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自甘抛砖引玉，自当无怨无悔——我在人大会上究竟说了啥？
9月19日下午，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几度热忱邀请，我参加了人大新闻学院建院60周年庆典学术论坛活动，和新京报传媒研究院的朱学东老师、中青报全媒体中心的刘万永、叶铁桥等诸兄作为媒体人士代表与十余位学界老师们一起，在其中的《优良制度与职业道德》圆桌讨论分论坛发言。
在座的朱刘叶等都是我很熟悉的业界朋友，学界也有展江、徐迅老师等熟悉的师长，魏永征老师虽然初次见面但分外亲切，因我和他公子魏武挥是好朋友。
人大素来为我所敬仰，我所尊敬的胡舒立老师、展江老师和王天定老师以及朱学东老师等都是毕业于这所名校，4年前我也曾应人大研究生院聘请和新闻学院的陈阳老师一起带过研究生（陈老师是正经的学界导师，我是打酱油的业界导师）。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讲太多客气的场合，只想探讨几个困惑已久的问题。我素来懒，没写讲稿也没做PPT，就在手机里的锤子便签上列了七条提纲。
按照议程，每人发言5分钟。我是第四个发言人，在我之前，魏永征教授谈新闻的宪法保护，展江教授谈新闻腐败问题，陈昌凤教授谈新闻伦理的边界拓展问题。三位 教授谈的都是重大主题，我的发言内容则是基于个体对业界和学界的切身感受，比较肤浅，主题是“在双重沦丧的时代休戚与共”。
内容一共7条，前5条是对业界乱象的不满，第6条是对学界老师们的意见，最后1条是针对两界发牢骚。据提纲和人大后来发给我的场记，我将发言内容整理出来，放在本文附录1。
这次在人大发言，必须说清楚两点：
第一，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一直有个观点，这是一个个人负责的时代。我作为嘉宾受邀参会的身份是门户高管，但我发言是个人身份，责任也由我个人承担，跟任职单位无涉，这是我一贯的态度，我在微博、推特、博客等地都有类似的说明。
第二，正如我事后和马少华老师的交流中所言，我的发言建立在一个大前提的基础上，即以市场化媒体为主体的业界和有志于学术研究与公共参与并举的学界，是有职业共同体意识的，即默认新闻职业共同体这个类似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院师生们正在构建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马少华老师在中青报评论部多年，后转入人大新闻学院做教授。从十来年前的博客时代开始，我们就多有网上交流。我从他处受益匪浅，他永远低调谦逊的风度给我留 下了极深的印象。那天开会时，我竟然完全不知道坐在一侧地板上的就是少华老师本人，他也没意识到发言席上那个恶狠狠的沈亚川就是他熟悉的石扉客。更要命的 是，我竟然当着他的面把他的现东家和老东家都损了一顿……
我和东道主海龙兄反倒不熟，估计他请我来，是对我此前在某个学界群里放炮有印象。现在看来，我这次也确实没辜负他的期望，在人家六十大寿的日子里跑过去放了很不和谐的一炮。
圆桌讨论快结束时，我对几位老师最后评述时的脸色和语气有着笨拙的感知。陈力丹老师在评述时谈到现在学界的日子并不好过，过滤了又过滤的的教学案例也总有人举报。
他感叹环境对人认知的影响，研究生面试时出了中青报旧金山空难报道的材料分析题，居然所有学生都看不出这篇报道的问题。
陈老师的评述言简意赅，既平和又精准，此前好几个朋友都跟我称赞陈的道德文章，此番亲见，确实名不虚传。
另外一位评议老师杨保军在最后一条评议意见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也勿施于人。这句话让我思虑良久。后来看到主持人陈绚老师在《也谈新闻业界 和新闻学界的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到“对业界的声援和支持主要来自业界本身和新闻工作者组织……新闻院校不参与这样的声援”，我忍不住又大吃一惊，再次陷入 长久的思考。
开完人大这个会，我就直接回家了，连在网上说说的欲望都没有，也没想着把发言内容上网。我的观点并不新鲜，熟悉我的人，无论业界学界，素来都知我这些看法。我实无意挑起两界之间的战火，只望能讨论几个真问题。所以这几天看到诸多评论文字，确实有些意外。
这些文字中，除少华老师是在现场，似乎大多是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零碎信息来评论。不少同行觉得我说出了他们不好意思或者不屑说的话，也有的同行是借此一舒心中块垒，当然也有的引申出来的观点已经和我的看法完全不搭界了。
不少学界老师对我表示各种真诚的明暗支持，让我十分感动。也有的学界老师直率地批评我，还有的责备我用石扉客的假名来讨论问题很不道德。一位学界老师的评论文章相当复杂而跳跃，我楞给看晕了。
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就是想让讨论能有个相对准确的标的。我自己的看法在发言中基本已经表达完毕。这两天我从我的朋友圈里截取了部分朋友的发言，征得他们同意后，随文作为附件2和各位分享。以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部分做了匿名处理。
能引发一个持续几天的公共讨论，我很高兴，自甘抛砖引玉。即便被误读，也自当无怨无悔。
石扉客
201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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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在双重沦丧的时代里休戚与共
——在人大新传院60周年庆典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据场记审定版）
谢谢各位老师，同学们好！刚才三位老师谈的都是比较重大的命题，我就从业界这块提一些比较粗浅的看法，我的发言主题是在双重沦丧的时代休戚与共。
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学校教过几年书，对学校一直有很亲切的感觉，特想跟学界的老师们探讨一下。我现在一个基本的感受不是腐败，也不是说媒体活不下去了，我只是说我自身的第一个感受是现在很难做人，我在业界本来就是出了名的不会做人。因为现在业界要批评一个记者，批评一个报道，或者批评一个平台是很难的，越来越难。
有时候你接受了邀请去开一个会，或者说一个媒体搞什么活动你去了感觉很不喜欢，或者一个什么首映式邀请你去，你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烂，但是我没有勇气把这种批评说出来，当然我也更没勇气来把这种批评变成公开的表扬。
现在双微是主要的沟通工具，微信和微博。大家打开自己的微信和微博，不管是现在还在做媒体的，还是已经离开媒体在创业的，每个人发的都是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东 西，拉一个群多半是发红包，就是为了让大家转发他这个平台的报道，或者是他创业的产品，一定是这样的，双微就变成了广告场。
如果你要提一点意见是很难的。我有一次在朋友圈批评了一家的产品，我刚发出去不到三分钟，这家媒体的领导就找人来说情，要求我一定删掉，这还是在朋友圈啊。
所以，现在媒体同行之间，从互为磨刀石的良性关系已经变成了互相抬轿子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以前最喜欢批评南方报业，澎湃，我还比较喜欢批评中国青年报，其实是因为对这些媒体有期望，才会喜欢批评。
今天万永铁桥都在，我再当面揭批下中青报。你们中国青年报办了一个新媒体叫刺猬公社，每周评选一个优秀报道，我也是评委之一，但我除了第一次参与了，后面都不再提名。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要改，叫刺猬公社是有毛病的，你应该叫喜羊羊公社！每周挑一个好报道是挑不出来的，没有像样的报道，但是挑坏报道很多，但是你 不会挑。
第二个是记者变演员，这行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出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以天津爆炸为例。现在媒体去现场采访就觉得了不得，只要你去了就要拿出来吹一下。一 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去现场，媒体要发你的报道，同时，还要对你进行采访，因为你去了现场。所以现在基本上写一篇报道，一定要再写一篇记者手记。
这在以前是非必要产品，我们是在报道里不方便说的就写一个手记作为补充，现在手记变成了标配。另外，跳槽也要搞个很煽情的辞职信，现在很流行，不管你是明星、主持人，还是记者，一定要如泣如诉，历数和老东家之间的恩怨。
第三，平台吹牛逼。现在我觉得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很多平台都特喜欢吹牛逼，闭门造车，各自狂推各自的公关稿，推自己都不相信的数字和 指标。比如天津爆炸，比如阅兵，我们这个专题做得怎么样，我们花了多少人，多少钱，花了多少分钟，吸引了多少PV/UV。其实他自己也不信，不管你信不信，但是这是标配。好像你不做这种吹牛逼的推广和包装，你这个总编就有问题。你吹的不够，你的领导就对你有看法。
第四，内容反智化。媒体生存确实很难，但是现在一些最基本的标准和要求慢慢都没有了，以前我们还要讲一下你的判断力怎么样，你的突破能力怎么样，文本结构怎么样，这三大板块过去是最重要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讲这些东西。
现在大家都喜欢花絮式的报道，大家都变成了我很不喜欢的称呼，小编或者什么什么君，然后这些就被称为广受赞誉的互联网语态。我还是不喜欢那种轻佻的语态，这种反智的碎片信息。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觉得就是要把自己的身姿放低，这样九零后才爱看。
不少H5也做得相当花哨，有效信息要拉到最后瞪大眼睛找半天才能看到。浪费资源不环保，这也是很烦的。
第五，三观越来越不正。前面展老师讲的媒体腐败的事就不用说了。我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一家新媒体，他们前段时间遭受了巨大的危机。有个医生给他投了稿，这个医生说我是支持柴会群的。这家新媒体就登出来了，还特别写了不代表我们的立场。结果登出来以后，群情激奋，很多医生站出来，大家都说要抵制这家媒体，最后只能删掉，道歉，解释，挨个打电话。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事，就是最基本的是非观没有了。不是说我支持柴会群，柴的事情确实有很大争议，而是不能有任何不同意见了，你替医生说话我就认你，你只要敢有不同意见，我就跟你没完。
接下来要说的是，学界越来越少对我们业界的声援。
一 月份的时候，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我觉得踩踏事件最大的问题就是应当查清楚政府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但最后新闻学院的老师们，他们主要说有些媒体的报道，报道了新闻学院的学生遇难了，说不应该报，不应该采访他的家里等等。这个讨论最后就成为了整个事件的主要议题，我很不高兴，觉得这是在浪费公共注意力。
还有，外滩踩踏事件以后，深圳的姚贝娜事件也被学界放大了。还有马航的空难事件，老师们非常非常喜欢批评这类事件。我觉得这个批评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业界已经被学界老师们批评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慢慢成熟了，这些东西很容易改的，任何一个流程正常的部门主任或者总监都能够把关的。
那么什么时候更需要学界的老师对我们支持呢。比如说南方都市报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对深圳警队吃吃喝喝监督的时候，当全国很多警察都跳出来以各种形式比如晒盒饭跟南方都市报关系紧张的时候，这应该怎么做？
当时我们非常为南都的同行他们担心。我印象当中我自己的深切体会是媒体记者和警察之间，监督警察的报道是非常不容易做的，风险非常高。在过去十几年当中，警媒关系这一块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感同身受，我一篇六七年前的批评报道，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盼望学界的老师们能够给我们一个有力的支持。
我记得上一次也是南都的事情，2003年的时候，展老师站出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省委领导要求妥善处理。我印象还有2010年两会的时候京华时报一位女记者的录音笔被官员抢走，我记得有很多老师特别是王天定老师都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有新闻学院跟我们联手维权的话，我们底气就会很足。但这样的事情后来越来越 少，特别是从2013年之后，就特别少了。当然去年到今年特别出名的刘虎案，我看到展江老师等也在大声呼吁。
所以我特别希望衷心希望能回到这种业界和学界互相支撑的好时候。我上次还专门发了一条微博，引起新闻学院一些老师比较大的不满。我说新闻学院有不少良师益 友，使得我受益良多。但是总体上学界还是有不少老师们，在复旦踩踏事件怎么报道，马航空难能不能采访家属，深圳姚贝娜事件该怎么报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上发 言，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时刻却总是保持习惯性的缄默。学界如果总是乐于归训业界，怯于抗斥公权，就着实很难让人尊敬。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的风气特别不正。在业界现在有一个现象，很多主编不敢保护记者，不少上级不愿意替下级担责任。以前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下属有任何事情主编是一定站出来扛的，你做稿子，我写检讨，要抓的时候先抓我。市场化媒体是这样，不是市场化媒体也有这样的。我在央视干了四年，我的制片人也是这么讲的，你只管冲，我来掩护。也就是说不管是市场化媒体还是在央媒，我觉得多少是有这种传统的，但是现在不是了。
当然学界看，情况也不太好，现在不少教授也不太敢替学生说公道话，很多教授怯于公共参与，还有的老师们居然也跟着揭批臭公知。这个我个人觉得非常不喜欢。
所以我说，这是职场规矩和江湖道义双重沦丧的时代。业界和学界相互影响，相互恶化。
我今天讲的这些话既没有提供数据，也没有提供模型，就像一个老愤青跑到人民大学来踢场子一样，还是在人家做寿的时候。所以肯定又会被说成是不会做人。而且， 一定还有人会说，你不是副总编吗，你们公司一天到晚删微博！他这样说确实有他的道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无言以对！大家都说微博越来越难看了，我也似乎只能无言以对。
为什么，当然首先是管制的因素，但是大家越来越不说话了，咱们教授们，总编们自己，几乎没有人说话了，现在，愿意公开说话的人很少很少了。当然可能很多老师 们说了我没看到。你（朱学东）还在说，展江老师、王天定老师还在说，还有任志强这个大V也在说，当然他有班主任保佑。还有清华大学的尹鸿老师现在反倒比以 前开始说的多一点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各位老师在确保你们的项目，确保你们的课题和你们的职称之外，是不是能多一点公共参与，就从多发一条公共参与的微博开 始。曾经有位教授在我朋友圈里面，我看她每一条发的都是她的旅游照，还是大头照，我就不说是北京哪个大学的了，我实在受不了，最后就把她拉黑了。
刚才展江老师说平媒越困难就越腐败，我完全同意，其实现在网媒也很困难，门户也是。好几个门户都在裁员，前几天一家媒体集团旗下的新媒体电台索性直接宣布关闭，他们的主持人跟我说，说我这个月底就失业了，他们把40几个人的新媒体电台也关了。所以现在网媒也特别的困难。现在媒体的日子，无论新旧，好像除了今 日头条还喜气洋洋之外，其他都是惨淡的气象。但是我觉得，业界越困难，就越需要学界支持。业界越困难，也越需要自己挺住。
最后特别想说的一点是，我刚才没有听到有人说四个字，就是新闻理想。过去两年当中我也很少听到这个词了，很久没听说过了，我记得北大的胡泳老师说我们要在新闻学院进行新闻理想破灭的教育。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讲新闻理想了。
但是我想起前几天，我参加今日头条的头条号庆典，我居然在一个唱歌的小女孩身上听到了，好像叫邵夷贝，她上台发言，她说她是搞民谣的，她说她实际上在写新闻，把她的新闻理想写到民谣里面。
我觉得特别的震动。我就先说到这儿。得罪之处，请各位老师多多包涵。
（本发言记录已经发言人本人审定）
附录2：部分业界和学界人士的发言（节选自本人朋友圈）
一位财经主编：
把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和期望，理解为情感和心理需求，这是学界太高看自己了。中国新闻学界的问题，不是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而是他们连基本的学术定义都不做，比如如何界定新闻失实，自由裁量权都在领导，一位领导还发明了一个个体真实的集纳报道如果导向错误也属于失实的错位全局失实概念；还比如有偿新闻与新闻敲诈的界限，财经记者炒股与内幕交易的界限，自媒体是否属于媒体等等，这些媒体实践中的痛点问题，新闻学界全部不去涉及，任由权力自行定义，这才是我对学界最失望之处。
一位特稿记者：
业界所遭遇压力，也应该是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甚至可能是研究的真问题。记得有次重大事故发生后，有位青年学者批评几家著名的都市报头版没有报道，其实内中详情哪怕她不熟悉都市报操作流程，那天夜里勤刷刷微博也是能看出门道来的。在我看来，这种执着于操作层面的批评，就是天真到对大环境毫无感知力与判断力 了。
南周冯翔：
新闻民工们根本不要指望学界能理解和支持，原因不是什么空对空。中国新闻界的市场化业界和学界从来都是互相割裂的，原因很简单：人家培养的，并不是“你 们”，而是“他们”——冲着中国新闻奖去的那个圈子。他们从来不会背打压，因此新闻学界也不存在射门声援问题。市场化媒体、新闻民工，是三十年来歪打正着 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在意识形态方面，新闻教育从来就没有放松过。
985新闻学院A教授：
关键时刻站出来发言与平时的学术工作是有明显区别的，关键时刻是有风险的，所以我本人对那几位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学人表示敬意！学界对媒体的批评不是不对，而是有所偏向。为弱者发声是秉持公共性，关键时刻为媒体撑腰、捍卫公众知情权也是秉持公共性。职业共同体从应然面上论既然应存在，那就应在现实中推 进。推进传播现状的改善是业界和学界的共同责任，也是学人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方式，尤其在当下中国。
其实学界中人早已不是枯守书斋一种方式了，不少人都在以各种“介入”的方式服务社会，有人做政府智囊、有的为政府和企业做舆情监测，也有的加入NGO等等，还有不少课题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
所以，所谓学术与现实的距离，就当下中国而言，不好一概而论，你与谁的距离近与谁的距离远才是真问题。你做什么、怎么做才符合学术的正当性，才是最需要思考的。
985新闻学院B教授：
既有权力关系结构给新闻学界业界的独立思考空间都有限，有勇气有思想的人，无论何界，都值得尊敬。当年南都案时，展江的公开信成为两界共赴蜜月的旗帜。前年 新年献词事件，两界也一致。外滩事件中，学界也有对问责政府的呼吁，但因专业伦理标准的争议而有分歧也属正常范围内的讨论。但很明显，犬儒之风不仅盛行学界，业界也是重灾区。反思是双方的，而非单向炮火直瞄。
陈先红（华中科大新传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会长）：
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学界和业界的关系问题，到底应该是无缝对接？还是有距离的对话？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在所谓的职业共同体面前，究竟应该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赞成学界和业界有距离的对话，而不是无缝对接。
不过业界的批评也很有道理。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学界业界都是“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确实缺乏“有牙齿”的声音。这一点上我特别敬佩孙旭培教授，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学界尤其要检讨和反省。我们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学生去干明天的事情。在犬儒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失去理想主义的信念和情怀。
在公共关系学界和业界，我一直提倡公共关系思想和理论要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要有理想，有情怀，反过来才能够指导实践，引领业界的发展方向。如果和业界保持一致，则失去理论高度、独立性和引领性，对学者而言，这就要求比较高，不能坐而论道，而应该像孔子学习，用脚写字，建立一种行走在大地上的学术生命状态。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特有的管制下，我们该如何走路，如何用脚趾头写字呢？CC老师说：从特殊性出发可以上升到普遍性，从普遍性出发就回不到特殊性。我觉得，用中国的特殊案例来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是我们学者应该走的道路。所以，我特别推荐那本《案例研究方法》。
中山大学传设院副院长李艳红：
我觉得石扉客的批评有正确之处，值得学界反思。但是感觉他对学界和学术的理解都过窄了，学术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应该更宽广，包括知识生产、启蒙等，即使就批判 权力而言，方式也应是多样的，声援和反对的行动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我看来，人文学术的独特之处是能够提供一种对权力秩序的深刻和长远的认识与反思，未必是立竿见影的。也因此，我觉得抵制权力对学术自身的侵蚀，与声援对新闻界对权力侵蚀的抵制，至少可能同样重要？
一位985新闻学院前院长：
完全不同意学术奥秘主义。新闻学者的首要课题与使命，就是以学术和教学努力维护宪法基础上的新闻自由。
新闻学院侧重不一，比如在美国，哥伦比亚、南加州、宾大，差别就很大。人大主要特点是采写编评，类似哥大，尤其不能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有理由对中国当代新闻业的变迁及相关事件做壁上观。想想哥大的普利策奖、哥大新闻评论就可知之。中国现代新闻业发展困难重重，尚在早期，学界使命重大，许多学校都以哥大新闻学院为楷模，杜先生提到的许多令人钦佩的实践或设想，正是哥大所为。
以此，有学界经验的同仁表达对学界的批评和期盼，只能看做一种激励与指引。对这种正常批评过分挑剔，不似学界作风，令人难解，也足见价值共识尚缺。
© Sandra F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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