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节日文字大概分上中下三等，一等文字当然是理想主义的，由真相、现场、历史等一级词汇构成；二等文字可能属于现实主义的，少加班，少通稿，人际关系简单点，生活工作两不误；三等文字是放冷气的文字，就像下文列举，写在边缘。
记者节对我的困扰，主要是词汇、定义、身份的含混不清。如果要挨个分析，也是件苦差事。有证的，没证的，上白名单的，没上白名单的，体制内的，商业性的，宣传的事业，新闻的营生，媒体又指的是什么，记者节真是嘈杂的、曲径交叉的大花园。
很多早就不在这个行当，或者在泛媒体行业不在新闻业的，在这一天容易复发节日病，类似于职业伤害，大致是反思“怎么就走到这一步”的意思。像这样有个专门的时间提醒，犹如上帝设定的闹钟，一年中定时让人检视人生的，据说是要感谢的，尽管里子颇多不如意。
图：秃头倔人
在很久的过去，记者都是与“新闻”挂钩的，哪怕退而求其次与“媒体”挂钩，也会让敏感的人不怎么舒服。因为新闻快要成为专卖的业务，所以这老式的敏感，似乎也要宽容一点才能讨巧，获取一点现实感。就这样，记者这个词的处境，就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
现在的新闻业，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新闻含量偏低，并且肉眼可见地流失。新闻与记者的关系，很有那么一点时空伴随者的意味，像是有关系，更多时候也没关系。所在它们都处在一个需要各自重建的阶段，当然，你一旦说媒体、融媒体时，可以回避这个问题。
新闻自从和舆论不再同义反复，后者盘子越来越大，将前者囊括其中——就像狗吞下一块铁——记者的身份也就模糊起来。这种模糊对不同人的坏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正好利用，但有的人不好再据此伪装，活力会降低，多样性就少了。
节日午前时段，听到看到业内人士自许的话，有人说是陈词滥调，我倒觉得如果把这些话当作自我的倾诉发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行业需要赋予意义和价值，而在意义与价值的落差下随礼一点文字，不算没有礼貌，也不算是冒犯。
若论它的不足，与人生高低坎相比，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新闻-媒体-信息-内容诸产业犹如层层涟漪的冲击波，守住身份不易。分明是，行业内部的等级制抬头，与外界不在乎“信息出自何方”形成对比，这种撕扯频繁发生，麻药不够用了。
新闻业与当代受众的关系，在启蒙话语时代之后，就变得随机与随性了。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进步主义思维逐渐在业内枯萎，而受众无法感知，更无力处理这个问题。流量作业，是逐草而居，是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过去可都是议程设置呢。
看清当代新闻业，或者为时人自处商榷立场，理解“缺陷”是一个极重要的面向。新闻业的缺陷是它不能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即使服膺什么也像是权宜之计，似乎随时准备为一秒钟前的决定而忏悔。这样的新闻业注定要充斥遗憾，越表白成就越疏离本质。
新闻业从自身的缺陷上背过脸去，转脸就在受众的另一重缺陷上同频共振了。受众对新闻业的改造，经历了历史的大跨度，在后者重新沉溺于管制红利后，开始变本加厉。从90年代浮夸的眼球经济，到技术主义遂行的流量经济，新闻业处在黄河夺淮的第一线。
流量对新闻从业者制造的困难局面，说千道万，就是黄泛区人民的生活状态，离不了，又不好过。到底是随着汛期随波逐流，梦想草长林丰？还是坚守新闻的防线，以固守阵地对冲舆论骑兵？受众这个所有相，是不是皆虚妄呢，非得有盖世英雄再世不可。
新闻行业萎靡不振、变得平庸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它失去了传奇色彩，丧失了英雄人物。这还是要归结到上述的“缺陷”清单中，哪怕世代更替，也或者无从求解。不早不晚，不好的事总会发生。逃避那些令我们害怕的东西，这样的游戏不会自动停止吧。
某一类权威赢得了人的信任，谎言以某种方式占据了生活，新闻业者就会被怀疑，媒体就沦为不名誉之物。而受众说的是什么呢？他们铁石心肠，一边听号令创造出自我牺牲的感动，一边蔑视不再严肃的媒体，他们与后者在互相消费上达成了悲剧性的一致。
新闻业从未完美，可也曾经偶然地不朽过。在媒体自新的同时，受众成为规训媒体的热心群体，过于殷勤地自成奥义，提出甲方建设性意见。在流量如流寇的年代，如何不去争抢受众嘴角的鸡汤以策养生安全，史无前例地交到这一代媒体业者手里。
因为史无前例，所以史无前例地随时准备失败，这也是底气之一种。新闻业者只在节日这天冒出头，像是只剩下这么一天自我剖白的日子，其余的时间都去哪了？这个行业的人，曾有些历史是与国情不共戴天的，现在仰望国情的大屋顶，在想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