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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天津为什么成为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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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8 月 15 日上午 10 时,天津港 “8·12”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举行第四次新闻发布会。图片来源:新华社)

摘要

权力结构越集中、单一、同质,媒体就越驯服;权力结构越多元、分散、异质,媒体就越能找到较多的空间,发育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生产较多的调查报道。
方可成/ 政见观察员

天津 “8·12” 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一些敏感的网友注意到,“全世界在看天津,天津在看动画片”。在很多媒体从业者眼中,一向在调查报道方面表现羸弱的天津的确是一座 “没有新闻的城市”。8 月 14 日,天津《每日新报》推出十个整版的特别报道,据说要 “力驳” 天津没有新闻的说法,但是充斥在版面上的感动、讴歌式报道令一些人吐槽说,这十个整版力证了天津确实没有新闻。

根据资深媒体人石扉客的观察,在天津爆炸的媒体报道中,绝大部分有价值的消息都来自《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财新、《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家媒体——也就是说,来自北京和广州这两座城市的媒体。

天津媒体为什么弱于调查报道?北京和广州的媒体为什么强?我们当然可以从文化基因、报人传统、主政官员管理风格等方面找到原因。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几个城市的不同点:权力结构。

简单来说,权力结构越集中、单一、同质,媒体就越驯服;权力结构越多元、分散、异质,媒体就越能找到较多的空间,发育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生产较多的调查报道。

先来看广州,这是中国媒体最发达、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最盛的城市,被誉为新闻界黄埔军校的南方报业就扎根于这座城市。同时,这里还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稳居最赚钱报纸宝座的《广州日报》,其旗下有曾经在知识界影响甚巨的《南风窗》。此外,一度享誉全国的《羊城晚报》也在广州。南方、羊晚、广日这三家媒体集团,前两者是省级单位,后者是市级单位,有着不同的管理层级,权力结构较为多元。而它们彼此又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发展出不同的竞争策略,其中就包括不断提升的调查报道能力和对批判反思观点的重视。

再看北京。很多人以为,离北京越近,报道空间就越受限;离北京越远,调查报道就越能发育得好。但是,众多总部在北京的媒体生产了大量优质的、具有突破性的报道,北京也成为调查记者最为集中和活跃的城市。为何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媒体的权力结构其实最为多元。这里有市级媒体(如《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有中央媒体(如《人民日报》)及其子报(如《新京报》、《京华时报》,不过它们现在已经被转移至北京市委宣传部旗下),有团系统的媒体(如生产了许多优质调查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还有各部委、机构、中心旗下的媒体(如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旗下的《财经》)——在中国的体制下,它们分别有着不同层级的主管单位,直接听命于不同的部门。这种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实际上给记者发表调查性、批判性报道带来了可观的腾挪空间。

最后,让我们看看天津和上海。这两个直辖市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它们在权力结构上都是高度单一的。广州是一座城市,同时也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所在地;北京是直辖市,同时也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而天津和上海却仅仅是直辖市而已,这两座城市的媒体全都属于同一个 “老板”。天津的天津日报集团和今晚传媒集团同属市级,而上海则更是将曾经的三家报业集团解放、文汇和新民全都整合成了一家上海报业集团。在这种高度单一、同质的权力结构下,媒体非常容易被束缚住手脚。

以上理论,是由三位著名的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何舟和黄煜在 2007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

2013 年,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的雷雅雯在她的获奖博士论文中用数据检验了这一理论。她选取了北京、广州、上海、福州的几家报纸在 2003-2006 年间的内容进行分析。她发现,在调查报道和批评报道的几大领域,广州的两家报纸《南方都市报》和《羊城晚报》都是最敢言的,北京和福州的报纸表现次之,最少发表批评报道的是上海的《新闻晨报》。具体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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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雅雯的数据为李金铨等人的理论提供了支持。她还指出,关于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研究早已有之。在一项针对 18 世纪英国的研究中,学者 Somers 就发现,在少数领主垄断政治经济资源的地区,农民们很少能利用国家法律为自己伸张权利;而在多个领主并存的地区,农民们就可以结成更为强有力的团体,争取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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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Lee, C. C., He, Z., & Huang, Y. (2007). Party-market corporatism, clientelism, and media in Shanghai.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2(3), 21-42.

Lei, Y. W. (2013). Uncovering the roots of the nationwide counterpublic sphere i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omers, M. R. (1993). Citizenship and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Law,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587-620.

微信编辑:张烨 图片编辑:江锦


© 好五倍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5. | Permal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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