腐败的“敏感”问题。

据驻华外国记者说,虽然纽时和彭博已在中国的记者的签证获得续签,但这两家媒体新派驻中国的记者的签证申请均未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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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sforum|吳靄儀:如果《明報》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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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有人說,印刷傳媒已為網上傳媒取代了,《明報》換總編輯是私人機構的內部人事調動,何勞關注?我相信,網上傳媒是資訊服務,追趕當下,報章還須是今日的輿論,明天的歷史,網上傳媒多麼發達,也不能取代有公信力報章的地位。

有人說,《明報》還有公信力麼?還是知識分子的報章麼?查良鏞的《明報》的神話不是早已打破了麼?我認為,《明報》在它的悠長歷史之中,在重要的時刻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從來都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動機純潔,理想至上;查先生的《明報》從來都是動機複雜而機關重重的,如果《明報》發揮了任何正面的作用,那是因為在種種骯髒的政治交易、處事手法中,正面的力量仍能突圍而出,負起使命。這股力量,來自香港人的期盼,來自不甘心放棄原則理想的一代又一代的新聞工作者,也來自中港關係之間仍然存在的現實。

有人說,今次《明報》撤換劉進圖,不是事出港視發牌的重手報道,而是緣於張曉卿誤泊薄熙來的碼頭,如今要用《明報》全面歸順來贖罪。這個說法的真確性暫且不論,但即使是真的,也不是新事物,仍然沒有改變局勢的基本元素,就是《明報》的價值,仍是在中港政治上,老闆手中的一個籌碼。

政治與商業利益的考慮

查良鏞年代,也有人說,當年《明報》高調反對大丫灣建核電廠,是誤信消息,下錯了注。《明報》反對文革的立場,贏得了香港人的認同,但查良鏞北上見鄧小平之後,堅信中國及香港的繁榮穩定,最佳保證不是在於推翻共產黨,而是在於支持中共的溫和開放路線。最大的敵人是極左派,所以作為應對的策略,《明報》的「正確路線」就是以輿論為溫和派護航。理論上這是無可厚非,但執行起來,就往往以避免造成極左派攻擊溫和派的藉口為理由,壓抑批評北京的「過激」言論或「負面」消息的報道。「顧全大局」的理念,令《明報》在有爭議的事件上再三採取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立場。

查良鏞的政治地位與《明報》在香港及海外華人社會之中的影響力分不開,他的政治目標因而左右《明報》的編輯政策與立場也是顯而易見。如果關於撤換劉進圖的「真相」是張曉卿的政治需要,那也跟查良鏞時代並無二致。

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也是同一邏輯。《明報》創刊的年代,報社一般專業辦報,從銷售量及廣告入息獲取利潤。那個年代,經典問題:「誰來監察傳媒」的經典答案是:公眾,因為失去了公信力,這份報紙銷量就會下跌,就經營不下去了。這個答案早已過時,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報業集團業務已要多元化了,隨着大陸開放,中國投資的利潤目標遠遠高出辦報收入,報章幾乎淪為附庸,報道內容以配合商業利益為上,起碼也要避免傷害商業利益,中國新聞的「正確路線」也就不再是勇往直「言」。為大舉中國投資而調整編輯方針這個因素,也不是新的。

出賣靈魂得不到富貴榮華

如果一份報章為了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必須嚴控編輯方針不出軌的話,照說總編輯的人選便十分簡單:找一名靠得住遵從上頭旨意,鎮得住編輯員工的人便是。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樣的總編輯,不會是辦好一張有分量的報紙的人選。現在與過去,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忽然某某報不好看了,原因就是換了個專責自我審查的總編輯。我眼見《明報》也不乏這樣的時代。出賣靈魂得來的不是世間的富貴榮華,而是讀者的唾棄,辦下去有什麼意思?根本不能達到原先的目標:沒有分量的報紙,是沒有價值的政治籌碼。

老闆利益需要有分量的報章

《明報》尤其是。以往的查良鏞,今天的張曉卿,甚至曇花一現的于品海,都是政治上、公共事業上有抱負有雄心的人,看中《明報》都是為了這個原因。聘用一名唯命是從的庸碌之輩,辦一份神不像神、鬼不像鬼的《明報》有什麼好處?將《明報》辦成一張「喉舌報」又有什麼好處?官方喉舌報多得很,何必增多一張?如果嫌《明報》太不識時務,乾脆結束了豈不更省事?

所以,大衛對哥利亞,大衛仍是會贏的,只要大衛意志堅定,懂得看準哥利亞也有弱點。因為《明報》老闆的利益,只有辦一份有分量的報章才能達到,而員工的士氣與素質是關鍵,總編輯是否才德服眾,是否處事公正,有足夠的個人專業修養地位令老闆不得不重視,則是能否吸引有質素的員工作出最大的貢獻的關鍵。

港人會懷念今天的《明報》

《明報》新舊員工聯署要求公司交代,要挽救的不是劉進圖「老總」的職位,而是《明報》的公信力。公司高層不否認打算在大馬調人來當總編輯,及調回北美總裁輔政。這些舉措若成真,《明報》很快便再沉淪為一份人所鄙視的「喉舌報」,對公司對老闆無益,對《明報》、對香港的傳媒力量有害,呼籲其三思,實在在理不過。

忠言逆耳,不聽又如何?我相信,《明報》會又一次進入黑暗時期。香港人會感受到黑暗的壓迫,會更加懷念今天已絕不完美的《明報》,因為再不完美的《明報》,仍是無可替代,它好比一管港人治港、言論自由的寒暑表,儘管我們抱怨寒暑表告訴我們天陰有雨,沒有了寒暑表,只會令我們對壞天氣毫無預兆的侵襲更加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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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新聞|我撐的,是明報默默耕耘的那些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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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冠芝】

坦白說,我不是明報忠實讀者。我對《明報》的印象來自大學,來自我認識的《明報》前線員工。

《明報》空降大馬總編消失一傳出,翌日我便收到來自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師妹邀文,希望我能寫一些有關《明報》的事。無論「讀者齊撐」的Facebook Page,找人寫文,都是她和明報前員工的自發性行為。

這麼多年,對新聞系的前輩和後輩而言,明報還是一個讓記者一展抱負的夢想國。

如果說港視員工都是一群追夢的人,明報員工就是一群極艱苦都要堅守夢想的人。

記得我畢業那年,有位來自屯門的同學,為進明報,竟從大學時就儲了一筆錢,為的因為她預想到剛入職不足一萬的薪金,難以負擔生活和高昂的交通費。當時面試這位同學的人正是劉進圖,他在專欄上大讚這位同學有理想,後引發起陳惜姿在其專欄質疑「理想應否賤賣」的辯論。

我無意挑起昔日火花,只想從這事去引證,《明報》的前線員工,就是有種為理想不惜一切向前衝的傻勁。這位來自屯門的同學如是,往後我認識的明報記者,如是。

那種風骨,不止於時事新聞記者。畢業後我在蘋果當旅遊記者,經常有機會和明報記者出TRIP,一星期起碼五篇的旅遊報道,就由兩名記者撐起,其中一個是和我年紀相約的男生,理應精力充沛,但我們試過在菲律賓出差午餐時,他食食下自己條魚然後瞓著;影遊船河,拍下應該介紹的景點後,在甲板九秒九又瞓著了。低薪、辛苦、捱到殘,我跟他說其實要轉做其他報紙唔難,他打趣說﹕「你有無見到我上前篇介紹孫中山故居的文,大概明報先肯畀我出。」行家心知肚明,大眾媒體的旅遊,用三個字講晒﹕食、買、玩。當地文化、歷史?為了報道這些大部份編輯形容為「無人睇」的東西,呢位男生黑眼圈大過隻眼,這,又是明報記者。

後來遇上港視不獲發牌事件,很多記者在此事,為公義而鼎力相助,在事件初始,我擔任港視堅持公義大行動幹事之一。任明報的友人,成了訪問我的記者,在首次十二萬人上街的星期日,我們一眾員工,誰會有社運經驗,當晚就應否留守、如何通知傳媒等問題上,其實一片混亂,然後在當晚凌晨兩點,我收到了友人兼明報記者的電話,她不是來剒料,只是告訴我,她和其他明報前輩的憂慮﹕驚我們遊行過後未能留守事件淡化、驚我們不懂與媒體應對。我坦白向她說了很多,我不知我說的事有沒有新聞價值,卻並不擔心,因我說了句「Off record」,這是記者最基本的操守,但這基本來自於記者的誠信、良心,你只要看看689和政府官員就知,在這世道上,誠信千金難求,但和我對話的是明報記者,誠信和良心,他們一直都有。

我說明報記者「傻」,「傻」在他們很多都像70年代的香港人,捱得苦、正直、講良心,堅守記者專業操守。另一友人兼前明報攝影師指,明報記者是「在富士康打工,卻會為其他富士康打工的人挺身而出!」

的確,在柴灣的富士康,很多年、很多人的的理想都放在這間不算珍惜員工的公司裡。即便強換編輯的事,明報高層還是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先見張健波和劉進圖,再由他們傳達至下,極老派的作風,又是不尊重員工的另一事例。

如果說王維基用他獨有的領袖魅力和尊重員工令港視的人「死心塌地」中了蠱;明報仲勁,真正日月神教,出名「捱得甘、人工奀」,還有一班「傻人」為展抱負前仆後繼入「教」,因為「明報」兩字,其實背負了幾多明報記者努力求真,為讀者報道真相的淚與汗。

明報高層自奄、隨手捨棄多年建立的公信力、新聞自由,他們不配擔起「明報」兩字。

我撐的,是這麼多年曾在《明報》默默耕耘的傻人!撐他們的風骨、他們的良心,撐他們在風雨飄搖下奮力撐起的一片新聞自由的小天空。

作者簡介:香港電視編劇,有份留守政總、新聞系出身。「雖不是記者,但亦明白以文為生的人,那又痛又喜的感受。港視的工作人員,是一班追夢人,而明報的前線記者編輯,又何嘗不是?港視員工要相信夢想,明報員工要堅守夢想,那個夢,叫新聞夢。」

原文刊於讀者齊撐!守護明報編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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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香港到底有没有地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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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月前,苹果日报以其一贯来势汹汹的风格,头版头条大标题做了篇报道,叫做:香港也有地沟油 (我想后面应该还有个问号)曝光了一家位于葵涌某个工业大厦的,叫合兴的小型油厂,还有7、8家用该油厂食用油的餐馆(并且给出了订货收货的收据,能搞到收据,真的很厉害)。

一时间全城人心惶惶,专栏作家,电台节目都在慨叹:HK沦陷了,也有地沟油,facebook,whatapps上疯传一份“水蛇春”咁长的餐馆名单,说这些餐馆都用了地沟油,我大概瞄了一眼,除了中环金钟那一代,其它地区,油尖旺,大角咀等的餐馆,几乎全部在列。不禁感叹,MD,离开中环,吃个饭都有风险啊。

然后就是食环署的人跟进,多部门联合执法,那家油厂重门深锁,老板和职员再也联系不上,警察在拿到告票后,强行开锁,进去取了些存货,拍了现场–的确有点儿脏,乱。几家饭店纷纷公开停用、销毁了购买自那家的存油,并声称一直从他家进货,不知道有地沟油这回事,从此改从其它油厂进货。但仍难挡生意每况愈下。

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和我在国内时看到的差不多,由流言而起,媒体跟进,流言继续广泛传播,并冠以内部消息的方式,执法部门跟进。但接下来的事,HK和内地就大不同了。

这事儿沉寂了一个多月,前天晚上TVB做的深度新闻节目:新闻透视。进行了一次大辟谣。HK究竟有没有地沟油?答案是:没有!

这个节目从苹果日报的报道开始,追踪了后续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进度:

1.食环署在苹果的报道出街当天就突击抽取了那几家被曝光的餐馆的食用油做化验,老板也很配合,化验结果,全部都符合欧盟标准,没有一项超标的。

2.苹果日报的记者买到合兴油厂的两桶油拿去中大化验,其中一桶,苯丙芘(BaP)含量严重超标,于是认定是地沟油。中大教授后来极力否认,他说,我只是告诉他们苯并芘含量超标严重我从来没说过怀疑是地沟油。

3.TVB记者追寻那一桶苯并芘超标的原因,以及为何那几家餐厅的完全没有超标。结论是:合兴油厂卖豆油及花生油,那几家买的全部是豆油,而豆油完全没有超标。那一桶是混合豆油花生油的混合型油,花生油超标,导致混合后的油也超标,而且超标比例和混合比例完全一致。
这就完美的解释了上述两个疑点。

4.豆油全部是从加拿大和澳洲进口的。而花生油来自哪里呢?来自国内,山东。

5.所以,苹果日报的记者跑到山东做了一番调查采访,回来后咬定这批油有问题,是地沟油。
当时食环署联络了内地质检部门,去调查了那家出产金帝花生油的厂家,发现是个规模很大的炼油厂,获奖无数,甚至参与了国家花生油浓香度标准的制定。苯并芘含量过高的可能原因有很多,未必是地沟油,甚至一定不是因为地沟油。

6.苹果日报记者去的是烟台厂,食环署去的是青岛厂(应该是总厂)

7.地沟油的评定标准很简单:如果油的脂肪酸成分,既有动物油,又有植物油,基本上就可以肯定是地沟油提炼的。

这个报道一环扣一环,深入浅出解答了关于地沟油的疑问,采访了餐馆老板,大学教授(当场做了不少试验),追踪了网络谣言(可惜,正如所料,根本追不到源头,大家都是毫不负责任的转发)

最后的落脚点,是由苯并芘的产生追踪港人的饮食习惯,烧烤,尤其是炭烧,是最不健康的饮食。炸薯条的油,经多次翻用,非常不健康,新鲜的油是最健康的,油熟过一次之后,就开始过氧化,并越来越严重,这样的油,大白鼠吃了半年后就开始高血压。血管壁变厚变硬。

所以,如果一个HK人,早餐吃油条,中午吃烧鹅饭,下午茶吃薯条,晚上吃BBQ,那么他一天摄入的苯并芘,会比食用地沟油还要多。另外,抽烟也摄入苯并芘,并且比地沟油严重的多。

我看了两遍这个20多分钟的深度新闻报道,其逻辑链条中唯一的薄弱环节就是HK食环署到内地那家花生油厂检查的事,HK通知了内地质检部门,然后联合去检查—-这个只有国内的人才能明白,你会看到歌舞升平,还有一堆获奖证书–你以为是澳洲皇家医学院认证之类的金漆招牌么?这在中国根本狗屁不是,花钱可以贴满一面墙。

反而我更相信苹果日报记者拍到的照片:一片狼藉的生产车间,苍蝇乱飞,到处油迹斑斑。但未必就是地沟油,只是生产环境比较不卫生。HK那家炼油厂也是,老板之所以锁上门一走了之,不是因为自己做贼心虚用了地沟油,而是环境不太干净,有嘴说不清。

苹果日报的报道出街后,HK仔那家权发饭店,生意额由每天十万,跌到每天2万多,老板无奈的说,我最不忿气,就是报纸没有检查就乱写,我根本不是贪便宜才用那家的油,停用他们的油去其它家进口,比他家的还要便宜。

合兴油厂的老板则告诉记者,他快要精神崩溃,不便接受采访,他的朋友说,他做这行三十年,如今事业禁毁,要宣布破产。

在这个事件中,我觉得苹果的新闻伦理受到打击,当然,苹果一贯比较夸张,持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态度对待负面新闻,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哗众取宠,我以前也写过这个问题,这个新闻上,他们显然有点误导甚至错误,正如我开篇所说,如果标题加一个问号,可能会更好。

这篇报道还提到以前网上的流言,说日本有种技术,可以将污泥合成为肉饼夹在汉堡包里吃,记者专门求证了这不是则流言而是真有其事,在日本一所大学的研究所,有这个项目–当然项目的目的不是为了用这个盈利。现在已经停止。用这件事来说明 ,并非所有匪夷所思的传言,都是假的。

还提了一下餐馆用油回收的事,做的最好的是德国,德国的食用油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回收(炼制为工业用柴油)HK也有一家这样的企业,放一些油桶在餐厅,回收餐厅的废油,老板展示,经过加工提炼,果然和新鲜油看上去一样清澈透明,“但这是绝对不能食用的!”,国内的地沟油就是这种油,加入浓香剂制成的。他说,不知道为何,最近两年的回收价一直在提高。(靠,难道都被买走做地沟油了?)

再看事件中HK各方的反应,你会发现一个法制社会下,人们的安全感来自何方。那些餐馆的老板,个个都很配合调查,因为他们心知自己中规中矩。在这样的社会,中规中矩是可以发财的,不用贪小便宜,昧着良心喂大家吃地沟油。

最后我想说TVB的这篇深度报道,符合优秀新闻报道的两个必要条件:厘清事实,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看完后,你对一件复杂的事清清楚楚,并且,是节目本身吸引你看下去的,记者的追问环环相扣,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线索,想你所想,问你所问,像小说,像电影。用这样的报道做教学片,比用那谁的当教学片好的多(当然,用《60分》的报道更好)。

国内的媒体我看过不少,电视,报纸,杂志,自己真金白银掏腰包买来看,写的好的,真的很少很少很少,通常一篇报道看下来,既没有弄明白事实,也读不到任何的逻辑性,感觉基本上就是将一些事情胡乱弄在一起交差,有的则画蛇添足般卖弄一下蹩脚的文笔,以图有一两句话写的漂亮。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除了八卦啥也不看了,有时候在看国内杂志时,看的很捉鸡,我就禁不住想起江总书记教训HK记者的一句话:你们那…我替你们捉急,真的。

可能是HK记者一直都被教训吧,我常常能在TVB,RTHK看到非常优秀的深度报道,即便那些八卦周刊写的人物报道,读来也有滋味的多。全球化时代,何必浪费时间读那些说不清事实文笔也差的报道呢?

来源:http://www.douban.com/note/26038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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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宣传的六个方面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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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微博 @Coley测试版

@Coley测试版:新闻培训中,真相了。

宣传

新闻重信息,宣传重形式。
新闻重新异,宣传重重复。
新闻重事实,宣传重观点。
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时机。
新闻重沟通,宣传重操纵。
新闻重平衡,宣传重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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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悬崖上的中国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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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发布的2013年中国自由年度报告,称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更加恶化,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敦促中国政府开放更多言论空间。

(德国之声中文网)带着谨慎的期待,准备在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之后更有作为,结果遭到更加广泛且更加残酷的打压–这是国际记者联会(IFJ)亚太区1月28日发布的年度报告《媒体悬崖–2013年中国的新闻自由》描述的中国媒体过去一年的遭遇。

该报告中文版全文共五万余字,以详尽的事例和深入的分析,展示了中国内地(包括西藏、新疆)、香港和澳门地区报纸、电视、互联网及外国新闻机构驻外记者的生存状况。报告说,国际记者联会从2008年开始监察及报告中国新闻自由,原本乐观相信中国会继续向前推进,即使步伐缓慢,但仍会走向为中国本土及海外记者提供一个相对更自由、安全及工作环境保障,孰料现实年年令人失望,2013年情况更加恶劣。

报告列举中共2013年打压新闻自由的事例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七不讲”清单,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谣言点击5000次或者转发500次可入罪”的司法解释,以打击网络谣言的名义压缩互联网空间,”新公民运动”发起及参与者许志永、王功权等人被逮捕及起诉,禁止媒体独立报道西藏自焚及新疆”袭击”事件等等。

“未来回到毛时代”(Back to a Maoist Future)是这份报告的英文标题。报告认为,自”太子党”习近平获选为中国国家主席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前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获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席后,中国便普遍地被形容为倒退到毛泽东的年代,强化媒体作为党的工具,展开一轮媒体战。

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负责人胡丽云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2013年中国新闻自由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公安机关、法院和宣传部门强化了合作。宣传部门会将监视名单及情况提供给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则采用更多的罪名来打压言论自由,包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损毁商业声誉、刑事诽谤罪、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罪、非法经营罪、聚众淫乱、散播谣言、制造虚假消息、制造虚假注册及扰乱社会秩序等等罪名。公安部门也更多地利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传播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这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不讲法治,赤裸裸地把媒体当作宣传工具的做法。

境外媒体面临更大压力

报告还指出,香港媒体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媒体机构及记者被流氓及亲建制的民众袭击;敢言的媒体拥有者申请免费电视牌照被拒;媒体亦同时要面对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政治施压。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变化是,香港政府试图利用法律程序迫使媒体向官方交出新闻材料。香港廉政公署向香港高等法院入禀要求,香港《商业电台》及《阳光时务》杂志交出采访前全国政协刘梦熊的新闻原材料(后分别被香港高等法院撤回及廉署自行撤回申请)。胡丽云指出,这是朝向中国内地公安行为的变化,是对新闻自由的践踏。

外国媒体驻华外国记者的处境更加艰难,是2013年中国新闻自由又一突出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报道中共高层领导人家族财富的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网站被封锁至今,多名资深记者的 签证被拒绝或者拖延。同时,有电视台摄制队在报道城市化的专题时遭到致命的威胁,还有海外华人记者回乡探亲时被强制离境,或者无法获取签证。

胡丽云说,面对中共对新闻自由的进一步践踏,每一个新闻人都不应该容忍,而应该站出来大声反对。同时,国际记者联会促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尊重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精神,也促请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检视中国新闻媒体的状况,敦促中国政府开放更多言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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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虎案北京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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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微博(@记者刘向南

@周泽律师:【用心良苦】罪记者,必杀技是毁其道义形象。如,揭其受贿或敲诈以谋私利,记者道义形象立毁。于是,公权便可上下其手。刘虎案,公安先以寻衅滋事拘,继以寻衅滋事、诽谤报捕;检察院以诽谤批捕,公安复以诽谤移送起诉;遭退卷后继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诽谤三罪换一检察院移送!然,让求删微博者助残,敲诈乎?

@周泽律师:公安人员在讯问中给刘虎提供了两个榜样,一个是魏巍,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个是穆青,写了《记党的好干部焦裕录》,说刘虎十几年记者生涯中”也曾为公共利益做了很报道和努力”,但把网民提供的、未经查证的信息通过微博发布,”使党的形象受到了损害”,让其反思发帖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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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记者微博反腐,公安建议“三罪”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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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嘴” by 秃头倔人:不是让你们交待,是怕你们串供。

“胶带嘴” by 秃头倔人:不是让你们交待,是怕你们串供。

(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周日(2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对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的起诉意见书,指刘虎在2012年5月到2013年8月期间,多次将未经核实的信息,通过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帐号”记者刘虎”进行发布,包括”陕西府谷司法局正副局长被曝履历学历均造假,局长曾当服务员副局长初中未毕业”、”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马正其”、”会馆经理曝陕西公安厅长接受性贿赂”、”贵州公安厅职工集体举报崔亚东”等28条微博,对当事人及国家公信力造成冲击。

起诉意见书还称刘虎发”陕西府谷一公务员被曝造假调入,其爹为煤老板”、”陕西府谷常务副县长等四名领导,被曝集体接受煤企贿赂”的微博,并让微博中的当事人向其指定的重庆绿叶义工协会天使残疾儿童基金会项目捐款,变相勒索人民币共计65万元。

起诉意见书认为刘虎在互联网上连续发布虚假信息,随意攻击国家机关及个人,故意炒作社会热门事件,以提升其个人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攫取经济利益,其行为涉嫌诽谤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予以移送审查起诉。

2013年7月29日,刘虎在微博上举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称其任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期间涉嫌渎职,这条微博后来被删除,但刘虎称保证举报的真实性,该条微博也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而这条举报信息也是刘虎微博举报官员的其中一条;2013年8月23日,刘虎在其重庆家中被北京警方跨省抓捕;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对外证实已对刘虎刑事拘留;2013年10月北京检方对刘虎正式批捕。同年10月《新快报》另外一记者陈永洲也因披露性报道,被以涉嫌”损害伤业信誉罪”批捕,其后央视播出其认罪视频。

“这是政治起诉”

对这份起诉意见书,律师陈光武和周泽于2月3日分别发出质疑,认为公安局的指控的罪名有诸多蹊跷之处,刘虎所发出的一些内容,诸如目前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在刘虎发微博举报前既有很多网帖对他进行举报;意见书有毁记者道义形象之谦;一些网友则认为这是当局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弹压。

2012年底通过微博举报,将中国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拉下马的中国资深媒体人罗昌平,也对刘虎案表示关注,他在微博上发表评论:”看记者刘虎案起诉意见书,前后两个罪名已经剧透,一是人格、名誉国家化,自诉案成为公诉案;二是在虚拟空间寻衅滋事,有悖传统的社会秩序物理空间,释法程序倒置;中间焦点罪名是涉嫌敲诈勒索65万,似乎没有获得利益的主观故意。查了查,刘虎是这个基金的常务理事,参与较深,需要更多细节才好判断。”

律师陈光武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表示本案在中国对网络言论打压的背景下,其性质已经不是法律问题:”根本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起诉意见书中所说的几件事,都是公民和记者发现腐败的线索,利用自己掌握的渠道和平台反映出来,这是正常的权利,是一个反腐的行动;国家机关应该对他举报的事实进行调查,如果调查过程中,发现他纯粹是造谣或诬告陷害,可以按照有关法律对他进行处理,现在没有对他举报的事情进行调查,而是把他以多个罪名抓起来,很显然是对公民或记者正常言论的限制,从而也保护了应当被处理的腐败分子。”

陈光武也透露,他与刘虎的代理律师多次沟通过,认为当局对刘虎进行政治报复,刘虎恐难逃被判刑的命运。如此应该是对当局提出的”反腐”最大的讽刺。

“就是打压在公民在网络里表达意见或揭露违法的事情”

国际记者联合会亚洲办公室负责人胡丽云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去年有多位记者和网络人士被抓,国际记联对此也表示密切关注,她认为中国当局用”诽谤”罪名,来打压网民的言论自由:”现在中国政府用刑事上的’诽谤’罪名起诉公民,目标很简单,就是打压在公民在网络里表达意见或揭露违法的事情,我们非常担忧这个走向。”

胡丽云呼吁中国当局对刘虎案进行公开,包括接下来可能要进行的审判过程等。她也呼吁调查性记者,在工作时要遵守记者职业道德,对报道材料要进行核实,并留存充足的证据,以应对当局随时可能发动的打压。

作者:吴雨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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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2013年冬季尼曼报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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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尼曼报告2014年冬季中文版下载地址(包括epub格式和Kindle格式)】

今日两篇文章选自《2013年冬季尼曼报告》,来自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一是欧逸文谈及外媒记者如何书写中国故事的;另一篇是张大卫的“记者手记”,他是2012年6月报道Wen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点击文尾的“阅读原文”,取阅之前的一篇文章以了解背景:《西方媒体在中国面临选择:要么做新闻,要么做生意》

尼曼报告编著者信息:
Publisher:Ann Marie Lipinksi
Editor:James Geary
Senior:EditorJan Gardner
Researcher/Reporter:Jonathan Seitz
翻译:Lian Nijia/Jia Yuanyuan

如果你已读过,不妨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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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今日中国

中国既是记者的天堂,也是统计学家的炼狱

撰文 欧逸文

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48年曾这样写道,“中国既是记者的天堂,也是统计学家的炼狱。”对此他解释,“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着更多人间戏剧,但可辨认的事实真相却不多。”六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蜕变和矛盾,它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我们愈发急切地想了解这一切的涵义所在时,费正清的大部分描述都已悄然应验。

1996年我第一次来北京学习中文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当时的意大利还要小。农村仿佛就近在咫尺:大多数时候的晚餐我都是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厅里解决的,这家铁皮屋顶餐馆经常会把瑟瑟发抖的羊栓在屋前。到了晚饭时间,这些可怜的动物就会一只只地消失在厨房里。

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他们活跃在喧闹、充满质疑之声却仍存在审查的虚拟空间中,中国也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和摩天大楼,而它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崛起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同时也带来了腐败、对不平等问题的新认识,以及国内外民众的迫切呼声:谁是既得利益者,谁又在为他们买单?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中国的崛起凸显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谜题。第一个疑问来自实践层面:不论外国记者还是本土记者,身在中国,我们该如何游走于党所设置的各种阻碍,并减小对那些敢于发声者的伤害呢?这是最明显或许也是记者们最为熟悉的挑战之一,但我们可仰仗的工具亦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的记者们:即毅力和创造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新闻工作者心目中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在一个视异议为威胁的国度中,我们决意不做任何伤害消息源的事情。

更为新奇的问题在于均衡性:新式的自由和旧式的压制,惊人的财富和持续的贫困,面对这样一个对比强烈的特殊国家,作为记者,我们需要诉诸多少文字才能描绘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我们又需要堆砌多少辞藻才能刻画出这样一个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深陷牢狱的国家呢?

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难解答的中国式谜题来自于接触:记者发表了一些让政府感觉受到威胁的文章,于是后者便不断排斥前者,在这样一个国家,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该如何行事呢?

在过去两三年中,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媒体的态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折:2011年,阿拉伯之春展示了信息和组织对于那些看似稳固的专制政府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它使得中国领导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此同时,由于外国记者报道了一些受中东事件激励的中国活动人士,因此政府当局对这些新闻从业者进行了公开批判和谴责。

到了2012年,随着中国国家财富的飙升,外国的新闻媒体逐渐开始细致地审视中国领导人及其个人财富,而通常外媒极少作这样的细致打量。当时有记者发表了温和袭家人如何通过职务之便积累巨额财富的报道。作为报复,政府屏蔽了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网站,但此举反倒激发了新一波的调查热潮。当局还禁止中国的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再增加新的彭博终端设备,并拒绝外媒招聘新人或替换在中国的记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压制这些新闻媒体在网络压力下业已受到侵害的商业运作,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同样未能幸免。

从历史角度看,如果外国记者们报道人权之类的敏感问题,当局可能会拒绝让他们进入中国,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所预计(这种做法也很少能阻止我们)。但现在,这些记者和他们的雇主却因为揭露中国高层领导的私人财富而遭到惩罚。这反映了外媒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不再只是从遥远的国度将新闻传递给美国读者——中国不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也是一个拥有无数读者的大国。它活生生地存在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这种存在迫使外媒记者们必须想方设法提升报道质量。无论喜欢与否,身为外媒记者的我们现如今都已成为中国国内对话的积极参与者,我们热切地讨论着这个世界最伟大经济繁荣体中的资源和权力分配问题。即便当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被审查者屏蔽时,我们也能找到将文字传递给中国读者的途径。

这是旧责任的新重复:作为外媒记者,我们始终面对着记录记忆的工作,这些记忆一般是他国国民在环境或强权逼迫下不允许自我记录的内容。在过去,这份工作通常意味着记录战争和异议。但在当下的中国,它也意味着记录世界上最快速的资产积累,以及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各归其位——这一进程将会影响到今后的几代中国人。

我们报道的不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出围绕着中国有意成为世界新势力的价值观之争。这是一场关于真理、责任和权力定义的无休止辩论。能着眼于当下让我们既荣幸又感到职责重大。费正清说得没错: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欧逸文(Evan Osnos)是《纽约客》记者,本文是他根据自己2013年11月14日在尼曼基金会(Nieman Foundation)为纪念小乔伊·阿历克斯·莫里斯(Joe Alex Morris Jr.)而发表的演讲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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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钱的线索

适用于美国的调查报道原则也适用于中国

撰文 张大卫

2011秋,我为《纽约时报》调查中国商界精英的故事时,震惊地发现:有一组公司文件牵涉到当时总理温的亲属,价值超过27亿美元。该记录是我通过政府档案搜索获得,它显示WEN最亲近的一些亲属,包括他的兄弟和子女,在过去十多年来获得了二十余家公司的主要股份——包括珠宝、电信、地产和建筑等行业,还有平安保险,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然而,我反问自己,这样敏感和有潜在爆炸力的新闻能在中国的公开记录里出现吗?

自那时起,我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催生了现象性的股份制经济繁荣,以及一个远比我想象更加先进和透明的公开记录机制。在中国工作的新闻记者现在可以获得该国最大的国有企业的金融记录,接触到成千上万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名字。他们能够窥视到这个国家最黑暗的秘密之一:国家的政治精英家庭是如何聚敛财富的。

公布此类信息,目前当然仍是挑战。中国媒体大部分被禁止报道高级领导人的家庭。2012年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系列报道中国统治精英巨大财富的文章,中国政府封锁了每个新闻机构的网址,并且收紧了它对驻华外国记者的监管。

不过,可能在未来十年,会有更多的中国领导人隐藏财富的报道。中国在迅速地融入全球经济,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新兴企业持有股份,中国企业则获取海外资产。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国际化,隐瞒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越来越困难。换句话说,时钟不再容易倒拨,涉及中国企业的调查性报道也不再容易封锁。

人们经常问询我是如何发现牵涉到前总理家族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记录的。而我则经常自问,为什么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做到这件事?我有两个理论。首先,很多西方记者,包括我在内,会顾虑调查中国顶层领导者涉及的风险,失去记者签证的威胁一直存在。其次,我们也会疑惑,是否存在公开记录与持股者的名单。

这种记录真的十分复杂,尽管我从2011年末就开始收集记录,但花了一年多时间我才搞清楚自己大部分发现的意义:因为Wen的家族和他们的企业合作者建立了一个空壳公司与投资工具的网络,它们中的许多机构经常性地更换名字和搬迁地址。

我的发现是,适用于美国的报道也适用于中国。调查性报道一直以来需要耐心和果断,慢慢拼拢拼图的零片就像杰出的侦探工作。

2012年我的文章发表后,阴谋论在中国浮现,一些香港的报纸还宣称我从Wen的政敌那里收到一盒文件。事实可没有那么复杂。我索取到文件,然后追踪钱的线索,最后我拨打了一些总理亲属的电话。出乎我意外,他们没有挂断。

张大卫(David Barboza),《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站长,凭借他对中国腐败的调查获得2013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公众号:荐 读 | jiandu2013

小介绍:这是仇勇(也就是我)个人更新的微信公众号。绝对不原创,每日分享读到的好文、好书。纯个人口味,绝对不以你的好恶为转移。不以追求订阅人数为目标,单纯为朋友间推荐分享。不考虑商业化——为什么一定要商业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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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办:“2013年度180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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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请各地各网站检查删除“2013年度180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 中国位列第175”一文有关内容。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附:法广:2013年度180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 中国位列第175

记者无疆界公布2013年调查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中国在最后十名国家行列,排名第 175名。中国如同2012年排行榜,仍名列最后十名国家中。2012年,在179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 173名,越南172名,伊朗174名。芬兰、荷兰及挪威再度名列新闻自由前三名的国家;而土库曼、朝鲜及厄立特里亚继续成为新闻自由最糟糕的国家。

根据本台接获记者无疆界组织(RSF)的新闻稿指出,要求所有媒体要等到周三巴黎时间零点整开始才可以公布该组织所公布的这项2013年的180个被调查国家中评审结果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中国此次仍然在最后十名国家行列中,排名第 175名。

记者无疆界指出,2014年公布的这项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在一些国家的新闻自由度出现严重倒退情况,如:美国、中非共和国、危地马拉等国;不过在另一些国家则明显有进步,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及南非等国。芬兰、荷兰及挪威再度名列新闻自由前三名的国家;而土库曼、朝鲜及厄立特里亚继续成为新闻自由最糟糕的国家。

周三公布的2013年180个被记者无疆界组织调查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评审结果的前十名及最后十名国家名单如下:

2013年的新闻自由度排前十名的国家是:

1.芬兰 2. 荷兰3. 挪威4. 卢森堡5. 安道尔6. 列支敦士登7. 丹麦8. 冰岛9. 新西兰10. 瑞典

2013年的新闻自由度排最后十名的国家是:

171. 老挝172. 苏丹173. 伊朗174. 越南175. 中国 176. 索马里177. 叙利亚178. 土库曼斯坦179. 朝鲜180. 厄立特里亚

这项参考工具是记者无疆界参考各国的7项标准评审该国的新闻自由度所提出排行榜名单,这七项标准是:新闻的苛捐杂税水平、新闻多元化的程度、媒体的独立性、媒体环境、媒体自我审查程度、法律框架、透明度及基础设施。这项参考工具是要敦促这些国家政府面对他们应负的责任,,并让公民社会可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并提供国际组织一个所谓好政府的指标,并得以引导他们的决定。这是记者无疆界秘书长克里斯托夫•德洛瓦向媒体指出的。

2012年,在记者无疆界调查17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结果,中国也是名列最后十个国家行列,排名第 173名,越南172名,伊朗17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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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闾丘露薇:媒体,老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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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媒体的老板是政府,简单来说有两种运营模式:

一种是政府把控内容,宣传政策,巩固权力,现在还包括负责国家的国际形象建立等等,比如伊朗的PRESS TV,俄罗斯的RT,美国也有政府媒体,比如VOA,但是美国法律规定,不能在美国本土广播。

还有一种则是独立运作,充当公共媒体,立场独立,为社会服务,政府勉强算得上是老板,准确点说,老板是公众。被视为做的最成功的,是英国的BBC。也因为是独立运作,所以英国首相卡梅伦会告诉中国观众,他不能命令BBC加快制作《神探夏洛克》,只能转达大家的要求。

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自然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的责任,所以大家并不需要过多用专业媒体的标准去要求和看待。不过也因为这样,就很难责怪外界,对于央视的报道,总要多出一些报道内容之外的解读。比如关于东莞色情业的暗访,会有很多的猜测,是否罪翁之意不在酒,是否要针对的目标其实并不是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哪些?

这不能责怪人们的多心,因为这是一种固定的套路,这次是不是例外?没有人能够保证,只有时间可以证明。当然,也可能真的是外界过于敏感,就好像央视批评星巴克的售价,也许真的只是觉得很有新闻价值,但是在外界看来,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看来,不免像一个信号,政府要对外资下手。没有办法,谁叫这是官媒,而且是国家级媒体报道的?

以往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中国的一个通用方式,就是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从字里行间,出场顺序还有分秒长短来判断中国政局,揣摩政府到底要传递怎样的信息,这种方法,在中国民间也同样流行。

因为有两种截然不同不同的方式,一直以来在香港,关于香港电台(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RTHK;以下简称“港台”)的定位有不少讨论。既然政府是老板,那港台能不能站在政府对立面?

港台在1970年代制作了《狮子山下》,反映民生,导致当时港英政府不满,但是却也确立了港台编辑独立的公共媒体的身份。回归之后,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政府出钱,自然听政府,而反对方就指出,政府只是上司,全体香港市民才是老板,因为是纳税人的钱。到2010年,政府公布“香港电台约章”,确认港台编辑自主,但要恪守准确发放权威资讯,持平反映意见,不受商业以及政治影响等编辑方针。

既然老板是政府,收入依靠政府拨款或者向受众收费,这样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担心盈利压力,不会像商业媒体那样,受到资本的侵蚀,不得不迎合市场。对于那些承担公共媒体角色的媒体来说,可以照顾到社会边缘群体,保证多元议题,补充那些商业媒体觉得亏钱不会去做的内容,满足社会公共福利;对于喉舌媒体来说,可以专心做好宣传机器。

至于商业媒体的类型,其实和国营媒体类似,只不过是由媒体老板决定,到底媒体是为自己所用,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为自己谋取利益,还是为公众服务,成为公器。

当年默多克要收购《华尔街日报》,一群美国记者发起签名运动,要求原本的股东不要出售股份,这是因为默多克经营Fox电视台的手法,让大家担心,报纸会被又一次“公器私用”,在他们看来,Fox的冒起,就在于旗帜鲜明的充当共和党的宣传机器,担心一旦收购,会损害《华尔街日报》的公信力。后来《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出售股权的家族,表示懊悔不已。

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后四个月,原本的总编辑Marcus Brauchli辞职,接替他的,是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Rorbet James Thomson。老板用自己人做总编辑,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媒体本身公信力不高,那确实没有人关心,但是如果媒体在行业内被视为标杆,或者承载公众和传媒人的期待,那换总编辑,就会变成公共事件。

如果对人选产生争议,往往是因为新总编辑在业内的名声。(八卦一下,原来Thomson的太太是解放军将领的女儿,当时有八卦媒体把他和默多克相比,发现除了妻子都是中国人,还有很多相似之处。)Thomson在业内名声不错,但是他到任后,其实也改变了不少报纸原有的风格,比如长篇的稿子减少了,我认识的同行,虽然曾经为《华尔街日报》赢得过普利策奖,最终还是离开,去了《纽约时报》。对于媒体,特别是纸媒来说,总编辑很重要,因为日常运作,决定报道那些内容,毕竟不是老板,当然也因为这样,老板总是要找自己信得过的人选。离开的Marcus去了《华盛顿邮报》,在他任内,报纸赢了七次普利策奖。

说到总编辑,对于国有媒体,如果是开头谈到的第一种模式,那人选对公众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只要政府相信自己任命的人选站得稳立场就足够了,总编辑是向政府负责。如果是第二种模式,那人选会很敏感。

日本的NHK,一直以来也被视为编辑自主独立运作的公共媒体的典范,比如虽然日本政府称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是恐怖分子,但是NHK则坚持使用“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但是最近,NHK的新任会长关于慰安妇,还有几名经营委员会的委员关于南京大屠杀、二战等的言论,引发巨大争议,而这些人都和安倍私交不错,人们担心,安倍的手,会透过这些好友,伸向编辑部,影响编辑方针。

NHK也是依靠公众的义务缴费维持运作,领导层包括经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于,12名经营委员会委员要经过国会批准,由首相任命,任期3年,会长则由经营委员会委任,同样任期3年。会长相当于总编辑的角色,负责媒体的日常事务,也因为这样,过往不管是委员还是会长,在公开场合会回避阐述进行包含有政治观念的发言,也避免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为的是维护外界对于NHK立场中立的观感。

新会长的言论在日本国内引发NHK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中立性的讨论,日本《东京新闻》进行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当的会长人选。虽然NHK受到日本广播法的监管,必须保持立场中立,独立运作,也有民间的监查机构监督播出内容,但是回看NHK的历史,还是无法在政治议题上完全保持中立,比如一个讽刺政客的娱乐节目被迫停止,新闻栏目的调整,都被认为是因为当时的会长和执政党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这次人们对于新会长的不信任,不是没有理据。

最新消息,日本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要求会长还有这几位经营委员辞职。在记者协会的声明中指出,除了会长引发争议的慰安妇言论,还有因为他公开表示,NHK的播放内容应该体现政府立场。声明指出,既然NHK是公共机构,那么甄选机制应该更加民主,必须进行改革。

最新的新闻自由排名,在180个国家中,日本是亚洲国家和地区排名第三,第一是台湾地区,全球排名第50名,第二是韩国,第57名,日本第59名,比去年下滑5个名次,主要原因就是在报道核泄漏问题上,对独立媒体的限制,香港下滑2位,全球排第61名。

日本有一部畅销小说,后来改编成漫画和电影,叫《图书馆战争》,讲述政府为了纠正政府眼中民众错误的想法,制定了《媒体良化法》,图书必须经过良化队的审查才能出售,“禁书”只有在图书馆内存在,而为了保护文字思想自由的图书队和坚信需要过滤的良化队展开一场场战争,并且透过媒体揭露了良化队一系列的非法手段,激发社会公众的反弹。虽然是虚构,但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政府的忧虑。安倍最近民调支持率下跌,原因正是因为通过了《保密法案》,不少民众认为自己的知情权被侵犯。

前段时间,有媒体机构曝光两岸三地开离岸公司的名单,台湾商人蔡衍明榜上有名,结果他在自家报纸《中国时报》头版刊登澄清广告,在内页花了半版质疑相关调查机构,并且在旗下的电视台大篇幅报道自己的澄清声明,从读者的角度,到底在看报纸,还是在读公关稿?从新闻专业角度,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有人会说,既然是商业媒体,自然老板说了算。确实,如果老板坚持,员工只能公开抗争,如果还不改变,只有离开。只是老板也应该明白,如果想要办成大报,那公信力,口碑,还靠专业的员工,用做新闻,而不是做工具,一点点做起来的。

把媒体当成自己私器的老板,很容易获得政府青睐,因为政府知道,只要承诺给与对方很多好处,自然会帮政府忙,或者不给政府添乱,而且政府也明白,有些媒体批评政府,其实是老板为了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的行为,和刊登公司丑闻,然后去要掩口费差不多。

在有些地方,和政府作对自然没有好果子,会被迫关门,会招惹官司,会失去采访政府官员的独家机会,当然还有一种隐蔽的做法,那就是政府在背后鼓动广告商撤广告,让依赖广告收入的商业媒体失去收入来源。1998年有一套日剧《新闻女郎》,女主角是一家商业大台的当红主播,为了新闻真相,不惜得罪政商大佬,也就是电视台的米饭班主,至少是电视台老板不敢或者不想得罪的势力,最终被炒鱿鱼。当然,结局是温馨的,女主角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台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并且获得业界认可。虽然只不过是电视剧,但是正是这样的故事,完成了我对新闻自由的一种启蒙。

其实商业媒体的老板公器私用,或者充当政府宣传机器也不可怕,就好像默多克当年站在布什政府一边,但是选举一过,民主党的奥巴马上台,没有永远的靠山。而且就算Fox站在共和党一边,毕竟还有其他媒体站在民主党一边,或者选择不站边,不至于让大众只听得到一种声音。

在任何地方,党派、左右派透过自己的媒体发声都没有关系,只要各自渠道畅顺,当然理想的状态,是能够让中立的媒体有生存空间,只是现实问题是,走中立路线的商业媒体通常难以为继,这个时候,公共媒体就显得非常重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相比,在公共媒体上落后很多,虽然有业界联盟的PBS之类,但很显然,内容并不丰富。

斯坦佛大学教授Shanto Lyenger有一本教科书,叫做《Media and Politics, a citizen guide(媒体和政治,一份公民指引)》。根据他的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台娱乐化严重,导致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兴趣减少。不过我推荐这本书,是我更喜欢这本书的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教授公众如何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媒体,了解权力和资本对媒体的影响,了解政府和政党以及资本如何利用媒体,媒体又如何影响政治、培养公民素养。

最可怕的情景,就是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只有官方媒体,但是不提供公共媒体服务,也不允许商业媒体存在,那结果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有很多商业媒体,那身为受众,需要关心这些媒体背后的资本到底是谁,因为很有可能,众声喧哗,但是原来唱的还是“同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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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港台新闻自由受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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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名男子在读报。

长期以来,香港和台湾的记者一直都因其厉害角色享誉亚洲,他们往往能使中国大陆高层领导人卷入舆论批评的漩涡。

但外界的担忧也日益加重:来自更加强势、更具影响力的中国政府的压力已削弱了出版自由,并导致港台两地媒体加大了自我审查力度。

本周,两家新闻自由团体分别公布了报告,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港台两地的这种担忧。中国政府对台湾主张主权但并不管辖台湾,香港由大陆管辖但与大陆其他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

这两份报告对这两个相对自由的地区的中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能力提出质疑,怀疑它们能否在强有力的中国政府面前保持新闻自由。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长篇报告,回顾了香港和台湾的新闻业情况,认为出现了对媒体报道施加影响、使其更有利于中国大陆的问题。报告中提及的情况包括《苹果日报》雇员受到暴力威胁、台湾被认为支持“台独”的报纸广告收入下滑等等。

报告称,香港媒体自由受到的威胁则是多方面的:

根据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12年对记者进行的一份调查,香港媒体目前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是自我审查,以及记者受到人身攻击和威胁的案宗数量增加。调查中共有663名受访者,有40%的受访者说他们或他们的上司最近减少了对中央政府、广告客户、媒体业者或地方政府不利的信息的报道。香港记者协会自1968年以来一直在跟踪香港媒体审查的情况。

除了自我审查之外,中央政府有时也直接向香港媒体施压。过去,中国政府一直通过谨慎的做法向香港媒体业者传递意图,比如通过中间人与报纸编辑交涉。香港记者协会副主席任美贞(Shirley Yam)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很少听说有中国官员直接与编辑和记者接触的情况,但现在开始动真格的了。

也是在本周,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布了其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今年香港排名第六十一,下滑了3名。台湾名次下滑幅度与香港一样,从去年的第四十七下滑至第五十。

无国界记者在与指数一同发布的报告中称,中共加大对香港行政官员的控制以及通过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对当地媒体施压,这种情况日益危害到当地媒体的多元化格局。

周三晚间在联络办公室接听电话的人说,现在没有人置评。

保护记者委员会预计,在2017年选举之前,新闻自由方面的紧张气氛将持续加剧。中国政府已经排除了公开提名的可能性。

在新闻自由排名中,美国也下降了13个名次,排名第四十六,因为在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计划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举打击泄密者。

无国界记者指出,美国过于随便的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来干涉新闻自由,这侵犯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

Josh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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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届德国之声Bobs新媒体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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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互动与参与:2014年2月5日,第10届德国之声Bobs新媒体大赛启动。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与社会发展中,新媒体正在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有鉴于此,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正式更名为Bobs新媒体大赛。

2004年设立的德国之声Bobs新媒体大赛表彰全球范围内致力于数字世界透明度、言论自由与人权的网络活动。德国之声台长Peter Limbourg表示:“我们的国际赛事Bobs旨在关注那些通过数字媒体推动民主的勇士。在一个许多国家为民主和信息自由而战的时代,这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世界各地的网友可在3月5日前推荐博客、社交媒体、网站、网络项目等。14种参赛语言为:中文、阿拉伯语、孟加拉语、德语、英语、法语、印度语、印尼语、波斯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和乌克兰语。

今年,中文的博客、社交媒体、网站、网络项目等可参选的奖项有:

  • (跨语种)最佳博客
  • (跨语种)最佳技术创新
  • (跨语种)最佳社会运动
  • (跨语种)记者无疆界奖
  • (跨语种)全球媒体论坛特别奖
  • (跨语种)最佳原创奖
  • 中文新媒体奖 (People’s Choice for Chinese)

德国之声Bobs新媒体大赛的15名国际评委将从入围者中选出六个跨语种奖项的评委奖得主。4月2日起,网友可通过网络投票选出公众奖得主。

2013年,Bobs大赛共收到4200余个推荐网站和网络项目,参与网络投票的超过9万人次。去年的中文获奖者为李承鹏的博客、莫之许的推特、奇闻录和自由微博。历届其它国家获奖者还包括古巴网络活动人士桑切斯(Yoani Sánchez),“突尼斯女孩”本·梅尼(Lina Ben Mhenni),伊朗博主斯加齐(Arash Sigarchi)、埃及facebook网页“我们都是卡勒德·萨伊德(Khaled Said)”等。

波恩全球媒体论坛期间举行颁奖典礼

Bobs大赛评委奖得主将应邀前往波恩,参加德国之声全球媒体论坛期间举行的颁奖典礼。2014年6月30日-7月2日举行的本年度全球媒体论坛主题为“从信息到参与——对媒体的挑战”。数字时代的网络联系,使得公众参与政治有了新的形式。与此同时,也提出新的问题:如何保障数据与信息安全?解密者扮演怎样的角色?媒体与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何处?届时,2000余位全球与会者将在波恩展开讨论。

本届Bobs大赛的中文媒体伙伴为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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