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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圈学研|你永远也不能,不让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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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就是写了五篇被删了五篇的404作者。

老规矩,默哀三分钟吧,为我自己。

上午十二点的时候,看到这段话还有些心寒。

这次被封格外不一样。说的是账号被“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责令永久屏蔽。

谁责令屏蔽?

网信办。

不过转眼一想,我的稿子能传到老大哥那里去,

不管他们认不认同,有没有被我说服甚至影响,至少让他们知道,在这满眼404的歌舞升平中,还有人愤怒的嘶吼着,咆哮着,不屈的前行着。

值了。

号被封之后,五天累计起来的三万关注量清零,七篇后台素材丢失,五千多条后台消息看不到。

幸好我还有备份,目前以往被封的文章已存在后台,回复相应关键词即可查看。

第一篇:《1984.6.8》

第二篇:《<1984.6.4>被封之后,发生了什么》

第三篇:《这个时代的1984,叫做404》

第四篇:《多悲哀啊,我们活在一个404的世界里》

第五篇:《这位404的作者没什么新闻可写》

相关阅读:

除了微信被封,突然发现我似乎是在哪里都会被404。微博的长图和关键词被屏蔽,知乎上面的回答被折叠。在我写这篇稿子的过程中,知乎上的问题直接被删了,原因是“政治敏感”。

一不小心,这位瞎说实话的404作者都能成为政治敏感的代名词。


还记得我说过1984里面是如何抹杀一个人的吗?只要把他存在的客观记录删掉,只剩印象,你就会怀疑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过,还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可能渐渐地,我也和那些我曾经尽力避免大家遗忘的事情一样,被所有人遗忘了。

所以呀,这个时代的1984,叫404。没毛病。

我说过后台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看,每当看到一些反对的观点时,我都挺开心的。

有人说,“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的回复是,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没有独立思想的世界就没有自由。

写这些东西的目的从来不是为大家科普历史知识,挖掘敏感事件,做一个满足大众猎奇心的公知。

我只希望你们在这个被404圈起来的绿草地上还能保持一点点清醒,至少能够在面对世间万象歌舞升平的时候,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吗?这就够了。

在打消怀疑的那一刻,真相就会消失。

有位我很敬仰的学界前辈说,在北电性侵事件中最让他生气的是,事情都爆发得这么大了,居然没有一个媒体跟进。

这件吸引了大量关注的事件,谁都看得出来包含着巨大的新闻价值。然而除了@央视新闻 和@人民日报 发过两篇微博,共青团微信发过一篇推送之外,竟然真的没有一家媒体去调查,去报道,去跟进。

已经发话的党媒大佬们,说话语气怎么看都觉得带着满满的官腔。似乎是带着不痛不痒的语调告诉愤怒的人们,“你看,我已经发声了哦,别怪我们了。”

有骨气的南都系呢,负责任的新京报呢,敢说话的澎湃呢?作为媒体,公信力都是人民给的。而当人民需要你的时候,你装什么瞎子。

或者说,当被某些部门捂住眼睛的时候,你装什么瞎子,学什么哑巴。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微信上关于北电性侵事件的相关推送基本上都被删了,目前比较好的梳理和分析的只有一篇:《北电性侵事件 I 真相还原后,正义能否战胜邪恶?》(来源:心理分析)

悲哀吗,我国这么多媒体,每一家都号称自己有理想有责任有道德有追求。而这么大的事发生之后,做的还不如一个公众号?

到底是现在漫天的404,让媒体集体小心翼翼不敢逾越红线;还是媒体的一再乖巧退让,让现在的404盛行?

真相不会因为你去掩盖,就会消失。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真相都一定会大白于世的。不论是美丽还是丑恶,都要睁开双眼看清事实。

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上一篇稿子在12个小时,10W+阅读之后,光荣牺牲。

凌晨两点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后台留言说,我的文章只能在晚上抓紧看,永远都活不到白天。

想想好像还真是这样。

也许我只是每天晚上,点亮你们屏幕的那一小撮光,是见光死的敏感和难以摆上台面的不堪。

就像有人说,“每次看完你的文章之后都很想说点什么,但是发现手边可选的只有投诉。”

当时第三篇文章《这个时代的1984,叫404》被删,后台发关键词还看得到预览。

很多人拿着预览转到朋友圈,虽然后来微信也开始采取一系列黑科技来降热度。很多人发的朋友圈,可能只有10%甚至更少的好友看得到,让大家误以为自己的好友都对这件事没反应。

即使是这样,这篇预览的阅读量也达到了8W。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的愤怒着,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与404的抗争。


我相信,很多微小的身躯去改变这个世界的妄想,都因为你们,好像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有了一点点改变。

道路注定很漫长,但如果一味地等待,就永远不会到达终点。

我们终将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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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CN|幼儿园爆炸案后第七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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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微信公号:NGOCN君(ID: ngocn05)

今天是丰县创新幼儿园门前爆炸案后的第七天,准确的新闻信息依然极其有限。

死者是谁,他们的家人怎样了,嫌疑人为何在家中写下那些话,为什么选择在幼儿园“作案”,幼儿园的安保是否存在漏洞,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就能买到制作炸弹的原料等等的问题,全都没有答案,甚至没人提出这些问题。

我们来到丰县,尝试去寻找答案。

作者丨阿七

丰县,江苏省徐州市的下辖市,距离徐州市区有近两个小时车程。如果没有六天前当地幼儿园门口的爆炸案,人们谈起它应该还是因为这里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

事发幼儿园

爆炸发生在2017年6月15日下午,地点是丰县创新幼儿园门口。一天后,警方把此事定性为刑事案件,随后宣布犯罪嫌疑人当场被炸死亡。根据丰县官方公布的消息,截止16日14时,爆炸造成8人死亡,65人受伤。由于当时幼儿园并未放学,无师生伤亡。

央视新闻等媒体都在爆炸发生后几个小时内做了报道。15日晚现场视频和图片均在微博等社交平台迅速传开,目前最新的消息是检方已介入调查,而其他信息依然停留在6月16日警方公告。

案件已经“告一段落”了,网络上依然散落着各种“传言”,有人因“传谣”被捕,而微博热搜依然是娱乐事件,环球网则在称赞官方舆论应对的及时和高质。但这起案件——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案件,却留下了大片的疑问。

6月19日,爆炸案后的第四天,我来到丰县,带着几个问题。

“有没有伤及孩子?”

地图显示,丰县一共有九所幼儿园。

事发的丰县创新幼儿园虽然是“江苏省优质幼儿园”之一,但并不处于丰县核心地理位置,离处繁华地段的县政府有约三公里左右远的距离,离最近的公交站也有一公里远。

丰县政府对面的丰县示范幼儿园拉了“关爱生命”的横幅

直到这个周三早上,创新幼儿园仍没有开园,保安室也不见人影。幼儿园门口的铁闸已经换新,门前新安置了小铁杆。而墙壁上的“让每个小孩像犹太人一样思考”的宣传语被涂上了油漆。

我发现不少路人走过门口的时候,目光都转向了幼儿园。除此之外,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切如常。

6月20日,我在距离事发幼儿园七公里远的新人民医院,找到了一位当时因爆炸受伤的中年男人刘坤(化名)。

丰县新人民医院

6月15日那天,刘坤像往常一样到幼儿园门口等待孩子放学。孩子们马上就放学了,突然一声哐响,刘坤的头部与耳朵都受伤了。

目前刘坤的耳朵还存在耳鸣,需要留院观察。他告诉我,就在这医院里,还有37名因爆炸受伤的人。我观察临近的几间病房病人,他们的年龄段在30到60岁之间。而这些轻伤者的医药费将由政府负责,但没有额外的赔偿。

刘坤记得爆炸现场有两名孩子。当时有家长带着更小的孩子去接送。“有小孩受伤了。”他跟我说。但他们现在情况如何,就不知道了。

央视报道截图

从央视新闻引用的爆炸后现场视频看,现场有家长抱着孩子痛哭,也有孩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网上流传的照片中,当晚有一名衣衫破碎的小孩被送到医院,头部受伤。

网上流传的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我问刘坤能否联系到有小孩受伤的家庭,他摇头了。但他告诉我,在离事发幼儿园一公里左右的村子,有一户家里人因为爆炸死去了。

在爆炸案的隔天,徐州市市委书记张国华在后续工作部署会议上表示,“要以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相结合的方式,制定好相关救助标准,在尊重民俗风俗的基础上,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安抚工作;针对伤员救治问题,相关医院要切实观察好、救治好伤者的病情,以讲政治的高度全力做好善后工作。针对舆论把握问题,要密切关注舆情,及时响应,维护社会舆论稳定。同时要结合大走访活动,切实做好伤者出院后的各项工作”。

“不清楚”的丰县人

我根据的刘坤提供的信息找到了那个村子。

然而,当我向村民打听情况,问了两个人都说不清楚。第三个,我跟她解释我只是想探望死者家庭,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外界帮助,她犹豫了一下,才给我指了路。

那户人家门口前停着一辆白色小车,房门大开。我直接走进他们小院,但房里没有开灯,也有门帘挡着,看不清楚房子里面的情况。

里面的人看到我了。一个中年人走出来,问我什么情况。之后两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女人也跟着出来了。

我一提到幼儿园爆炸的事,那位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女人首先说不清楚,其他人跟着也异口同声说:“不清楚”。

同样的答案我还从创新幼儿园附近的店铺老板和医院里的病人那听过。

央视报道截图

当我回到医院病房打听情况时,病房里的四个人都没有理睬我,唯一回复我的人说:“不清楚”。

幼儿园附近只有一家小商店。根据央视记者对小商店老板的采访,当天老板看到了爆炸后的现场,提到现场有小孩与家长。

但当我向这里唯一一家小商店的老板娘了解时,她说那天店铺并没有开门,她都是事后听说。隔壁一家回收铜铁的店铺的老板同样称那天没有开门,说:“不清楚”。

从幼儿园往东数第五店铺为小商店

最让我意外的是,我向一位拉客司机了解这次爆炸的情况,他想都没想就把新闻上的消息告诉我一遍,具体的死伤数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问他发生这件事之后有害怕吗,他说:“肯定怕啊。”

在丰县的百度贴吧上,置顶着两个帖子,一个是《江苏丰县爆炸案件告破嫌疑人为22岁男子当场死亡》,内容是央视的新闻报道,另一个是《请勿发表血腥、反(动)等图片视频或不实言论》,里面没有提及爆炸案,只有一句话:“请广大网友切勿发表血腥、反(动)等图片视频或不实言论,一切消息均以官方通报为准,切勿以谣传谣!”,发布日期是2017年6月15日晚上11点56分。

除了央视新闻报道的帖子,整个丰县贴吧里没有一个帖子提及到爆炸案,丰县贴吧有超过12万人关注,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在贴吧首页,只有几个帖子是在6月15日之后发的,分别是征婚、新店开张和买电脑求助。就如贴吧简介写的:“丰县人的精神乐园”。

丰县贴吧截图

“嫌疑人为何‘作案’?”

根据警方公告:犯罪嫌疑人许某为22岁男子,徐州市泉山区人,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某学校休学后,在创新幼儿园附近租住打工。警方在其租住房内发现留有自制爆炸装置材料,并在墙上发现一段话,根据观察者网的照片,这段话的开头是“犯罪=生小孩”,结尾也是反问“生”(字面意思是生育)的意义,而爆炸案就发生在小孩聚焦的幼儿园。

警方在疑犯许某房内发现的字迹(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春雨医生作者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二职工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堃撰文解释, 一旦出现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症状表现可以多种多样,几乎全身各处都有出现不适的可能性。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造成心理负担过重,会引起神经系统功能过度紧张,从而成为该病的促发因素

地图显示,徐州泉山区与丰县相距80公里左右。我不禁想,一个患有神经疾病的人为何到了80公里外的地方打工?又如何制作出炸弹?这位22岁的青年之前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

这是一趟充满挫败的历程,我们能告诉你的,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了,也许这将成为“常态”,但我们会更加努力,做多一点点。

图片如无特殊说明,拍摄者均为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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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辽宁省监狱管理局违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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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6日,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发布消息:

刘晓波因病被批准保外就医

 

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人员刘晓波,近期被诊断患有肝癌。近日,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依法批准刘晓波保外就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组成由8位国内知名肿瘤专家参加的医疗救治小组,制定了治疗方案。刘晓波正在按医疗方案接受治疗。

 

 

 

网民发现: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发布的刘晓波患病治疗信息,网易新闻收录了。有朋友转发到微博去,结果——违法了。

 

 

随后,网易新闻也“页面丢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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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长平:救治刘晓波,习近平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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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病重消息受到全球关注,中国境内出现抗议潮。时评人长平认为,中共高层“耳朵很灵”,但是以“装聋作哑”作为政治常态。

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丑娃儿”系列摄影作品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 “你×××耳聋了吗?问你刘晓波刘霞的事,你没听到?”一则发问在推特上引发众多关注。它讲的是习近平访问香港,在机场讲话后被记者大声提问:”会让刘晓波去国外治疗吗?””会释放刘晓波吗?” “会让刘霞重获自由吗?””香港人不希望再释法,你听到吗?”

习近平的反应假装没有听见,在保镖的重重护卫之下钻进防弹车里。有网民讽刺说,原来他耳朵也有毛病,这样的人都能当上最高领导人,真的是太励志了。为他辩解的人则认为,他耳朵灵着呢,但是贵为大国领袖,怎么能随便回答小记者的问题?另外一些辩解者显然认为此说不妥,还不如没有听见,于是说不是他耳朵不好,也不是他不肯回答,而是记者的声音太小,甚至根本没有发问,视频是后期配音。

后一种说法是掩耳盗铃,另一种装聋作哑。不止一家媒体或自媒体发布现场消息,官方也未有否认。但是,这种做法近年来在”五毛”(官方雇佣的冒充普通网民的网络发言者)中颇为流行,名之曰”搅浑水”。张嘴瞎说与闭口不言是官方应对舆论的一体两面。

习近平的”聋”让人想到江泽民的”发飙”。2000年,在被问到中央是否钦定特区领导人时,江泽民情绪失控,怒斥提问记者,炫耀自己与西方名记谈笑风生,称香港记者”too young, too simple(太年轻,太简单)”–被中国网民音译为”图样图森破”,成为网络流行隐语。江泽民的失控和浅薄让人替他脸红,如今却成为令人怀念的”长者风范”。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期待一再降低:怒斥记者总比装聋作哑要好,炫耀与西方记者的交往,总比将此类交往以”勾结境外势力颠覆国家政权”定罪要强。

前所未有的关怀与抗议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尽管中国网络在”不许随便娱乐”的整顿之后依然欢歌笑语,但是近日舆论中出现了少有的抗命现象: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于这位患上晚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关注,呼吁北京当局施行最起码的人道关怀。

1989年之前,刘晓波已因为卓越的学术建树红遍校园。1989年”六四”运动及其后,更以坚韧的反对极权政治受到举世关注。2009年,刘晓波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次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尽管他的”我没有敌人”宣示引发争议,但是刘晓波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者中受到最广泛尊重,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人士。

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及欧美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全球对于北京政权绥靖主义盛行,海内外民主运动陷入困境。很多人期待,刘晓波刑满释放之后,可望聚集新的反对力量。不幸的消息传来,他在狱中患上肝癌,对外公布时已是晚期。

刘晓波病重的消息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全球154名诺贝尔获奖者联名呼吁,美国议会通过救助提案,德国、法国也伸出援手,香港、台湾及世界各地针对中共的抗议活动迅速展开。而在中国境内,在政治高压和严格审查之下,约1500人签署了联名呼吁信,要求当局给刘晓波彻底自由。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以图片、隐语、肝癌知识等形式出现的关切和抗议不计其数。这些关切和抗议中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包含着对刘晓波生病原因及医治过程的质疑。

“这届耳朵不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界关切作出回应,称任何国家都无权”就中国内政指手画脚”。《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刘晓波”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敌”,”而历史对失败者往往是无情的”。当局更以匿名形式在网络发布视频,呈现刘晓波狱中受到人道对待。

然而,无论国内国际如何表达强烈关注,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此类事件总是装聋作哑。不仅如此,不少”精通时事的人”还总是在放话,称高层并不知情,错误都是其手下逆臣所为。按此道理,应该更加大声地疾呼,让”这届耳朵不行”的高层领导听到。然而,这些人往往又说,正在通过某种渠道通达高层,最好低调行事,以免添乱。这实在是低估了专制机器的效率。

面对全球关切与抗议,习近平依然视若无睹,这是对人道主义和政治文明的蔑视。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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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被重判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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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维权网络平台“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被控“寻衅滋事罪”,周四(3日)被法院判处入狱4年。他不服判决,即时向法院提出上诉。卢昱宇的朋友表示,他并不会因被当局打压而屈服,日后仍会坚持信念继续为人民发声。(黄乐涛 报道)

被关押1年多的“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周四(3日)在云南大理市法院被判入狱4年。其代表律师萧云阳对本台表示,他认为判刑不合理及刑期过长,卢昱宇亦表明不满意判刑结果,并要求律师为他向法院提出上诉。

萧云阳说:已经上诉了,马上已经上诉 ! 我们已给他上诉了。本来这个就是1个无罪的案件,检察院当时建议判刑3到5年,法院却判了4年。

记者问:法官有没有说为什么判刑判得这么重 ? 判词是怎样说的 ?

萧云阳说:没有呀,他是不会说的。

卢昱宇1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对本台表示,估计当局是不想有维权人士到法院旁听,故将案件低调处理,他现在身在大理,但是无论在网上或是从朋友一方,亦没有打听到有关卢昱宇判刑的消息,所以周四的判刑,到庭旁听的人数应该不多。

朋友说:因为我昨天(周三)到大理来,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案件开庭,我也是今天听别人说他被判刑了,然后我还在大理,我居然不知道,可能这案件就被当局低调处理了,可能律师也被要求不要对外说开庭的时间,不然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因为我已经来到大理了,如果知道开庭我也会去,但是这个消息一点都没有。

他表示,现在当局对民众的言论自由愈来愈收窄,而这一次对卢昱宇的判刑,就是要警告民众,不要在网上发表一些不利政府的消息及言论,令到民众害怕而不敢发言。他指,若果政府再打压下去,言论自由就会在社会上慢慢消失。

他又认为,卢昱宇一直都坚持自己的信念,绝不会被当局打压而吓怕,又指若果其日后刑满出狱,一定会继续在网上为人民发声。

朋友说:他是不害怕的,如果他害怕的话,他就会认罪了,那按照以往的案件处理的情况来说,包括709案件来说,他只要认罪了,当局就会给他缓刑,马上就可以取保了,卢昱宇他要坐满4年的牢才可能放,所以他的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因为他不服,所以被重判,所以他之后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之前他在庭审时候的那个表达,就是坚决不认罪,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态度会一直延续下去,包括他出狱以后仍然会做媒体的工作。

“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和李婷玉,2013年起整理发布中国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包括农民抗议徵地、工人罢工、业主维权等。2016年6月15日,2人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同年7月被正式批捕;2016年11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将2016年度“新闻自由奖”的公民记者奖颁给2人,以表彰他们为新闻自由付出的精神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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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娃:传媒江湖与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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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先生离任,有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又有人说如果没有了谁就没有了什么。

时代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可以每天结束一个时代,那谁谁说那谁谁的像只要还挂在那啥啥地方,“我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人”,似乎也有道理。

就在二十天前,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一位知识分子去世了,从撒手人寰到骨灰入海,仅仅花费了维稳界两天时间。

如果全大陆有14亿人,怕有13.99亿人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时代,以及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新京报的横空出世,不是要恢复而是要区别于老“京报”的时代;戴自更先生的离任,也不过是一位正局级干部的换岗。

传媒没有百家姓,偶有另类是胡说。

如果有一天胡锡进老师离开环球时报了,恐怕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内媒告别式——与环球时代。

胡与环球,就是朕与天下的关系(关于胡环,今后会有专文,这里按下不表)

全大陆像新京报这样有情怀的报馆不多,全大陆像戴社长那样长发飘飘的正局级干部更少(我的老同事老上级西门不暗老师尽管也长发飘飘,可惜非正局级),但这改变不了一个钦定的现实——媒体老总是国家干部,媒体公信力是待征党产。

南方报业、新京报、财新等机构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方面走在了陆媒的第一方阵,有诸多我欣赏尊敬的同行。但得罪人还是得说,“公信力也是党产”,征用你去平事洗地时,除了外界寄托的虚假希望(报馆甚至能背叛出卖民间支持者),内部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抵抗。

2013年1月的南周事件,全大陆的“新闻纸”都被要求转环球时报那篇扭来拧去的社论,甚至有官员在新京报印厂督战,敢开天窗,社领导就地免职,记者编辑当场下岗。

这些年,类似的官派任务只多不少,我是哀其不幸,但做不到怒其不争,因为这些机构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并没有单独享有这样的权力(所谓第四)。

印厂督战的场面看似悲壮,其实反映出了媒体行业和媒体人的卑微,甚至猥琐。

当然很多在岗的同行们是听不进甚至非常反感我这样的刻薄。大家都是犬儒,只是我酸腐味儿更重,原谅我,无法在一个接一个这样的耻辱的时刻为“悲壮”感动。

至少得知耻吧?我愿意一起分担承受这份行业耻辱,当然如果觉得顺奸成自然,那我只好自话自说。

07年这场海外『反腐』独角大戏,国内媒体是进退失据的。那些我非常尊敬的媒体里,有N多师友。理解其处境甚至已出街的报道。但还是要多说一句:虽仿佛以新闻专业主义立足并以督政能力见长,此事的应对在新闻伦理和政治伦理上都是立不住也不可能立住的。

那位纽约华裔脱口秀演员的的爆料都快把5个W给凑全了,本是一个可遇可求几近完美的采访对象。

缺失他本人声音,没有对他指控对象的调查,这样的报道是不及格甚至有问题的,平时严格的新闻规范与自珍的职业情怀,一到关键时刻,江湖规则不管用啰,只能捣浆糊。

当事采编听不惯受不了我这样的吐槽。

话又说回来。

作为旁观者,如何讥讽一些享有盛誉的媒体在权力意志、机构(个人)意志占上风时对所谓专业主义的背叛,都没太大问题,但要求供职于这些机构的朋友也公开承认这些,有些强人所难。

连彭博社都会在压力之下,放弃integrity呢。

——————————————-

那就改说南方报业, 破鼓万人锤,不多我这一下。

​南周事件后的南方系,有些惨不忍睹。

这条大船进水进得快把桅杆淹掉,还是有不少忠实读者自带水桶面盆来营救,一把鼻涕一把泪滴说“想当年……”

至少南方报业的高层们,根本没工夫听这些,他们正忙着凿船呢。

我是基本放弃等待南方报业的底线了,现在是等待它的笑点。

借用南方某前同事的点评:未能抗日死,留做今日羞。

重大事件官方危机公关的承办,新华、人日、央视等主攻,新京、澎湃等被征用了公信力的市场化媒体打援,海外除大公文汇这样的固定渠道,也会时不时委托南华甚至明报来漏气放风。


最尴尬的大概是南方报业。

几经整肃,终做了心理和生理的彻底切割,驰奔京城。

“请回吧,超龄了您咧,”敬事房总管还以长揖。

转身锁上了宫门。

——————————————-

​在大陆的外交活动采访现场,外媒多为中老年人,不乏已经驻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记者。而陆媒派出来外采的多为青年才俊,外语倍儿溜但稚气未脱。大陆缺资深记者么?No。资深的在编辑部等稿,再资深的在总编室审稿,最资深的,在衙署里管通稿……还有毙稿。

眼见着越来越多的记者编辑转行,我所在的好些个前同事前同行群,基本成了公关公司的员工俱乐部。

所谓的新闻理想,在各种禁令和打压下,早已支离破碎。

追求新闻自由?必然会失去人身自由,勇士不多,英雄就更少。

随着广安小平的“一国两制”逐渐被自贡小平的“一国一制”代替,连香港的媒体,也开始面对自己该姓什么的考验了。

延伸阅读:『谈笑风生』十六年

至于大陆,报禁对媒体人或是一种现实的保护,滋养了大量的老油条与小清新。

我的一个同学群,全是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专业的,总有几位“资深”记者在群里提醒同学们,不要学外媒,应该考虑国情,不要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因为有网监,还建议群里不要讨论敏感的新闻事件。

我在群里建议:咱们尽量别谈新闻,说生活,说生活。

新闻学院的不少校友大概认为这才是媒体人的自我修养:

在中国大陆做记者,最重要的一点是懂得如何选择性闭嘴。

鄙人之所以回避“议政参政”,到底还是因为无趣。当代所谓识人,至少在新闻界,十之九点九的视野格局还不如晚清初民的前辈。

那会儿的报人,是为打破报禁而生。

很多人骂我犬儒(有人甚至还加了一个形容词:精致),痛快承认。

不过这犬儒的骂名,我最多忍到90岁。

延伸阅读:也说“京华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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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评论|地震尴尬症:谣言模式和悲情模式不够用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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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微信公号:旧闻评论(ID: jiuwenpinglun);作者:宋志标

九寨沟8日夜间发生地震,新疆其次,然后在景区又有余震发生,就像所有地震区域展现的那样。这是地壳的苏醒,人事不可为,总之就是没办法。争那个云端的形状,赢了也不会有奖杯吧。

经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等几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历练,本次九寨沟地震后,社会响应倒是迅速,但很有一些响应过度的情况,因为与地震影响不成比例,反倒显出身形的笨拙。

评论对这次地震的介入,选题上面临尴尬。主要是因为它的单薄,无法撑起足够重的问题意识,但又要体现存在,所以只好呼吁一些既成的东西,比如秩序,或者争一争“谣言模式”。

谣言模式是为了说话方便所起的一个叫法。它对应的是悲情模式(下面再说它),谣言模式主要是指灾害出现后,官方用打击谣言来管理救灾现场,确立的是官方的主体地位。

但在后来,谣言模式遇到了有限的抗拒,反抗的理论依据包括“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官窑与民谣之辩”“民谣不可怕、官窑尤可恨”等。九寨沟地震后,谣言模式迅速现身。

比如社交媒体传播那个酒店大堂的事情,谣言模式指责是造谣,随后被证实是真的。谣言模式很尴尬却不会认错。不过,总体来看,因为震情震灾有限,谣言模式也没有派上大用。

相较于谣言模式,民间立场的悲情模式,在九寨沟地震中也没有用武之地。实际上,冷淡地看待这次地震,似乎才是主要的情绪。地震对唤起群体情感的能力,像是枯竭了。

不是说枯竭就不好,也不是说丰富就圆满。地震包括水灾等几大类型的灾难,在激发族群相帮的心理上,十年来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大有沧海桑田之感,最后导致是无感。

具体到这次,地震发生时除了在九寨沟的几万名游客,当地人其实只有数千人,地震死者都是外地人。所以,早早就有人呼吁,公益机构资源充足,不要过度地掀动捐赠,善用资源云云。

悲情模式被过早地看穿,对一些机构不利,因为它们无法借此筹集更多的资源积累,也算是不好的消息。当然,现在只说民房损伤两万多间,具体评估没出来,但至少紧急救援阶段的悲情模式已经失效。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想说这么一个意思,我们的媒体、公益组织、社会心理已经从过完几次地震中学会了理解灾难的宏大结构,可这次竟然没能派上用场,全体失落感油然而生。

这种落差带来许多尴尬,前文说的评论强行选题的尴尬,还有依托此上的地震云的科学真理之辩,也少不了商家祈福广告牌的尬舞——咦,它们为何点的是红烛,白事不该是白蜡烛吗?

无论谣言模式,还是悲情模式,都找不到合适的基础设施来建筑其上,所以卯足了劲要怎办?——谈谈机器人写稿有多快?这是多么荒诞的场景,如果是真的大灾大难,要机器人何用?

也只有在一个不需要记者深入灾区、或者笔触不能涉足灾区的情况下,才会发展出这么个结果:将机器人的效率作为地震后的高端话题,一本正经地谈论未来图景,没有比这更没有历史感的装逼范了。

总之,如果从灾难叙框架与灾难规模的对称角度看过去,拔高或明知走低又不得不勉力维持,挺尴尬的。灾难的大历史感经过这些年的现实埋汰,渣都不剩,偏又要在具体灾难中扯出营造的线索,人艰不拆可以吗?

20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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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在新疆遭中国警方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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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加拿大《环球邮报》8月23日的报道。一名《环球邮报》记者在中国西北部遥远的新疆做报道时遭中国警方扣押,相机被搜查,电脑被没收。

《环球邮报》亚洲通讯员 Nathan VanderKlippe 周三深夜至周四凌晨被当地警方和政府官员扣押了大约三个小时,之后获释。本次事件发生时,外国记者在中国做报道遭骚扰和恐吓的事件在增加。

VanderKlippe 先生周三晚间抵达新疆艾力西湖镇的一个小村庄,试图采访当地人不到15分钟,一名警察骑着摩托车来到他身边。随后又来了两名警察,以及一些看上去像是政府官员的人。

他表明自己是记者,他被告知随那些男子回一个当地的政府办公室。

“曾经有一度,我问:我可以走了吗?一个人说‘当然’。但另一个人说‘让我查一下’”,VanderKlippe 先生说。“很显然,我还没有自由。”

在那间办公室里,那些男子要求搜查他的物品,包括一个包和相机。他最初推开,但最终缓和下来。“他们说常规对他们不适用。”

那些官员之后要求查看他的电脑。VanderKlippe 先生再次推回去,这次,那些官员松了下来。他被带到附近一家餐馆吃了点饭。但回到那间办公室后,他们再次要求看他的电脑——这次把他的电脑拿走了。

“他们没有真的阐明或说为什么,他们只是告诉我明天会还给我”,他说。

之后,他被允许乘车离开艾力西湖镇,但两名官员开着一辆车一直尾随他的车离开该镇。

整个事件中,VanderKlippe 先生没有受到身体伤害。然而,他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归还他的电脑。他只收到了那些官员手写的一张纸条,承认拿走了他的电脑。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没有回应《环球邮报》的置评要求。

新疆是中国维吾尔人口聚居的地方,是中国警方与少数民族近年来屡屡发生冲突之地。VanderKlippe 先生在周三被扣押之前一直在报道关于维族人的安全局势,他对新疆的报道为他赢得了2014年加拿大大赦国际的奖项。

《环球邮报》总编 David Walmsley 称这起骚扰记者事件“令人深感不安”。

他说:“任意拘留记者,拿走他的电脑,释放他之后还继续尾随着他的车,仿佛他是一名匪徒,这是个悲伤的控诉。”

2009年,当时的《环球邮报》亚洲通讯员 Mark MacKinnon 在报道民族冲突时被当地官员逐出新疆喀什噶尔市。Walmsley 先生说:“这是《环球邮报》通讯员在新疆第二次被骚扰”。“很明显,在那里有要讲述的故事。”

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环球邮报》驻北京通讯员的 VanderKlippe 先生表示,对记者的骚扰事件“似乎越来越严重和频繁,尤其是在中国象(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介绍,目前在中国,有49名记者和作家被囚禁,超过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去年,对驻华外国记者的一份调查发现,在超过100名的回应者中,超过半数在中国工作期间亲身经历过“干扰、骚扰或暴力”。

原文Globe and Mail journalist detained by Chinese police in Xinjia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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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香港英文网媒接匿名恐吓信︰不认清敌人可能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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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英文网媒Hong Kong Free Press报道,他们的总编和员工先后收到匿名恐吓信,已报警求助。(Hong Kong Free Press网站截图)

香港英文网媒Hong Kong Free Press的人员,过去两个月接连收到匿名信件,主编在英国家人更接获恐吓信,指他可能会受到伤害,英文网媒已经报警求助。香港记者协会认为事件不能容忍,促请警方严肃处理。(林国立 报道)

根据Hong Kong Free Press报道,他们的编采人员,包括主编Tom Grundy、评论员Tim Hamlett等,在8月25日至9月29日期间,接连收到至少6封匿名英文信,指他们关于香港及内地的报道有偏见,员工被外国人洗脑;亦有信件列出50位投稿人及社运人士的英文名,批评这些人散播仇恨及分裂中国言论,预告他们明年一月会被逐出中国。

主编Tom Grundy在英国的家人,在上月29日亦收到信,指不要视信件是威胁,而是对某人的警告;信中提到在政治圈中,如果不认清楚敌人,可能会受伤害,如果未来几年Tom Grundy出事,不少人都会感到难过。

本台记者致电Tom Grundy,他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不过Tom Grundy在之前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不能容忍匿名恐吓信,他们发布超过一万篇报道及文章,内容十分持平,不明白为何接连收到匿名信,希望警方尽快查明真相。

而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指事件令人震惊,更严重的是信件亦寄送到主编Tom Grundy在英国的家人,对当事人做成困扰。他指网上的读者可以不同意媒体的采编立场,并提出异议,但这些信件已经越过提出异议之底线,绝对不能容忍,要求警方认真调查,并保证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记协主席杨健兴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传媒机构不时会收到读者的意见,不同意报道立场和内容,甚至带有粗暴的言词,但今次Hong Kong Free Press收到的信件,含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情况令人忧虑。

杨健兴说︰看(Hong Kong)Free Press从8月开始到9月,信件是愈来愈密,似乎是针对整体Free Press的报道,关于香港、关于中国,说他们分化几乎要赶他们走,比较罕见,比较担心是甚么一回事,隐藏著少少仇外排外极端的一种民族意识,令人较担心的,香港虽然政治很多元,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去到一些较极端的仇外排外意识,相当令人担心。

在竞选期间曾收过死亡威胁和被跟踪的立法会议员朱凯廸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威权政府往往透过民族主义、爱国情绪鼓动民众,甚至默许恐吓行为,阻吓一些他们不欢迎的意见甚至传媒。

朱凯廸说︰我想手段是很灵活的,寄信是一种之后又可能有人跟踪你,总之令你觉得很不安全,令你感觉到很恐惧,例如那时黄之锋在街坐巴士等车都会被人辱骂,趋势是愈来愈多,说法都是围绕民族主义爱国,不是香港独有的,俄罗斯等地方都是用这种手法,威权政府要打压异见时,就说你不爱国。

警方就事件回应指出,在上月19日接获报案,已列作求警调查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

Hong Kong Free Press 是在2015年成立,是香港首个英文网媒,提供免费英文网上新闻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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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通李:快被这个时代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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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被删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北京为何有这么多奇葩户型?》,内容是探讨保障房政策与奇葩户型的共生关系。可能还是不合时宜吧。

于是翻看了下,这半年来,我已经被删了7篇文章。以本人每周一篇的低产效率而言,7篇就意味着50天的工作全白费了。从公司角度来说,这样的员工几乎属于负资产,半年要发一个半月的无效工资及社保。更别提,我还曾经连累虎嗅被封号一周。

像《天津折叠》那种文章被删了,倒也早有心理准备。反而像这种感觉没碰什么G点的内容被删,情感上更难以承受。

作为媒体分工的一种,时事评论之道早已衰微,然而如今星辰大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召唤,更把这个工种摧毁殆尽。从商业角度讲,做这种毫无收益只添负担的事情,只会彰显愚钝。

这就是时事评论行业给外界留下的印象

2

前段时间发了个招聘启示,想培养些年轻人,也为公司储备人才。

有位朋友发来了简历——

“目前依靠个人变态的努力月薪已经能达到5万左右,可以说非常幸运的。但是我并不开心,以前似乎一直是为了赚钱而活着。”

聊了下得知,他在一个时常给虎嗅投稿的新媒体团队做文案,写包括商业稿件在内的各种内容,刚刚毕业2年。

我比他大9岁,从来没靠写作赚过这么高的工资。

他说:“一定要带带我,让我和你学写作!”

我说:“你见过谁向比自己收入低的人拜师的吗?你学这玩意干吗,受穷吗?”

3

几天前,青年导演胡迁自杀了。他留下的微博里,有几条挺疼的——

“有一次在三里屯遇到个火山女主播搭讪,她说帅哥你是做什么的,我说纯文学,她说什么文学,我说文学,她说网络文学?我说不是。她说那你一个月得赚十万吧,我说没有,她说五万总有吧,我说不可能,她说两万呢?我说看收成。她说这会儿他们给我刷了几个火山,一个三千快。我说你厉害。”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接下来拍下一个电影,弄下本书,看起来忙得跟晒咸鱼似的,但只要不跟朋友吃饭就得在家煮速冻水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CTMD。”

一时感慨,就转发了一下:拥有难以成为商业品类的手艺,再无其它糊口技能,勉力维持生计,却被周围人误认为已经混得不错。每到夜里想及此处,人都难免低落自卑。我完全能体会博主的心境。

有人在我微博下评论到“可你收入那么高,你怎么体会到的?”,之前也有人说“你月入应该不止5w吧”、“我感觉伯通月收入不低于20万”。

4

然而我所鄙夷的一家土豪公司却送钱来了。今日头条的金字节奖评了我,据说奖金有2万,几位朋友在微信上向我道贺。

我是这样回复的——

两万元就这么扔了,俗话讲“穷横穷横的”,的确在理。

5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可能又该换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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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一场有选择的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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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习近平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这位中共总书记鼓励记者们进行“客观”报道。与此同时,数家西方主流媒体被拒之门外。

网友恶搞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200多名记者到场,拥挤的大厅内没有手机信号,通道里都是宣传部门的官员,获得好位置的是中国官媒,法新社这样描述周三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场记者会。

“这次来了很多记者朋友,许多是远道而来。大家对会议作了大量、充分的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广泛关注。你们辛苦了!”习近平在记者会开始时说。

感谢完”记者朋友”和发来贺电的各方,这位中国党和国家一把手开始介绍新的领导班子。他在这里特别强调,李克强同志之前就是常委,”其他五位同志都是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习近平这里特别提到没有跨届提拔什么人,还是按部就班,显示了”在提升和退休问题上,习近平是比较强调要遵守一定规则的。”

介绍完了”新成员”,习近平开始讲”新目标、新任务”,强调会将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让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除了勾勒美好蓝图外,习近平也向媒体–特别是外媒–提出呼吁,称”欢迎记者朋友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

不过,在网络自由、新闻自由严重受限的中国,”多走走、多看看”并非没有门槛。这次记者会,就有数家媒体被拒诸门外。

驻华外国记者会协会在周三发声明称,英国广播公司(The BBC)、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卫报(The Guardian)、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都没有得到这场记者会的邀请函。该协会对此表示担忧,称”这场记者会是涉及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重要新闻活动”,不允许这些媒体参加”让人不免得出结论:这些媒体被特别拎出来,以传递一个信息”。

对于习近平而言,关键点是要进行”客观的介绍”,提出”有益的建议”。他在记者会结尾引用古诗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干坤”。

法新社报道称,伴随着习近平走下演讲台,无数闪光灯齐发,他身后跟着其他常委。没有人在记者会上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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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总局】专治选择恐惧症(外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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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Bremmer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不知道选择哪一份中国报纸好?没问题!

网友:不只是晚上七点半的电视是坏的。

 

 

梁山泊头领排座次

 

宋江叫吴用起草了一个108人的座次名单,交给李逵说:铁牛,拿了去叫山上所有兄弟按这个投票通过。

李逵:哥哥,投个鸟票,只要颁布就行了,谁不同意我砍了他的鸟头!

宋江:你这黒厮懂什么?现在需要民主管理嘛,快去!

李逵转身就走。

被宋江叫住:别忘了带上板斧。

 

相关阅读:

新华社|万山磅礴看主峰 主峰约谈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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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潇:我拜访了可能是俄罗斯最后一家自由派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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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微信公号:写字儿(ID: writingcafe)

开始写那篇特稿时,Elena是绝望的,她对文章能有多大影响不抱幻想。在车臣采访多年,她知道这个社会的保守与健忘,“普通民众很容易就原谅恐怖分子、恋童癖之类的人,却对LGBT群体零宽容……但是,假如我们什么也不做的话,在我看来,我们就要为犯罪负责。”

事情起于今年2月20日:车臣一位男子因为吸食轻型毒品被捕,审讯之中他供出了毒品提供者,警方随即逮捕了毒品提供者并检查了他的手机,发现了里面的成人照片,警方按照通讯录开始抓人,并要求每一个被捕者供出8到10人。一场针对同志群体的大规模逮捕和迫害在俄罗斯这个加盟共和国展开。3月初,消息传到了Elena所在的《新报》(Novaya Gazeta),Elena的同事Irina说,她们从当地一个执法者那里拿到了证词,很快,第二份、第三份证词出现了,“我们觉得有事情发生了,于是开始调查,并且联系到了受害者。”

4月1日,《新报》刊发了Elena和Irina合写的特稿,曝光车臣共和国的反同运动,声称数百名男同性恋被捕,在集中关押处遭到殴打和电击,至少有3人已经死亡。因为报纸上在愚人节那天出街,许多人问Elena,这是不是一个笑话?“我能理解这种反应,”她说,“毕竟这运动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当人们意识到这不是笑话后,社交媒体被引爆了,全球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引述《新报》的报道,这又形成了大规模二次传播——记得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我甚至在新浪微博上也看到不少人在转发“车臣同志集中营”的短视频。

“(同志集中营)是错误和夸大的说法了,车臣确有秘密监狱,不经审讯就把人关押数月乃至数年,但不是集中营,里面关押的也不只有男同性恋。” Irina告诉媒体,她挺惊讶报道引发那么大反响,“过去好多年我们的同事都在报道车臣和高加索地区的人权问题,但公众早就不感兴趣了。”“我想(车臣的)情形让西方世界想起了纳粹德国,人们仅仅因为他们的种族和宗教就被杀害。”Elena则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巨大的犯罪,而且此刻它正在俄罗斯,在欧洲的土地上发生。”

今年4月上旬,我给Irina写了一封邮件,说我两个月后去俄罗斯采访,是否有时间一起喝个咖啡。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她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没留意车臣官方对报道的反应,对于《新报》,也只大概知道这是俄罗斯硕果仅存的自由派报章,擅长调查报道。之所以联系Irina,是因为她是晚我一届的哈佛尼曼学者(Harvard Nieman fellow),尼曼基金会的朋友得知我要去俄罗斯后,热心地介绍我们认识。

一个多月过去了,Irina没有回信。5月底,出发前一周,我又给她发了封邮件,这次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她说因为一直在出差,很抱歉没有更早回复,我在莫斯科时她不巧又要去外地,但她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同事Olga,于是在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我乘地铁到达市中心的屠格涅夫广场,去拜访《新报》报社。

新报门口

那时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知道Elena和Irina的报道刊发后不久,车臣政府就否认了指控,宣称车臣“没有同性恋”,而车臣的宗教领袖在大清真寺前组织了一次1.5万人参加的集会,指责《新报》记者“羞辱了车臣社会持续几个世纪的根基和车臣男子的尊严”,号召那些被冒犯的车臣人“不受限制地展开报复,不论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

《新报》报社在漂亮街区一栋不太漂亮的老楼里,进去要查验证件,上楼梯时我莫名其妙想起了《查理周刊》。我到的稍微早了一点,报社没什么人,10点整,刚准备给Olga打电话,就听到走廊那头靴子蹬地的声音,一个金发姑娘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Olga是《新报》特别报道部主任,也就是Elena和Irina的领导。《新报》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调查报道部和特别报道部,前者擅挖黑幕,后者擅讲故事,Olga跟我半开玩笑,调查报道部曝光各种丑闻的文章真的很重要,但确实不太好读,有时觉得“这就像两个行业”。但特别报道部并非不碰硬新闻,相反,连同Olga自己在内的10个记者,每个人都对各个新闻多发区域有专长,“Irina可能是世界上最了解车臣的记者,而Elena则对达吉斯坦(毗邻车臣的加盟共和国)了如指掌。”每个人每天都得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如果有重大突发事件,随时就要飞到2000公里以外的现场去。

编辑部进门处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其实只是一个带橱窗的柜子),最高处摆放着一台三星电脑,就是当年那种运行着486系统的粗壮古老的台式机,这也是《新报》第一笔资产,1993年,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用诺贝尔和平奖奖金的一部分购得这台电脑,送给刚刚创刊的《新报》,他现在仍然持有《新报》10%的股份。橱窗里有各式各样的奖杯,以及一个“无名者雕像”,Olga说他叫“瓦斯亚扑哏”,“就和杰克、约翰一样,是报纸里指代普通人的名词,但听起来比约翰搞笑。”橱窗里甚至有一块面包,是根据二战列宁格勒围城期间人们自制面包的同款配方烤制而成的。

入口处的“博物馆”

2009年《卫报》记者曾经造访这里,问及为什么这么一份猛烈批评政府的反对派报纸可以存活下来,当时的副主编Andrei Lipsky说,“政府从电视台开始,已经铲除了绝大多数反对派的声音,现在他们需要这么一份报纸来获知真实发生的情况,总统办公室和所有的地方首脑的办公室上都有一份《新报》。”和我坐在编辑部咖啡馆聊天时,Olga也用十分肯定、略带自豪的语气告诉我,普京本人订了两份《新报》,办公室一份,家里一份。

Andrei Lipsky说,《新报》最值得注意的读者是那些掌权者,比如以前服务于克格勃,如今在军情部门工作的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但那些渠道得来的许多消息都不可靠,我们报纸可以展现完整图景。”有时候这家报纸也会利用权斗来获得猛料,“俄罗斯的权力部门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复杂的利益聚合体。”

Olga告诉我,《新报》记者收入不高,平均月薪大概是1000欧元,刚入行三四年的年轻记者可能只能拿到500欧元,但记者流失率非常低,她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工作至今,“我也问过我自己,为什么还在这里工作,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能挣到多得多的钱,我满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但我就是停不下来,就是停不下来。我真的很自豪能在这儿工作。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与记录历史有关,记录只有这个时代的俄罗斯才会发生的事情。是的,我挣的不多,但没人能告诉我你别写这个,别写那个,没人能让我闭嘴闭眼。我有能力挣更多钱,但我没打算去挣那份钱。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

《新报》编辑部的咖啡馆,我们就在这儿聊天

特别报道部10个人,最大的37岁,最小的25岁,“没有一个结婚的,有个女记者结过婚,后来也离了,一个人带孩子。”Olga不好意思地大笑,“这是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都不结婚!但说真的,我们这份工作要花费太多时间和气力,每次出差家人都很紧张,Elena每次去车臣,我都非常紧张。”

车臣宗教领袖发出对《新报》记者的“追杀令”后,报社发表了声明,要求俄罗斯政府保护媒体,同时编辑部安排Elena暂时避居国外,“她现在已经在一个没有车臣人的地方了。”

“那就相当于休假一阵吧?”

“现在网络通讯工具那么方便,她还是要照样写稿的!”

也许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审查制度,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通过控制所有权或利诱威逼等较复杂手段实现的,也就是说,和一些国家比,俄罗斯信息环境自由仍然要开放得多。尽管如此,对于《新报》这样的媒体,无论是广告商还是出资人都时常面临巨大压力。2015年,因为长期不受官方待见,富豪Alexander Lebedev宣布他停止对《新报》的资助,他告诉英文的莫斯科时报,“你为之坚持、奋斗的一切,没人在意。我是生病了,但它不只是生理上的。”读到这里时我想起了Elena和Irina的报道刊发后,在互联网已经沸沸扬扬后,俄罗斯大多数电视台(电视仍是该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介)的沉默,国家电视台倒是报道了车臣的新闻,但报道的是当地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们聊了不到一个小时,11点的编辑部例会就开始了,我跟着Olga去了会议室,那是一个两进的屋子,最高处挂着六个黑框照片,“是《新报》历史上被暗杀的六位记者和律师,包括最有名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我记得自己当时愣了一下,几秒钟没有缓过神来。知道俄罗斯不少同行被暗杀是一回事,亲眼看到他们的遗像被挂在编辑部每天开会的地方,是另一回事。

《新报》例会

这一天的会议主要是各部门负责人参加,我不懂俄语,只能远远地旁观。十几个人围在长桌上,大多数人都很年轻,穿着帆布鞋,听到某些问题时会用手托着下巴,偶尔会沉默,偶尔又集体爆发出一阵笑声。那种随意和专注正是我曾经熟悉的新闻编辑部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吸了一口真气,又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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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U核真录|为核查人社部的话,我们查了58个月的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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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事实核查》课程教学实验号“NJU核真录”

“权威说的话也有可能是假的。”
撰稿 | 陆雨喆、吴梓溢

在事实核查的时候,我们究竟要选择哪些内容来进行核查?

在中国的语境下,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新闻敏感性、写作技巧性,也许更需要新闻工作者尝试的勇气

“对时政新闻的核查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亮点。”曹颖说。她是南大新传院大三实验班的学生。在去年的“事实核查”课上,她和她的组员选择把关注点放在国家部委新闻发言人的公开发言中,关注有关失业率的整体数据。

“就业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觉得我们关注到了新闻人应该关注的问题。”曹颖说。而她们的核查团队在坚持“真相至上”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受众的阅读感受,用表格、图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一目了然,快速读懂文章大意,更快接近事实的真相。

而一张简简单单的表格,背后凝聚着核查团队的同学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核查“PMI从业人员指数”这项指标时,他们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提取出相关的时间跨度长达58个月的信息,然后再整合这58个数据,得出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统计图。

权威说的话也有可能是假的。”她说。我们在学习各种知识、经历各种事情之后,头脑中一定会产生各种固定的思维范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物的带着偏执的——成见。这种被康德称为“感性的直观认识”的事物,会极大地制约我们对真相的探寻和认知。

“对于核查结果,你们有没有感到惊讶?”我问。

我们没有预设,所以没有惊奇。”她说。

事实核查正是一个匡正思维、排除干扰的实践过程,通过在数据中挖掘和寻求最接近事实的资料,构建起新闻最坚实的框架,揭开蒙在我们眼前的神秘面纱。

事实核查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敢于质疑、并用专业的方法检验的精神;是维护新闻真实性的一种宣示。”对于核查的意义,曹颖如是说。

核查人:曹颖 凤羽桐 李劼 刘子琪 秦子宁

本次我们选择核查的是财新网在2017年4月25日发表的《一季度失业率创近年新低 制造业用人需求回升》新闻中的一句陈述。根据真实性指数评分标准,该陈述中事实大部分错误,我们认定其真实性指数为2分


人社部发言人所用统计指标已停用

 
本文核查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在4月25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一句话:“这也是近几年来,首次城镇登记失业率降到4%以下,创下了近年来的一个新低。”

这一句话出现在本篇新闻中的第二段,是针对第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97% 数值的评价。该陈述强调中国的城镇失业率有所下降,城镇人口就业得以改善,同时对目前国家以及人社部对改善就业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了肯定。

核查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人社部的数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进行概念界定后,我们发现在这一则陈述中,“近几年”用词表述模糊,且“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并不能真实准确地反应实际情况。该指标从2011年起就已被政府停用,且目前只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存在,人社部的统计也没有进行数据公开。因此,虽然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到2016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高于4%,但我们依旧认定该陈述缺乏真实性。

核查标准

 
一、概念界定

· 近几年

该表述比较模糊,在这里我们需要人为划定一个时间区间进行比较分析。“近几年”一般指近3-5年,但鉴于后文中提到“创下近年来一个新低”,3-4年周期过短,比较意义不大,很有可能只是正常波动,不能够说明失业率的大幅下降。因此,我们将“近几年”界定为近五年,即2013-2017年。

·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分子”是登记的失业人数,“分母”是从业的人数与登记失业人数之和。在城镇单位的从业人员中,不包括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港澳台及外方人员。如何定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的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

登记失业率与领取失业救济与低保补助密切相关,统计登记失业率更多的是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对城镇无业者提供帮助的举措。

但是,登记失业率被指不能够准确真实地反映失业情况。中国政府决定,从2011年始,不再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而采用“调查失业率”。

我们尚不清楚,为何人社部2017年的报告依旧在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已经被淘汰的指标,可能是出于方便社保工作的考虑。但是我们发现除国家统计局外其他数据网站的数据均无“城镇登记失业率”这项指标,人社部进行的统计也没有公开的数据。

二、整合评估

陈述原文:“这也是近几年来,首次城镇登记失业率降到4%以下,创下了近年来的一个新低。”

图:2013-2017年第一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

经核查近5年第一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2017年一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确实降到了4%以下,创下了近5年来的一个新低。但该指标对于反映失业情况来说是否有意义,还存在争议。

结论

 
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在统计时不包括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港澳台及外方人员,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该指标具有一定局限性,2011年就已经被政府要求停用,目前也只有国家统计局网站有该指标的数据,所以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上2011到2016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高于4%的数据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可靠数据,所以第一则陈述我们认为虽然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但忽略了“城市登记失业率”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取消该标准这一背景事实,属于“大部分错误”,打分2

附:信源列表

[1]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城镇登记失业率

[2]中国就业研究所: http://www.cier.org.cn/ShowNews.asp?ID=887&Catid=451

[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704/t20170426_270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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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欣:哪里来的勇气过“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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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写东西了。今天比较郁闷,随便写一点。

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是记者节。说真的,这个节我只在自己在报社实习的时候有兴趣过一下。真正成了一名记者后,我非常不想过这个节——我没有勇气。因为做了一名记者,我却并没有离“新闻理想”更近一点。我没有勇气接受别人对这个职业的祝福,也没有欲望在朋友圈刷出各种煽情的话语或图片。于是我只能沉默,旁观着一场社交网站上的狂欢与自娱自乐。

首先刷屏的是那条《记者,记着心疼自己》,这款爆文没有一点营养,用各种搞笑段子和表情拼凑,再堆积几条名记名言,最后煽情几句。说真的,把整篇文章里出现的“记者”两个字换成别的职业,这篇文章也是成立的。调侃记者这个职业的段子我们听的太多了,在这个节日,重新调侃和自嘲一遍,让我觉得更加难过。

这篇文章的落脚写道:他们做到了,是观察者、记录者,也是参与者、改造者,背负向真相掘进的使命,拿起笔杆、键盘、话筒、摄像机,每一笔都成了历史的追光,时代的注脚,前行的基石。

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调查报道正在死去,深度报道正在死去,都市报正在死去,甚至负面新闻都正在死去。这些年来,多少我们的新闻战友正在“溃败”,丢盔弃甲,如鸟兽散。我们又能为此做些什么?

那些神圣的名字已经凋零,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活得最好的不是媒体,而是网络信息售卖商,和跟在流量和广告后面的八卦制造者们。

记者?记者在做什么?我们观察了、记录了、参与了,但我们改造过么?有没有“背负向真相掘进的使命”?我们确实是历史的追光,“历史”在哪里,我们就照向哪里,为之装扮为之呐喊。但我们很清楚,自己哪里是什么“基石”,我们真的只是小小的“注脚”。

所以我们还在自我陶醉些什么?

这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日子,除此之外,意义寥寥。

不像教师节,尽管师风建设有待提高,但仍有学生和家长送上祝福,很多老师仍在做灵魂的工程师,孩子们的领路人。

也不像护士节,他们是白衣天使,无论有过多少医患矛盾,治病救人时他们仍站在最前面,每个人都应该为此致谢。

而我们大多数记者,已经丢掉了调查的权利,丢掉了做负面新闻的空间,丢掉了自由发声和写作的地方。既然如此,我们又拿什么换取别人的尊重?

一次又一次,我都会想起大学读过的那本书——《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我们仍然称自己为“记者”,然而我们现在是否自由?我们又为谁负责?我们新闻的“界”又划到了哪里?

当我们仍然在“记者节”上调侃并且假装安慰自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有人发出的“取消记者证”的声音——自媒体时代了,大家都在发声,而“记者”这个职业,不但正在失去自己的“必要性”,而且也在失去普遍的尊重。

而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难道我们只剩下苦笑自嘲?或者哀悼?

昨天我读到了一首诗,抄录如下——

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

眼睑下流露出凄楚惊恐的目光,

困难怎样将粗粝的楔形文字,

一页页刻上面颊,

一绺绺乌黑的浅灰的鬈发,

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

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角边枯萎,

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

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起到,

而是为了所有和我站在一起的人们,

无论是酷烈的寒冬,还是七月的热浪,

我扑倒在瞎了眼的红墙下。

——《安魂曲》

这是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写给前苏联那段黑暗岁月的一首悲歌。对我而言,这是最悲伤的哀悼。写给她自己,写给那个民族,也写给后来者。

阿赫玛托娃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在前苏联当局的迫害之下,写下一首又一首苦痛的史实,化为那个民族精神头顶上的月亮。

而我们也还有自己的月亮,我们还记得理想的光。

我仍愿意在这个节日,为少数记者送上我的祝福,他们曾经做出过真正的新闻,找到过真相,发出过真正的呐喊,他们仍旧是我的榜样。

在这个狼奔豸突的年代,我仍记得自己十几年前开始热爱“新闻”的初心,我仍有前行的欲望,我仍在积攒力量。

在这一天,我想说的,不止这些,但也只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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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CN|全球网络自由评分公布,朝鲜竟然不是倒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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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压根没朝鲜。

作者丨卢梓淇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发布了《2017年网络自由报告》(Freedom on the Net 2017)。该报告指出全球的网络自由度连续七年出现下降,而中国的网络自由度连续三年垫底。网络领域出现的诸多新趋势,如虚假信息散布策略、“断网”、限制直播,也值得令人重视。

一起来读报告

 
自由之家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网络自由报告》是其主导的一个研究报告,每年都会对全球65个国家的网络自由状况进行监测,覆盖了世界上87%的互联网用户,持续关注政府政策与举措的变化。

报告截图
图注:绿色=自由;黄色=部分自由;紫色=不自由;灰色=无数据

《2017年网络自由报告》聚焦发生在2016年6月到2017年5月之间世界网络自由的变化,一些近来发生的重要事件也被写入报告相应的阐述中。超过70位研究者参与了这份报告的制作,这些研究者基本是来自于研究涉及的国家。

报告的研究方法包括:评测该国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与举措、检测该国对网站与网络服务的访问限制,以及基于大数据的评估。

中国连续三年垫底
评为网络最不自由国家

 
在报告覆盖的65个国家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2016年6月以来出现了总体上的下滑,下滑最严重的是乌克兰、埃及和土耳其。只有13个国家在网络自由度评分上有所上升。

报告截图,在被研究的国家之中,只有23%的国家的网络是完全自由

中国的自由度评分与2016年相比获得了“一分的进步”:从88下降至87,分数越低表示越自由,但依然是自由度垫底的国家,而且已经连续三年被评为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排名在叙利亚与埃塞俄比亚之后。(在新闻自由方面,无国界记者在今年4月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在180个被研究的国家/地区中,排名是倒数第五)

报告指出,在这一年里,中国官方曾发出命令删除所有关于一种新发现甲虫的信息,因为这种甲虫被国内研究者命名为“X氏”甲虫(为了让本文不被删除,此处昆虫采用了化名)。

报告截图,不同国家的得分情况,分数越低表示越自由

同时,当局通过新的网络安全法会进一步侵犯用户隐私,加强互联网公司实名登记用户的义务,并要求互联网公司协助安全机构进行调查。国内公司正在落实这些措施,作为逐步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体系的一步。这个“社会信用”体系与金融信用评分相似,是根据人们的互联网使用历史行为来打分,并作为向个人提供政府与金融服务的依据。

网络安全法还要求外国公司在2018年前在中国境内存储中国用户的数据,包括Uber,Evernote,LinkedIn,Apple和AirBnb在内的许多外国公司已经开始遵守。

美国也出现了互联网自由度的下滑。虽然美国的网络环境仍然活跃,多样化,但是虚假信息和超级党派内容的流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假新闻”(特别是在社交媒体)的猖獗在2016年11月总统选举前夕达到顶峰并持续至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些挑战美国总统立场的记者面临着严重的线上骚扰。

假新闻和政府规管
在同步上升

 
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括美国在内,至少有18个国家的选举受到了线上操纵与散布虚假信息手段的影响。虚假信息散布策略造成了连续七年的网络自由度下滑,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服务的中断(即“断网”)有所上升,对人权工作者与独立媒体的人身限制与技术监控也越来越多。

近年来,各国政府发现用“众包”的方式开展网络信息安全工作,能获得更好的效果,且可以避免直接责任。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难以将政府宣传与实际的民间民族主义言论区分开来。

例如,中国政府长期聘用国家雇员来引导网络舆论,但现在他们只是一个庞大生态系统的一小部分。这个生态系统更多是由共青团志愿者以及被称为“自干五”的普通公民组成在官方文件中,共青团将“网络文明志愿者”形容为用“键盘作为武器”,在一场正在进行的“网络战争”中“守护互联网领土”的战士。

南方都市报截图

更多的政府开始通过“断网”的方式来“维持稳定、确保社会安全”,这种方式通常是出现在民族或宗教少数派聚集的地区。至少有10个国家的政府蓄意破坏特定地区的移动互联网,尤其是针对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这个趋势令人感到不安。

例如在埃塞俄比亚,由于被剥夺公民权的奥罗莫人和阿姆哈拉人发起了大规模示威,政府在2016年10月宣布紧急状态,关闭了近两个月的移动互联网

此外,越来越多政府开始限制直播。直播软件因用户可以直播色情、吸毒,甚至是暴力事件而声名狼借。因此有些国家限制实时直播来遏制淫秽信息传播,但这种限制扩大到对新闻和网络行动的管制(digital activism)新加坡直播应用程序Bigo Live在印尼关闭了一个月,直到它与政府达成协议,主动限制违反印尼对淫秽或其他“消极”内容的直播内容。而在中国,广东省南部的警方在清除色情内容和其他非法内容时关闭了数百个直播频道,包括被禁止的新闻和评论。

资料来源:自由之家《2017年网络自由报告》
原文链接: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freedom-net-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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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辑不上班:“低端人口”是承受者,你却以为他是问题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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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新浪微博 @老编辑不上班 原微博已被和谐。

被删微博截图

@老编辑不上班:

谁没住过群租房和小招待所呢?

大兴烧死了人,看到一些高等人的评论,低端人口如何外地人如何,果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教育出来的,令人齿冷。

碟叔没拿到毕业证就来了北京,就住罗庄西里的地下室。

我说没事儿,七年前我跟你一样。在玉泉路研究生院,女教师从开封来北京找我,住的就是学校斜对面天桥脚下的地下室,80块钱一天,三天200。女教师从小在家娇生惯养的,在地下室住了三天,感冒了两天,受不住,就回去了。

元旦之后她考研笔试结束来北京,一边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打工,一边准备复试。工资加绩效3000多,没有五险一金,住在龙泽的群租房里面,三居室塞了十几个人,她跟一个姑娘合租一个小次卧,一人700。

两个姑娘的男朋友,要错开时间探望。

女教师是家中老幺,老来得女,掌上明珠。她父兄都是本地的领导干部,要是知道女孩子在北京吃这个苦,估计要打死我。

我那时候在凤凰实习,一个月大概2000块钱,所里补助1000多。上班在北四环富盛大厦,上课在玉泉路,八宝山的前一站,周末还要去龙泽。有时候晚上加班晚了,我骑自行车下班,穿城而过要一个小时,路过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对着天空竖中指,唱国际歌。

我记得那一年的国内的iPhone 4s发售特别晚,元旦后才开卖的。我攒了半年的工资,5000块钱,狠狠心情人节的时候给女教师买了当礼物。

她 iPhone 用到妇女节那天,公交车站被摸走了。她知道我挣这个钱不容易,抱着我哭。

更早的一年前我在五道口,是我抱着她哭的,因为被P大面试挤掉,门口听到老师在里面商量怎么把我面试成绩改低,防止我英语听力考试后翻盘。

渡过了我们俩在北京一起的第一个冬天,一切好起来了。

她研究生复试过了,我被@鄭峻 老师推荐去了新浪实习,面试被@老沉 吓了个半死,在@雅楠七月 姐手下写专栏,一个月工资2000,稿费能挣4000。

再接着就是后来,她毕业留北京当高中老师,我在媒体干出了点成绩,拿钱创业。

虽然我们住地下室和群租房的日子只有那么半年多,但是让我明白,这个容身之处是买是租,是大平层还是上下铺,对他来说都是一张机会与公平的门票。

我觉得过去二十年,我见过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小地方的年轻人,赤手空拳来到大城市,不受父母支配,不看领导眼色,找到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爱情,最后能在这座城市里有个容身之处。

低端人口是城市问题的承受者,因为他没钱,没得选。你却以为他是问题的制造者,以为清理了100万最低端的人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只要不解决问题,新的问题又会冒出来了,又一个100万,又一个100万,直到这100万里面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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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年轻北漂工友:我们不是低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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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dreamss:被驱赶的年轻北漂工友,在街头,在北京的瑟瑟寒风中宣告:我们不是低端人口!

@Juliali58950423:身在温暖的室内,看了这个视频,猛打了一个寒战,还有泪水

@xz38018:低端的人就是很多借口默默承受,勇敢的人面对一切困难会抵抗不公平,孩子们不要做低端的人就抵抗去呐喊,你们这几个人是最棒的,你们做到了,你们是最高端的人。

@yijiulian:1966年的九月,他们抄家后再以清理城市人口为名将我的祖父母赶出他们自己购置居住了三十年的家园,一时间家破人散、四处逃亡……时隔五十多年,一样的手段、一样的残暴、一样的泯灭人性,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无非就是要造成一种氛围,要让大家都畏惧他们,让每一个人都活在恐惧之中……

@thefactofchina:轉的時候沒仔細看,剛看了一下,有些說明,年輕人的勇氣值得讚揚,但要理解事情的邏輯,尤其是所朗誦的詩作,內容稍顯偏頗,中國的問題根源,不是貧富之間的對立,不是高低端的對立,而是當政者和人民之間的對立。

@Joye04346063:👍✊💪支持这个小伙子!!

@Rose52001669:谁敢说自己不是低端?不是从低端走来,就是向着低端走去!希望“低端”一切安好。“中端”的孩子没有红黄蓝。“高端”别摔得太重!

@fightingGWG: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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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皮村:“人文关怀”下的暴力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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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强制驱赶“低端人口”行动引来巨大民意反弹后,北京市长蔡奇近日出面表态称“专项整治要有人文关怀”。几天前还在表扬驱赶行动“干得漂亮”的《北京日报》,今日却画风一变,在头版文章内温情款款地表示“我们的城市永远充满人文关怀的温度”。

然而据数条网络爆料,大量中外记者在皮村采访后的第二天,澎湃新闻记者在该地遭到疑似村委会人员袭击,被喷疑似辣椒喷雾的不明液体,同时有身分不明的团伙在村子里暴力驱赶、恐吓居民。有记者想要报道这件事,但被领导否决了。

微博图片

昨天晚上我在澎湃的一位同事兼朋友在北京皮村采访迁移人群时突然被喷不明液体,眼睛睁不开,她当场吓哭。疑似村委会组织的人。我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哭声时都吓到了,后来一直跟她联系,看有没有人在那边帮忙,有没有及时治疗,也了解了她遇险时的情况。后来她顺利去了医院之后,状态正常很多。我们想做一个报道,关于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突然被袭击,跟领导说了很多,还是被拒绝了,因为大局重要。我翻了一下新闻,看到以往别的媒体记者遇险时也有报道过。身为记者不断去报道别人,但其实事情发生在自身时反而最无力。又想到之前好几次的采访经历,让人感到记者的安危似乎并没那么被重视 欸

法新社记者Rebecca Davis在推特证实了这则消息,并发布了一小段现场视频

法新社记者推特视频截图

推特截图

网友分享的相关微博频频被删:

被删微博截图

该微博图片已被和谐;来自新浪微博 @柴阿-

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一只阿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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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北京日报 |北京需要五湖四海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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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连办两场招聘会”——在大兴区为安全隐患清理整治专项行动中关停场所人员举办的专场招聘会上,许多过去散乱污小作坊里的务工者找到了靠谱的新工作。

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可以看到,专场招聘会所遴选的企业非常正规,“上五险、包食宿、管培训”,且普遍把提供安全的工作和住宿环境放在首要位置。有务工者感慨:“之前没太注意安全问题,现在想想确实太危险,这下可踏实了!”给困难群众必要帮助,为仍有意愿留京工作的劳动者提供更多样、也更有保障的就业选择,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展现了北京坚定有序消除安全隐患的力度,同样展现了这座城市对待来自五湖四海建设者的温度。

北京的建设者,一向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几十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为北京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或许岗位不同、职业各异,但同样在这座城市里追逐着梦想,投注着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没有他们的参与和付出,就不会有如今这个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际大都市。

今天,北京进入发展新阶段,求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时代之问,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依然需要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一起奋斗、一起打拼。不论是科技、管理、经营、艺术人才,还是从事劳动生产和服务行业的务工人员,都是首都建设、城市运转所需要的组成部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人来共同建设北京,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并不矛盾。

漫长时空中积淀下来的开放气质,塑造着北京的城市性格,也深刻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对许多劳动者来说,北京是他们播洒汗水的圆梦之地。给予建设者、劳动者们以尊重、关心和爱护,切实改善和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在北京生活得更安全、更有保障,同样是城市“守夜人”的应尽之责。

火热的招聘会,与冬日的凛冽寒风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的城市永远充满人文关怀的温度,也必将更安全、繁荣、文明、和谐、宜居。

发布时间:2017-11-30 07: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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