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公号“贞观”之死的担忧越来越大，一部分前新闻业者正积蓄满腔怒气。随着更多机构媒体记者赶赴已逝新闻当事人陈女士的家乡，并从村子、镇里、县里带出有关她身份的真实信息，这些怒气愈发高涨，撕裂了在职记者与退役业者的关系。
迄今为止，在33岁逝者陈女士的身份信息中，得到村支书、她叔叔、县镇工作人员重新指认的包括：她不是毕业于北京211名校，她在县里考事业编的最高成绩是第25名，她父母没有借钱替她交房租，她骨灰被撒河里是当地习俗。
这些信息的总成基本上动摇了“贞观”那边爆火文章的基调，这一基调由这些构成：一名失业无着的大龄女性，一名在考公潮流中的失败者、一名被原生家庭压榨的可怜女孩，一名在逼仄的社会中屡战屡败的弃儿，一名孤独死去的零余者。
社会反响暂且不论，当红星新闻、奔流新闻等派出的突发记者，像侦探一样定位并揭露贞观精心隐藏的陈女士背景信息，并且实地走访给出完全相反的核验结果，“贞观”建构的悲情故事面临瓦解。而这些记者却因求实的职业活动遭到前同行的诟病。
一些聚集了在职与退役记者的群里，逝者被揭示的信息越多，与贞观一文差异越大，不可调和的争吵越激烈。仔细看去，前新闻人对事实核查活动的不满，一大理由是未能独立甄别，向外传递的信息都来自官方半官方信源，充当的角色可疑。
而在这一指责之外，一个更尖锐的驳斥是：你们都到了人家村口，就不该只满足于信息核查，还应该另外讲述逝者陈女士的人生故事。因此，前方记者对核查必要性的主张与辩护，与对前方记者的不满、抵触及谴责，需要一篇人物特稿来调和。
既然新闻记者粉碎了贞观一文的悲惨故事，那这篇人物特稿就该是新闻界理应交出的工作成果——不是琐碎的信息真假甄别，而是重新做一个逝者的侧写，给出令人信服的另一幅画像。做核查的媒体不仅有职责这么做，在新闻伦理上也该有这等自觉。
现在，能不能产出这篇人物特稿，成了“贞观”的辩护者呛声在职新闻人是否有诚意，检验媒体动机是否纯良的唯一硬指标。假如拿不出逝者的新版故事，那现有的核查活动都会被归咎为捣乱，会被认为与当地政府有不光彩的合谋。
至此，一场“对赌”已成。这场肇始于80后、90后新闻人之间的怄气之举，一如既往地演化成“用作品说话”/“无法用作品说话”自证的行业诅咒。显而易见，这次赌局重复了既往许多重大舆论事件下“新闻何为”的分歧，同时加入了随机出现的恼怒。
这场“对赌”还说明，针对机构媒体公信力与记者操守的挑衅，早已从外部哄闹式的长期恶评，渗透到媒体圈内部。这一现实令人沮丧地佐证，新闻操作规范凌乱以致于无法共享，无力建立业内对话；且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新闻人共同体，它脆弱到随时一拍两散。
当“贞观”文章中除死因之外的次级事实被职业记者逐一翻转，塑造一个建立在真实信息上的逝者形象成为急务，哪怕不考虑新闻圈内部楚河汉界般的对峙，这也是真相剧变后自然而然的阅读期待。而这个时候，真正考验新闻记者的时候刚刚开始。
为“贞观”辩护的人给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自媒体没有采访权，因此它的事实核查能力受限，所以不该苛求它的核验结果，哪怕有事实差错也该被谅解。那么，当机构媒体闯进来，理论上它具备采访权，可并非没有能掣肘它的东西。
截至目前，记者突破的采访前沿，止步于陈女士的叔叔，其父母弟弟都未受访。显而易见，要获取陈女士的生前故事，这几位至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种微妙的局面，这就为人物特稿能否顺利采写制造了极大的悬念。
对固原、咸阳、西安三地的有关部门来说，如果它们认为存在一个不利的舆情压力，那么，在这个人物特稿问世之前，这个压力不会消散。哪怕是最直接的淡化处理，都会让数个敏感词组成的社会风评萦绕不去，可见淡化处理并不明智。
此外，单纯地针对“贞观”的失实文章进行惩罚，同样起不到对冲舆论的效果，尽管谁也挡不住这块的行权。那么，将舆情处置推进到何种地步就值得思量：是满足于现有的多条信息证伪上有利，还是默认新闻媒进一步提供逝者的故事新编有利？
一个尴尬的可能性在于，如果新闻媒体根据翻新了的事实，提供逝者李女士的人生故事，未能超脱“贞观”那篇布满所有流量密码的文章，哪怕是共享一个悲情人生的框架，只怕还是无法弥合前述的业内分歧。而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
舆论情势至此，新闻被推着走，事实核查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媒体职责，悬而未决的人物特稿不可避免成为完成职责的重头戏。当说出“新闻界欠陈女士一篇人物特稿”时，其真实的涵义不仅仅指一篇稿件能否问世出街，还指向业内技艺对垒大义的心意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