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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是8月4日，每个月4日，是《炎黄春秋》的例行出刊日。
这个月，伪《炎黄春秋》居然按时出街了，但经过上个月的风波，《炎黄春秋》实质上已经死了，这本艺研院出版的《炎黄春秋》，和创刊25年屡经风雨的《炎黄春秋》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
《炎黄春秋》的结束，是这个时代言论环境的注脚。
二
7月28日早上，我打开私人邮箱，赫然收到十五言管理员发来的邮件。邮件全文不贴了，大致意思是，我在十五言上的写作内容不为官家所喜，给他们这个网站的运营招惹了麻烦，所以不好意思终止我的写作权限，还请我能够“理解”。
收到这个消息，我其实不意外。
去年以来我谨小慎微，不敢再用微信公众号的文档直接发布敏感内容，一般都让人点击“阅读原文”进入Evernote的外链。今年年初，邹思聪（此人也很牛逼，他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邹思聪的新闻笔记”，微信号是jounalism_note）跟我说，你别用Evernote了，Evernote的墙外版在墙内载入太慢，不利于文章传播，十五言又美观，载入也快，对读者来说友好得多。
我倒承认十五言是个不错的写作工具，今年上半年我有不少的文章一度通过十五言流传甚广。然而，好景不长，自从《踩踏》被十五言删掉之后，十五言对我来说就越来越不好用了。许多文章发到十五言上，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删除。6月底发布的关于当时多个省份省委书记调动的分析，居然在十五言上被删得比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快。那时我已知道，对于我这样的作者而言，十五言这样的平台，已经是聊胜于无了。
二
我不算是个大V，充其量是个小V。在学校的时候，我主要玩人人网，2011年开始实习，逐渐更新得少了，到2013年4月，我开了我的第一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
三年多的时间，打理“元淦恭”和“智谷趋势”的经历，虽然没有成为可以以微商或打赏养活自己的网红，也算是在一线见过了管制的雨雨风风。
三
“元淦恭”这个名字，第一次在移动互联网上成一定规模的传播，是2013年11月初，彼时我此前一段时间发布的《非布尔什维克》一文被一部分人大校友翻了出来，一时间在短短一两天中点击量冲高到数万（当时“元淦恭”的关注用户不过千人）。
但大多数人认识我，还是2013年11月25日我正式到智谷趋势，并开始在智谷趋势以这个名字进行职务写作之后。
现在回想起来，13年、14年，还算是微信的黄金时期。当时微信审查的尺度，和今天完全是天渊之别。智谷趋势的内容，在华语世界是极稀缺和独特的，它完全以公开资料分析中国政经形势，结合了克里姆林宫学、钱钢“语象”分析和投行式宏观政策研究等多种框架手段，自成一格。文章从结构段落，到内容框架都形成了一套具有相当高辨识度的风格，又和其他公众账号形成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智谷趋势不是新闻账号，它通常不提供基于采访的新的信息增量，而是挖掘新闻通稿背后潜藏的信息；同时，智谷趋势也不是评论账号，虽然它有自身的价值观和调性，但智谷趋势的行文是冷峻的，不带感情色彩，只谈实然，不谈应然，只做分析，不加评论，这又使得它和其他的政治光谱相近的涉政账号完全不同。
智谷趋势的创始人邓科，从一开始赋予智谷趋势文章准确的质感定位，我加入智谷趋势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和他一道完成了智谷趋势文章风格的建构。可以说，在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120周年诞辰那天，智谷趋势发布了《习近平评“毛”释放的信号》，不仅在当时刷新了公号点击量的纪录，也成为智谷趋势文章形态基本成熟的标志。
四
在智谷趋势的一年多里，我写了上百篇公众号的头条。
我非常清楚地认知到，对于我们这个公众号而言，最重要的机会在哪里。我喜欢中共中央的会议，无论是政治局会议还是中央全会，这些会议公开程度非常低，只有一篇新闻通稿，而且新闻通稿里有大都是空词、大词，很少落到具体事情上的表述，这样的场合，最适合我们做解读。“两会”就不然，《政府工作报告》比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通稿，就是大白话，谁也看得懂，不需要我们来解读，“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种种言论已经精彩得很，这时候是记者搞新闻的良机，我们做解读反而没什么机会。
除了中共中央会议（包括各种领导小组会议）以外，还有一类广受青睐的稿件，便是人事稿。省部级官员调动的特点和趋势如何，只要有几个案例，有历史的梳理，言之成理，便可以是上“10万+”的爆款。客观地说，智谷趋势作为一个既不乱唱高调（可参照“团结湖参考”在周老虎落马后的“蔡三篇”），也不兜售民族主义或阴谋论的账号，能够以时政为重要轴线，结合部分经济、区域、国际等内容，涨到几十万粉丝的规模，已可算得上奇迹。
五
2014年8月，“微信十条”出台。“微信十条”明确禁止非媒体机构的公号发布“时政内容”。“微信十条”正文并无对“时政内容”的明确定义，但根据2005年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时政类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可谓包罗万象、无远弗届。
事后来看，“微信十条”的出台，对管制者而言，正当其时。“微信十条”实际上并不可能直至微信上所有对政治内容的谈论和传播，但却使所有非持牌媒体生产的时政内容一夜之间都处于形式上不合法的地步，为对政治内容进行选择性执法提供了政策面的支撑。
六
微信的传播机制不同于此前的任何工具。它是真正“大众”的。
传统媒体时代，作为知识分子（至少是以知识分子）自居的机构媒体人把握着言论渠道。及至微博时代，又形成了独特的“大V”文化。微博上真正的“大V”，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大明星，后来不少被指为“大V”的，比起赵薇这类“大V”，其实顶多也就算“中V”。微博言论场整体是“大V”和“中V”控制的，小V很难蹿升到舆论场的中央。换句话说，从传统媒体时代到微博时代，舆论场都是精英化的。
精英化的舆论场，很明显的特点是人人都会好面子。比如各位影视明星“大V”，让他们转转“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口号那还可能，让他们转发各种民族主义、阴谋论的东西，他们自己也觉得low。所以在微博盛行的时代，极端的言论并不流行，“大V”和“中V”有自律机制。
到了微信时代，传播从广场式变成节点式。微信朋友圈里是没有“大V”的，即使是做微商的加满5000个好友，它无非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微信好友的十倍、二十倍而已，与微博上大V和普通人的影响力差距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信上什么东西火，的确反映了这个国家真实的（可能是被操纵的）民意状态。
七
2014年，对微信的管制“亮剑”从8月的“微信十条”开始。而在微信上制造强大舆论声浪的战役，则始于人大“831决定”。
回溯2014年，最火的一篇微信文章可能是《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这篇文章本身是个托名伪作，说是香港某“立法委员”所作，可香港根本没有什么“立法委员”，行文用词更是全篇内地化，但结论倒是非常简单，港人之所以要“闹事”，就是因为香港经济不好，穷人生活没有希望。这种文章最大的特色是，以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辞，来解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现代价值本身的意义。这种观点虽然大大扭曲了实际情况，但却能最好适应内地一般民众的阅读习惯，虽然在中国大陆多数人未见得有多强烈的亲政府意志，但除了政治教育所灌输的理念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分析政经问题的框架，一旦遇到这种文章，自然极容易被带跑。
一方面，强调香港问题是经济问题，是香港人心态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以“侠客岛”为首的一帮账号，又不断将“双普选”、“占中”、“港独”等多个概念混淆，最终达到让境内受众认知到香港发生的事件就是外部势力操纵的意图使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态。
经济决定论和民族主义，在“占中”前后的舆论战中，成为官家的两大法宝。同时辅以对涉港议题的其他账号的删文、封号，最终使官家顺利赢得“占中”舆论战。在我看来，这一事件具有极大的标志性意义，这可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都市报时代开始以来，官家在重大舆论场上对民间的自由派舆论的第一次碾压式的全胜。
八
2014年，新媒体舆论场打的是阵地战。之前我给《博客天下》写过的封面，标题就叫“网络舆论场的国进民退”。2014年，是“国进”之年，“占中”一役，官家和亲官家的媒体基本占据了微信舆论场的高地，但如智谷趋势这样的民间自媒体，尚有生存空间。
及至2015年，官家开始对新媒体打精准“歼灭战”。方法更加简单直接，2015年微信公众平台删文章、删账号的标准和尺度都开始更趋严苛。一些原来发出来压根不会被删的文章，到了2015年，往往很快被删，甚至有个别的都发不出来了。
这一年，我离开了智谷趋势。不少人说，那以后智谷趋势不那么好看了，我倒不觉得这是我个人的原因。时局如此，假使我还在智谷趋势，要想写出13年、14年那种尺度的文章并被大家所看到，恐怕也非人力能为了。
九
今年，智谷趋势确定了转型的方向，要做海外资产配置。简单说，就是要成为一个服务“两早论”（贾葭语：早发财早移民）的新媒体。
2016年，舆论整肃已到收官阶段，可以说互联网已经基本上被管起来了。无论最大众的有众多资本投入的微信平台、今日头条、企鹅号或者UC订阅号，谁都不敢碰政治，甚至于连“十五言”这样的小众平台，也开始对账号搞起大屠杀来。
当下，舆论场的萧索之势，也的确只能容得下谈谈海外的房子大不大，便宜不便宜了。
十
《炎黄春秋》走到今天，我不讨论对“两头真”的看法，也不评价它的意识形态。但这本杂志，在保留中国当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资料中的意义，永远是抹杀不了的。
我不愿意看到这本杂志的今天，虽然我知道这个时局下这几乎不可避免。
2007年，我开始看这本杂志的时候，还是个高二的学生。9年时间这样过去了，在我的17岁到26岁，一本每个月都要买的杂志，她终于走到这个时刻。
我怅然若失的，不止是这本杂志和她背后的精神，大概还有我自己的青春吧。
文末再重复一次，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yuangg2016，和微信公众号jdcapital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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