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第12次面向全世界的互联网作品颁发“Bobs新媒体奖”。专门奖励那些为维护言论自由、加强网络公民社会建设而努力的个人或组织。作为特别大奖，德国之声还会颁发“言论自由奖”。

从2016年2月4日开始截止到3月3日，网友们可以登录Bobs的官方主页（https://thebobs.com/chinese/），通过主页上的投票功能为2016年Bobs新媒体大赛的四个跨语种大奖和14个参赛语言的公众奖推荐获奖候选作品。Bobs是全球知名且备受推崇的“网络行动派”（Online Activism）大奖，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参赛语言的多样性。

“社会变革奖” (Social Change)

奖励一个利用数字化手段推动社会变革的项目，比如说教育、推动平等、健康或环境领域的项目。

“科技为善奖” (Tech for Good)

网络文化的相关话题包括数据隐私保护和信息自由，以及积极推广自由创作的内容。所以，这一奖项所关注的重点为保护网络上的个人隐私、数据保护和安全

“艺术文化奖” (Arts and Culture)

奖励的是一个来自艺术和文化界的项目。该项目能够出色利用数字化的通讯方式，用艺术的手段诠释社会话题。

“公民新闻奖” (Citizen Journalism)

该奖用于奖励那些勇敢，创新的新闻项目。尤其是那些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力量促进公民参与的网站。

除此以外，今年德国之声领导层还将第二次颁发“新闻自由奖”。2015年，身陷囹圄的沙特博主巴达维（ Raif Badawi）是该奖的首位获奖者。

德国之声主编 Gerda Meuer 女士表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我们奖励那些有创新精神的人们。他们用勇敢的行动捍卫言语的自由和社会的公开。这种努力值得登上世界级的公众舆论舞台。”

来自14个国家的14名国际评委挑选推荐作品

推荐阶段结束后，一个来自14个国家的独立评委团将逐个评估网友推荐的作品，并从这些海量作品中（去年超过了4800项）挑选提名作品。德国之声将于3月31日公布提名作品名单，并于5月2日，也就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前一天在柏林宣布本次大赛的最终获奖者。

全球网友决定公众奖花落谁家

除了评委会评出的获奖者外，我们欢迎全世界的网友在3月31日到5月2日期间登陆thebobs.com/chinese/ 选出你们自己心目中的获奖者。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一年之内最多收到了12万名网友的投票。

2016年度Bobs新媒体大赛的颁奖仪式将于6月14日在波恩的德国之声全球媒体论坛（ Deutsche Welle Global Media Forum）上举行。

在过去的几年中，Bobs新媒体大赛的获奖者包括Yoani Sánchez (古巴)、 Lina Ben Mhenni (突尼斯)、Ushahidi (肯尼亚)、 Sunlight Foundation (美国)、李承鹏 (中国)、 以及来自埃及的 Alaa Abd El-Fattah。

本届Bobs新媒体大赛的媒体合作伙伴有：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Somewhere in、bdnews24.com、Banglatribune、Ifex、Global Voices、Waza、Satyagrah、Webdunia、Gooya、Hromadske TV、Novoye Vremya 和 Medyatava。

官网：thebo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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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媒体论坛官网：dw.com/g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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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记者张永生事件的诡异时间线：

• 1月4日 武威市凉州区公安局接武威公安局批转举报信，张永生系被举报人
• 1月7日 凉州公安以涉嫌嫖娼为由逮捕张
• 1月8日 凉州公安以涉嫌敲诈勒索对张立案侦查
• 1月9日 凉州公安以嫖娼为由对张永生行政拘留5天
• 1月14日 （正好5天后）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
• 1月18日 凉州公安提请以涉嫌敲诈勒索批准逮捕张
• 1月25日 武威市凉州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张
• 1月30日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组成张永生案核查工作组
• 2月6日  省检察院称张嫖娼证据不足，但敲诈勒索涉案金额5000元

附：甘肃检察院｜关于对“张永生涉嫌敲诈勒索案”核查情况的通报

2016年1月30日至2月5日，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抽调本院和兰州市检察院35名业务骨干组成核查工作组，通过调阅卷宗，调取涉案书证和视频资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办案人员，召开论证会等形式，对张永生敲诈勒索及嫖娼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核查。还邀请具有律师身份的特约检察员、记者身份的人民监督员，以及教育界、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等4人对核查工作进行了全程监督。

关于张永生涉嫌敲诈勒索问题。2016年1月7日，凉州区公安局民警在对张永生涉嫌嫖娼留置盘问过程中，发现张永生系2016年1月4日武威市公安局批转的举报信中的被举报人，遂就举报信反映的敲诈勒索问题同步进行盘问。1月8日，凉州区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张永生立案侦查，并于1月18日提请批准逮捕。1月25日，凉州区检察院决定对张永生批准逮捕。经核查证实，2009年3月以来，张永生利用其《兰州晨报》记者身份，以报道负面新闻对多个单位和个人进行要挟，其中敲诈勒索人民币5000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张永生供认不讳，并有证人证言及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相互印证。

关于张永生涉嫌嫖娼问题。经核查证实，1月7日16时许，张永生独自进入西津洗浴广场，在307包房内接受了异性李某某提供的服务。核查工作组认为，凉州区公安局以张永生有嫖娼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已建议甘肃省公安厅调查处理。

根据目前查证的事实，省检察院核查工作组认为，张永生虽然涉嫌敲诈勒索犯罪，但鉴于涉案金额不大、本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已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对张永生取保候审。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刘虎说: 请顺便公布一下三名记者敲诈了谁。如果敲诈的对象是政府，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智勇在线：没有证据证明嫖娼，公安竟然就盖个嫖娼罪名抓人;6年多敲诈勒索多个单位和个人5000元？这不仅仅是你们所说涉案金额低的问题，公安检察在调查盗窃抢夺案件时5000元都不稀罕理的情况下，却为此事大动干戈。这敲诈勒索多人是不是栽赃嫁祸的也要打个问号。

@wzxdeb：用时7年，敲诈了多家单位和个人。总金额5000元？平均一年1000块不到，还有录音，录像证据。我次奥，是记者没见过钱还是被敲诈者没见过钱？

@方方：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当一个批评者，你个人必须是道德完人。否则一定让你名声扫地，在亲朋中成为笑料。而你批评的事可能跟你犯的错沒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可怕的手段，它的大肆运用几乎可以让所有人闭嘴。但却可以让政客的卑劣成为正大光明。年轻的人们会以为这就是正道。唉！

@亨曼山：呵呵，嫖娼证据不足，敲诈的证据就可信了？

@ZG观察：因为嫖娼证据不足，所以敲诈证据很足？是这逻辑吗？

@在特丽莎嬷嬷的葬礼上：按证据学的原理，既然嫖娼的证据不足信，且有明显的诬陷性质，那么，所谓的涉嫌敲诈的证据和指控也就一并污染不可采信了。敲诈勒索5000块？甘肃的消费水平还真是世外桃源呢。

@公民石皓伟：嫖不了娼就是经济问题，有法治你。

@微匪：嫖娼罚款都5000，敲诈勒索5000，信谁是爹

@深山野民：盯了这么久，如果只搜到了敲诈了5000元的证据。我只能说，张永生这个记者真的还清廉（那些真正敲诈的记者，哪个不一张口两万？）。第二，我怀疑这5000元是另有说法，比如主动送给记者的车马费，或者钓鱼执法。

@亨曼山：呵呵，呼格吉勒图当年也是供认不讳吧

@过客归人2013：记者敲诈可能是真，敲诈也是违法，但是目前谈的是程序问题，你国人先抓进去，再使劲挖材料，有几个能走出来的，你从小有没有偷看过大姑娘洗澡，有没有闯过红灯？我不信整不出来

@有机食品商城网：几十个人花了几天时间还没调查清楚，到底那个嫖娼真相如何。既然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那么就应该抓了现行，为啥还是证据不清？是证据不清还是栽赃陷害？真相只有一个，老百姓想知道的是，会不会有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

@南周梦：共产党，老子不信

@前屿山1978：公检法司安 开了几个礼拜协调会终于得出了结论：叫你不听话，给你点厉害瞧瞧，网民算个屁！

@蜗牛背石头：七年了，敲诈多个单位和个人，才五千元？你当记者是讨饭的？还不如我儿子的压岁钱

@撒旦1112：说你嫖你就嫖，没嫖也嫖！说你诈你就诈，没诈就诈！武威威武！

@依修塔塔：嫖娼跟检察院有什么关系，又不归检察院管

@帆帆小宝贝：他好像报道了警察什么的？懂了

@哥的怒愤：可以随便扣个嫖娼的罪名，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啊！还有敲诈5000块，呵呵哒！现在TM5000算个钱？也是扣的帽子吧。数额大了肯定会判刑，但其实人家根本没这事儿。到时候反响更恶劣。5000块又够不上什么，正好可以把人给放了，又教训了记者，又给了个台阶下。好手法！

@与三毛无关：请问当初是谁说的涉嫌嫖娼这句话？堂堂一个检察院把法律当儿戏？？？

@张胖墩墩儿：回复@廖胜于无:朋友，先用嫖娼罪抓人，抓进来再网罗接口，如果是七年前敲诈5000块，为什现在才抓他们？那之前抓人是不是非法？仔细想想吧…

@小狼犬WOLF：所谓依法治国，我竟然发现越来越像封建帝制了

@窗外的迷惑：七年敲诈多个单位和个人5000？要脸不？这就是你们抽调30多人查处的结果？这些单位和个人都报案了？一起报的？每个敲诈几百呢？这叫你妈敲诈？

@军号：呵呵，脏水没泼好。

@鱼随大雁飞：抓律师打击记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发财乌鸦：强烈要求上我CCAV受审，认错！！！不上不足以平民愤，甘检大胆，竟然未经央视审判就敢拍板定性？！还能“娱乐”不了？！

@逍遥浪子袁总：他们说的我怎么连标点、符号都不信，这是怎么回事儿？

@阿珍你来真的阿：这盛事如五毛之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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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CN原创翻译

在ICIJ （国际调查记者协会）最近搞的大新闻里，让人惊叹的除了新闻内容本身，更是全球106家媒体的370位记者共同工作一年，竟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这个大陆读者都不太熟悉的NGO，其实正是以数据分析，全球联合报道闻名。

2015年2月，ICIJ联合五十调查记者，报道世界银行的资助项目如何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数千原住民背井离乡。

让我们以此为例，走进ICIJ，来看看这个世上最大最难搞的调查机构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原文来源：http://www.poynter.org/2015/making-partnerships-work-how-a-team-of-50-international-reporters-investigated-and-exposed-the-world-bank/352621/

作者： Michael Hudson • June 24, 2015

翻译：魏源

在中美洲一个被暴力洗劫的地区，记者Sasha Chavkin被一位洪都拉斯军队中的官员告知，他已经知道Chavkin接下来会去哪儿、会采访哪些人。而当Chavkin反问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时，这位上校仅仅回答道：”我是一名军人”。

在肯尼亚西部的高地地区，两位来自内罗毕的记者Anthony Langat和Jacob Kushner正在就护林员烧毁当地人房子、将她／他们赶出自己的居所等相关事件展开采访，而此时她／他们刚好撞到了一批持枪的肯尼亚森林管理局官员。这些官员盘问了两位记者将近一个小时，并且拒绝回答她／他们是否处于被逮捕的状态。

Justin Kipkorir在展示他被毁的家庭，和一些物件。他说肯尼亚的护林员在几个礼拜前烧毁了他的家庭。（照片来自Tony Karumba / GroundTruth）

在卡奇湾边，坐落着印度最大的煤炭发电厂；当经理在保安的护卫下遇到自由记者Barry Yeoman时，他问道：你是谁？你在电厂旁边的捕鱼点做什么？而当Yeoman试图避开这些问题时，保安说，她／他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你不是和ICIJ一块的吗？”

这些遭遇对于那些踩着泥靴来到事发现场的记者来说，并不少见。但这些记者不同的是，她／他们是在同一个主题下一同展开调查工作的，而这一项目下的50个记者都是ICIJ的成员–也就是国际调查记者协会（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她／他们的调查主题是：世界银行所资助的发电厂、大坝和其它一些大型项目是如何伤害到当地的人民和环境的。

在过去十年间，这一报道团队发现，世界银行资助建立的项目已经使得大约340万人离开了她／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她／他们往往是所在国家中所贫困的那些人，但却被迫背井离乡、抛弃土地和财产，眼睁睁地看着赖以谋生的手段被毁。在这个过程中，世界银行未能成功遵循它自己设置的规则，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护民众的利益。

为了展现世界银行投资所造成的影响，来自ICIJ、《赫芬顿邮报》以及20多位ICIJ的其它媒体伙伴，在14个国家展开了报道。她／他们来到巴尔干半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到当地偏远的乡村、和城市里的贫民窟，甚至是内战和流血冲突的地区，展开调查、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而在这些地区，记者经常被留意、盘问、甚至遭到暴力对待和拘捕。

Ben Hallman认为：”在这些地区，政府投资了大量争议性的项目，正是这些项目吸引了很多记者，而这一相似处使得跨地区的合作成为可能。” Hallman是《赫芬顿邮报》的编辑和记者，他也进入过秘鲁的山区展开调查。”这些地区法治水平普遍较低，并且当地的制度使得人们很难讲出事情的真相。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寒蝉效应的存在”

［译注］：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为法律用语，是指当下对言论自由的”阻吓作用”–即使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寒蝉效应现在经常以法律或不明确行动施加不必要的负担，来禁止合法的讲话。中文按照”噤若寒蝉”的意涵将chilling effect译为”寒蝉效应”。（来自不存在的维基百科中文版）

ICIJ是一个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我们在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有11个全职工作人员，并在65个国家有190个记者会员，我们一起合作、进行国际新闻报道。

在ICIJ，我们团队运作的准则是：有很多事件太大、太复杂、涉及到世界上太多不同的地区，以至于我们无法单打独斗揭露丑闻–即使是作为一个新闻机构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参与到ICIJ中后，记者及其所在的机构必须要同意和其它机构分享信息，并且要延后自己披露消息的事件，来让大家都有时间进行发行和报道。

而这一共识常常和新闻记者日久难改的本能相违背。

但是在当下，许多新闻编辑室都发现深度报道的来源越来越少，她／他们开始看到将报道来源集中在一起、共同发布大新闻所带来的好处。

ICIJ对泄漏出来的离岸金融交易信息进行的调查，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相关的立法和官方调查，这其中包括45个国家的140名记者一同展开的”瑞士泄密（SwissLeaks）”。ICIJ的母机构公职人员廉政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和美国50个州的记者一同合作，制作了一个国家廉洁指数（State Integrity Index），通过”腐败危机指标（corruption risk indicators）”对不同国家的表现打分。

西班牙语电视台德莱门多（Telemundo）、美国天气频道（The Weather Channel）和调查基金（The Investigative Fund）共同合作，对数以百计的移民在进入美国的过程中，于德州布鲁克斯县死亡的事件进行了调查报道，这一合作调查使得它们赢得了今年的乔治·波尔卡新闻奖以及调查记者和编辑奖。

合作调查报道虽然取得了这么多成就，然而，它并不是一件易事。为了展开合作调查，我们需要计划、沟通，并理解不同的伙伴的不同需求、资源和做事风格。

而我们也需要认同彼此为盟友、而非竞争对手，来让有着很大差异的不同机构能够联合起来。

你所做的调查未必会最后进入到你所写的故事中，但可能会帮助到其它伙伴，而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只有当我们为同伴做事时，我们才能得到她／他们的互惠。你给出的越多，你可能得到的就越多。

组建队伍

我们对世界银行展开的调查开始于2014年春。当时，ICIJ的员工Chavkin开始在社区里听到民众的抱怨声，她／他们认为世界银行所支持的项目对她／他们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而它未能真正保护她／他们免受这些伤害。

世界银行原本想要结束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极度贫穷，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对于当地人来说，大坝等会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项目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而非更好。很多大项目可能让当地人变得更穷，于是人们只能举家搬迁，并可能面临饥饿和疾病。即使人们不会离开她／他们的家乡，这些项目也可能摧毁她／他们赖以为生的手段。比如说，大坝可以改变河流的水量，使得捕鱼为生的社群难以为继。

Chavkin花了一个月来进行”细嗅式调查（investigative sniff）”，他研究人们发表的那些抱怨言论，并对专家进行访谈。他发现了很多值得挖掘的线索，正是这些使得ICIJ的编辑决定展开全面的调查。

下一步，组建一个队伍。

为了共同发起一个包含多新闻源的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挑选合适的伙伴，这些伙伴既可能是新闻机构、也可能是记者本人。正如ICIJ的副主管Marina Walker Guevara所说：”我们要避开那些自视甚高、难以伺候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本身就够难了。”

有些媒体对于合作的定义相当狭隘：”把你的信息给我们，我们就会写出报道，并给你们一些回报。”我们没兴趣和这些人合作，我们所寻找的人，可以在报道过程红互换信息，可以协调关键的采访和信息搜查工作，可以共享照片、图表甚至是在报道上署名的权利。

甚至当伙伴们有这样的合作意识时，我们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正如电视广播和纸媒之间通过合作，可以消除两者之间在关注点和关注方式上的差异；不同的新闻机构之间的跨国合作，也必须很努力地去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的新闻报道风格传统、以及媒体法律制度上的差异。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去管理跨媒体、或跨国的新闻合作时，必须明白你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事情。你必须尊重伙伴们的独立性，每个新闻机构都必然会选择写那些更适合它们读者／观众需求的报道。

对于世界银行的这次调查，我们首先在常合作的伙伴中找寻队友。我们首先找到了瑞士的报纸《星期天报（Sonntags Zeitung）》和《周日晨报（Le Matin Dimanche）》，尼日利亚的《高级时报（Premium Times）》和比利时的新闻杂志MO*。我们也联系了《赫芬顿邮报》，它同意全程参与，和ICIJ一起进行报道、撰写新闻、并在一个小网站上把报道和视频、图片、互动式图表一起发布出来。

两家美国的新闻非营利组织–调查基金和在地真相计划（The Ground Truth Project）–也热情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为记者出差和报道提供资金支持，并提供了编辑方面的帮助。其它的一些机构，如融合（Fusion）、西班牙的《国家报（El Pais）》和巴西的非营利性调查报道中心Agência Pública，也在调查展开过程中参与了进来。

发挥优势

为了让大家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充分交流，我们使用了Oxwall这一开源的社交软件，它可以让我们分享文件，并在订阅新闻下面展开Facebook模式的跟帖交流。我们也使用Skype召开会议，促进有着共同兴趣的不同伙伴之间的交流，如三家德国的新闻源–广播WDR和NDR，以及日报《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它们都是此次合作中的重要机构。

同时，在报道联盟进行的早起，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了解到不同队友的兴趣和优势所在。

正如加州湾区KNTV的调查记者Stephen Stock所写的那样，成功的合作项目需要发挥每个伙伴的优势：”一个小组也许很擅长数据收集和分析……另一个小组也许强于调查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文件，并从中找到重要信息，另外的伙伴也许有资源，能够将这些信息勾连在一起，写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比如说，巴西机构Agência Pública的记者们曾报道过2014年世界杯前的大规模建设所导致的人口迁移，对这一议题有这丰富的经验。ICIJ的Chavkin会说西班牙语，并且对于如何在拉丁美洲难以进入的区域展开报道有很多经验，他去洪都拉斯对当地围绕土地展开的流血冲突进行报道，而这一冲突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企业贷款单位所支持一家棕榈油生产商有关。

ICIJ和《赫芬顿邮报》的记者专注于挖掘世界银行的文件，来估计其赞助的项目可能影响到的人口数量。这两家机构的记者还花费了很多时间，来找到一些世界银行的（前）员工，有些人愿意透露这些大的项目如何给世界银行一些压力，使得它并没有很好的实行自己的”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

在地调查

虽然有了这些数据和内部人士的采访，我们知道，为了推动调查，还必须要让一些调查员来到这些受世界银行投资影响的地区，在当地进行报道。

这并不容易。旅行本身就很贵，而且记者们也需要去解决语言和地理差异带来的各种困难和阻碍。

在乌干达，电台记者Jeanne Baron需要一个会说当地四种方言的翻译员，还需要一名可以在崎岖路面开车的汽车司机，这样他才能抵达那些被赶离自己农田的家庭，她／他们声称世界银行的私人武装因为当地的一个农业项目而做出此种行径。Agência Pública的Ciro Barros穿越3000公里，去采访那些因为世界银行在巴西东北部干旱地区所支持建立的大坝而被迫离开家乡的人们，她／他们在当地名为”pau-de-araras”的平板卡车上歇脚，这些挤满人的卡车摇摇晃晃地载着当地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还要确认来到当地的记者们制定了充分的计划，来保护自己和采访对象免受可能来自政府和公司的迫害。我们确定可以联系到她／他们在当地的电话和email，以确保可以联系到每个人，来看是否有事情不对劲；有时候我们还会要求记者每天都要进行汇报，确保她／他们没有被当地警察所骚扰或拘留。

《赫芬顿邮报》的Hallman在秘鲁的一处金矿进行报道，世界银行的私人武装守卫着这个矿；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用自己的iPhone拍下自己写有调查信息的笔记本，然后给自己发邮件，防止当地政府会没收他的笔记本。在他到访秘鲁几个礼拜前，当地警方对一位外国记者进行了14个小时的拘留，因为这位记者试图去采访当地一位为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而同金矿展开斗争的农民。

在印度，当Barry Yeoman因为调查世界银行支持的煤炭发电厂而遭到其经理的盘问时，他的联系人告诉他，警察可能会去到他的旅馆，问他一些问题。Yeoman停止报道，休息了两天，远离当地人遭到发电厂暴力对待的那个捕鱼点。之后他又回到那里，完成了自己的报道，而没有警察的干扰。

世界银行对问题的承认

在调查中，报道团队花了好几个月来参访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试图和她／他们讨论一些调查发现。在二月下半旬，ICIJ和《赫芬顿邮报》给世界银行的官员发了一封邮件，包含一系列详细的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些和新闻报道有关的回应和信息。

在我们发给官员的问题中，提到世界银行在执行它保护当地民众政策上出现的“制度性差距（systemic gaps）”。我们也提出我们得到了一份2014年的秘密审计，其中提出了一系列这些政策执行的问题。

五天后，世界银行通过公开的渠道，以我们未曾料到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

3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承认了世界银行的保护措施出现了一些”大问题”。”我们严格地重新审视了我们的人口重新安排政策，也审视了其他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他说。

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行动计划”来解决这些失败和问题。

世界银行不承认报道团队的行动促成了它对问题的承认和改革方案的提出。但是它开展行动的时间线说明了一切，同时，关注世界银行举动的NGO也认为我们的调查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ICIJ、《赫芬顿邮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伙伴在4月16日发布了首批新闻报道，并在之后继续做了一系列发布和播报。最新的报道在7月19日发布，主要是关于世界银行在科索沃煤田的一个村子里进行的迁移项目。

科索沃中部，15岁的Armend Grajcevci在他的村子Hade的边缘。附近的煤矿开采威胁到了村子的存在。”我真的很爱这个村子”他说，”但是我们的生活有太多不确定，我们离煤矿太近了。”（照片来自Visar Kryeziu/ICIJ）

超过100个新闻源公布、播报了这些新闻故事，包括NPR、BBC，以及在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摩洛哥、菲律宾、智利和荷兰的一系列出版物。

有一些新闻机构的管理者不确定是否进行此类合作，因为她／他们有时会怀疑这些伙伴是否会吸走她／他们原本的读者／观众。ICIJ在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调查中的经验显示事实刚好是相反的。

这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一个新闻机构和其他伙伴一起公布新闻，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因为这种类型的公布会让人们感受到事件很重要，更值得关注。

《赫芬顿邮报》的Hallman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吸引力，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在当下，人们有很多的内容可以阅读，而关于国外事件的深度新闻正艰难得吸引读者。

“国际新闻很难得到注意，除非它涉及到ISIS或者其他当下的危机事件”他说，”我们在努力让读者注意到，这些关于地球上另外一些遥远角落中穷人们所处困境的调查报告。你可以采用一些引人注目的叙事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给出尽量多地区的故事。ICIJ、《赫芬顿邮报》和其他的伙伴会在2015年继续发布关于世界银行的新闻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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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遵循

赵金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从党的工作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一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理论，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

牢记职责使命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职责和使命的科学概括。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政治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中心任务；团结人民、鼓舞士气，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多加油鼓劲；成风化人、凝心聚力，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善于做人的工作；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敢于直面社会丑恶，勇于亮剑发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强调新闻媒体要多走出去，做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纽带。这48个字的职责和使命，贯穿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金钥匙”。新闻舆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时刻铭记于心、全面贯彻落实。舆论环境越复杂，舆论形式越多元，越需要我们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新闻舆论工作，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全局高度牢记新闻舆论工作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不断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

把握方向导向

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把握正确方向导向对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新闻舆论工作，要求我们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灵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要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反映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不断激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更好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推进改革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新闻传播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改革创新提供了指导和遵循。

当前，新媒体迅猛发展，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变化，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面临不少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新闻舆论工作改革创新。如何改革创新？就是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不断推进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创新，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方向、明确定位，在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在迎接挑战中锐意创新，不断用主旋律引领舆论，用正能量团结鼓劲，把握时度效、占领制高点，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切实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坚持守土尽责

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是新闻舆论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自觉承担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的重大意义，明确了各级党委在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的责任，同时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提出了具体要求。

当前，舆论引导工作情况复杂、任务繁重。越是如此，我们越要高度重视，投入更大精力，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担当精神，全力谋划新闻舆论各项工作，管好阵地、管好导向、管好队伍，把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要求领导干部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勇于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史国史、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科学化水平。

（作者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强化网络舆论治理 打造清朗网络空间

张效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他在其他重要讲话中还强调：“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网络舆论工作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形势下，我们应注重强化网络舆论的引导、监测、应对和管理，牢牢把握网络舆论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着力打造清朗网络空间。

强化网络舆论引导

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就要牢牢把握正确的宣传导向和舆论导向，强化网络舆论引导。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网络舆论工作也不能例外。要聚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提高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更好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宣传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解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任务，有力回击各种唱衰、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同时，要针对改革攻坚、对外开放、民生保障、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等热点和难点问题，精准开展网络舆论引导，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构建一体化引导机制。要主动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主流舆论矩阵，实现网上网下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导向把关、尺度把握上统一标准，在重大宣传报道上统一开展，在热点引导和舆论斗争上协调行动。

加快培养网络舆论工作队伍。要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员青年等在网上积极发声。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网络舆论工作队伍，引导他们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善用“十八般兵器”，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网络舆论工作者。

强化网络舆论监测

全媒体时代，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强化网络舆论引导，需要进一步强化网络舆论监测。

建立立体式监测体系。网络舆论监测要多级联动、多家联合，实现信息畅通和资源共享，确保监控的全天候、全网络。加强对重点人群、重大事件和敏感节点的监测。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开展专项分析，针对重要敏感时间节点和重大公共事件进行不定期研判，增强对网络舆论的敏感性和鉴别力，全面、准确、及时掌握网络舆论的最新动向，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运用现代网络监测技术。在网络舆论监测的诸要素中，技术要素至关重要。“人防”与“技防”有效结合，才能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判断、第一时间防范。为此，黑龙江省积极对接网络舆论监测系统开发机构和高校院所，大力搭建基于网络搜索、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关键技术的监测综合技术体系。

强化网络舆论应对

当前，网络舆论突发事件此起彼伏，化解网络舆论危机的紧迫性和难度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强化网络舆论应对，着力提高处置能力。

把握好时度效。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网络舆论突发事件有发酵快、传播广、影响大、防范难的特点，必须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最大限度压缩不良信息、虚假信息、网络谣言的传播空间，用时度效这把标尺来检验工作水平。

打造“快速反应力量”。要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的应急指挥、检测预警、引导调控体系，注重把握规律、锻造本领，真正成为行家里手，确保及时反应、快速行动、有力化解，实现工作效果最大化。黑龙江省建立了省、市、县三级统一应急管理指挥平台，经常开展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和现场抽查，取得明显成效。

勇于发声、亮剑和交锋。应对重大网络舆论突发事件，既要善于作为，更要态度坚决、敢于交锋，决不能态度暧昧、退避三舍、语焉不详，决不能当看客、当沉默者。

强化网络舆论管理

伴随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给思想文化传播带来深刻变革，网络舆论阵地日益成为阵地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需要不断加大管理力度。

坚持依法治网原则。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必须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提高网络管理法治化水平，规范网络舆论传播秩序，从“外在管网”向“内在治网”转变。

实现网络舆论管理全覆盖。加强网络舆论管理不能有盲区和漏点，既要管好新闻网站也要管好商业网站和“两微一端”，既要管好体制内的也要管好体制外的，决不允许有“特殊成员”“舆论飞地”。

开展集中检查和整治。这是优化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空间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网络舆论管理的主要抓手，必须抓住要害、实处发力、标本兼治。黑龙江省组织实施的“护苗2015·网上行动”，严厉打击变换域名、跳转IP地址、异地备案等违规违法行为，取得了良好效果。

（作者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新闻舆论工作者的时代定位（大家手笔）

童兵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能不能做好这“四者”，是有没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检验标准；只有做好这“四者”，才能履行好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闻舆论工作48个字的职责和使命。

新闻舆论工作者传播党的政策主张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有很强的“看齐意识”，使媒体所传播的政策主张同中央的口径完全一致，宣传的内容不折不扣地体现中央方针政策的精神，防止片面性、简单化和绝对化。如果媒体在传播中不讲全面性和辩证法，为了“抓眼球”而顾此失彼甚至断章取义，就可能出现“歪嘴和尚念经”的情况，就不能很好传播党的政策主张。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不是照抄照搬中央文件，而是要善于运用说理、写实、抒情等手法，把党的政策主张变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这考验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我们正处在一个风云激荡、瞬息万变、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就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真实报道新闻、反映舆论。习近平同志指出：“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全面把握新闻真实性，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对社会生活有总体认识。从新闻舆论传播功能看，新闻舆论涉及的事实大致可分为真、善、美和假、恶、丑两大类。对这两大类事实分别报道多少才能客观反映现实，并实现以正压邪、以善制恶的功能，新闻舆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应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唯有如此，才符合我国社会生活的真实，新闻舆论也才能做到总体真实。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就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舆论导向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政治导向、经济导向和价值导向三方面。政治导向就是根据党和政府的总体任务和总体目标，遵循新闻传播规律，通过大量事实报道和舆情传达，引导人们理解和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并联系自己的本职工作加以贯彻落实。经济导向就是通过新闻舆论传播，把经济活动引导到党和政府提出的经济目标、作出的经济部署上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价值导向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新闻舆论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典型事件、热点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来引导社会舆论、推动社会进步。

发挥好舆论监督功能，是新闻舆论工作者成为公平正义守望者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同志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新闻媒体要善于通过关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公开报道，刊载人们关于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实施监督政府的功能。新闻媒体直面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善于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这是新闻舆论工作者成为公平正义守望者的重点。同时，要重视新闻媒体的“耳目”作用，即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

西方国家媒体无法摆脱政党和资本的控制

认清西方“媒体独立”的实质（热点辨析）

郑保卫

西方国家一直标榜它们的新闻媒体报道客观、言论中立，是媒体独立的典范。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完全独立的新闻媒体？这是个老问题，又是个依然存在疑惑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回答。这里不妨以西方国家媒体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西方国家媒体总会对政党和政府有所依附

西方国家媒体同政党的关系，往往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表面上，许多媒体是私人传媒企业或独立新闻机构，不受政党控制。实际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国家媒体在其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规制下，总是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其政治倾向和立场，总会对政党和政府有所依附。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媒体大都经历过“政党报刊”时期。这一时期的媒体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政党都有着很强的依附性。这时的媒体通常由政党出资兴办，属政党所有，其新闻政策及言论倾向由政党决定，并以政党利益作为选择新闻的标准。这种媒体是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要维护自己所依附的政党的利益、发表有利于该政党的言论。西方国家媒体进入“大众化报刊”时期后，先后出现了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小报。这一时期许多媒体开始脱离政党，但依然有不同程度的政党背景和政治倾向，会以各种形式和手段为一定的政党服务。

在当代西方国家，大多数媒体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与政党和政府之间通常不存在隶属关系。但由于各种利益关系交织渗透，媒体与政党和政府间依然存在着各种联系。在政治选举期间政党与媒体之间的默契配合，就是一个例证。西方国家以总统选举为中心的政党政治角逐，实质上常常演变为媒体间的新闻角逐。因为政治人物通常要借助媒体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形象、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扩大自己在选民中的影响，而媒体也希望在选举报道中维护自己所依附的政党的利益，同时展示自己的新闻竞争力。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媒体总统”的政治人物。以美国为例，从里根到克林顿再到奥巴马，可以说都是善于利用媒体赢得竞选胜利的高手。

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总会通过自己掌控的政府来控制媒体

通常，西方国家的政府不会直接控制媒体，但它依然有办法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手段对媒体进行控制、施加影响。例如，它可以通过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和行政法规、控制新闻发布权和新闻信息源以及笼络新闻界头面人物等手段，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管控和约束。有些国家的政府还会直接出面主办新闻机构，实行对新闻传播的直接控制。如《美国之音》就是由美国政府主办的，它始终以阐明美国政府立场、为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及准则。对它来说，享有新闻自由的程度要由美国政府来决定。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该台因为违规播放了塔利班组织和本·拉登的录像，受到了台长被撤职、经费被削减的惩处。

许多事实说明，西方国家的一些主流媒体在大方向上通常都是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在对外政策上尤其如此。这几年美国发生的诸如“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负面事件，在美国的媒体上报道就有限制。而对一些自己看不顺眼、与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悖国家的“负面新闻”，美国媒体却不惜笔墨、大肆炒作，有时甚至不惜编造虚假新闻。这时，其一向奉为圭臬的客观报道原则就完全被抛在了一边。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媒体脱离不了同政党和政治的关系。并且，在西方国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本。那些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垄断财团，往往会把媒体的所有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通过媒体来控制舆论，通过舆论再影响政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这样一来，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根本无法摆脱资本、政党和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其标榜的“完全独立”的媒体是根本不存在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加强舆论引导要准确把握社会舆情（信息快递）
——“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述要

本报记者 赵渊杰

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近日在北京召开。与会者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新媒体时代如何加强社会舆情监测和引导、如何做大做强我国舆论学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指出，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用“五个事关”深刻阐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新媒体时代，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首先要科学分析社会舆情。社会舆情分析要做到数据采集完整准确、分析方法科学合理、呈现结果客观公正。当前，大数据技术为准确把握社会舆情提供了有利条件。怎样把非结构化的数据结构化，怎样在看似不相关的多组数据间找出其内在联系，是大数据时代社会舆情分析的关键。舆论学研究者要抓住时代机遇，做大做强我国舆论学，为加强舆论引导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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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逐步曝光的“巴拿马文件”再次将中国权贵阶层的隐秘财富问题呈现在世人眼前。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至少八位中共现任和前任中共最高层领导人被点名，他们的家人被曝出在海外“避税港”控制着隐秘的离岸公司。中国封锁了相关消息，还有人指责这是美国政府抹黑中国的信息战。负责该项目中国部分的ICIJ成员欧蕾珊(Alexa Olesen)4月8日通过Skype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外界的一些质疑和她所写的巴拿马文件有关中国部分的长篇报道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欧蕾珊：ICIJ是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独立组织。这个组织的资金来自于福特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和其他一些独立资助方。有来自65个国家的200多名调查记者是ICIJ的成员。

记者：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存在一种声音，认为ICIJ曝光巴拿马文件是出于美国利益给这些国家抹黑的一种阴谋。你怎么回应这些质疑？

欧蕾珊：对于你提到的所谓阴谋论的说法，我想这是因为当ICIJ开始公开这些文件的时候，人们发现其中没有多少美国人被点名。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莫萨克·冯塞卡公司自己表示，他们不倾向于接纳美国客户。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是主要面向欧洲、拉美，还有越来越多地面向亚洲。所以，没有很多美国人出现在报道中是因为莫萨克·冯塞卡根本没有太多美国客户。当然，这当中没有阴谋。起初是一些文件被泄露给了《南德意志报》，随后《南德意志报》又将这些文件分享给了ICIJ。我们认为这些文件对所有人都具有公共价值，因此我们决定将它们报道出来。

记者：中国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4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的社评。这篇后来被删除的评论指称“巴拿马文件”是“西方情报机构”用于打击普京这样的“非西方领导人”，维护西方意识形态的手段。你对此有何回应？

欧蕾珊：这种批评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报道，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很公正的。它不仅让俄罗斯和中国感到尴尬，也让英国、冰岛、美国感到尴尬，让世界上很多政府、个人和政界人士感到尴尬。因此，指责报道是针对俄罗斯和中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记者：ICIJ是否像《环球时报》所指控的那样，从美国政府部门得到经费？

欧蕾珊：我们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是一家独立机构。我们从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还有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团体得到资助。我们的网站上列出了给我们提供捐款的组织名单。你可以去查阅。对于我们的资金来源，我们对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记者：据说，ICIJ曾经也向中国的媒体记者发出邀请，共同参与报道。你们是否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欧蕾珊：这个背景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叫作“中国离岸金融解密”。那个项目所涉及到的泄露出来的离岸公司文件规模要小得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有过一个中国合伙人，是一家中国大陆的刊物。但后来因为调查结果过于敏感，这家出版物退出了。这次，我们在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想到过是否邀请中国同行加入，与中国的刊物或者研究机构合作，但我们最终决定我们不想再让一家中国媒体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即要么是材料内容太敏感，要么是报道太敏感而不敢发表。因此，这一次我们没有中国大陆的合作伙伴。

记者：你是否知道这家中国媒体的名字？

欧蕾珊：我知道，但我们不能公开。因为他们不想他们的名字被披露出来。

记者：你认为中国当局是否对这些文件被泄露感到紧张？

欧蕾珊：事实是，中国方面封锁了一切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消息。这显示，中国当局害怕这一消息被公众知道。星期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被问到巴拿马文件的问题。他没有回答，说是“捕风捉影”，不予回答。但在外交部网站上，洪磊回答记者提问的文字记录这部分被删除了。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就是中国屏蔽了外媒的电视报道。当BBC电视报道到巴拿马文件时，电视画面马上就被掐掉了。这说明中国当局对此非常紧张。

记者：4月7日，巴拿马文件中一位被点名的中共高官家人、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在接受港媒采访时公开回应，称自己“堂堂正正”。你怎么看有当事人认为，开设离岸公司属于合理合法的说法？

欧蕾珊：当然，很多开始离岸公司的理由是合理的。开离岸公司本身并不说明它是非法的。但在我们报道出的每个案例中，我们所做的是向这些离岸公司发出请求，要求核实，比如我们问，你的公司是干什么的，你是否向中国有关部门申报过，你是否就所得利润进行税务申报，等等。所以说，我们的问题并不是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合法的事情，而是你的离岸公司目的是什么。我很高兴胡德华能够就他的离岸公司公开做出回应，进行澄清。可能的话，我报道中列出的其他人也能够效仿他。我认为，有些离岸公司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在其它一些案例中，比如谷开来。我们知道，她的离岸公司是为了躲税，为了帮助她在法国南部拥有一处别墅。这些细节都已在她和她丈夫薄熙来受审时得到公开。

记者：你认为，巴拿马文件中曝出的这些权贵的离岸公司是否会最终导致他们成为中国反腐运动的目标？

欧蕾珊：我希望这个数据库能够对王岐山和其他反贪官员带来巨大帮助。我们给他们提供了线索。这并不意味如果你的名字在文件中提到了，你就是腐败分子。但它确实意味你开设一家离岸公司是有原因的，而这正是中国反腐部门应该去调查的。比如，李小琳的案例。她是一家国有电力公司的高管。但我们发现她在列支敦士登有一个基金公司。我不清楚她的上级是否了解到这一情况，我也怀疑她为什么要开这么一家公司。巴拿马文件显示，这家公司的利润来自于将重型机械从欧洲出口到中国。问题是，这些收入与她作为一家国有电力公司的高管是否有关系，还是这一收入她并未申报？这些情况我们并不清楚。我认为，她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她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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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杜塞尔多夫——3月27日，在中国西南四川省，警察出现在我父亲70大寿的寿宴上。他们指控我的家人前一天焚香烧纸时引发山火。焚烧香蜡纸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的一部分，为的是缅怀故去的亲人。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被传唤到派出所后，很快发现他们被拘押另有原因。

我是一个旅居德国的新闻工作者。三月中旬，我为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因为怀疑媒体人贾葭和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有关联，而将其“秘密绑架”。那封公开信要求习近平辞职。中国领导人怀疑是政治对手策划了公开信的传播，为的是在共产党内部挑起异议。他们对可能与此信有任何瓜葛者都不放过。因此，我在中国的家人立即遭到警察骚扰。

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当局为巩固权力关押了大量媒体人和人权律师。但在一个中国人可以接触到境外新闻报道的时代，政府意识到仅仅让国内媒体人俯首听命还不够。领导人正在把海外写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作为目标。

过去，被警察用请“喝茶”的方式骚扰，是海外异议人士在国内家人的家常便饭。绑架生活在国外的批评人士的家人是一种新策略。旅居纽约的异见人士温云超，被当局怀疑参与了公开信事件。上月底，其在国内的父母和弟弟据称被警方羁押了一周。

数名书商在香港被绑架，是中共当局强化打压境外批评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半自治的香港是中国相对自由的地区。多年以来，这些书商出版了聚焦中共官员政治绯闻的杂志和书籍。然而，去年年底，几名书商陆续失踪，随后出现在大陆，声称正在配合警察调查自己的“非法”活动。

这些严厉的行动，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企图控制全球舆论行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在海外网站上发布煽动性的言论，攻击批评中国的文章。中国政府还投资了西方国家的电台和报纸。

我一直担心家人可能会成为目标。我在中国媒体工作多年，很多呼吁自由和公开的文章激怒了审查机构。最终，我被禁止在大陆发表文章及出版书籍。2011年，我受邀到德国访问，随后再未回国。

三月，警方在一天后释放了我的一个弟弟，并要求他与我联系。在电话上，他传递了警方的三点要求：删除我对四川当局的绑架谴责，撤回最近在德国之声上发表的那篇论及习近平的文章，以及答应以后不再写任何批评中国政府的评论文章。我弟弟说，如果我答应了，警察承诺会释放我的家人，并免除所谓失火案的赔偿金。

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的弟弟又被拘押，加入了其他手足的行列，并在警方的控制下，不停地给我来发电子邮件，力劝我不要向媒体发布信息。他在邮件中称，警察没有使用“武力或刑罚”，而是“很人性化”地对待我的家人。

“哥，你别误会，”我的弟弟说，“警官他们对我们是依法调查，请不要再发文章了，请删除以前发的。你说话很不负责任。”

弟弟的哀求让我陷入痛苦的挣扎。我应该屈从于他们的绑架者，放弃写作吗？我还被告知，这场无妄之灾让我体弱多病的父母深受打击，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

与中国政府合作，将改变我的生命旅程。如果我选择屈从，那不仅意味着放弃我的新闻事业，而且将玷污我深信的那些信念。

我决定拒绝合作。我在网上贴出我和弟弟的部分往来邮件，公开当局的所作所为，我还屏蔽了他的邮箱地址。

我的遭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舆论压力之下，3月29日，警察释放了我的家人，但要求他们交纳3.3万元人民币（约合5100美元）的取保候审保证金。随后，当局要求我的父亲和弟弟接受媒体采访，并炮制了所谓的“个人声明”。在“声明”中，我的弟弟否认他们被绑架，并谴责我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接着，当局宣称正式就纵火案对我的家人展开进一步调查。

几个跟我的家人有联络的朋友说他们在生我的气。甚至有亲戚责怪我“不孝”。但我认为，我本人和其他媒体同行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我不能在威胁面前却步——哪怕这种威胁所指向的是我的家人。

我的声音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我知道它在为自由而呐喊。我也想让中国警察知道，他们的手段并非总能生效。而且，我希望能和海外其他异议人士一起，通过反抗带来改变。我还想让国际社会知道，北京方面如何试图在世界各地破坏新闻自由。

如若我们不阻止中国政府，将会有更多媒体人和他们的家人遭受折磨，而且人类的自由也将被日渐侵蚀，直到完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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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龙门阵微信ID：sanbiao1984

三表龙门阵：这届普利策不行

以「压根不像」为最大看点的三表龙门阵又来了。

普利策新闻奖公布了，美联社一篇关于泰国水产捕捞公司囚奴的报道，最终折桂。对于此，我有些看法，具体请看顶部视频，今日无歌。

另外：微信升级到最新版，可实现公众号置顶功能，请给「三表龙门阵」一支窜天猴吧。资慈不资慈啊？

文字版： 我这个人非常喜欢吃鱼，如果非得要在「当网红」和「吃鱼」这两件事之间选一个的话，我肯定义无反顾的选择「吃鱼」。本期三表龙门阵要说的事就和鱼有关。

今天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公布了，本来跟中国屁民没什么关系的，显然我们更关心papi酱下架的真相是什么。但美联社的报道太震撼了，以至于平时只发点鸡汤的人都转发到朋友圈了。这篇报道揭露了泰国水产捕捞行业存在了几十年的「囚奴」罪行。本来吃着火锅唱着歌的缅甸帅哥们被泰国渔业公司拐带到了连短信都发不出的小岛上，与世隔绝几十年，死了或者干不动了就直接被扔海里喂鲨鱼。

我就感觉这届普利策真的不行。这多大点事啊，完全可以换个「最美乡村渔夫」的角度来报道嘛！你搞的美国人都不好意思吃鱼了，客观上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我国有很多事比这个要震撼的多，譬如万人排队和一个邮筒合影，这个是创下吉尼斯记录的；譬如远洋渔船11名海员杀死22名同伴的，这个如果但凡有一个党员在场的话，就不会发生；譬如十年前我们这儿也发生黑砖窑蓄奴事件，但我们处理的很好，现在基本绝迹。

捅出这么大篓子，也证明这届缅甸人民不行。有国外媒体搞异地监督，应该及时上报当地宣传部门，没有他们的帮助，你的话语就会被境外媒体大肆利用攻击政府，你等于就成了祖国的叛徒。你看天津大火事件时，我国受众人民虽然很痛苦，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很有原则的，严词拒绝了 CNN 一小撮记者的采访，在干群齐心协力的围剿下，最终没有让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得逞，维护了祖国的声誉。

这个报道中，最让我不解的是印尼政府的软弱。泰国警察上岛调查后，发现渔民们很快乐，除了有人想家外，并不存在虐待现象。印尼政府非得抬杠，派自己的警察上去调查，确认记者提供的信息千真万确，最终采取了解决行动，渔民终于得见天日。

印尼这么做就让泰国很尴尬了，两国友谊小船说翻就翻了。再说了，你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怎么能听信西方记者的调遣呢？你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呢？你事情都解决了，就应该强烈要求美联社不要再报道了、不要再给印尼抹黑了。即使报道了，你应该第一时间否认，安排几个渔民接受电视台采访，展示生活安详、岁月静好的画面。

好了，最后说点掏心窝的话，正是因为美联社记者几入虎穴的勇气，正是因为印尼政府良心映照下的退让，正是因为缅甸奴隶对于正义的渴望，才完成了他们各自的救赎。约瑟夫·普利策曾经说过「不仅要报道日常新闻,我们更要照亮黑暗的角落,深刻地承担责任,并着力解释这个乱世。」这次也获得普利策奖的《洛杉矶时报》，因为管理层收购将有陆续80位员工离开，他们的主编依旧自信，他说：我们有这些新闻故事，我们有竞争力，我们有团队合作，我们不知疲倦。

多让人羡慕啊，而我国最优秀的新闻人正奔波去往融资谈判的咖啡桌上， 显然在这里，财富梦想比新闻理想更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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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总编辑钟天祥(右)以节省资源为由，即时解雇执行总编姜国元(左)。(苹果日报)

香港明报执行总编辑、知名媒体人姜国元（笔名安裕），4月20日突遭解雇。明报职工协会对此极为愤怒，认为公司表面上以节减资源为由，实际是对在新闻编采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员作出惩处。有人怀疑，姜国元被炒与明报报道了巴拿马文件揭露的香港富豪和政要成立离岸公司有关。

香港《明报》职工协会4月20日中午在社交网站脸书发表声明指，总编辑钟天祥以节省资源为由，在凌晨突然解雇执行总编辑姜国元（笔名安裕），即时生效。明报员工协会对事件表示极度愤怒及不满，指事件不明不白，质疑公司表面以节减资源为由，实际是对新闻编采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员，作出惩处。明报职工协会4月20日晚6时举行员工大会，邀请员工出席，要求管理层及总编辑，直接与同事对话及交代事件。

明报公关部的一名职员向记者表示：“晚上的会是员工协会自己开的会。”

记者：“姜国元先生是不是立即就离开了？”

明报公关部职员：“姜先生已经离职了。”

明报网站当天刊出声明，指由于经营环境困难，公司需积极采取节流紧缩政策，称“是次裁减涉及业务和编采部门人员，当中包括高层人员。”

自巴拿马文件事件曝光后，《明报》、《香港01》及《壹周刊》三家媒体，分别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接触，获得“巴拿马文件”中部份与香港有关的资料。《明报》自4月19日晚起陆续在即时新闻网站揭露文件中显示的香港富豪和政要成立的离岸公司，4月20日，《明报》也以此作头版。有人怀疑，姜国元被炒与这些报道有关。

但据《立场新闻》引述知情的《明报》编采部人士称，姜国元被解雇与该报巴拿马文件报道应无关，但肯定是因为保守的总编辑钟天祥，不满姜国元长期以来处理敏感新闻的手法，而非节省资源。另两名知情的《明报》编采部人员，也向《立场新闻》证实，钟天祥一直以来取态保守，唯恐得罪权贵、中共和香港政府，与姜国元多次意见不合，长期累积矛盾。此外，也有人透露，姜国元近年在六四集会、七一游行等报道上，多次与钟天祥抗衡。

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负责人、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胡丽云表示，事件确实有很多疑问：“明报说出来的原因就是说财政不好，所以减少一些人，不单只是执行总编，还有其他的人被解雇。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经济环境不好不仅仅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其实去年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求他当天就离开，如果说是因为钱不够或者是减少开支的问题，那干嘛就是要这个人当天就离开？所以我们就觉得当中有很多不明不白，也有一些很多的怀疑留下漏洞，明报应该跟香港民众或是媒体人，特别是他们自己的员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

据了解，姜国元是资深传媒人，在《明报》编采部管理层当中，属敢言的一位。2014年，《明报》委任被指亲北京的马来西亚报人钟天祥“空降”任总编辑，当时任职执行总编辑的姜国元及助理执行总编辑陈锦强，连同各部门编采人员等逾百人，拿着不同日期出版的《明报》默站抗议。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石山/ 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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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报》前执行总编辑姜国元（笔名安裕）上周三（４月20日）被辞退，连续第四天有专栏作者“开天窗”抗议《明报》管理层决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该报连续有专栏“开天窗”一事为“政治天窗”。

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方志恒周三（4月27日）“开天窗”。不过，与之前三天不同的是，方志恒的专栏是刊登在A叠观点版，并不是在D叠副刊时代版。

方志恒的专栏题目是“撑安裕”，内容留白，同样加上备注。

根据编者按，明报需积极采取节流紧缩政策，裁减人手实非得已，是次裁减涉及业务和编采部门人员，当中包括高层人员；公司希望尽快渡过此困难时刻；明报编采方针保持不变。

《明报》D叠副刊中，仍有专栏作者继续撰文谈论安裕被辞退一事，包括吴志森、陈惜姿、黎佩芬等。

明报职工协会要求周三与世华集团执行主席特别助理翁昌文、明报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张裘昌及总编辑钟天祥会面。假如员工诉求未能获得回应，不排除行动升级。

网络图片

甚麼是“开天窗”？

“开天窗”──即把内容留白或省略正文──是传媒工作者对事情表达不满的做法，不过，香港过去“开天窗”并不常见。

2014年，《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劉進圖，亦有專欄作者“开天窗”表達不滿。

最有名的一次是《文汇报》在1989年5月21日中央政府宣布戒严后，社评只刊登“痛心疾首”四只字，表示对北京处理手法的不满。

除了香港传媒工作者外，近年匈牙利、埃及、土耳其、厄瓜多尔、等地的报章亦曾“开天窗”，表达不满，例如抗议打击新闻自由的法案等等。

《环球时报》社评：报纸“政治天窗”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社旗下小报《环球时报》周三发表社论，将《明报》连续有专栏“开天窗”一事形容为“政治天窗”。

该社评除了提到姜国元被裁一事外，亦有提及欧盟最新的香港状况年度报告、在台湾新注册的铜锣湾书店及“港独”。

社论指，铜锣湾书店、报纸的“政治天窗”及“港独”在塑造香港的形象，而香港民众不会希望香港“全是政治，而且充满对抗”。

《环球时报》指，激进反对派以为西方是“最亲的朋友”，但西方力量是希望把香港当成“牵制中国甚至对华做斗争可资利用的棋子”。

社论形容“一国两制”是“长期磨合过程”，而香港出现反中央的力量是“完全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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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口环球屎报” by 变态辣椒

华盛顿—《环球时报》根据BBC中文部内部人员爆料，刊登了一条关于英国广播公司BBC决定中文部裁员并削减在伦敦总部运作规模的消息。

轩然大波

《环球时报》的报道称，这条消息是环时记者26日据BBC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透露的。环时的报道说，BBC中文部裁员的消息在该台引发轩然大波，很多员工已经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环时还援引一位BBC员工的话，他们试图把BBC总部的这一决定，往种族歧视的角度上引，声称这是对海外华人的歧视。

BBC的员工向“左”媒《环球时报》求助，《环球时报》为BBC员工打抱不平的新闻，引发一些网友的热议。

自由港@iyouport 在中文推特上发文说：“BBC中文部员工向《环球时报》爆料：大家正被逼离职……求证，居然向环球时报爆料，若真如此，你们还是干脆进入中国吧！”

封锁

“进入中国”，这是海外中文媒体共同的心愿。特别是近年来，数字媒体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BBC，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都计划把新媒体放到战略发展的高度，试图运用新科技，突破中国政府对信息的封锁。

然而，中国政府的网络长城，至今成功地封住了海外的中文网站对大陆的传播。BBC中文网2009年9月23日全新改版，网址也中文化，改版后的初期，BBC中文网站在中国大陆一度可以直接进入，但好花不常开，仅仅数日，BBC中文网即被封锁，至今没有解禁。

据报道，BBC国际台中文制作团队一共26人，都是新闻采编人员。该台计划在伦敦撤销16个中文部职位，并将10个职位转到香港，且需要竞聘上岗。BBC国际台希望在今年10月底启动这项计划。

《环球时报》报道称，这是BBC中文部近来遭受的第二起沉重打击。去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向BBC国际台每年追加投入8500万英镑，增加BBC国际台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新闻覆盖，希望增强在这些地区的话语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10年，BBC中文部被大规模裁减7次。

信心丧失

BBC工会代表张皓宇先生 在参加美国之音VOA卫视节目连线的时候表示：“最大的忧虑其实这次并不是（职位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次的精减之后，已经不再是大家有没有职位的问题了。因为有很多人，以前的同事，现在的同事都已经对于这个公司很多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已经失去了信心，都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只不过觉得英国建立起这么一个广播机构，而且是已经有75年历史，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就建立了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国家的财富。那么你们不经过议会，不经过人民的代表，这么一个国家公有的东西，就因为一两个小小经理个人的所谓的决定，就把它等于基本上摧毁了。那么，这种决定，大家认为是对于国家，对于民众的权利是不加考虑的，而且对将来在香港部的员工的安全也等于是没有考量到。”

《环球时报》援引BBC一位匿名员工的话说，“高层给出的解释是点击量不够，未能体现价值”。很多BBC员工认为这是“欲加之罪”，“BBC国际台一直希望向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在前方努力，却被告知即将裁员，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英国《卫报》报道称，BBC的这一决定，有可能损害BBC的新闻自由。卫报报道说，BBC的员工担心该计划“有可能破坏英国的长期的国家利益”和英国的“软实力”，同时“严重低估了中国政府在香港对BBC员工的安全以及新闻自由威胁的程度”。

新媒体环境下国际广播受到挑战

近年来，BBC和法广等先后取消了对华的无线电短波广播，把重点放在互联网上。美国之音上级主管单位BBG曾计划在2013财年中止对中国大陆的传统短波广播和卫星广播，调整为只通过互联网传播。这一战略调整计划公布后，被《环球时报》等中国官媒广泛报道，并加以“70年历史的美国之音终于寿终正寝”等耸人听闻的标题，至今一些党媒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称美国之音对华广播已经被取消。事实真相是，在美国朝野讨论之后，最后达成决议：对华广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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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没有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向全世界指教的。

克里为世界新闻自由日在国务院发表讲话。他说，“没有一个政府，无论如何吹嘘或有什么成就，可以公平得到尊重，如果其公民不准讲出他们所相信的，或者无权了解影响到他们生活的事件或决策。”

克里说，很多震动全球的动荡的中心是真理和谎言之间的斗争，包括现在在叙利亚、阿富汗、乌克兰、朝鲜和南中国海正在发生的。他说，“你会在所有这些地方看到……一个为现实定义的根本性斗争，你会看到一些人努力编造一切或掩盖事实真相，掩饰那些发生的事件，编造一些没有发生的。”

克里说，报道真相不是犯罪，而是一个荣誉徽章。他誓言美国将永远不会停止在公共和幕后捍卫那些受到威胁、绑架或非法监禁的媒体及媒体人的权利。

美国今年计划新增拨款250万美元，向全球750多个记者提供数字化和安全培训。

除此之外，克里星期二还宣布一项计划，向东南亚地区有可能面临“恐吓和暴力”的记者们提供工具和技术，让他们能够安全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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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报》上个月解雇执行总编辑姜国元，引发公众及传媒界的强烈不满。香港记者协会等8个新闻组织和工会星期一举行集会，要求《明报》撤回解雇姜国元的决定。有评论员批评《明报》管理层打压采编自由的情况日益严重。

超过四百港人聚集在香港岛柴湾的明报工业大厦门外集会，他们一起高举手上的生姜（姜），寓意支持姜国元。香港记协主席岑倚兰宣读致明报企业集团董事会主席张晓卿的公开信，谴责《明报》管理层粗暴解雇姜国元。《明报》职工协会主席曾锦雯称姜国元被解雇后同事均感伤心和失落，担忧《明报》的前景。

《明报》职工协会主席曾锦雯：“究竟我们《明报》会不会再一样、会不会再可以继续做到在现在这个社会氛围之下，做到一个独立、敢言、具批判性的平台，令到社会对重大的事情可以有充足的讨论，有一个合适的讨论和空间存在。”

资深新闻工作者兼时事评论员程翔指《明报》被出售给马来西亚企业之后，已偏离当年创办人查良镛定下不畏强权的方针。

时事评论员程翔：“但是转了手之后，我们看到《明报》越来越偏离这个方针。我们甚至看到，张先生（张晓卿）在重庆和薄熙来同台唱红歌，当你一个老板，矢志于亲近权贵的时候，他自然对他手下，本来一班很尽责去发掘新闻、去做好新闻的人，是会觉得如芒在背，所以要空降一个完全不懂港情的人（钟天祥）来执行他的任务。”

多位泛民议员也到场声援，他们呼吁大家一起守护新闻自由及编采自主。

特约记者:陈槃 责编：石山/寇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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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5月6日，有关海口拆迁的深度报道出炉，参与事件调查的记者吴雪峰坦言，这次海口强拆远比那段视频严重，有老太睡觉被打，有男人“看热闹”以妨害公务罪被刑拘，有大爷保护女儿和三个孙女一起被抓。村民未公开的多段视频（文内）可见，村民倒地毫无反抗，他们却是长棍电击脚踹，至少十几人围殴老弱妇孺，只有7人被处理。现在政府正追查偷拍者，全村力保“救命恩人”，当地领导一边恐吓村民不要接受采访………

5月3日，海口琼华村村民没等来预警中的拆迁，却迎来一场大风大雨。大片楼房成废墟，没来得及拆的房屋里满目疮痍，婚房家具被砸，金饰不翼而飞，一米来长铁棍遗留在现场。

3天前，为了阻止那支1200人的拆迁队伍，村民们用尽浑身解数：排人墙、掷石块、点烟花、跳楼、跪地求情……终究不敌千人拆迁队。

一切努力，不如一段火满网络的打人视频。视频中被打的13岁初一男生，不想让伙伴知道，他觉得被打丢人。

搜狐“新闻当事人”栏目调查发现，强拆之中，有妇女围观被打，有六旬老太睡觉被打；有男子“看热闹”被打，随后以妨害公务罪被刑拘；有老人护女儿和孙女被打，大人一起被抓。

官方在追查视频偷拍者，而全村都在坚决保护这个“救命恩人”。

《人民日报》指出，无论如何，野蛮执法、暴力执法，都不该发生。过去几天，海口市秀英区官方致歉，7名联防队员被处理，区长引咎辞职……但村民担心，房子白拆、打水漂了吗？

5月3日，海口琼华村被没预期的后续强拆，狂风骤雨后，这里像是地震灾难现场。吴雪峰摄

跪地求情与跳楼相逼

4月29日清晨五点，天还没亮，44岁的谭高岳就被外面的轰隆声吵醒。1200多名拆迁执法人员和30台炮机正在集结，拆迁大军从几个方向围住琼华村。

文质彬彬的秀英区区长黄鸿儒亲自坐镇指挥——这是海口市秀英区今年最大的拆违行动，计划在“两天内拆除104宗非法占地违建”。

早在4月初，各种拆除违建通知单便已贴遍村中民宅。国土、城管部门相继指出村民违建，违反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要求村民自行处置违建，恢复原貌。部分通知要求7日内，部分要求5月2日前。

随后降临的是停水断电和全副武装的深色制服人员。恐慌情绪在村里迅速蔓延，直到4月29日清晨那一幕——在上千名拆迁人员和数十台炮机面前，几个小孩拿着“求求您高抬贵手”的牌子，跪在最前面；老人紧跪其后，哭嚎一片；还有老妇匍匐在地，向拆迁人员逐个下跪。

然而这没能阻止拆迁的进行。46岁的残疾人陈有朝跪了20多分钟，有人抬他起来，让他找领导。但走出人堆，没找到领导，自家房子被拆了。湖北人老程耗资近200万，盖的两栋共1300平楼房，也被推平。

4月30日清晨，在更大规模的跪地求情之外，村民也开始武力反抗——几个男人占领房屋最高点，地面是冲锋队，抱着孩子的妇女也挤进来。有人手持长棍，有人随地捡起石块。

百米之外，是黑压压的拆迁队。当他们想要靠近时，村民齐扔石块。部分拆迁队身着制服的人也操起石块反砸过去。

随后，拆迁队开始用高压水枪扫射，眼看制高点的男人守不住阵地了，又有村民提来一个煤气罐，在几十米外打开火——但没人敢真把它引爆。

村子另一头，有人直接爬上顶楼，以跳楼相逼。交锋终于暂停——村外提前备好的120和消防车也马上就位，在楼下铺起救生气垫。

海口琼华村强拆当天，老人小孩向拆迁队下跪求情。村民视频截图

“不拆你家，怎么拆别人”

谭高岳本以为自己能幸免——身为本地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去年女儿要成年了，不能再挤爷爷20多年前的老房子。他便拾掇好父辈80年代留下的荒地，一个来月的功夫，就盖好了二层小楼。花费22万，没钱再装修了。今年4月，他突然收到违建通知。

十天前刚被评为“海口好人”的谭高岳，不得不搬出这道护身符，向区长求情：“市委书记也说了，对海口好人生活有困难的要给与帮助。”黄区长反问：“不拆你家，怎么拆别人？”

不愿离开房屋的谭母，在哭喊中被城管强行往外拖拽。挖掘机、炮机随即启动。一位领导劝谭高岳：你是好人，确实是好人，但房子确实是违建——你作为好人，更应该支持政府的工作啊。

未被拆除的部分民宅也未能幸免。小婷的哥哥年后刚结婚，婚房的桌椅床柜都被砸了，柜子和抽屉都被拉出来，“八千现金，一到两万的金饰，还有手机……都被拿走了。”另一户人家紧闭的房门上还印着一个清晰的脚印。

当跪地和对峙无用时，一段视频横空出世——4月30日，几段名为“联防施暴”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刷屏了。

搜狐新闻当事人栏目获取的几段高清视频中，能清晰听见拆迁人员电棍的电击声和不同女人的哭喊声，还有模糊的孩童哭声。画面中至少12名身着制服的男子参与殴打。然而事后官方只处置了7人。

视频中被打的男孩13岁，正在上初一。他向搜狐新闻回忆，那天12点多探出家门看热闹，刚走到墙角，就被三四个身着制服者围住。他只记得自己被脚踹、棒打，持续了七八分钟，不敢反抗也不敢哭喊。

剧痛之中，他还看到那些黑衣人轮番殴打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和老人——棍打、脚踹，电棍反复击打面部，用短棍击打头部。在女人们绝望的嘶喊中，一米多长的棍棒一次次砸了下来。

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母亲直喊“畜生”，13岁男孩却很平静，他不想让小伙伴知道——被打丢人。

琼华村一男子在强拆中被抓，亲属说其围观强拆玩手机，后以妨害公务罪被刑拘。吴雪峰摄

村民：老太睡觉被打 男子看热闹被刑拘

搜狐新闻当事人栏目在琼华村走访了30多位村民，多名村民表示被打，也有亲属朋友被抓。

拆迁地范围外，小婷的母亲碰到“视频中的黑衣人”，“二话不说就打了七八棍。”她摔倒在地，哭着求别打人，他们又打了几棍，等她躺在地上不动他们才走。事后看到母亲身上的淤青，阿婷“恨不得杀了那些人”。

66岁的李博爱（音）记得，当天她在家睡觉，那些人不知怎么闯进来，什么都不说就打，“哭喊之中打了4分钟”。三天以后，臀部大腿两侧大片的淤青已发紫。

比打人更恐怖的，是抓人。

4月30日拆迁全面进行时，在这打了20多年工的黄青夫妇，护着12岁的儿子躲在二楼不敢出来。

12岁的孩子亲眼看到，站在楼下的舅舅葛河成背部被打了两三棍，木棍都断了，然后被拉上车。当晚黄青去公安局问，对方说正在调查，次日她拿到了海口市秀英分局的拘留通知书——“将涉嫌妨害公务罪的葛河成刑事拘留，羁押于海口市第一看守所。”

而50岁的薛美英（音）至今都不知道，丈夫和女儿为何会被抓走。混乱发生时，50岁的陈壮强正在照看三个孙女，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4个月。女儿躲门缝看到执法人员走过来了，赶紧冲回去抱孩子。制服男冲进屋打抱着孩子的大人，随后连同三个小孩一起带走。

薛美英偷偷摸上强拆点外集结的120的车，求医护人员跟拆迁点驻扎的领导说情，才把三个一直哭的孩子抱了回来。

4月30日拆迁结束时，执法人员燃放了一个大烟花。此后村民中流传，5月3日政府将启动下一轮拆迁。

殴打老弱妇孺的视频火遍全国。网民声讨之下，5月1日，海口秀英官方致歉，7名联防队员被处理。5月2日，拆迁总指挥、秀英区长黄鸿儒引咎辞职。

有接近官方调查组人士称，被拘者的违法证据已锁定，正在走程序。

海口琼华村强拆后标语还在，“反对强拆还我家园”，“留我们一条生路”。吴雪峰摄

“政府做了很多事要感激”

村民发现，政府也在暗自追查视频偷拍者，但全村人达成“攻守同盟”，坚决不肯供出这位“救命恩人”。有村领导带队下来，挨家挨户警告村民不要接受记者采访。

但村民深知，舆论这把火一灭，被拆掉的房子就没人管。区长辞职之后，一堆烂摊子没人解决，赔偿问题无人来谈。本地和外地村民反映的共同问题是，在村里建房，没听说要啥手续，从建前到建成无人说是违建，怎么现在就要强拆呢？

谭高岳和村里大多数人想得一样，村里从一两千人发展到四五千人，“红线”就那么大，那总得盖房生存吧。在村里，买卖土地并不鲜见，但土地证很少见——“要么没有，要么就是村里没发下来。”

从海南儋州来的残疾人陈有朝，2009年前后跟另外六户老乡凑了近25万元，找琼华本村人买了一块地，村委会同意并盖章。后来七户人家分别盖楼，各自占地面积不到80平米。

2014年陈有朝的房子被贴上违建的封条，但贴条的工作人员说，“放心，走走流程，不可能拆你们的房子。”他也觉得，镇里发了宗地图，村里也有土地证明，写明地块权属，很多人建房十多年了，不会说拆就拆的。

多名村民提供了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测量绘制的宗地图，时间显示为2011年的不同月份，且无盖章。而另一村民提供的2015年琼华村委会盖章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书复印件中，则明确交代了这块地的区域、面积，并写明，土地源于“继承”，目前用来建房。

证明书显示，村委会规定，本村村民、本村外来人员、本村华侨、外来人员均可申请土地，而土地来源，则包括村民与村民置换、赠与、继承、有偿购买等类型。

村民称，村里多数人没有土地证，而镇里的宗地图、村里的土地证明，被视作“双保险”。接近官方调查组的人士透露，有村民集体自主找来单位测量绘制宗地图，且没有国土部门盖章认可，言下之意是，宗地图是假的，房子仍属违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曾有村民拿宗地图信访，接待者开始说宗地图是假的，后来又说没有存档。

政府拆违的本意在村民看另有目的。有人私下透露，去年邻村强拆了30多栋，今年年初就有小飞机来航拍，马上有开发商嗅过来。很多人猜测，政府一刀切强拆是为了腾出更多的地。

海口官方曾披露，2016年，落户秀英区各类建设项目共166个，其中包括省重点项目41个，市重点项目52个，区重点项目64个，为民办实事项目9个，总投资达292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00亿元。

5月4日，搜狐新闻恰逢一行人来琼华村视察，面对媒体提问，领头的领导连连赞赏——强拆后续工作开展的很好，政府做了很多事情，要感激政府。然而，对于网友们关注的“村委会是否卖地给村民”，他答复说不知道。对于拘留了多少人、接下来是否继续拆迁等问题，他避而不答。

接近官方调查组人士透露，当地纪委正在核查“村委会卖地”一事——此次拆迁是合法合规拆违，而非强拆。目前，计划内的104宗拆迁，已完成69宗，剩余的35宗暂缓。

很多村民担心房子就这样白拆了，连续几天，谭高岳去镇政府过问解决方案。3日，接待他的官员只说，眼下很多工作棘手，再放一两天。4日再去，答复仍是，再等等。他唯一的诉求，是希望政府能解决他的住房问题。（记者吴雪峰）

（应受访者要求，小婷系化名，部分村民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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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微信公号：新周刊（ID: new-weekly）

雷洋与家人失联的那几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疑点重重的通告中，他们只看到“嫖娼”这两个大大的字。

文/朱人奉

5月7日，是雷洋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晚上吃过饭，他要去机场接一个亲戚。9点多，看到雷洋还在家里玩手机，岳父催他出门，亲戚的航班预计11点半就到。雷洋没有等到11点半，出门后一个小时，他死在了医院急救室，死亡时间为22点09分。

这短短一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据昌平警方通报，雷洋出门后没有直接去机场，而是去了昌平区某间足疗店寻欢，被带回公安机关审查过程中，雷洋突然“身体不适”（5月8日1时雷洋家人接昌平东小口派出所通知并赶到后，被告知雷洋是因心脏病突发死亡），送院后不治身亡。案情似曾相识，2002年武汉理工大学教授程树良死于奔丧途中，通报结论是程树良在路上去了嫖娼，被押回派出所途中跳车受伤，送院后不治。

新京报报道，图为雷洋当时的抢救地。拍摄/赵赫廷

这次不是朝阳群众，而是昌平群众举报了雷洋事件中的卖淫足疗店。据警方说，此次行动抓获了6人，其他5人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也就是说，被捕的六个人要么是“嫖客”，要么是“鸡头”，卖淫者却不见了，难道这是一场没有被嫖对象的嫖娼？还有，谁报的案？哪个足疗店？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腾讯探针报道，雷洋在急诊室时仍然戴着手铐，这是真的吗？代理雷洋家属的彭律师告诉新京报，雷洋身上有伤疤，又是怎么回事？目击者对北青报记者爆料，雷洋被捕时身边“围了一二十人”，他一直在喊救命，这是案发现场的情况吗？还有多位目击者对财新网表示，雷洋在小区内被便衣男子追赶并发生打斗，为何在通告中只字未提？疑点重重，现在的通告远远不能解释清楚。

真相还堵在路上，网上却有人说“关键是嫖没嫖”。嫖娼仿佛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恶与罪，只要沾上这个污点，死不足惜。

腾讯探针、财新网与北青报的报道。

人都死了，为什么重点却成了“嫖没嫖”？

自从薛蛮子登上央视为嫖娼道歉忏悔后，社会上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对“嫖娼”和“嫖娼者”的道德审判。嫖娼、出轨和吸毒，大V和明星但凡沾上一星半点，事业必毁无疑。嫖娼成了一种不可原谅的“原罪”，如果带上这个罪名，他们这个“人”就可以被全然地否定掉。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指出，成见具有屏蔽其他观点和立场的左右能力，每一套成见中都有一个点，在那个点上，全部努力均告停止，事情会按照你喜欢的样子自行发展。这个点会使人忽视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掩盖某种事实，所以可以利用它来做议题设置。

当人们开始对雷洋“嫖没嫖”进行讨论和分析，就完成了第一次舆论转移。微博认证为果壳达人的@警察蜀黍，煞有介事地分析“刚有小孩就肯定不会嫖娼或出轨？”“接机中途去HIGH一下，路线上是可以做到的，时间是来得及，这个地图一下你就知道”。这类科普党已经进化到可以通过“万事皆有可能”的想象来审判当事人。“嫖娼”一说划定了讨论的范围和方向，他们在这个“指引”下脑洞大开，在警方还没有提供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就已经设想到了雷洋嫖娼的一切可能性。

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雷洋被带回这里接受审查。图/中国青年网

第二次舆论转移几乎是自发的，从雷洋“嫖没嫖”谈到了“卖淫嫖娼应否合法化”，开始重复以往明星嫖娼事件中讨论过的东西。无效的讨论，转移焦点的激辩，一些边缘性的话题进入了事件的中心。在雷洋之死中，他的死亡竟然远离了舆论中心，他有没有嫖娼才是决定能否上热搜榜的“关键”。

让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

退一万万步说，即使雷洋嫖娼，对妻子不忠，对家庭不负责任，他的死就活该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条法规无论如何解读，一般的卖淫和嫖娼都不是什么重罪。

但“嫖娼”罪名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就是道德审判的高帽，戴上了之后，人人都可以朝你吐口水。围观中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既要求一个“完美的公知”，大V和公知不能有言行和人品上的污点，否则他们就没有资格主张他们的权利；他们也要求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受害者死后要受到严厉的“政审”，他们最好祈祷自己生前不要有什么“不光彩”的历史，否则死不足惜，死有余辜。

甘肃，12岁女学生跳楼自杀后，民众包围了事发超市。

去年12月28日，甘肃12岁女学生在超市偷了几块巧克力后被责打，通知家长后，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此悲剧应该问的是谁逼死了孩子，但网上却有人大讲做人的道理——“再穷再饿也不能偷东西”。

雷洋与家人失联的那几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疑点重重的官方通报中，他们只看到“嫖娼”这两个大大的字。如果嫖娼能够掩盖真相，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手段。这才是真正的“娱乐至死”，一切严肃的追问都被这个带着软色情想象的道德批判消解了。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这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在一个人的死亡面前，“嫖没嫖”算什么事？不管他有没有嫖娼，他的死亡都应该得到彻查。况且，诚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所说，警方的通报只有寥寥数语，缺乏事发时间、地点、经过等关键要素，而根据财新网的报道，雷洋是在小区停车位被捕的，所以并不是在足疗店被抓现行，那么何以构成“嫖娼”？这些疑惑和质问，有关部门必须一一向家属和公众澄清和解答。

雷洋“身体不适”后背送至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无论调查结果如何都应该记得，要求受害者的历史是“完美的”，很可能会导致这种结果：如果我们也遭遇了不幸，我们都会成为“该死”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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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新闻“焦点·现场”节目于中国时间2016年5月11日发布了一则题为《雷洋涉嫖身亡事件：目击者拍摄执法现场曝光》的视频，其中有网民拍摄的雷洋被抓时求助的画面，还有腾讯记者采访现场目击者的内容，时长4分多钟。遭到替换前已有一千多条评论和超两千万的播放量。

数小时后，腾讯移花接木，将原始链接下的视频内容替换成只有12秒且画面模糊、无任何讲解的现场视频，评论被删至仅剩16条，但保留了两千多万的播放量。

不久后，原链接内容再次被换，目前为北京电视台报道该案的新闻片段。这则标题为《“雷洋案”足疗女露面受访》的报道中，一名“足疗女”身穿看守所的衣服在摄像机前接受采访，称雷洋前去足疗时“帮他打了飞机”。

中国数字时代已将4分多钟的原始视频内容上传至YouTube备份（地址）：

4分钟版原始视频截图：

原视频页面截图（链接），此时已无法观看，简介内容也已被清空。但评论仍显示为1240条：

从原始视频热门评论截图中可以看出，多数网民对“足疗嫖娼”的说法并不买账：

原内容遭第一次替换后变成仅剩12秒且画面模糊、无任何讲解的视频，评论数被删至16条：

截至发稿时，原视频已再次遭到替换，目前为转发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评论内容被清零，但还是保留了两千多万的播放量：

姓党的不只是执法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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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公号：雪访（ID: jiangxuedulifangwen）

帮忙一下……帮帮忙一下……

夜色笼罩，人声喧哗。在一个已被删除的视频（5月10日腾讯新闻“焦点现场”发布）中，我听到了他的呼喊，是南方口音，带着无力的恐惧。这很可能是青年雷洋留在这世间的最后的声音。

是怕被事后自称“亮明了身份”的便衣警察拖向不可知的黑暗？是怕落入“抓嫖”的官差手中身败名裂，甚或失去自己的亲人？我们无从得知，雷洋在最后的时刻，承受了怎样巨大的恐惧。只知道，他死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在他发出这呼喊之后的一个小时。

雷洋被带走前的网络视频截图

一

一个人死在了警察手里。这个5月，是雷洋。2015年5月，是徐纯合。在庆安小城的火车站，当着徐的母亲和孩子，警察开枪打死了他。

他们命运本无交集。一个是身居京城、名校毕业的中产青年，一个是多年上访、“名声不佳”的底层失意中年男人。只是谁能想到呢，最终，他们都不明不白，死在了差人的手里。哦，他们也有一样的“待遇”，在一切真相未明之前，在“姓党”的官媒上，都由出事了的警察，向大众振振有词，宣告他们的死是咎由自取，之前没有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不公正待遇”。

在警察的脸上，我看不到，有对死者的哪怕一点点痛惜，或者一点点抱歉。物伤其类，而我，在这些镜头里，看不到真相，更看不到一点点的人性。

是的，嫖娼，买春，在中国，一个人如果被曝光这些隐私，基本上就完成了污名的过程。李庄、薛蛮子，之前甘肃武威的记者张永生，不都是吗。就是徐纯合，被打死之后也被曝出来多年“缠访”、“不务正业”，一句话，也不是什么“好人”，仿佛打死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惜。

可问题是，我们中间，谁又是完美的？那些并不完美的人，就该死吗？该死在警察手里吗？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这个国家，警察的权力越来越大？

我们身处的地方，是警察国家，还是法治国家，我想，不需要太多政治学的论述，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应该都能在心里给出一个答案。

可还是想起2003年前后的陕北“黄碟事件”，以及孙志刚事件。

黄碟事件，我参与过报道。我以为，这个案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如此清晰的样本，让人能明明白白看到，公权和私权的边界在哪里。警察代表的公权，应该止步在哪里。

于公民，“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于警察，“法无明文授权皆不可为。”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说来也荒诞，10多年前，在中国的媒体上，这些都曾被相当充分地讨论过。

但讨论的基础，是真相。而彼时的真相，乃是还有元气淋漓的媒体，在禁令之下，一点点引领舆论倒逼，使得公权理屈词穷。要知道，当年的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警察以查暂住证为名抓走，又被活活打死，最初警方公布的原因，竟是心脏病。

2003年元月，黄碟事件的当事人得到了1万余元的国家赔偿。 2003年6 月，孙志刚事件有了一系列结果。多名行凶者被判重刑，其中有被处极刑者。

之后，不管粤地政法系统对南方都市报如何恨之入骨，并疯狂反扑，让南都蒙受巨大损失。而它的总编辑程 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人，也各自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毕竟，南都为中国媒体人引领了一份荣光，也因此，将此国的人权理念，向前推动了一步。

二

当年孙志刚（中立者）的父亲向公众致谢

可终究如前面所说，那时，在悲剧发生之后，有真相一点点被倒逼了出来。

而今天呢，雷洋的死，我们会等来什么，会等来真相吗？

5月11日，看到胡泳的一条微博：“雷洋案中，最沉痛的，是听到一位律师这样说：这件事不会有真相了！”

此语也真是沉痛到了极点。是的，在今天的状况下，我们还有信心期待一个所谓的真相吗。

10多年前，不管是黄碟事件，还是孙志刚事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记得黄碟事件，新浪等多家门户网站，每天悬挂纸媒的追踪在首页，法学界的评论不绝于缕。而孙志刚事件中，法学界更与媒体呼应，有许 志永、滕 彪等五博士“上书”，要求废止收容遣送制度。

那时，中国调查报道勃勃待兴。在禁令与反抗之间，媒体人自觉寻找着表达，寻求着真相。管制下也有缝隙可钻，而公权机关，还没有那么自信，也没有那么快习得信息控制、应对舆论的全套手段。

就在这样的时间差中，真相被披露，而漫是“影帝”，也最终还有回应的声音，最终使得恶法被中止。

5月11日，雷洋案后，宋志标的“旧闻评论”，有文章曰《心意难平 遥望孙志刚》，末了也叹到：以今年纪，若孙志刚在世，也都四十岁了。

是的，也是一代人，一段重要的时间了。由彼时起，行进到2016年。自2013年之后，公权强悍，盛气凌人，一次次打击大V，一个个央视忏悔，一波波自命“真相”，傲慢地回击每一次公众的疑问，官方正掌握应对舆论的秘笈，“自干五”如今竟然已经是明目张胆的褒义词了。

2015年5月，徐纯合事件发生时，尚有多位死磕律师赶赴庆安。也不过两月之遥，当年的7月，死磕律师便遭受大面积“围剿”，到如今花果飘零，与媒体人的处境遥遥呼应。

遂到了今天。不管那青年雷洋，曾发出怎样绝望的呼喊，我们已看不到死磕律师，也看不到更多声音传递出来的媒体。

我们只看到，BTV，人日，放下自诩“媒体”者也应该有的一点点颜面，让涉嫌非法剥夺公民生命的公权一方，自说自话般地振振有词。

于今，大家都在呼吁独立的第三方介入调查。在现有司法体系下，检察院也当然可以作为“第三方”推动相关的尸检工作。

但这就是真的吗。它会是一个独立的报告吗。人们会相信吗？这不是什么塔西陀陷阱，这是一个无可跳出的死循环。

在这个意义上，真相是不可期的。而沉痛，是真实的。

但我，还是记住了那个青年恐惧的呼喊。“帮帮我，帮帮我。”我想，如果是我，有一天，面临巨大的国家机器迫近，也会这样本能地呼喊。

可是，到那时，谁会来帮我呢。而对免于恐惧的呼喊，又将怎样在每个人心中汇聚，汹涌如河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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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截至发稿时，这则曾有4千多条评论和2千多次转发的热门微博已遭删除。

@人民网 ：#保护方言#在你们那，这叫什么？

人民网官方微博内容网页截屏；来自中国数字时代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老铁匠的洋葱：枪杆子

@罗昌平 ：坐等通稿。

@上街里:不知道，一切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老夫宋祖法:不管它是什么，你说是鹿，我们决不说是马。

@rzluhai：我是权威人士，这叫竹鞭（主编）

@广州城堡堡主:领导说叫什么就是什么

@yue出dong山：人日御用：谣棍～

@北马南山:不信谣，不传谣。

@泡菜谭：不敢说，会被删帖抓人

@林奇视角：这不会是引蛇出洞吧

@凄风苦雨话中国：党说啥是啥

@张洲：这东西在我们那叫“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是回复王：你都说叫什么了，这东西就叫什么，不敢妄议

@熊眼会说话：这届人民觉悟了

@踩不死的青蛙：图片评论

附：中国数字时代编辑保存的微博转发页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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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微信公号：敦伦政经（ID: DonlonSE）

文/ 小墙

2000年5月11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不到一周，克格勃的实际继承者联邦安全局(FSB)带领税务警察闯入了独立媒体NTV在莫斯科的总部，进行了长达十几小时的搜查。六月，NTV母公司Media-Most创始人古辛斯基因“盗用资金”的罪名遭到逮捕。考虑到NTV的独立属性和大选期间对普京的大胆批评，舆论认为此举背后必有政治动机。选前刚刚卸任联邦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普京对此矢口否认(Remington 2006)，却在私下召集NTV记者谈话，透露出他对这一系列行动了如指掌。

90年代后期，俄国媒体行业正在逐渐走出苏联时代噤声的阴影。根据经济学家Aslund (2007)回忆，那时的莫斯科新闻市场是媒体竞争的典范——尽管媒体各自怀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但多样性使它们得以互相制衡。然而，融资不足、渠道局限和苏联媒体管制的路径依赖让莫斯科之外的新闻市场仍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下。这时，NTV的扩张让更多地区民众听到了不同的声音。NTV批评第二次车臣战争，并在2000年的大选中公开支持反对党”Fatherland”和“All Russia”。Enikolopovet al. (2011)利用地区间的差异估算，NTV让普京领导的统一党损失了四分之一的选票，同时让反对党的得票增加了1.6倍。

普京的野心并不止步于秋后算账。2000年7月，古辛斯基再次遭到逮捕，并在绕过法律程序的非正式交易中被要求把NTV 30%的股份卖给油气巨头Gazprom抵债换取人身自由。古辛斯基接受交易后收拾细软跑到了国外，声称自己当时面临刑事诉讼的威胁。此时，普京已经罢免了Gazprom董事会主席，并换上了自己的心腹梅德韦杰夫。

一月，Gazprom购得了NTV 46%的股权，Media-Most手中19%的股份的投票权则被法院冻结。这样，Gazprom实际上获得了NTV控制权。在随后的日子里，NTV原有的的记者和管理人员一个接一个地被开除。以普京为首的前克格勃要员新寡头迎来了黎明，手握输油管的Gazprom成了他们的最得意的经济肌肉，篡夺NTV则宣示着这一王朝治下的电视媒体也必须姓普。

此后，普京以破产、私有化不当、执照过期等“不涉政治”的名义扳倒了一家又一家独立媒体，一步步使得刚刚萌芽的媒体业趋于臣服(Aslund 2007)。

和其他试图把媒体关进牢笼的野心家一样，普京脑中大概有这样一条逻辑链。首先，媒体报道的密度和倾向性对受众的政治立场、政治知识有重要的影响；其次，这些立场和知识对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和政策后果；最后，媒体环境是否自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报道密度和倾向性——因此，一些政治目标可以通过控制和垄断媒体来达成。如此看来，普京可能下了一步好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推理的三个前提都是正确的。近几十年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证据链。

媒体报道的政治效应

 
频繁的媒体跟踪和曝光让公民关心、了解政治。Snyder和Strömberg(2010)的经典研究对此提供了最全面的证据。这一领域的研究往往面临着内生性难题。选民的政治意识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政治信息的需求，因此，直接观察均衡中的政治报道密度与政治意识的相关性很难解答我们所感兴趣的因果关系。Snyder和Strömberg巧妙地利用了地方报纸市场分割这一供给面因素。美国各地报纸市场的分割受各种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与众议院选区的“叠合(congruence)”程度不尽相同。在叠合度低的地区，选民不得不与其他选区的居民订阅同一份地方报纸。这样，接收到关于自己选区众议员的信息量也会相应地打折扣。结果显示，高叠合度选区更少有选民记不起本地议员的名字，对当届国会的组成更了解，在议员选举中投票也更加积极。

Snyder和Strömberg还发现，美国的国会政治确实把这种关注度转化成了更强的政治问责。在媒体监督下，高叠合度选区的众议员更频繁地在听证会上出席作证，投票时党派性更低。同时，这些议员也更倾向于参与拨款(Appropriations)、税收(Ways and Means)等涉及收支分配的国会委员会，并成功地给自己来自的选区带来了更多的联邦开支。这也核实了Strömberg (2004) 早年对大萧条期间收音机电台政策影响的研究——该研究利用地形传导性和植被覆盖产生的外生电台信号差异，发现收音机覆盖是获得新政开支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一个郡的收音机覆盖从全国最低水平迈入全国最高行列，它获得新政开支会增加六成。

除了报道密度之外，报道的倾向性也有深刻的政治影响。人对事件的认知和判断部分地取决于事件被呈现给他们的方式(Kahneman & Tversky 1981)。媒体可以策略性地利用受众的这一特点来改变他们的立场。Nelson, Clawson 和 Oxley (1997)核实了政治信息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在实验室环境中的存在。作者把实验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国3K党集会的影像资料。两组信息的差别在于，一组所观看的新闻视频中该示威活动被描述为涉及言论与集会自由的问题（包括抗议者举着“种族主义者没有言论自由”标牌等镜头），另一组则更侧重于强调3K党寻衅滋事、破坏公共秩序（比如受访者在镜头前表达对暴力的担忧）。实验结果显示，在观看视频之后，第一组受访对象明显对3K党集表达出了相对较多的容忍。这与Kahneman和Tversky对框架效应的经典研究结果相一致，并进一步说明了该效应在政治信息传播的背景下也存在。

既然如此，我们也容易理解，为什么具有一定报道倾向的媒体可以说服或动员选民参与特定政治行动，从而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自由派的NTV在俄国2000年大选中助了反对党一臂之力（Enikolopovet al. 2011）。在我们对族群冲突的讨论里（见敦伦政经公共号文章“族群与宗教冲突的政治经济学：三个国家的故事”），我们曾经见过更令人发指的例子——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官方运营的RTLM电台起到了动员民间武装参与杀戮图西人的作用(Yanagizawa-Drott 2014)。

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媒体虽然通常不是政府部门，却通过影响民意、协调政治活动掌握着可观的权力，难怪媒体在美国被称作“第四权”。权力的存在总是伴随着担忧：这样的影响力会不会以违背公共利益方式被媒体所有者所滥用？经验表明，自由的媒体市场和官方操纵下的媒体环境遵循不同的逻辑。

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纳粹德国的电台

 
当媒体成为政府手中的宣传工具，政府的宣传意志会成为偏向性的重要决定因素。希特勒和他的心腹戈培尔是政治宣传的高手。事实上，当代实证媒体研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西斯政权的崛起——30年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立竿见影的政治宣传激发了学者们对媒体的兴趣(Strömberg
2015)。

早在希特勒接过权杖之前，魏玛德国就实施了对政治新闻的有力控制(Jelavich 2005)。面对魏玛德国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德意志广播业的先驱认为政治新闻应该做到不偏不倚。然而作为德国政治新闻的主要来源的报纸往往被各政党所控制。出于对报道平衡的考量，内政部长于1926年七月规定所有电台的政治新闻都必须来自由内政部控制多数股份的“无线服务”(Wireless Service，德文简写Dradag)提供。其监督成员则由七个主要政党的代表组成，从右翼的民族党到左翼的社民党都具有代表权。出于保护德国现行议会制民主的考量，威权与颠覆倾向强烈的纳粹党和共产党无缘于这一建制。

起初，Dradag控制下的广播新闻拥护民主、抵制纳粹的宣传口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Adena 等(2015)发现，在1930年到1932年的选举中，电台覆盖减缓了纳粹支持率的增长。一个选区的电台订阅量增加8.2%（相当于样本中的一个标准差），盖选区内纳粹党得票增长会减缓1.8个百分点。根据作者估算，如果没有电台宣传，纳粹党在1930年选举全国范围内的得票会达到22.3%，而无线电波把实际的票率控制在了18.2%。

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努力没能阻止纳粹党的崛起。1933年一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并重新组阁，这套广播审查系统也顺理成章地被纳粹收入囊中。新内阁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喜不自胜地写道：“现在这场战斗容易多了。政府的一切资源都等着我们动员。电台和出版业都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炮制出大师级的宣传。”(Shirer 1960) 随后，Dradag控制下的电台的政治导向转了180度的大弯。在三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前，纳粹党的领导层获得了大量的正面曝光，而其他政党的播送时间则大幅缩水。Adena 等(2015)发现，在这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新的宣传班子就达成了显著的政治绩效——与前些年完全相反，在1933年三月的选举中，电台覆盖越强的选区纳粹党员和得票增长势头越猛。最终，纳粹党获得了44%的选票，与得票8%的德国民族大众党组成了多数联盟。模型模拟显示，假如电台在希特勒就职之后被切断，纳粹党的得票会减少到41%，使其联盟无法控制多数席位。

纳粹政权巩固后，电台继续起着传递当局意志的作用。无线电波载着反犹主义的毒液渗入德国的大街小巷。根据Adena等人的研究，第三帝国建立后，收音机信号强的地区成了相对的反犹重灾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显著较多。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收音机信号强的地区遣送了更多的犹太人，也发表了更多反犹主义公开信。

作为市场主体的媒体：美国的传媒业

 
在私营为主的自由媒体市场中，利润和竞争对“第四权”形成了相对有效的制衡。媒体股东固然有理由鼓吹自己偏爱的观点，也需要考虑到读者的立场和判断才能获取利润、避免淘汰。Gentzkow和Shapiro (2010)统计分析了美国地方报纸倾向性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新闻媒体的盈利动机高效地制约了媒体所有者兜售自己政治主张的能力。作者首先用“党派性语言”的频率量化了媒体的倾向性。在国会辩论中，不同党派的议员经常刻意使用不同的语言。例如，共和党议员倾向于把他们所反对的遗产税称为“死亡税(death tax)”，使该税项显得不近人情；类似地，民主党喜欢用“未登记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称呼非法移民，淡化其与法律冲突的现状。这些倾向也反映在媒体报道上，如保守派的《华盛顿时报》使用“死亡税”这一说法的相对频率大大高于自由派的《华盛顿邮报》。作者设计算法，通过分析两党议员的修辞差异选取了国会发言记录中最具党派性的1000个词语，进而用这些词语的词频度量地方报纸的倾向性。

Gentzkow和Shapiro进一步用地区差异定量分析了地方报纸倾向性的供给和需求因素。他们发现，报纸倾向性更多是报纸迎合当地选民整体政治立场的结果。从需求上看，在一家报纸的地方市场中，与其政治立场越相近的社区发售量越大。相应地，报纸对倾向性的供应也趋于迎合其本地市场中读者的政治立场。这一供给面关联的因果性经过以宗教热忱作为工具变量的检验——这确保我们观察到的相关并不反映媒体的倾向说服乃至洗脑了读者，而是读者的立场牵引媒体的倾向。

该研究还计算了全国地方性报纸的平均倾向性，得到的实际数值与“每家报纸以迎合读者的方式最大化利润”这一假设下计算出来的理论倾向性高度吻合。这说明美国地方报纸所有者整体上受到读者需求制约，不能系统性、结构性地操纵舆论。在微观层面，媒体的所有者对其倾向几乎毫无影响。一旦控制了读者和地理的因素，相同集团控制的两家媒体立场并不比随机选取的两家更相近。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媒体的倾向性受到当局压力影响——相反，控制了需求面因素后，媒体倾向性平均而言会偏向在任州长党派的反面。

在百家争鸣的全国性媒体市场，声誉与竞争则起到了规范媒体报道的作用。DellaVigna和Hermle (2014) 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今天，美国的电影制片公司和新闻媒体多由大型传媒集团所有。默多克新闻集团同时控制着福克斯电视台、《华尔街日报》和制片企业21世纪福克斯；而CNN、《时代周刊》和华纳兄弟则都隶属于时代华纳集团。假如媒体是资本家影响读者的传声筒，那么传媒集团有动机操纵旗下的的新闻媒体，鼓吹同集团的制作的电影，从而获取利润。作者基于已有文献对媒体“说服效应”的测算(DellaVigna & Gentzkow 2010; Reinstein & Snyder 2005)保守估计，假如《时代周刊》给一部华纳兄弟旗下的电影多打一星，时代华纳集团可以揽入30万美元额外票房收入。DellaVigna和Hermle用双重分差策略分析了默多克集团和时代华纳旗下媒体的电影评分数据。作者发现媒体给同一集团的电影打分并不相对慷慨，给竞争对手的打分也并不相对严苛。声誉是竞争性传媒机构的重要资产，它有效地遏制了媒体所有者出于自利的偏袒。

市场化传媒的特点，在德国电台的案例参照下最为清晰。在政权更替之际，德国电台成了联邦政治的风向下的三姓家奴。经过被审查和中央化指导的驯化后，媒体无力抵抗自上而下的操纵和摆布，以至于沦为政治宣传机器。相反，在市场导向的美国媒体业，利润动机和行业竞争有效钳制了摆布媒体的可能。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化的媒体既不姓赵，也不姓钱：从当局压力到股东的政治倾向、商业利益都对它们的报道立场影响甚微。对于普京总统这类追求舆论一律和言论控制的强人而言，哪种体制更合其胃口自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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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Adena, M., Enikolopov, R., Petrova, M., Santarosa, V., & Zhuravskaya, E. (2015). Radio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s in Prewar German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4), 1885-1939.
• Aslund, A. (2007). Russia’s Capitalist Revolution: Why Market Reform Succeeded and Democracy Failed. Peterson Institute.
• DellaVigna, S., & Hermle, J. (2014). Does Conflict of Interest Lead to Biased Coverage? Evidence from Movie Reviews (No. w2066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DellaVigna, S., & Gentzkow, M. (2010). Persuasion: Empirical Evidenc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1), 643-669.
• Enikolopov, R., Petrova, M., & Zhuravskaya, E. (2011). Media and Political Persuasion: Evidence from Russi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3253-3285.
• Gentzkow, M., & Shapiro, J. M. (2010). What drives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US daily newspapers. Econometrica, 78(1), 35-71.
• Jelavich, P. (2005). Berlin Alexanderplatz: Radio, Film, and the Death of Weimar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elson, T. E., Clawson, R. A., & Oxley, Z. M. (1997). Media framing of a civil liberties conflict and its effect on toler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03), 567-583.
• Reinstein, D., & Snyder, C. M. (2005). The Influence of Expert Reviews on Consumer Demand For Experience Goods: A Case Study of Movie Critic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3(1), 27-51.
• Remington, T. F. (2015). Politics in Russia. Routledge.
• Shirer, W. L. (196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Simon and Schuster.
• Snyder Jr, J. M., & Strömberg, D. (2010). Press Coverage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8(2), 355-408.
• Strömberg, D. (2004). Radio’s Impact on Public Spend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89-221.
• Strömberg, D. (2015). Media an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7(1),173-205.
•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4481), 453-458.
• Yanagizawa-Drott, D. (2014). Propaganda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94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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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俄罗斯等十个国家的反对，媒体监督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未能获得在联合国的咨商地位。对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这一决定，美国表示 “极其失望”。

（德国之声中文网）周四（5月26日），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否决了”保护记者委员会”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ECOSOC）的咨商地位认证申请。

对于该媒体监督组织的认证申请，由19国组成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中的十国投了反对票，其中就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南非。另外有3国投了弃权票，其中就包括被”记者无疆界”组织指出近年来媒体自由走下坡路的土耳其。

对于这一否决，”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西蒙（Joel Simon）说：”少数新闻自由情况不佳的国家利用官僚拖延战术，来破坏、阻挠一切让其政策陋习昭然若揭的努力。”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网站称，该组织从2012年开始申请咨商地位，但根据联合国的”神秘程序”被推迟了7次。”近来，（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遭到维权组织的批评，维权组织对该委员会的19国组成感到沮丧、无奈，这19国中包括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南非、苏丹、委内瑞拉和古巴。”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Samantha Power）称，对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极其失望”，并表示华盛顿计划向由54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重新提出认证申请。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表现越来越像一个反非政府组织委员会，这一点越来越清晰”，鲍尔说。

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的代表则对于”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合法性表示质疑，声称他对于”该组织是否真的是非政府组织深表怀疑”。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总部位于纽约，对于俄罗斯的媒体自由、没有保护记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了大量抨击。

在该组织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大量针对中国新闻自由、媒体审查的批评性文章。该组织2015年底发表的特别报道称，”在中国，大量记者（49人）在蹲监狱，创下了该国最高纪录……占全球记者入狱总数的四分之一，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关押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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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编辑注：发布本文的新京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沸腾”目前已被封号。本文转自“一点资讯”网站。）

在中国，自小岗村后，应该没哪个村能像乌坎这样，激起这么大的波澜；也很少有哪个村的村支书兼村主任被查会像林祖恋这样，聚拢这么多的眼球。

据报道，17日晚，林祖恋被警方进村带走，19日又有消息说乌坎数千村民游行，要求释放林祖恋。

而20日乌坎所属的广东汕尾陆丰市检察院对外通报：从2012年担任村支书、村主任以来，林祖恋涉嫌利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职务之便，在民生工程项目发包等环节大肆受贿，被群众多次举报，数额巨大，已触犯刑法；当地检方经过3个多月初查，于6月17日对其立案侦查。

这算是乌坎波澜再起：乌坎最先走入公众视野，是因2011年9月21日的乌坎事件，当时土地转让、村财务问题引发村民抗议，后来在多方僵持、波折迭起后，事件迎来转机，以促成真正意义上一人一票村委会公开直选的方式得到善终。此事也被各方赋予重大标志性意义。

之后乌坎渐次淡出舆论视野，偶尔在媒体特殊节点的“重返”“回访”中露面，也是跟“乌坎村民自治陷困境 村主任称后悔维权”“乌坎民众参选热情递减”等捆绑。

如今当地“民选”上的林祖恋被查，听上去，这是个贪污受贿刑事案件，涉案者还是个处在社会治理末梢上的“村官”，没什么爆点。可眼下它隐隐有成为重大舆情事件的态势。因为跟“乌坎”相关，也因村民反应等，很多人跟当地官方之间已然存在认知上的“次元壁”，很难处在同一个频道上。

尽管21日上午汕尾市政府再次召开情况通报会时透露，林祖恋在接受陆丰市检察机关审讯时，主动供认了自己收受贿赂的事实，并现场播放其认罪的视频，可很多人仍倾向于认为，这里面暗流涌动、藏着猫腻。而本就饱受诟病的“电视认罪”或“认罪视频公放”，也有些弄巧成拙——因方式本身欠妥，它构成了人们对主观揣测自我确认的“凭据”，结果消弭质疑不成反而招致更多质疑，本欲厘清事实却被指“另有隐情”。

在林祖恋被查事件上，有质疑与回应的互动式博弈，不是坏事。既然很多人要的是“真相”，是“经得起质疑的说法”，当地官方也表示“对乌坎村民反映的任何问题绝不回避、绝不袒护任何人，坚决依法依纪调查处理”，各方就不妨对正常对话渠道脱敏，努力在常识中找共识，尽力聚同化异。

眼下就有几点常识：

首先，林祖恋目前只是“涉嫌”犯罪，其罪名仍未被确证，就算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发现了某些线索，那也得经过法庭审理才能定罪，这期间有举证质证、控辩交锋等，个人是否有罪，不能靠单方指控就认定。

其次，证据比经验化判断更可靠，林祖恋是否真有受贿情节，关键得看证据，他以往在乌坎事件中充当的积极角色，不是他有没有涉罪的凭证，而当地村民作为熟人、难以割裂亲缘关联的声援表态，也不如硬证据那么有说服力。

拿证据说话。从公开信息看，光林祖恋的认罪视频仍是孤证，或许该案还在继续侦办中，检方的证据会在法庭审理环节才好亮出来，那也有赖于包括庭审在内的司法程序真正公正透明。

但证据是解决个案公平性问题的，对于这起已成舆情事件的案件来说，要打消部分人的疑窦，也需要当地做好舆情应对，对那些集中的疑点及时释清：

一者，网传林祖恋被带走前，他正要召开村民大会，就久未解决的土地转让问题组织村民集体上访，这属实否？况且，林祖恋当选村主任已有几年之久，当地官方称他曾多次被举报收受贿赂，那之前有没有及时查他？

二者，乌坎村有土地问题已是不争事实，它具体是什么问题？是否是5年前的问题遗留？

这些问题或许超出了刑事案件信息的范畴，可此事引关注的因素本就是复合的，撇不开复杂的社会背景。

“要让人们在个案公平中感受到法治正义”。林祖恋如果确有犯罪，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过去曾经有过怎样的“功劳”，身上有着怎样的“标签”，都应依法惩处。总之，双方都应依法而为，将行为纳入法治轨道。而证据和及时的舆情应对，又是将质疑与回应拽入法治制式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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