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检方公布雷洋尸检结果的相关微博无一例外被关闭评论：

直到有媒体出面科普“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死”，网民才总算有了评论的去处：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爱宠之人_z5x：昨天禁评，然儿做了一天功课小编只找到这个案例？差评

@法律研习社：刚开始不是突发心脏病猝死嘛，央视呢，北京电视台呢，怎么不出来逼逼了

@丿寂寥丶星空：中央台不是说是嫖娼吗，不是还有小姐作证吗，那个小姐不是言之凿凿的说帮雷阳打飞机来的吗，不是说是心脏病突发死亡吗，那个邢某队长不是也出场作证的吗，中央台前一阵子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几十年来从不说谎吗，原来几十年来都是在逗我们玩啊

@任稳重：你们一拖再拖，三番两次转变话锋。所有监控一起损坏，执法记录仪改口手机，尸检结果不严谨还发文说需要二次尸检，当事民警直到今天才被控制，甚至在开始还参与调查自己犯的案子。一切的一切都让所有人心中早已认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雷洋被打死，你们护犊子。无奈，社会缺乏安全感，政府缺乏公信力！

@麻辣果批：模棱两可的尸检报告，既能能维护警队声誉，又能平息事件，接下来就封消息，拖时间，事件冷却后，再公布刑某某等有玩弄职守罪，判刑五到七年，然后在后台处理，保外就医，不了了之。

闹眼已：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导致死亡。这不就是打死或整死的吗？还他妈想给警察安个玩忽职守就脱身。什么叫玩忽职守？难道是看守警察在玩手机，雷洋自己玩倒立憋死了他没管？雷洋凭白无故怎么会吸物憋死？

@闲炎岁语：打人是不可能把人直接打死的，说被打死的其实都是因为自身原因而死。比如邱少云其实是因为体内蛋白质变性导致肌体功能丧失而死，黄继光是因为心脏大动脉破裂流血死的，刘胡兰是因为大脑供血不足缺氧死的

@韦至丶：简单来说就是打的吐了 然后呕吐物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铁虎阿锋：我以前参加职业拳赛，明白一个道理，重击对手胃 会让对手有呕吐感，要么是重击对手头部！雷洋死说直接 简单点 被打的.

@慢慢骑士：这就是用所谓的术语忽悠民众

@王烁:这就是用表面上的严谨用词来迟滞、钝化真相的冲击，是最坏的语文。

@烟雨迷離的煙：图片评论

@扁头好男人：雷洋案让我感觉越来越没安全感了，一个尸检拖了将近两个月，而且是在广大舆论催促在才公布死亡原因，叫我们如何相信正义？

@京衡律师李慧琴：真相渐渐浮出，外因致死，没有心脏病。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没有备受关注，恐怕永远不会知道29岁健康的生命，是怎么突然死亡的！

@笑面人生2332415051：可怕的是，央视，北视，昌平公安，派出所集体帮涉警造势，维护。执法者法在何方？

@66童年de记忆：那主谋派出所所长到底有何背景？什么底气使他组豪华律师团为自己辩护？？

@jasmine的藍熊：真不要脸，翻云覆雨越描越黑，不就是被那几个流氓警察殴打致死的吗？还在这儿咬文嚼字的放狗屁。还玩忽职守罪？tm的就是几个杀人犯

@总有刁民想嘿朕：跟官员节假日去办公室搽玻璃死亡一样，懂了没？

@贰0壹六时来运转：江苏民警张际勇怎么不查，公安掩盖什么真相

@圣托里尼和你一起去：死因没错，关键是问怎么导致胃内容物返流的。大家都在喷什么。比如一个人被打的脾破裂大出血，法医只能写出因脾破裂失血过多死亡。重点是关注怎么导致的胃内容物返流。不是这个返流对不对。关注点放对好吗？我现在就想知道警察做了什么让他胃内容物返流的！

@小塔jjjsxz：就是误流返吸呗，现在是在转移关注点，我们关注的是他为什么会出现误流返吸！这种情况在手术中和术后会出现，而在正常审讯过程中出现表示不可理解，还在曲折转移关注点

@唯一技术流：有一点基础常识的应该都懂—就是呼吸道窒息导致的，外力导致的呼吸道窒息两种可能—扼颈或捂口鼻，当然很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状况，结合雷洋案件—外力导致的几乎不用争论，壮年男人捂口鼻导致窒息的也不可能，所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肯定是被扼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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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著名宪法学家，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张千帆午后的冬日里，一手托着羽绒服，配合摄影师的指令，表情一惯的严肃。

让他紧锁眉心的是一个揪心的消息——一年前找他求助的老上访户李桂荣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该怎么帮呢？这样的事律师和媒体都不感兴趣了。”他倍感无力。

“中国很多问题靠上访是解决不了的，与其去上访，不如通过其他途径。”他默然了片刻，叹了口气：“但制度建设是比较长远的，对她一家的境遇也不一定有什么直接作用。”

零下4度，阳光很好，一场举国瞩目的会议刚刚结束。离春天还需要好几个月，人们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我们的采访一周后，一段主题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宪政》的演讲视频在网上疯传。在演讲中，张千帆痛陈专制社会对人格的戕害，以及中国国民的人格缺陷。

这是一年前辛亥革命百年庆之际，他为北大新生所做的一次演讲。事先，活动征得了校方的批准，临时，又被通知“调整”到一个只能容纳150人的小教室。当天，来听讲座的学生黑压压地挤满了整个会场，连讲桌四周的空地都蹲满了听众。

“我也没想明白，这个时候怎么有人把这个翻了出来。”他在电话那头琢磨。

逆流而上

几天后，张千帆站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旧址上，感慨良多。

“以我一个搞法学的看，这是一次宪法大事件，它几乎涵盖了所有宪法领域，涉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党内民主，还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它酿成的恶果，最终导致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悲剧。”

在随后一场以“出世和入世”为主题的会议上，他面对在场的宗教、文化界人士，正色道：大家可以平衡好心态，也该享受生活，但也不要因为现行的政治体制而产生逃避心理。“逃避是逃避不掉的，自己的权利不去争取，是没有谁赐予我们权利和自由的，最后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在日常教学之外，他投身于各种关涉民生、牵扯多重利益的社会“症结”项目研究，其中包括高考招生政策和教育公平问题、农村土地管理和拆迁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选举问题等等。

“宪法是拿来用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宪法。”张千帆念唠起已故挚友蔡定剑的信条。他们相识于2002年的一次学术会议，在理念上非常相近。在悼念文章里，他盛赞这位“宪政殉道者”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注，直面现实，毫不犬儒，“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改善这个国家的制度，忧国忧民而积极进取”。

他在这篇题为《不死的殉道者》的文章中写道：“每个人或迟或早都是要见上帝的；等到哪天我们要走的时候，会不会也丢下同样的这句话——打了败仗。”

一年前，张千帆所主持的高考招生和教育公平的项目已经收尾。今年，国务院出台了随迁子女高考政策。

“我们学者的职责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找到最合理的方案。最合理的方案不一定最可行。现在实施的方案最可行，但问题很多。我们的悲剧就在于：越是合理的方案，变成越不可行，而很可行的方案，往往是很不合理的。”

他把自己的角色比喻成一个“脑子”，“我们没有胳膊、没有腿的，别人可以不理你，因为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去思考，去说，去表达。”

在参与该项目的博士程迈眼里，导师“清高，自尊心很强”，面对官僚机器，坐在办公室里一封一封地发Email。为了拿到地方和中央资金对高校投入的一个数据，他们向调研的其中4所高校申请了“信息公开”。最终，上海的两所大学还是置之不理，“连理由都不给一个”。

张千帆直言自己基本放弃幻想。“就是你和某某某（官员）关系很好，都没有用的，他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也不会去做什么。”在这个利益场里，每一个理性自私的人都在计算推动变革对自己的利害得失，行动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让他看到希望的，是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为争取教育公平的随迁子女家长。他们自发在网络上建立群，参与研讨会，不定期到教育部去集会、申诉。“其实，他们是最不理性的一群人。两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子女早就错过高考了，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会因此受到很多冲击。”

“推动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的动力到底在哪里？不是官员，也不是学者，而是我们的方案所服务的这些人。现在，这个群体里终于有人站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最后，我们也发现，问题有了进展，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区别于多数自由派精英对“暴民”的恐惧，张千帆乐观地认为：推动宪政的真正动力在民间。“你让他们考虑什么呢？让他考虑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他的房子，他的居住环境，他的食品安全，我觉得中国的民众有足够的理智来面对这些问题。”

“我也很意外，像他这样的身份，生长在大城市，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很年轻到国外留学，对中国基层的问题有这样的关注和认识。”任职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的吴元中感慨。几年前，他读到张千帆写的一篇法律论文，遂与他通信、相识。

在微博上，张千帆刚刚发布了《宪政讲坛》第十三期讲座的通知，他邀请所有感兴趣的朋友来听。每年暑期的“世界宪法论坛”已办到第三年。第一届的主题是宗教法治和族群和谐，第二届是土地征收、城乡规划和农民土地权利保障问题，第三届是谈选举。论坛的研究对象被限定在“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问题很多，你说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你至少要搞清楚对岸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得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在博客上，张千帆写下大量的时评，以洗练的文笔直击庞大国家机器的最敏感穴位。“现实中有那么多扭曲的宪法问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你们媒体让我发表，我一个星期可以写好几篇。”

他感慨着身为宪法学者在中国的幸和不幸。“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宪法领域的法官。但法官的不幸竟造就了评论家的幸运：正因为我们有那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才有永远打不完的‘口水仗’。”

安身立命 精神所依

在中国法学界，张千帆的学术路径别具一格——他是生物物理学和政府学的双料博士，半路出家的法学人，自称是“外行人”。按学术同道的玩笑话，他是中国法学界里“最懂物理学的一个”。

16岁进南京大学固体物理系，20岁考取李政道主持的留学项目，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辗转多年，张千帆最终还是选择了让父母不安的道路——和政治离得最近的宪法学。

多年的物理学训练，让他具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识。“物理学做的都是真实验，你不是在那儿凭着空想构造物理学理论，你的理论必须在实践当中得到证实的。而且，事实是什么，你的理论就应该是什么。”

“基本上，我看待社会也是这种态度，属于比较现实主义、科学主义和问题主义的。物理学解释自然现象，人文科学解释社会现象，它从现象或者问题出发，最后的归属也是为了解决问题。”

80年代，中国的改革热火朝天，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们也跃跃欲试，开始关注和讨论国家的命运。在留美学生联谊会，张千帆被选为宣传负责人，他请来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讲中国问题，组织过游行活动。一群穷学生开着破车前往华盛顿，路上抛锚，又迷路了。“现在想来，也非常有意思。”

他觉察到自己的志趣正慢慢滑离正轨。1989年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后，张千帆做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放弃物理学，转攻自己更感兴趣的社会科学。“一开始还是很有挣扎，想是否仍以物理学为主业，在闲暇时间关注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几乎不可能，主业一定会占去你一整天的精力和思考。”

没有了“半官派”身份，不再有奖学金，也没有人管饭。转到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第二年，因为支付不了高昂的学费，他只得一边旁听法学院课程，一边搜集资料、进行学术写作。直到1995年拿到奖学金到德克萨斯大学攻读政府学博士，境遇才得以改善。

学业的难以继续、生活的窘迫，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一直行走在人生快车道的张千帆在几年里陷入了精神煎熬。他开始系统阅读儒家经典和相关学说，从中寻找精神慰藉和激励，继而探索本土的传统哲学和西方制度理论的对接可能。

“我想人都是需要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之前学物理，就是要无穷尽地去探索未知，会想到人生的意义，以及人到底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我一直在学习各种成型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本身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我从儒家得到的启示，就是关于人的尊严。儒家非常看重人的内在潜质，虽然没有把这两个字挂在表面，但始终贯穿其中。”

2012年，回国13年的张千帆整理了过往的思考和论文，出版新著《为了人的尊严》。在洋务派百年之后，他提出一种新的“中体西用”之说，试图为中国社会制度和道德构建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仅仅强调权利、争取权利是不够的，依然要回到尊严来看问题。在传统基本丧失的中国，如果执着在权利话语体系中，很容易走向集体行动的困境，人人只计较自己的得失，只把权利当福利，谁也无法突围。

他把尊严所赋予个人的道德义务类比为十字架，试图以此唤起中国人的内在自豪感，不做政治上的奴隶、道义上的懦夫、身份上的小偷。

“我觉得这套理论挺动人的，是不是？”他反问记者。至于在中国推动宪政，“很大程度上确实也是我的职业，如果说你这一辈子教的东西是虚的，是一套不管用的东西，那你也很失败、很没有尊严的。”

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民间

人物周刊：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对新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在那里费尽心思地研究和诠释。而你一直认为，寄予太多期待是不现实的。

张千帆：对。这主要来自我对国内宪政进程的观察。尤其是2003年之后，我想得比较清楚。“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确定了中国式维权的一个模式：一定要有上层关注和采取行动的决心，但上层改革的动力是来自下层要求改革的压力。在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上，确实是雷厉风行，说废就废。但这种压力一开始是来自于社会，没有社会的压力，上层不会有这种行动的。

人物周刊：现在一些人在讲“顶层设计”，甚至“顶顶层设计”，这会是有改革期待的精英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吗？

张千帆：我觉得在比较好的社会条件下，当然可以期望顶层设计，而且改革必须要有个顶层设计，但这个设计更多是上下的一种互动，不是顶层出于良心或他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小岗村一开始也是村民自动发起的。

推行经济改革相对更容易一些，因为对于执政党没什么害处，它本身是最大的获利者。但到下面的改革就完全不一样了，等于是自己割肉。没有来自底层的推动力，改革是不会发生的。而且，改革时段也不一样，当时的领导人或许有各自的局限，但都是真心希望推动这个国家往前走。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觉得中国改革将是一种体制性的、系统性的改革。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改革的动力主要在民间。

人物周刊：相比自由派精英对民众的悲观和恐惧，你的态度很乐观。这种乐观是纯粹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还是其他什么思考？

张千帆：一部分是来自于观察，包括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你看中国一百多年来，从康梁变法到现在，都是失败。根源在哪？归根到底，他们就是一场精英运动，康梁就是精英。

人物周刊：说起来，这也是顶层设计。

张千帆：也是顶层设计，也失败了，因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看不起下层，说民智未开。到后来，孙中山也是一样，说首先要去教育、开化人民，等到条件具备了，再来实行民主。问题是，这样的条件可能是永远不具备的。

在一个转型社会里，非常开明的往往是弱势，保守势力总归是强势。尤其是作为理性的人，我们都是首先看到自己的利益。有良知的改革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比较无知、愚昧或者短视，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所以会动用一切手段保护自己的短期利益。如果不靠体制外的力量，光是窝里斗，改革最后肯定失败。

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我觉得对于人民，你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说什么问题都不能信任他们，那最后等于是你把自己放到了一条死路上。当他们考虑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房子被拆、居住环境、食品安全，我觉得中国民众都没有任何问题，他都有能力理性面对，不理性面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自由派在重谈启蒙，重谈开启民智。你有一些怎样的反思？

张千帆：我觉得启蒙不是教育，不是宣传，不是给他上课，而是你要给他提供制度实践的机会，他自己就启蒙了。否则，你总是给他上课，告诉他“你是自由的”、“你应该怎样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他永远不会理解的。

中国民众为什么不理解自由派？因为民众觉得自己已经挺自由的。说实话，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比美国人自由。我们很少提个人的义务，可以随地吐痰，可以随地扔垃圾，可以在地铁上吃东西，平时没有什么人来管我们。所以，他不会认为自由主义的那套对他有什么用。

你说怎么样去启发民智？我觉得胡适讲得很好，要让他学会游泳的话，必须让他下水。要让他学会弹琴，必须有琴给他，他有琴可弹才能学得会，你光教他乐谱，或者在岸上教他游泳姿势，他永远学不会。所谓的启蒙，就是让他做现代社会的公民。无非就是在我们宪法设计的框架里，让他去发挥公民的角色。但这种角色，你只有让他实际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学得会。

人物周刊：这种实践机会，也不是知识分子能够提供的。

张千帆：我们至多只能给这个社会或给政府提供一些建议。其实你不用去教导谁，你只要把属于他们的权利给他们，他们在实践过程当中自然就学会了。

做奴隶是最理性的

人物周刊：你主张用以尊严为核心的一套话语体系，来替代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会不会被认为不切实际呢？

张千帆：我觉得不是不切实际，事实上，尊严和权利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两者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尤其在政治领域，尊严基本上也就是权利，因为国家很强大，维护个人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一定要设计出一套有效防范国家权力腐败的机制。

有人说在宪政领域，谈尊严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可能确实是这样。但在个人道德领域，它会更强调我们的义务感，至少是维护自己尊严和权利的义务。否则你会发现，我们的权利经常甚至每天都在被侵犯，但没有一个人会站起来采取行动。

所以，权利的话语在我们日常生活领域当中还是不够的。尤其在我们听起来，权利不具备尊严的道德义务感。权利话语听起来软塌塌的。既然是我的权利，是否维权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来管。但尊严是一个很有战斗性的概念，它会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人。

人物周刊：一般的感觉，宪政谈得最多的是制度、公民的权利意识，你为什么这么强调道德和信仰？

张千帆：一方面，信仰也是一种宪法自由。另一方面，信仰和道德对于维系整个社会，包括维持国家制度，都属于一种必要条件。否则，你就是拿着宪法去谈宪法，空对空那也可以，但谁来支持这部宪法？谁能够站出来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法制度？你必须回归到信仰，回归到一些原则和理念上。

人物周刊：至少做推动工作的这些人，他要有一种超越理性、自私的个人的利益。

张千帆：理性自私是人的动物属性，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有理性自私就成了鼠辈，对不对？耗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理念的。看到眼前这块食物，它就在想怎么得到，可以不择手段地得到，看到威胁就各自逃窜。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但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这种自利限制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范围，不能过度地扩张自己的私欲，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理性自利对社会来说也是最有利的，每个人的私利加起来就是公益。

但是，我们会面临一些所谓的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是纯粹的理性自私给我们带来的困境。我想，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一点，在于人是一种道德动物。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这么高度的文明，是和道德、信仰分不开的。

没有一点信仰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我觉得，中国社会的道德感之所以不那么强，是因为没有类似西方或者一些其他宗教国家的信仰。这导致了我们是一个老气横秋、工于心计的国民群体。《三国演义》这些传统小说都在教你怎么样去赢，在这个社会中占上风，怎么样通过各种计谋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斗来斗去，看起来都是为了自己更好，实际上整个民族都在走下坡路。信仰对于突破我们理性的困境是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现在一谈道德，会被许多人耻笑，他们认为那更多是个人私域的东西。他会说，在这个年代应该是谈制度谈法治的。

张千帆：我现在反而觉得谈制度很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制度有问题，但一涉及我们自己的时候，却还是乖乖地跟着这个制度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信仰，没有是非观念，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错或心里有什么不舒服，好像也挺情有可原的，因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这么做。这不是很典型的一种缺乏信仰的表现吗？

实际上，做奴隶是很理性的。按照纯粹理性的观念，不应该有任何人出来推动，大家都应该搭便车，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便车可搭，因为根本没有车。这种囚徒困境，我想对于每个文明、每个国家都是无处不在的。没有一点道德是非观念，这个国家就只能是一个满街耗子的国家。

人物周刊：可不可以这么讲，西方的一整套个人权利意识，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的经济人”，是植根于西方的信仰和道德土壤？在传统的伦理已被铲得干干净净的中国，抽离其原本的信仰土壤，直接移植这一套个人权利意识，实际上是蛮可怕的。

张千帆：对，西方其实绝非没有道德信仰，只是这些不属于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考虑范围。中国儒家的道德和政治从一开始是一体的，它很延续。这种连续性也很正常，政治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但在西方，你会发现它是分裂的，道德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世界，在那里你没有什么权利，在上帝面前你有什么权利？你就是个罪人。但是，在政治领域或者在宪政领域，它是纯粹自由主义的，不怎么讲道德和义务。

我们光把眼睛盯着它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很容易忽视它的政治学说下面是有义务作为支撑的。事实上，政治制度或者宪政制度的运行一定要有一些底线道德。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运转得比较理性。

背起你的十字架

人物周刊：从“个人尊严”，到儒家的“破布里找金子”，个人感觉你像是在为中国社会设计一种世俗宗教。但是，无论是在中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为设计的世俗宗教是很难推行的。

张千帆：对，因为中国传统就是一种世俗信仰，儒家是一套道德伦理体系。这也是我觉得儒家比较有生命力的地方。它是一种为己哲学，虽然有些也谈得很高远，但它是有层次、有阶梯的，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发展自己的道德伦理。儒家（孟子）强调“性本善”，经过后天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子。做君子对谁好？首先是对自己好。他把自己人性当中最美好的东西发扬出来，他会比较自信，会生活得比较有自豪感。既对社会好，同时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生非常充实，非常有价值，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是我们人类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让人看到自己的那种尊贵。我想没有人愿意被人践踏、侮辱，这不是我们的人性。如果我们让小孩子从小接触这样的教育，是能够培养出比较积极、健康的人格的。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借用了一个有宗教色彩的词，“每个人背上一个他力所能及的十字架”。

张千帆：是的，基督教是让耶稣为全人类背负十字架，儒家则要提升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不过这里我要对儒家提出一个批评，它后来放弃了这个理想，认为做君子当然好，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君子，大多数人还是小人。我认为，儒家应该把性善论坚持到底，把每个人都转化成君子，就相当于让他背起道德的十字架。做君子是要有一定担当的，但这不等于你一定要成为英雄，一个人为了整个社会去牺牲，去承担十字架的全部重量。

人物周刊：你说每个人都要背上一个十字架，可是，为什么我要去背这个十字架呢？

张千帆：因为它就是你的。儒家讲，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字架，那就是自己的善性。你不能放弃，放弃就是小人。这个十字架就是说，你的人性当中有尊贵的东西，你必须让自己过对得住自身尊严的生活。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讲，那就表明你有权利了，你有天赋人权：你能自由讲话，能拥有财产，有人身自由。但对于儒家来讲，这也表明你有义务守护自己的尊贵，不能自甘堕落。

文章来源：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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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santu：刚应邀做完节目，睡个觉起来整个栏目都被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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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 严肃报道
以上原创栏目要求全部关闭，今天下班前给反馈。另外，新浪的新浪直播间，网易的新闻学院，被要求清理所有时政内容。

极客资讯｜门户网站的多个栏目被关闭

中国门户网站的多个栏目被关闭：凤凰网的严肃新闻栏目返回404错误，但该栏目的新闻并没有删除；新浪的新闻极客栏目返回404错误，点击缓存链接显示其中的新闻也没有删除；搜狐的新闻当事人返回404错误，另一个点击今日也返回404错误…这些栏目遭到关闭的原因未知。

2015年11月，国家网信办曾宣布所有商业网站均不具有新闻信息采编权，商业网站采访行为将被叫停：

记者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商业网站不具有新闻信息采编权，暂时不考虑在商业网站核发新闻记者证。国家网信办正着手建立网络新闻信息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国家网信办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待相关政策出台以及相关制度建立之后，商业网站的自主采访行为将会被叫停。在要求新闻网站“持证采访”的同时，国家网信办等主管部门也将加大对“无证采访”行为的查处和规范。

据悉，商业网站属于二类资质新闻网站。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二类资质新闻网站的定义为“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单位、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这意味着，商业网站只可转载，不可进行采访工作。

11月6日，594名来自14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记者获得颁发首批新闻网站记者证。[…]

此外，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我国将建立网络媒体不良从业人员黑名单。

附首批“领证”新闻网站名单：

14家中央主要新闻网站：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台湾网、中国西藏网、光明网、中国广播网、中国新闻网、中青在线。

附国家网信办公布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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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2日，一份要求四大门户网站（搜狐、新浪、网易、凤凰）原创新闻栏目全部关闭的通知被网民曝光，另有部分网站栏目被要求清理所有时政内容。截至发稿时，通知中提及的搜狐《新闻当事人》《弧度》《点击今日》、新浪《新闻极客》、凤凰《严肃报道》栏目页面均已无法打开。

相关阅读：门户网站原创新闻栏目疑被要求全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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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我是你认识的王小能:不用再问“为什么看不到信息准确内容翔实的深度报道”了，因为#那啥控制舆论# 悲观地想，以后任何一次社会事件都将是这样循环：草根求救（很快被删）->侥幸存活的信息被指为谣言->转发的人多了盖不住->官方开始出数据（被民众质疑）->继续在删帖、信息污染、互相对骂中打转。

@廖伟棠:喪鐘為所有人而鳴

@顾扯淡:昨天下午去就看到说要关了，和大水无关，关的理由很那啥⋯

@desnudate_：是谁在控制舆论？小粉红们的脸肿不肿？

@绿包裹创始人孔令中：罢黜百家，唯剩正能量。

@猹右卫门:回复@SLASHlight:我觉得现在生活在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里。强国第一个拿到文学诺贝尔奖的作家是魔幻现实主义真的心服口服，魔幻现实主义代表强国！

@Danny_Antares:……精确击杀了四大门户所有值得一看的内容

@usako_yuki:网易回声就是原来的另一面吧。你国。对屁民真的是连“我活在一个能讨论时事的社会”的错觉都不给啊。

@Nachklang:哈小粉红不是说敝国是资本控制媒体吗，老大哥马上教你做人叻

@SLASHlight:小粉红会说关的好，这就是资本控制的媒体！团团真棒！真·盛如愿

@suniuz：温水煮青蛙 我再也不揶揄土耳其了

@大师姊：不谈时事，只谈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

@不务正业微博:这是一个哑吧时代！！

@西眠冬眠：想起前几天土耳其自导自演的大清洗……

@润物无声Leslie：民不“聊”生

@老张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声音

@琬碗：既然这样搞，为嘛要开放互联网？？

@Fernando也惊呆了:赵薇以及其背后的势力太强大了，求@共青团中央 主持公道

@七波辉男孩：赵薇，你不要太过分！

@小僧法号百度：小燕子太厉害了，大青果药丸

@流浪5427：图片评论

@反斗猴高梗梗梗：王上，公鸡都已经杀光了，放心！

@春咲小紅：删帖治国

@qjz5001:不学他老子，学老毛。

@一个人火锅：希望小粉红在家被冲走的时候，喊一声：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呢。

@褒姒再世：我守着中央十三套看了两个小时了，都没有邢台的消息

@楚人张十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眼下已经展示了防川成果了

@霜-默：精力也都花在堵民众的口，哪有精力去堵洪水呢

@又二又十三:“这个国家总会越来越好的，未来一定会慢慢推进言论自由、放开民意表达……对岸不也是从戒严时期过来的么”——我一直坚信着这一点，然而就在这半个月我动摇了，现状让我看不到希望

@Tamed文青:这么说起来，端传媒那个“端”字还真是别有深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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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赖子歆　摄影／林佑恩

走在景美人权园区，穿过一间间无法伸张正义的军事法庭，甫满56岁的贺卫方收起笑容，对随行的记者说：「每天都在发生对你们是历史，对我们是现实的事。」

贺卫方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过去二、三十年间是中国法律界演讲次数最多的学者，微博粉丝数超过187万。他曾挑战退役军人没法律专业就直接当法官的恶习、曾在薄熙来在重庆当权时就公开批判他的「唱红打黑」，人民网和百度都认为他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2011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他也入列。

身为一位积极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公共知识份子，贺卫方的朋友经常打电话要他注意、小心，而接受《报导者》专访时，他毫不讳言他的手机时刻遭监听，一言一行都在北京当局掌握中，「我现在没有秘密，我是个透明人。」

这次访台前，北大校方表达担忧，怕他又惹麻烦，希望他别去，他的博客也因不明原因无法更新，但贺卫方不以为意，还是来了。

贺卫方上次「惹麻烦」是在2012年，与参加论坛的学者一同到总统府见马英九。回到北京时北大党委质问他，到台湾怎么会到处走，「我说我办了自由行，就可以到处走啊，走著走著就走到总统府里面了。」

贺卫方笑说，后来发现违反纪律的地方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照相，见面握手的人倒无关紧要。

2007年的「麻烦」更为严重些。他来台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中国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外衣脱掉」，「因为你披著社会主义的外衣，但是你做的事又不特别符合社会主义。」最后因为当局的「宽容」逃过一劫。

他这次来台不知又有什么风险，当记者对此表达担忧时，贺卫方回头安慰我们，「我自己知道什么时候是真危险，什麽时候是假危险，所以我胆子大的时候都表示现在事实上没有危险。」

打从娘胎 死神伴左右

贺卫方对自身处境的坦然，或许来自于还未出生前，死神便在他身边徘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正临史上大饥荒，贺的母亲生了胎男孩后，不巧又怀孕。她吞下当军医的丈夫开给她各式各样的药，好打掉腹里的孩子，但没料到孩子如此坚毅，硬是活下来。多年后，贺卫方的母亲有时候会跟他说「很对不起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1960年7月落地，生在饥荒年代，贺卫方的儿时印象除了天空偶尔飘来「蒋总统将解救大陆同胞」的传单，对生活最强烈的感受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饿。

这股「饿」意不但是生理上的饥饿，也是精神上的贫穷匮乏。

「小时候生活很苦，吃不饱饭。」饥荒之年，人们天天以地瓜、玉米馕裹腹，吃到馒头的日子「就觉得是美好的生活」。到了要上小学的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1966）开始，「所以我没接触过唐诗宋词只接触过毛泽东的诗词，没接触过古典的戏剧，只知道毛泽东夫人（江青）推动的样板戏。」

10岁那年，贺卫方的父亲不堪文革激烈批斗折磨，自杀身亡。

贺父曾任职军医，虽已离开军队，收入仍比其他人高一些。贺卫方回想当时的政治迫害，「不完全出于政治的目的，而是出于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比方说，你的收入比我高我很生气，或是大家平常相处不好，父亲受不了这样可怕的天天折磨天天批斗，所以就自杀了。」

贺父之死最后被定调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意思是他的死本身也变成一种罪恶，成为留下来的人所需背负的十字架。

「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心里面特别怨恨。」少年时期的贺卫方想，如果父亲没去世，他的命运会不一样。他可以在城市里生活，或是到部队去，甚至有机会被提拔成党的官员，但如今一切无望，「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

父亲的死虽然看似断绝了贺卫方的生路，但在生前，父亲早已为他备好一把生存利器：文字能力。

「小时候父亲特别培养我读报的能力。父亲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人民日报》，另一份是《参考消息》，每次他看完了就告诉我这是什么字。」这份读报练习，让贺卫方在6岁那年就进了小学。

「文革少年」贺卫方像条贪食蛇，吞下所有可接触到的文字。「文革的时候特别的苦闷，因为无书可读，也读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都是完美的英雄人物。也喜欢看电影剧本，当时特别喜欢，想说能不能写些电影剧本出来。」

贺卫方后来到重庆读法律，再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为中国政法大学）学习西方法律史，他原来的导演梦虽没成真，但他的文青性格，却为日后严肃的法律之路添增了许多人味。

六四启蒙 从没有意义到积极入世

看贺卫方写文章，犀利中带著霸气。但本人却有极大的反差，儒雅温文，完全不给人压迫感。

年轻时的「小贺」一开始不问世事。当时他学的是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喜欢无为逍遥的老庄思想，著迷熬夜篆刻金石，身体力行「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当家乡有人遇到法律案件想请教他，他回答：「我不懂……如果你的案件涉及到欧洲中世纪的教会那边的法律我可以告诉你一点」，至于现实的东西，他不关注。

或许是父亲文革时自杀的死亡记忆，也或许目睹毛泽东一人如何倒行逆施扭曲了中国，年轻时的贺卫方觉得，要为国家做有意义的事情，或是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这件事本身没有意义。

直到1989年，政治和死亡再度携手来到他眼前，逼得贺卫方不得不直视现实。

6月4日早晨五点钟，贺卫方被激烈的敲门声惊醒，他的同学兼同事站在门口、满脸的泪水，喊著他的名说：「卫方，杀人了！杀人了！」贺卫方赶到学校门前，学校主楼前的小广场拉进了5具尸体，鲜红血液流满地面。

「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贺卫方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清楚明白法律演进史就是逐步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就是让任何冲突逐步回归理性的平台，好加以判断、解决的历史。贺卫方问自己，「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逐渐走向限制政府的权力，走向任何冲突都可以接近和平的解决，而我们眼前这样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野蛮国家、还处于丛林的状态？」

那5具躺在地上的年轻尸体，排列成贺卫方对现世中国的基本叩问。90年代以降，他便入世，从教学、演说、著述开始，一点一滴推动他理想的司法改革。

1998年，贺卫方38岁，他应报纸《南方周末》之邀，写法学专栏「法眼」。首篇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便直批军队集团陋习，指法官如同医生，皆是人命关天，退役军人若要成为法官，理应受过专业法学教育，并符合法官任职的其他要求。

这些今日看起来再稀松平常不过的论点，在当时却掀起轩然大波，因为贺卫方的笔实在锋利，刀刀见骨。

他写到，「医生固然是人命关天，难道法官这种职业不是人命关天么？差异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医生是把将死的人往活里救，法官则经常是把个大活人往阎王那里送。但他们的职业都关乎人命却并无二致。……人头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昏官或赃官错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呜呼之后，什么都完了。平反昭雪之类，不过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后人而已。」

结果是军方逼著《南周》道歉，但此议题也因舆论讨论引发更高重视，吹响中国法律专业化的号角。终于在2000年，中国确立司法执业门槛为大学本科教育（四年）毕业，同时确立要做法官或律师，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方可执业。

半死不活的时刻 坚信普世价值

这样的公知力道在日后日益猛烈，他到各地演讲、接受媒体访问，不遗馀力展开宣扬普世价值的「布道大会」。

譬如言论自由，2005年接受《凤凰网》访问时他说，「我们不是猪、不是狗，可以说吃饱了我们就没事了。我们是人，我们人需要表达自己。」譬如大学独立，2008年北大毕业典礼上他致词，「独立即不畏权势，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源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但习近平上台后风向转变，对高校教师开始祭出「七不讲」，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不少知识份子襟声，或转而在任何关于自由与公民的字眼前加上「中国特色」。但贺卫方却依然亳不改色畅谈普世价值。

2014年接受《财新》访问时，他说「一个良好的社会方式，一定是最大限度开放言论空间，哪怕是对政府表达不满或是激烈的观点⋯⋯没有哪个真正追求正义的政府是因为言论自由而倒台的。」

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贺卫方谈新闻自由重要性在监督和揭露社会的贪腐，但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我们总是能把丧事当喜事来看，出现了之后我们就说这体现了党反对腐败的决心，但是不断的出现，大家不就觉得你这个党就是腐败的党。这没办法解决问题。」

然而就在《报导者》专访前一天，传来中国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发表停刊声明。声明指出有关当局侵犯中国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更派人强行进入办公室，窃取、修改官网密码。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法制在追求普世价值的道路上，在贺卫方看来，如今已是「半死不活」。

贺卫方解释，90年代因为邓小平推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保障，司法改革变得非常活跃。但是2003年保守派周永康掌权，从身兼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部长到全面负责中共政法工作，社会风声鹤唳，追求普世价值的行动也逐渐褪色。

近年中国更进一步紧缩与打压自由空间，相关行动逐渐外溢到香港或台湾，在媒体上「被道歉」的事件频传，贺卫方认为当前种种的背后是「叠加效应」所致。

他分析，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的文革思想色彩和拯救政党、重做世界共产主义领袖的野心，加上人们期盼强人出世，才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再叠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自我感觉良好，层层叠叠构筑出一股庞大的社会保守力量。

于是中国可以不遵守过去承诺，也可以不遵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我不愿做的事情，你拿我也没办法。我到香港去拿你铜锣湾书店的人给抓来，怎么了，你不高兴，你有办法吗？你拿我怎么办？」

贺卫方形容，这是接近晚清时期「一种不知好歹，不理解真正的是非，不懂得究竟对方要求的是什么」的「可笑状态」。于是本来要用来向台湾展示「一国两制」可行的香港，港人反倒愈来愈离心离德，台湾这边更是出现「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口号。

「你用蛮力、用强权，最后变得愈来愈孤家寡人，」贺卫方语重心长。

贺卫方到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参访，与白色恐怖受难人吴俊宏交流。 (摄影/林佑恩)

直视幽谷而生的力量

由蛮力和强权组成的那隻看不见的手，也在贺卫方身上施展了力量。

贺卫方在2009年不明不白地被派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援教育。问起他真正原因，他只淡淡说不大好说，因为北大也没跟他明确说过缘由。倒是贺卫方的好友，作家章诒和在他俩合写的随笔集《四手联弹》里写道，「别人为之惋惜，我偏偏替他高兴——一个思想观念颇新、中国文人气质颇浓的学者，终有一个扑向大自然的机会了！」

那段时间，老庄「自然无为」的气息又在贺卫方身上重现。他形容那2年「太美好」，获得「莫大的收益」，更引发他探索当地历史语言文化，「变成一个半瓶子醋的新疆专家。」

虽然贺卫方对自己的处遇总能退一步看，但在2011年终究感受到了恐惧与死亡的威胁。

时序回到2007年，薄熙来在入主重庆，开始「唱红打黑」大戏，弘扬共产主义、打击黑社会，以维护社会稳定。过程罔顾法制，冤狱频传，愈演愈烈。

2011年，贺卫方忍不住写下〈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那一份理想——致重庆的公开信〉一文，直陈重庆时局「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信中指出「打黑」行动中判决过程违宪、违反审判独立和程序正义，更直接点名当时的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对他说「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记者问他，写这封信时为什么恐惧？贺卫方回答，「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急了眼，会把我干掉。」

所以贺卫方决定率先一步，在文章最后提及关于死亡的问题。「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

因为死了，所以无需治疗。「写出来之后变得更释然。如果真的出了那种事，我想想我自己活的时间已经比我父亲长多了，」贺卫方又笑。

这封信在博客上发表后，成为贺卫方这辈子写过迄今影响最大的文章。

将近28万的阅读量，上万条评论，转发不计其数。法律界、关注法律的、庙堂之上的人都读了。该文并收录在商务印书馆《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书中，成为2011年的代表文章。

个体在恐怖体内存活的策略是什么呢？贺卫方自有其见解，「人有时候减少自己危险的方式是，把自己做得愈来愈有影响力，你的危险度就降低一点。」另方面，贺卫方把自己定位为「只是说说」的「倡议者」而非「行动者」或「组织者」，採取似水委婉、不轻易与人激烈碰撞的态度来应对外部的力量。

与警察或党委喝茶谈话时，「我会很温和但是坚定地回应他们，告诉他们我自己相信、我自己追求的目标和表达的观点，我认为是更加合理的政权，而且更加对党好，对国家好。我并没有要去破坏国家的任何意图。」

谈到中国经济实力让台湾也许会自我阉割以分享果实，进而遗忘自己所拥有的，贺卫方感叹，许多人太功利，商人太珍惜自己的市场机会，或是太不了解共产党的缺陷，反而容易转身吹捧甚至拥抱令人颤抖的过去。

曾经亲身经历灾难、用身体铭刻伤痛的人如他，则会永远保持警惕。

专访当天下午，贺卫方参观了景美人权园区，眼前曾是军事法庭、看守所的建筑，化成教育和纪念的历史遗物，他认为这在在印证「其实人类社会必然走到一种普遍化的尊重人权，尊重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追求。我相信这种东西是普世价值。」

如果台湾的过往历史，不公不义的司法判决是中国的每日现实，而「天亮之前那段时间特别黑」，贺卫方仍会持续传道论法，直到天亮的那一刻降临。

附注：7/30下午2点，贺卫方将参加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在空总创新基地举办的思沙龙讲座，讲题「夹在意识形态中，司法改革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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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注：原文发表于2005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１９５０年４月２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初期，并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④。这种报道理念把受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分强调非新闻性或新闻性不强的政府和社会行为因素，给人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和印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国发生了两起重大的自然性灾难，那就是举世震惊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和河北唐山大地震。笔者考察后发现，我国当时的新闻媒体对这两场大地震的报道，就为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作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生动的注脚和诠释。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受众都想尽快了解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同时及时和如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可是，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较为简约，导语上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由头，而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灾情被隐瞒了，受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７日至２２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于是会议闭幕第二天即１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２４万多人》。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逸。

虽然云南通海那场大地震早在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就发生了，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提前６年多，但外界对这场地震的知情程度远不及唐山大地震。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范围、力度、时效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逊色。直到事隔３０年之后的２０００年１月５日，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３０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重见天日。这场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１５６２１人，仅次于唐山大地震，是２０世纪中国百大重灾之一肄。灾难降临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在失去理智的“革命热潮”面前，这场人类灾难的真相被掩盖起来，见诸报端的新闻，充满了空话套话，既没有受灾地点的具体方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等，信息模糊，语焉不详。翻阅了这一时期的各大报纸，我们仅从地震发生４天之后的《云南日报》上找到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新闻报道，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我们还发现几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通过考察这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在这两次大地震的报道中，甚至连有些段落、句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把这种报道方法纳入到当代的视野中来分析，我们将无法理解当年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以及产生这种特殊报道文体的政治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灾难性事件，受众对它应该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新闻传媒应该有其最基本的新闻运作规律。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些权利和规律全被无情地剥夺了。这是一出时代的悲剧，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闻传媒不堪回首的一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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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前面说。想看我写的东西，请关注新公众号“元淦恭札记”(yuangg2016)，如果关心经济、金融和投资，欢迎关注我主持的“九鼎投资研究院”（jdcapitalri）。

一

今天是8月4日，每个月4日，是《炎黄春秋》的例行出刊日。

这个月，伪《炎黄春秋》居然按时出街了，但经过上个月的风波，《炎黄春秋》实质上已经死了，这本艺研院出版的《炎黄春秋》，和创刊25年屡经风雨的《炎黄春秋》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

《炎黄春秋》的结束，是这个时代言论环境的注脚。

二

7月28日早上，我打开私人邮箱，赫然收到十五言管理员发来的邮件。邮件全文不贴了，大致意思是，我在十五言上的写作内容不为官家所喜，给他们这个网站的运营招惹了麻烦，所以不好意思终止我的写作权限，还请我能够“理解”。

收到这个消息，我其实不意外。

去年以来我谨小慎微，不敢再用微信公众号的文档直接发布敏感内容，一般都让人点击“阅读原文”进入Evernote的外链。今年年初，邹思聪（此人也很牛逼，他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邹思聪的新闻笔记”，微信号是jounalism_note）跟我说，你别用Evernote了，Evernote的墙外版在墙内载入太慢，不利于文章传播，十五言又美观，载入也快，对读者来说友好得多。

我倒承认十五言是个不错的写作工具，今年上半年我有不少的文章一度通过十五言流传甚广。然而，好景不长，自从《踩踏》被十五言删掉之后，十五言对我来说就越来越不好用了。许多文章发到十五言上，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删除。6月底发布的关于当时多个省份省委书记调动的分析，居然在十五言上被删得比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快。那时我已知道，对于我这样的作者而言，十五言这样的平台，已经是聊胜于无了。

二

我不算是个大V，充其量是个小V。在学校的时候，我主要玩人人网，2011年开始实习，逐渐更新得少了，到2013年4月，我开了我的第一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

三年多的时间，打理“元淦恭”和“智谷趋势”的经历，虽然没有成为可以以微商或打赏养活自己的网红，也算是在一线见过了管制的雨雨风风。

三

“元淦恭”这个名字，第一次在移动互联网上成一定规模的传播，是2013年11月初，彼时我此前一段时间发布的《非布尔什维克》一文被一部分人大校友翻了出来，一时间在短短一两天中点击量冲高到数万（当时“元淦恭”的关注用户不过千人）。

但大多数人认识我，还是2013年11月25日我正式到智谷趋势，并开始在智谷趋势以这个名字进行职务写作之后。

现在回想起来，13年、14年，还算是微信的黄金时期。当时微信审查的尺度，和今天完全是天渊之别。智谷趋势的内容，在华语世界是极稀缺和独特的，它完全以公开资料分析中国政经形势，结合了克里姆林宫学、钱钢“语象”分析和投行式宏观政策研究等多种框架手段，自成一格。文章从结构段落，到内容框架都形成了一套具有相当高辨识度的风格，又和其他公众账号形成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智谷趋势不是新闻账号，它通常不提供基于采访的新的信息增量，而是挖掘新闻通稿背后潜藏的信息；同时，智谷趋势也不是评论账号，虽然它有自身的价值观和调性，但智谷趋势的行文是冷峻的，不带感情色彩，只谈实然，不谈应然，只做分析，不加评论，这又使得它和其他的政治光谱相近的涉政账号完全不同。

智谷趋势的创始人邓科，从一开始赋予智谷趋势文章准确的质感定位，我加入智谷趋势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和他一道完成了智谷趋势文章风格的建构。可以说，在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120周年诞辰那天，智谷趋势发布了《习近平评“毛”释放的信号》，不仅在当时刷新了公号点击量的纪录，也成为智谷趋势文章形态基本成熟的标志。

四

在智谷趋势的一年多里，我写了上百篇公众号的头条。

我非常清楚地认知到，对于我们这个公众号而言，最重要的机会在哪里。我喜欢中共中央的会议，无论是政治局会议还是中央全会，这些会议公开程度非常低，只有一篇新闻通稿，而且新闻通稿里有大都是空词、大词，很少落到具体事情上的表述，这样的场合，最适合我们做解读。“两会”就不然，《政府工作报告》比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通稿，就是大白话，谁也看得懂，不需要我们来解读，“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种种言论已经精彩得很，这时候是记者搞新闻的良机，我们做解读反而没什么机会。

除了中共中央会议（包括各种领导小组会议）以外，还有一类广受青睐的稿件，便是人事稿。省部级官员调动的特点和趋势如何，只要有几个案例，有历史的梳理，言之成理，便可以是上“10万+”的爆款。客观地说，智谷趋势作为一个既不乱唱高调（可参照“团结湖参考”在周老虎落马后的“蔡三篇”），也不兜售民族主义或阴谋论的账号，能够以时政为重要轴线，结合部分经济、区域、国际等内容，涨到几十万粉丝的规模，已可算得上奇迹。

五

2014年8月，“微信十条”出台。“微信十条”明确禁止非媒体机构的公号发布“时政内容”。“微信十条”正文并无对“时政内容”的明确定义，但根据2005年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时政类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可谓包罗万象、无远弗届。

事后来看，“微信十条”的出台，对管制者而言，正当其时。“微信十条”实际上并不可能直至微信上所有对政治内容的谈论和传播，但却使所有非持牌媒体生产的时政内容一夜之间都处于形式上不合法的地步，为对政治内容进行选择性执法提供了政策面的支撑。

六

微信的传播机制不同于此前的任何工具。它是真正“大众”的。

传统媒体时代，作为知识分子（至少是以知识分子）自居的机构媒体人把握着言论渠道。及至微博时代，又形成了独特的“大V”文化。微博上真正的“大V”，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大明星，后来不少被指为“大V”的，比起赵薇这类“大V”，其实顶多也就算“中V”。微博言论场整体是“大V”和“中V”控制的，小V很难蹿升到舆论场的中央。换句话说，从传统媒体时代到微博时代，舆论场都是精英化的。

精英化的舆论场，很明显的特点是人人都会好面子。比如各位影视明星“大V”，让他们转转“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口号那还可能，让他们转发各种民族主义、阴谋论的东西，他们自己也觉得low。所以在微博盛行的时代，极端的言论并不流行，“大V”和“中V”有自律机制。

到了微信时代，传播从广场式变成节点式。微信朋友圈里是没有“大V”的，即使是做微商的加满5000个好友，它无非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微信好友的十倍、二十倍而已，与微博上大V和普通人的影响力差距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信上什么东西火，的确反映了这个国家真实的（可能是被操纵的）民意状态。

七

2014年，对微信的管制“亮剑”从8月的“微信十条”开始。而在微信上制造强大舆论声浪的战役，则始于人大“831决定”。

回溯2014年，最火的一篇微信文章可能是《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这篇文章本身是个托名伪作，说是香港某“立法委员”所作，可香港根本没有什么“立法委员”，行文用词更是全篇内地化，但结论倒是非常简单，港人之所以要“闹事”，就是因为香港经济不好，穷人生活没有希望。这种文章最大的特色是，以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辞，来解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现代价值本身的意义。这种观点虽然大大扭曲了实际情况，但却能最好适应内地一般民众的阅读习惯，虽然在中国大陆多数人未见得有多强烈的亲政府意志，但除了政治教育所灌输的理念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分析政经问题的框架，一旦遇到这种文章，自然极容易被带跑。

一方面，强调香港问题是经济问题，是香港人心态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以“侠客岛”为首的一帮账号，又不断将“双普选”、“占中”、“港独”等多个概念混淆，最终达到让境内受众认知到香港发生的事件就是外部势力操纵的意图使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态。

经济决定论和民族主义，在“占中”前后的舆论战中，成为官家的两大法宝。同时辅以对涉港议题的其他账号的删文、封号，最终使官家顺利赢得“占中”舆论战。在我看来，这一事件具有极大的标志性意义，这可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都市报时代开始以来，官家在重大舆论场上对民间的自由派舆论的第一次碾压式的全胜。

八

2014年，新媒体舆论场打的是阵地战。之前我给《博客天下》写过的封面，标题就叫“网络舆论场的国进民退”。2014年，是“国进”之年，“占中”一役，官家和亲官家的媒体基本占据了微信舆论场的高地，但如智谷趋势这样的民间自媒体，尚有生存空间。

及至2015年，官家开始对新媒体打精准“歼灭战”。方法更加简单直接，2015年微信公众平台删文章、删账号的标准和尺度都开始更趋严苛。一些原来发出来压根不会被删的文章，到了2015年，往往很快被删，甚至有个别的都发不出来了。

这一年，我离开了智谷趋势。不少人说，那以后智谷趋势不那么好看了，我倒不觉得这是我个人的原因。时局如此，假使我还在智谷趋势，要想写出13年、14年那种尺度的文章并被大家所看到，恐怕也非人力能为了。

九

今年，智谷趋势确定了转型的方向，要做海外资产配置。简单说，就是要成为一个服务“两早论”（贾葭语：早发财早移民）的新媒体。

2016年，舆论整肃已到收官阶段，可以说互联网已经基本上被管起来了。无论最大众的有众多资本投入的微信平台、今日头条、企鹅号或者UC订阅号，谁都不敢碰政治，甚至于连“十五言”这样的小众平台，也开始对账号搞起大屠杀来。

当下，舆论场的萧索之势，也的确只能容得下谈谈海外的房子大不大，便宜不便宜了。

十

《炎黄春秋》走到今天，我不讨论对“两头真”的看法，也不评价它的意识形态。但这本杂志，在保留中国当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资料中的意义，永远是抹杀不了的。

我不愿意看到这本杂志的今天，虽然我知道这个时局下这几乎不可避免。

2007年，我开始看这本杂志的时候，还是个高二的学生。9年时间这样过去了，在我的17岁到26岁，一本每个月都要买的杂志，她终于走到这个时刻。

我怅然若失的，不止是这本杂志和她背后的精神，大概还有我自己的青春吧。

文末再重复一次，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yuangg2016，和微信公众号jdcapita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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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天津大爆炸一周年的前一天，湖北一家发电厂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中国官媒记者反映，涉事公司组织近30人在现场阻拦记者。

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周四（8月11日）报道，北京时间当天下午15时20分许，湖北当阳市马店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高压蒸汽管道发生爆管事故，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

新华社晚些时候的消息称：”事故地点距离高速路口约7公里左右。记者从高速路路口下来，即有警方在沿途路口把守。在厂区门口，该公司组织近30人在现场阻拦人员进出并且阻挡记者拍照。

新华社还指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原因为该公司热电项目在建调试过程中，高压蒸汽管道破裂，蒸汽外泄所致。

中国国家电网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煤矸石发电厂蒸汽管爆炸的危害主要是产生的高温、高压水蒸汽对人体造成伤害，高压蒸汽管道破裂既可能与管道质量有关，也可能与管道老化、检修不到位有关。

据悉，事发的当阳市马店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6日。其经营范围包括火力发电、热力生产、销售炉渣等。

宜昌市发改委网站的信息显示，该公司在从事生物质发电，是宜昌市第一个生物质发电工程，于2014年被核准。其”生物质能秸秆发电工程”为湖北省省级示范项目。

虽然中国当局近年不断强调安全生产，尤其在发电厂、工厂和矿井，但是事故依旧时常发生。8月12日正值 天津大爆炸一周年，据官方数据，那场爆炸共造成173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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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微信公号：剥洋葱people（ID：boyangcongpeople）

2009年6月，郭利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

文|新京报记者韩雪枫 编辑 | 胡大旗

校对 | 郭利琴

►对话人物：

郭利，48岁，北京人，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受害儿童父亲。向奶粉的生产方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广东雅士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雅士利”）维权、索赔。

在与施恩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后者赔偿40万元后，郭利提出300万元赔偿要求。

施恩公司及广东雅士利向警方报案。因敲诈勒索罪，他被广东潮安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4年，郭利刑满释放。此后继续申诉。

►对话动机：

出狱近一年后的2015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决定书》，“原审裁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今年8月8日，本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开庭。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当庭发表出庭意见称：郭利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对郭利的定罪量刑错误。

媒体分析，如无意外，检察官这一观点意味着法院即将宣布郭利无罪。

“这句话我足足等了8年”

 
剥洋葱：8号的庭审，是什么情况？

郭利：庭审一直按照程序进行，我还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人在辩论。

后来检方的人拿出一张纸念出来，无论索赔数额多少，都是我在行使索赔权利，若厂家不同意我的索赔数额，则属于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索赔行为和数量不影响我目的的正当性。我向媒体曝光厂家黑幕的手段合法合理。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受？

郭利：这就是我想说的话，也是我申诉多年想得到的结果。只是这句话足足等了八年。现在案子还没有判下来，但感觉目前对我是比较有利的。

剥洋葱：谈谈你的案子吧。

郭利：2009年7月，我被广东潮州潮安县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带走。2010年1月，潮安县法院一审判决我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我后来上诉，潮州中院在没有通知律师的情况下，作出终审裁判，维持原判。

因为是明显的程序错误，经过申诉，广东高院让潮州中院再审。潮州中院后来裁定，“审判程序合法，量刑并无不当。”

我坚持申诉，2015年5月，广东省高院再次作出再审决定，并决定提审此案。

“他们报警后，还一直和我接触、录音”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你当初是怎么发现孩子身体出现了问题？

郭利：2008年9月，我接到社区的电话，说北京市卫生局通知让有小孩儿的家庭，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肾脏。

我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孩子的肾脏功能已经受损。

剥洋葱：你怎么确定是施恩奶粉导致的？

郭利：检查发现女儿肾脏有问题后，医院工作人员让我登记了女儿食用的奶粉，这让我警觉了。

我将女儿的症状与卫生部门公布的“三聚氰胺”受害儿童的症状进行了对比，发现十分相似。2006年，我的女儿出生后，“美国施恩婴幼儿奶粉”是她唯一的奶粉食品。施恩也在三聚氰胺事件涉及的品牌里。

我把家里的奶粉找了出来，去做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高的达到每千克132.9毫克，少的也有二、三十毫克。国家标准奶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是1毫克，这就是超标了几十倍到一百多倍。

2008年11月，湖北武汉市硚口区在垃圾填埋场销毁了10.3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剥洋葱：拿到结果后，你做了什么？

郭利：我去找了厂家的人，他们不承认奶粉有问题。

之后，我查出施恩并非宣称的百分百进口奶源。中国施恩公司的股权信息显示它是广东雅士利公司控股的。中国施恩公司还声称奶粉是美国施恩公司授权生产的，我通过美国朋友查到，美国施恩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公司，没有生产设备。

所以实际上，施恩就是广东雅士利下面的一个假洋品牌。我把相关的内容告诉媒体后，施恩公司主动联系我了。

剥洋葱：你们怎么谈的？

郭利：2009年6月13日，施恩公司和我签了和解协议，赔了40万，我答应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

在达成协议之前，我答应了北京电视台的采访。6月25日，节目播出了。6月29日，施恩和我联系上，说我可以书面提出赔偿要求。

我查了资料后，觉得这个事情有可能损害孩子一生的健康，所以提出300万元的赔偿要求，这实际上是参考了保险公司的数据等计算出来的医疗保障。

我后来被抓了才知道，他们6月30日就报警了，但他们后来一直在和我接触，激怒我说出一些过激的话，然后录音。

7月22日，我在杭州被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的警察抓了。施恩是在广州注册的，雅士利是潮州注册的。施恩的法定代表人和雅士利的总裁是一个人，他是潮安人。

“有人愿意浑浑噩噩地活着，我必须活得明白”

 
剥洋葱：在监狱里，生活怎么样？

郭利：我和许多狱警就这件事辩论过，谁也无法说服谁。他们认为事情的起因是我给孩子吃了这样的奶粉。

头两年，我是和其他人一起住的，监狱要求其他犯人不许和我说话。后来有犯人和我接触后，知道我是因为这个事情进来的，也不欺负我了，都很尊重我，有时候还会保护我。

200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4名“结石宝宝”和他们的家人。资料图

剥洋葱：服刑期间，认罪就有可能减刑，你一直没有认罪？

郭利：我根本没有犯罪，为什么要认？而且，认罪了，就是背叛和对不起我女儿。

剥洋葱：出狱后，你做了什么？

郭利：我一方面进行心理调整，一方面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并努力重启正常生活。

其他时间就是在忙这个案子。这一两年，我就这个案子跑了七、八次广东。

出狱的时候，我想终于能继续维权了，我充满斗志。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这些年，你几乎是和这个案子捆绑到了一起。

郭利：这个案子把我的人生改变了。入狱前，我给微软之类的许多大公司做过同声传译，年收入百万元以上。现在事业耽误了。刚进去不久，我和前妻也离婚了。

这些年，一直有人劝我算了，胳膊拗不过大腿，何必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愿意浑浑噩噩地活着，但我是那种必须活的明明白白的人。这个事情，谁错了就是错了，我要较个真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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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闻机构FactWire《传真社》遭到恐吓，分别在7月21日收到 “警告讯息” ﹐及在7月26日被不明身份男子上办公室踩线﹐令编采室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退休资深警政人员向本台分析，作案动机离不开 金钱﹑ 仇恨与情色。该通讯社一个月前曾报道大陆制的地铁列车出现裂纹，被新加坡退货。（何山 报道）

透过公众集资成立，专门从事调查报道的香港FactWire《传真社》，周三（17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公布，采访部的安全问题导致该社过去近一个月无法正常工作。该社并透露，早在一个月前（7月21日）就收到英文的警告讯息，指新加坡地铁中国制列车秘密回收的调查报道已构成巨大影响， 有人会上门找《传真社》的麻烦，或正在找麻烦。

该社并透露，收到警告后的5天，即7月26日，一名男子中午在其办公室门外仔细用手指点算闭路电视镜头数目，形迹可疑。同日，办公室门外发现一组从未见过的不明记号。

该社并称，连串事件令传真社采访部的安全响起警号，除了警惕记者注意安全，更须多方面加强保安措施，以致过去近一个月无法正常展开编采工作。

至于事发3星期，有否向香港警方求助，调查进展如何？该社没有披露，也没有透露是否得到香港警方的保护。本台记者联络该社的创办人，办公室电话一直显示繁忙中。该社的声明说， 基于保安理由，决定不公开相关闭路电视画面和警告讯息截图。

前资深的警政界人士向本台分析，犯案动机通常有金钱、仇恨与 情色三大方向。一旦媒体报道的事件与评论“妨碍到事主的利益”，或“断了人家的财路”，就有作案的动机与可能。

香港时事评论员黎则奋就指，伤害新闻从业，动机走不出“钱银与女人”。

黎则奋说：只有两个因素，要不女人，要不钱银。当然是钱银重要啦，特别是数目这么大，新加坡涉及到整个集团的利益，以多少亿算呀，当然是怕你搞了一次之后，还有第二次。所以就警告，但我想不会夸张到拿人的性命。

另一时事评论员潘小涛就指，当（香港）警方放任林荣基等人被跟踪；当警方在一宗涉及传媒的伤人捣乱事件都无法破案时；当黑社会手段有可能成功令传媒收声时，自然有人会有样学样，要传媒收声！新闻自由已经千疮百孔，受害的最终是市民。没有传媒的揭发，不仅公众知情权受损，更重要的是，那些裂车会日复一日载著大家，而这个炸弹不知何时会爆，更不知会造成多少人命伤亡！

传真社在公布中则指，有关调查报道涉及新加坡、中国和香港三地多个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不揣测找麻烦的人受何方指使，其报道不针对任何人，只反映事实真相。

该社上月独家报道，35列由中国制造的新加坡地铁列车出现裂纹，需运返原产地青岛替换。出事车卡中国制造商，为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亦将供应香港 9 列高铁和 93 列地铁。在调查报导面世前，列车现裂纹一事，被大陆与新加坡列为机密，两地政府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另外﹐香港特首及行政会议周二（16日）﹐特别准许黎瑞刚、陈国强、许涛和李宝安以《广播条例》下「不符合持牌资格人士」的身份对无线电视（TVB）行使或继续行使控制。黎瑞刚有“中国梅铎” 之称﹐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对传媒表示﹐TVB过去两年只将公司利益放在首位﹐非将公众利益放前﹐担心这些董事会影响电视台新闻部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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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站提出八项要求

八项要求明确，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网站要建立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要对新闻信息内容的导向和创作生产传播活动负总责，完善总编辑及核心内容管理人员任职、管理、考核与退出机制；发布信息应当导向正确、事实准确、来源规范、合法合规；提升信息内容安全技术保障能力，建设新闻发稿审核系统，加强对网络直播、弹幕等新产品、新应用、新功能上线的安全评估。

此外，网站还应严格落实7×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健全跟帖评论管理制度、完善用户注册管理制度、强化内容管理队伍建设、做好举报受理工作等。

进行商业网站专项检查

据了解，国家网信办近期对8家主要商业网站和客户端进行了专项检查。检查发现，这些网站在管理制度规范建设、信息安全岗位人员配备、技术力量投入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但总体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有共性的突出问题包括：

1、总编辑负责制流于形式，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配套的奖惩问责机制；

2、信息内容安全保障漏洞较多，稿源管理不规范；

3、账号管理机制不健全，注册信息审核不严格；

4、对举报受理工作不够重视等。

针对这些问题，在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国家网信办提出了网站履行主体责任的八项要求。

与会代表进行主题交流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任贤良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上信息管理，网站应负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各网站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国网信办主任座谈会提出的“重基本规范、重基础管理，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强化网站主体责任”要求，增强落实主体责任的思想自觉。主管部门和互联网企业要建立密切协作协调的关系，走出一条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新路。

来自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行业协会的60多名代表和部分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与会人士认为，网站作为信息制作、发布、传播的主体，如果缺乏责任心和约束力，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一味“抓眼球”“搏出位”，必然导致网络传播失序、生态恶化、乱象丛生，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强化网站主体责任，对于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促进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极为重要、势在必行。

人民网、搜狐网、百度、天涯社区、今日头条、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等网站负责人表示，将坚决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确“九不准”要求，坚守“七条底线”，打击网络乱象，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以“重基本规范、重基础管理，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强化网站主体责任”为遵循，全面加强网站基础建设和管理，不断提升网站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促进网站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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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原文刊登于宜宾日报金江网（谷歌快照；四页中仅第一页幸存），标题为《因“管闲事”宜宾一民警被城管联合执法队员铐手铐》，已被和谐。以下文字内容，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综合自谷歌快照及新浪微博用户@中国刘杰的原文截图（见文末）。

相关专题：雷洋之死

8月15日晚，宜宾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张某下班后着便装和一朋友在翠屏区海港城附近烧烤摊吃夜宵，适逢翠屏区城管和公安联合执法。张某发现执法队员行为粗暴，当即提出异议，不料，因此引发纷争，张某被联合执法队员戴上手铐，强行拖上警车并带往派出所，直到消防队员赶到，才将其手铐解开。事后，张某回忆，自己在警车上被几名联合执法队员卡脖、抵胸，压腿，差点没喘过气来。

因“管闲事”引发纷争

 
8月15日晚10时许，宜宾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张某着便装和一个朋友及一名小孩在翠屏区海港城附近烧烤摊吃夜宵。

其间，翠屏区西郊街道城管大队和区城管联合执法支队公安中队一行20人左右来此对烧烤摊点进行集中整治。因认为联合执法队员的行为粗暴，张某站出来对其一行进行批评、指责，由此引来对方不满，双方随便展开争吵。

就其间的细节，据当时在现场的翠屏区西郊街道城管执法大队负责人陈宗说，当时张某走过去碰了一下公安中队的民警蒋勇宽一下，蒋勇宽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给张某看，但张某将蒋的警官证扔在地上，并大声辱骂蒋，双方随即便发生了口角和打斗。因张某情绪激动，蒋勇宽和随行的协警们一起将其制服，把他带上警车，至于手铐是好久铐的，他并没有注意到。后来发生的事，他就不知道了。

对于这些细节，记者问陈宗是否有执法记录仪摄下，陈宗说因为当时事发突然，这几个细节没能摄下。

但是，陈宗肯定了两点，第一，手铐不是城管队员铐的，是蒋勇宽和协警铐的；第二，当时张某是被带上警车，不是城管的执法车。

然而，对于陈宗的说法，张某坚决予以否认。

他说，当晚他和一个朋友及一名小孩正在事发地吃烧烤，这时，城管联合执法队员一行来了，准备收掉烧烤摊，就把桌子和板凳搬到了车上。他见状，就批评对方行为太粗暴，岂料，就是这句话引发对方一行的不满，对方一名穿警服的男子（指蒋勇宽）问他要咋样，关他好多事，他与对方理论，很快，10多人就围拢过来对他拳打脚踢，他拼命反抗，但对方人太多，他根本不是对手。他被按倒在地，被铐上手铐强行拖上警车。

张某说，他被拖上警车后，出于自保，向对方一行说自己都是公安系统的，和他们是同行，但那些人根本不听，几个人有的卡他的脖子，有的按他胸口，抵住他的腿，还从后面扯住他的头发，他的头部和身上都挨了几拳。“当时感觉呼吸都非常困难，有种快死了的感觉！”张某说。

手铐铐得太紧是消防队员打开

 
记者了解到，张某被警车送到翠屏区公安分局西郊派出所后，蒋勇宽一行并没有给张某打开手铐，由于手铐铐得太紧，连西郊派出所都没有办法打开，最后只得向消防大队求助，消防大队赶到后，借助专业工具，将手铐破坏，才将张某的双手解开。

事后，张某发现手掌出血，头部及耳根等多处有明显外伤，头昏呕吐，随即前往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

那么，事发当晚是谁给张某铐上手铐的呢？

张某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蒋勇宽在现场大吼一声：“把他给老子铐起来！”于是，一群人把他按倒在地，强行给他铐上手铐，随后又把他拖上警车。

对这一细节，事发当晚一位目击者向记者作了证实，当时十多人围着那命男子打（指张某），把他按倒在地后，又强行拖上一辆警车。其间，那男子一直在反抗，但对方人多，他根本不是对手。

记者了解到，蒋勇宽是翠屏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民警。

8月16日、17日、18日，连续三天，宜宾日报社记者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分别前往翠屏区公安分局和西郊街道办事处。翠屏区公安分局一民警告诉记者，蒋勇宽这段时间没在分局上班，被抽调到翠屏区城管局联合执法支队公安中队去了，具体情况他们也不清楚。记者询问蒋的电话，被告知他们也不知道。

18日下午，记者几经周折，与翠屏区城管局办公室取得联系。但该办公室说，蒋勇宽白天基本不来单位上班，其手机经常关机，他们找他都困难。记者不信，请对方提供蒋的联系方式，随后拨打过去，果真关机，随后又几次拨打，一直呈关机状态。

采访中，一位参与了事发当晚的联合执法整治行动的城管队员告诉记者，他们的两名城管队员也被张某打上了，住进了翠屏区第三人民医院B区骨科病区44、45床。但是，西郊街道城管执法大队负责人陈宗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说他们没有城管队员被打伤，也没有队员住进了医院。

“在抓扯中，我们队员肯定有人被抓伤，但不至于住进了医院。住进医院的可能是事发当晚在现场的协警或民警。”陈宗说。

记者随后了解到，事发当晚在海港城参与联合执法的民警和协警共有6人，但是，记者前往翠屏区第三人民医院B区骨科病区44、45床，并没有看到有民警和协警在此住院。

市委政法委和市区公安局已介入调查

 
15日晚发生的一幕，由于现场目击群众较多，有群众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视频和照片，并发到了朋友圈，有人认出被铐手铐的男子是市公安局的民警，由此引来热议。

有网友说，公安民警都要被自己的同行乱铐手铐，说明执法队伍中确实存在问题，需要整治规范。也有网友调侃，警察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今后怎么能够保护群众？更多的网友则希望相关部门能介入调查，公正处理此事，彻底整治执法队伍中的滥用职权行为。

附原文截图，来自新浪微博用户@中国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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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作者微信原文已被和谐。以下内容来自传送门：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社会新闻正在发挥政治报道的作用。这不仅提醒着社会新闻在日益贫瘠的时政报道产品中愈发显著的事实，也显示出在政治报道匮乏的阶段，社会新闻所能进入的领域，正在从街谈巷议扩大为社会批判。而对于这么个转型，接受它很不容易，看得出大家略有勉强。

对东方早报停止印刷纸质报纸的传言，以及随即被传媒狐证伪的消息，被处理为一条行业内部的动态稿。实际上，一张即使在今天也很先锋的报纸，遭遇如此暧昧的传言，一再展示了传统媒体那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尚未触底，所以不得不经受这番冷风雨的折磨。

中国都市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崛起，享受了二十年的荣光，继2012年出现断崖式的经济下跌，到目前正在进入关停并转的窗口期。都市报崛起的顺序是由先锋报纸再到一般报纸，其衰败则相反，一般报纸无声无息地消失，先锋报纸仍在经受痛苦的挣扎。

如果以行业内的思路看报业的消长，可以写出很大一本书。但是，现在的问题——读者本位的问题——是都市报的没落对一般人的影响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像新媒体宣传的那样，有了手机就有了一切，非移动信息端就失去意义？难道报纸一点也不重要了？

这就涉及到怎么认识本轮报纸经受的困难局面。如果仅仅以新媒体角度看，报纸必须死已经成为一个谈论相关话题的前提。应该说，这个角度比较现实，其实也很势利，可以说相当狡猾。狡猾到将麻木当作无痛，并在所为内容生产的社会化上，自以为实现了超越。

其实，都市报现今的困境，无论是它过去几年无力攀附新媒体趋势，还是现如今在规模及锐度上骤减，都是源于政治对市场的剥夺，是以牺牲正常的信息市场为代价来实现政治意志的稳固。新技术、新媒体被演绎成传统媒体的掘墓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误导。

在此理解下，可以看到一个惯于在所谓新媒体狂欢里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新媒体的技术因素被过度夸大，实际上在传统媒体（主要指的是都市报）确实的情况下，国人的信息供应产生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个损失是被新媒体泡沫暂时掩盖，而最终会显露的后果。

报纸尤其是先锋报纸的衰败，并非败给技术，而是输给体制。这是因为就技术而言，都市报所涵养的新闻专业主义最有潜力实现平台转移，但现实却是这一块被强力狙击、特意毁坏。一种本应超越媒体形态的信息产能，被置换为“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视野收窄还洋洋得意。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信息缺省，但是在移动互联网、内容创业、自媒体营销等新时代的信息泡沫下，被宣扬成先进对落后的取代、新技术对旧产品的迭代、新世代对老家伙的超越、甚至是创造创新对因循守旧的革命。有意识者故意混淆，无意识者跟风喧哗，遂把匮乏雕刻成留白。

这种信息格局的变化，被中国长期以来特有的进步焦虑症引申为社会变迁，也是很好地推卸了各自肩头理应检讨的责任及担当。而后，又在信息生产的结构性、失衡的状态下，陷入生存恐慌。在全民陷入诈骗情景时，新媒体盛世就露出末法时代的本相。

在中国，一个被所有阶级所确定共享的东西是雾霾，而今，这个共享清单上又增加了一个诈骗，或者叫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云云。从万元即是不能承受之巨资的贫寒家庭，骗子以9000多元取人性命；再到清华名教授，被骗去1760万元巨资，精英底层概不能免。

超越了阶级区隔的诈骗术否定了那些惯常的说法，比如被骗是因为穷，没用上智能手机，或者因为智商低、没有人生阅历，再或者说是缘于警惕心不够。但漫卷而来的信息展现了冷酷的事实：被骗无非是因为你活在这片土地上，骗子不是偶然的，而是结构性存在。

没有什么媒体明确地告知说，诈骗术的泛滥及其所以能频频得逞，必须公权力介入才能制止。批评到了委婉批评实名制就到顶了，就停止了。然后，警察微博带着怨妇一样的表情说，公众不了解打击诈骗的复杂程度，警察有多累——因为批评不自由，赞美瞬时无意义。

当然，正像在雾霾中发现特供空气那样，全民沉浸在诈骗困局中也提醒了那个红名单的存在——上了红名单就能免除诈骗信息滋扰。所以，当社会陷入风险当中，特权却设置了精致且私密的减损机制。新媒体不去触及这些，而在过去能触及的报纸都身不由己。

诈骗盛行，没日没夜地扫描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希望从那些筛子一样的无防护国人中攫金取银。这个时候，如果仍旧是倡导自我防卫，将被骗归因于个人，不止是糊涂，大概也是混账了吧。对信访与对诈骗截然不同的取态，及其相应的设防与纵容，昭示了什么？

媒体本来最应该承担这个义务，将公权介入诈骗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将出来，以在理论上影响到相关的政策投入及防范。但在一个以信息市场作为代价的党媒格局的重塑中，这个基本愿望都无法达成。鼓吹内容创业，将骨头蒸煮成美味佳肴的那些人，不知怎想。

新旧媒体的转换，隐含着许多阳谋，而随着新技术趋势行将过去、新格局以残缺形式树立起来。最怕的是人们将牺牲视作必然，并且遗忘了那些在制式强制转移过程中被埋葬的价值与人类。拿着手机的傻瓜，其肖像并不比拿着报纸的读者显得更符合潮流，因为它被P过了。

很久以前，社会讨论时，一旦将问题归结为体制，后果即刻出现：一是没办法再说下去了，二是会有被奉上一顶公知帽子的危险。归因体制被认为是简单的，是无助于现实的，是一种不需要被讨论的将来时态。何曾几时，这个归因法在诸如诈骗横行等范例上焕发生命力。

真的都是因为体制。过去，有公知说过：每个人都是体制。现在可能要改写了：体制要的是每个人。而体制在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瞩目的同时，它又在人们普遍而强烈的自怨自艾中神隐了。在信息生产的车间里，体制模块从话语产品中取消了，过去是因为厌倦，现在是因为习惯。

最后，临沂戒网瘾中心就成为一个蜗居落后地区、而后将其隐喻意味辐射到全国的那么个存在。揭露戒网瘾中心变态电击疗法的学员受到噤声命令，不得不逃亡在外。而一再被揭露的中心却安然无恙。哪怕是最愤怒的谴责也不过是要求将电击法用在那些可恶家长身上，而已。

阿尔茨海默病是因为脑干中出现了不应该有的钙化区域，患者的记忆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两下交相激化，作为记忆基础设施的头脑逐渐变质，处理空间关系及解决问题都有困难。这当然是个比喻。那些被新技术张扬的激越话语，究竟在风暴中认出或忘掉了什么，真需要问问。

201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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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日，《成报》头版刊出声明，强调 “请停止打压言论自由、停止威吓胁逼”。端传媒摄影部/设计图片

最新动态

继香港亲建制报章《成报》8月30日以头版文章狠批特首梁振英之后，连续两日遭同为亲建制媒体的中通社、《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狠批。《成报》9月1日又再发头版整版声明称自己“不畏惧 说实话”。两厢斗法，愈演愈烈。

不顾传媒操守，肆意演绎诱导……面对老板的案件，这难道《成报》在关键时候公器私用的丑陋做法？

《文汇报》批评《成报》公器私用，8月31日

中通社和《文汇报》8月31日指《成报》董事局主席谷卓恒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被内地警方追逃。《文汇报》更批评《成报》此举是“不顾传媒操守，肆意演绎诱导……在关键时候公器私用”，“抹黑攻击”港府及中央驻港机构。

9月1日，《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均刊登谷涉案的具体案情，其中，《大公报》要闻版更刊发整版“调查报导”，称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外，谷卓恒前年九月初还因被发现伪造了多张假身份证及军官证，曾在深圳机场被警方刑事拘留，《大公报》还刊出谷卓恒当时被拘留的照片，形容谷“百变的身份扑朔迷离”。

作为一份代表国家言论的报章，却为了个别集团利益，甘愿沦为打手，《文汇报》的公器私用的丑陋做法，是传媒业的一种莫大的悲哀。

《成报》在声明中批评《文汇报》公器私用，9月1日

谷卓恒则坚持反击。8月31日深夜，他向各大传媒发表声明，称关于自己因网贷平台而被捕的报导严重失实，涉及诽谤，并强调自己一直在内地和香港自由出入境，报导中所指的网贷平台亦与自己完全无关。

他在声明中指，《文汇报》引述的内地媒体《南方都市报》2015年4月的报导，是“在记者没有求证下，不断作出揣测报导，内容严重失实并涉及诽谤”，并称自己早于去年4月便已公开澄清该网贷平台与自己无关。

而对于中通社引述自深圳市公安局，称谷卓恒“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及金额1.3亿元人民币）潜逃国外，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消息，谷卓恒亦在声明中否认。

9月1日早上，《成报》头版刊出这份声明，并以传单式的全版大字加以渲染，强调“请停止打压言论自由、停止威吓胁逼”，呼吁员工注意人身安全。声明又强调，《成报》“坚守‘一国两制’的编采立场，为香港社会服务，发挥表达民情民意的角色，作出公正、客观及求真的新闻报导。”

8月30日报导：香港亲建制报章狠批梁振英为争连任而煽动“港独”

8月30日，香港亲建制报章《成报》以头版全版刊登题为〈煽风点火“港独”闹剧，梁振英播“独”〉的评论文章，指正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一手煽风点火，在中联办指挥棒下，由极左团体及左派传媒营造舆论，虚张声势，夸大‘港独’的现象”，目的是为了争取在明年的特首选举中连任，因为“愈乱愈利梁振英争取连任”。

事实上，“港独”在香港并无“市场”，“大力打击港独”完全是伪命题。梁振英处心积虑助长“港独”，以巩固他和鹰派人士的管治权威。

《成报》8月30日头版评论文章

香港政府近期大力打击“港独”。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选举管理委员会（简称：选管会）要求参选人签署“确认书”，并禁止其中6名分别主张香港独立、自决、归英、建国等不同政见的参选人竞选立法会；近日在教育界，又掀起了“港独进入校园”的争议。但《成报》评论文章认为，“‘港独’在香港并无‘市场’，‘大力打击港独’完全是伪命题”，认为这些打击行动都由梁振英挑起，目的是为了“巩固他和鹰派人士的管治权威”，以争取在明年的特首选举中连任。

文章又狠批梁振英“人缘极差、亲和力弱、器量小、视野狭窄”，任内起用不少“香港社会三四线下游之辈”；这些人为换取官职、名誉，因此讨好梁振英、巴结中联办。

文章又对中联办作出批评，形容中联办“挟‘中央令牌’坐大谋权”。文章提及，梁振英于2012年当选特首后，翌日即到中联办“拜票”，已令公众诧异。4年以来，在梁振英治下，“西环治港”（编注：由于中联办驻港办公室位于西环，香港舆论向来以“西环”代指中联办）不胫而走，中联办和梁振英更加建立起“核心利益集团”，不容政商界说一句梁振英的坏话。

文章形容中联办已变成“中管办”，近数年与梁振英联手制造敌人，有违作中央与港人沟通桥梁的角色。文章更质疑，经中联办传达的言论，有多少真正代表中央的意思。

文章还指出，香港政治气候已变得左、右“两极化”，除了不利管治，也令惯于享有言论自由的香港人愈来愈反感，对“一国两制”愈来愈无信心，对中央愈来愈不满。文章警告：“一旦梁振英连任，只会延续香港的‘噩梦’，令‘一国两制’走样。”

在香港管治不可能用‘愚民政策’，只宜‘疏导’，不宜‘禁绝’；事实上，在言论及出入境自由的香港地，禁也禁不了。

《成报》8月30日头版评论文章

今年1月，身兼中纪委委员、前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李秋芳被调任中纪委驻港澳中联办纪检组组长。《成报》文章认为，这已经反映中央政府对涉港机构失控，以及对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人的不满。

文章更促请中纪委彻查中联办的职能与角色，并瓦解损害国家与香港利益的集团，以还香港社会安宁、还中央清白。

689 票

2012年3月，梁振英在特首选举中击败唐英年及何俊仁而当选。在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当中，梁振英获得689票，得票率约57％，在历届特首当选人的最低得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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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微信公号：七个作家（ID:qigezuojia）

做记者的最初几年，我的智商不比现在低，却始终有一个小的困惑无法解决。我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少人，明明做着蠢事或坏事却振振有词，告诫我不要“捣乱”。我的困惑是，他们是真的持有错误观念，还是不知羞耻呢？这不只是私利可以解释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识地做坏人的家伙不可能那么多。日积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失真的世界里。

一个国家越是远离现代文明，为之服务的人们越是阅历深厚，他们就越可能以各种前现代的道统为天经地义。设想一下，如果我去采访李鸿章，关于帝制，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也许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会说中国人离不开皇上——他已经体制化了。这可不是我的臆测，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是这么说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某某执法队员也可能真心诚意地认为掀翻小贩的车子是整肃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实上，我的一个表弟就在某个省会城市正做着这个工作。我试图告诉他，粗暴执法是不对的。最终我发现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曾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无数困难，而一脚踢过去实在是最简明的解决之道。这时候我该怎么想呢？期望整个社会的进步渐渐地导致他不需要这么做，并且理解他？

当然不。这是个是非问题。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权力对无辜者的暴力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块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个著名的比喻，现代文明的航空母舰就立在这枚硬币上。

带着一股文化激愤，我的表弟告诉我：“中国人就是贱，你不来点儿狠的就不好使！”我很难向他解释，类似的说法我曾经在饭桌上听到过，在各种讨论民族劣根性的文章中读到过，也曾经在记载李鸿章那个年代的历史纪录中读到过。当年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就报告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中国文化在璀璨一面之外也有黯淡一面，民族性需要检讨之类的说法并不是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即便到了2980年，我仍然会在坟墓中像今天清楚春天花开秋天叶落一样清楚这个事实：所谓劣根，绝非人性之必然，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

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人性中有黑暗元素也有美好元素，而一个好的社会将帮助一个人祛除黑暗，激发美好。我并不需要多听几遍奥巴马的演讲来让自己拥有确认如此的激情，也不需要“是的，我们可以！”才醒悟人类拥有信念。信念一直在那儿，就看你看不看它。

这就是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的原因。在智慧缺位的时候，天真可以帮助我们从失真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倘若一个人认为中国人需要皇上，或者给了自己一个堕落的理由，“要是我不行贿去做这个事，那就会有另一个人这么做，他会比我做更多的坏事”等等。那么在我看来，他就是在寻找到智慧之前已经失去了天真，既贪婪又成熟，生活在失真的世界里。

“失真”洋溢在我们周围，看清它也许很难。有个研究纳粹和邪教组织的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他说，纳粹医生们长年以来故意回避本能的情绪，创造出了一个“奥斯维辛自我”，他们眼中的世界就失真了。他们逃避掉自幼建立起来的正常情感，阻止人类天生的良知干扰他们的工作。

这是最糟糕和最邪恶的一种体制化。有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大人们常常用来谴责小孩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越活越回陷”。它的意思是，一个人越活越糟糕了。事实上这种退步是非常可能的。在一个失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越坏，甚至一个聪明又高尚的人也可能如此。要知道，恐怖主义和纳粹并不是孩子般的举动，它们都是深刻信仰的产物。“失真”会像黑洞扭曲光线一样扭曲我们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需要，除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图二 by 易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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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1日，法国《新观察家》（L’Obs）杂志前驻华记者郭玉（Ursula Gauthier）被中国政府驱逐离境。摄：FRED DUFOUR / AFP

一直关注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美国笔会9月22日发布报告，以76页篇幅记录了超过60名外媒记者于最近3年在中国采访遇到的种种阻挠，指出外媒在中国的新闻自由于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更加受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过去3年中国政府对关于领导层的报导变得非常非常敏感，尤其是关于习近平的报导。”

报告引述一间外媒驻北京办公室主管

中国内地目前有来自50个国家的约700名外媒记者。报告除采访其中的60人外，还采访了多名受雇于外媒的中国雇员、专家、民间团体等；总结了最近3年的最新变化，以及一直以来都存在，在最近3年尤其加剧的许多阻碍。

报告指，最近3年最容易被中国政府盯上的外媒报导，是对中国经济状况和高层官员的批评。和外媒开会时，中国官员会严厉批评外媒对经济状况没有做到“平衡报道”。报告还指，中国政府对关于习近平的报导“极度敏感”，有外媒记者曾被严厉要求，不可以在报导中比较习近平和毛泽东，更不能提到“个人崇拜”的话题。

报告指另一大变化是，过去3年政府对律师、记者、博客作者、女权分子、劳工和少数民族的打压，令普通人更不敢接受外媒的访问。与此同时，公开的政府信息也变得更难获得，专家信源也同时受压，许多专家都不再愿意受访。

不少外媒记者或新闻助理都对美国笔会表示，曾遇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和阻挠，甚至有人遭遇暴力和囚禁。最近3年，外媒记者在新疆和西藏等敏感地区的采访遭到尤其严重的骚扰，有人被沿途拍摄录影，也有人被紧密跟踪。

此外，对人权案件的报导也受到政府的严重滋扰。例如2014年1月，Sky News 的一名记者曾目睹报导许志永案的 CNN 记者被中国警察拖进一辆车带走，而他自己的记者证也被没收了6周。2015年12月，报导浦志强案的一名外媒记者在开庭前一天接到警察电话，要求开庭当日早上9点到警察局“开紧急会议”，该记者请另一名同事代为前去，结果警察只是例行公事问了他们明年的报导计划。这名记者对美国笔会说，警察的“开会”明显是为了干扰他，不让他进入庭审现场报导。

政府的其他限制手段还包括不给外媒记者发入境签证，用互联网防火墙（GFW）封锁外媒网站及其中文网，甚至向传媒公司的母公司及商业合作伙伴施加压力等等。而在这些压力之下，一些外媒不得不做出不同程度的妥协。

报告以路透中文网为例，指其在网站于2013年被短暂封锁后，就开始避免中文版网站出现政治敏感的内容，而不会将英文版报导全部翻译。一名匿名的路透记者对美国笔会说，路透还曾下达过指令，要求记者不要再紧追中国人权话题，不过报告查实路透社目前仍有报导一些中国人权事件。

报告还列举了最著名的外媒妥协案例——彭博新闻社。报告指，2012年6月，彭博新闻社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导揭露了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亲戚持有数亿美元的巨额资产，此后就遭受中国政府多番刁难：记者签证被扣，网站也被阻截在防火墙外。中国驻美国华盛顿领馆大使还一度约见彭博管理层，警告他们若继续放任这种报导，将会发生“很坏的事”。

到2013年10月，彭博原定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首富、大连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的调查报导，揭露了王与中共领导人家族的联系，但高层受到压力后，将文中关于中共领导人的部分全部删去。事件最终引发彭博驻香港资深编辑本·理查森（Ben Richardson）愤而辞职，并导致另一名参与的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被停职。到2014年4月，彭博的一些记者开始重新获发进入中国报导的签证。

有其他西方媒体记者对美国笔会表示，此事也令彭博成被中国政府树立为外媒“听话合作”的“模范”，在游说他们时会说“彭博都这样做了，你们为什么不能？”

据报告指，中国对外媒的限制早在1990年代就已很明显，但近年又有所加剧。美国笔会执行主管 Suzanne Nossel 表示，虽然外国媒体受到的压力不能和中国境内的写作者相比，但外媒记者的报导对于理解中国这个难题是不可或缺的，她呼吁外界关注其受压情况。

声音

他们对关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报导非常紧张。
——报告引述一间西方媒体驻中国主管

如果我们出这个报导，我们将会被踢出中国。
——彭博新闻社总编温以乐（Matthew Winkler），2013年10月

我被带到了拘留中心……有两三天时间他们都不准我躺下睡觉，不停问我问题……我听到一个同样被拘留的人问：我们现在去哪？警察回答说：去活埋了你！
——曾因报导香港雨伞运动被中国关押9个月的德国《时代周报》驻京记者助理张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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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事故没有巧合，总有其背后的原因，或是责任。我们不做恶意揣测，退一万步说，如果不是老房、危房，也不会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为年久失修的老房、危房，也随时存在着倒塌的风险……而这些都是人为可控、可预见的事情。

昨日凌晨，温州市鹿城区中央涂村中央街159号发生楼房坍塌事故，共搜救出28人，其中22人确认死亡。（人民日报）

倒塌的4间民房与其他5间彼此相连，都是建于70年代的农民自建房，目前多为外来务工人员租住。这一片区2013被纳入当地“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仍未完成，近期已被列入区政府“破难攻坚项目”。

无论拆迁方、被拆迁方责任在谁，无论死去的生命多么卑微，这都是一起重大、惨痛的人间悲剧。废墟中一名身亡的父亲，用身体紧紧护住年幼的女儿——这张照片已经成为今日刷屏的泪点。在一些网友对涉事住户“贪婪、愚昧”的骂声中，这张照片证明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们都是人，都有着起码的人性。利益可以商榷，底线不能泯灭。

作为危房、老房，又身兼待拆迁房，很容易激发一些不好的联想，尤其不久前强拆致人活埋的案例记忆犹新。然而，目前为止没有这方面的正规报道和证据，我们不信谣，不传谣，但媒体也不应停止挖掘跟进。

据报道，倒塌的楼房几乎彼此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街，事故之后，这一排剩余的5间房子也已经主体受损，为了防止次生灾害，当地已经疏散了住户，从另一端开始全部拆除……可叹“钉子户”坚持多年，终究拗不过“天灾人祸”。

当然，鉴于这些楼房的特殊的间距和结构，这样的预防性拆除很符合科学，像这样联排而建的老旧砖房，要么不拆，要拆就得一口气全拆，否则无论先拆掉那一块，都将不可避免地使毗邻房屋成为危房，酿成人为灾祸。

从当地村民口中，我们听到了令人不安的线索：当地恰恰并未奉行签约完毕后整体拆除的合理策略，而是自2014年以来根据签约情况东拆一点、西拆一点。本次倒塌的4间楼房，除最东面一幢未达成协议之外，其中三幢都已经开始拆除，楼顶、门窗、及部分楼梯，都拆了。（澎湃新闻）

其中，楼顶和楼梯都是重要的结构构件，拆除之后将严重影响结构稳定。

准确点说，如果报道属实，这是一起“拆除施工中房屋倒塌”的事故，而不是一开始报出的“4间民房倒塌”事故。虽然是老房，也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没有毁于台风，却在万籁俱寂的凌晨莫名倒掉？

关于楼房倒塌的真正原因，到底是年久失修还是人为损毁，需要深入调查，拆迁部门并非想象中可以轻易抽身。

作为更多佐证，媒体记者在现场周边发现了很多已开始拆除、甚至被拆掉一半的楼房中还住着人，窗外晒着衣服（澎湃新闻）……毫无疑问，这些住户也都处在随时被忽然掩埋的致命风险之中。

作为符合结构安全的常识，楼房要等到人员搬空之后再开始拆除，还有人住则坚决不能动，至少不能碰结构构件。

然而作为常见的逼拆、防反悔手段，拆迁方常常会在一户签约搬迁后立即卸掉他家的门窗水电等构件，确保这房子没法再住人，同时也给其他未签约造成压力，在这四下漏风的“鬼楼”里孤单坚持，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尽管恶意满满，然而拆掉门窗属于打擦边球，法律也很难追究。

但是，如果拆迁方急迫到未等全体住户搬走，就损毁全楼共用的结构构件，或者拆掉根基紧连的隔壁楼房，则明确地触犯了相关法律。这样故意损害房屋安全性的做法，无异于图财害命。

另一方面，再退回一万步，对于年久失修的危房，涉及到公共安全，有关部门有相应管理责任，要做到“查险督修、通知到户”，甚至要协助房屋产权人垫资修复……而不仅仅是一张“城中村改造”的蓝图，更不是逼拆、诱拆的借口。

2014年，浙江省就曾经连续发生危旧房屋倒塌事故，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建设部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的通知》，浙江省率先跟进，开展了全省“地毯式大排查”，建立“一楼一档”制度……希望这些措施不是一阵风，而所谓“一楼一档”还在不在？有没有包括这批明显老旧的城中村？

无论哪种可能，当地有关部门都无法推脱相应的管理责任，乃至直接动手害人的刑事责任。

纸上建筑出品
2016年10月11日

微信公众号：zhishangjianzhu（“纸上建筑”）
微博：http://weibo.com/paper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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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华社发文批评了《人民日报》和央视力捧的“慢就业” 言论，称这种行为是“掩耳盗铃”的文字游戏，会成为“舆论场上的笑柄”，连“下岗”、“待岗”这样沿用多年的官方“认证”用语也被新华社评论“点了名”：

如今有不少地方官员、学者、媒体都热衷于玩文字游戏，生造一些看似浪漫实则荒诞的词语，将严峻的现实表述得风轻云淡。这些试图混淆视听的做法，本质上是掩耳盗铃，不仅对于解决问题无任何好处，反而会成为舆论场上的笑柄。

不管是叫“下岗”“待岗”还是“创业人员”，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不会因为称呼变了，家庭就凭空多出一份收入。同样，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也不会因为他们被贴上“待定族”的标签，就得到任何改变。

随后央广网也加入了这场“舆论战”，发文为“慢就业”辩护：

“慢就业”在国内还是新鲜事，因不合传统，家庭和公众接受的程度较低。另外，第三方评估机构麦可思经过调查也指出，“慢就业”中既有对未来有所规划、打算创业的，也有对前途一片茫然，懒于就业，啃老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辨证地看待这一现象，对“啃老”做法坚决反对，而对为追求就业高质量的“慢”则应给予理解、包容和支持。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LifeTime: 新华社有反贼，“负增长”和“创业人员”都不是地方官员和媒体提出的，指桑骂槐。

@凡funfun：笑柄确实是真的 互相大脸不要太好看

@Adiks：强哥最近老是被大哥打脸

@郁闷的柚子：甩锅还是内斗？

@黄天宇：这是双簧，不是吗？

@coder_operator：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高，实在是高！

@芝麻小苹果：新华社和人日报是两个？各是哪个山头？

@王鶴俊：两个萱萱？一国两萱？

@江子渊A：财经网新闻各大网站禁转两个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互掐，最近声音不太统一

@吃瓜群仲 ： 我党不就是玩文字游戏起家的么，把逃跑叫战略转移。

@李小群众 ： 自处有了党，我们的汉语越来越丰富了，“军事败退”可以说成”战略转移”，“俱战不出”可以说成“发展敌后根据地”，“企业裁员”可以说成”下岗待岗“，”经济衰退“可以说成”负增长“，现在”大学生失业“也可以叫”慢就业待定族“，在语言文化创新上，真是佩服我们伟大的党！

@Iblacksheep：中文还是很厉害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可以叫“慢就业”，就像被人赶着仓皇鼠窜可以叫“长征”。

@浩泽dolphin：没事儿，我们软着陆，可控，相对稳定，鼓励xx，倾向xx，怕什么，而且健忘，又无关自己高挂起

@刘_恒_：中央出了两个声音？

@朴堂：媒体…地方…嗯，终于把自己择干净了。等等，请帮我们解释一下“正能量”、“供给侧”。

@piscesblue：人民日报是地方媒体？

@唐朝子君：长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下岗。。。。。汉语真TAM好

@天润之梓：狗咬狗，一嘴毛。

@扑空2016：只要还有新华社，还有“正能量”，或者说只要“亩产万斤”的撒谎机制还在，这样的荒诞词汇还会不断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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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我是你认识的王小能：营销号纷纷把这个事件当成八卦来转发这样好吗XD 这么反动的一个事件：因为走关系特招了一个特长生，大学生游行示威，媒体轮番质疑，民众支持率降低，调查组成立……怎么看怎么反动啊

@NewPortMr_ErDog_Chen ： 韩国学生敢说话，韩国戏子有担当。

@还能用的ID：说到强迫教授改分，不由的想起某学校为了“能力以外资本为零”的女士把她过不了的一门课都取消了，多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啊，整个学校师生情绪稳定毫无波澜，哪像这些韩国学生动不动就游行。

@我今天想不出昵称 ： 韩国人就这点最酷了吧就不说这么大的事了 平时屁大个小事他们说示威就示威 满学校条幅学校的学生一言不合就集体示威让校长下台

@初期精神病患者：宣传部是干毛吃的？新闻审查是干毛吃的？领导核心不要了吗？这样下去很危险的！年轻人！什么？还不罢休！那谁，坦克车在哪里呢

@hanahanam ：韩国政治是幼稚，但素学生能掀起反对，记者能展开调查，没被判刑，最后还报道了出来，导致总统道歉，怎么看都高级了一点。搁贵国，别的不说，必须得查查自己银行户头再说话

@长安清欢尽：最近韩国这件事里，一个佩服梨花大的学生们，一个佩服JTBC的新闻人。让人感觉热血沸腾。

@伤心的人别听面哥：我们学校

@Mark不是靠谱家：我允许自己阴阳怪气、心胸狭隘以及见识短浅地说一句「别人家的大学」。

@我是落生：朴槿惠上台后，一些政策对女性和文化圈都是灾难。不过，人家的媒体敢扒皮总统，我国，呵呵

@SupersuperBec：韩国政府维稳真的不行 应该学学强国高官上panama paper都一点风声没有

@敲鞋跟也回不去的桃乐丝：这件事最争气的是梨花女大的学生们。8月份学生和校方对峙时候，1万个梨大毕业生举着“姐姐来了！”的手幅跑到学校去支援她们。我特别感动。怎么讲，不仅仅是因为学生运动最后起底了总统，更加因为这是女孩子之间的情意和义气，丝毫也不比男人之间的情谊轻半点，都特别的“模子”。特别燃。

@斯文加个贼 ： 作为非韩国人说句无权的话，朴槿惠应该辞职，不是因为她的宗教或信仰，而在于她不诚实的品德，以及利用公权为私人谋利，允许局外人干政的腐败行为。然而韩国国民，学生，媒体能不畏权力，持续监督政府，说明国家的政治架构具有民主，自净的能力。

@林熊猫 ： 看看人家韩国学生。。。

@ToBeChandlerBing：我们这不是怕坦克么……

@尿湿裤头顶丁丁凉：图片评论

@仙杜拉破牆：韓國的民主運動就是從學生運動開始推動的，你國只會笑人廢青。

@Intimacy-_：这也叫事？在我们这里不就是特招吗

@mkljl123：人家韩国没有在党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组织啊！该！你看出事了吧！

@Wills_Zhao：所以大学要行政化，否则都成敌对势力了，怎么管！

@顏亞龍：韩国军人独裁时代，大学教授就上街了。朴女士支持率这么低没法救了。

@阿瓦儿童椅：咋们这边连一个杨永信都搞不定

@亲爱的薇微：朴阿姨应该向我们的总工程师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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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狐编者按：

富二代作死炫富，连累了朴槿惠闺蜜，也把朴槿惠拉下水；朴槿惠被闺蜜之父创立的邪教控制；韩国记者立功，从垃圾堆里翻到了一台闺蜜的电脑，从而揭露了闺蜜干政……一系列关于韩国政坛的魔幻大片正在上演，中国的吃瓜群众看得很high。可是这个事件传播过程中有很多是假新闻！

在中国媒体上传播最广泛的一个新闻就是：“朴槿惠被邪教教主控制”，事实上，所谓的永生教教主并不是闺蜜的父亲。而翻译成邪教也是不准确的。他的父亲只是创立了一个“永世戒”，是一个理念而已。真正的永生教是由另外一个人创立的。

中国媒体在报道时为了吸引眼球，就在富二代和邪教上大做文章，其实韩国主流媒体早就将永生教教主这一说法进行了订正。

文|张耀升

朴槿惠闺蜜门事件的发生看似充满了戏剧性和突然性。比如，韩国JTBC的记者在垃圾堆中找到了关键证据电脑，还有复原硬盘的资料。

但曾在韩国电视台工作的霍伟伟告诉传媒狐，这是韩媒一直追踪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戏剧性的发现。另外复原这事儿是检方的权限。

霍伟伟强调，崔顺实的事儿不是一天两天的了，“2007年，朴槿惠争取党内提名时，对手李明博曾说过，如果朴槿惠当政的话，崔顺实家族干政的可能性很大。”

媒体、检方对崔顺实的追踪，开始好长一段时间了。

另外JTBC能够取得崔顺实的关键文件，跟韩前击剑国手高永台有很大关系。根据《韩国时报》报道，高永台是崔顺实的“密友”， 1998年亚运会退役后从商，并且在崔顺实的帮助下，在2008年成立自己的时尚品牌Villomillo。

2013年，朴槿惠就曾被拍到拿着Villomillo的包办公。

今年10月中，高永台接受了JTBC电视台访问时，无意间提到“崔最爱做的事，就是修改总统的讲稿。”没想到这句话又引起JTBC记者疑问，为什么崔可以修改总统的讲稿呢？而且总统的讲稿是哪里来的？

除了韩国关注之外，其实崔在中国也有不少讨论。

但是国内媒体更多关注在“邪教”和“富二代”上面。以门户为例，某门户就将《韩国总统真的“被邪教控制”了吗？》作为新闻标题，吸引了不少读者目光。

自媒体和知乎上曾看到这样的回答： “这就得说到崔顺实的爸爸崔太敏了。崔太敏是一个标榜自己有神力的邪教（永生教）教主。”并从此衍伸了邪教的说法，其实邪教一说并不正确。另外韩国的确有一个永生教，但教主并非是崔太敏。

传媒狐这次专访曾在韩国电视台工作的霍伟伟、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博士生葛小辉，帮我们纠正朴槿惠闺蜜门传播到中国后，许多媒体犯的事实性错误。

采访对象

霍伟伟：曾在韩国电视台的评论部工作

葛小辉：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博士生

【闺蜜门并不突然：从朴槿惠登上政坛那天起，崔顺实如影随形】

传媒狐:崔顺实这个事情看上去又突然又富有戏剧性？

霍伟伟：对崔顺实的质疑，从1998年朴槿惠踏入政坛就开始——当年朴槿惠正式当选国会议员。2007年，朴槿惠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争取党内提名的时候，对手李明博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朴槿惠当政的话，崔顺实家族干政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朴槿惠自己有个财团，叫育英财团，她是名誉总裁，对这个财团的质疑就一直有。韩媒的质疑多在于它的一些事务，利用财团去让大企业集资，以及资金被挪用等。

2014年11月，关于崔顺实的前夫郑润会与青瓦台的秘书有定期的接触，商讨文件的起草等就被曝光。郑现在隐退了，在江原道的农场养牛。

【富二代和邪教，只是这起传播事件中的小插曲】

传媒狐：中国媒体的传播一般是这样的：作死的富二代被曝光，拖累了闺蜜和朴槿惠。闺蜜之父的邪教掌控了朴槿惠。

霍伟伟：事实其实是：梨花女子大学只是这个传播过程中一部分。两三个月前，大概是8月底，韩国的检察部门就开始调查崔顺实的财团——崔顺实可能干预到两家财团的资金使用。这个过程的时间是很长的。

另外，作死的富二代——崔顺实的女儿在脸书上炫富，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不管有没有这个富二代，韩国检方都开始调查崔顺实跟财团。

韩国媒体的关注点早已经转化了：中国媒体还依然停留在邪教、教主崔太敏身上。其实韩媒体早就已经证实，崔太敏不是什么教主。永生教的教主另有其人。目前只有中国媒体仍然在说邪教的事情。

【永生教教主另有其人】

传媒狐：那么崔太敏是什么人呢？

霍伟伟：邪教的说法源于一个韩国的国会议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不是邪教控制了朴槿惠的话，怎么能做出这样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崔太敏早期的时候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名警察。1945年，日本殖民结束之后，就以“跳大神”为业。崔太敏还有一个理论：墙上画一个圆，然后看着这个圆一直念咒就可以治百病。他称这个为“永世戒”。而永生教是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名叫曺熙星的人创立的。这两个人没有关系。崔太敏只是有一个理念而已。

中国媒体移花接木了。韩国媒体最开始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说崔太敏是永生教教主，但后来媒体都在纠正这件事。中国一部分媒体就把韩国的这部分内容直接拿过来，没有求证放大宣传了。

韩国媒体对此事并没有太多的报道，当时有过这样的质疑，关于崔太敏的身份，但并没有出现过“朴槿惠被邪教控制”这样的说法。

至于为什么会把“永世戒”和“永生教”混淆，是因为“永世戒”念法是yeongsegyo，跟永生教的发音yeongsaeng-gyo有点相似，于是韩国媒体误以为崔太敏是永生教教主。

至于永生教，韩国也的确有这个宗教，还是个麻烦宗教。1981年曺熙星在韩国京畿道富川市创立，但这个永生教曾经在1994到2000年间衍生不少社会问题，包括监禁、杀人等犯罪行为。

不少媒体对于永生教教主的负面报道，都是引用曺熙星的。

【永生教翻译成邪教不恰当】

传媒狐：韩媒用的사이비교，指的是邪教吗？

葛小辉：那个词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宗教”，也就是说它不是真正的宗教。我觉得사이비교翻译成“假宗教”可能比较合适，因为原意就是似是而非的宗教，就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实际上不是宗教。虽然没有直接用邪教这个词吧，但也否定了崔太敏系信仰的宗教性质。直接翻译成邪教的话，程度上跟原词有差别。

【崔太敏是朴槿惠走出人生低谷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传媒狐：崔太敏跟朴槿惠的关系到底如何？

霍伟伟：崔太敏和朴槿惠的认识是在1974年。朴槿惠的母亲被刺杀。当时朴槿惠状态不佳，精神很不稳定，进入了低谷期。崔太敏给朴槿惠写了很多信，说是受她母亲托梦，她母亲的去世是给朴槿惠打开了一条路。这些信令朴槿惠得到安慰，就把崔太敏调到了青瓦台，两人开始了接触。

他是鼓励朴槿惠从人生低谷当中走出来的很关键的人物。所以他们的交情很不错。

朴正熙当时是总统，朴槿惠担当的是第一夫人的角色。所以朴正熙也是必然认识崔太敏的。

【韩媒的焦点在权钱交易】

传媒狐：韩媒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霍伟伟：1 崔顺实介入国政多长时间，是通过什么方式介入的，几个关键人物是谁？谁给崔顺实和青瓦台搭线的。涉及到泄露公务机密。

2 崔顺实有没有介入青瓦台的人事安排，比如内阁人选、青瓦台行政人员，她有没有介入；现在有一个事实是崔顺实前夫郑润夫的儿子曾经在青瓦台工作过。

3 崔顺实跟财团之间的关系，涉嫌将财团资金私有化。通过朴槿惠或者政府官员，或者青瓦台秘书的影响力，强迫大企业捐款。

这才是韩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权钱交易。

葛小辉认为，邪教和富二代也是韩国人的关注点。另外韩国人最关注的可能是呼吁朴槿惠下台，要求弹劾朴槿惠。

【JTBC拿到的证据是一台崔顺实涉嫌使用的电脑】

传媒狐：JTBC的证据就是那台电脑？

霍伟伟：JTBC拿到的最给力的证据就是那台电脑。电脑是否是崔顺实所有，存在一些疑点。崔不是直接所有者。电脑所有者是青瓦台秘书，原来一家媒体公司的老总。

但是JTBC拿到的证据有太多指向了这台电脑是崔顺实在使用。不是从法律层面，而是从新闻报道层面来说的话，可以判断这个电脑是崔顺实在使用。并且JTBC一直在强调，我们拿到的是一台崔顺实涉嫌使用的电脑。没有下结论说，这就是崔顺实的电脑。

JTBC是很严谨的。

【JTBC一直在调查，发现电脑是偶然，但挖出背后事实是必然】

传媒狐：JTBC发现证据很有戏剧性——翻找垃圾堆，然后找到了电脑？

霍伟伟：这就是国内存在的问题。其实韩国检方很早就开始调查了，韩国媒体已经做了很多这些方面的报道。这只是在报道过程中的一个发现而已，但这个发现太大了。

之前韩国检方调查崔顺实，崔开始整理之前的办公室。有些东西，崔的人交给了物业处理，就落到了记者手里。

各路媒体一直在追踪报道，JTBC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而已。

传媒狐：为什么感觉JTBC把发掘过程交代得很模糊？

葛小辉：关于发现文件的过程，貌似JTBC自己都说不清楚。JTBC还留了一些资料没曝光，估计是等时机呢。

【硬盘资料的复原只能检方来做】

传媒狐：很多媒体提到，JTBC找到了旧电脑，复原了硬盘的资料？

霍伟伟：JTBC没有复原，他们看到的只是里面的资料。复原涉及到法律问题，只有检方有这个权力。记者找到证据，交给了检方。

【JTBC新闻部长一手主导调查】

传媒狐：JTBC在韩国一众媒体中调查能力是特别突出的吗？

霍伟伟：JTBC是中央日报旗下的电视台。韩国的几家主要媒体调查能力一直都是很强的。虽然有政治倾向，但调查能力很强，不受政府的压力。除了KBS、MBC。KBS是国营电视台，它人事任命是受到政府控制的，KBS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

就像这次示威游行，民众是朝着青瓦台走的，但是KBS的处理是，民众有游行，但是又返回了。并没有提到，民众是前往青瓦台受阻被迫返回的。这是受到一定压力的表现。

MBC是文化财团的，这是受到政府影响比较大的财团，资金来源是政府。

韩国主要的新闻媒体包括，中央日报和旗下的JTBC、朝鲜日报和旗下的朝鲜电视（朝鲜TV）以及联合新闻社等几大做新闻的电视和报纸的组合体。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压力不是来源于管制，而是经济等方面的。做调查的环境相对宽松。

JTBC的调查做得相对较好。JTBC现在的主播孙石熙是JTBC的新闻部长，享受的是社长待遇。原来是MBC的主播和调查记者。当时因为在MBC做一个事件调查受到压力跑到了盛京女子大学做教授。他在韩国调查报道方面的代表人物。还入狱过。

News Room是JTBC的王牌栏目。相当于凤凰的时事直通车的地位——一天当中最主要的新闻时段。栏目由孙石熙和其他几个主持人轮替。徐福贤，也就是找到电脑的那位，是JTBC的记者。

JTBC的报道部在捡到了这个电脑后，内部是开了很多次会的。包括如何分工如何进行调查。这是由孙石熙一手主持的调查。

传媒狐：为什么三星的保守派媒体要攻击同为保守派的朴呢？

葛小辉：孙石熙被挖到JTBC时，台长承诺的条件就是不干涉他的新闻自由。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电视台本身的收视率考虑以及孙石熙这位新闻主持人的新闻态度吧。现在JTBC电视台在韩国知名度非常高，一下子吸粉无数。照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跟财阀关系似乎不是很大。

毕竟崔顺实牵涉其中的米勒财团与K体育财团丑闻，背后就是全国经济人联合会，而这个全经联是财阀企业老大们的俱乐部。你说财阀真的愿意崔顺实被爆出来吗？米勒财团与K体育财团丑闻可是这次闺蜜干政大丑闻的导火线或者说一个出发点。

【调查结果若是事实就没有问题】

传媒狐：韩国媒体的地位一直是这么高么？

霍伟伟：韩国媒体跟财团政府之间是一种斗争。虽然是无冕之王，但斗争一直存在。当然媒体现在这么好的报道环境也是经过斗争得来的。2009年7月，通过了一部媒体法来保障媒体的权利。

传媒狐：有人说这次事件是JTBC的所有者中央日报背后的三星主导的，是三星对朴槿惠的报复，因为朴槿惠也出台了一些针对三星的法律；也有人说三星想转移Note7带来的压力。

霍伟伟：其实中央日报的资金比较复杂。它不仅仅是有三星的资金。另外Note7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外而不是国内。本身在国内三星所有的福利都很好的。

损害财团的利益，包括三星都有。这种斗争在韩国一直是存在的。比如李明博曾经是三星的社长，但李在对三星征税的时候也不手软。财团对媒体施压，但是调查结果若反应事实就没有问题。

传媒狐：青瓦台会在此过程中施加压力吗？

霍伟伟：青瓦台没有这个权限。如果谁敢这样做，第二天就直接是头条了，干预媒体自由。

【媒体的独立性是整个社会的共识】

传媒狐：除了这个，中韩媒体的区别在哪里？

霍伟伟：区别在于待遇和保障。韩国的媒体记者在韩国收入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如果能进到几大媒体里，生活就能得到保障了。工资大概在一个月400万韩元（大概两万多人民币）。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是比较高的收入。实习工资大概是200多万韩元。

韩国毕业学生比较喜欢的两大去处：一个是几个大的财团，进去之后，一生的保障基本就有了，另外一个就是媒体。

在做到这些之后，韩国媒体的独立性就有保障了。这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认识：媒体就应该保障独立性，记者就应该有好的待遇。不管是财团还是政府，相对就有这个认识。记者的薪资不是非常非常高，但一定能保证生活。

另外，媒体监督政府政要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管官员的级别有多高。这是记者的职责所在。比如李明博的贪污问题，美牛的示威，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朴槿惠时代有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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