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作者微信原文已被和谐。以下内容来自传送门：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社会新闻正在发挥政治报道的作用。这不仅提醒着社会新闻在日益贫瘠的时政报道产品中愈发显著的事实，也显示出在政治报道匮乏的阶段，社会新闻所能进入的领域，正在从街谈巷议扩大为社会批判。而对于这么个转型，接受它很不容易，看得出大家略有勉强。
对东方早报停止印刷纸质报纸的传言，以及随即被传媒狐证伪的消息，被处理为一条行业内部的动态稿。实际上，一张即使在今天也很先锋的报纸，遭遇如此暧昧的传言，一再展示了传统媒体那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尚未触底，所以不得不经受这番冷风雨的折磨。
中国都市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崛起，享受了二十年的荣光，继2012年出现断崖式的经济下跌，到目前正在进入关停并转的窗口期。都市报崛起的顺序是由先锋报纸再到一般报纸，其衰败则相反，一般报纸无声无息地消失，先锋报纸仍在经受痛苦的挣扎。
如果以行业内的思路看报业的消长，可以写出很大一本书。但是，现在的问题——读者本位的问题——是都市报的没落对一般人的影响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像新媒体宣传的那样，有了手机就有了一切，非移动信息端就失去意义？难道报纸一点也不重要了？
这就涉及到怎么认识本轮报纸经受的困难局面。如果仅仅以新媒体角度看，报纸必须死已经成为一个谈论相关话题的前提。应该说，这个角度比较现实，其实也很势利，可以说相当狡猾。狡猾到将麻木当作无痛，并在所为内容生产的社会化上，自以为实现了超越。
其实，都市报现今的困境，无论是它过去几年无力攀附新媒体趋势，还是现如今在规模及锐度上骤减，都是源于政治对市场的剥夺，是以牺牲正常的信息市场为代价来实现政治意志的稳固。新技术、新媒体被演绎成传统媒体的掘墓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误导。
在此理解下，可以看到一个惯于在所谓新媒体狂欢里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新媒体的技术因素被过度夸大，实际上在传统媒体（主要指的是都市报）确实的情况下，国人的信息供应产生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个损失是被新媒体泡沫暂时掩盖，而最终会显露的后果。
报纸尤其是先锋报纸的衰败，并非败给技术，而是输给体制。这是因为就技术而言，都市报所涵养的新闻专业主义最有潜力实现平台转移，但现实却是这一块被强力狙击、特意毁坏。一种本应超越媒体形态的信息产能，被置换为“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视野收窄还洋洋得意。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信息缺省，但是在移动互联网、内容创业、自媒体营销等新时代的信息泡沫下，被宣扬成先进对落后的取代、新技术对旧产品的迭代、新世代对老家伙的超越、甚至是创造创新对因循守旧的革命。有意识者故意混淆，无意识者跟风喧哗，遂把匮乏雕刻成留白。
这种信息格局的变化，被中国长期以来特有的进步焦虑症引申为社会变迁，也是很好地推卸了各自肩头理应检讨的责任及担当。而后，又在信息生产的结构性、失衡的状态下，陷入生存恐慌。在全民陷入诈骗情景时，新媒体盛世就露出末法时代的本相。
在中国，一个被所有阶级所确定共享的东西是雾霾，而今，这个共享清单上又增加了一个诈骗，或者叫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云云。从万元即是不能承受之巨资的贫寒家庭，骗子以9000多元取人性命；再到清华名教授，被骗去1760万元巨资，精英底层概不能免。
超越了阶级区隔的诈骗术否定了那些惯常的说法，比如被骗是因为穷，没用上智能手机，或者因为智商低、没有人生阅历，再或者说是缘于警惕心不够。但漫卷而来的信息展现了冷酷的事实：被骗无非是因为你活在这片土地上，骗子不是偶然的，而是结构性存在。
没有什么媒体明确地告知说，诈骗术的泛滥及其所以能频频得逞，必须公权力介入才能制止。批评到了委婉批评实名制就到顶了，就停止了。然后，警察微博带着怨妇一样的表情说，公众不了解打击诈骗的复杂程度，警察有多累——因为批评不自由，赞美瞬时无意义。
当然，正像在雾霾中发现特供空气那样，全民沉浸在诈骗困局中也提醒了那个红名单的存在——上了红名单就能免除诈骗信息滋扰。所以，当社会陷入风险当中，特权却设置了精致且私密的减损机制。新媒体不去触及这些，而在过去能触及的报纸都身不由己。
诈骗盛行，没日没夜地扫描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希望从那些筛子一样的无防护国人中攫金取银。这个时候，如果仍旧是倡导自我防卫，将被骗归因于个人，不止是糊涂，大概也是混账了吧。对信访与对诈骗截然不同的取态，及其相应的设防与纵容，昭示了什么？
媒体本来最应该承担这个义务，将公权介入诈骗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将出来，以在理论上影响到相关的政策投入及防范。但在一个以信息市场作为代价的党媒格局的重塑中，这个基本愿望都无法达成。鼓吹内容创业，将骨头蒸煮成美味佳肴的那些人，不知怎想。
新旧媒体的转换，隐含着许多阳谋，而随着新技术趋势行将过去、新格局以残缺形式树立起来。最怕的是人们将牺牲视作必然，并且遗忘了那些在制式强制转移过程中被埋葬的价值与人类。拿着手机的傻瓜，其肖像并不比拿着报纸的读者显得更符合潮流，因为它被P过了。
很久以前，社会讨论时，一旦将问题归结为体制，后果即刻出现：一是没办法再说下去了，二是会有被奉上一顶公知帽子的危险。归因体制被认为是简单的，是无助于现实的，是一种不需要被讨论的将来时态。何曾几时，这个归因法在诸如诈骗横行等范例上焕发生命力。
真的都是因为体制。过去，有公知说过：每个人都是体制。现在可能要改写了：体制要的是每个人。而体制在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瞩目的同时，它又在人们普遍而强烈的自怨自艾中神隐了。在信息生产的车间里，体制模块从话语产品中取消了，过去是因为厌倦，现在是因为习惯。
最后，临沂戒网瘾中心就成为一个蜗居落后地区、而后将其隐喻意味辐射到全国的那么个存在。揭露戒网瘾中心变态电击疗法的学员受到噤声命令，不得不逃亡在外。而一再被揭露的中心却安然无恙。哪怕是最愤怒的谴责也不过是要求将电击法用在那些可恶家长身上，而已。
阿尔茨海默病是因为脑干中出现了不应该有的钙化区域，患者的记忆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两下交相激化，作为记忆基础设施的头脑逐渐变质，处理空间关系及解决问题都有困难。这当然是个比喻。那些被新技术张扬的激越话语，究竟在风暴中认出或忘掉了什么，真需要问问。
2016/8/31
© Sandra F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
Permalink |
Post tags: 媒体姓党, 屁民, 徐玉玉, 新闻自由, 有关部门, 电信诈骗, 网络审查, 言论自由
发送任意邮件至sub@chinadigitaltimes.net便可成功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